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孩子，严厉还是宽松？ 辉格 2014年6月29日 随着80后一代逐渐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有关教育的反思和讨论也热烈起来，越来越多人对旧的教育方式表示不满，努力探索自己的方式，这些反思和探索，也推动了近年来的新教育实践，不过，尽管新一代对旧教育表现出颇为一致的反感，但对于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却充满着争议。 争议焦点之一是，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严厉甚至惩罚性的方式，有些家长主张完全的宽容和接纳，反对惩罚，对责骂和体罚更是深恶痛绝，而另一些则认为有必要施加一些约束和规则，为此有时不得不使用较严厉的管束措施，甚至某些惩罚手段，也许还包括体罚。 实际上，近代以来当人们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多自觉之后，这样的争论始终存在，德国首相俾斯麦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严厉与宽松会在代与代之间交替，在严厉父母的棍棒下长大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痛苦经历，会格外宽松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认识到过于宽松也有其负面作用，转而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也许表明了，无论哪种倾向，过于极端可能都有问题。 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丛林里做鸟类田野调查时，对当地土著的生活有过数十年的第一手观察，在前年出版的《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一书中，他从这些观察中选择了9个主题，并结合其他39个小型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学资料，展示了这些社会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作者希望它们对生活在现代大社会的人们能有所借鉴和启示。 主题之一便是如何对待孩子，戴蒙德发现，不同社会的做法千差万别，中非的阿卡（[[Aka people|Aka]]）族俾格米人采取完全放任主义，从不打骂孩子，也不约束或干预孩子的活动，数月婴儿摆弄利刃，几岁孩子去野兽出没的丛林中玩耍，都不会有人管，新几内亚的伊努（Enu）族人，会看着孩子将手伸进火堆而无动于衷，结果人人身上都有几个儿时留下的烧伤疤痕。 在另一个极端，巴拉圭的阿契（[[Aché]]）族印第安人严格限制孩子行动，5岁之前很少离开母亲身体一米以上，加纳的塔伦西人（[[Tallensi]]）会毫不迟疑的责罚犯错的孩子，常见方式是鞭打，而且社区内每个成年人都觉得有责任矫正所见到的不当行为，无论犯错者是不是自己孩子。 大致上，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对待孩子最宽松，而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的农牧社会则管教更严厉，其中以畜牧者为最；更细致的比较可以发现影响管教宽严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是环境中常见危险的性质，像草原狩猎者面临的狮子鬣狗毒蛇之类危险，特征很明显，一旦出现成年人会作出强烈反应，因而孩子很容易学会。 亚马逊丛林中则充斥着难以识别却随时可能触及的有毒动植物，而且这种危险很少留给个体通过探索试错进行自我学习的机会，一旦犯错往往非死即残，不像玩弄刀具和火堆，后果虽痛苦，却顶多留下几个伤疤。 其次是有没有贵重财产可被破坏，狩猎采集者财产极少，仅限于可随身携带的物品，孩子玩火可能烧掉的，只是一间原本就会定期抛弃的简易茅屋，而农民孩子却可能因玩火而烧掉贵重的住宅或谷仓，或者因疏忽而放跑牲口，从而危及全家生计乃至性命。 第三个因素是孩子所承担的任务和相应责任，传统社会都会让稍大的孩子参与一些生产活动，既可减轻家长负担，也可为今后独立生活训练技能，通常这样的工作是辅助性的，并不独立承担责任，但也有例外，特别是畜牧业者，经常让孩子独立照看和放牧牲口，而更常见的，是让大孩子照顾弟妹。 一旦赋予孩子重大责任，就不可避免会在他们失职时施以惩诫，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虎妈们对孩子抱有高而不切实际的期望，为此制订严格的培养计划，一旦孩子表现不合期望，便施以重罚，许多悲剧正是这样酿成。 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结构，越是大型、结构关系复杂、等级分化度高的社会，个人受其约束的社会规范就越繁杂，需要习得的社会技能也越多，为此家长需要种种方法让孩子意识到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或不受赞许的，即便它与危险或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社会规范背后的逻辑往往并不那么显白，家长自己也未必领悟。 传统经验中或许没有多少可以照搬的做法，但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极端放任主义的家长，确实可以做到完全的宽容和接纳，但为了避免伤害，就要为孩子创造一个消除了全部危险的温室，也不让孩子承担任何任务和责任，但这样孩子或许就失去了许多自我探索和试错，学会独自面对危险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生活技能和学会承担责任的机会。  

【2014-06-25】 @whigzhou: 个人主义的独立性，意思不是你可以不依靠别人，而是你无须固定的依靠特定个人，市场社会中，每个人都依靠着无数人，独立性是指你可以随时轻易更换其依靠对象：更换雇主、商业伙伴、邻居、豆瓣好友……这样的更换越容易，你就越独立，工程师会将此类特性叫作可互换性，松耦合，或（系统层次上）开放性。  

【2014-06-19】 @whigzhou: 从任何遗存至今的古老建筑里，我们都看不到脚手架，可它们都存在过，且不可或缺，社会进化同理，基于比较研究而谈论起源问题的人常忽视这一点 @whigzhou: 重要的是，脚手架的性质与成熟形态之间可能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即便在最“原始”的孓遗形态中，可能都难以找到其痕迹，其性质只能由发生学分析作出推断 @whigzhou: 可自我维持的稳定成熟形态一旦达致，脚手架便迅速消失，几乎没有机会留下遗存  

【2014-06-16】 @whigzhou: 关注了一段时间美国的Libertarians，发现他们很少谈论减税、解除管制、贸易自由化等等议题，谈论最多的是大麻合法化和反战，尤其热衷反战，原因不难理解，前面这些议题的“正确立场”早已被保守派抢去了，要显得自己有所不同就只能谈论和保守派相左的话题，结果是，他们的调调听起来往往比左派还左派 @whigzhou: 这也是为何我觉得自己其实挺Libertarian的，可对现实中见到的Libertarians实在爱不起来的缘故 @whigzhou: 其实就算反战你也别学左派的反法啊，比如你不能以打仗要死人为由来反吧，美国是募兵制，不是义务役，当兵是自愿的，战死也是责任自负 @whigzhou: 你倒是可以说我们Libertarians反对国企，而美军是国企，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打仗，而是说应该到尼泊尔去招私人雇佣兵打，这才够Libertarian对吧？ @whigzhou: 你也可以说打仗要花纳税人钱，但这也不是说不要打仗，可以找受益人要钱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费用就是受益国分摊的嘛，现在也可以如法炮制，马利基要救命可以，石油收入抵押啊，到时候发票开过去呗 @寄生草的空间:不可行。反战舆论就够难缠了，再整个死亡面前不平等，为了钱而杀人之类的恶名声，这是嫌麻烦不够大啊。 @whigzhou: 注意我这是在给Libertarians上课，Libertarians哪里会管可不可行  

【2014-06-12】 @whigzhou: 东北的土匪/黑社会组织发达，大概和它的近期移民历史有关，新移民大多分散到达（不像古代中原举族南迁者），移居历史不足两百年，还来不及形成大型宗族，中间又经过土改洗牌，别说宗族，大家族恐怕也不多，缺乏家族/宗族这一基层社会秩序维护者，黑社会作为秩序替代供应方就有了市场。 @whigzhou: 相应的，东北黑社会的家族色彩应该很淡，不像西西里、爱尔兰或台湾的，后者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而前者游离于常规社会生活之外，故称土匪，#我猜# @局外人c的空间:没有大家族是土匪出现的一个条件。 北方多土匪而大家族很少，造成土匪到了王朝末年泛滥。南方特别是江南，因为多大族，反而土匪不多。而广东的所谓土匪，似乎以履行政府功能为多，算是奥尔森所谓座盗吧？ @whigzhou: 嗯，所以土匪和黑手党还是很不一样的，我把前者也称为黑社会或许是个错误 @局外人c的空间:土匪偏重劫掠技术，黑社会偏重治理技术 @whigzhou: 嗯，所以两者对待权力的方式也不同，土匪易受招安，与权力勾结，乃至变成政府一部分，黑手党则更倾向扎根乡土，远拒国家  

【2014-06-10】 @whigzhou: 马克思在学术界遗毒最深的概念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剩余产品（surplus product）”。 @whigzhou: 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是两码事，后者遗毒限于马教内部，前者遗毒害及整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界。剩余产品理论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力提高，产出超过维持生存所需而出现剩余，剩余供养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专业阶层 @whigzhou: 这是对社会分工机制的深刻误解，受害者至今屡屡不绝于人类学界。 @whigzhou: 比如10个人原本各自挖番薯，每天挖8小时然后回家花1小时捡柴煮饭，后来变成1个人给所有人捡柴煮饭，其余9人每天可多挖1小时番薯，结果总产量可能还有所增加，用剩余产品理论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 @whigzhou: 再比如，原本10个人在某块地上靠挖番薯过活，每天挖8小时刚够吃，但边际产出率递减很快：每天前4小时就挖够所需之90%，后四小时只带来10%产量，后来，其中1人掏出枪，杀掉4人，逼迫剩下5人将所挖番薯分1/5给他，所有人仍够吃饱，且其间生产率未发生任何变化，用剩余产品理论同样不能正确理解该过程  

【2014-06-08】 @whigzhou: 肯尼亚长跑高手大多来自Kalenjin族，特别是Nandi部，据说该部传统上以偷牛为生，偷了牛当然跑得越快越远越好，常常要跑个上百英里，世界其他地方的偷牛者都有马骑，他们却全靠两条腿，总算练出来了 http://t.cn/Rv6PFic The Nandi people are pioneer athletes in Kenya. @whigzhou: 这篇对Nandi社会有更多介绍 http://t.cn/Rv6hiKQ Cattle raiding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pastoral Kalenjin. The warrior age grade (youngest initiated age set) was responsible for defending cattle, and acquiring their own fortunes in captured cattle. @whigzhou: 研究肯尼亚长跑成就的专家John Manners在Kenyas Running Tribe一文 http://t.cn/Rv6ZMbo 中对cattle raiding与长跑能力的关系作了分析，可参考 @whigzhou: “some of these peoples’ customs might have functioned indirectly as genetic selection mechanisms favoring strong runners. I am thinking specifically of the practice of cattle theft” 【后记】 没有马可能是个关键，全世界其他牧民都有马，除了非洲的，原因待考。

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 辉格 2014年6月16日 按一个社会维持其秩序的不同方式，评论者常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社会：法治的和人治的；在人治社会，当人们采取一项行动，斟酌其可能遭遇的反对、阻挠和制裁时，会重点考虑掌权者个人的态度，以及他与自己的关系，无论那人是皇上、老佛爷、书记还是酋长，而在法治社会，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不依赖特定个人和特定关系而存在的习俗惯例和法律规则。 理论上还有第三种可能：德治社会，在那里，秩序同样由无关特定个人的社会规范维持，但规则的执行不依靠强制力，对不法行为的矫正也不借助人身惩罚或强制剥夺，社会规范靠教化、规诫和关系隔离等和平手段维持，因而也不需要建立政府和司法系统；这样一种和谐而无强制的状态，也正是许多古代哲学家的社会理想。 但这只是个乌托邦理想，在现实中，建立此类乌托邦的努力所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因为总有人无视社会规范，并不惮于使用暴力，而当他们成功建立暴力组织并对他人实施强制时，便可获得巨大利益，所以，那些未在制度上对此根本危险加以防范的社会，最后总是难免沦为人治社会。 不过，建立道德乌托邦的种种努力，确有一些获得了局部成功，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阿米绪人（[[Amish]]）在美国建立的自治社区堪称典范，这一教派避世索居，远离政府，极少求助司法系统，从不打官司，其秩序全赖社会成员对教规（[[Ordnung]]）的遵守，但因为奉行绝对和平主义，教规的执行并不借助强制手段。 同时，阿米绪的社会秩序近乎完美，无论社区内、社区间，还是他们与其他美国人之间，极少发生暴力冲突，犯罪率几乎为零；而且和再洗礼派另一分支胡特尔人一样，北美阿米绪社会也非常兴旺，人口从1920年的五千增长到了去年的28万，这还没算不断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 假如孔孟再世，恐怕也很难再要求更多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国寡民】 阿米绪在许多方面和胡特尔相似，社区（即他们的教区）规模保持在邓巴数之下，因而其互惠关系可由相互熟识而得以维系，同时小规模也避免了等级分化，高度依赖父系家族纽带，因而互惠合作意愿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牧师的非专业化和限于初中程度的教育，消除了宗教的理想主义成分，更多注重行为而非观念，因而事实上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非信仰体系。 不同的是，阿米绪不实行共产主义，各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独立的住宅，各自经营自家产业，自己抚养幼儿，自行选择学校。 但同时，每个社区在生活方式和对待外来新事物的态度上，却一致遵循着一套无微不至的规范，从衣着、器具、设施、消费和娱乐，教规都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不得装电话（只能用公共电话亭）和室内管道，不得拥有汽车（一般都用马车），不得接通市电（可以用柴油发电机），等等。 【公共生活】 阿米绪有许多全社区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包括婚礼、葬礼和需要大量人手的工作，比如建造住房和谷仓，这些活动强化了互惠关系和共同体认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两周一次的宗教集会，轮流在各家谷仓内举行，除了例行的礼拜诵经唱诗聚餐之外，该集会的主要功能是作出集体决策和执行社会规范，长老们对违规行为提出告诫，对严重违规作出处罚决定。 集会上也会针对新出现的情况讨论是否制定新规则，或修改既有规则，从而确保规则体系不遗漏生活中任何可能对既有秩序造成冲击的因素。 【监视与压力】 和其他熟人社会一样，阿米绪人也喜欢相互窥视和议论，个人生活毫无隐私可言，而且身为同教区教友这一事实，使得这种做法获得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因而是得到鼓励和赞许的，不会像其他社会那样被指责为多管闲事的长舌妇。 所以任何出轨行为（比如帽子款式或砧板尺寸不合规）都很快会传到长老耳中，于是几位长老就会上门对当事人作出劝诫训导，假如后者不及时悔过和纠正，事情就会被提交到下一次宗教集会上，假如集会上的公开谴责仍未能迫使出轨者悔过改正，长老们就会逐渐增大压力强度，包括惩罚警告和通过家人亲友施压。 【社交排斥】 不过，阿米绪社会规范最强有力的执行手段，是它的忌避（[[shunning]]）制度，当出轨者屡教不改时，就可能被（有限期或永久性的）革除教籍（[[excommunicate]]），一旦被革除，所有社区成员包括其家人便立即对他实施忌避：不同桌吃饭，不交谈，避免直接授受物品，甚至避免目光接触。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交排斥（[[social rejection]]），从博弈论角度看，社交排斥是群体内强化互惠关系的有效策略，这也可以得到进化博弈模型模拟结果的支持；在两两博弈中，简单而有效的策略是一报还一报，但在信息更丰富，参与者不仅能记住双方交往历史，还能从闲谈中获得对方与他人交往历史时，更有效的策略是恶人回避，即不与有过不良记录的人发生互惠关系。 个体的交往选择经过群体内协同聚合之后，会自动产生若干具有内聚倾向的互惠圈，而那些总是采用欺骗背叛策略的声名狼藉者，将被排斥在任何互惠圈之外，丧失潜在的互惠收益，这就构成了对背叛者的有力惩罚，从而维护了互惠群体的社会规范，由此一个道德社会的建立才成为可能。 在常见的熟人社会中，社交排斥是分散自发进行的，但阿米绪将这一机制正规化了，革籍和忌避经由正式程序集体决定和公开宣布，因而其执行效果更加一致而严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交排斥本身便是一种严酷惩罚，人类的社交需求非常强烈，遭严格排斥者会异常痛苦和不安，除非他恰好有社会性心理障碍，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社区生活下去，最终要么悔改，要么离开。 【公德 vs 亲情】 道德社会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亲属袒护，血缘纽带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强化了互惠意愿，但也会给规范执行留出漏洞；以家族为组织基础的社区，常会默许容忍亲属袒护，儒家也推崇亲亲相隐原则，这样一来，遭遇排斥者总是能在家庭和亲族中找到庇护所，这就大大削弱了社交排斥作为惩罚手段的效力。 阿米绪令人惊异的克服了这一困难，成功的让公德压倒了亲情，忌避一旦宣布，通常会得到家人亲友的严格遵守；或许宗教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教友的共同信仰和对规范的认同，胜过了亲缘关系的考虑；同时，阿米绪在随人口增长而分割社区时，会小心避免同姓单一家族的社区，这与华南宗族社会中大量单姓村形成了对照。 【屏蔽外部权威】 道德社会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外部替代规范的竞争，假如社区成员觉得某些外部权威更有智慧、更有人格魅力，其代表的价值体系更有吸引力，就会在争议中加以援引，从而对作为规范维护者的社区长老的权威构成挑战，而一旦冲突引向理念之争，阿米绪长老绝无优势，他们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外部世界，讲不出多少大道理，更无智识优势。 但阿米绪的制度从各方面杜绝了外部权威的影响：孩子的教育多数在只有一间教室的社区小学里进行，教师是初中毕业不久的未婚阿米绪女孩，公立学校里通常会被宣扬的国家历史、民族英雄、主流价值观、科学成就、创业事迹，对阿米绪儿童影响都很小。 因为他们不参与政治、不任公职、不诉讼，外部世界的法律权威、法官的威严、长官的权力、政治鼓动、主流政治观念、战争英雄，对阿米绪人都没什么影响；因为绝大部分现代传媒和流行文艺娱乐活动都被禁止，他们也感受不到文体明星和流行文化的价值号召力。 【向后看】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区别是，它是向前看的，而传统社会是向后看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在传统社会，一个人可能拥有的知识的绝大部分，要么在他出生时便已存在于公共知识体系，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要么是他在个人生活史中积累的私人知识，只有极少数是新近进入公共知识体系的，这意味着，年长者总是比年轻人拥有更完备的知识，正是这一点为长者权威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但工业革命后情况逐渐颠倒了过来，公共知识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新近获得的，因而较晚开始接受教育的事实常常可以为年轻人取得知识优势，这自然会对传统的长者权威造成冲击，因为长者往往弄不清发生了什么状况；阿米绪限制教育、拒绝接受新事物、或至少将接纳时间推迟很久的做法，似乎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事无巨细】 阿米绪教规中的有些规定——诸如马车轮上可否包橡胶轮胎，草帽的平檐可否改成卷檐，厨房案板该多长多宽——看起来极为琐碎，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实际上，这是有现实制度功能的，穿着、仪表和器具这些看似琐碎细节上的一致，可以强化文化认同，并拉开与周围外人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覆盖生活每个细节的规定，让规范执行者有了深度介入私人生活的理由，也让社区的整个规范执行机制有了保持连续运转的机会；在高强度的持续监督和压力之下，严重出轨事件毕竟少见，假如没有这些琐碎规定，规范机器就容易因长期不运转而生锈。 在这一点上，德语民族[1]的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或许也起了作用，荷兰社会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曾用四个维度量化比较各国文化特性，其中一个维度是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德语民族该指数值很高，这样的人比较刻板和守规矩，喜欢有一套明文规则来规定生活的每个细节，如此才觉得安心。 【规则演进】 在一个变化迅猛的环境中维持一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古老传统，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要求其制度有足够的适应能力，以应对不断面临的外部挑战，阿米绪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一个关键机制，是针对教规的派系分化。 每个阿米绪教区都是自治的，可按需要自行修订或增设教规，但近缘教区之间的教规差异通常不大；当差异足够细微时，不同教区就认为是相容的，但假如在某个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且无法弥合，便会发生派系分裂（[[schism (religion)|schism]]），少数派另立新支派（affiliation），150多年来，这样的分裂已产生了40多个支派。 教规分化和派系分裂所造成的多样性，创造了一种类似于进化寻优算法的并行试错／优化机制，帮助阿米绪人在捍卫传统和适应变化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多样化过程也造成了一个从最保守到最开明的连续谱，可以让各支派分别适应与外部世界的不同接触程度，最保守的教区坚持务农以便最大程度避世索居，而较开明的教区则开始经营小企业，雇佣外人，甚至外出打工，逐渐扩大了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如此也为整个教派拓宽了生存空间。 【自由环境】 和胡特尔一样，阿米绪社会的成功也离不开其所在大社会所提供的安全环境，任何缺乏强制性司法系统而仅以道德规范维持秩序的社会，都将面临安全问题，即便其制度成功的消除了内部的暴力和犯罪（正如阿米绪所做到的），也难免遭受外部侵犯。 在欧洲时，再洗礼派社区都凭借一技之长依附于某位领主而获得庇护，这种寄人篱下的安全从未长久，屡遭迫害与驱逐，只有在迁居北美，进入宽容和法治的大环境之后，才得以长期繁荣兴旺。 阿米绪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儒家理想。 注： [1]阿米绪人发源于十六世纪的瑞士德语区，他们至今以宾夕法尼亚德语为母语，后者是高地德语（[[High German]]）的一种方言。  

【2014-06-03】 @whigzhou: 西方许多自称不信教的进步派，所信奉的那套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其实跟宗教也没多大区别，即便是科学，被他们对待的方式也与宗教雷同，他们的不信教，不过是用真理、灵性、人性、永恒等等玄词取代了“上帝”而已，有个新词组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SBNR]]) http://t.cn/RvfWhVe 很好概括了这种倾向 @whigzhou: 真正让人远离宗教的是独立思考和怀疑态度，但自称信教者少的欧洲人在独立思考上远不如美国人，比如在社会问题上，欧洲大众历来习惯于把思考任务交给一小撮政治精英，这一点从欧洲政客的来源就可以看出来，法国总统选来选去永远是巴黎政治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 @whigzhou: 从科学家的写作风格也看得出，欧洲科学家很少像英美科学家那样面向大众写作，欧洲大学的教授惯于以大众看不懂来证明其学问高深，欧洲大众也习惯于等待科学家和政治精英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善、什么是美 @whigzhou: 其实，无论以遗传收益还是以个体幸福感为标准，高程度的独立思考和怀疑态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算不上优点，甚至可以说是理性能力过度发展的畸形结果，会在社会关系、心理感受、生活成就方面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只有对那些足够喜欢它乃至可以忽视或容忍这些负面影响的人，才算是优点 @wangtwo3218:欧洲科学家和英美科学家？英国也是欧洲的吧 @whigzhou: 嫖客不算家庭成员  

【2014-05-28】 @Ent_evo 所以我还是没忍住写了一篇文章吐槽《“大象”的舌尖之一：匮乏的博大》那篇。文字版戳链接。 http://t.cn/RvqMzWN @whigzhou: 有一点教官没表达清楚：食物（尤其是蛋白质）匮乏促使人们开发各种食材，但食材不会自动变成美食，在穷人那里，再丰富的食材也是一锅烩，只有被富裕有闲阶层改造之后才会变成美食，此类转变往往与社会流动相伴随，新贵会把他吃过的东西带进上流社会，并加以精致化。 @whigzhou: Ent说的“另一个麻烦”或许与此有关 @whigzhou: 我觉得，原文观点若限制为：匮乏促进食材拓展，食谱广度与人口压力有关，应该可以成立，但能否将之适用于中国与欧洲的一般比较，我也没把握，选择处于光谱两端的两个更小地域做比较（比如华南对西北欧），可能更安全 @Ent_evo:是的，我还蛮喜欢这个理论，但欧中对比变量实在太多了，也许纵比更好？ @whigzhou: 嗯，康熙到咸丰之间或许是理想时段，看看这期间食材拓展情况可能有点意思，这个时段一般认为是人口压力持续上升的达到极限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