前几年威尔逊帮和道金斯帮就群选择的问题吵得撕破脸皮，起初我觉得这架吵得有点无聊，因为双方在事实问题上好像没多大分歧，分歧好像集中在如何表述这些事实。 不过后来我意识到，如何表述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不恰当的表述会将争论（以及这些争论的听众）引入歧途，我来理一理。 1）关于社会性之起源，有两派观点，一派（方便起见，姑称为道金斯派）基于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是亲选择的结果；另一派（威尔逊派）则认为群选择即可产生同样效果。 2）对群选择理论的主流反驳意见是：那些为个体自身利益而背离群体利益的群内个体，将被自然选择偏爱，因而数量扩张、替代那些更“无私”的个体；同时，由于个体繁殖速度远超出群体分支/复制速度，因而上述替代的速度也将超出优 势群体替代劣势群体的速度，从而使得任何群选择都难以发生。 3）但这些障碍其实可以克服，假如一种群体利益由群内个体间合作所带来，那么，众多博弈论模型已经演示了，即便不存在亲缘关系，一种合作关系也可在群体内得到维持。 4）假如这些群体发展出某种组织/控制能力，使得规范能够得到强制实施，那么维持上述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便进一步提升了。 5）建立合作关系、进而形成合作群体的前提，是存在共同利益，以及形成和执行合作策略所需要的认知能力；亲缘关系是共同利益的重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因而亲选择对群体合作不是必要条件； 6）当然，在合作群体的最初形成中，亲缘关系无疑可以起关键作用，除了因为它提供了重大共同利益之外，还因为个体在地理上的分布（更一般而言，在关系空间上的分布）不是随机的，因而总是更可能与其近亲发生合作博弈，从而有机会建立合作； 7）问题是（分歧点来了），成功建立并维持了上述合作关系的群体，还能不能被视为群选择理论中所谈论的那种群体？换句话说，那些因此类合作关系/规范而取得对其他群体的优势、从而得以替代其他群体的过程，能否被称为“群选择”？ 8）传统上，当我们说“群选择”时，指的是：不同群体因某一特性在各群内的不同分布状态而具有不同的增殖优势，有些灭绝了，有些增殖繁荣了，于是带来优势的特性便扩散了；然而对上述合作群体，造成其增殖优势差异的，不是某一特性的分布状态，而是带有这些特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种组织/控制关系，以及它所带来的规范执行机制，这是一种在新层次上建立的新结构，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征分布，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述，至少是可疑的； 9）当一种群体合作关系紧密到让群体表现的像单一行动者，那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称其为“群体”了，此时它已经是个体了；实际上，目前被称为个体的那些东西，都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进化而来的； 10）一种合作结构能否被称为“个体”，我的标准是：看合作各方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复制通道；某些真社会性昆虫巢群已经符合这一标准，因而可以称为个体； 11）许多群体的合作紧密程度，介于无结构群体和真社会性巢群之间，作为一种结构，它们已经成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但因为上面所述理由，这种选择既不能被等同于作用于个体的经典自然选择，也不能被称为群选择，我更倾向于用“组织进化”来称呼它们； 12）因为我不是本质主义者，所以这种本体论上的模糊性和两可性，对我不构成困扰。  

“进化”还是“演化”？ 辉格 2015年6月6日 时不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把“evolution”翻译成“进化”是个错误，因为后者暗含了“进步”的意思，因而这个译法容易让人错误的以为生物进化过程是有着特定方向的，甚至是朝着某种预定目标阶梯式推进的，就像登山那样，循着一级级台阶爬向一个预先存在的巅峰，而最终有幸站在巅峰上的，正是我们人类。 批评者（本文一律用这个词来指称持下列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进化没有方向性，更没有预定目标，进化这个概念也并不包含“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意味（我们甚至无法客观的比较高级和低级），而且evolution一词也没有这样的含义，所以正确的译法是“演化”；比如2009年出版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一书便采用了这一译法，芝加哥大学的龙漫远教授在为该译本作序时还特意强调：——

对于中心概念evolution——这一被长期误译为‘进化’的最重要的单词，书使用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学者和翻译家之一严复准确翻译出的‘演化’（天演）一词。这是中文世界对演化生物学中心概念理解的一个重要进步。

另外，据说前些年台湾的官编教科书也都改用了“演化”这一译法。 那么，上述批评是否成立？“进化”果真是个误译吗？我的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因为这一批评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观点，让我们一个个分开看。 【词源学】 英语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evolvo，意思是展开或打开，批评者也常据此宣称该词没有进步和目的性意味；我承认，它确实没有进步意味，但有着强烈的目的性意味，实际上，该词在近代被（比如18世纪瑞士博物学家[[Charles Bonnet]]）用于描绘生物现象时，起初是指生物个体的发育过程，即后来用develop一词所表达的意思。 此时，“展开”的意思便是“按预定步骤、朝着预定结果展开”，因为很明显，生物个体的发育过程，即是从未成形的胚胎向着该物种所特有的成熟形态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其步骤和结果皆高度可预见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对照evolution的另一种用法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一个军事术语，该词的意思是，让军队（比如在演习中）按预定方案展开部署。 后来，当进化思想开始萌生时，这个词转而被用来描绘生物的种系发生过程，也就是说，在如此使用该词的人看来，种系发生就像个体发育一样，是在一种生物内在倾向的驱动下自动展开的过程；目前有据可查的首位采用该用法的学者是苏格兰博物学家罗伯特·詹姆森，他在一篇论文里介绍拉马克理论时用了evolve一词，而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恰恰是一种目的论的、阶梯式的线性进化观。 这样的进化观念，按现代生物学理论，当然是非常错误的，但当时许多博物学家确实或多或少是这么认为的，这也许让进化一词背上了一个历史包袱：容易令人望文生义而产生一些不恰当的联想，但这包袱不应由翻译者负责，因为原文本来就带着这层意思；支持这一点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英语里还有devolution一词，是evolution的反义词，意思是退化，evolution若果真没有方向意味，那devolution又从何谈起？ 【进化到底有没有方向性？】 至此，我已赞同了批评者的一个观点：“进化”一词曾经不恰当的包含了目的论和阶梯式进步的意味（但责任不在翻译者）；那么，在排除了这个低级错误之后，进化过程是否仍可识别出某种方向性，让它仍配得上“进”这个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最好先澄清一下：什么叫“进化”？什么叫“有没有”？什么叫“方向性”？先看第一个问号。 进化是指地球生物的全部历史吗？还是指该历史的某个方面？假如是后者，那它似乎就很容易配得上“进”字，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专指整棵种系发生树上那些复杂性随时间而提升的线路，你可能会说这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我有充分理由如此使用进化这一概念，因为这正是生物学界也是日常谈论中的传统用法。 实际上，从拉马克、斯宾塞到达尔文，提出种种进化理论的动机，就是为了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令人惊叹的复杂生命形态，是如何从更简单原始的形态演变而来的，正是这些他们所认为的高级生物在结构上的复杂性和功能上的精巧，牵引着他们的好奇心，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假如他们不满足于“上帝创造了它们”这句无内容空话的话。 所以，作为对复杂性来源的一种解释，进化理论的要点即在于阐明，从简单到复杂这一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当然，你可以说这些进程只是整个生物历史中的一些线索，并非全部，这或许没错，问题是，我们何以认定“进化”一词非得是指整个生物史而不是其某个方面呢？况且，从它被早期进化理论家使用的上下文看，它难道不总是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样的意思联系在一起吗？不妨读一下《物种起源》最后一节：

凝视树木交错的河岸，许多种类的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丛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湿土里爬过，并且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这样相异，并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由于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法则产生出来的，这岂非有趣之事。……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便能体会到最可赞美的目的，即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随便翻几本谈论进化史的著作，类似辞句比比皆是。更明确的证据来自各种生物或地质史教科书上的年代表（可以参考“[[Timeline of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life]]”和“{{生命演化历程}}”这两个维基词条），晚近年代的标志性生物，总是比早先年代的更复杂，换句话说，尽管简单形态的生物也在不断演变并不断产生新类元，可一旦出现了比它们更复杂的类型，前者就不会再被当作某个地质年代的标志性生物。 反过来，我们很少听到有人用进化这个词去描绘像器官退化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确实存在，比如许多寄生生物，随着其与宿主的共生关系的持续，在某些功能上日益依赖宿主，因而相应器官退化甚至消失，可是人们用来描绘这种情况的词汇，更可能是退化而非进化；如此，我们难道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提及“进化”时，强调的正是生物历史中复杂性提升的那些方面？ 【那么整个生物历史有方向性吗？】 至此，我的论证仅仅针对“进化”一词的用法，这是个语言学问题，并未涉及任何生物学事实，你可能觉得这样的话题过于琐碎，好吧，现在让我们抛开词义之争，看看在事实问题上还有没有什么分歧。 直觉上，我们很容易相信生物历史是有方向性的（这里所谓方向性，是指某项统计指标与时间的相关性，即，若以该指标为Y轴，时间为X轴，采样值所构成的曲线要么向上倾向，要么向下倾斜），比如就以下类型的首次出现而言：真核生物晚于原核生物、多细胞晚于单细胞、复杂神经系统（比如大脑）晚于简单神经系统、真社会性昆虫晚于非社会性昆虫……总之，更复杂的形态总是更晚出现（咦？这不正是进化论的核心要点之一吗？） 这样，我们至少找出了一个指标——每个地质年代的最高生物复杂性——它是有方向性的。 但是批评者拒绝承认生物历史具有方向性：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然选择在任何条件下都偏爱更复杂的形态，而事实已表明，在某些条件下（比如在某些寄生关系中），它恰恰偏爱简单形态，同时，我们不能假定未来环境条件会如何变化，所以，从我们所接受的进化理论中，推不出任何方向性。 这个理由本身没错，问题是，我们所谈论的生物历史，并非发生在“任何条件下”，而是发生在银河系某个特定角落的某颗特定行星的特定时间段上，而这段特定历史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条件：太阳以近乎恒定的速率向地球输送能量，同时，维持地球生命系统的地质和化学条件，在此期间没有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于是我们便面临上述第二个问号：什么叫“有没有”？说“生物史有方向性”，究竟是指现代生物学在理论上保证了（即无论环境条件如何）它有方向性？还是指特定生物史在事实上表现出了方向性？假如是指后一种，那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它有着明确无疑的方向性。 这是最弱意义上的方向性，但我们还可以指望更强意义的方向性，即，地球生命史所表现出的方向性，并非偶然，而是在满足某些简单背景条件——比如有机物丰度不降低、地球能量输入不衰减，诸如此类——的前提下必定会出现。实际上，一些研究复杂系统特别是生物复杂性的科学家，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或许他们的理论尚未被生物学界主流所认可，但至少还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的想法在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 【复杂性可以度量吗？】 对上述见解，批评者常提出的一种反驳是：复杂性根本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无法被度量，既然无法度量，所谓方向性也就丧失了统计基础——你连采样曲线都画不出，谈何上倾下倾？ 直觉上，我们很容易接受复杂性这个概念，当我们谈论“真核细胞比原核细胞复杂、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复杂、真社会性蚂蚁巢群比蚂蚁个体复杂、一只麻雀比一条蚯蚓复杂、一只猫的头脑比一只海胆的神经系统复杂……”时，无论说者和听者，似乎都能领会复杂一词的意思，而不是茫然不知所云。 而且生物学家也确实在用各种指标比较不同类元的复杂性，比如细胞分化程度、组织/器官的数量和分化程度、行为灵活性、神经系统的规模……等等；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指标是武断挑选的，不具有客观性（甚至挑选标准可能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且既然没有一个单一指标，所谓复杂性就无法被量化。 是直觉错了吗？不是。为证明这一点，不妨设想一种复杂性的终极度量方法，称之为终极，是因为它至少目前在技术上还不可行，这只是个思想实验，用来说明：宣称复杂性不可度量是错误的。 假设我们的生物学知识已足够充分，并且拥有充足的计算资源，让我们可以对生物体进行高度逼真的数字建模，逼真程度达到：若火星人拿到某物种成熟个体的模型数据，并掌握了必要的分子生物技术，便可从小分子开始造出（注意是造出而不是培育出，因为我们假设火星不存在该物种发育所需条件）一个成熟个体，然后，若将该造物混进一群该模型所模拟的原型生物，它无法被地球生物学家辨认出来。 于是我们有了一种度量复杂性的方法：数一下这个数字模型的比特数。 有人可能会问：何必如此麻烦，直接计算遗传物质里的信息量不就行了，毕竟遗传编码本身就是数字化的啊？问题是，至少对于多细胞生物，体现其复杂性的信息不仅存在于遗传物质里，也存在于体细胞中，因为发育过程乃至整个生活史中，个体在不断从环境中“吸收”信息，表现为各体细胞的基因开关状态，和神经细胞的突触连接拓扑与强度，所以假如只计算受精卵内遗传物质的信息量，会大大低估多细胞生物的复杂度。 最高复杂度随时间而提升，体现了进化是一个积累过程；积累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构造元件库的扩充，假如我们把生物个体看作一部生存繁殖机器的话，用来建造它的元件是各种适应器，适应器一旦获得，只要还在履行某种功能，自然选择就会将它保持在种系的元件库里；假如每个种系的元件库都随时间而扩充，整个生物系统的元件库也将日益庞大。 其次是自组织，每当物种获得一种新元件，便会引发一个自组织过程，因为组成有机体的其他元件会对新伙伴作出反应，并与之建立一系列相互依赖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本身构成了有机体复杂性的一方面，而且往往使得参与其中的元件发生改变而履行新功能，从而使元件本身也变得精致化了（精致意味着包含更多信息）。 最后也最壮观的，是新结构涌现（或曰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新结构可以由不同物种的共生关系，或者由同物种的近亲群聚而成，这样的结构较为松散，但假如这种关系朝向平等共享复制通道的方向发展，便可能在新层次上创建出相当于单一个体的紧密结构，就像从原核细胞内共生关系中发展出的真核细胞，从类似团藻的这样近亲群聚发展出真正的多细胞生物，从松散结合的近亲蚂蚁群体发展出和单一个体一样紧密的真社会性巢群。 任何层次上的新结构涌现，皆须以存在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下层结构为基础，后者为新结构提供了元件库，也正因此，层次更多、结构更复杂的生物，总是晚于简单生物而出现，因为它们需要等待后者变得足够丰富以便用作其构造元件。 【另一种方向性：适应性】 除了复杂性，我们还有望从地球生命史中找出另一种方向性：总的适应性水平随时间而提高。乍一看，总适应性水平这个概念似乎不可能有意义，因为自然选择作用于具体的个体或种群，因而我们只能对个体、种群或物种谈论适应性。 但实际上，总适应性（或平均适应性）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为说明这一点，我需要引入另一个思想实验，我称之为“姐妹地球”。设想地球有一个妹妹，她在所有方面与地球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她比地球年轻两亿岁，就是说，她和地球经历了完全相同的历史，只是其历史比地球滞后了两亿年。 好，现在我们可以为“总适应性”给出一个操作性定义了：任一时刻，从两个地球各随机选取一组种群，扔到对方的相似生态位上，隔若干年后看，来自哪颗地球的移民繁殖成效高，即认为它在那一刻的总适应性更高。 因为两颗地球的姐妹性质，上述同时刻跨球比较完全等价于同球的跨时间比较，假如比较结果呈现出某种固定模式，谈论总适应性便是有意义的，假如呈现出的模式是：晚近时刻的总适应性总是高于早先时刻，那就可以说，地球生命史在总适应性上也具有方向性。 尽管我们永远没机会做这个实验，但地球生命史上其实有过一些效果近似的实验（虽然近似度不高），为我们观察总适应水平提供了一些机会。在由地理隔绝所造成的相对孤立的各生态系统之间，隐约可以看到一些评估总适应性的线索，比如生物学家发现，岛屿的生态系统往往更容易被外来物种所入侵。 另外，面积较小、土地贫瘠（因而生物量小）且长期孤绝的澳洲，相比面积更大、生物更繁盛的大陆，在抵御入侵物种时，似乎表现的更为脆弱；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入侵物种榜单上，我们看到的原产地绝大多数是欧亚美非，极少有来自澳洲或更小生态系统的。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比较两个物种的适应性，而且方法更简单易行，比如将两个物种规模相当的种群同置于若干生态位中，若干年后，看看哪个繁殖成效更高；当然，有些物种对之间可能分不出高下（或根本放不进同一生态位），这意味着物种适应性集合是偏序的、而非全序的，但只要是偏序的，我们就不能说：物种适应性是无意义的、无法比较的。 【高级低级之分有意义吗？】 批评者对“进化”一词的另一项抱怨是：它往往和高级/低级、原始/发达、成功/失败之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但这些概念是无意义的，因为但凡经历了自然选择考验而生存下来的物种，按定义都是最具适应性的，没有理由说一些比另一些更适应、更成功、更高级，至少这种区分在同时代的物种（或更大类元）之间是无意义的。 或者，即便有意义，那也是基于人类的特有偏见：当我们比较认知能力时，采取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比较视觉能力时，采取的是灵长类中心主义，比较运动能力时，采取的是脊椎动物中心主义……，总之，无论比较什么，我们的关注焦点总是放在从原始汤通往我们自己的那条进化路线上，其余皆被视为“旁支”而予以忽视，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了阶梯式直线进化的错误观念。 这一批评包含了许多正确成分，除了其一般结论：高级低级是无意义的。正如我已阐明的，它至少可以有一种意义：复杂性高低；而且你恐怕很难说上述对复杂性的操作性定义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有意义的谈论物种（或更大类元）的成功程度，“入侵物种”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还有许多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成功，比如地理上的分布广度，所占据生态位的多样性，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度量成功的终极方法：计算物种的总生物量（大约相当于其所占用的原子量），你同样很难说这种度量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一旦我们同意这些衡量标准是客观的，那么回头再看，人类确实称得上高级和成功，站在生命之巅傲视众生的、最令人生畏的入侵物种，无疑是我们，甚至我们的小伙伴们——老鼠、猫、蟑螂——也因得到我们的提携而成了可怕的入侵物种。 【为何进步概念如此受抵制？】 自启蒙时代直到上世纪初，有关进步的观念很少受到挑战，对于落后/进步、低级/高级、原始/成熟、朴陋/发达、野蛮/文明等等词汇所表达的意思，人们多少都有着共同的领会，尽管对于什么才算进步或高级，有着许多不同看法，但至少都承认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 然而自从一战以来，这些概念越来越受到抵制，并逐渐被清理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界乃至公共舆论，甚至包括像生物学这样的自然科学领域；结果是，低级、原始、野蛮之类的词汇，几乎已成为禁忌；最为讽刺的是，推动这一清理工作的主要力量，恰恰来自左派阵营中常被称为（也常自视为）进步主义的那些思想流派。 其中最突出的一股潮流，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它源自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但其影响几乎渗入了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在我看来，生物学界对“进化”一词的抵制，彻底否认生命历程的方向性，拒绝任何高低之分，也是上述相对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然而，如此推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实在与常识相去太远，以至其主张者自己也难以遵行，他们一方面要求人们不要去评判其他文化的高低优劣，一方面却不遗余力的攻击基督教、西方传统和各种他们所不喜欢的社会习俗。 当然，这么做未必算是自相矛盾，比如他们可以把相对主义解释为一种元规则：不得评判一种文化，除非这一评判是指向那些“鼓励其成员对其他文化大加评判”的文化特性，那倒也可以自圆其说，问题是，他们要求人们不去评判的，往往正是具有这些特性的文化，而且评判者所针对的，也往往正是这些特性，或者导致这些特性的其他方面。 实际上，在现代文明发展起来之前，几乎所有传统文化都强烈倾向于将异种文化作为挞伐对象（无论是伦理评价上还是行动上），而这些相对主义者身处其中、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的西方文明社会，恰恰是最能宽容异种文化的——从这里，你真的就看不出任何高下之分吗？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我拒绝相对主义，但并不认为它一无是处，它确实有助于将我们从浸淫其中因而熟视无睹的文化背景中拉出来，促使我们对自身文化特性作出反思，重新评估哪些是最值得珍视的，哪些是为在一个多元开放社会和平共处而必须加以捍卫的，哪些是出于共存的需要必需加以克制和调整的，哪些只是我们的偏好或偏见。 然而，反思的结果不必是也不应是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伦理立场，或者放弃我们的偏好和偏见——除非它有碍于和平共存的需要。 类似的，对“进化”的批评意见，也可促使我们反思以往对复杂性和适应性的评价，看看哪些评价是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哪些是更客观的，但这一反思不必让我们放弃因我们祖先所走过的伟大进化历程，最终让我们登上灵性之巅而带来的骄傲和荣耀。

【2015-06-07】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 @whigzhou 辉总，知乎看到这个问题，觉得高票答案扯蛋，却自己提不出最合适解释，您怎么看？【为什么人类的睾丸长在体腔外？】刘哈哈：转自豆瓣--南度的日记：《蛋疼三部曲》之一： @whigzhou: 大概看了下，对问题的描述和介绍的各种假说挺有意思，但他自己的分析不行，比如他老是用“这个解释虽然漂亮，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动物不把睾丸放在外面，难道它们的精子就不需要磨练么？”这种说辞来反驳，他显然没意识到：这个逻辑可以秒杀任何进化生物学解释。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 是的，我也是这个感觉，他对很多假说的反驳还是有道理的，虽然经不起深究。我想过是不是性选择造成的，但是似乎不像男性对女性的乳房一样，女性对男性的睾丸外挂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心理机制。 @whigzhou: 既然外挂在哺乳动物中那么普遍，这事情肯定不能从人类的条件去想 @姚广孝_wayne:然而进化生物学现在走进了一个误区，即喜欢用“这样有什么好处”来替代本来想论证的“为什么会这样”，而前者往往只需要首先脑补，然后寻找证据 @whigzhou: 找出“这样有什么好处”是论证“为什么会这样”的重要步骤，先构造假说，再找数据验证，这难道不是科学研究的常规方法吗？ @whigzhou: 这和破案中考虑作案动机是一个道理，可供探索的可能性空间几乎是无限的，不借助某些线索的启发，就只能瞎蒙乱撞，瞎蒙乱撞不是科学方法 @whigzhou: 进化生物学家研究性状起源时，和通过反向工程破解电路板的人一样，采取的是丹内特所称的设计立场，也就是功能主义立场，即，首先假定它是具有某种功能的，然后猜测它可能具有什么功能，然后做一系列测试去验证猜测，几番努力还是找不到，再考虑其他可能，比如副产品、退化残余、漂变之类 @real_whisper: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是分析归纳。科学必须基于事实判断，上来就定义“好处”这种价值判断不是科学方法。 @whigzhou: 那你说说啥叫“分析”？ @慕容飞宇gg:辉总，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和“为什么会这样”有区别吗？ @whigzhou: 有。你还得构造并验证它如何带来此等好处的完整因果链，就好比你光有作案动机不能定罪，还得构造因果链并加以证明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辉格 2014年9月8日   【母系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即便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matriarchy]]）的混淆，实际上两者没有他们所认为的固定联系或因果关系，大多数母系社会要么是平等主义的，要么是男权占优的，由男性充当酋长、族长或头人的角色，迄今没有任何社会被人类学家普遍承认是实行母权制的，尽管曾有个别社会被少数人类学家认定为母权社会。 【当神话傍上大款】 尽管有着这样根本性的理论缺陷，也得不到经验证据支持，摩根的理论却在社会科学界获得了极大影响，《古代社会》很长时间内被奉为婚姻和亲属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这一地位的确立要归功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恩格斯发现马克思就该书写了许多笔记，顿时如获至宝，迅速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揉进其中，于次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之所以亲睐摩根理论，是因为后者很适合为他们空洞干枯的历史唯物主义添加血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注定会从原始状态开始，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经历一系列特定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摩根理论主要被用于描绘上述过程的第一步。 大意是：血亲关系和阶级关系是组织社会的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在原始状态，只有血缘而没有阶级，又因父子关系无从识别，所以原始社会必然是母系的，后来，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合谋对女性加以控制，并建立父系家庭和父权，从而破坏了血缘氏族组织，同时家庭的出现导致了私有财产权建立，而为了维护家庭、父权和财产权，又建立了国家机器，最终，原本由血缘关系维持的社会，变成了一些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社会。 恩格斯的著作后来成了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红宝书，在西方左翼阵营中也颇有影响，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恰好又是左翼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其他马列红宝书中空泛抽象的理论和宣传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具实证色彩，看起来更有干货，因而其对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一影响即便在马列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之后，仍时常能感觉到。 但实际上，从恩格斯看到马克思笔记到他的书出版，中间只隔了一年多时间，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研究，其中看似经验性的内容，其实都是凭空臆想，比如他认为父系家庭和男权的建立导致了财产权的诞生，但这两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既非逻辑上的必要，也没有经验支持，实际上财产权更多是和定居农业联系在一起，无论北美、非洲、还是东南亚的母系社会，只要过定居生活，都有财产权。 除了马列导师，母系神话还傍上了另一个大款——女权运动，许多女权主义者热烈欢迎摩根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是19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浪潮——以著名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为代表——，复兴了这套原本在学术界已被冷落的理论；女权运动的强大声势和它所取得的政治正确地位，延续着母系神话的寿命。 女权主义者亲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或许是：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这种以“更接近原始形态”为由对某种制度或行为模式加以合理化的做法——常包裹在自然、纯真、天性等美妙词汇之下——世人早已耳熟能详，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乃至“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神话中，都可看到。 但稍稍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反文明和反进化逻辑，果若原始的就是好的，何不改回四足行走放弃语言文字回树上生活？ 不乏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上述合理化努力的反文明性质，也意识到母系神话对女权运动是个不必要的包袱，让她们的信念和主张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认知之上；在2001年出版的《史前母权神话》（[[The Myth of Matriarchal Prehistory]]）一书中，文化史学家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对母系神话渗透进女权运动的历史做了全面清理，并呼吁女权主义者抛弃这一包袱。 【重新认识父系制】 对有关母系和母权的种种谬见的清除工作所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父系制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尽管炮制了许多谬论，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父系关系的发展确曾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可是他弄错了时间，而且错的很远，这一发展，远远早于他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对黑猩猩的观察中，灵长类学家发现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人类很像：一是战争行为，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 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部落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实际上，这种由群体内雄性结伙对相邻同类发动经常性战争的行为，在前文明无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整个动物界却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个相似点是政治，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发现，黑猩猩群体内雄性在争夺首领地位、从而获取多数交配机会的过程中，会像人类那样施展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伎俩，合纵连横尔虞我诈见风使舵，比如雄一号用各种甜头诱使雄三号合作阻止雄二号夺位，一旦雄一号显出颓势或二号实力提升，三号便伺机背叛与二号合谋篡位。 当然，由于缺乏语言和武器带给人类的强大交流、控制与组织手段，黑猩猩的战争和政治形态还非常原始简陋，但从整个灵长类乃至动物界看，黑猩猩已经朝着建立复杂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恰恰与父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而父系群体和战争与政治在动物界同样罕见，这强烈暗示着，这一同时性并非巧合。 从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系关系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体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并非近亲，那他们就很难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来集体守卫领地和发动战争，争斗将以个体对个体而不是群体对群体的方式发生，因为一旦某方显现出优势，弱势一方的个体便可轻易转投优势方，这样，以群内合作为前提的群体间对抗便难以形成。 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即所谓“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人类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述机制，对照狒狒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hamadryas baboon]]）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会形态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类，它同样罕见的采用了从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进一步，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的复杂等级社会，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band society|band]]）和部落。 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的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埃及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表亲狮尾狒狒（[[gelada]]）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常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2014-08-27】 @whigzhou: 即使同处马尔萨斯极限附近，中国式的扁平结构和流动模式下，选择压力更偏爱那些有助于在生存线边缘挣扎求存的特性，比如勤劳坚韧狡诈顺从低调圆滑低激素低代谢水平，而英格兰模式下，选择压力更偏爱那些有助于在社会中上层维持其地位的特性，比如重诺守信/勇敢/重声誉/计较权利/道德敏感性等等。 @whigzhou: 扁平结构中，绝大部分人口处于底层，上层规模极小且更换频繁地位不稳定，而在层次丰厚的封建结构中，上层不仅规模较大，地位也很持久，因而得以成为一个持续向下渗透其价值观和特性的瀑布。  

【2014-06-19】 @whigzhou: 从任何遗存至今的古老建筑里，我们都看不到脚手架，可它们都存在过，且不可或缺，社会进化同理，基于比较研究而谈论起源问题的人常忽视这一点 @whigzhou: 重要的是，脚手架的性质与成熟形态之间可能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即便在最“原始”的孓遗形态中，可能都难以找到其痕迹，其性质只能由发生学分析作出推断 @whigzhou: 可自我维持的稳定成熟形态一旦达致，脚手架便迅速消失，几乎没有机会留下遗存  

乳房之谜 辉格 2014年3月3日 人类许多身体特征是独一无二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中指出了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是唯一失去了体毛而将大部分皮肤裸露在外的物种；对此，一种解释是为了适应狩猎时的长途奔跑需要，裸露的皮肤加上发达的汗腺，可以在长跑时解决散热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裸露皮肤是为了增强性敏感，以配合人类异常频繁的性活动，如上一篇所介绍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性唤起并实施性活动，这是女性为将配偶长时间吸引在身边而发展出的罕见特性，而更强的性敏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人类体表确实广泛分布着大量敏感区。 两种解释并不冲突，实际情况或许是，最初裸露只是为解决散热问题，而一旦体毛开始丧失，该特征便成为性选择的对象从而得到强化（即，光洁无毛的皮肤成为一项择偶偏好），结果，并不从事狩猎因而不怎么需要长跑的女性，体毛丧失反而比男性更彻底，这一点只能用性选择解释。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提到，男性阴茎的巨大尺寸，或许暗示了强奸曾经是他们获得生殖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男性还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身体特征，比如喉结、突出的下巴、特定分布的胡须等等，都是性选择所塑造的第二性征。 不过，男性拥有第二特征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许多配偶竞争激烈的动物，雄性都有鲜明的第二性征，比如孔雀的尾羽、狮子的鬃毛；由于雌性为每个后代所投入的资源远多于雄性，所以配偶竞争主要发生在雄性之间，因而性选择通常也都指向雄性。 更值得谈论的，是女性的乳房，众所周知，乳房是用来哺乳的，可是假如乳房只是用来哺乳，那它为何在根本不需要哺乳的时候也总是鼓胀坚挺着呢？要知道，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乳房，都只在需要哺乳时才隆起，只有人类女性的乳房才常年隆起，而且隆起的原因不是乳腺发达，而是充塞了与哺乳功能毫不相干的脂肪。 更奇怪的是，女人乳房的丰满半球形状，不仅对哺乳没有帮助，反而有妨碍，既不利于婴儿含吸，更容易导致哺乳窒息，从哺乳功能考虑，带有长乳头的Ｕ形乳房才是理想的形状——人工设计的奶瓶奶嘴正是如此。 对于人类女性永久性隆起的乳房，一种解释是，它是对臀部的自我拟态（[[automimicry]]），这种看似离奇的说法不无道理；在猿猴类中，雌性发情信号主要表现在臀部的性肿胀，臀部的形状和颜色成为雌性向雄性发送性刺激信号的主要手段，因而雄性也发展出对这些信号的敏感性，实际上，人类男性仍保留了对丰满臀部和鲜明臀沟的敏感和兴趣。 但猿猴类还有个特点：它们相互间的观察和交流主要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它们的许多特性都与此有关：向前的双眼视觉，更丰富细腻的面部特征和表情，经常采用直身坐姿，直立行走的人类更将这一点推向极致，所以，假如能通过拟态而将起信号交流作用的体征转移到身体前面来，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有些猿猴也正是这么做的，长鼻猴雄性那只没有实用功能的大鼻子，很可能是对雄性生殖器的拟态，而山魈（[[mandrill]]）那张形状奇特颜色鲜艳的脸，更是几乎完美再现了由它的屁股和生殖器所组成的“后脸”。 研究过乳房问题的生物学家，无论是否采纳拟态假说，至少都相信乳房的永久性隆起是女性的一项第二性征，这一点从男性心理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性吸引特征和对该特征的敏感总是成对出现的，否则便失去了其功能意义）：乳房是男人的一个主要性趣焦点，整容业和色情业人士对此有着良好领悟。 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何女性会有第二性征？要知道，绝大多数动物只有雄性才有第二性征，因为性选择通常都指向雄性，而这又是因为雄性在配子制造和生育过程中投入很少，中途放弃并更换配偶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因而大可以抓住一切交配机会而无须挑剔对方的遗传品质，也就不会对异性的特征构成性选择压力。 可是人类女性却有许多鲜明的第二性征，除了乳房，还有光洁细腻的皮肤，修长的脖子，更细的腰和更低的腰臀比，堆积了更多脂肪的臀部，红润丰满外翻的嘴唇（其丰满和外翻程度比男性显著，有人认为这是对阴唇的自我拟态），细而清晰因而更具表现力的眉毛（眉毛是重要的表情工具）。 肘关节外翻可能也是女性的第二性征，女性肘关节的提携角（即手臂在体侧伸展时，上下臂之间的夹角）比男性大5-8度，从实用功能看，这可能是为了方便女人提携重物，因为女人的肩膀窄髋部宽，需要更大的提携角才能避免所提重物摩擦碰撞胯部从而妨碍行走，不过，实际的外翻程度可能是性选择强化的结果，它让女性手臂显得更加婀娜性感。 女性第二性征的重要性，从两性心理上也可看出，男性在选择伴侣（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时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外貌，常常将此列为头号条件，而女性在长期关系中只将外貌列为次要条件，在短期关系中才更注重外貌，但也不如男性那么注重；同时，女性也比男性更在意自己的外貌，整容和美容业主要是为女性服务的；这与动物界的普遍情况恰好相反。 为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变得更漂亮性感，和隐藏排卵期一样，是为了将男性长时间吸引在身边，帮助她们共同保护和养育孩子，而美貌让女性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因而构成一种选择压力，推动了女性的美貌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协同发展。 这个解释有些道理，但并不充分，因为性竞争中，两性的得失差异有着天壤之别，竞争失败的雄性可能输个精光，完全得不到交配机会，一个后代也留不下，在性竞争激烈的象海豹中，抢得王位的雄性独占几十上百头雌性，而绝大多数雄性却无后而终，非洲狮和大猩猩的情况没这么极端，但落得如此下场的雄性，比例也注定很高，可见选择压力之大。 相反，雌性无论如何都不会缺少交配机会，因为她们的生育资源太宝贵了，而雄性利用它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不可能被浪费；即便有些雄性资源条件优厚，也没有理由和资格挑剔雌性，因为他们倾向于多拥有配偶，而更多的配偶将摊薄每个配偶可以分到的资源，在均衡水平，每个雌性得到的抚养条件相当，因而没有理由接受雄性挑选。 这一点对照长臂猿和鸟类就很清楚，长臂猿采用一夫一妻固定配偶制，雌性同样需要雄性合作抚养后代，但长臂猿两性身体差异很小，没有显著的第二性征；许多鸟类都结成固定配偶合作抚养后代，也有发达的第二性征，但通常都限于雄性，雌性则相貌平平。 女性的第二性征，只能从人类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差异才能得到理解，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说明了，在人类两性合作关系中，男性被看重的，主要是他们的保护和抚养能力，同时，由于语言赋予了我们合作与组织能力，男性个体间的竞争优势差异被团队合作成倍放大了：少数男性通过紧密合作取得统治地位，支配其他男性，从而形成等级差异。 这种组织结构最初是出于狩猎需要，作为狩猎者，人类在身体构造和体能上没多少优势，优势主要来自工具和组织，而等级化组织一旦建立，其力量也自然被用于性竞争；这一发展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那些高等级男性所能支配的保护和抚养资源，让他们有能力抚养许多妻子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比其他男性拥有更多配偶和性伙伴。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占有其资源条件所允许的那么多配偶，这是因为，男性的竞争优势并不像大猩猩和象海豹那样来自个人能力，而更多来自团队合作，而为了取得团队中地位较低成员的支持配合（或至少不反抗），必须给他们也留出足够的性资源，否则会造成太多反抗和背叛，合作关系和统治地位皆难以维持。 实际上，类似局面在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中已能看出苗头，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黑猩猩的政治》里，介绍了雄性黑猩猩之间如何勾心斗角合纵连横谋取支配地位，那只暂时成为头领的雄性，占有大约一半的交配机会，他的合作与支持者也会分得不少机会，而地位最低的雄性几乎没机会。 另一个因素也阻止了高地位男性占有过多配偶，如前文所提到，人类配偶关系并非忠贞不贰，女性常采用模糊暧昧的混合策略，控制配偶出轨是个困难的任务，在缺乏有效闺禁手段的条件下，闺禁成本和绿帽风险将随配偶数增加而急剧上升。 正是高地位男性抚养能力与最优配偶数的不一致，对女性构成了选择压力，因为合作需要和闺禁困难迫使这些男性采用以质量换数量的策略，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的资源条件不会被配偶数量摊薄至平均水平，所以他们有资格对配偶质量进行挑剔。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嫁给高地位男性的好处仅仅是高出平均水平的抚养条件，恐怕还不足以为我们所见到的第二性征提供足够大的选择压力，更强大的选择压力，来自高地位的父系可继承性。 因为无论资源条件多么优厚，女性生育胎数都十分有限，嫁入豪门的好处，主要不是体现在她自己所生育的子代数量，而是她儿子可能为她生下的孙代数量，前提是：她确实生下儿子并且儿子继承了她丈夫的高地位。 当然，在人类早期社会，大概不会有制度化的继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和社会地位就没有可继承性；首先，让男性在权力竞争中取胜的那些禀赋，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在亲子关系可辨认并且寿命足够长的条件下，既已获得高地位的男性，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帮助儿子们谋取权力和高地位。 父系可继承性不仅成倍放大了女性嫁入豪门的好处，也大大强化了男性对貌美女性的偏爱，因为美貌妻子更可能为他生下美貌女儿，而美貌女儿更可能嫁入豪门，从而为她带来更多曾孙子女；如此便构成一个正反馈：嫁入豪门的好处越多，美貌带给女性的优势就越大，继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越强烈，于是嫁入豪门的好处更多，如此反复。 结果，人类发展出了动物界独一无二的双向性选择：首先是女性对男性的选择，导致了男性的诸多第二性征，以及（更重要的）地位与财富的分化（不妨称之为第三性征），而男性的地位分化（加上父系继承）进而对女性的美貌构成选择压力，而两种选择交互作用，相互强化。 上述洞见，对我们探索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有着重大意义，它提示我们，固定配偶关系、社会等级分化、父系家族组织和父系继承关系等等曾被认为很晚才出现的文化元素，很可能在智人离开非洲之前很久便已存在，除非永久性乳房是离开非洲后各种群独立发展出的，但这看上去太不可能了。 不仅如此，由于双向性选择机制给权力竞争的成功者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它持续推动着最初导致它出现的那些元素向更成熟更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将固定配偶关系变成由一整套法律和道德规范所支撑的婚姻制度，将最初限于狩猎团队内的等级组织变成大型社会的多层次等级结构，将父系合作关系发展成大型父系宗族，从父系继承关系中发展出了财产、权力和等级身份的法定继承权。 这些发展，又反过来增强了两性所面临的性选择压力，促使男性的第三性征（种种对地位和财富的标示和炫耀）和女性的第二性征变得越来越发达；不过，随着制度发展方向的分化，不同社会的性选择强度、起作用的方式和它所产生的效果，都有所不同，这或许也导致了性别特征显著性上的种族间差异。  

【2014-03-13】 @二等标准硬度块 @whigzhou 有一个问题纠结了好久，借话题请教下辉格。如果说就本能而言，生物会希望尽可能多的遗传自己的基因。可人类精子库的“捐精”者并不众多，而且需要付给捐精者甚至多于献血者的金钱。这种既不需要成本，又可以增加后代的做法为何应者寥寥？ @whigzhou: 因为生物并不是“实时适应”的 @whigzhou: 进化存在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上的错位，当前特性/策略是对过去环境的适应，现在环境可能变了，而你也未必生活在祖先所在的地方，所以个体并不能利用当前环境中的所有机会，特别是那些崭新的机会 @whigzhou: 人的理性可以让他们更灵活的利用新机会，但理性不需要遵从遗传收益，后者是基因的理由，未必是人的理由 @whigzhou: 所以理性有两种看起来相反的作用：1）假如理性接受进化赋予他们的目标，那么运用理性可以更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2）但理性能力也让人可以反思并抛弃这些目标，转而追求经反思后认定的目标 @whigzhou: 回到捐精问题。生物个体（通常）是没有机会通过“直接清点多少卵子被受精”来衡量遗传收益的，它们只能利用一些间接的可观察线索，比如：自己与多少异性交配过？受孕可能性多大？看到了多少自己的后代？亲子关系确定性多大？所有策略只能基于这些可获得信息来设计，而捐精行为与这些线索建立不起联系 @whigzhou: 假如捐精过程引入与这些线索的联系，情况就会不同，比如，给捐精男观看正排队等候精子的女性们的照片，接受捐精女性生下孩子后把照片视频给捐精男观看…… @whigzhou: 实际上，正是为了消除这些联系可能带来的激励，避免因此带来的伦理问题，捐精程序的设计者恰恰会想尽办法排除这些联系  

【2013-10-25】 @whigzhou: 不考虑其它因素，一个社会寡妇再婚越容易，男人的雄性特征会越发达，对吧？ @whigzhou: 寡妇有望继承的亡夫遗产越多，这个效应会越强烈 @whigzhou: 因为较高的睾酮水平通常对应着较高的死亡风险（当然也有着相应的收益机会），寡妇再嫁和分得亡夫遗产的机会越小，女性在择偶时会越偏好较低的睾酮水平 @柳贾:请问脸部俊俏算雄性特征吗？ @whigzhou: 那要看什么算俊俏了，Ed Stark还是贝克汉姆还是蔡国庆？比较客观的指标是睾酮水平，不过这不容易获得  

【2013-10-06】 @Ent_evo #没想明白的问题#有袋类比有胎盘类“弱”吗？习惯上我们觉得自从人类带着有胎盘类进了澳洲，有袋类就是被虐的份儿。真的是这样吗？有袋类到底哪里弱了呢？又是为什么弱呢？澳洲好歹也是个大陆，进化能区分“澳洲大小的大陆”和“欧亚大小的大陆”吗？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个区分呢？ @whigzhou: “弱”不是因为它们是有袋类，而是它们经历的环境/对手史不如旧大陆的丰富，因而留下了更多未经考验和强化的软肋吧？ @Ent_evo: 如果只说理化环境的话讲不通，澳洲可是它们的主场，怎么说也应该比远道而来的别的生物更加适应。如果讨论生物环境的话也略奇怪，你说一个小岛上对手单调这可以理解，澳洲自己也是个大陆，动物物种又不像人类那样遍布全球、跨文化交流，三千公里和一万公里就差这么多吗？ @whigzhou: 物种的进化遗产的来历并不局限于物种历史，而是该物种所在世系（上溯至生物起源）的整个进化史，对这里的问题而言，对遗产差异负责的环境/对手历史差异至少可上溯至澳洲与旧大陆形成生殖隔离的时候 @whigzhou: 另外，戴蒙德在《崩溃》里说澳洲土地比较贫瘠（因为缺少火山活动、造山运动和冰川），可能也有关系 @游灵--鎏琳：同意钻石老爷的观点，澳洲土地贫瘠，气候不佳，初级生产力不够所以大型动物被土著人类灭绝了，小型动物干不过有胎盘类  

作为一项历史事实的进化——评道金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辉格 2013年5月5日 作为现代进化理论和新达尔文主义最著名的通俗阐释者和辩护者，道金斯多年来致力于向公众解释进化论；和他过去出版的多部通俗作品一样，这仍是一本为进化论辩护的书，不同的是，之前的作品更像是在为对进化理论有兴趣的人答疑解惑，而这本则更富战斗性，它旨在为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在面对种种质疑（尤其是来自特创论者的）时，提供回击所需的弹药。 另一个区别是，此前的作品，如1986年的《盲眼钟表匠》和1996年的《攀登不可能之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多侧重于说明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进化机制，如何可能创造出那些被怀疑者认为它不可能导致的复杂精妙结构（比如眼睛），而本书则旨在通过展示各方面证据说服人们相信，作为一项事实的生物进化史，确曾在地球上发生过。 在第一章，道金斯首先指出，进化论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项事实；确实，对进化论所涉及的理论模型和历史事实作出明确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历来有许多质疑者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套套逻辑，甚至像卡尔·波普和伊姆雷·拉卡托斯这样的著名科学哲学家，也曾在多个场合宣称进化论是不可检验、无法证伪的，因而不是科学理论。 现代进化论的另一位著名捍卫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曾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里指出，进化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抽象为一种从一组信息获得另一组信息的算法，它可以是介质无关的，也不蕴含任何事实，因而按波普的标准，确实算不上科学理论。 然而，进化学说不只包含了这一算法，更将该算法运用于地球上的生物，从而与经验世界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让进化学说转变成了这样的论断：地球现生生物是在其数十亿年地质史上，经由进化机制，从一个共同祖先演变而来。显然，该论断包含了很强的事实判断，完全可以接受检验。 此后各章，作者从不同方面列举了支持进化学说、或该学说所蕴含而实际上也被观察到了的经验事实；重要的是，离开进化论，这些事实将变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和难以置信；在道金斯看来，对于任何正视这些事实并在智力上保持诚实的人，接受进化论将成为无法抗拒的选择。这些事实有（以下编号对应章序）： 2）家养动植物的驯化历史演示了与自然选择原理相同的人工选择机制，而后者的效果在几十数百年中即可有显著表现，因而可以从个体经验中得到认知，这就让自然选择机制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对那些有着“进化论听起来不错，可我想象不出在现实中进化会如何发生”之类疑问的人，驯化是个很好的演示； 3）传粉昆虫与被传粉植物之间、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雌性对雄性，存在着类似的选择机制，这几对关系中的双方，可以视为是在相互驯化；离开这些选择机制，这些物种的许多特性将难以理解； 4）多项独立的年代测定技术——年轮、放射性时钟，还有第十章介绍的分子钟等——将进化史在时间序列上与地质史关联了起来，从而让进化理论对物种分化史各关键节点和各种生物形态出现先后的推断，可以得到生物考古的检验，而迄今为止的化石和年代证据都与上述推断相容，“没有出现哪怕一件”与进化理论相悖的化石； 5）某些进化过程甚至可以在短短数十年内产生可观察到的显著效果，从而可以在个人生活经验中得到识别，比如随环境污染程度而变化的蛾子颜色，新近入侵某孤岛的蜥蜴的性状变化，大肠杆菌在实验室繁育条件下产生了对柠檬酸盐的利用能力，等等； 6）自达尔文以来，无论在现生生物还是在化石中，都已发现了大量前所未知的“中间形态”，而日益深入的解剖学和胚胎学研究也揭示了更多的中间形态，连接各种结构与特性各发展阶段的进化链条，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了更完整的描绘，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充实；当然，因为化石记录的非完备性，每个中间形态的发现总是增加而非减少了有待发现的中间形态，但所谓“缺环”并不是进化论的负面证据； 7）过去一个世纪，人类进化链条各环节的化石证据也被不断发现，如今该链条已变得相当充实； 8）胚胎发育过程展示了，在恰当配方的指导下，从单个细胞到高度复杂精密的多细胞生命体的演变过程，可以在常规条件下、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问题只是如何寻找适当配方，而进化机制正是一种用来寻找配方的大规模并行搜索算法； 9）动物的地理分布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形成特征鲜明的动物区系（[[fauna]]）——比如马达加斯加的狐猴类，澳洲的有袋类，美洲的新大陆猴和贫齿目，非洲大湖的慈鲷科鱼类——，区系之间存在着占据相似生态位、功能和形态上趋同、但解剖结构上却迥异的“等位物种”，而区系内动物则表现出更多解剖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一现象离开进化论便无从解释，若放进“创世纪原教旨主义者”所信奉的“诺亚理论”中，更将显得荒诞无比； 10）比较解剖学发现，不同物种在功能和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器官，常常是同胚的（[[homeomorphic]]），即，一个原型器官常被改造而用于执行不同功能，假如生物是由理性设计的，那么这位设计师似乎总是过于迂腐的坚守同胚性，而拒绝脱离同胚关系而在物种间移用现成的设计元素，即便这么做让设计工作变得困难且高度迂回，结果也往往很糟糕； 11）从工程设计角度看，假如生物果真是设计的，那么众多事实表明，这位设计师常表现的非常拙劣甚至不可理喻，人类身上便有不少例子：眼睛的盲点，绕道而行的喉返神经和输精管，无用而容易发炎的阑尾；另外像穴居动物完全丧失功能的眼睛，离开进化解释则更显得荒诞无稽； 12）假如生物果真是设计的，那么设计师好像十分阴暗变态，他为相互争斗的双方——捕食与被捕食者、寄生与被寄生者、性追求与被追求者，甚至亲子冲突中的孕妇与胎儿——装备了高超精妙、残忍凶狠、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猎杀、欺骗和剥削手段，似乎他决意要让生活充斥着痛苦、残忍、阴谋和罪恶，既如此，他何以仍被视为“仁慈的造物主”？ 这份清单本身是极具说服力的，然而这种说服力要在具体的听众头脑里产生作用，仍需要后者打开自己的理性窗户，将自己的鸵鸟头从厚厚的成见沙土中抬起来，正视无处不在的证据；可是依我看，对于那些迄今不愿放弃特创论、而宁愿相信宇宙历史不超过一万年的人来说，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他们要么原本就不具备冷静听取和辨别对立证据的理性能力，要么早已丧失了运用理性的意志和勇气。 离开由信仰、成见和习惯所营造的安乐窝，凭借个人理性直面世界和生活，是需要些勇气的，难以奢望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拥有它；而对于一位科学作者，将假想对话者设定为那些不能或拒绝运用理性的人，或许只会降低自己的叙述水准，这也是我对本书的不满所在，在道金斯的诸多作品中，这是主题最分散、叙述最不集中连贯的一本，当然，假如你有兴趣与特创论者舌战一番，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齐全而方便的弹药库。  

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作者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符合预期；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了迥然不同的各种生态位，形成了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的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 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陈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确立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阐释介绍，已足以令其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相关书目】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87184/ 副标题: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 作者: Gregory Cochran / Henry Harpending 出版社: Basic Books 出版年: 2010-10-19 页数: 304 定价: GBP 10.99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465020423

【2012-12-02】 @内含子-intron 中文把Evolution译成“进化”真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这个词总给人一种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先进的感觉。Nature曾有一篇文章讨论进化论在中国的问题，还引用了孔夫子的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Lucifier-:之前我也认为Evolution翻译成「演化」更佳；现在我已有另外的看法：在对进化论与进化心理学的诸多误解中，翻译问题是最简单而低级的一种 @whigzhou: 这根本不算翻译问题，该词在英文中本来就有变得更高级更复杂的意思，见Wiki词典evolution第1义项 http://t.cn/zjVLtou @whigzhou: 而且生命形态的复杂度最高值在进化史上随时间而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它被称为“进化”的原因所在 @whigzhou: 如果evolution仅仅是“随时间而改变”，那些遗址古迹的风化过程怎么没被叫做evolution？ @abada张宏兵:人类基因数量不占优势，甚至少于某些植物，而复杂性有多种定义方式。古迹非遗传变异 @whigzhou: 1）基因占不占多数有啥关系？太阳系绝大部分物质仍以无机形态存在，并不能证明太阳系的生命系统未发生伟大的进化；2）“古迹非遗传变异”，进化一次并非生物学专用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其实害怕越来越复杂，高纽的心理，我以为还是源于#智设论#的搅局，有着愈来愈的倾向？那就是按照某种意图的设计喽，设计者是谁？回家问父母吧。这叫秀才遇到兵，科学家的尴尬在于需要说明没有反例，这是不可能的显然，你和小孩说什么混沌，无序中出现有序，整体熵增，局部熵减，拜托，书 @whigzhou: 是的，恐惧之余矫枉过正了 @abada张宏兵:举例。如果定义基因数量大或复杂度高就是进化高级，那人类是否高级就需要比较这些。这与按出现时间定义后代即进化判断结果不同。总之高级取决于定义方式 @whigzhou: 复杂度当然需要定义，也完全可以定义，比如单一个体的总信息量，任何度量都取决于定义方式，不会因此而丧失意义，So what? @荒唐-逻辑引擎：回复@whigzhou:且不说这个复杂度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复杂度增加从来不是必然的，仅当复杂度增加带来生存繁衍上的优势时才会阶段性发生。但无论复杂度增加还是降低，都是演化，进化确实误导。 @whigzhou: 确实“不是必然的”，但这是被称为进化史的这段历史的一个事实，它幸运的发生了，而离开这事实，该过程就不会被叫做进化 @whigzhou: 当然复杂度增加是发生在整个生物界的峰值上，而不是指任何单独分支，因而与适应性没有直接关系 @abada张宏兵:定义以后若用作事实判断，判断结果不包含价值意义；若用于价值判断，即说明那定义中蕴涵价值观，既然不受事实验证即可任意甚至反向定义 @whigzhou: 这就不必要的把问题引到哲学层面上来了，“高级”可以不包含价值意味，即便包含，在给定度量方法后，就与事实判断等同了  

【2012-11-27】 @whigzhou: 科学争鸣：人类正在变傻吗？ http://t.cn/zjb9RQ0 ……他说：“完全不必理会他的这些论证。用他所提供的数据，并且不需要再增加任何证据，我们得出许多类似的结论，比如可以认为基因突变正在减弱人类的进攻性，正在使人类变得多愁善感，甚至可以说基因变异正在使男人们阴茎变得越来越短等等，但是…… @whigzhou: 看看这些泼妇式反应，学术界离克服SSSM还远的很 @陈乃章:进化论啥时候成真理了？ @whigzhou: 何出此言？ @陈乃章:回复@whigzhou:那个作者的推论不是建立在基因变异的进化基础上的吗 @whigzhou: 你认为可以作为推论基础的东西就是“真理”？而进化论还没有这个资格？ @陈乃章:回复@whigzhou:进化论还是个假说。 @whigzhou: 假说不能用作推论基础？牛顿定律和热力学诸定律不是假说吗？ @野山疯猴:变异积累的越多，基因越多样，这是好事。文章作者错误地认为进化的某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whigzhou: 此文重点不在于变异积累，而是：1）当前缺乏阻止智力退化的进化压力，2）这可能导致智力水平在统计上表现出下降趋势 @寄生草的空间:没有进步的压力，但也没有退步的动力吧?除非是，智力越高的，越倾向于不生。 @whigzhou: 没有选择压力的持续作用，任何功能和适应性都会逐渐丧失 @whigzhou: 松鼠会去年有篇相关文章 http://t.cn/a8WeV4 @寄生草的空间:但如果高智人士倾向于多生，则可以解决此问题。不知道实际情形，谁更倾向于多生? @whigzhou: 现代社会实际情况显然相反，我曾介绍过德国的数字： http://weibo.com/1400461002/z4jIWA1eZ @whigzhou: 德国大学免学费，入学机会全凭考试，因而学历与智商相关性更高，而科学家的数字更说明问题 @木头鸟的围脖:问题是缺少选择压这一前提太惊人了 @whigzhou: 怎么惊人了？缺少阻止智力退化的选择压力，并不否认存在阻止智力退化到白痴水平的选择压力 @木头鸟的围脖:回复@whigzhou:“缺少阻止智力退化的选择压力”是怎么得出的？ @whigzhou: 按当代社会的生计模式和制度/文化背景，理论上找不出聪明人相对笨人（没笨到白痴程度）的遗传优势，实际上也观察不到存在这种优势的迹象，反倒有相反的迹象 @野山疯猴:回复@慢慢下雨:社会压力会促进社会智力的进化，主要问题是计划生育，一夫一妻一子破坏了进化的条件 @whigzhou: 社会性智力也不是都在提高，而是在分化，现代市场社会为缺乏社会能力的人（比如自闭倾向者）提供了更好的生存与繁殖机会，这个话题去年讨论过 http://t.cn/zj5Znj5 @whigzhou: 人类是一种由文化自我驯化的物种，而家养动物的经历告诉我们，驯化都会导致某些功能的退化，比如狗的脑容量已比狼减少30% @elainecyq:可是狗明明比狼聪明 @whigzhou: 嗯，某些方面是，比如在愚弄人类方面 @吴昊-_-_-_:正常范围内的智利差别好像没什么明确的生理基础吧 @whigzhou: 关于智力之遗传相关性的两组数据，摘自格兰特.斯蒂恩《DNA和命运》第8章 http://t.cn/zl3NBlK    

阻挡语言自发演化是徒劳的 辉格 2012年8月29日 商务印书馆6月份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中收录了239多个“NBA”之类的常见英文缩略词，近日，一百多位学者就此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指控其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版词典的发行，也让央视恢复了NBA的叫法，此前，为遵守广电总局的规定，央视在两年时间里只能用“美职联”代替NBA。 许多英文缩略词早已为大众耳熟能详，广电总局的突兀规定，曾给播音员和观众都带来困扰和不便，新版词典的发行总算让忍受了两年别扭的人们获得了解脱，如今却又横生枝节；百位学者联名举报的行动，据说是为了“捍卫汉语纯洁性”，可是他们却从未论证，为何“汉语纯洁性”是一项值得捍卫的价值，就算你们认为它是很重要，又如何证明它构成了一项公共利益，以至于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和司法系统来加以捍卫。 如同时尚风潮、市场分工交换体系、蜂窝状的传统集市与道路格局，和许多其他文化结构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就是说，不需要有人有意识的去设计，它便能从人际互动过程中自己涌现出来；研究表明，人的语言本能十分强大，只要把让一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只需一两代人的时间，便能自动协调出一门新的语言来，足以应付交流所需。 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人际互动和协调的产物，它天然的具有针对环境变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一种新现象的出现，起初人们可能找不出恰当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可一旦有人找到一种贴切生动的表达方式，便会在交流环境中迅速扩散，广为模仿和采纳，新语义、新词汇、新句式，便如此诞生了。 一些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或者名人、作家、主持人等占据了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的人，有着特殊的机会来进行这种创作和传播，不过，更多见的情况是，无从考究一个新词或新用法是如何被创造、扩散、衍生，最终确立其语言地位的，通常是许多不知名的小人物参与了这个创造过程，他们最初也没预见最后所达到的效果。 当然，运用国家权力，通过义务教育、推行统一教科书、编纂经典与词典、让国有媒体控制关键传播节点，等等措施，是能够对语言的自发演化进程施加干预的，正如政府也能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在某些方面，这些干预甚至还取得了一些算得上正面的效果，比如通用语的建立和普及，在国家范围内确实便利了交流。 不过，要产生这样的效果，干预措施必须顺应语言自发演化的趋势，通过提供参考方案推动本已存在的协调和交流过程，而不是与之抗拒；但实际上，由于主权民族国家固有的封闭性，它往往在境内促进协调的同时，却在国与国之间树立起新的藩篱，而且比起地理和族群屏障来，这种国家藩篱要坚固的多。 而且，国家屏障的建立，往往是以强行消灭地方文化、消除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而自发协调则是一个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因为每个社会和族群中总有一些偏僻角落，也总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因而往往会在融汇的同时保留下更多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元素。 所以，尽管在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国家对语言的干预曾经起到了加速突破地区隔阂、便利交流的作用，但近代化以来，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干预作用变得越来越负面了，而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入，网络传播的影响扩大，将日益暴露出它的迂腐顽劣和不合时宜，像之前广电总局所实施的和这次联名举报者所呼唤的干预，无不清楚的显示着它阻碍交流的意图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