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08】 @吴军博士 发布了头条文章：里根可能是唯一一位能称得上是政治家的总统，1964年他在共和党大会上作了题为《抉择的时刻》，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从此一举成名。今天听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卓实远见。全文如下： °里根1964年著名的讲演《抉择的时刻》 http://t.cn/Rqn1cnZ @whigzhou: 这篇演讲其他都很好，我唯一不同意的是开头有关赤字和债务的观点，幸好里根上台后抛弃了这个立场，实际上大规模财政赤字恰恰是里根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在债务市场容许的限度内，减税加赤字是很好的组合 @whigzhou: 里根两届任期，国债规模扩大到了原先的3倍，联邦财政支出和税收占GDP比例分别降低了1.3个和1.5个百分点，美妙组合  

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辉格 2011年8月12日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对国债风险作出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权威性是难以挑战的，我只能从常识出发，看看标普自己给出的降级理由和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是否成立。 首先，这次标普降级所针对的，是美债的长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违约风险，大概标普也承认，短期违约风险已经随两党协议和国债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对于长期风险的判断，标普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共和党顽固坚持不增税底线，削弱了美国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别是打破了标普原先所假设的2012年部分减税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长预期；二、不增税底线在此次国债上限之争中得到了巩固，因而可能将其收入影响长期化；三、近来两党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两极化对立，令人怀疑美国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稳定财政上达成必要的合作。 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实际上，债务失控正是过去十几年两党妥协的产物，民主党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扩大国际干预、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推动开支膨胀，而同时，共和党要减税，妥协的结果就是：开支随它涨，税率照减，赤字靠举债，皆大欢喜；正是在债务依赖上，华盛顿各方找到了他们的妥协默契点，久而久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积习难改；继续依靠两党合作妥协，是难以走出这条老路的。 相比之下，从财政健全和国债信用的角度看，茶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上述两党默契格局：在国内问题上，削减福利和废除医保的是节省开支的，国际问题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党更偏向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有利于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而在债务问题上，茶党甚至还从杰弗逊乡村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粹主义那里继承了美国农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国债传统，你恐怕找不出财政上比这更保守的政策组合了。 综上所述，标普的降级决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理由到结论的推导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简言之，假如这次一次共和党人所称的“奥巴马降级”，那么它应该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党人所称的“茶党降级”，那么它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与政策组合的对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这次降级的影响将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们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下一次大选，那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决定性时刻。

希腊危机尚不至于拖垮欧洲
辉格
2010年5月6日

本月初，在标普调降希腊国债评级五天之后，希腊政府终于一改此前的敷衍粉饰态度，拿出了一份有份量的财政紧缩方案，在力度上比三月初所宣布的48亿欧元的紧缩计划要大得多；该方案的公布迅速招致了工会和公务员的强烈抗议，随后的全国性大罢工发展成街头骚乱并导致了暴力、纵火和流血；由此引发的对希腊政府方案执行能力的担忧，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一阵恐慌。

不过，投资者的反应有点过头了，这份紧缩方案的力度虽称不上洗心革面、浴火重生，但确实是动真格了，对于一个奉行福利主义的左派政府来说，算是不容易了，若能严格执行，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显著缓解债务压力；而财政自律若能连续维持两三年，投资者对国债的信心将会恢复，信用评级也将回升；IMF和欧盟的援助承诺虽未全部落实，但大致上可以帮助希腊挺过这关键的两三年，这样的话，希腊危机将不至于蔓延为一场全欧洲危机，也不会变成金融危机的第二波。

实施的阻力当然是巨大的，更多的抗议和骚乱也在所难免，然而这些都是预期内且可控的状况，不足以令方案失败；只要有决心，本届希腊政府有不少有利条件来实施财政紧缩：首先，它刚刚上台，可以把债台高筑的责任和紧缩带来的痛苦归咎于上届政府；其次，它的任期还很长，眼下尚无须为大选而担心支持率，而四年之后，若危机已过去，增长已恢复，那将是一个值得夸耀的成就；最后，在野的新民主党是个偏右政党，而且对危机负有责任，它大概难以号召和组织民众来反对财政紧缩；所以，帕潘德里欧只要能驾驭住本党同志，应该能够抵御工会的单打独斗。

从三五年的短期看，这将是个不错的结果，债权人未被血洗，欧元保住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免于成为下两块多米诺骨牌，希腊也学会了一点财政自律，尽管很不彻底，世界人民也无须再为猜测危机的第二个底部在哪里而忧心忡忡；然而从长期看，这次成功的救助行动，将为欧元体系树立一个不良先例，它将在未来鼓励更多的草率财政，也鼓励债权人继续借钱给败家子们。

规则的价值在于为当事各方对未来形成恰当的预期，然而，任何规则若仅仅写在纸上，是无法具备此等功能的，而欧元体系的一些核心规则恰是如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已生效近17年，但许多关键条款迄今从未经受一两次边界事件的考验，因此，人们尚无从知晓这些条款——比如“不得财政援助成员国”和“不得购买成员国国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本次危机对于欧元区最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便在于，它将提供一个机会，来回答人们关于“马约和欧元体系到底是什么”的疑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在揭晓；首先，欧元区成员国不是美国的州，自1975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援助过州和地方政府，而宁可听任许多县与城市政府破产，州政府关门歇业，在本次危机中，该原则经受住了考验；然而，欧元国虽放弃了货币主权，却没有相应的被要求完全财政自立，这一点使得欧元区救援十分不同于IMF救援，即无法实施IMF救援通常会伴随的本币贬值，因为本币已不存在了。

其次，财政救援可以不以债务重组为前提，由于债务重组的宣布本身会触发许多CDS所规定的财务事件，会立即打击债券市场从而引发流动性紧缩和危机扩散，而这正是欧元大国所不愿见到的；但这样一来，那些草率借钱给不负责任的成员国政府的债权人，就得到了不恰当的奖励，他们当初的草率行为，原本就基于其对欧元大国将被迫救援的揣测——这从今年1月的希腊五年期国债的销售情况中不难看出——，现在这种揣测即将应验；这是一种很坏的激励，这些屡屡借钱给惯于败家的花花公子的债权人，总是能指望债务人的好老爹会替他们还债，他们今后就会更加有恃无恐了。

最后，欧洲央行须以中立评级机构的投资级评级为前提方可接受成员国国债为抵押品的原则，也已被证明是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松动的；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欧盟官员在恼羞成怒之际悍然指责评级机构，甚至扬言要以官方评级取而代之；这些官员不久之前还在指责评级机构低估风险，而现在当后者对已经摆明的困境作出反应时，却被斥为落井下石；对中立机构如此施加政治压力，是极度愚蠢而危险的，私人评级固然会有误判的可能，但被政治力量操纵的评级则注定会丧失中立和客观性，对评级机构的攻击将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欧洲央行的信任，幸好目前这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希腊债务危机考验欧元体系
辉格
2010年2月21日

围绕希腊债务危机的国际互动已进行了多轮，走出危机的路径却仍未浮现；向中国发行250亿欧元债券的方案看来仅仅是传闻，IMF说相信欧盟自己能解决问题，它能提供的将只是“技术支持”，G7财金峰会也明确援助希腊的责任在欧元区，但在此后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对援助希腊仅宣示了政治意愿，并未拿出具体方案。

恰在此时，又传出坏消息，希腊政府涉嫌在2001年其加入欧元区之初，通过一桩外汇掉期交易掩盖了其赤字规模；无论该交易的主旨是掩盖赤字还是规避汇率风险，欧洲央行和债权人事实上很可能真的低估了希腊的长期债务负担，这一插曲为欧盟的救助行动又增添了一个争议点。

危机的起因并不复杂，奉行社会主义的希腊政府长期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埋下的隐患，一度被经济景气期的税收增长和信贷宽松所掩盖，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萧条削弱了税基，恶化了信贷条件，于是撑不下去了。

所以，对症疗法首先应包括强化财政自律，但从迄今为止希腊政府的应对手法看来，它并不打算认真承担其控制赤字的责任，不愿忍受由财政紧缩所带来的痛苦和政治代价；相反，它正在努力将这一财政问题转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即，利用法德等欧元大国捍卫欧元地位、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和树立欧盟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之信誉的急切心理，以获取欧盟大国廉价而条件宽松的援助。

显然，诸如用希腊国民银行控股权换取中国援助的方案，将给所谓的欧洲团结和向心力揭短，是法德极不情愿看到的，不排除这是希腊政府耍的小伎俩；原本，请求IMF援助是更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有成熟的经验和手法可供援照，但IMF援助素以严苛的财政自律为前提，而这正是希腊政府竭力避免的。

法德于是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危机蔓延，影响刚刚开始的复苏和本已疲软的欧元，同时又担心无条件的援助会树立不良先例，激励欧盟小国今后更加放松财政约束，对大国援助形成依赖，而这最终将破坏欧元体系的财政基础。

无奈之下，法德只能在宣示援助意愿的同时，督促希腊政府拿出财政紧缩方案，但后者的响应却并不积极，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大概他自信已摸透了法德心理——他们会比自己更着急；似乎连投资者都猜到了法德必将出手，所以，今年首批200亿欧元5年期希腊国债很快顺利卖出，利率也只比同期德国国债高3个百分点。

财政自律问题是长期困扰西方民主社会的痼疾，在社会福利传统深厚的欧洲，问题尤其严重；把钱花在有具体受益人的开发和福利项目上，是吸引选票的有效手法，但同时，加税总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受拉斐尔原理所限，提高税率并不能无限提高税收收入，结果就是各国政府都不自觉的日益滑向赤字政策。

在纸币时代早期，赤字积累经常导致恶性通胀，而在现代独立央行体系建立之后，恶性通胀在发达国家已经绝迹，赤字的后果更多的以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由于美元取得了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而美国政府能承受比他国高得多的赤字和债务，但希腊以美国作比声称自己债务规模并不可怕，则是自不量力了。

在欧元区各国的政治生态中，希腊历来处于最左端，目前执政的被称为中左派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奉行马克思主义，90年代中期之前甚至主张退出北约和欧共体，而在该党左侧，还站着拥有有数十议席的希腊共产党和激进左翼联盟；所以，毫不奇怪，希腊有着欧洲最高的国有化、官僚化和福利化的经济体系，以及最低的经济自由度。

对于那些深陷于高度国有化、福利化、高税收、重管制、高失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等相互关联的组合困境中的国家，债务危机常常是洗心革面、突破困境的契机，平时，改革所带来的痛苦往往会吓退选民和政治家，而危机和破产倒可以让他们别无选择、破釜沉舟。

新西兰是此类转型的成功典范，此前，新西兰也是个高度福利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但1973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而竖立起贸易壁垒之后，新西兰陷入了灾难性危机，被迫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最终走出困境并获得了二十多年持续增长；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IMF援助并在其督促下实施了大量深刻改革，此后迅速恢复增长，其产业和宏观经济在近年来表现亮眼，在本次危机中也表现稳健。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看，IMF在处理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办法；欧盟解决希腊问题的最佳选择，是在欧元区内部建立某种类似IMF的机制，这样，既可维护欧元地位和欧盟向心力，也不至于因无原则的援助而助长其成员国的财政不自律行为；但是，仓促之间能否及时建立这样的机制，将是对欧盟各国协调和实施能力的艰巨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