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5】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特长、技术，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气质，一旦确立，与之不合者便不为其所容，于是一个学派便固化了下来，革新力量只能来自外部。 【2020-10-11】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个学科之可用材料的性质，可能也对研究者的认知倾向构成了一种选择机制，进而对其理论的可能性构成了局限，比如，一个愿意把瓦特和博尔顿留下的两万多封信从头到底读一遍，或者把某个时代的小说全部读一遍，或者把各民族神话故事全部撸一遍，的人，其认知结构必定有些相当特别之处，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最终得出的理论，将只可能是如此这般的，而非如彼那般的。 这也是人工智能将给一些学科带来割命性改变的理由之一。 【2021-07-15】 @whigzhou: 职业特性对从业者可能也有着类似的选择效应，比如，至少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教师工作的特性，吸引了某些特定的人从事教师职业，而这一筛选机制决定了这些人做不好教育工作，至少做不好某些重要的教育工作， @whigzhou: 理论上完全可能：做的好某类事情的人，都不会喜欢做这类事情 @茶博未:学校、家长、学生不掌握按质量付钱的能力，于是格雷欣法则就适用了 @whigzhou: 格雷欣法则是一方面，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些职业本身的特性，注定会让有能力做好它的那些人远离它 【2023-11-26】 @whigzhou: 感觉历史学大概会是受此轮AI突破影响很最大的学科之一，个体裸智力大约在20岁前后达到巅峰，可是像历史学这样需要大量知识积累的学科，以往在40岁之前几乎不可能做好准备，等储备足够了，荷尔蒙和智力都已经严重下降了 @whigzhou: 其他社会学科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类似冲击，期待~ @whigzhou: 在许多社会学科，比如历史学，较高层次上的研究，需要大量下层研究结果做支撑，而下层研究往往由枯燥乏味而艰辛的材料阅读、爬梳、汇编工作构成，这种工作，只有当你熬成博导，手下有了一大批研究生给你打杂做苦力之后，才可能展开，可是已经熬成博导的人，智力与荷尔蒙都早已过了巅峰期，没有太多创造力了，此其一， 其二，也更重要的是，熬成博导过程的枯燥乏味艰辛，很可能已经把最有才华的人过滤掉了，早早就打消了进入该学科的念头，因为他们的才华让他们可以在其他学科不必经过漫长的苦力阶段即可开始高层次研究，因为这些学科的高层研究不需要那么漫长和海量的积累，不需要大批苦力为他打杂， 不久的未来，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将可以让AI给他打杂，很早便可开始较高层次的研究，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许多研究不再需要资金雄厚的机构支持，绅士科学家的时代将会复临

【2022-02-09】 @whigzhou: 看了点脱北资料，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点：1）逃亡路线原来还有条南线，以前只知道乌兰巴托这条线，而且走南线的比例更高，2）2002年之前，逃亡者中男性居多，此后女性比例不断上升，升至3-5倍于男性， 对第二点，有个解释是，在北高丽，女性职业的体制内程度更低，这一差别类似于计划时代国企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这意味着： 1）女性的活动与行踪受体制内纪律约束更少，比如，体制内编制员工若几天没出现在单位，就会引起怀疑，进而触发搜索行动，而女性免于这种强约束的机会更多， 2）因为职业的体制化程度更低（比如，北高丽的灰色经济更多由女性从事），所以她们的技能和经验也更有机会在一个非计划经济中具有市场价值，这会帮助她们在逃亡路上谋生，

【2021-12-13】 大五人格与职业表现的关系， A-宜人性，C-尽责性，ES-情绪稳定性，EX-外向性，O-经验开放性， 红线是行内专家对本行职业所需特质的评估，蓝线是实际情况， 不出所料，尽责性与所有类别都有显著关系，其他则随类别而异， 和人格心理学家（比如 Daniel Nettle）此前的说法基本相符，只是在更大规模的样本上确认了早先的印象， doi.org/10.1016/j.jvb.2021.103655 Nettle 提到的有一点比较有意思：虽然宜人性通常被认为是正面特质，但在有些职业中，宜人性太高并不好，比如学术，宜人性高的人本能的倾向于避免质疑既有他人的观点，特别是被他视为同事/同道者的观点，

【2021-12-06】 一份更大规模的研究确认了早先我说起过的一个观察：两性在权利和机会上越平等，职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就越强烈，并与刻板印象越接近， 图中纵轴为女性权利指数，横轴的指标较复杂，是 0.5 x（男生梦想职业与刻板印象相符并且与其父亲职业相似的比例+女生梦想职业与刻板印象相符并且与其母亲职业相似的比例） 来源：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Variations Across Time and Place

【2021-07-17】 在读 Ashley Mears《美丽的标价》，一本有关模特产业的好书，记一下有意思的几个点， 1）模特的业务大致分两类，一是商业类（commercial），包括商品目录、印刷广告和试装，二是媒体类（editorial），包括T台走秀、高端时尚杂志和奢侈品电视广告， 2）商业类的业务量和报酬水平都比较稳定可靠，但它的审美迎合的是大众口味，所以被圈内视为低端大路货，所以报酬虽稳定但赚不到大钱，而媒体类是高端路线，也是成为明星的必经之途，但业务和报酬都极不可靠， 3）媒体类模特是典型的收入呈幂律分布的职业，和表演或体育类似，但更极端，媒体模特如果有幸接到像给奢侈品牌（特别是香水）拍电视广告这样的大单，就能获得六位七位数的年收入，最顶尖的几个甚至有八位数，但这种幸运儿是极少数，一家有三百多模特的经纪公司，每年也只能拿到一两个这种单子， 4）虽然这种机会很小，可很多模特就是被它吊着胃口，甘愿忍受极低的报酬，去接那些可以让他们在通往明星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业务，比如T台秀和时尚杂志拍摄，这些活报酬极低，有些大牌设计师或Vague这样的大牌杂志甚至可能不给钱，只报销个路费，给顿午饭，或给几件样衣，或打折卡，所以，那些专注于走媒体道路的模特，一年辛苦下来可能还倒欠公司的钱， 5）所以模特要真想靠这行吃饭，要么专注于商业模特，要么两头兼顾，靠商业活保底，同时争取成星，实际上也确实有大约一半模特是两头兼顾的， 6）可是不是所有模特都能兼顾，因为有些模特长的太符合大众审美标准，没机会走媒体路，而另一些则相反，他们的长相在大众看来根本不算美，甚至很难看，是因为某些特点而被专业时尚圈的特有眼光挑中的，他们不受商业客户的欢迎，后一种最惨，除了少数幸运儿，基本上就是白白浪费几年青春， 7）即便那些幸运儿，其幸运维持的时间往往也不长，因为有关媒体模特的审美风向变幻无常，本季当红者，下一季可能就被抛弃了， 8）所以整体算下来，模特的收入很低，年收入中位数只有27000多美元（这里提到的数字都是2005年前后的情况）， 9）经纪公司在媒体模特身上其实也是赔钱的，但他们损失不如想红没红成的媒体模特，因为他们的风险被大数定律摊平了，只要接到一个大单，或者捧红一个明星，就弥补了在十几或几十位模特身上赔的钱，而且在媒体模特身上赔的钱，因为提高了声望，可以在商业生意上补回来（这说明在媒体生意上建立的声誉也会影响商业客户的选择）， 10）模特的职业寿命非常短，平均只有五年，媒体女模一般在13-22岁之间（但有不少报低年龄的），商业模特职业生涯相对长一点，但通常也超不过十年， 11）这可能是模特职业最特殊的一点：模特（包括那些最成功的）很少知道究竟自己的那些特质在帮助自己做好模特这一行，所以绝大多数（可能超过90%）模特是被星探相中并说服而入行的，很多模特被相中时都不敢相信，因为没人曾夸他好看，甚至因为长相问题而被嘲笑过， 12）正因此，模特也很难弄清楚应该怎么努力才能提升自己被设计师或客户选中的机会，那些大红的幸运儿，也不知道自己为啥会红，在越过最初被星探相中这道门槛之后，一切都是不可测且看起来毫无道理的，只能听凭命运摆布， 13）上一条只有一个例外——瘦是铁律，这所有人都明白， 14）作者调查的33位模特经纪人中，15位是男人，其中9位同性恋，60%，采访的40位客户（即经纪人向之兜售模特的人）中，24位男人，其中12位同性恋，50% 【2021-07-18】 @我是noone:那个变性黑人模特照片看来打破了这个铁律 @whigzhou: 我看并没有，就好比王羲之要是用大校体写个帖子，谁都不会觉得他的书法已经毁了，可要是用庞中华体就不一样了，同理维多利亚的秘密用一次腰围50吋的模特，没人会以为他们改了标准，可要是用27吋腰围，那就是两码事了 @whigzhou: 这个原理可以叫*品味的安全间隔*，品味声誉维护者最怕的是观众把他跟紧贴着自己下层相混淆，而根本不会怕别人把他跟乞丐流浪汉混淆 @whigzhou: 鄙视链上游者甚至利用这一原理来对抗中游者的模仿，设鄙视链A>B>C>D>E，A可以安全采用D的某些元素，因为没人会把他误认为D，但B就不敢了，他和D的距离太近了，一不小心就被误认为D  

【2021-07-09】 大学的女生比例越来越高， 这事情我听到过几种尝试性的解释，其中只有一种我感觉还说得过去：女生在学校通常比男生更乖更认真，所以，同等条件下，表现会更好，因而也更愿意继续读下去， 我从自己经历中得到的观察与之相符，以前同学中习惯性逃课逃学不交作业受罚的，绝大多数是男生，课堂上前几排座位基本上全是女生，抄作业和借笔记的对象一般也都是女生， 不过，我感觉这只能解释一小部分，另外几个因素还没听有人提到，但可能也很重要： 1）录取门槛降低会自动提高女生比例，因为男女智力平均水平差不多，但男生方差大，所以如果门槛很高，截取的是钟形曲线非常靠右的那段，而方差更大意味着尾巴更肥，被截到的比例自然就更高，随着门槛线向左移动，合格者中女生比例提高， 2）上大学至少有部分动机是为了提升未来的收入水平，关键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得不将高等教育作为求得一份体面收入的机会这一点上，男女面临的选项十分不同，女性对高等教育的依赖程度更大，这是因为，在不上大学的情况下，男生获得高收入的机会更多，在当前的产业形态下，留给低教育程度者的高收入职业，要么是重体力的，要么是高风险的，无论何种，都是高度男性化的， @慕容飞宇gg:可能还和专业有关。大学里面的万精油专业（非专业的专业）主要是偏文科的心理学和偏理科的生物学。这些学科比较偏女性。 @whigzhou: 对，这个已经包括在第一点里了，门槛降低对各学科不是均匀的，有些降的多，纯数学和理论物理之类降不了多少，另外很多新专业都是低门槛的 @whigzhou: 有人问男生智商方差大的出处，这个说法我听到过很多次，我感觉这是学界共识，不过手头能翻到的来源只有 Earl Hunt (2011) Human Intelligence 第11章 11.3.3 节： ​​​​  

【2021-07-03】 生命期工资曲线的移动，峰值后移，曲线变陡峭， 观感：1）对体能的依赖在降低，2）技能深度在加深，意味着职业生涯中积累有价值经验的过程更晚达到极限， 不过，有助于提升工资的技能/经验，未必有助于提升生产率，也可以是非生产性技能，比如钻营、内斗和揽功的技能  

【2021-05-28】 最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的职业我还是头一回听说，[[pet sitting]]，就是上门帮人照顾宠物，这跟临时寄养不一样，是跑到宠物主人家里提供服务，通常是因为顾客需要离家一段时间又不愿意或不方便寄养，有些比较简单，就是每天去喂两顿、遛一圈，但更常见的情况是需要住到顾客家里，提供与日常相仿或更好的全方位陪伴与照顾服务，有些人家动物特别多，猫狗驴马鸡鸭鹦鹉，还真没法寄养， 以前这个行当都是收费的，而且价格肯定不低，可是如今有了共享经济，有些应用（比如trustedhousesitters.com）能把 pet sitting 和寻找临时住所这两种需求撮合起来，所以不少顾客都有机会找到提供免费服务的 pet sitter，后者可能喜欢 urban nomadic 生活，把这工作当作低成本四处晃荡的机会，我认识这对夫妻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他们退休不久，60多岁，退休前都是收入挺高的专业人士  

【2020-07-08】 这轮远程工作的热潮若是长期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先看雇员的居住地选择，目前美国大都市的平均通勤时间约45分钟，假如通勤频率从每周5次降至1次，很多人可能会愿意承受2-3小时的通勤时间，意味着他们（如果在西海岸）可以换个城市住，但不太会州际迁移，如果是在新英格兰，换个州也不是不可能。 假如通勤频率降至每月1次，那就完全可以飞机通勤了，居住地选择的半径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那就影响很大了，会改变整个文化/政治结构。 不太容易弄清楚的是公司对办公面积的需求会如何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将是结构性的，不仅是数量，办公室现场工作的内容组成，组织方式，已经相应的空间利用方式，都会为适应大比例的远程工作而改变，怎么个变法，无从预见，变完之后面积会缩减多少，或者在城市中的位置偏好会不会改变，都很难预料。  

【2019-04-14】 996这事情，之前有所耳闻，不过从最近的动静看，好像比印象中更普遍，说起来，这也不算太让人吃惊。 当任务量增加时，雇主有两个选择，要么多雇人，要么给既有雇员加钱同时加大其工作量，多数雇主都会倾向于后者，只是这一倾向的强烈程度会有不同，其中差异的来源可从成本和产出两方面考虑，成本端，关键因素是边际雇员成本和边际加班成本的比值，前者的意思是多雇一个人产生的成本增量，这往往比付给这位雇员的薪酬高很多，有时会高达五倍（通常，越是高端白领职位，这个比值越大），边际加班成本则取决于现有雇员有多不愿意加班，性别、婚姻状况、有无孩子、社交和娱乐倾向，都会影响该成本与常规薪酬的比值。 再看产出端，关键因素是边际雇员的产出和个体雇员的边际产出之间的比值，该比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工作的可分工性，即，将一项任务分给多人合作完成，效率会下降多少。 可见，无论成本端还是和产出端，码农职业都强烈倾向于加班而非多雇人：成本端，码农多为未婚男性或已婚未生育男性，产出端，写程序这工作向来以可分工性极差而闻名。  

【2017-03-10】 有一种求职广告很奇葩，常见于豆瓣文青，刚刚又看到一个，结尾都是『随便干啥，钱无所谓』，这两句看似宽松普适又便宜，其实是吓退雇主的杀手锏，『随便干啥』=『没有任何专业热情』，『钱无所谓』=『金钱根本不能激励我』，一个既没任何专业热情又无法被金钱激励的人，谁敢要啊？ ​​​​  

The Misogynist Origins of American Labor Law 美国劳动法的仇女起源 作者:Jeffrey Tucker @ 2016-02-17 译者:混乱阈值(@混乱阈值) 校对:鳗鱼禅(@鳗鱼禅) 来源:FEE,https://fee.org/articles/government-s-war-on-women-1900-1920/ Many now credit government for past progress in gender equality, mostly because of late 20th-century legislation that appeared to benefit women in the workplace. This is a distorted view. Few know that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actually sought to prevent that progress. 如今许多人把过去在性别平等上的进步归功于政府，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后期的立法看似让职业女性受益。然而这个观点与现实不符。鲜为人知的是，各个层级的政府都曾企图阻挠这种进步。 A century ago, just as markets were attracting women to professional lif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cifically targeted women to restrict their professional choices. The regulations were designed to drive them out of offices and factories and back into their homes — for their own good and the good of their families,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race. 一个世纪前，正当市场吸引女性进入职场之际，美国的政府管制刻意将女性作为目标人群，限制她们的职业选择。这些管制措施的目的是把女性从办公室和工厂驱赶回家中——为了女性和她们家庭、社区，以及民族的未来。 The new controls — the first round of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s in the free labor market — were designed to curb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economics and demographic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due to material advance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egulations limited women’s choices so they would stop making what elites considered the wrong decisions. 这些新的控制措施——是整整一个世纪对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干涉浪潮的第一波——意在阻止由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物质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和人口统计上的巨大变化。管制措施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这样她们就无法做出当时社会精英眼中的“错误”决定。 The real story, which is only beginning to emerge with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is striking. It upends prevailing narrativ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women’s rights. Many cornerstones of the early welfare and regulatory state were designed to hobble women’s personal liberty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 They were not progressive but reactionary, an attempt to turn back the clock. Women’s Work Is Not New 女性工作不是什么新鲜事 It was the freedom and opportunity realized in the latter period of the 19th centu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for women workers, opening up new lines of employment.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meant that women could leave the farm and move to the city. They could choose to leave home without having married — and even stay in the workforce as married women. They enjoyed more choice in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life than ever before. New clerical jobs, unknown a century earlier, were everywhere to be had. Women’s wages were rising quickly, by an impressive 16 percent from 1890 through 1920. Nor were women working at “exploitative” wages. A Rand corporation study of wage differentials discovered an interesting fact: women’s wages relative to men’s were higher in 1920 than they were in 1980. 新的文书类工作在那之前一个世纪还不存在，而此时已经到处都是。从1890年至1920年女性的工资快速上升，涨幅高达16%。女性的工资并非是“剥削性”的。兰德公司一项关于工资差异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1920年女性工资相对于男性工资的比率要高于1980年。 The Law Intervenes 法律介入 And yet, these were also the years in which we first saw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much of it specifically targeting women. As historian Thomas Leonard argues in his spectacular book Illiberal Reformers (2016),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panicked about what this could mean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然而，在那些年政府首次开始介入劳动力市场，明确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女性。正如历史学家Thomas Leonard在其力作《非自由的改革者（Illiberal Reformers）》中指出的，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恐慌于女性工资上升会给人类未来带来的影响。 Society must control reproduction and therefore what women do with their lives. So said the prevailing ideology of the age. We couldn’t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markets enticed women to leave the control of their families and move to the city. 社会必须控制生育，因而也就必须控制女性的人生。那个时代盛行的意识形态如是说。市场引诱女性离开家庭的控制搬迁到城市，这种情况让人无法接受。 Though they are called Progressives, the reformers’ rhetoric had more in common with the “family values” movement of the 1970s and ‘80s — with pseudoscientific race paranoia playing the role that religion would later play. In many ways, they were the ultimate conservatives, attempting to roll back the tide of history made possible by the advance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尽管他们被称为进步主义者，这些改革者的话语倒跟1970和80年代的“家庭价值观”运动有更多共同点——也包括日后宗教也运用的伪科学种族妄想狂那一套。在许多方面，这些人是终极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企图使资本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历史浪潮倒流。 They were incredibly successful. Over a 10-year period between 1909 and 1919, 40 states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hours that women employees could work. Fifteen states passed new minimum wage laws to limit entry-level jobs. Most states created stipends for single-parent families, specifically to incentivize women to reject commercial life, return to protected domesticity, and stop competing with men for wages. 他们大获全胜。1909年至1919年的十年间，40个州限制了女性雇员可以工作的小时数。15个州通过了新的最低工资法来限制初级工作职位。大多数州制定了对单职工家庭的津贴，特意激励女性抵制商业生活回归被保护的家庭生活，同时不再与男人在职场上竞争。 Such laws were completely new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in almost all of modern history) because they intervened so fundamentally in the right of workers and employers to make any sort of contract. The Progressive agenda involved government deeply in issues that directly affected people’s ability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It also created unprecedented impositions on both employees and their employers. Such laws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even 50 years earlier. 这些法律在美国历史上（同时也在几乎整个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原因在于它们如此根本性地介入了工人和雇主订立任意契约的权利。在一些直接影响人们自给自足能力的议题上，进步主义的议程和政府关联极深。同时进步主义创立了前所未有的税项，同时向雇主和雇员征收。这样的法律即使在五十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How did all this happen so fast, and why? 政府的干预如何迅速实施？为何能得逞？ The Inferiority of Women 女性的劣势 Richard T. Ely, the hugely influential founder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the godfather of progressive economics, explained the issue clearly,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laws that followed. His 1894 book 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xpressed a panic about women’s entry into the workforce: Richard T. Ely 是美国经济协会极具影响力的创建者，也是进步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他曾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为之后产生的法律打下了基石。他在1894年发表的著作《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中对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表达了恐慌：

Restrictions should be thrown about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 and their employmen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child-birth should be prohibi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re should also be a restriction of the work-day, as in England,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under eighteen, and for women. Such a limitation having beneficial effect upon the health of the community…. Night work should be prohibited for women and persons under eighteen years of age and, in particular, all work injurious to the female organism should be forbidden to women. 应该限制雇用已婚女性，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该禁止雇用处于分娩期前后的女性，禁止雇用期应该相当长。我们应该仿效英格兰，限制儿童、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女性的工作时长。这种限制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应该禁止女性和不满十八岁者上夜班，尤其应该禁止女性从事那些损害女性生理机体的工作。

If the reference to the “female organism” sounds strange, remember that this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believed in eugenics — using state force to pla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l race — and hence saw women mainly as propagators of the race, not human individuals with the right to choose. 如果书中所谓的“女性生理机体”听着别扭，请记住那一代知识分子相信优生学——即使用国家的力量来制定生产模范种族的计划，因此他们将女性主要看成生育者，而非拥有选择权利的个人。 For anyone who believed that government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plan human production (and most intellectuals at the time did believe this), the role of women was critical. They couldn’t be allowed to do what they wanted, go where they wanted, or make lives for themselves. This was the normal thought pattern for the generation that gave the United States unprecedented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labor market. 对于任何相信政府有责任对人类生育做规划的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相信）来说，女性的角色至关重要。女性不能被允许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她们想去的地方，或过她们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当时一代人通常的思维模式，而正是这种思维模式让美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前所未有的法律限制。 The Supreme Court Weighs In 最高法院的介入 Consider the Supreme Court case of Muller v. Oregon, which considered state legislation on maximum working hours and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state. Oregon was hardly unusual; it was typical of the 20 states that had already passed such laws directed at women’s freedom to choose employment. From the text of Colorado’s law passed in 1903: “No woman” shall “work or labor for a greater number than eight hours in the twenty-four hour day … where such labor, work, or occupation by its nature, requires the woman to stand or be upon her feet.” 看一下Muller诉俄勒冈州这个最高法院案例，最高法院认可对最大工作小时数的州立法，并做了对州政府有利的判决。俄勒冈州并非特别，它只是已经通过此类针对女性选择工作自由的法律的二十个州的典型。在1903年通过的科罗拉多州的法律这样写道：“没有女性”应该“在一天的24小时中进行8小时以上的工作或劳动……这里指的是需要女性站立完成的工作、劳动或职业。” The decision in Muller v. Oregon, then, ratified such laws all over the country. Today, this case is widely considered the foundation of progressive labor law. What’s not well known is that the brief that settled the case was a remarkable piece of pseudoscience that argued for the inferiority of women and hence their need for special protections from the demands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at brief was filed by future Supreme Court justice Louis Brandeis. 于是，最高法院对Muller诉俄勒冈州案的判决正式批准了全国范围内此类法律。今天，该诉讼被普遍认为是进步主义劳动法的基础。而不为人所周知的是，终结该诉讼的那份简报是一篇令人称奇的伪科学文章，该简报论述了女性的劣势，认为女性需要特殊的保护使她们免受商业公司侵害。这份简报正是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Louis Brandeis提交的。 The Weird and Awful “Brandeis Brief” 奇怪又糟糕的“Brandeis简报” The “Brandeis Brief” argued that the law had to stop the massive influx of women into the workplace because women have “special susceptibility to fatigue and disease,” because female blood has more water in it than men’s blood. Their blood composition also accounts for why women have less focus, energy, and strength generally, according to the brief. “Brandeis简报”认为法律必须制止大量女性流入劳动力大军，因为女性“特别容易疲劳和生病”，原因是与男性相比，女性血液中含有更高比例的水分。按照这份简报的说法，女性的血液成分比例也解释了为何女性通常在注意力、精力和体力上逊于男性。。 “Physicians are agreed that women are fundamentally weaker than men in all that makes for endurance: in muscular strength, in nervous energy, in the powers of persistent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医生们认同女性在一切和耐力有关的方面从根本上弱于男性的观点：这些方面包括肌肉力量，神经系统的能量，持续保持注意力和坚持的能力。” Moreover, “In strength as well as in rapidity and precision of movement women are inferior to men. This is not a conclusion that has ever been contested.” 此外，“不仅在力量上，在速度和动作的精确度上，女性都劣于男性。这一结论从未受到过质疑。” Long hours are “more disastrous to the health of women than to men,” the brief explained. Government therefore needed to regulate work hours for the “health, safety, morals, and general welfare of women.” 长时间工作“对女性健康的损害要大于对男性，”该简报这样解释道。因此政府需要为了“女性的健康、安全、道德，以及生活幸福”对工作时长进行管制。 Restrictions on work hours were therefore essential. “It is of great hygienic importance on account of the more delicate physical organization of woman,” the brief said, “and will contribute much toward the better care of childre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regular family life.” 因此限制工作时间就至关重要。“考虑到女性生理组织更脆弱，（限制工作时间长度）在卫生上具有重大意义”，该简报这样写道，“这对关爱儿童和维持正常家庭生活都非常有益。” This brief is also notable for being the first to combine science, however bogus, and public policy in an 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这份简报另一个闻名于世的原因，是它首次在向最高法院的上诉中将科学——尽管是冒牌货——与公共政策结合在一起。 Florence Kelley’s Dream of Nonworking Women Florence Kelley的女性不工作梦想 One might suspect that the entire effort was a male-driven one to stop female progres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A leader in the campaign for such labor interventions was writer and activist Florence Kelley. Modern progressives celebrate her activism for maximum work hours, the 10-hour workday, minimum wages, and children’s rights. Indeed, she is considered a great hero by the sanitized version of history that progressives tell each other. 现在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整个事情都是男性驱使的，意在阻止女性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支持政府介入劳动力市场的运动的一位领导者Florence Kelley是一名作家兼激进分子。现代进步主义者颂扬了她在最大工作时长、十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和儿童权益上的激进主义。没错，在进步主义者相互传颂的历史洁本中，她是一位伟大的英雄。 Before we cheer her accomplishments, however, we should look at Kelley’s driving motivation. Writing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he explained that she wanted a minimum wage as a wage floor to stop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retail outlets from employing women for less than they could otherwise employ men. 但在为她的成就欢呼之前，我们应该看看Kelley的动机。在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文章上，她解释道，她支持最低工资标准是因为最低工资相当于工资门槛，可以不让工厂和零售商店以低于男性工资的标准雇佣女性。 Retail stores, she wrote, tend to “minimize the employment of men, substituting them for women, girls, and boys, employed largely at less than living wages.” It was precisely such competition from women and children that Kelley intended to stop, so that men could earn higher wages and women could return to traditional roles. 她写道，零售商店倾向于“将雇佣的男性数量最小化，取而代之的是以低于基本生活工资的薪酬雇佣女性，女孩和男孩。”Kelley希望制止的正是这些来自于女性和儿童的就业竞争，这样男性就可以赚更多工资，而女性则可以回归她们的传统角色。 In her book Some Ethical Gains through Legislation (1905), Kelley said that long working hours had to be ended for women because commercial life was introducing “vice” into communities (“vice” for this generation was the preferred euphemism for every manner of sexual sin). Worse, women were choosing commercial life over home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在出版于1905年的《一些通过立法获得的伦理好处》一书中，Kelley认为女性长时间工作必须被阻止，因为商业化生活正在将“恶习”带入社区（那一代人更喜欢用“恶习”这一委婉说法来指代任何与性相关的罪孽 ）。而更糟的是，女性在商业化生活和家庭二者间选择了前者，完全是“自己主动的”。 Kelley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to restrict women’s rights for their own “health and morality,” she said, and also to boost men’s wages so women would stay home under the care of their mothers, fathers, suitors, and husbands. Kelley认为有必要为了女性的“健康和道德”限制女性权利。在书中她写道，限制女性权利也是为了推动男性工资的增长，从而使得女性可以留在家中受她们的父母、求婚者和丈夫们的照顾。 Moreover, to make such work illegal would make “righteous living” more practical for women. If they stopped being rewarded in wages, they would return to domestic life. Kelley even regretted the invention of electricity because it allowed women to work late at factories, when they should be at home reading to children by firelight. 此外，将女性长时间工作定为非法会使得“正直的生活”对女性来说更为实际可行。如果女性不再受工资回报的奖励，她们就会回归家庭生活。Kelley甚至还为电的发明感到遗憾，因为是电让女性可以夜晚在工厂工作，而此时她们本应在家中的炉火旁给孩子们讲故事。 In Kelley’s view, the ideal role of women with children is not to enter commercial life at all: “Family life in the home is sapped in its foundation when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 work for wages.” It’s an opinion with which some may still sympathize, but should such an opinion be imposed on working families by coercive legislation? For this paragon of progressive social reform, it was clear that lawmakers had to force women back into the home. 在Kelley看来，女性面对孩子的理想角色是完全不进入商业化生活：“当小孩的母亲们为工资工作时，家庭生活的基础被削弱了。”现在有些人依然支持这样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应该通过强制性立法被强加于双职工家庭吗？按照这种进步主义社会改革的范式，立法者必须强迫女性回家。 Florence Kelley and the movement she represented sought to disemploy women and get everyone back to a premodern form of domestic living. She wanted not more rights for women but fewer. The workplace was properly for men, who were to get paid high wages sufficient for the whole family. That was the basis for her support of a range of legislation to drive women out of the workforce and put an end to the new range of options available to them, options that many women were happy to choose. Florence Kelley与她代表的运动，追求的是女性不被雇佣以及所有人都回归现代之前的家庭生活。她要的不是女性拥有更多权利，而是更少。工作场所适合男性，因为他们在那里能获得高薪酬，足够养活全家人。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她支持通过广泛的立法将女性从工作场所驱逐出去，使女性不再有一系列新的选项——很多女性乐于选择的选项。 Fear the Women of East Prussia 对东普鲁士女性的恐惧 All this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is one thing, but what about the popular press? 这些学术研究和激进主义是一回事，那大众传媒又怎么样呢？ Professor Edward A. Ross, author of Sin and Society, spoke out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May 3, 1908. In an article titled “The Price Woman Pays to Industrial Progress,” Ross warned that America’s “fine feminine form” was endangered by commercial society. Edward A. Ross教授是《罪与社会》一书的作者。他在1908年3月3日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女性为产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文章中警告了“精致的女性气质”正在被商业化社会所危害。 If women were permitted to work, an evolutionary selection process would govern their reproduction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human race. The graceful women who would otherwise bear beautiful children would be pushed out of the gene pool and replaced by “squat, splay-footed, wide-backed, flat-breasted, broad-faced, short-necked — a type that lacks every grace that we associate with women.” 如果允许女性工作，进化选择过程会主宰她们的生育，危害人类。本来会生养漂亮孩子的优雅女性会被挤出基因池，取而代之的将是“矮胖、八字脚、宽背、平胸、脸蛋平庸、脖子短的女性——这种类型的女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我们把女性优雅与之相联系。” Ross’s example: “the women of East Prussia,” who “bear a child in the morning” and “are out in the field in the afternoon.” Ross举的例子是“东普鲁士女人”，她们“在早晨刚生完孩子”，“下午就下地”。 The professor explained that women who had worked in factories would not make suitable bearers of children. “Think of the discouraging situation of the young man who after he has been married two or three years finds he has a wife who at the age of 28 or 30 has collapsed, become a miserable invalid, suffering aches and pains all the time.” Why, she might find herself “unable to keep the home attractive.” And all of this “because of just a few extra dollars added to the profits of the employer or a few extra dollars saved to the consumer.” 该教授解释说，在工厂工作的女性不会是合适的生养者。“试想一下这样令人沮丧的情况：一个年轻男人在和他妻子结婚两三年后发现她在28或30岁的年纪垮掉了，终日一身病痛。”这样的妻子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把家里弄得漂亮”。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雇主多赚几美元，或是让消费者多省几美元”。 Because of the dangerous combination of employment and natural selection, Ross contended, the government had to extend a hand to help these women by limiting working hours and establishing a high bar to enter the workforce: minimum wages. 由于雇佣劳动和自然选择的危险结合，Ross主张政府必须通过限制工作时长，并对进入劳动力市场设置高门槛——即最低工资——向女性伸出援手。 Only through such enlightened interventions could government save women from the workplace, so that they could return to the maternal duties of rearing “girls who have the qualities of fineness — grace and charm.” 政府只有通过这样高明的干预才能将女性从工作场所中拯救出来，这样女性才能回归母亲的角色，抚养“具有优雅和美丽这些优秀特质的女孩”。 Is This Satire? 讽刺否？ If this reads like satire, sadly it is not. Nor were such views unusual in a generation of ruling-class intellectuals,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that embraced eugenics and rejected capitalism as too random, too chaotic, too liberating. Their plan was to reestablish and entrench by law the family and marital structure they believed in, which absolutely precluded a generation of women making individual choices over their own lives. Every trend panicked the eugenic generation. They fretted about the falling birth rate among those who should be reproducing and the rising birth rate among those who shouldn’t be. They worried about morals, about competition, about health, about culture. Most of all, they regretted the change that a dynamic economy was bringing about. 所有的时代趋向都让相信优生学的一代人恐慌。他们担心本应生养的群体的生育率在下降，而那些本不应生育的群体的生育率却在上升。他们忧虑于道德、竞争、健康和文化。所有问题中他们最担心的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即将带来的改变。 Thus, from 1900 through 1920, a period that set the stage for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hundreds of laws stifling women were passed in every state and at the federal level, too. None dared call it misogyny, but this is real history, however rarely it is told. 因此，1900至1920年间，政府为干预劳动力市场打好了舞台，这种干预持续了一个世纪。数以百计窒息女性的法律在所有州以及联邦层面上通过。没人敢称之为厌女，但这是真实的历史，尽管很少被说起。 Feminists against Regulation 对抗管控的女权主义 Laws that disemployed thousands of women nationwide led to vast protests. The Equal Opportunity League, an early feminist organization in New York, lobbied the state legislature to repeal the bans on work. And it received quite the press coverage. 使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女性失去工作的法律导致了大范围的抗议。机会平等联盟是一个位于纽约的早期女权组织，它游说州立法机构废除对女性工作的禁令，得到了相当多的媒体报道。 “So-called ‘welfare’ legislation is not asked for or wanted by real working women,” the league said. “These ‘welfare’ bills are drafted by self-styled social uplifters who assert that working women do not know enough to protect themselves.” “所谓的“福利”立法不是真正在工作的女性要求或内心想要的，”该联盟如是说。“这些“福利”法案由自封的社会提升者起草，他们认为工作的女性不知如何保护自己。” “Are women people? Women are no longer the wards of the State and a law that is unconstitutional for a man voter is equally unconstitutional for a woman voter.” “女性也是人吧？女性不再是州政府的被监护人，对男性投票人来说违宪的法律对女性投票人来说一样违宪。” “Working at night is not more injurious than working in the daytime,” the league argued. “Many women prefer to work at night because the wage is higher, opportunities for advancement greater, and women with children can enjoy being with their child after school hours in the day time.” “在晚上工作不比在白天工作更有害”，该联盟这样认为。“许多女性喜欢在晚上工作是因为工资更高，升职的机会更大，而且有孩子的女性可以在白天孩子放学后和孩子在一起。” In fact, the phrase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was not created to mandate higher wages for women. It was a league slogan invoked to argue against laws that made it “a crime to employ women even five minutes after the eight-hour day.” The phrase emerged as a preferred slogan to protest in favor of free markets, not against them. 事实上，“同工同酬”这一警句的出现并非为了强制提高女性工资。它是联盟的一句口号，用来反对那些认定“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即使多雇佣女性5分钟也是犯罪”的法律。这一广受欢迎警句的是作为亲市场而非反对自由市场的口号而提出的。 The Equal Opportunity League also passionately opposed the minimum wage law. Such laws, it argued, “while purporting to be for [women’s] benefit, would really be a serious handicap to them in competing with men workers for desirable positions.” 平等机会联盟也积极地反对最低工资法。联盟认为这样的法律“尽管本意是为了照顾（女性）利益，实质上却让女性在与男性工人竞争好职位时受到严重妨碍”。 In short, the conclusion of the League is that these proposed bills and laws, ostensibly intended to protect and shield the woman worker, will, if permitted to stand, unquestionably work her industrial ruin and throw her back into the slough of drudgery out of which she is just emerging after centuries of painful, laborious effort to better her condition. ("Women’s Work Limited by Law,"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1920) 简单来说，联盟的结论是这些提议中的法案和法律表面上意在保护女性工人，实际上一旦通过则毫无疑问会毁坏女性的职业生涯，将女性赶回家务重活的泥沼。而女性在经历数个世纪痛苦艰难的努力后才刚刚脱离这一泥沼而改善了自己的状况。（《女性的工作被法律所限》，《纽约时报》1920年1月18日。） Restriction Becomes Liberation? 限制变成了解放？ The fairy tale version of history says that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government freed women to become newly empowered in the workplace. The reality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Just as the market was granting women more choices, government swept in to limit them in the name of health, purity, family values, and social uplift.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still around today, though they have been recharacterized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As Orwell might say,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restriction became liberation. 历史的童话版本说，在20世纪政府给予了女性自由，让女性在工作场所拥有了权利。真相恰好相反。市场给予女性更多的选择，而政府却插手进来以健康、纯洁、家庭价值观和社会地位提升等名义限制女性的选择。这类法律和法规在今天仍然存在，虽然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重新描绘。正如奥威尔所说，在通往动物庄园路途中，不知从何处起，限制变成了解放。 (Author’s note: I’m grateful to Thomas Leonard’s Illiberal Reformers for providing the footnotes I followed to write this piece. Also, much more rethinking of Progressive Era politics and its impact on the family is discussed in Steven Horwitz’s Hayek’s Modern Family, newly published by Palgrave.) （作者附言：非常感激Thomas Leonard的《非自由的改革者》，循着该书提供的脚注，我写下了此文。另外，对进步时代的政治及其对家庭之影响的更多再思考，在Steven Horwitz所著的由Palgrave最新出版的《哈耶克的现代家庭》一书中有更多讨论。）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2016-06-07】 @熊也餐厅 服务生和理发师为什么要在大街上做军事化训练要打客人吗～ @whigzhou: 短时间成批量改造行为习惯（诸如用袖子擦鼻涕，死盯着客人看，间歇性怪叫，甩着抹布跳霹雳舞）的低成本简易方法，这事情跟你的雇工来源有关系，大学生虽然工资不高，但通常不愿去海底捞打工。 @whigzhou: 理由跟在贫困地区开工厂不能为工人提供自助午餐类似，要不然下午都撑得没法干活了 @whigzhou: 职业伦理和工业文化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从发薪周期的演变也可看出：最早是日薪，然后周薪、月薪、年薪，在成熟工业社会，这一驯化过程由社会（通过强大的文化压力）完成，而在过渡型社会，只能由雇主自己动手 @长空博云: 服从性训练 在大街上干这个也把那些不适合的都给剔除了 这两个行业自尊心太强没法干 你说的这些个东西是上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whigzhou: 上上世纪？都是我耳熟能详的事情，我有这么老吗？  

【2014-10-30】 @大象公会 【为什么没有女码农】多数码农（程序员）为男性，人们通常解释为：编程需要数理等逻辑思维，感性的女人天生不适合。但计算机发展初期，女程序员占绝大多数，占行业统治地位。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hitay @whigzhou: 早期的机器码编程和后来的高级语言编程完全两码事，前者差不多就是把现成的方程翻译成机器码，工作性质类似电报译码员，逻辑建模过程在之前已由他人完成，不包括在编程工作中，所以，问“女性突然失去了对计算机的兴趣”这样的问题没什么意义 @trustno1v2:人肉编译器而已 @whigzhou: 比作打毛衣或刺绣更容易理解 @Lax蚊子:因为女性细心反而更占优势？ @whigzhou: 我猜女性可能更喜欢付出/收获比更确定的工作，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不愿意做那种奋搏好多天可能大捞一票也可能一无所获的事情，而编程工作越来越像后者 @whigzhou: 这两种工作类型的区别，突出的体现在熬夜上，付出/收获不确定的工作往往需要熬夜连续奋战，而女孩好像更不能接受熬夜 @whigzhou: 这里说的收获不是金钱回报，而是可以看得见的有用结果 @whigzhou: 软件工程臭名昭著的三大特征：1）付出/收获不确定（意味着工期/成本难控制），2）任务难以分割，3）反馈周期长（意味着激励延迟），大概都是女孩不喜欢的 @黄章晋ster：其实程序员这个岗位上的收入不确定、反馈周期长，体现得并不比很多工种更强烈，大量自由职业的工作，甚至作家、记者、艺术家都具有同样的特征，而且还更强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职业已经形成的强烈的Nerd文化特征（譬如其社会性极低）才是女性最不喜欢的。  

【2014-04-17】 @whigzhou: 有意思 //What is a job that exists only in your country? http://t.cn/8sOHs93 I think this happens only in Tehran. Some people get paid to walk behind your car, so the traffic cameras can not capture your plate number when you enter the restricted traffic areas! @whigzhou: 补充一个：在中国，有些学生小弟或退休大妈专以扮演普通市民接受电视采访为生。 @whigzhou: 对了，还有催奶师 http://t.cn/z0euWa6 经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的理论笔试、实操技能考核（高级催奶师增加案例分析答辩考核）成绩合格者，统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催乳师或高级催乳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统一编号，全国通用 @whigzhou: 为人乳宴供奶的奶妇 http://t.cn/zQXsWLn @whigzhou: 出售胎盘的产科护士 http://t.cn/zORMT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