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人口争议的误区》一文，许多朋友留下了很好的评论，一并谢过。 supretard的话题太大了，以后慢慢聊。 我关于放松生育政策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表述，看来费曼和李敖之都误解了。我不是说放松生育不能改变老龄化结构，而是说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因为老龄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抚养系数，而放松生育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不能降低抚养系数。造成这一误解，可能是我上下文结构安排的不好。 重新表述一下：在短期，放松生育将提高抚养系数；在长期，我认为，抚养系数与生育率不具有负相关，或许还具有一点正相关。 关于李敖之的第二点，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法律和道德体系一样，是一种自发秩序，尽管我们可以在事后用一个事实命题系统对它进行分析，却不能基于这些理论在事先对它进行设计。其次，就个人来说，持有任何价值观、道德立场、法律原则，都可以与事实完全无关。 forsaken指出了男女比例扭曲和计划生育的关系，我同意。但是，如果我们预先同意：1）控制生育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可接受的；2）为了追求某些经济目标，控制生育政策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那么，男女比例扭曲，就不难被说成是该政策所必须付出的、并不高昂的代价。 最后，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为何在中国难以被废除的分析，请参考我一年前的文章：《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按：读罢此文，你很可能认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赞同者，正如你看到的，我几乎不赞同所有反对计划生育的言论，不，不是几乎，事实上，我认为我听到过的每一条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都是错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出了三条，而且第三条还没有展开说。然而，实际上，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 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练习或者演示如何将屁股和脑袋分开，这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很少人能做到，当一个问题被识别为屁股问题时——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通常如此——再灵光的脑袋也会被迅速塞进裤裆，这一点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鲜能免俗。 一个月前，我曾在《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中尝试挑逗那些无法区分屁股与脑袋的人，我先把屁股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上：主张对同性恋宽容，然后试着用脑袋指出一种可能性：对同性恋宽容或许会导致同性恋群体大幅减少甚至灭绝，如我所预料的，这一挑逗效果极佳，我立刻被当作主张灭绝同性恋的狂人而遭到激烈指责。 我得坦白，我无耻的享受这种效果，这让我有了一个观察人性和所谓理性的良好机会，今后若有机会我会经常尝试这种练习、演示，或者挑逗，好让我自己时时牢记：不要弄混了屁股和脑袋。） 人口争议的误区 辉格 2009年3月24日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