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30】 @whigzhou: 经济领域未来几年的一大主题将是供应链再配置，每个供应来源国将依其可依赖程度被归入从核心到外围的一层层圈带，企业将基于这样的层次划分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的总体可靠性，这种评估可以是自我评估，也可以是投资者、债权人、评级者或监管者实行的外部评估，企业将被鼓励提供这方面的披露，监管者甚至可能强制规定这样的披露，评估的结果自然会引发再配置过程，不是主动调整，就是被动调整，最终结果将是基于上述层次划分重新组合的新全球化体系， 19世纪的全球化体系中，供应链可靠性是由英帝国武力保障的（包括直接的帝国统治和间接的所谓非正式帝国），所以不需要分层处理， 在刚刚终结的上一个全球化体系中，人们一度拥有幻觉，好像这种可靠性会自动自我维持，如今已经梦醒，原来还是要靠武力保障的，但美帝显然并没有意愿提供这样的无边界保障，所以结果只能是，将体系压缩进美帝负有明确义务的那个安全壳内，它仍然足够大，但边界更清晰了，小半个世界会被排除在外， 当然，这条边界并不会防水防漏，流动仍会继续，但人们会对边界之外的部分持一种*有最好没有也死不了的*机会主义态度，注重稳健的企业不会把身价性命押在上面，

文化的融合与分化 辉格 2014年3月11日 随着贸易和产业的全球化，文化也在全球化，尽管人员流动比货物运输成本更高，语言障碍也比商业壁垒更难突破，但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却正在稳步推进，跨国公司、大型传媒和流行影视作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在喝着可乐、看着美剧、说着英语，也自然引起一些人对强势文化排挤甚至消灭地区文化的担忧。 类似过程也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家中发生着，随着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长途交通的大幅改善，地方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普通话即将消灭大部分汉语族小语种，川菜和火锅已征服全国，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和武汉鸭脖也已随其流行而丧失地方性，与此同时，更多地方性的菜肴、器物、服饰、词汇和习俗则正在逐渐被遗忘，对此也有不少人扼腕叹息。 在《创造性破坏》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考察了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并回应了上述担忧；他指出，开放和自由贸易在消弭和削弱不同社会间文化差异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各社会内部的文化丰富性，全球化确实在将世界文化融为一体，但这个整体所包容的文化分层、亚文化、小众爱好、消费品类、艺术门类、专业化程度，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是任何传统社会都无法比拟的。 从个人选择机会的角度看，这两种多样性的意义就很清楚：各自封闭的社会远看着五彩斑斓，但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并未因此而有了更丰富的选项，中国据说曾有三百多种戏曲，但每个地方的人能欣赏的，恐怕只是其中一两种。 在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这种地区间多样性，仅仅对极少数富贵人士才有意义，比如由家庭教师陪着花几年时间游历欧洲的英国贵族子弟，或者将大量光阴耗费在悠哉悠哉的赶考、赴任、返京和丁忧旅途中的中国士大夫，还有少数常年奔波于主要商路上行商。 相反，当今任何一个中等城市的美食街上，都能吃到比过去的贵族游历天下数十年所品尝过的更多菜肴、小吃和酒类；传统戏曲号称有上万剧目，但大多数戏迷能看到的，翻来覆去也就几十种，而且故事情节多数老套雷同，而今天你只要愿意，每天都能找到几部新电影来看。 对照生物界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有两种生物多样性，一种是由地理隔绝造成的，比如长期孤立的澳洲大陆有着与欧亚迥异的生物区系，另一种是在单一区域内基于差异化的比较优势，通过策略分化、分占不同生态位而形成的，著名例子是非洲马拉维湖的数百种丽鱼，都是过去十万年内由同一物种辐射进化而来，其间并没有地理隔绝。 因封闭隔绝而造成的地方文化，并不是因为当地人有多喜欢而得以保留，而是因为过高的流通成本或制度壁垒让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而这种多样性也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技术变化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或者制度壁垒瓦解，就会导致大灭绝，正如澳洲物种曾被来自旧大陆的入侵物种轻易消灭一样。 那些在更大范围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的物种，对所在生态位有着更好的适应，因而对该生态位的占据也更牢固，同样，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市场中赢得受众基础的文化产品，将有更强的生命力，生产它们的作家、艺术家、表演者也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的受众有着更多选项。 传统文化的地域性，使得它总是以捆绑式套餐的方式提供，个人无法对各组成要素分别作出选择，你住在四川，就只能说四川话、吃川菜、看川剧，而在现代开放社会，你可以在工作时说英语，朋友聚会说普通话，回家说吴语，工作日吃麦当劳，约会吃法国餐，请客吃火锅，在家自己做淮扬菜吃，在生活的不同侧面，可以置身和享受不同文化。 当我们观赏《国家地理》的纪录片，或者翻看人类学资料，赞叹各民族文化的千姿百态，感受其丰富性时，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是站在上帝视角俯视，作为旁观者，我们才有机会将异国风情和古风旧俗作为日常生活之外的调味点心来品尝，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会有这种感受，相反，他们多半一有机会就会迫不及待的逃离这些封闭文化。  

【2012-05-06】 @朱苓1982：全球化真是件好事吗？每次参观一个保留完整的古城，都会惊叹，在文化与文化之间很少稍接触的古代，各国人民都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建筑方式，成为我们今人膜拜的对象。而今天的所谓现代化城市，走到哪里都一个样，我们自己看着都无趣，后人必然更加厌恶。 @whigzhou: 横向多样性或许会减少，纵向多样性大增，今天一座大都市的多样性超过古代各国总和，你要是走到哪儿都吃麦当劳，那当然都是一个样啦 @whigzhou: 多样化未必需要隔绝来维持，维多利亚湖有400多种丽鱼，全是过去十几万年里由一个共同祖先分化而来 @EPamateur：你这个例子举得不好，恰好证伪了自己的观点。以前只有草原上的小池塘的时候，只有数种甚至只有一种。而凹陷大湖提供了隔绝——维多利亚湖岸线曲折，测量长度三千到七千公里，很多湾港，多暗礁、岛屿，为习惯上坚守栖息地的丽鱼提供了隔离状态，才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进化出多种丽鱼。 @whigzhou: “习惯上坚守栖息地”是主动选择的分离，不是我说的隔绝，而全球化打破的是后者 @whigzhou: 正如同一社会的各亚文化群体也会各自选择不同生态位，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并维持多样性，这与两个孤立社会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的 @游侠若兰 日本动画电影[日本锁国]似乎是一个极致：逆全球化浪潮，达到完美封闭的国家状态 @whigzhou: 不同意这是“逆全球化浪潮”，我看恰是全球化的正常结果 @whigzhou: 市场、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Tyler Cowen]]的研究主题，他就此写过两本书：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s Cultures(2002), Markets and Cultural Voices(2005)，可参考。Cowen是著名经济学博客Marginal Revolution的两作者之一，我以前推荐过 @whigzhou: 摘录Tyler Cowen在Creative Destruction中的一段话，大意：与几百年前相比，德国文化和法国文化是越来越像了，但法德两个社会里的每个个人所面临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选择，则是大大丰富且越来越丰富了

（按：此文与我5月4日的文章<初级产品涨价：短缺抑或恐慌？>可以算是姐妹篇，合起来基本上完整表达了我对危机前宏观局势的理解。） 全球化与币值失衡 辉格 2008年6月17日 越南危机和新一轮油价上涨再次将通货膨胀问题推入舞台中心，成为国民经济的焦点问题。那么，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浪潮和通货膨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有人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只要央行拧紧货币龙头，就不会发生通胀。这么说完全正确，但用处不大，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货币龙头很难拧紧，而另一些时候则毫不费力？探明通货膨胀的动力学机制，对于我们理解通胀的发生条件和做出适当的应对，将有所助益。 我认为，近年来的全球性的、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陈旧的汇率政策所共同导致的币值扭曲，这种扭曲通常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压低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这一方面导致国内比正常币值下更多的本币供应，另一方面造成投机者对本币升值的预期，从而诱使大量外资流入，同时，其外汇储备政策和储备持有方式也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流动性泛滥并最终诱发通货膨胀。 对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结果是其总产出中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的消费品组合，其总成本下降了，而其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也下降了。（为了说明方便，下面以美国和中国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持物价稳定，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联储必须通过增加货币量让美元贬值，否则物价水平将因成本下降而下降。由于货币政策盯住的是最终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因为初级品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比例较低（这正是它被叫做初级品的原因）。 对于新兴经济体，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制造业产能扩张，同时伴随着国内的大规模工业化。由于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原本就很低廉，因而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美国那样的成本水平和结构的变化，相反，在农村隐性失业消除之后，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总产出的成本构成中劳动成本的比例可能还有所上升。此时，如果这些国家执行与美国相同的货币政策，即维持最终消费品价格稳定，就会让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大致上都是跟住美元，往往刻意压制本币的升值倾向。阻止本币升值或升值不到位的效果相当于部分地放任本币跟着美元贬值，但同时最终消费品的成本又没有像美国那样下降，结果就是国内通货膨胀。 这样，两种成本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的不同变化，当遭遇到陈旧僵化的汇率政策时，便为通货膨胀准备好了动力源。就像一块翘翘板，美国那一头的成本下降要求美联储压下美元，因为中间的连结是刚性的，于是在另一头撬起了中国的物价水平。对升值的压制还造成一种尴尬的循环：美联储试图将美元贬值，这一努力部分地被人民币跟着贬值所抵消，于是联储继续努力压低美元。 推动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汇储备，按现行的做法，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把每一张美元复制了两份，一份兑换成本币支付给出口商，另一份由央行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流回美国，其结果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凭空多出了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而同时，对人民币升值的人为压制制造了投机商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将这些多出来的货币中很大一部分又以各种名义和渠道吸引回国内市场，造成国内流动性更加泛滥。至此，通胀所需的动力和弹药皆已具备，最后，初级产品的紧缺只不过点燃了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