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须在竞争中进步
辉格
2009年5月8日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中国大学排行榜”制作人武书连两次接受成都理工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并收取咨询费的事件；此前，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负责人也声称，曾多次遭遇大学评级机构上门索取赞助；这些新闻引发了公众对各种民间大学排行可信度的讨论，有人甚至将其比作“又一个牙防组”；此事也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该部发言人近日明确表态：不支持、不赞成搞大学排行榜。

大学排行榜是一种信息商品，如同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机构和酒店业星级评定机构一样，作为第三方质量鉴定者，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交易方提供信息，是市场发育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合并、升级、更名，学生和家长在面对如此众多名号个个响亮宏大、底细却个个陌生难辨的院校时，确实会茫然无措，除了少数几个顶级名校和本地学校之外，他们在选择大学和科系时，缺乏可用的信息。正是这种对信息的饥渴，成就了武书连这个起初少有人看好、评价方法也乏善可陈的排行榜，它声名鹊起的时间，恰好与扩招相吻合。

排行榜这种信息商品，其主要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次要消费者是雇主和大学赞助者，大学不是它的消费者；所以，直觉上，排行榜的制作者应该向学生和家长而不是大学收费；然而，这里有个交易费用的问题，直觉上最顺当的模式商业上未必可行；市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常常能发展出一些超乎个人想象力的商业模式，来实现潜在的交易机会，其中之一便是由卖方付费、买方消费、而同时又能维持足够公信力的质量评级机制；典型案例是酒店业的星级评定，它是一些酒店自发成立的质量自律组织，会员缴纳的年费支撑了评级成本，而产出的信息产品——星级，满足了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这一模式尽管也有不少诟病，但大致上运行良好。

那么大学排行适用哪一种商业模式呢？这取决于该市场交易费用的结构和分布，从发达市场的经验看，可行的模式有两种：把评级信息与其他信息一起在媒体上搭售，和/或利用评级所积累的数据库向学生家长提供收费咨询服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NWR）的大学评级服务，同时运用了两种盈利手段，而《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则依靠第一种手段。从公开的信息看，武氏排行榜是通过向媒体供稿（包括搜狐教育频道）和面向学生销售大学选报指南来获得收益，看来他走的是类似USNWR的路子，这样的话，向大学收取任何费用都是不明智的，容易混淆消费者对他的形象认知。

武氏排行榜的水准是令人失望的，尽管武书连清楚的知道他的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但这一认知却完全没有贯彻到其评级指标体系的设计当中，他的评价依据主要来自几大论文索引，和教育部门对专业、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内部评比。然而我们知道，家长花钱和学生苦读的目的，是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和报酬；从这一需求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毕业生受雇主欢迎的程度、薪酬和收入水平、在各行业占据高级职位或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数，等等，然而在武氏评级体系中，我们连这些东西的影子也看不到。

不过，大学评价的低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独立评级机构的出现还只有十几年，连续发布排行榜的时间更不足十年，其质量提升有待更多新机构的参与，和更内行的专业人士的加入；鉴于武氏排行榜也能获得如此影响力，证明了消费者信息需求之旺盛，表明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事实上，武氏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2003年，中国校友会网也开始进入大学评级市场，相信今后会出现更多更专业的评级机构，而充分的竞争将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机会，也将推动评级产品的质量提升。

（按：这篇我原本是打算被毙的，能基本完整的被发表，还须感谢编辑）

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抵御灾难的能力
辉格
2008年5月28日

1. 灾难的社会心理学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稳定的认知，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可以相信售货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一切。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现代的科学与教育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中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和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我国这样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领域。

2. 灾后的秩序重建

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家庭总是最受信赖的，其次是亲友、邻居和同事，但灾难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亲人离散，交通和通讯中断又会阻碍友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当人们无法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寻得依靠时，便转向社区、地方组织和当地政府，而在严重的灾难中，这些功能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常遭破坏，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许多学校和政府主要负责人遇难或受伤，办公场所遭毁坏，一时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人们只好转向更高级的组织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赖时，他们对于这些依赖对象的信赖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的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很明显，理想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能在较低的层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赖，而不是把大多数需求推向上级和外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危险也在于，如果人们未能及时的从其所及范围内寻得依靠，而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便可能转向某些非良性的临时组织，这正是古代灾后危机的根源。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裹挟操纵而做出其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的破坏性甚至反社会行为。当然，这样的危险在拥有强大政府的现代社会中已得到遏制，但并未完全消除，在小范围内仍可见到，本地地震灾区也已发现个别抢劫团伙。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充分发挥了社区和乡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最大程度的让灾难中的人们从最接近他的底层寻得依靠，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伤痛、匮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层和局部得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将是最稳定的，可以最好的帮助灾区度过困难、重建生活。

3. 自下而上，还是金字塔？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当面临灾难、战争和突发事件时，这样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军队就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应该让每个战斗单位都能在与上级和友军失去联系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为此，军队在平时就会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独立领导能力和个人权威。借助军衔制度，军人甚至可以在编制被完全打散后得以重新组合，继续战斗。

当然，社会不是军队，而通过层层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等级结构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再见容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丰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先于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而我们自己，也正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进展。

4. 自我组织和地方性权威

虽然家族纽带日益松散，但在乡村，人们组织村委会、选举村长，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区，人们组成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旧时僵化的土地承租关系瓦解之后，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而企业又通过供应链和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生活中，人们按各自兴趣爱好组成俱乐部、联谊会和利益共同体，而学校、图书馆、文体协会和专业学会，也为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

所有这些，在平时维系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而当灾难降临时，便成为人们可以依靠的庇护所。基层自发组织在平时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而在灾后，也是外部救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灾常常会使许多村镇社区的政府机构陷入瘫痪，或丧失大部分行动能力，此时，其他组织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教师和校长可以组织起学生和家长，厂长经理可以组织起员工，牧师方丈可以组织起教众，医生可以组织起护士和医疗队，消防员和退伍军官可以组织起自我救援队，另外像足球队、学生会、老年协会等此时都可发挥组织作用。这样，村镇和社区将可最大限度维持秩序并展开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时这些组织得不到充分发展，混乱将难以避免。这次地震后，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但他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当地组织来接收和分发救援物资。相比之下，企业的组织力量这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灾区员工的联络和救援计划。

自发组织能否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及其核心成员能否在平时建立起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试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平时体贴师生、热心公益，对公共事务经常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当镇长在天灾中遇难时，他完全可能接替镇长职能，领导市民自救。这种地方性权威的建立，是基于他们平时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的经常性参与，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主张和观点的表达和宣传中，在投票和竞选活动中，在具体事务的组织过程中，他们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组织能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了解和接受。这些平时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很自然的被推到领导地位上，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本次地震中，曾发生同一地点的两支救援队伍对施救方案无法达成一致因而耽误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时如果有一位当地权威人物在场，就可以避免这一不幸。

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史后发现，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把大量地方缙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乡居地主把土地委托给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里，很多变成商人，私塾学生和教师进了城里的新式学校，秀才举人或者留洋或者进了报馆，民团乡勇投奔了各路新式军队，结果造成了乡村空心化，乡村失去了赖以维系地方秩序的社会精英，这一状况导致了此后中国农村的长期动荡。缙绅之所以不愿留在乡村，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乡村自治没有随现代化过程同步发展。

如今，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多元化的自发组织连结在一起的网状社会，一个有能力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最大可能的在此进程中维持稳定，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外来冲击。而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之提供宽松的空间，政府应鼓励人民参与到当地的公共事务中，应尊重地方性权威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容许民众和企业按其兴趣、职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组织，政府也应就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职能与这些组织展开沟通和协调。

政治家应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公民自治组织不是威胁，相反，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这次绵竹县上百遇难学生家长因质疑建筑质量而集体前往德阳市政府要求调查处理，如果当时他们能从身边找出可信赖的权威人物，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就不必采取大规模集体行动了，而集体行动会让事情的处理过程变得更复杂更不理性，也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5. 发展形势和前景展望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野营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而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起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同时，公民成熟理性的表现也将消除立法当局和政策制订者的疑虑，为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空间。所有这些，都会为未来公民自治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一前景，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迅速发展中的社会将注定面临的诸多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也更有信心去面对大自然的下一次挑战。

（按：当初的逼捐者，不知今天怎么想？）

逼捐毒化慈善环境
辉格
2008年5月20日

眼下，正当善良民众踊跃捐款出力之际，出现了一个令人寒心的现象，一些身居言论渠道因而对舆论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拿着先行做出捐款的企业家名单和捐款数额，去百般催逼其他企业家，要求他们做出同等比例的捐款，他们计算着企业的销售额、利润、资产额、高管年薪等等指标，算计着每个企业应该捐多少，然后用这指标去评价每个企业家有没有、有多少良心。这种催逼逐渐升级直至发展为一场充斥了谩骂和攻击的网上群众运动，更荒唐的是，这些被催逼的企业家实际上早已做出了数额不小的捐款，有些还制订并实施了自己的救援计划。

逼捐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对慈善业非常有害，会毒化慈善业健康发展所需的文化和舆论环境。逼捐者用以支持其行为的理由是可以逼出更多的捐款，事实上帮助了受助者，但牺牲整个慈善发展环境去换取一时的捐款增加，无异于杀鸡取卵。激励人们行善的最重要动力，来自于善行抚平行善者对他人痛苦的恻隐之心后带来的欣慰感和旁人对其善行的赞誉所带来的荣誉感，而逼捐将从四个方面同时打击这两个慈善的心理基础。

首先，对于被逼者，逼迫之下的捐赠带不来丝毫欣慰，更谈不上荣誉，只有尴尬、委屈和反感。原本，他可能只是选择不参与这次慈善活动，或者选择低调的、私下的、难以为公众所见的方式来参与，甚至他只是还没想好该以何种方式参与，或者还没准备好可以用来宣布的援助计划。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他没有慈善精神，更不能证明他不会在过去和将来积极参与慈善。然而逼捐却很可能真的让他对慈善活动心灰意冷，未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回避。

其次，对于被逼捐者用作榜样的先行捐赠者，逼捐将把他们置于不义之地。本来，这些善人的巨额捐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荣誉感，或许他们会希望自己的行动具有某种感召力，但极少会有以此向旁人施压的意图。当巴菲特做出370亿美元巨额捐赠的壮举时，绝没有施压旁人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想捐款，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应该自己体验，很多人在体验之后会改变想法，对于慈善事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试想，如果一群记者拿着巴菲特的捐款声明去向拉里·佩奇逼捐，巴菲特会作何感想？如果这种逼捐成了气候并且屡屡得手，巴菲特们还会不会再如此慷慨出手？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慷慨沦为逼捐者的筹码？我想会的。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巴菲特即使不完全停止捐赠也会转入地下，慈善业将失去一批最伟大的榜样。

第三，一旦逼捐的氛围形成，任何人捐出善款时，旁人都无从判别，他究竟是出于慈悲还是仅仅屈服于舆论压力？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直接受逼，捐款人将再也得不到他应得的自豪和荣誉。如此，整个慈善业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便不复存在，其对慈善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最后，逼捐也将把受助者置于不义之地。慈善受助者不是乞丐，他们中多数不愿被当成乞丐对待，如果他们知道大量善款都是逼捐逼来的，他们接受善款时将作何感想？这种感受之下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捐助？接受了之后心理会不会留下阴影？慈善活动一旦沦入这种气氛中，慈悲、怜悯、温情、感恩这些本应充满这一活动的美好情感将被置于何地？我很怀疑它们将荡然无存。

慈善业在我国仅只初具雏形，还时常遭受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够、核查机制不健全等等缺陷的困扰，现在它又要面临逼捐风潮的打击，实在前景堪忧。逼捐者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但那些希望慈善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善良人们，理应发出他们的声音，去谴责这种对慈善业釜底抽薪的恶劣行为。

（按：我对地震预测可能性的低评价，并不暗示：1）没有人会正确预测地震；2）这种预测是缺乏事实和论证的胡猜；我仅仅认为：这种预测的可信度尚不足以突破预警和动员所需达到的政治阈值）

地震预警机制有待探索
辉格
2008年5月18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有些人抱怨地震局没有作出预警，一些传闻也声称震前曾有多种前兆。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人类目前的知识水平还不足以对地震作出准确可靠的预报。历史上唯一一次得到公认的成功预报是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但那次成功是因为大震前25小时起当地发生了一连串频次渐增的3级小震，从而引起警觉。这只能算是侥幸。实际上，目前的地震监测网只是情报和研究机构，而非预警机构，不应对其过多苛求。

地震之所以难以预测，是因为地震研究所依据的现代地球科学还非常年轻，尽管发展很快，但远未成熟。虽然魏格纳早在1915年就发表了他的大陆漂移说，但由于缺乏动力学基础，遭到普遍冷遇和嘲笑。直到1960年代地磁研究引发地学革命，大陆漂移说在新的地幔运动和板块构造理论基础上被重建，1972年国际科学联合会“上地幔计划”（UMP）的研究报告发表，现代地学才最终得以确立。此后数十年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为人们揭示了许多地球构造和运动原理，但远非完整，还有大量未知领域有待探索。

和气候研究一样，地震研究所需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极为庞大，其所需的高性能计算能力直到最近几年才勉强开始具备。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近年刚启动的大规模研究计划——地震灾害计划（EHP）仍然只能谦逊的将重点放在提高认识、及时反应、准确评估等目标上，提高预测能力还只是次级目标，即便如此，该计划也只能把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地震多发带。

那么，对于地震预测，我们是不是完全无事可做呢？如果把预警理解为在震与不震之间做出确然的二值判断，并以此为据公告社会和启动应急机制，那么，以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我们的确无事可做。事实上，虽然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地震监测网，但除了海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因为有较长的延迟）之外，各国极少根据地震预测启动应急机制。原因是，虽然有些预测事后被证明是对的，但在统计上，这些预测的可信度都不高，远没有高到足以说服行政当局愿意承受可能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因此，任何这样的预测都不可能通过多层次行政程序的过滤而转变为决策。

但是，预测不必是确然的二值判断，也可以是对概率分布的盖然判断，即针对各种可能结果分别给出一个发生概率。在经济走势、商品行情、选举等确定性低、预测难度大的领域，盖然性预测越来越流行，几乎已成范例。USGS正是这么做的，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实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

无疑，USGS的预测并不十分可信，但这已经是当前知识水平下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了，何不与民众分享呢？盖然性预测的好处是，因为预测信息是实时连续发布的，民众不会被一个突然宣布的消息震惊，减少了发生恐慌和过度反应的可能性；其次，如何行动的决策由民众自己做出，降低了预测不准所带来的公众不满和政治风险。

随着地学研究的进展和技术手段的提高，相信未来对地震的理解和预测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地震预测虽然困难，但只要抱持谦逊和审慎的态度，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USGS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值得我国相关机构借鉴，在未来探索出适合我国条件的地震预警机制。

（按：如所料，此文完全无用，当然，我知道，我的所有建议性文字都是对着一个稻草人在说话，所谓稻草人，只是语法上的听众，并非我预期中的听众，这一点，还请读者明察，从许多朋友在这里留下的评论来看，对此都有所误解。）

让权利战胜匮乏
辉格
2008年5月16日

四川震灾的搜救工作渐近尾声，逝者已去，生者还需继续生活，该是考虑灾后救济和重建的时候了。在地处深山、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核心灾区，道路阻滞，电力通讯中断，生产停顿，定居格局被打乱，要对数千万受灾人口实施救济，将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或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和民间的精心组织且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将生活和重建物资收集并运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分发给每一个需要的人。但是，你是否意识到，这样一项有组织的活动，是多么困难。即使在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军队里，千万人规模的后勤补给也是个巨大难题，何况是针对失去家园、缺乏组织、四处流动的灾民。

我们生活现代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相比古人如此优裕的生活水平，全赖于分工和市场交换，是价格信号指引着不同人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通过市场交换送达每个人手中，满足我们的每日之需，即使在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日常必需品也是通过供销网络和零售商店分发，而不是由配送员每日送到各家各户。一旦失去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和市场的交换网络，生活将变得极度匮乏和窘迫，也难以维持如今这庞大的人口。

那么，灾难是否会改变这一切？有组织的救济活动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其在灾后救援中的价值和必要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仅仅依靠救援组织是否能满足所有灾民的需要？恐怕没有可能，组织化救济就是彻底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已被历史证明了注定无法解决庞大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详细研究了几乎所有现代大饥荒，他发现，在灾难导致饥荒和大量人口病饿而死的地区，实际上很少缺乏生活资料，在1740年代的爱尔兰、1906年的湖南和1974年的孟加拉，看似荒谬但千真万确的是，就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还有大量粮食从灾区出口到外地，而且类似情况在历次饥荒中并不少见。发生如此荒谬情况的原因，用森的话说就是“交换权利失败”，这导致了灾民对物资的渴求没有转变成有效的市场需求。

所谓交换权利失败有两种，一种是交换的权利被法律管制压制了，出于良好的愿望，政府常常会在灾区实行紧急价格管制和流通管制，打击乘机抬高物价的投机商，其结果要么让投机商把本来准备运进灾区的物资留在区外，要么让当地商人把物资囤积起来，两者无疑都会加剧短缺。

第二种是灾民根本没有可用于交换的财产权利，发生饥荒的灾区通常有大量穷人，灾后高涨的物价会迅速耗尽他们的现金，如果他们没有可资抵押的财产，就无法借到现金，他们的饥饿就会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无法转变为有效需求，此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救济品送到他们手里，就会饿死人，即使在他附近就有不少粮食存在仓库里。当然，近几十年来，和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很少了，但灾后生活和重建所需其他物资的匮乏仍很普遍，医药、清洁饮用水、被服、建筑材料，这些必需品的短缺同样会加重灾难。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灾民会穷到一无所有？现金耗尽后，他们至少还有住房，即使地震毁掉了房屋，农民还有土地，还有耕牛。是的，问题就在这里，在发生饥荒的地方，农民虽然居住着房子，耕种着土地，但他们的这些权利往往是不完整的，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缺少转让和抵押权，用德·索托的话说，这些晦暗不明的权利没有确立为可流通的现代产权，因此就无法体现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农民也因而失去了他们本该有的最大一项财富和信用支撑，而这种信用资源在灾难时期尤其显得宝贵，是救命之物。

落实土地权利，原本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善农民境遇的上选之策，而眼下，理应成为保障灾区救援和重建的当务之急。政府应当机立断，紧急立法将灾区宅基地明确为个人所有，将土地承包权延长至一百年甚至更长，并赋予其转让和抵押等各种处置权利，同时可辅以现金派发，如此，灾民将可立即获得充足的信用资源和购买力，其余一切可交由市场处理。一旦灾民有了购买力，商人会争先恐后向那里送去急需的物资。

（按：所幸，事后看来，此文纯属多余。）

灾区物价切莫管制
辉格
2008年5月15日

当前，汶川震灾的救援正进入高潮，在搜救和治疗的高峰过后，灾区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将是物资短缺。警惕的人们已经开始提醒我们：黑心商人是否又要乘机发国难财，利用短缺抬高物价大捞一票？就在去年冬天的那场冰雪灾难中，被封堵在路上的人们曾负担了10元一个的鸡蛋和50元一碗的方便面。于是在前天，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灾区价格监管，……要坚决打击趁灾害之机，哄抬盒饭、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等必需品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

在灾区特殊时期施行价格管制，看上去天经地义，可惜，这是个古老的错误。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之前两百多年，冯梦龙就洞察了其中的道理，他写道：

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冯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冯述评］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智囊·卷八经务·赵抃》）

无论为一份盒饭摘下钻戒者多么不情愿，无论索要这钻戒者看上去多么贪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份盒饭在那一刻救了买家的命，而这位卖家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点，把这份救命的盒饭送到了最需要它的人手里。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高尚的志愿救助者没有差别，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高尚到放弃对此索要金钱报酬。志愿者从自己良心的安宁，从旁人赞誉的目光，或者从他的上帝的注视中，得到了他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的报偿，而我们这位不够高尚的卖家，或许是冰封道路侧旁的某个村民，则宁愿选择金钱作为酬报，是否因此就该惩罚他？

价格是指引人们行动的信号，当灾难造成匮乏，如果无偿捐助不足，就该听任高价格信号去指引趋利而动的人们向灾区送去急需的物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价刺激之下，商人们常常以惊人的想象力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此时施行价格管制，无异于向他们宣布：你可以去帮助受困者，但别指望拿到一文钱，或许还会因此受到惩罚。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相信人类的慈善之心，无偿捐助将是足够的，果真如此——我也希望如此——，那些指望赚取暴利的投机商就会赔个血本无归，因为当他们费尽心思把货物运到灾区后，将发现他们竞争者的供货价格是零，灾民自然不会傻到弃免费救助品不取而买他们的高价货。如此，何须劳驾发改委操心去管制物价打击奸商？

相反，如果无偿捐助不足，那么商业供应就是必须的，其缺乏可能是致命的，而商业供应只有在得到足够激励时才会发生，不够高尚的卖家不会因为价格管制的施行就变得高尚起来。无论如何，商业供应不会排挤和减少无偿捐助，因为它在价格上毫无优势，相反，商业供应会被无偿捐助所排挤。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商业供应而担心，它只是在弥补无偿捐助的不足。生命无价，何不多留一条救人之路？仅仅因为这条路上将要铺撒一些臭钱？更何况它与其他道路丝毫不冲突。

实际上，对于投机奸商，旁观者往往比当事人更加义愤填膺，可以理解，在满怀慈悲之心的善良人们眼中，奸商的铜臭玷污了灾难救助这一高尚的事业，在审美上，这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斗胆劝一句，在动手扼杀投机奸商之前，想一想是否会因此而扼杀了大批灾民的生路？当自然正在无情地蹂躏着生灵之际，在人类的慈善足以挽救每一条生命之前，可否暂且放下你的审美偏好，让庸俗和贪利者也参加到这场救人的奔走之中？

DNA说：

爱情是原始的性冲动包裹上文明外衣的产物吧。我还真看不出来，人类的爱情与动物发情期的性冲动有何本质区别，除了人自己不断美化对爱情的想象。

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对爱情的研究还很初步，但已有不少证据表明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情感，可以清晰的与其他动物本能相区别。

Steven Pinker把愤怒、喜悦等情绪化心理功能（区别于那些受意识控制的、较为深思熟虑的心理模块，通常受大脑所谓边缘系统控制）解释为行为策略的组成部分，他把它们比作阻挡火车的抗议者把自己拷在铁轨上的手铐——其作用在于提高策略在博弈对方眼里的可信度——把策略捆绑在意识所难以控制的生理冲动上，与手铐的效果类似。在许多博弈问题，策略可信度是十分关键的，有些策略必须高度可信才有效。

Pinker认为，爱情就是这些手铐中的一种，它让男人对女人的保护和抚养承诺变得更为可信（也让女人的守贞承诺更可信）。我觉得这一解释不错，很有前途，尽管目前证据还太少。

Pinker在说明爱情之独特性时所列举的证据中，有一条特别有说服力：（有调查为证）那些爱上同卵双胞胎姐妹其中之一的男人，很少对另一个产生类似的情感，即使这对姐妹在所有方面都很相似。这在动物界是无法想象的，雄孔雀或许会施展浑身解数来吸引雌孔雀，但此时如果出现另一只条件类似的雌孔雀接受它的求爱，它是不会拒绝的。

朋友给我推荐了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的《影响力》（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今天看了一下，还不错，第二章讲人类根深蒂固的互惠传统，提到一些议员之间如何做交易、政客如何用小恩小惠争取选民的八卦，看得兴起时，我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候选人或他的竞选组织，如果向选民派发现金，换取后者的投票，是非法的，而且会遭受公众谴责，如果是派发实物，情况则变得复杂，未必非法和背德，比如为流浪者提供午餐、帐篷，向穷孩子赠送图书和玩具，给病人送药品，不仅合法，而且还会受赞扬，但要是给中产选民送手表，情况就大为不同，可能被视为变相贿选，但是，如果送的是服务，比如职业培训、环境清理、心理辅导等等，那么无论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都不会被视为贿选，相反很可能被视为美德而大获赞扬。 很明显，用实物和服务代替现金，并没有改变其交易的性质，然而得到的道德评价和法律后果却截然相反。——注意：这不仅仅是立法上的不同，公众的感受和评价的确不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选举问题上，公众实际上并不反对交易，他们反对的是赤裸裸的交易，从服务到实物再到现金，赤裸裸的程度越来越大，因而在公众眼里也就越来越讨厌。 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赤裸裸交易的厌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器官交易是另一个例子，我在《器官移植的伦理困境》一文中曾对此加以分析：

>在器官移植问题上，我们的伦理和法律无法容忍自由交易，这是眼下无法改变的事实。自愿的器官交易，尽管并不违背基本法理——我做出牺牲去帮助他人，同时获得报酬，这跟海滨浴场的救生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救生服务是一样的，而多数救生员是拿报酬的。但伦理和法律体系还遵循着另一条原则，即：人的行为不仅要各方自愿、不伤害他人，还不能越过旁观者的审美底线。这条原则，已经体现在近代对肉刑的废除和当代对安乐死的抵制中。

古典时代以来，盛行于上古的肉刑和体罚，便不断废除或缩小范围，与此同时，死刑却有增无减，显然，这并非出于对受刑者的同情，或者认为肉刑太重，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旁观者的审美要求；各国对器官交易的普遍禁止，也是基于同样的法理原则。那么，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下，计划系统是否就不可避免呢？是否能找出某种交换和激励机制，既能为器官捐献提供足够激励，能有效协调供需，同时又不过分冒犯公众的审美取向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审美所针对的是行为的外观而非实质，所以如果能为自愿交易机制披上一件温情美善的外衣，而不是那么赤裸裸，公众是会接受的。

值得探究的是：在哪些类型的交易对象上，赤裸裸的交易会令人厌恶？ 初步名单：性、婚姻、器官、选举、亲戚朋友间的互助、徒弟给师傅的学费……

多点执业将改善医生激励机制
辉格
2009年5月6日

上月初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到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发言人作出了解释和确认：“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注册两个及以上的执业地点，按照所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而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意见则更加具体：“鼓励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开办社区私人诊所”。1999年起施行的《执业医师法》对医生执业地点的限制，有望得以解除。

对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的开放和鼓励，将有助于释放出被束缚在现有卫生行政体系和人事制度中的医生资源，通过市场流动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它将改善医生的激励机制，让医术高服务好的医生得到应有的报酬，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医疗事业；同时，理顺激励机制也有助于消除制度性的医患矛盾，走出长期困扰医生和病人的道德窘境；在宏观上，它也将引导医疗资源向全科化和社区化的基层医疗机构流动，改变目前过度倾向专科化和大医院的资源配置结构。

激励一位医生从事医疗的因素，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考虑：首先，他需要建立消费者（病患和潜在病患）对其医术和服务质量的信任，然后，他需要借助某个平台，让消费者找到他，把信任转变为实际的医疗服务，并获取收益。一位医生建立自己的职业声誉、从而获得消费者信任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种：知名医学院的学位证书；优秀的学术成果；良好的同行评价；在大医院的任职和职称级别；长期临床经验；治愈疾病的记录；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的报道；同类病人中的口碑；所服务社区内的口碑等等。这些，也正是病患得以评估医生可靠性的直接或间接途径。

对于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来说，建立职业声誉的侧重点和途径十分不同：由于专科医生专注于某一类疾病或治疗环节，他们更容易获得学术成果，有更多机会获得同行好评，更可能凭借这些成果和好评而提升职称，也更可能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媒体报道和好口碑；相比之下，全科医生则更依赖长期执业经验、日常的细微周到服务和社区内熟人之间的口碑。

上述差别是重要的，从中不难看出，一位每天在大医院里面对大量陌生病人的医生，是很难有机会建立起全科医生所需要的那种职业声誉的；全科医生的个人声誉，只能在社区小医院或独立诊所中，在针对小范围人群的长期连续服务中，才有条件建立；所以，当私人诊所和独立开业受到限制时，医生们只能转向另一个方向谋求发展：要么在某个专科方向上混出点名堂，要么在某个知名大医院占个好位置。而对于病人，如果不能从长期接触和熟人口碑中判断医生水准，便只能借助医院规模、知名度和职称高低等表面信息来做判断了。正是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医疗资源被不断引导着向少数知名大医院集中，向高端技术、贵重设备和专科化方向倾斜。

由于缺乏大量的社区诊所和可信赖的全科医生，病人在选择医疗服务时，更看重医院而非医生个人的信誉，加上医生缺乏流动性，于是，同一家医院里不同医生之间的医术和服务质量差异，无法充分体现为报酬差异，这就弱化了对医生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激励。这一状况，因医疗服务的价格限制而更为严重：挂号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收取红包又被禁止，医生为差异化服务而获取额外报酬的唯一途径是大处方。然而这一途径对医患双方都是代价高昂的：医生由此获取的每一块收入，都要让病人付出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而医生们则为此而广受诟病，背负道德包袱。

这一道德困境根源，并非中国医生生来贪婪无良，它是不合理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制度性困境；医生有权为他们的专业服务谋取报酬，而病人原本也不必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现在，通过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医生将有更多获取报酬的机会，而病人也将有更多选择，他们都将有动机抛弃大处方。医疗事业的核心资源，无疑是医生，因而，让医生获得更多主动性，让报酬更直接顺利的流向医生，将是充分实现该核心资源之价值的不二法门，而现有医生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也将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于医疗事业；只有当医生得到合理报酬，得到尊重，不再身陷道德泥潭，病人才能得到好的服务。

在去年的《关于标准化，答一方水》一文中，我介绍了我关于离散化与系统发展关系的思想，大意是：稳定而复杂的系统得以建立的前提是，其构成元素的离散化（或曰数字化）。当时我列举了元素、分子、基因、生物体、音乐、语言、文字、期货等等例子。刚刚看到Steven Pinker在The Language Instinct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把基于离散化元素的系统叫做“离散组合系统”（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把与此相对的系统叫做blending system（我想把它翻译成“掺和系统”或“烂泥系统”），以下摘自该书第4章How Language Works：

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grammar is unusual in the natural world. A grammar is an example of a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 A finite number of discrete elements (in this case, words) are sampled, combined, and permuted to create larger structures (in this case, sentences) with properties that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ir elements. For example, the meaning of Man bites dog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any of the three words inside it, and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same words combined in the reverse order.

In a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 like language, there can b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completely distinct combinations with an infinite range of properties. Another noteworthy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 in the natural world is the genetic code in DNA, where four kinds of nucleotides are combined into sixty-four kinds of codons, and the codons can be strung into an unlimited number of different genes. Many biologists have capitalized on the close parallel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 combin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combination. In the technical language of genetics, sequences of DNA are said to contain "letters" and "punctuation"; may be "palindromic," "meaningless," or "synonymous"; are "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and are even stored in "libraries." The immunologist Niels Jerne entitled his Nobel Prize address "The Generative Grammar of the Immune System."

Most of the complicated systems we see in the world, in contrast, are blending systems, like geology, paint mixing, cooking, sound, light, and weather. In a blending system the properties of the combination lie between the properties of its elements, and the properties of the elements are lost in the average or mixture. For example, combining red paint and white paint results in pink paint. Thus the range of properties that can be found in a blending system are highly circumscribed, and the only way to differentiate large numbers of combinations is to discriminate tinier and tinier differences. It may not be a coincidence that the two systems in the universe that most impress us with their open-ended complex design—life and mind—are based
on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s. Many biologists believe that if inheritance were not discrete, evolution as we know it could not have taken place.

这一思想虽然萌生已久，但始终感觉不够成熟，需要继续发酵，所以一直没单独成文，下面是一段我向朋友鼓吹该思想的聊天记录：

(2008-06-13)
23:38  辉格  z3  我前段时间在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23:46  z3  辉格  哦，什么问题？
23:53  辉格  z3  符号化，或者叫数字化
24:44  辉格  z3  我发现进化过程中
26:11  辉格  z3  每一次的系统跃迁，就是从下层系统发展出上层系统时，有个前提
26:20  辉格  z3  就是下层元素的数字化
26:31  z3  辉格  需要个例子说明一下。
26:42  辉格  z3  比如音乐
26:56  辉格  z3  音节、音素是下层结构
27:23  辉格  z3  要进化出复杂的乐曲，
27:33  辉格  z3  必须先有音阶
27:42  辉格  z3  音阶就是数字化的音素
27:57  辉格  z3  文字也是
28:06  辉格  z3  没有数字化之前是图画文字
28:09  z3  辉格  数字化是概念化的过程。降低复杂性。
28:27  辉格  z3  图画文字不可能产生复杂文学作品
28:33  z3  辉格  恩
28:34  z3  辉格  对头
28:37  辉格  z3  必须先有字母表
28:43  辉格  z3  就是数字化
28:48  辉格  z3  基因也是
29:06  辉格  z3  四种碱基对就是四个字母
29:09  辉格  z3  数字化了
29:15  z3  辉格  对。没有数字化无法进化。
29:25  辉格  z3  然后是64种氨基酸
29:39  辉格  z3  这是小分子层面的数字化
29:43  辉格  z3  然后是基因
29:44  z3  辉格  没准兔子传四代就变成老虎了，这就没法搞了。呵呵。
29:49  辉格  z3  对
30:07  辉格  z3  文化也是如此
30:24  辉格  z3  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
30:31  辉格  z3  或者小丑
30:35  辉格  z3  都是脸谱化的
30:47  辉格  z3  否则文学结构无法建构
30:53  z3  辉格  呵呵。要不然没法承载概念了。
30:57  辉格  z3  对
31:09  辉格  z3  符号化过程无处不在
31:22  辉格  z3  是每一次系统迁跃的前提
31:41  辉格  z3  这一层符号化了，就有可能向上一层迁跃
31:57  辉格  z3  否则基础就是松软的
32:09  辉格  z3  任何结构都会垮掉
32:14  辉格  z3  维持不久
32:26  z3  辉格  我曾经想过把那个变形虫的核心概念用基因的方式表达。
32:33  辉格  z3  嗯
32:35  z3  辉格  而不是继承。
32:37  辉格  z3  机械发展也是
32:58  辉格  z3  标准件通用件就是符合化或者说数字化的
33:13  z3  辉格  我觉得还是信息处理的问题。
33:26  辉格  z3  对，
33:33  辉格  z3  数字化有两个含义：
33:38  辉格  z3  1）离散化，
33:46  辉格  z3  2）有限小集合
33:54  z3  辉格  恩。
34:10  辉格  z3  离散化是指各离散值之间高容错性
34:10  z3  辉格  无限集合是上帝他老人家的地盘。
34:24  辉格  z3  高容错性保证了复制不会失真
34:38  z3  辉格  恩。
34:44  辉格  z3  第二是小集合
35:10  辉格  z3  我在想代码如何符合这样的条件？
35:13  z3  辉格  智能的极限。
35:35  z3  辉格  再高的智能也只能处理很小的集合。
35:43  辉格  z3  是的
36:03  辉格  z3  大脑某些缓存区很小
……
40:17  辉格  z3  财报把上市公司的表现符号化了
40:39  辉格  z3  否则大规模交易不大可能
40:46  z3  辉格  恩。
40:55  辉格  z3  期货市场也是
41:01  z3  辉格  简化。要不然就要学很多门行业。
41:02  辉格  z3  标准期货合约
41:31  辉格  z3  还有贸易合约
41:46  辉格  z3  什么CIS、FOB
……

或许是因为看到我在《亲子鉴定的经济含义》所描述的婚姻关系背后的冷酷博弈策略，李敖之问道：

不知道辉大师怎么看“爱情”,是不是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Schweitzer)说的那样：我的知识是悲观的，但是我的感情和希望、我的愿望是乐观的。？

首先要说明，真正的博弈者是基因而不是我们这些个体，那些冷酷手腕是它们在耍而不是我们，我们充其量是它们的代理——并且往往是不知情的代理，我们对这些策略常常毫无知觉——当然，它们自己更没有知觉，它们对什么都没知觉——，所以，对此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呵呵。

基因把我们造成了这个样子——获知、相信或承认这一点不必让我们变成另一个样子，正如——

上帝把我们造成了这个样子——相信或拒绝相信这一点不必让我们变成另一个样子。

其次，我不觉得任何理论会影响我的个人情感，理论或许能帮助我看懂一些更普遍性的东西，但不会替代我最直接的个人经验，假如我爱某个人（姑且不论“爱”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不会因为看到某种理论而有所改变，相反，如果有个理论能让我更好的理解这种爱，我会欣然接受。

最后，是否乐观，我是这样想的，芸芸众生之中，我大概不会有什么过分特殊之处，所以，我有的那些情感，大概许多人也会有吧。

今天看到几位朋友又在为中医的事情而争吵，和以往看到的每次一样，又是一团混战，我关于此话题的想说的都已说过，所以没有兴趣参与进去，况且场面之混乱令我退缩，把以前在别处零星表达过的观点整理一下，存档备查： 1）中医有许多经验处方和疗法，但考虑到中医界迄今普遍顽固拒绝现代实验和统计方法，这些经验知识的可信度不高，大致上仍处于前科学水平； 2）前科学的、未被组织到某个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经验知识，未必“无用”，我认为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有大量有用的经验知识；至于中医的经验知识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有用，因为（1），无从作总体判断，只能依赖个人信息背景，各自个别判断——这也正是前科学时代的特点所在； 3）中医的理论体系——比如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寒热干湿甘苦之辩等等，未构成自洽而可检验的科学理论，其理论和处方/疗法之间，也缺乏最起码的稳定明确的逻辑关系；基于此，我认为该理论体系没有任何保留价值； 4）对于“是否应该废除中医”，我的回答视“废除”一词的含义而定： 5）如果废除是指废止中医医师的行医执照，我赞成，我主张废止所有医生的行医执照，我认为行医无需执照； 6）如果废除是指禁止中医医师行医，我反对，我认为任何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行医； 7）如果废除是指禁止医师使用未经现代医学界认可的中医处方和疗法，我反对，我认为医生在审慎、充分告知和患者自愿原则下，可以使用任何他认为恰当的处方和疗法，上述三条原则是否得到遵守，必要时应在法庭上认定； 8）如果废除是指撤销政府对中医事业（研究、教育、资源等）的资助，我赞成，我并且赞成政府撤销对一切医疗事业的赞助； 9）如果废除是指禁止中医服务被纳入保险合约，我反对，首先，医疗保险合约不应由政府提供，其次，合约覆盖内容应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 10）如果废除是指一律禁止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基于中医经验和理论的证据，我反对，我认为此事应由法官自行决定；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禁止此类证据，或提醒陪审团忽略此类证据，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可能仅仅提醒陪审团注意此类证据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