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札记#4:罗马的组织奇迹

忙着挣饭钱,把这个话题中断了两个星期,今天总算可以继续了。

有朋友看了前几篇后,要我推荐一些延伸阅读的资料,实在是很惭愧,其实宗教方面我并没有针对性的深入阅读,我的印象主要来自对西方历史的阅读,都是一鳞半爪,所以一边写一边还得从维基上查证细节。

8)组织奇迹

我一开始就说了,天主教会是一个组织学上的奇迹,这是特指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经历,当然,在此之前,教会在传播上也很成功,但算不上奇迹,佛教在传播上同样成功,或许更成功。

天主教会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伊斯兰那样用刀剑),并且没有一个中央权力可依靠,却在大规模传播观念、符号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保持组织上的统一,而组织统一反过来又维护了教条、仪式和符号的统一,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成就居然维持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中居然没有第二个相似物出现,这就更加神奇了。

对这一奇迹我还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不过想法已经有一些了,我觉得以下两个因素可能是关键的:

a) 修道院+主教区这种巧妙的双重结构;

b) 教会对文字工具的掌握和日耳曼人的普遍文盲状态。

在分析教会组织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对照案例。

9)奥古斯丁和伯拉纠

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后来成了大圣人,但在当时并不算特别杰出能干的人物,我拿他举例,是因为他与格利高里一世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而后者在我看来恰是上述组织奇迹的代表人物。

奥古斯丁就像马克思,能说又能写,一写还一堆一堆的,但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罗马虽已衰日薄西山,毕竟人文风气尚在,不像后来的黑暗时代,会写字就很牛逼了。

若不是后来罗马教会的发达,奥古斯丁早就淹没在一大堆“哲人”之中,就像19世纪的无数主义家们一样,而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成为“普世主义的经典作家”了。

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有个来自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是个苦行僧,叫伯拉纠(Pelagius),同样能说会写,而且喜欢辩论,口才还很好;这家伙云游到罗马,在那儿听说了奥古斯丁的许多神学说辞(大致是些关于原罪和自由意志之类的东东,具体是些啥与我们这里的主题无关,实际上我也很少关心),他认为是胡扯,就发表了不少相反的观点,也博得了不少赞同。

后来,罗马城被阿拉里克攻破时,伯拉纠逃到了迦太基,在那儿继续跟奥古斯丁作对,两人还面对面交过手,似乎伯拉纠占了上风,一时间追随者颇多;可问题是,伯拉纠是个没有任何组织地位的云游僧,而人家奥古斯丁可是主教,况且北非还是他的地盘,岂能容你捣乱?

于是,奥古斯丁就召集了一次迦太基会议,让大伙儿站队表态,结果可想而知,伯拉纠被宣布为异端;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奥古斯丁只是几大主教之一,就算是其中最牛的一个,也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伯拉纠在罗马的追随者就很不服,更别说他在东方的追随者了。

当时的教会还没获得后来那种组织和控制能力,开会一决议,下面就只有通报传达组织学习深入领会统一思想积极落实的份了,那时的统一是借助帝国权力来实现的,奥古斯丁也不例外,他去找皇帝告了状,皇帝下了谕旨,罗马主教只好跟着表态,于是奥古斯丁就成伟大导师了。

10)修道院和禁欲主义

教会最重要的组织基础无疑是修道院,它既是知识和人才储备,又是前线战斗基地,也是主要财政基础,它既是党支部,又是党校,还是井冈山和南泥湾;修道院很像佛教寺院,他们的共同点或许可以解释两大宗教的组织和传播力,但修道院如果仅仅像佛寺,他们很快就会松散和分化,就像佛教那样。

但教会的诸多修道院上面还笼罩着一个科层结构——主教区,主教不仅控制着辖区内各修道院,还掌管着为当地教众提供宗教服务的教堂和神职机构;正是这种双重结构,既借助了修道院的强大资源和战斗力,也保持了组织统一性,如果只有修道院,会很快分裂,就像佛教,如果只有教区科层结构,会缺乏独立资源而依附于权力,就像东正教。

和佛教僧侣团体一样,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来自独身、禁欲和生活上自给自足,从进化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会有苦行、独身和禁欲之类的观念和行为会流行,而实际上,它们自古以来就很盛行,古代许多教派中都提倡独身和禁欲等反本能的戒律。

我也长期为此而困惑(四年前我在《观念的进化》一文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读了道金斯的《延伸的表现型》之后,才感觉有了眉目;所谓延伸表现型,(其第二种含义)是指,生物的身体或行为特性,并不全是它自己的基因组的设计结果,有时候也可能是其它基因组操纵的结果。

比如,有些蚂蚁在感染了一种病毒后,会坚持不懈的往草尖上爬,而这会大幅提高它们被食草动物吃进肚子的可能性,这正是那种病毒所希望的,因为食草动物消化道是它们繁殖传播的重要环节;还有一种昆虫,在被寄生虫感染后,肚子会鼓胀发红,变得跟附近一种浆果很像,于是吸引鸟来误食,而鸟肚子正是那寄生虫想去的地方。

所以,类似禁欲主义这种行为,即便对个体的价值是负的,也完全可能发生,只要它有助于传播导致这种行为的那些观念即可,这里,禁欲苦修行为就是包含了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这个meme组在人类身上的延伸表现型,这样,我们不必追问禁欲对个体有何好处,而只须假定,人类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这一meme组是“易感的”,就像有些狗对狂犬病毒是易感的,会通过去咬其它狗而帮助病毒传播,显然,不会有人要求解释:咬其他狗对这只狗本身有啥好处?

当然,当寄生物的传播利益与寄主利益严重背离时,在寄生物利用易感群体传播自身的同时,它们其实也是在不断从寄主群体中清除易感者,最终可能再也找不到易感者了;这种事情meme组可能也经历过,比如,爱国主义把热血青年不断推到征兵站去,而战争的激烈热情仇恨光荣英雄友谊伟大又激起更多的爱国主义,最后,爱国热情易感基因的携带者们,都埋在坟墓里了,欧洲貌似就是如此。

但并不总是如此,假设某个基因的变异型,有75%的可能给个体带来20%的遗传增益,另外25%的可能(比如恰好与其他基因构成一个特定组合)是让他对禁欲主义易感,这个变异型就不会被排除出种群的基因库,这样,种群就能为禁欲主义源源不断的提供易感者了——这种解释就是所谓的副产品假说。

暂且如此假设之后,我们的问题就变成:禁欲行为对传播基督教(包括了禁欲主义本身)有啥好处?前面提到的那篇《观念的进化》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再整理一下:

a) 如zhangiii同学所说,性嫉妒和性竞争会破坏组织的团结;

b) 独身、禁欲、不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切断与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僧侣团本身是个仿家庭,若保留原有家庭家族关系,会造成利益冲突;

c) 独身禁欲可以安抚其传教对象(教众)和传教合作者(国王和贵族),让他们放心:我们既不会勾搭你们的女儿和老婆,也不会盯上你们的钱包,因为这些我们都用不着。

d) 这条来自尼采,用他的话说,“我们在这方面很特别,所以你们也可以相信,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很特别”,就是说,禁欲苦行甚至瑜伽式自残,是为了证明自己超越普通人而具有某些神性或超自然能力,从而提高其传教的说服力。

11)格利高里

正如保罗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格利高里是罗马教会的真正缔造者,从他开始,教会不再依靠皇帝,实际上,帝国在西方已不复存在,我说的奇迹,正是从他亲手开始的,如果说耶稣是马克思,保罗是罗莎·卢森堡,那格利高里就是列宁。

格利高里成就最典型的表现,是对英格兰的宗教征服,这一精心策划、组织严密的行动,证明了教廷对遥远教区的控制能力,为此后900年的教廷统治树立了模板。

对于格利高里的惊人成功,我能想出的最好的理由是,教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播和组织控制工具——文字,在罗马帝国,这本不算什么,但现在帝国亡了,社会上层被换成了一群文盲,文职机构也不复存在——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统,以前吸引年轻人读书的激励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让他做官,也无法帮他混进由文盲武夫组成的上层社会,于是民间教育也消失了,书籍也很少看得见了。

结果,教会成了唯一继承了阅读书写能力和教育传统的地方,僧侣要花大量时间念诵和抄写经文,主教神父为提供宗教服务也需要识字,另外,为了给穷人治病(施舍和治病始终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他们还抄写许多古代医药著作,为了统一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计算方法,他们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修道院开始接纳非终身的修士之后,许多贵族都把孩子送去上学,实际上,早期的大学原本就是修道院,doctor这个词早先就是教书先生的意思。

格利高里是个非常老练的外交家,善于在各大权力之间周旋,而他的主要手段是写信,在任教皇的13年里,仅保留下来有据可查的,就有850封信,平均每5.5天一封。

派往英格兰的格利高里使团的经历,很好的展示了文字通信工具在组织控制中的关键作用,使团出发之前,格利高里就给沿路各法兰克君主和主教写了信,请求他们支持配合,他试图让他们相信,将主教区延伸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有助于加强法兰克人对其日耳曼兄弟的宗主地位。

但第一批使团刚走到半路就停住了,因为沿路获得的有关政治局势的信息,使情况看上去不像之前预料的,于是使团领导奥古斯丁(不是希波那个)赶回罗马,汇报最新情况并请求指示,还要求更显眼的头衔和介绍信,在此后的几年内,使团和教皇之间继续密集通信,而且不断派人返回要求新指示,或者派出新使团。

很明显,这个使团不是一个放出去的脱线气球,而更像一个可以从罗马遥控的拉线木偶,而用的线就是信件,大量与其他君主和主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掌握在格利高里自己手里,而这些关系是使团工作顺利推进的后勤保障,所以,前线使团一离开他的指示就会抓瞎,组织控制就以这种方式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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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着挣饭钱,把这个话题中断了两个星期,今天总算可以继续了。 有朋友看了前几篇后,要我推荐一些延伸阅读的资料,实在是很惭愧,其实宗教方面我并没有针对性的深入阅读,我的印象主要来自对西方历史的阅读,都是一鳞半爪,所以一边写一边还得从维基上查证细节。 8)组织奇迹 我一开始就说了,天主教会是一个组织学上的奇迹,这是特指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经历,当然,在此之前,教会在传播上也很成功,但算不上奇迹,佛教在传播上同样成功,或许更成功。 天主教会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伊斯兰那样用刀剑),并且没有一个中央权力可依靠,却在大规模传播观念、符号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保持组织上的统一,而组织统一反过来又维护了教条、仪式和符号的统一,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成就居然维持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中居然没有第二个相似物出现,这就更加神奇了。 对这一奇迹我还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不过想法已经有一些了,我觉得以下两个因素可能是关键的: a) 修道院+主教区这种巧妙的双重结构; b) 教会对文字工具的掌握和日耳曼人的普遍文盲状态。 在分析教会组织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对照案例。 9)奥古斯丁和伯拉纠 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后来成了大圣人,但在当时并不算特别杰出能干的人物,我拿他举例,是因为他与格利高里一世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而后者在我看来恰是上述组织奇迹的代表人物。 奥古斯丁就像马克思,能说又能写,一写还一堆一堆的,但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罗马虽已衰日薄西山,毕竟人文风气尚在,不像后来的黑暗时代,会写字就很牛逼了。 若不是后来罗马教会的发达,奥古斯丁早就淹没在一大堆“哲人”之中,就像19世纪的无数主义家们一样,而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成为“普世主义的经典作家”了。 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有个来自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是个苦行僧,叫伯拉纠(Pelagius),同样能说会写,而且喜欢辩论,口才还很好;这家伙云游到罗马,在那儿听说了奥古斯丁的许多神学说辞(大致是些关于原罪和自由意志之类的东东,具体是些啥与我们这里的主题无关,实际上我也很少关心),他认为是胡扯,就发表了不少相反的观点,也博得了不少赞同。 后来,罗马城被阿拉里克攻破时,伯拉纠逃到了迦太基,在那儿继续跟奥古斯丁作对,两人还面对面交过手,似乎伯拉纠占了上风,一时间追随者颇多;可问题是,伯拉纠是个没有任何组织地位的云游僧,而人家奥古斯丁可是主教,况且北非还是他的地盘,岂能容你捣乱? 于是,奥古斯丁就召集了一次迦太基会议,让大伙儿站队表态,结果可想而知,伯拉纠被宣布为异端;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奥古斯丁只是几大主教之一,就算是其中最牛的一个,也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伯拉纠在罗马的追随者就很不服,更别说他在东方的追随者了。 当时的教会还没获得后来那种组织和控制能力,开会一决议,下面就只有通报传达组织学习深入领会统一思想积极落实的份了,那时的统一是借助帝国权力来实现的,奥古斯丁也不例外,他去找皇帝告了状,皇帝下了谕旨,罗马主教只好跟着表态,于是奥古斯丁就成伟大导师了。 10)修道院和禁欲主义 教会最重要的组织基础无疑是修道院,它既是知识和人才储备,又是前线战斗基地,也是主要财政基础,它既是党支部,又是党校,还是井冈山和南泥湾;修道院很像佛教寺院,他们的共同点或许可以解释两大宗教的组织和传播力,但修道院如果仅仅像佛寺,他们很快就会松散和分化,就像佛教那样。 但教会的诸多修道院上面还笼罩着一个科层结构——主教区,主教不仅控制着辖区内各修道院,还掌管着为当地教众提供宗教服务的教堂和神职机构;正是这种双重结构,既借助了修道院的强大资源和战斗力,也保持了组织统一性,如果只有修道院,会很快分裂,就像佛教,如果只有教区科层结构,会缺乏独立资源而依附于权力,就像东正教。 和佛教僧侣团体一样,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来自独身、禁欲和生活上自给自足,从进化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会有苦行、独身和禁欲之类的观念和行为会流行,而实际上,它们自古以来就很盛行,古代许多教派中都提倡独身和禁欲等反本能的戒律。 我也长期为此而困惑(四年前我在《观念的进化》一文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读了道金斯的《延伸的表现型》之后,才感觉有了眉目;所谓延伸表现型,(其第二种含义)是指,生物的身体或行为特性,并不全是它自己的基因组的设计结果,有时候也可能是其它基因组操纵的结果。 比如,有些蚂蚁在感染了一种病毒后,会坚持不懈的往草尖上爬,而这会大幅提高它们被食草动物吃进肚子的可能性,这正是那种病毒所希望的,因为食草动物消化道是它们繁殖传播的重要环节;还有一种昆虫,在被寄生虫感染后,肚子会鼓胀发红,变得跟附近一种浆果很像,于是吸引鸟来误食,而鸟肚子正是那寄生虫想去的地方。 所以,类似禁欲主义这种行为,即便对个体的价值是负的,也完全可能发生,只要它有助于传播导致这种行为的那些观念即可,这里,禁欲苦修行为就是包含了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这个meme组在人类身上的延伸表现型,这样,我们不必追问禁欲对个体有何好处,而只须假定,人类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这一meme组是“易感的”,就像有些狗对狂犬病毒是易感的,会通过去咬其它狗而帮助病毒传播,显然,不会有人要求解释:咬其他狗对这只狗本身有啥好处? 当然,当寄生物的传播利益与寄主利益严重背离时,在寄生物利用易感群体传播自身的同时,它们其实也是在不断从寄主群体中清除易感者,最终可能再也找不到易感者了;这种事情meme组可能也经历过,比如,爱国主义把热血青年不断推到征兵站去,而战争的激烈热情仇恨光荣英雄友谊伟大又激起更多的爱国主义,最后,爱国热情易感基因的携带者们,都埋在坟墓里了,欧洲貌似就是如此。 但并不总是如此,假设某个基因的变异型,有75%的可能给个体带来20%的遗传增益,另外25%的可能(比如恰好与其他基因构成一个特定组合)是让他对禁欲主义易感,这个变异型就不会被排除出种群的基因库,这样,种群就能为禁欲主义源源不断的提供易感者了——这种解释就是所谓的副产品假说。 暂且如此假设之后,我们的问题就变成:禁欲行为对传播基督教(包括了禁欲主义本身)有啥好处?前面提到的那篇《观念的进化》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再整理一下: a) 如zhangiii同学所说,性嫉妒和性竞争会破坏组织的团结; b) 独身、禁欲、不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切断与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僧侣团本身是个仿家庭,若保留原有家庭家族关系,会造成利益冲突; c) 独身禁欲可以安抚其传教对象(教众)和传教合作者(国王和贵族),让他们放心:我们既不会勾搭你们的女儿和老婆,也不会盯上你们的钱包,因为这些我们都用不着。 d) 这条来自尼采,用他的话说,“我们在这方面很特别,所以你们也可以相信,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很特别”,就是说,禁欲苦行甚至瑜伽式自残,是为了证明自己超越普通人而具有某些神性或超自然能力,从而提高其传教的说服力。 11)格利高里 正如保罗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格利高里是罗马教会的真正缔造者,从他开始,教会不再依靠皇帝,实际上,帝国在西方已不复存在,我说的奇迹,正是从他亲手开始的,如果说耶稣是马克思,保罗是罗莎·卢森堡,那格利高里就是列宁。 格利高里成就最典型的表现,是对英格兰的宗教征服,这一精心策划、组织严密的行动,证明了教廷对遥远教区的控制能力,为此后900年的教廷统治树立了模板。 对于格利高里的惊人成功,我能想出的最好的理由是,教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播和组织控制工具——文字,在罗马帝国,这本不算什么,但现在帝国亡了,社会上层被换成了一群文盲,文职机构也不复存在——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统,以前吸引年轻人读书的激励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让他做官,也无法帮他混进由文盲武夫组成的上层社会,于是民间教育也消失了,书籍也很少看得见了。 结果,教会成了唯一继承了阅读书写能力和教育传统的地方,僧侣要花大量时间念诵和抄写经文,主教神父为提供宗教服务也需要识字,另外,为了给穷人治病(施舍和治病始终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他们还抄写许多古代医药著作,为了统一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计算方法,他们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修道院开始接纳非终身的修士之后,许多贵族都把孩子送去上学,实际上,早期的大学原本就是修道院,doctor这个词早先就是教书先生的意思。 格利高里是个非常老练的外交家,善于在各大权力之间周旋,而他的主要手段是写信,在任教皇的13年里,仅保留下来有据可查的,就有850封信,平均每5.5天一封。 派往英格兰的格利高里使团的经历,很好的展示了文字通信工具在组织控制中的关键作用,使团出发之前,格利高里就给沿路各法兰克君主和主教写了信,请求他们支持配合,他试图让他们相信,将主教区延伸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有助于加强法兰克人对其日耳曼兄弟的宗主地位。 但第一批使团刚走到半路就停住了,因为沿路获得的有关政治局势的信息,使情况看上去不像之前预料的,于是使团领导奥古斯丁(不是希波那个)赶回罗马,汇报最新情况并请求指示,还要求更显眼的头衔和介绍信,在此后的几年内,使团和教皇之间继续密集通信,而且不断派人返回要求新指示,或者派出新使团。 很明显,这个使团不是一个放出去的脱线气球,而更像一个可以从罗马遥控的拉线木偶,而用的线就是信件,大量与其他君主和主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掌握在格利高里自己手里,而这些关系是使团工作顺利推进的后勤保障,所以,前线使团一离开他的指示就会抓瞎,组织控制就以这种方式建立了起来。


已有7条评论

  1. 阿斗 @ 2012-05-07, 00:15

    这篇的分析很精彩

    [回复]

  2. 踢星星 @ 2012-07-03, 07:40

    组织奇迹的原因是外在的吧?因为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俺们中国的中央集权不也是超前奇迹吗,早有人夸奖是早熟文明了。所以轮不到宗教什么的来搞组织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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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21 回复:

    这个区别还是大,中国的中央集权毕竟是基于组织化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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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orius 回复:

    中央集权是一泡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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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012-12-24, 17:15

    佛教、道教的跟天主教的基层机构差不多,都有为一定区域内的信徒提供宗教服务,最突出的就是葬礼上的法事;但是他们最大区别在于,天主教有洗礼这一环节,也就是说在信徒在出生的时候就被纳入宗教系统了,同时在成长中还引入了教父母(宗教监护者)的角色,而其他宗教对出生这一环节不说空白,起码也是很薄弱的,也只有身体不好的孩子才会让他们拜和尚道士做干亲,生命一开始就跟宗教远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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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洗礼确实带来了很大区别,这也是基督教(包括其他一神教)落实其排他性的一个工具,而其他宗教对信徒如何对待异教不甚干预和介意,一神教的排他性容易与部族固有的排外倾向结合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从而与权力相结合而获得传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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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基层机构差不多”这一判断不能成立,佛道缺乏跨寺院的层级化组织,没有一个中央权威能够对下层僧侣和寺院发号施令,任免职位,调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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