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7】 @whigzhou: 看过《降临》 我的评分：★★ 开头半小时挺让人振奋的，被吊起了胃口，结果很快滑入了装神弄鬼瞎糊弄的老套，又被骗了一次 @whigzhou: 如何与外星人对话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这是奎因难题的极端版本， 和语言完全不通的陌生土著对话，理论上看起来好像很难，实际上并不难，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通常两三年就可以掌握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所谓完全陌生就是没有任何已知亲缘语言）， 这是因为哪怕再陌生奇异的土著，也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智人，与我们共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比如表情系统，五六种基本表情是全球一致的，手势系统虽然更多样一些，但其中最基本、也是最有价值的指示手势（比如以手指物），也是通行的， 同样重要的是，任何智人群体都和我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欲望，动机，情感，恐惧，需求，而这是建立对话的极好条件，不仅如此，甚至我们恐惧和欲求的内容也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所以，在那些基本动机非常凸显的场景中，只需要少量提示，对话者便可猜到个大概，而有了这个起点，沟通便可逐渐深入更抽象更微妙更精致的层面， 可是外星人就不同了，共享的东西太少，因此对话双方能做出的有关对方的假定也太少太弱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寻找一个最小共同基础，从那里开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且找出一条逐渐深入的路径， 好在我们和他们毕竟还是共享着一些东西：身处同一个宇宙，共同了解一些基本的数学和物理事实，还有至少一部分天文学事实， 依我看，容易的入口是数学，可以从自然数开始，假定一个高级文明拥有自然数系统应该是安全的，首先用点阵图教会他们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系统，然后是四则运算符号，最后把这些概念与符号对应到英语单词上去， （一个可能的质疑是使用什么媒介来演示，不过既然 Arrival 已经假定对方拥有视觉系统，其频谱至少覆盖了人类可视光谱，那就略过这一点） 然后是天文学事实，他们既然来到了地球，对太阳系应该足够了解了吧，那就把太阳系模型展示给他们，顺便教会一套术语和概念，能跑到地球上的外星人应该不至于笨到看见太阳系模型还认不出来吧？ 然后你就可以给他讲讲牛顿物理学了，当然这些理论对他可能是小儿科，但重点在于沟通，而不是教育，所以小儿科是个优势， 到此时，你们已经有了一套足以进行简单交流的符号系统了，但这些还远不足以用来解释人类生活，那需要另一套十分不同的概念，处于另一个层次上， 好在他们也是生命，只要是生命，就与我们共享着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生存竞争，对抗，能量获取，资源局限，策略，计划，对未来的预期，成功，失败，挫折，优势，匮乏，丰裕…… 要向外星人解释这套概念，最佳入口是对抗性游戏，电影里确实提到了有人以麻将来教对方，但只是一笔带过，完全没有展开， 而且麻将不是个好的起点，规则太杂乱，围棋更好，从棋牌类，格斗类，竞技类，逐渐扩展到逼近现实生活的角色扮演类，是教会他们有关人类生活的概念系统的很好路径， 可惜，通过拒绝承认我们与外星人共享任何数学与物理学基础，电影避开了所有这些智力挑战，仅仅在卖弄了几个语言学术语之后，便迅速滑入装神弄鬼的老套，

【2021-06-06】 Allan Pease (1984) : Body Language, chapter 1:

Albert Mehrabian found that the total impact of a message is about 7 per cent verbal (words only) and 38 per cent vocal (including tone of voice, inflection and other sounds) and 55 per cent non-verbal. Professor Birdwhistell made some similar estimates of the amount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at takes place amongst humans. He estimated that the average person actually speaks words for a total of about ten or eleven minutes a day and that the average sentence takes only about 2.5 seconds. Like Mehrabian, he found that the verbal component of a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is less than 35 per cent and that over 65 per cent of communication is done non-verbally.

所以说目前常见的那种矩阵式分割屏幕的视频会议界面，丢失的信息太多了，每人只露张脸，通过身体姿态表达的信息全都丢掉了，而且这种交互模式本身也抑制了除脸部之外的身体语言的表达， 依我看，要达到接近真实会议的程度，至少需要—— 1）一块一米多宽的曲面屏， 2）左右两机位摄像头， 2）用户与屏幕/摄像头之间空间至少一米，因而可以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里，可以方便的改变姿态挪动腿脚， 3）除当前用户之外的全体与会者的影像被合成到一个统一画面中， @Nakedape:最需要的是一块巨大的屏幕，不然拍摄方虽然把画面范围扩大，但接收方还是小画面。 @whigzhou: 如果屏幕距离为一米，那么两米宽的曲面屏就很理想了，基本上覆盖了两只眼睛的视野重叠区（约120度），这个区域之外的静止物对视觉系统差不多是不存在的  

【2020-06-01】 下午去一家German club观摩了一种德国人特有的纸牌游戏，叫Skat，看了几个小时，打牌规则倒是不复杂，后来我上桌打了几副，感觉不难，可是算分规则极为繁琐，我看了三个小时还没全弄懂，而叫牌的准确性又是以会算分为前提的，我打的几副，叫牌都是让别人指导的，所以直到临走时，还不能算学会了。 不过这几个小时已足以让我得出结论，这游戏不会激起我的足够兴趣去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这可能会让带我去的朋友有点失望，他们俱乐部近些年正在迅速流失成员，附近的老一代德裔移民已经快死光了，在俱乐部打Skat的人本来有好几十，现在经常只有一两桌，所以，甚至我这亚洲人的加入也会受到欢迎。 对于我那位朋友，这家俱乐部是他目前说德语的主要机会，他的孩子们都不会德语。以今天看到的情况，在叫牌和打牌过程中，或谈论与Skat有关的事情时，他们只说德语，其中有些概念甚至还没有英文词对应，我朋友为了让我明白，还临时创造了一些译法。 实际上这次观摩再次加深了我对桥牌的偏爱，我见过的其他纸牌游戏都差得太远了，从桥牌中体验到的乐趣，学到的道理，都是其他游戏中没有的，特别是有关合作与信息传递方面的那些，而且和其他智力游戏不同，桥牌中的风格与智慧非常贴近现实生活。 我曾经给朋友解释过的一个例子，是责任感，要打好牌，你必须具有适度的责任感，既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太强的意思是把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强行揽过来，比如一个决定本来应交给同伴去做，却擅自做了，太弱的意思是经常意识不到在何种情况下责任在自己身上，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却仍然选择逃避，由这两者缺陷造成的错误每天都能看到。 比如叫牌过程中，有关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1）同伴之间，谁暴露的（有关自己所持牌的）信息越少，谁负的责任越多，2）谁离叫牌终止点越近，谁的责任越多，这两条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不容易。 从我的经验看，最能体现上述责任原则，但也难向初学者解释的一种叫法，是所谓的逼叫性pass，意思是，基于已经暴露的信息，我们不可能让对方打一个未被加倍的定约，所以我的pass是逼同伴叫牌，要么加倍，要么再叫我们已经同意过的花色，换句话说，这个pass的意思就是『我不确定是加倍好还是再争叫好，请根据你手上的牌做决定』，要理解掌握这种叫法，双方必须对责任原则理解的非常透彻。 所以，通过打牌，你很快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许多方面特性，特别是在初级和中级牌手中，对于高级牌手，这些问题一般都早已通过理论学习和大量练习解决了，所以反倒看不出个性。 另一个与现实很贴近的智慧是，在纸牌这样的随机性游戏中，策略好坏要以数学期望值来评价，而不能以个例输赢论高下，这一点很多初级牌手都理解不了，结果就是永无止境的策略摇摆，一个策略明明是对的，可因为吃了一次大亏，就动摇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还有一条很多人也做不到：不要因侥幸成功而沾沾自喜。这里说的侥幸可以是大概率侥幸，有些高级打法的优势可能只有在20%的牌例中才能体现出来，在80%牌例中，不会这种打法的人表现也不差，很多安全打法就是如此，所以那些不会的人通常日子过得也很舒坦，偶尔出现的失败往往被错误的归咎于坏运气。 更迷惑人的是，有些高级打法会出于安全考虑而放弃一些小便宜，这更会让那些不懂的人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打的更好，多拿了一礅。 当然，许多个性和逻辑推断能力上的缺陷可以用大量而细致的约定来弥补，但中初级牌手很难记住那么多约定，此时你更容易看出一个人的能力和个性。 还有一点：桥牌对道德自律的要求非常高，我没见过任何其他竞赛项目的规范执行像桥牌那么依赖于自律，特别是有关非法暴露信息方面的自律，规则要求牌手在叫牌过程中，以及防守方在打牌过程中，避免以叫牌和出牌之外的方式暴露信息，这意味着对自身表情、体态和动作节奏的严格控制，最好没有任何波动。 事实上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少数是故意，但多数是缺乏意识（他们意识不到表情体态和节奏上的微小波动都是在传达信息），或自我放纵，还有更多是缺乏控制能力，我觉得这种训练很有价值，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其他机会经受这样的训练。  

【2020-04-03】 @whigzhou: 浑水的这个成功案例又一次演示了我9年前讲过的一个道理：设立赌局是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收集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的唯一有效手段。[[Robin Hanson]]和我所见略同，所以他提议，国会的每个法案都应给出一组可第三方测量的量化目标，并且在赌博市场上设局。 ​​​​ @whigzhou: 这样，当教授公知们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夸夸其谈时，读者就可以问他们：你押了多少，押在哪边？ @棋谱比乐谱靠谱:完全正确。股市与期货实质也是赌局，美帝之前还设想开设“反恐赌局”。 @whigzhou: [[DARPA]]的这个项目（[[Policy Analysis Market]]）就是按Robin Hanson的预测市场理论设计的 @polyhedron:大家都知道賭球集團會通過賄賂參賽者及裁判來影響球賽的結果，其中會有很多不可見的利益輸送。如果有政客哪怕是執行的公務人員被參賭者賄賂而造成政策實施的偏差是極爲可怕的。 @whigzhou: 想象一下，几百万赌徒整天盯着那些能影响政策结果的人在干啥，我觉得很欢乐，一点不可怕 @whigzhou: 就像浑水一样，会冒出一大堆民间自带干粮反腐队  

【2020-03-31】 信息量其实分两种，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热力学意义上的那种，另一种是相对的，或者叫主观的，大小取决于观察者关心的是什么，比如一页手稿，若视为一段文本，那么信息量顶多不过几K，若视为书法作品，那信息量就大多了，相当于在保持肉眼最佳观赏效果的条件下图片压缩结果的最小可能尺寸，若将其视为考古材料，那信息量就更大，因为所有原子级的数量/结构信息都有考古价值（比如用同位素分析测定纸张制造年份和造纸材料的来源地），甚至未来某种新考古技术或许还可利用亚原子级的信息，也未可知。 说明这种区别更直接的例子是白噪音，从绝对意义上讲，白噪音信息量最大，因为它完全没法无损的压缩，可是从通信/观赏者的主观角度讲，它不包含任何信息，准确的说，它没有传递任何他们可能会关心的信息。  

Warning: Labels 警示：此处有警示标签！ 作者:John Stossel @ 2016-06-22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明珠(@老茄爱天一爱亨亨更爱楚楚) 来源:Reason,http://reason.com/archives/2016/06/22/warning-labels Warning labels are a product of a litigious society that drive prices up. 警示标签是全社会热衷诉讼的产物，它们抬高了商品价格。 When you use a coffeepot, do you need a warning label to tell you: "Do not hold over people"? 使用一只咖啡壶时，你是否觉得它有必要附上一个警示标签，告诉你“不要端到别人头上去”？ Must a bicycle bell be sold with the warning: "Should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a professional mechanic"? Of course not. Yet that bell also carries the warning: "Failure to heed any of these warnings may result in serious injury or death." 出售单车铃铛时，是否必须附带一个警示：“须由专业技工安装维修”？当然不会。可实际上，这只铃铛上不光有这条警示，还附带这样一条：“不听从上述警示可能会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 This is nuts. It's a bell. 神经病。那不过是只铃铛！ The blizzard of warning labels means we often won't read ones we should, like the Clorox label that warns, do not use bleach "with other product... hazardous gasses may result." No kidding. Mixing bleach and ammonia creates gasses that can kill people. 警示标签狂轰滥炸的后果是，那些真正需要我们阅读的内容，我们倒经常不去读了。比如“高乐氏”的标签上说，不要将漂白剂“和其他产品”混用，“以免产生危险气体”。这不是开玩笑。漂白剂和氨混合会产生能够致命的气体。 But I rarely bother to read warning labels anymore, because manufacturers put them on everything. 但我现在很少阅读任何警示标签了，因为制造商已经在任何东西上面贴满了标签。 A utility knife bears the warning: "Blades are sharp." 比如，工具刀被贴的标签是，“刀刃锋利”。 I know about such dumb labels because Bob Dorigo Jones, author of Remove Child Before Folding, asks his readers and radio listeners to send in ridiculous labels for his "Wacky Warning Label" contest.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愚蠢标签的故事，是因为《折叠童车前请抱出孩子》一书作者Bob Dorigo Jones向读者和广播听众征集荒唐标签，参加他搞的“最雷人警示标签”竞赛。 "We do this to point out how the rules that legislatures and Congress make favor litigation," says Dorigo Jones. "We are the most litigious society on Earth. If the level of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imply at the level of countries that we compete with for jobs in Asia and in Europe, we could save $589 billion a year." “我们这样做是想指出，立法机关和国会制定的法规会如何刺激诉讼，”Dorigo Jones说，“我们是全球最爱打官司的国家。只要美国的年诉讼量跟那些和我们争夺工作岗位的亚欧国家持平，我们每年就能节省5890亿美元。” America has more silly warnings mainly because, un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don't have the "loser pays" rule in courts. That rule means that whoever wins a court battle is compensated by the loser. It creates an incentive not to bring frivolous cases. 美国的傻帽警示尤其多，主要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我们的法院不实行“败诉者付费”这一规则，也就是说，不管谁赢了官司，都能得到败诉一方的补偿。它会鼓励人们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打官司。 In the U.S., the incentive is to try even dubious legal arguments and hope you'll hit the jackpot. Or maybe your enemy will pay you to avoid the bigger cost of hiring lawyers to continue the fight. 而在美国鼓励的则是，就算法律论证把握不大也要尝试一下，并指望中个头奖。要不然就是，你的对手也许因为不想花更多钱雇律师跟你长期纠缠而给你一笔钱了事。 More lawsuits mean more frightened corporate lawyers smearing labels on everything, just in case "lack of warning" is an issue in a lawsuit. 官司越多，意味着公司的律师们愈发胆战心惊，给万事万物都贴上标签，以免“没有警示”成为诉讼的一个争论点。 That's probably why a toy Star Wars lightsaber comes with the label, "Not to Be Used as a Battle Device." Why would they bother to say that? Did someone sue, claiming they thought a lightsaber would do what it does in Star Wars movies? I don't know. The company never responded to our questions. 这大概就是为何星战玩具光剑被贴上“不能用作战斗工具”标签的原因了。他们为什么自找麻烦说这些？是不是有人以为光剑玩具应该有电影《星球大战》里的效果，并（在期望落空后）起诉过他们呢？我不知道。我们问过他们，但该公司没有回应。 Some dumb labels are brought to us by dumb politicians. California requires warnings that something may be "toxic" or cause cancer on everything from foods to theme parks: "Disneyland Resort contains chemicals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and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Gee thanks, California, but it would probably be better to warn kids about alligators over in Florida. 某些愚蠢标签是愚蠢政客导致的。加州要求从食品到主题乐园的所有东西都贴上标签，明确其是否“有毒”或是否致癌。比如，“加州政府了解，迪士尼乐园有导致癌症、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系统损害的化学品，”。谢了，加州，如果佛罗里达能提醒孩子们小心鳄鱼，那也许更好。 Dorigo Jones offers a prize to whomever submits the wackiest label. The lightsaber label won this year, earning Susannah Peat of Carmel, Indiana, a thousand dollars. You can submit your choices to try to win next year's prize. Dorigo Jones设立了一个奖项征集最雷人标签。本年度获奖的就是光剑玩具上的标签，来自印第安纳州卡梅尔市的Susannah Peat获得了1000美元奖金。你可以提交你的选择，去竞争来年的奖励。 Please do. It's important to make fun of lawyer-driven stupidity that distracts us from more important risks. 请务必提交噢。由律师们搞出来的这种蠢事让我们忽视了更为重大的风险，有必要嘲笑一下他们。 I suppose I shouldn't really blame companies. They've been sued successfully so many times for not having labels that they feel they must try to protect themselves. Injuries aren't the real danger here. Lawyers and politicians are. 我觉得我真不应该谴责这类公司。他们因为没贴标签已经被多次起诉成功，以至于认为必须自保。在这类问题上，伤害并非真正的危险，律师和政客才是。 When companies get sued, they end up charging higher prices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lawyers. So those warning labels not only distract us but also are part of a process that makes us all poorer. 公司一旦被起诉，最终会通过抬高商品价格弥补雇佣律师的成本。所以，这类警示标签不但扰乱了我们的注意力，而且是造成我们变穷的部分原因。 I worry that they also make us stupider. 我担心它们还使我们变蠢。 Economists say that when people assume that government protects us from all possible harm, we acquire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We stop looking out for ourselves. 经济学家说，如果假定政府能保护我们免受任何可能的伤害，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便不再自己小心留神。 Those warning labels give u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law has assessed every possible risk—if something were seriously dangerous, government wouldn't allow it. 这类警示标签给我们一种印象，以为法律评估过所有可能的风险——如果某件事物很危险，政府不会放过它。 Lawyers and legislators' insistence that most every action be bound by written rules makes many of us forget to use own own brains. 律师和立法者坚持要求几乎所有的事都必须受到成文规则的约束，这让许多人忘记了自己还会动脑子。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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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prising Failure Of Food Labeling 食品标签的意外失败 作者:Omri Ben-Shahar @ 2016-06-28 译者:Shawn Lai(@NiGuoNiGuoNi) 校对:王涵秋 来源:promarket.org,https://promarket.org/surprising-failure-food-labeling/ If lawmakers want to improve the dietary choices of Americans, the first thing they need to recognize is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information. 如果法律制定者想要改善美国人的膳食选择，他们首先要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信息上。 Food labeling is one of the least objectionable types of regulation bursting into the scene in recent decades. It is also one of the least successful.  It is also one of the least successful. 食品标签是近几十年来闯入市场的管制政策中争议最少的一种，同时也是最失败的一种。 The ongoing explosive debate about labeling foods produced from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known as GMOs, is a testament to how important food labeling is perceived. Congress is currently in the midst of tight legislative battle on the enactment of a national GMO labeling bill, to override state labeling laws. But GMO labeling is only one front in the food labeling agenda. 最近的关于标签转基因食品（也就是GMO）的火热争论证实了食品标签多么被看重。为了取代各州原有的标签法案，国会目前正处于一场关于制定全国性转基因标签法案的激烈立法战争之中。但是转基因标签只是食品标签议程表的一个方面。 “Labelists” (folks who embrace mandated labeling as an effective form of regulation) have successfully pushed for an assortment of food label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Obamacare, for example, requires (as do many local laws) the prominent posting of calories in restaurants. “标签主义者”（那些认为强制性标签是一种有效管制的人）已经在过去二十年中成功推进了各种食物的标签立法。举例来说，奥巴马医改要求（很多地方法律也是如此）将食品的卡路里张贴在餐馆的显眼处。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a well-intentioned food labelist, is promoting what she regards as a labeling success—the “Nutrition Facts” chart found on every packaged food. Many cities in the U.S. have adopted a new hygiene labeling  for restaurants—mandatory signs displaying a sanitation grade of A, B, or C. 作为一个出于好意的食品标签主义者，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正在推动一项她所认为的标签事业胜利的项目——在所有包装食品上标注“营养价值”表。很多美国城市都为餐馆采用了一种卫生标签——强制性地将卫生情况分为A, B, C。 And numerous other labels are mandated or proposed: country of origin labels, safe-handling labels, food justice, even “activity equivalent” labels that would tell consumers the number of minutes they would have to jog to burn the calories eaten!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其他标签是强制性的或建议性的：原产地标签，安全使用标签，食品正义性标签【译注：证明食品的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不平等或违反人权的情况】，甚至还有告诉消费者需要慢跑多少分钟来消耗他们所摄入卡路里的“同等运动量”标签！ Big Hopes For Labels 寄托于标签的希望 There i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food labeling would do social good. The First Lady predicts that nutrition labeling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 for families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and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ld obesity.” The NYC Commissioner of Health is confident that restaurant hygiene labels “gives restaurants the incentive to maintain the highest food safety practices.” And the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 claims that the activity-equivalent labels would “prompt people to be more mindful of the energy they consume” and “encourage them to be more physically active.” 很多人认为食品标签对社会有益。第一夫人预言营养标签会“对全国各地的家庭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帮助解决儿童肥胖问题”。纽约市的卫生局局长确信餐馆的卫生标签“激励了餐馆保持最高的食品安全水平”。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宣称“活动等同量”标签会“激励人们更多地关注他们所摄入的能量”并且“鼓励他们去更多地活动身体”。 It is easy to see why labelists hang such high hopes on labels. People are motivated to eat well, so if they make poor food choices it must be because they have poor information. The solution seems obvious: deliver simple information. This would offset the half-truths and misleading messages that food advertising and front-of-the-package claims make. Indeed, when surveyed, consumers often nod in agreement and support more labels and more information, further kindling labelists’ conviction in the value of their enterprise.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标签主义者在标签上寄托了那么多的希望。人们都想吃的好，所以如果他们在食品方面选择不当一定是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到位。如此一来解决方案显而易见：传递全面的信息。这些会抵消食品广告和包装封面上的宣传所带来的误导。事实上，调查显示消费者通常也认同更多的标签和更多的信息，这进一步助长了标签主义者对他们事业的自信。 Disappointing Reality 令人失望的现实 But in reality there is little to celebrate: food labels don’t work! Study after study shows that labels have failed to promote even modest dietary improvements. Perhaps most surprising is the failure of calorie labeling. When fast food chains were ordered to post calorie counts, everyone expected a drop in calories consumed and in serving sizes. 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什么好高兴的：食品标签根本没有用！大量研究显示标签根本没能推动哪怕一点膳食方面的进步。也许最让人吃惊的是卡路里标签的失败：当快餐连锁店被命令标注卡路里数值时，所有人都以为卡路里消费量和食物的大小都会下降。 But no! Research found almost no significant change. Even when minor reduction was spotted, it was not clinically meaningful. A modest exception is Starbucks: with labeling, customers were found to consume 6% fewer calories per transaction (interestingly, the effect is due to food, not beverage choices). 但是并不是这样。研究显示几乎没有显著变化。即使有微量的减少，也不具备任何临床上的意义。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外发生在星巴克：当使用标签时，消费者平均每单消费减少了6%的卡路里（有趣的是，这些变化是发生在食物而非饮料的选择上）。 But even such small effect does not carry over beyond the elite food market. Calorie labels have of no effect on low income people or on adolescents. A survey of all the evidence concludes “calorie labeling does not have the intended effect of decreasing calorie purchasing or consumption.” 但是即使是这么小的效果在高端食品市场以外却没有发生。卡路里标签在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身上没有效果。一项证据完备的调查总结道：“卡路里标签没有达成预期的减少卡路里消费或摄入的效果。” Take another example, perhaps the crown jewel of food labelism: the Nutrition Data box on packaged food. It is widely thought successful, because people notice and use these labels to compare food products. It is even regarded a model for labeling reforms in other areas—a template for improved financial or data privacy disclosures. 举另一个也许是食品标签主义最核心的例子：包装食品上的营养数据表。这个标签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因为人们可以用这些标签去比较不同的食物产品。这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其他领域标签改革的模范——一个先进的金融或数据隐私公开的模版。 Unfortunately, despite their prominence, Nutrition Data labels have not delivered the desired effect. People might choose to eat fewer calories per meal, but then remain hungrier for snacks. Indeed, in the past generation—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se labels were perfected—the number of average “eating occasions” per day increased from 3½ to 5, and the overall daily consumption of calories increased by 400. Not exactly a resounding success. 不幸的是，尽管非常出名，营养数据标签并没有起到想要得到的作用。人们可能会选择每餐摄入较少的卡路里，但是因此他们会更饥饿然后去吃零食。实际上，在上一代人中——那是标签最完美的时代——平均每天“进食次数”从3.5次上升到了5次，总计每天卡路里摄入量增加了400，可见这并不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功。 The disappointing performance of food labels is confirmed in other contexts. Despite early enthusiasm about the perceived success of restaurant hygiene grades in Los Angeles, new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data collected by Stanford’s Daniel Ho suggests that grades have not made restaurants cleaner or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foodborne illness. Similarly, the “organic” label had the unintended effect of lowering the quality of organic foods. And the list of failed labels and disclosures extends well beyond the food area, and has been documented thoroughly. 食品标签令人失望的表现也在其他背景下得到了证实。尽管人们对于早期洛杉矶餐馆的卫生评级方面的成功抱有极大的热枕，但由斯坦福大学的Daniel Ho搜集的更新的和更加全面的数据表明，卫生评级并没有让餐馆变得更加干净或是减少食物传播疾病的发生率。无独有偶，“有机”标签起到了降低有机食物质量的反作用。各种失败标签以及其他失败的公开信息的案例远不仅限于食品领域，并且被详细记录。 Beyond Food Labels 食品标签之外 If lawmakers want to improve the dietary choices of Americans, the first thing they need to recognize is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information. Unlike choosing mortgages or colleges, choosing healthy food is not complicated. People have enough experience to know that a double cheeseburger with bacon (1400 calories at Hardee’s) is not healthy, even without labels that quantify this intuition. For many, the problem is commitment. Another diet book or better labeling is a superfluous response to what is at core a question of willpower. 如果法律制定者想要改善美国人的膳食选择，他们首先要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信息上。不同于选择贷款或大学，选择健康食物并不复杂。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来判断一个夹了培根的双层芝士汉堡（在Hardee’s卖的那种有1400卡路里）并不健康，并不需要标签来量化这个直觉。对于大多数人，问题在于坚持。再多一本关于膳食的书或是更好的标签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关键在于一个人的意志力。 Tax on unhealthy food may help, as it did with cigarettes, but also ignite too much political resentment. For consumers in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where obesity is prevalent, the problem is lack affordable supply of better food. Here, social policy should begin by improving access to grocery choices. 对不健康食物征税可能有用，正如同征税对减少吸烟有用一样，但是这同时引起了很多政治争端。对于那些住在超重问题普遍，生活不便的社区的人们来说，问题是缺少负担得起的健康食物的供应。在这种地方，社会政策应该始于增加购物的渠道。 But access is not enough. Healthy food has to be affordable, suggesting that some type of need-based subsidy is required. Access and subsidies are effective but expensive policies. They require budgets. This explains why labelism is winning the day: for the government, food labels are really cheap. 但是光有渠道不够。健康的食物必须不能太贵，这意味着有些基础需求的补贴是需要的。渠道和补贴确实有效，但是代价高昂，因此需要政府的预算。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标签主义占上风：对于政府来说，食品标签实在是太便宜了。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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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沙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Eli Wiesel曾如此自问自答：“究竟是什么把一些年轻人推向恐怖主义？就是因为它简单粗暴。盲从狂热者没有问题，只有答案。而教育就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方法”，但经验研究从未支持这一说法，本文作者对教育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教育会减少恐怖主义？  http://t.cn/RGDyD03） 我在想，人类对某些形式的内容（书面文本、巫师咒语、韵文、学术黑话、新闻联播……）似乎有着本能的迷信倾向，其心理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相对于其他来源的信息，以某些介质记录或以某些形式表现的信息，总是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这是各种宣传术和骗术的基础），好像很奇怪。 我想到一种解释，不妨称为“可信度乐观主义”假说，假设初始状态下，所有个体对不同介质/形式的信息没有偏见，但他们对任何信息的可信度都采取乐观主义态度，即，当没有其他信息可帮助他判断某信息之可信度时，他便将置信度赋值为C，C>0.5，为了说起来方便，接下去就假设C=0.7吧。 好，现在引入第二个前提：某条信息被越多的别人相信，那么你像相信它那么行动，你的净收益就会越高，即：如果你信对了，得到的好处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多，如果你信错了，蒙受的损失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少。——这一前提，不妨称为“信念协同收益”，至少在许多事情上，貌似是成立的。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解释：当你对你妈说“中医是垃圾”时，这条口语信息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听到，因而不会产生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对它的置信度C便是默认值0.7，相反，假如这句话来自新闻联播，那她便可以安全的预期，大批人会听到这条信息，其中大部分会以高于0.7的置信度相信它，于是，相信它就可获得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便将置信度从0.7提高到0.9，于是你就输给了新闻联播。 总结：任何看上去可能会被很多其他人看到的信息，都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 所以占领媒体的好处不仅是让信息得到更多受众，也包括提高受众对它的置信度。 实际上，当存在信念协同收益时，比“跟着大伙信”更好的策略是“保持怀疑同时像真信了那么行动”，许多人可能还真是这么做的，于是便有了深层信念和指导当前行动的“工作信念”之间的区别，Trivers所研究的自欺，大概就属此类。  

【2015-12-03】 @whigzhou: 古代诗歌中大量使用的重复、排比、比兴、衬托等表现手法，都是前文字时代特色，功能在于以信息高冗余率来换取复制传播的保真度和抗干扰性，所以一旦文字和书写介质普及，这些手法的使用率就迅速下降。 @whigzhou: 无文字社会的巫术咒语也大量使用此类手法。  

有偿沉默怪象根源在发行制度 辉格 2012年9月25日 近日，《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将国内资本和新闻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推上了舆论的台面，近年来新上市的企业，在IPO过程中，几无例外的会向各大媒体支付一笔“沉默费”，换取后者在该企业IPO审批过程中避免发表负面报道，据说这笔开支已成为发行费用的常规组成，价格也趋于透明，据说每家600万左右，从而“有偿沉默”产业的年规模已达10亿元级。 目前这一局面，据说是媒体与IPO企业双方早些年经历了一番争斗之后所达成的默契，之前更多见的是某些媒体用未发表的负面报道去勒索企业，尽管被抓住问题的企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但勒索也不是没有风险，所以最终各方达成默契、形成有偿沉默的行业惯例，才有了如今和平共处的互惠局面：媒体省下了扒粪成本，也避免了勒索嫌疑，企业则买到了一份保险。 对于投资者，这种均衡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媒体与企业的这种稳定合作关系，让他们失去了一个获取上市企业信息的很重要渠道；而对于媒体，这种做法当然违背了其通常所宣称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是有损于声誉的，但从法律上看，这么做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媒体虽以出售信息为业，却没有任何义务向其读者或公众提供特定信息。 相反，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媒体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决定提供哪些信息，只要不构成造谣、诽谤、欺诈、辱骂、人身恐吓、隐私散布等言论侵权即可；有人说，这么做是在接受商业贿赂，可是，贿赂的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以违反委托责任为前提而收取的报酬才是贿赂，所以，只有记者编辑瞒着所在媒体私下收取沉默费，才构成商业贿赂，但目前的有偿沉默产业显然不是如此。 实际上，造成有偿沉默这一怪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发行制度，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问两个问题：首先，为何几乎所有IPO企业都如此心虚，因而宁愿承担如此高额的沉默费？其次，假如这些企业果真有那么多可能被揭露的问题，为何他们只需要在IPO过程中支付这笔沉默费？难道上市之后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之前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若在上市之后再被揭发，难道就不必负责了？ 按理说，一家企业之所以被交易所和投资者所接受，是因为它承诺了已充分披露投资者所关切的那些信息，并且这些信息表明该企业是有投资价值的，因而，交易所的认可和投资者的信心，都建立在这些信息的真实和充分性，以及上市企业对之所作出的承诺之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承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若事后被证明未予履行，是可以追究承诺者责任的。 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上市企业唯一关切的，似乎只是顺利“过会”，只要过了这一关，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为何会这样？他们显然很自信的认为，自己不足或不实披露的问题，在事后不会受到追究，这个信心来自哪里？很明显，来自司法救济的缺失，投资者对不足或不实披露行为的诉讼很难被受理，即便被受理了也很难指望得到公正判决和有效执行，当投资者很分散时，更缺乏集体诉讼制度让他们以合理的诉讼成本来索回损失，而这一切，都是用行政管制代替司法救济的结果。 那么，发行审批制度这一行政管制，是否真的保护了投资者呢？有偿沉默产业如此繁荣的事实已给出了答案：没有。首先，发审制度在纸面上将规范制订的过于严苛，乃至所有上市企业若细究起来，几乎没有一家能符合标准，否则他们为何要支付高额沉默费？其次，这些纸面规定显然未被严格执行，否则支付沉默费又有何用？ 看来，这些纸面规定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告诫上市企业：不要让违规信息跑到台面上来，一旦跑上台面，我想睁只眼闭只眼也不行了，至于实际上还有多少不实或不足披露的情况，我可管不了；当然，严苛无比的纸面规定还有另一个作用：它赋予了审批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既然细究起来没有一家能符合标准，那么扣下谁放过谁就完全由我说了算。 如此我们就要问：这么一个丝毫不能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仅仅为审批官员创造了寻租机会的发审制度，投资者要来又有何用？

【2012-07-05】 @whigzhou: #饭文#新山寨模式有何不同？ http://t.cn/zWqEhBF ……这一场面与多功能手机时代的山寨产业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厂商蜂拥，门槛低，解决方案成熟，机型多，开发周期短，制造商侧重于功能搭配和外观设计；而区别在于：核心资源从设计制造变为知名度和用户号召力，销售渠道从传统的分销网和门店…… @学经济家: 嗯。下篇写聚划算不？ @whigzhou: 和一般团购有何不同？没有就不写了，写过了 @平沙_Cong: 太多不同了，否则凭什么他能独占85%的市场份额？ @whigzhou: 那可未必，某些商业模式就注定走向一家独大结果，而决定谁独大的因素可能在该商业模式之外 @学经济家: 聚划算是淘宝下的一个团购平台，租值很高，刚爆出腐败丑闻，老总被刑拘。用竞价排名撇走租值的话，又会落成百度那样，被最不顾一切的店主拍得 @whigzhou: 哦，我没了解，我本来以为，团购平台运营商和具体团购活动发起人应该是分离的，后者才对质量负责，看来淘宝是把两种角色混在一起了？ @sw小橘子: 淘宝只扮演运营商的角色。只是，由于聚划算的首页推荐位置有限，活动发起人要先申请，如果不商业贿赂，就要排队很长时间。上次那篇讲淘宝小二腐败的文章里是这样讲的。 @whigzhou: 哦，那就是自作孽了，淘宝在接受用户反馈、信用管理和排序上面不是有很多经验了嘛 @sw小橘子 我觉得聚划算使用简单的竞价，没什么问题。推荐位竞价，和百度竞价排序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造成了误导，人们可以合理预期，排序是通过某种算法给出的，靠前的搜索位代表了较大的流量，较大的知名度等 @whigzhou: 嗯，人工干预环节一多，腐败难免，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对业务逻辑的抽象能力上面 @whigzhou: 其实只要把业务逻辑说清楚，排序规则自然就出来了，算法也就有了，看不出在运营商这方面有什么环节真需要人工干预的 @sw小橘子 同种商品还可以比较，假如要从3000个不同的商品中推荐300个，怎么不竞价不人工干预呢？ @whigzhou: 呵呵，办法太多了，每个项目总会有很多属性可用来排序和轮转的，时序排队、时序轮转、随机轮转、位置敏感、偏好敏感、大类错开…… @whigzhou: 或者运用这样一条原则：经理可以提出升降某项目位置的建议，并说明理由，但这些建议和理由最终仅在经过抽象之后，以改变排序算法的方式，延迟作用于建议提出之后的项目，这样便消除了腐败激励。 @喂羊的月亮熊: 呵呵没看懂。 @whigzhou: 不会吧？前三个很直白，位置敏感就是北京的餐饮团购就不用对广州用户优先显示了，偏好敏感就是裙子团购不用对宅男优先显示了，大类错开就是每个大类不要重复太多 @喂羊的月亮熊: 嗯。或者不由经理，由不相干的第三方提出？ @whigzhou: 嗯，但都要坚持“一律体现在算法中”和“延迟生效”两项原则 @whigzhou: 作为运营商，考虑的是长期和总体效果，没必要为具体某个团购项目是否得到恰当展示而操心，人工干预口子一开，规则建设的激励就弱化了 @whigzhou: 那些玩猫腻或者脑子糊涂的经理最喜欢跟你强调的就是“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很微妙很复杂千变万化要灵活处理的”之类废话，其实是因为：1）他们想用浑水掩盖猫腻，2）或者只是他们缺乏抽象能力，自己整天做的事情却说不清楚，3）他们怕一旦说清楚自己的岗位就显得不神秘不重要了 @whigzhou: 我以前做软件跟企业打交道时整天碰到这种人，起初还经常被蒙住，后来才明白 @符大林0: 在很懂经济的前程序员眼里，还是机器程序远远比人来的可靠？ @whigzhou: 在具体一件事情上，机器未必比人可靠，但机器的好处是行为确定性高，适合用作搭建服务于特定目标的复杂系统的元件，也具有更好的可复制性，这两点都是构建大型商业组织所需要的 @学经济家: 负面作用也有。当年被信审黑匣子（一套不公开的算法，免得客户和员工联手针对性的调数据）折腾坏了。客户非常郁闷：你真不能预估我们能不能获得授信，大约是多少规模吗？那我同时得找别家银行申请了 @whigzhou: 但这种缺点是大型企业不得不承受的，所以小企业和个体户总是有机会的嘛 【后记】 偏爱人工干预似乎是国内电商的中国特色？  

【2012-06-26】 @王丰-SCMP 原以为血统论，出身论只是某党的杰作，没想到来香港后发现一些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同样持此论调。因为你是大陆人/因为你曾经在大陆官方媒体工作 --- 所以你必然是亲某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透着可疑。我等还是见过点世面的，不至于被此聒噪分了心，只觉得好玩。Narrowmindedness，是跨越政治和国界的 @沪港小生: #记者那点事# 想當年，我也曾在解放日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工作過 So what @徐瑾微博: 诶，铁幕后的人往往要自证没被洗脑。。 @whigzhou: 刻板印象是节省交往成本的方法，对于没有机会或不打算深交的人，贴标签的方法简单易行，在统计意义上也常常是有效的，你能够深交的人毕竟很有限 @whigzhou: 当你需要对人做某种判断，但又不可能或不值得逐一细察时，按标签批量过滤是唯一可行方法，简单粗暴要么是因为面临的人太多，要么是因这个判断无关紧要 @whigzhou: 比如你要招聘10位员工，手里有1万份简历，不可能逐一面试，必须先粗筛，所谓粗筛就是简单粗暴的基于标签的算法。 @whigzhou: 或者你在火车上面临一个选择：在未来5小时内与哪些人坐在同一包厢里，你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都是些标签化的信息，这时你是避免简单粗暴呢？还是想有所选择？ @whigzhou: 当然，一个有用的策略也常常被误用，比如：1）一个以前有统计价值的标签，现在已经没价值了，因为你经验陈旧，又疏于更新自己的知识，还在继续瞎用 @whigzhou: 2）你明明已经与某人有了个人交往和直接经验，却仍让偏见影响你的判断和作为，那就很傻很迂腐了 @whigzhou: 3）在某件事情上你明明是打酱油的，没必要下结论做判断，却仍要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还要大声咋唬，而可资利用的却只有标签信息，那也挺傻的 @whigzhou: 人头票选制最擅长诱惑人们做第三类傻事，选民们明明不关心某人到底如何如何，也懒得去获取非标签化信息，却又总是被要求对此人下判断  

古董市场需要跟踪的是真品 辉格 2012年5月17日 两个多月前，雅昌艺术网发表了一份《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并附了一张“中国文物造假地图”，对古董仿制产业的兴旺发达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绘，在收藏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媒体跟进报道，其间，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仿制品的泛滥搅乱了市场、欺骗了收藏者、玷污了文化，因而提出要对此加以整治。 至于整治的方法，有人提出应该向韩国学习，给每件仿制品打上标记、标明制作者、跟踪其转手过程，以免其与真品相混淆；我不知道韩国是否真有这样的制度，不过直觉告诉我，既然仿制品远远多于真品，而真品那么稀有，那么何必花大力气去跟踪每件仿制品呢？跟踪好每件真品、其余一律假定为赝品，不是更简单省力吗？ 仿制古董和艺术品并不违法，只要仿制者在出售时不向买家虚假宣称其年代和来源，事实上，许多买家要的就是仿品，优秀的仿品能让他们以很低的价格获得与真品同样的观赏和摆设效果，也可能让他们可以在客人面前吹嘘炫耀一番，这些满足虽有一点点虚幻成分，却是完全无害的，没有理由加以阻止。 当然，即便仿制者没有欺骗买家，也不能排除有人买了仿品去蒙骗别人，但这里违法的是欺骗者而不是仿制者，就像有人买了刀去杀人，不能把责任归诸刀具制售者，除非我们能证明此种刀具只能用于谋杀而没有任何合法用途，而仿品是有着广泛且需求旺盛的合法用途的。 收藏品市场是个十分特别的市场，其独特处在于信息条件，在多数消费品市场，由于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缘故，通常都是卖家比买家精，即在质量和真伪鉴别上拥有更多经验和专业知识，而收藏品市场却往往相反，藏品不像批量生产的商品，其质量和真伪需要逐件鉴别，每项鉴定都可能涉及大量精深的专业知识，所以规模化反而降低了其专业能力和信息优势，因为你不可能在维持经营规模的同时拥有高鉴别力，相反，藏家却因为常专注于某一类藏品，甚至几十年持续跟踪研究几件艺术品，对它们拥有浓厚兴趣，并且单位时间内过手藏品远少于商家，因而有充裕的时间积累专业知识和细细鉴别。 这一独特的信息格局，让收藏市场分化成了两个层次，一个是大众化的低端初级市场，那里的地摊主和古董店老板对待藏品就像大白菜，不在鉴别能力上投入资源，这么做不可行也不值得，他们定价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来自顾客的行为表现，比如察看某件藏品时的眼神和表情等，著名藏家一次时间稍长的凝视可能会让一件藏品身价大涨，当然，经验老道的买家会刻意掩饰这些信息，但难免总会流露出一些。 所以，在初级市场上淘宝的藏家，有理由意识到，卖家对藏品的标示和陈述背后并没有专业鉴别力支撑，真伪要靠买家自己鉴别，这也已经成为行规，买家也清楚他们是在大海捞针而已，买到赝品没有理由抱怨，况且，初级市场的价格很低，轻易买到真品的期望原本就是不现实的，更没理由寻求法律保障。 一旦某件藏品获得著名藏家青睐，或被著名鉴赏家认定为真品，便身价百倍，并转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而在高端收藏品拍卖市场，市场已经发育出了相当成熟的机制来阻止赝品进入，每件藏品的类型、年代、来源都会被精确陈述，卖家和拍卖行对这些陈述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藏家也会请知名鉴定专家或机构为他们的藏品出具鉴定证书，鉴定者的声誉也就押在了上面；同时，公开拍卖也让每件藏品的转手记录都有案可查。 这一机制当然并非完美无瑕，鉴定专家可能会看走眼，甚至出卖自己的声誉，持有鉴定证书的真品藏家或许会冒用鉴定证书卖掉高仿赝品而保留真品，隔些年经私下转手后再冒出来，但这些潜在漏洞用法规和管制同样难以堵住，现有市场机制至少在激励方向上是正确的，它所创造的巨大市场规模和不断抬升的藏品价格，便证明了它在建立信任关系上，是做的非常成功的。

医生注定是个危险职业 辉格 2012年3月28日 上周，又一起患者攻击医生的悲剧在哈医附院上演，造成一死三伤，更可悲的是，报道此事的新闻网页的读者评论中，有大量读者（在一个案例中比例高达2/3）为此而欢呼叫好；这些叫好声，向我们揭示了人性中残忍粗暴的一面，也显示了有些人在伦理问题上不分是非而任由自己的怨恨与偏见恣意发泄的习惯，着实令人心寒。 不过，我们也不必因此而作出“这个社会无可救药了”之类的哀叹，那些为暴行叫好的人，一旦离开网络匿名状态，恐怕也不会如此轻易放纵自己的残忍和粗暴一面，现实生活中，他们多半仍不得不遵守着那些由社会压力所施加的伦理规范；与发自良心的自律相比，权衡得失之后的遵循虽看上去没那么高尚，但对于社会的秩序维持，或许已足堪依凭了。 更值得思索的问题倒是：无知和偏见无处不在，为何偏偏在医疗纠纷中会屡次三番的激化成暴力甚至凶杀？首要的原因大概是医疗过程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所造成的认知差异，和一般的消费不同，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常常无法知晓，他付出代价所买到的究竟是什么？ 是疾病的治愈吗？许多人会这么认为，其实往往不是，医生所提供的，是按现有医学知识所认为的针对特定疾病的恰当处置，这些处置可能会提高疾病治愈的机会，也可能只是减缓痛苦，或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家属希望“做点什么”的需要，而具体处置手段能够产生这些效果的几率，是很不确定的，对此，医生在事先只能以统计学术语来描述。 然而，对于用统计学术语来表达的机会和希望，一般消费者的理解领会能力有限，况且这些希望究竟有多大，还依赖于具体案例中的大量特定条件，准确的表述将产生一大串“如果……那么……”组成的庞大分支嵌套结构，足以让大多数病患眩晕，所以实践中通常只能用“有很高风险”之类模糊词句来做提示，但这样的信息实际上毫无用处，当我们不得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时，都会真切的体会到这种迷茫和无助。 实际上，患者既无法弄懂各种医疗处置的作用、风险和必要性，也无从判断一个不理想的医疗后果究竟是因为个体病情的差异，还是医生的过失，同时，他们也缺少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帮助他们做此判断，更要命的是，即便这一点能够在事后辨明，其后果在事后也往往不可能矫正和补偿，人死不能复生，器官切除也难以再装回去。 正是这种彻底无助的状况，让患者不得不对医生寄予完全的信任，将生命交托给他，然而，信任越彻底，失望所带来的怨恨和愤怒也就越强烈；这种反应，对照另一类交易或许可以更好的理解，当一个企业因政策变动或行政处罚等原因而面临灭顶之灾时，常会不顾一切的寻找救命稻草，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行贿。 我们知道，行贿者通常完全无法了解他的贿赂通过中间人付出去之后，幕后的事情将是如何运作的，那完全是个黑箱，付出与效果之间的关系也无从判断：假如事情最后没办成，到底是中间人吞了钱？还是受贿者拿了钱不办事？还是他努力了但没有成效？或者效果需要耐心等待？还是他的努力避免了本来会出现的更坏结果？ 此时行贿者所面临的境况，和被要求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家属非常类似，他不得不完全信任中间人，把整个身家前途交托到他手里；同样，一旦效果让他失望，让他相信自己受骗了（尽管他的归因可能是错误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报复来发泄怨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官员被谋杀甚至灭门的案件屡见不鲜。 对于普通患者，医疗过程同样是个黑箱，这并非医生的过错，无论医生多么专业、细致、耐心的向患者解释他所面临的机会和风险，上述认知障碍永远无法消除，而且会随医疗技术的日益进步和复杂化而不断加深，即便未来有了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也只能在事后判断和矫正上有所改进，病患在事先的迷茫和无助感总会存在，而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怨恨仍会发生。 当然，医生与受贿者不同，他们的服务是高尚而公开的，因而有机会建立信誉，随着个人、机构和整个行业的信誉提高，患者虽然仍会作出错误归因，但会更少的指向医生的过错和不负责任；不过，这种改进将是漫长而艰难的，短期内，医生的安全恐怕只能靠医院提供更多安全措施，引入安检系统或许是必要的。

【2012-02-22】 @abada张宏兵：主观（相对）信息量概念可以描述人对信息的熟悉（半生不熟）程度。申农信息量减去某人头脑中对其已熟知部分的信息量，等于主观信息量或相对信息量。人喜爱某艺术的必要条件是它具有适量的主观信息量，太大会排斥、太小会腻烦。 @tertio：http://t.cn/zOADR2n @whigzhou: 不是减法这么简单，一次认知所获得的主观信息量就是索引结果的信息量，而数据库里的已有信息会影响索引结果，比如对abada这串字符，不认识拉丁字母的人，索引结果是一系列曲线，对认识拉丁字母但不认识这个单词的人，索引结果是一组字符，而对认识这个单词的人，索引结果最小。 @whigzhou: 其实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关注模式下获得的信息量是不同的，比如当我关注字体时，同一书页的信息量就比我只关注文字时大得多，同理，当我终于“看出”一幅3D图时，信息量剧减 @abada张宏兵：说的对，略去了有关信息的意义，联觉，关注角度等很多内容，只是一个简单模型，属启发性模型，用于极端的情况例如纯音乐的某些方面尚可。 @tertio: 欣赏是一个动态的信息处理过程，用信息量难以描述。举例来说，很多绘画作品左右颠倒后感觉完全不同。香农信息公式计算出的信息量似乎只能看做种种主观信息量中最大的那一个。 @whigzhou: 是啊，阅读理解过程其实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