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这是逻辑课上出的题目，我可能也就回答“我不喜欢芭蕾”了，但按我的要求，得用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中的“不喜欢”并不是“喜欢”的逻辑否，而是一种特定的负面评价，正如Vin所说，它相当于英语中的dislike，而类似的，not dislike<>like，因而dislike<> not like。 假如可以利用一个问句作为语境，那么“不”就是一个简单而恰当的回答，或者稍显啰嗦的版本：“没这回事”，问题是，我的题目并未假定这样的语境。 老吴的答案——“我对芭蕾无爱”——避免了dislike或类似的问题，但我还是不能完全赞同，这是因为依我对自然语言的体会，它暗示了“我”对芭蕾有所了解，而“我喜欢芭蕾”的否命题不应包括这样的信息。 我起初想到的答案是“芭蕾非我所爱”，但后来我觉得，“我没喜欢芭蕾”更合适。 不过，我对这个答案还是不太满意，尽管它所暗示的额外内容已经非常少：“我”知道有芭蕾这么一个能够被人喜欢的东西；但毕竟它还是包含了额外的信息。 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自然语言可能无法在不用引号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只要把问题中的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事情就好办了，“他没喜欢芭蕾”显然是简单而准确的答案，这并未暗示任何额外信息，“他”甚至可以没听过“芭蕾”这个词。

如题，比谁用的字数少。 （昨天在车上旁听一对小情侣对话，遭遇这问题，花了我好几分钟）

过去，区隔不同文化的，主要是地理屏障，今后，足以区隔不同文化的屏障，就只剩下语言了（更宽泛的说是符号系统），但这并不是说语种会越来越多，相反，语言将只剩下一种，但它将变得越来越庞杂，每个人只能掌握其中一小部分，而共享足够多部分因而能够沟通的人们，将构成一个文化群体。 换句话说，文化多样性将被亚文化多样性所取代，在单一的全球文化中，任意两个人之间都能进行最低限度的交流，但只有同一亚文化群体中才可能发生较为复杂和深入的交流，而地理空间对于区分亚文化不是有用的维度（其实这正是亚文化与文化的差别所在）。 货币，作为一种人人能懂的符号，连同以其为基础的价格信号，使得被语言之庞杂性所区隔的各亚文化共存于同一个地理空间与合作网络成为可能。 会是这样吗？或者可以问，多大程度上，已经是这样了呢？

花落去在《萧瀚炮轰牛博：邓玉娇案之后再一次先入为主》一文中又提到了帝国主义问题：

在中国的泱泱评论者中，有一种很醒目：那就是抱定一种框架，一种学理，套尽天下万物，一切皆可解决。前几年我们专门为此造了个词，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那会儿颇有一批人，认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更进一步，经济学措施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个流派被打击得差不多了，现在则比较流行民主帝国主义、宪政帝国主义；拿民主、自由、平等当万用灵药，到处套用，到处开药方。

花君对此次纷争的评论很中肯，但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我却难以苟同。

学科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研究对象为界，比如生物学里有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二是以方法论为界，此时多门学科或许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只是观察角度和方法论基础不同，比如道德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都是研究多人社会如何运作的。

对于以第二种方式划分出的各学科，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上不具有互斥性，因而，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者其实远非经济学，而是逻辑学，其次是语言学，只要你开口说话或动手写字，逻辑学家就有了插嘴的机会，同样，一旦多人社会中发生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上述六个学科的学者都有了插嘴的机会。

即便是以研究对象划界的划分方法，划出的学科之间也未必是互斥的，这取决于划界所用的维度是否相同，比如历史学，以时间为界可划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等，以事件类型为界可划出政治史、生活史、技术史、思想史等，显然，中古史专家和技术史专家大可以对同一组事件发表专业看法。

当然，某些事件虽然落在某学科的研究范围内，但在该学科专家眼里可能案例价值不够高，因而不予理睬，而其中蹩脚学者却视为至宝，唠叨半天也没说出个道道，结果被众大师鄙视，这是学术眼光和分析能力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问题。

我们不会指责我们的眼睛是“光学帝国主义者”，或者我们的鼻子是“化学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指责法医们是“缺乏人性和良知的技术帝国主义者”，却为何无法容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