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V1: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最高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降至略高于1;然而同时,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世界人口仍在延续过去半个世纪所呈现的稳定趋势:每隔12-14年增长10亿。

乐观者说,绝对值的匀速增长反映了增长率的下降,但就人口-生态关系而言,构成生态压力大头和人口增长主力的农村人口,在过去12年中又增加了2.8亿,而在我看来,人口形势的扭转和生态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身处于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农村人口的绝对下降;如此看来,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待回答的。

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人口有着指数式增长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将不断增长直至达到资源数量所允许的水平,当人口接近该极限水平时,生存资料的边际劳动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最终在均衡点上,追加的劳动投入将不再能换来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而最低收入阶层将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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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最高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降至略高于1;然而同时,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世界人口仍在延续过去半个世纪所呈现的稳定趋势:每隔12-14年增长10亿。 乐观者说,绝对值的匀速增长反映了增长率的下降,但就人口-生态关系而言,构成生态压力大头和人口增长主力的农村人口,在过去12年中又增加了2.8亿,而在我看来,人口形势的扭转和生态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身处于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农村人口的绝对下降;如此看来,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待回答的。 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人口有着指数式增长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将不断增长直至达到资源数量所允许的水平,当人口接近该极限水平时,生存资料的边际劳动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最终在均衡点上,追加的劳动投入将不再能换来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而最低收入阶层将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


已有15条评论

  1. 小橘子 @ 2011-10-23, 15:13

    我的疑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其成立,依赖这样的假设:人的繁殖行为,从大时间尺度上看,是受遗传收益支配的。

    而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也正是出在这个假设上。人的繁殖行为,是偏离于基因最大化扩散的方向的,即使是在大时间尺度上,也不能被完全纠正。

    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人们长期使用质量繁殖策略。只要稍一富裕,人们就开始过超出生存水平的奢侈生活,同样以超出生存水平的投入养育子女,而非把享受降到最低来养育尽量多的子女。

    正如你所指出的,质量策略不能被证明是遗传收益最大化策略:“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这种质量繁殖策略,即使不是最优的繁殖收益策略,也没有在大时间尺度上所淘汰——人们仍然在使用质量繁殖策略。而且,这种策略没有显示出被淘汰的迹象。

    人类,不仅在追求繁殖收益,也在追求个体的享受。而且,随着科技进步,人们看起来越来越有自我意识,后者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基因要通过个体享受的工具来影响个体的行为,而个体享受也是基因需要承担的偏离基因利益的代价。

    我觉得,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恰当修正是,人口数量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第一是资源数量,第二是人类对享乐的欲求。
    资源数量可视为由边际生产与边际消耗平衡的点决定,而对享乐的欲求,则反映了边际消耗的变化。结合实际,这个边际消耗一直在上升。

    这样一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不再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人口会长期处于极限水平以下,也不必再等待已保持了两代人以上的低生育率是否会持续下去的事实的检验。“长期来看会达到人口极限的稳定状态”这个结论中的“长期”,也可以大大缩减到两代人时间以内。

    只要不是刚刚经过战争或传染病,只要不是在人口快速上升时期,人口总量就处于极限水平的稳定状态。因为稳定的状态,表明人们不再有空间提高人口——在不牺牲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稳定的状态即为经修正后的极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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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在多大程度上超出“生存和最优繁衍所需水平”,在我看来是个文化变量,这样的话,你的疑问在第二篇里得到了回应(虽然不是充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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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橘子 回复:

    看你第二篇的感觉是,我所说的你早就知道,而你所说的我也很难指出哪里有对事实认识的分歧。我总觉得是对共同理解的事件的不同角度的观察。

    勉强可以抖搂清楚的分歧是,你觉得优生模式服务于繁殖收益,否则便是不可持续的。而我认为人类发展中有一种持续的偏离于繁殖收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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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我认为人类发展中有一种持续的偏离于繁殖收益的力量”
    ——完全正确。问题是这种力量有没有持续而明确的方向?或具有积累性?假如它既方向不明飘忽不定、又不具有积累性,就不能成为形塑历史的结构性力量,而只是过眼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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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无论其短期表现有多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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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橘子 回复:

    追求享乐,方向明确,其方向是降低繁殖收益。其积累性也是存在的。
    积累性是通过记忆和文化产生的。通过记忆产生积累性的作用机制,简单来说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可传递给有共同生活经验的后代。通过文化传播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人往高处走,可传播给同时代的人。

    以两个追求享乐程度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两个阶层)来说,虽然原追求高享乐者的后代数量在时间积累下比例下降,但同时,通过文化影响,追求享乐的观念也会在低享乐人群中扩散。
    总体上,以我的常识,人们追求享乐的程度在不断提高。由此可见其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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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另外,你好像没有注意到,现代城市低生育文化最多只有40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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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橘子 回复:

    哈哈,客气了,其实是我不了解生育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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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x zhang @ 2011-10-23, 17:51

    呀,人口的压力的幽灵估计是不会远去的,让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这些为人口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的其中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吧,让他们感受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瓶颈。让他们感受为社会进化提供动力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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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嘿嘿,怎么听着有点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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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 zhang 回复:

    呵呵,好像是有一点。但我还有点问题。

    ”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

    恩,的确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而且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人口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但我有个问题是:比如在历史上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由于自身的文化特征使本国的人口达到了马尔萨斯极限(比如中国,4万万的人口),而促进其人口增长突破马尔萨斯极限的技术革新(农业,机械化生产什么的)并没有来源于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而且我觉得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似乎不太可能产生出现代这个生产效率比较高的模式。所以我看不来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社会的人口压力会对社会进化提供什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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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哦,这里似乎有点误解,我的意思并不是印度教和摩门教对社会进化直接提供了动力,这些鼓励高生育率的文化,有利于人口压力的维持,而人口压力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推动社会进化,这种推动表现在:促使人们开发新技术、促使人们寻求在资源紧张状态所带来的冲突中改善自身的地位,促使各方在紧张状态下寻求秩序和冲突解决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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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这类似于生物界的军备竞赛对生物进化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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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cya @ 2012-01-02, 06:54

    这样看来马尔萨斯的模型与用进化论分析繁殖策略(生几个最优等等)完全一样,只是它限定在人类这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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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需要说明,马尔萨斯本人的东西当然没这么丰富,但他的模型确实可以被改良成这样,这个模型从达尔文开始就始终是进化理论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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