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海盗困局出路何在？
辉格
2010年1月4日

新年伊始，一度在各大国展开护航行动后有所收敛的索马里海盗再度出击，元旦当天连劫两船，49名船员遭绑架，其中包括5名中国籍船员；过去两年中，在国际力量的打击下，索马里海盗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坚韧性、灵活性和战术调整能力，虽几度收缩，但每次受挫之后都能找出新的位置和方式，出奇制胜，08、09两年都实现袭击次数翻番。

据专业经营海盗险和绑架险的HISCOX公司统计，过去十年绑架案增长三倍以上，平均赎金从每船100万美元提高到200万，该公司海盗险保费收入增长十倍以上，其中大部分归因于索马里海盗；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海外被绑架者的国籍排名中，中国人赫然居首；惊讶之余，不禁让人怀疑，现行国际秩序究竟能否为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提供可靠的安全环境？

自从1991年巴雷政权垮台之后，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按流行说法，索马里之成为海盗窝，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混乱、武装团伙横行是主要原因；然而，这种观察是肤浅的，海盗孳生确实与无政府状态有关，但无政府并不意味着索马里社会毫无秩序、法律与规则荡然无存，处于无法无天的丛林状态。

索马里的独特状况，近年来吸引了一批人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兴趣，他们的深入研究表明，实际上，尽管缺乏政府体系，索马里基层社会有着良好的习惯法系统和社会秩序，这一法律和秩序维持了索马里经济生活的运行，在许多领域甚至有了不错的发展，总体发展情况要好于巴雷政权22年统治下的状况，也好于许多非洲国家。

拿海盗行当来说，劫船勒赎在索马里已发展为一门结构复杂、秩序井然、且颇具规模的产业，绝非小股乌合流寇杂乱无章的各自为战，从事者不仅分工精细，还吸纳外部投资和散户入股，数十家海盗公司的股份还在集市上交易；获利者不仅将资金投入合法产业，甚至资助当地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他们在东非区域经济中表现活跃，广泛投资于肯尼亚和吉布提实业和地产，据说过去5年已将内罗毕房价推高了3倍。

索马里过去十年的经历，实际上是其向传统部落社会结构回归的过程；如同其它许多非洲国家一样，现代政府是由一小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和军事强人强加在传统部落结构之上的一个缺乏根基的表层装置，其维系极大的依赖外部支持，先是冷战双方的竞争性援助，后是针对资源供给的保护性援助。

冷战结束后，此类政府大都垮台了，那些成功重建现代政府的国家，要么因其富产资源而得到了新的保护性支持，要么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上多少获得了些成功；然而索马里既没有重要资源，部落结构也完整保存，因而这个社会十年来始终顽固的抗拒着现代主权政府的重建。

或许正是因为良好保存的习惯法足以提供日常生活和经济运行所需的秩序，人们对主权政府没有需求，而早先政府的不佳表现更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因此，海盗问题所揭示的，并非混乱状态与国际秩序的冲突，而是习惯法下的传统部落秩序与主权政府下的现代秩序之间的冲突。

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一切规则皆以主权政府之存在为前提，在索马里，部落、氏族和家族等传统社会单位事实上主导着部落地区的结构，却无法成为合格的国际法主体，而被接受为主体的所谓临时政府实际影响极为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因而同样难容于国际秩序。

和日耳曼习惯法一样，在索马里的Xeer习惯法中，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不是天赋的，而是个人因生活于该习惯法下，因认同、遵守和共同执行其规则而获得的，是他与社会其它成员的契约；因而，那些生活于共同习惯法之外、其行为不为Xeer法所约束、从而与部落社会不存在契约关系的“外人”，或者那些因拒绝遵守规则而被逐出法外的族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在索马里人看来，公海上船只的船员和货主便是法外之人，所以，他们的海盗行为既不会受习惯法所约束，也不会给他们带来负罪感；如果我们回顾近代以前的海上贸易，那时封建法之下欧洲人对待海盗行为的态度，与今日索马里人十分相似，许多诸侯乃至君主都资助和入股海盗冒险家，甚至以此为主业，毫不以此为耻。

两种法律体系的根本冲突，使得部落社会无法与主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国际秩序，从而在两种世界的夹缝空隙之间，留下了匪盗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西方国家的应对策略，迄今仍多半局限于在部落区扶植现代主权政府，配以现代化建设援助和武力打击，而忽视了如何与原有部落结构和法律系统对接。

这一策略是失败的；彼得雷乌斯在2007年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成功扭转乱局，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认清了上述秩序冲突，并采用了恰当策略，他征召了大批人类学家去摸清伊拉克的部族结构，据此而制订了此后大获成功的“安巴尔觉醒”行动，该行动绕过主权政府而直接与部落、家族和教派达成交易与合作，激励并资助后者驱逐恐怖组织。

海盗困局的出路，需要类似的努力，若要索马里部落放弃海盗行动，必须为他们提供一种限制海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要求国际各方在尊重当地习惯法的前提下，直接与在部落秩序结构中真正发挥作用的组织单元——部落、氏族、市镇等——达成交易、作出契约性安排，而不是去赞助和强化一个渺无希望的主权政府，后者只能抑制和破坏传统秩序向良性方向扩展。

（按：在此话题上，薛兆丰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与张五常相同的观点，昨天翻阅他的评论集《经济学通识》时偶然发现。）

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
辉格
2009年8月12日

四月下旬，美国钢铁工会（USW）以保护国内相关行业就业机会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贸易保护措施申请；六月底，经过调查和听证，USITC针对轮胎特保案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正式提交了建议方案；上周，USTR就此案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并将于下月初向总统提交最终建议；轮胎特保案的前景正处于第二个关键期，于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于近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制建议，旨在通过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来迫使美方放弃特保案。由于小布什在两届任期中否决了全部四件到达USTR的特保案，如果轮胎特保案最终通过，那将是奥巴马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强烈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回来了。

对于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的危害，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证，那些曾为贸易保护辩解的崇高口号，如今已少有人信，贸易保护在今天已沦为赤裸裸的借国家主权牟取集团利益的手段；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在反对贸易保护上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对付贸易保护、如何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在国内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条件单方面开放贸易政策：尽量争取全面开放贸易，但即使对方不肯开放，我们仍应主动开放市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会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使各方都受益；该演绎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上述主张运用于贸易争端的结论便是，即便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本方也不应以对等措施予以报复，否则将加大损害。

这一分析简单直白且完全正确，以报复性制裁反制贸易保护的确会导致双输，问题是，两国贸易政策的互动并非单次博弈，而是长期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最初导致一种互惠局面得以出现的那些单次行动策略，不必都是互惠的，而在互惠局面遭破坏时，那些恢复该局面的单次行动策略，也不必是互惠的；实际上，在博弈实践中，那些被用来建立、维持或恢复互惠双赢局面的那些行动策略，常常是双输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我认识一个替人向企业讨债的家伙，每次去讨债都带把刀，我问他扎过几个人，他说一个也没有，这刀是用来扎自己的，如果第一轮催讨无果，他会撸起袖子把刀扎进自己的胳膊，当然，他胳膊上的刀疤远远少于他成功讨债的次数。

大致上，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环境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人类历史和阿克塞尔罗德等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秩序可以经由重复博弈中达致的合作互惠局面，而先于政府得以建立；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在面临具体的贸易纠纷时，应选择上述两种机制中的哪一种来维护互惠局面和本方利益，取决于长期策略和案例特性；首先，最大程度的拓展本方所及的自由贸易空间，应确定为长期策略；其次，对于WTO仲裁机制是否有利于上述长期策略，应有一个判断，如果仲裁机制确能公正有效的保护和推动自由贸易，那么，即使在个案上可能得到不利判决，也应加以尊重和依循，而不要绕开仲裁而直接实施报复。

相反，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

（按：俄罗斯政府和军队是中国愤青最好的教师。）

纳布科的纷争与得失
辉格
2009年7月15日

日前，土耳其与保罗匈奥四国在安卡拉就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签署了政府间协议，纳布科线的三个南方潜在供气国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代表也出席了签字仪式，阿塞拜疆、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潜在东方供气国虽然没有参加，但在早先已作出了供气承诺；经历了多年生死难卜的转折延宕之后，纳布科项目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定于2011年的开工日期看来有了保障；这一结果，基本上终结了其竞争线路南溪线的前途，最大的赢家是土耳其中转商，其次是欧洲消费者，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供应商，其次是乌克兰中转商。

纳布科线的战略意义在于，它通过连接多条已有或计划中的管线——贯穿里海的外高加索线、穿越外高加索的南高加索线、土耳其-希腊线、通往意大利的外阿德里安线——将贯通从中亚到中东到东欧和南欧这一漫长的天然气供给线；未来，它不仅可以将中亚天然气引向欧洲，还可通过南方支线引入中东的庞大气源，甚至从维也纳穿越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口，将很容易将供应延伸向德国。纳布科线的前景一旦明朗，不仅确立了土耳其的枢纽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将为长期处于犹疑观望摇摆状态的计划中各支线项目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加速这些支线的谈判、决策和投资进程。

按基于南溪线的规划，中亚天然气将向北穿越南俄罗斯大平原，连同俄罗斯天然气，横穿黑海到达保加利亚，然后分两支，向北进入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向南进入希腊和意大利，它在东方绕过了里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在西方绕过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从地理条件看，南俄大平原比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的高原山地显然优越的多，然而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对Gazprom垄断地位的担忧，使得欧洲国家和企业更偏向于纳布科，后者可汇集更加多元化的潜在气源，而枢纽地土耳其又是亲西方的北约盟国，并且一直在努力申请加入欧盟，与长期紧张的俄乌关系相比，土耳其与同样拥有突厥文化背景且没有领土争议的中亚国家，或许更容易维持合作关系。

为阻止纳布科线的推进，俄罗斯用尽了所有手段；首先他借助传统政治影响力并抬高价格，试图说服中亚各国将天然气卖给俄国；其次是拉拢德国，作为欧洲天然气最大消费国，如果来自纳布科的气最终不进入德国，其价值将大打折扣，然而在德国人看来，纳布科太过遥远，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在局面明朗之前加以支持，可能既得罪俄乌，又得不到及时替代，两头落空；正是摸透了这一点，俄国适时推出了北溪线计划，该线旨在绕开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接向波兰和德国供气；最后，当纳布科看来已难以阻挡时，俄国甚至许诺将黑海管道中途折向土耳其，以此说服后者转向南溪线，但这显然毫无作用，作为最大受益国，土耳其应该是纳布科的最坚定支持者，表面上的敷衍只不过是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增加一点筹码而已。

对于德国，与现状相比，北溪线显然是一种改进，可以让他摆脱俄乌之争，因而北溪线在德国获得不小的支持，甚至前总理施罗德还出任项目公司董事长，也不难理解；然而德国作为欧盟主心骨也不得不为欧洲利益着想，更要命的是，普京政府近年来在内政外交上一系列颟顸蛮横的表现——从俄乌断气、入侵格鲁吉亚、驱逐格鲁吉亚侨民，到强夺TNK-BP英方资产、击沉中国货轮、抄没华商货物——令世人胆寒，也充分表现出在这个国家，权力广泛介入商业事务，而掌权者又缺乏最起码的谈判妥协意愿，这一状况的揭示，终于让欧洲人下定了舍近取远的决心。

一旦政治前景明朗，纳布科的前途便十分可观，其两期工程的总输气量300亿立方中，阿塞拜疆已签约80亿，土库曼承诺了100亿，埃及承诺了20亿，伊拉克也提出要供150亿；尽管这些数字还远小于乌克兰每年1000多亿的输气量，但合作模式一旦被证明是有效的，各路支线便会迅速启动，届时干线会随之扩容，而消费市场也将随供给充足而得到培育，整个地区的能源供需格局将全面改变。

答案是：可以。

某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把税率提高到100%，把所有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制造用于毁灭人类的武器的事业中，投入到维持斧头帮控制地位的警察和真理机器中，同时依靠那些它旨在毁灭的富裕国家的援助维持其国民生存。

听上去像个笑话？这个国家就是朝鲜。虽然实际故事没那么纯粹，但差不太多。

战后西方援助系统，在非洲和亚洲制造的悲剧和灾难，远比他们疗治的伤痛，多得多。

世界粮食计划署称朝鲜870万人面临断粮
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2/094418138883.shtml

东方早报记者 张颖 发自北京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驻朝鲜代表托尔本·杜昨天在北京称，朝鲜正处在一场新的粮荒中。

　　他表示，由于对朝捐助资金临近枯竭以及朝鲜对该机构采取的新限制措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调低了对朝援助预期。世界粮食计划署从去年10月开展了一项对朝粮食援助计划，托儿本·杜说，“我们原本的目标是为620万朝鲜人口提供食物援助，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227万。”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的研究报告，预计约有870万的朝鲜人口需要食物援助，占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托尔本·杜说，“现在的情况很糟，很多人都在饿肚子，部分民众以野生食物充饥。”

　　对朝援助资金缘何出现巨幅下降？托尔本·杜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他表示：“自5月朝鲜进行核试验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再没收到任何对朝捐助了。”按照原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期将从各捐助国收到5亿美元的捐助款，而到目前为止实际收到的捐助只达到预期的15%。

　　托尔本·杜还表示，朝鲜政府对其在朝活动也给出了更多新的限制，并且“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 现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在朝鲜6个省的57个乡村开展工作，相较原来8个省131个乡村的覆盖度有了大幅下降。(来源：东方早报)

我迄今从未听到任何一位外交家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刚刚在wiki上查资料偶尔发现）：

从1948年到1972年，86万犹太人被埃及、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驱逐，来到以色列，其中26万于1951年前到达，其余1972年前到达，他们和他们的后人构成了现今以色列人口的40%，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开时被迫放弃财产，据2002年一项评估，这些被驱逐者当时被迫放弃在阿拉伯各国的财产折合现值约3000亿美元，被迫放弃的土地合计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今以色列国土面积的4倍。

856,000 Jews left their homes in Arab countries from 1948 until the early 1970s; 260,000 reached Israel in 1948-1951, 600,000 by 1972.[1][2][3] The Jews of Egypt and Libya were expelled while those of Iraq, Yemen, Syria, Lebanon and North Africa left as a result of a coordinated effort among Arab governments to creat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4] Most were forced to abandon their property.[2] By 2002 these Jews and their descendants constituted about 40% of Israel's population.[3]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body of this group,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WOJAC) estimates that Jewish property abandoned in Arab countries would be valued today at more than $300 billion[5][6] and Jewish-owned real-estate left behind in Arab lands at 100,000 square kilometers (four times the size of the State of Israel).[1][6] The organization asserts that the Jewish exodus was the result of a deliberate policy decision taken by the Arab league.[7]

详见wiki词条：Jewish exodus from Arab lands

我在评论孟买惨案时提到以色列执着的复仇习惯，许多朋友质疑这种复仇是否可取，抑或可悲？

一个良好社会的前提是，施恶行者必须受到惩罚，且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必须数倍于其从中获得的收益。在建立了现代政府的国家，政府（广义的）负责识别恶行和实施惩罚，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方式，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在传统部落社会，没有政府这样的中心司法和执法机构，但并不等于完全没有法律和秩序，没有中心执法者的情况下，习俗、法律和秩序借助一种我称之为“对等制约”的机制来维持，而报复（或更激烈的——复仇）是该机制的核心部分。

我几年前曾推荐过弗雷德里克·巴特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这份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报告详细介绍了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社会秩序如何维系。罗伯特·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中更进一步说明了，即使在现代社会，非正式的规范系统在维持社会秩序上仍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我曾对此作了一个概括：

埃里克森把支撑社会的秩序要素分为五个系统：
1）伦理：个人在无外界影响下自发的自我约束。
2）合约：交易双方基于自力救济的约束。
3）规范（我更愿意称为“习俗”）：在社区中长期交往的人们之间自发形成的合作博弈策略分布及保障这些策略优势的控制机制。
4）组织：由非政府的科层化组织所提供的约束。
5）法律：由政府强力提供执行保障的科层化立法和司法系统。
他称伦理为“第一方控制”，合约为“第二方控制”，后三种为“第三方控制”。

阿克塞尔罗德在《合作的进化》中，以博弈论和进化模型为基础，论证了一个没有中心执法者的、有秩序的合作社会是有可能建立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的博弈条件中必须包含两条：他必须能被对方的背叛所激怒；他必须能记住对方的行为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合作、报复或避免接触）。

国际社会，就其法律发育状态和秩序维持方式而言，基本上还是一个部落社会，没有正式司法系统，没有中心执法者，各国只能靠对等制约来执行他们所理解的法律。因此，我认为以色列的报复行动是合法的——如果其所依据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按：在伊朗问题上，我看走眼了，呵呵）

伊朗，战争正在迫近
辉格
2008年6月15日

伊朗核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升级。布什上周一开始的对欧洲六国的访问，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告别之旅”，但相对于其重要性而言，这一说法过于轻描淡写了，依我看，布什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欧洲各国协调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以便形成一致的压力，并为施压无效后的进一步制裁做好准备，也为最终不得不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营造氛围。战争的风险正在迫近，已经到了认真考虑战争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了。

14日，欧盟外交和安全代表索拉纳抵达德黑兰，向伊朗递交了六国伊核问题复谈新方案，伊朗虽表示会对方案进行研究，但当即宣布了不会考虑暂停铀浓缩。同日，布什在与萨尔科齐的联合记者会上，似乎已将伊朗的这一表态解读为对方案的拒绝，并对此表示了失望。很明显，伊朗方面没有任何转变的迹象，而美国对新方案被接受也并未抱希望，对与伊朗的无休止纠缠也已失去耐心，这一方案只是在履行程序，局势发展的关键在于后续行动。

就在上述过程进行的同时，有一些十分不祥的信号。1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巡视多个空军基地后，于回程时在飞机上对记者说，高层领导人每人夜晚都难以入眠，原因是担心恐怖分子发难，尤其是担心他们以杀伤力强大的武器采取行动，“揪出可能为核原料供应者的国家就肯定有帮助，……在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我们没有明言。我们只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一声明是非常突然和异乎寻常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而他的措辞也十分耐人寻味：“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似乎言下之意是：“在一场新的战争之前，我们需要再说一遍”？

第二个信号是，在14日的联合记者会上，法美两国总统共同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它与伊朗划清界线，这给人的留下三个印象：一、伊朗已被认定有罪；二、将对伊朗做点什么；三、盖茨所说的“核原料供应者”不是叙利亚，考虑到利比亚已经放弃核计划，朝鲜正在开始弃核，这个潜在的供应者只能是伊朗。

15日，前联合国武器核查专家大卫·奥尔布赖特对《华盛顿邮报》说，2006年从卡迪尔汗的核技术走私网成员处查获的一台电脑上，曾发现可安装于弹道导弹的核装置的设计图纸，而这些图纸很可能已经被出售给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等国。据说奥尔布赖特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发表他的报告，这一发表时机非常微妙，而奥本人正是当初因揭露伊朗秘密核设施的位置而闻名。

另外，本月7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伊朗时，刻意淡化伊朗支持萨德尔派反政府武装的问题，强调“伊拉克不允许将其领土作为损害伊朗及其他邻国的平台”，似乎在努力撇清伊拉克在未来美国伊朗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的作用，但这一撇清也恰恰透露出冲突可能迫在眉睫的信号。实际上，马利基可能正是在以这种婉转的方式向伊朗提出警告。

上述种种情况，给人强烈的印象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长期拖延已经失去耐心，开始认真考虑武力解决，并正在为此采取实际行动和营造战争氛围，形势变得越来越急迫。如果布什决意在任期内解决伊朗问题，那么留给六大国和安理会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可因为布什在国内低落的民意支持率和国内外对其战争政策的巨大反对声浪而怀疑其动武的决心，人们应该记得，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反对声更大，更应记得，正是在撤军呼声最强烈的时候，他决定向伊拉克增兵。现在，与此伊朗问题有相关利益的各方，是时候开始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