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开始以收入差距扩大为由在推动这些政策了。 不过，在急于寻找药方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有关贫富差距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可能对应了些什么社会现实；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所以，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那么，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 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无限提高，最富裕的那些人，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再增加收入通常已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水平；所以假如收入差距扩大只是因为这样的最富裕阶层收入提高了，那么消费品的分配状况就没有变化；要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消费基尼系数，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收入基尼系数。 除了消费水平的差距，要衡量富人收入相对提高对穷人状况的影响，还要看富人将新增收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开支是挤压了大众消费，还是相反，改善了大众的消费条件；大致可以区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人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并且这些消费与大众消费构成资源竞争关系，比如增加饮酒量，会抬高粮食价格，多打高尔夫球，会抬高郊区住宅用地价格。 第二种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几乎不额外使用任何大众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不会抬高大众消费品价格，比如雇佣更多仆人用为自己梳妆打扮、养花喂狗、挖土修坟。 第三种也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不但没有挤占大众消费资源，而且还为社会带来很多正的外部性，比如购买艺术品，富人为艺术品所出高价养活了很多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通常大众也能欣赏到；许多新型消费品在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能够被设计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存活下来，都得益于乐意尝鲜的富人愿意为新东西支付高价。 第四种是将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指向消费条件的改善：要么是更好的产品、更便利的服务，要么是更低的产品价格，结果是这些投资所针对的消费条件改善了；从生产的角度看，此类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它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多少人手里是没有关系的，但假如掌握这些资本的人数减少了，统计上就表现为基尼系数提高，但实际上大众消费状况反而改善了。 所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会多大程度上恶化大众和穷人的生活状态，要看富人会将新增收入更多的用在哪方面；按经验，至少在发达社会，最富裕阶层的消费提升很少表现在数量上，也较少表现为对实物资源的消耗，而更多表现在形式、质量、档次和品位上，这样，挤压大众消费的第一类活动就很少。 近些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是因为生产领域创新活动的增加，理论上，每次大规模的创新浪潮都会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因为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对那些带来创新的发明家和基于创新而重新组织资源、改造产业结构的企业家，作出巨额奖励，造就一批暴富新贵，结果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但只要这些新贵不将新近获得的财富大量用于上述第一类消费，那么这一结果对大众和穷人就不是坏事，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的一样高，但美国大众对贫富问题的抱怨却少得多，只有47%的民众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严重问题。 最近这轮以信息革命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创新浪潮，其一大特征是更扁平的产业结构和更大的规模经济，一家互联网企业可以免除大量中间结构而直接面向规模极大的消费群体，这一过程造就了一大批规模空前的新巨富，同时也消灭了许多传统中小企业和中间商，以及相应的大量白领工作岗位，所以这一轮浪潮中，作为一个阶层整体上受损的，大概就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在新的产业结构中为自己找到新位置。 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富人整天都在琢磨着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好让自己从中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事实上也将多数财富投入这样的活动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健康的，因为这种差距只是表明：市场机制发现，掌管巨额财富去改善民众生活这件事，只需要很少人去打理。 相反，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量人口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更好的满足少数权贵的需求，比如怎么把金字塔修的更高，好让法老看了高兴，结果多数稀缺资源都围绕着极少数人的需求和意志而配置，这样的贫富差距才是可怕的，即便其基尼系数和前一种社会差不多。  

【2012-11-08】 @方三文:【视频：投资能否通向财务自由】 http://t.cn/zlsEZFR @whigzhou: “财务自由”的可操作定义是“剩余生命期的任一时刻的预期可支配现金量超出弹性低于某个规定值的低弹性需求所需的现金量”，按此定义，实现财务自由的途径之一是增加预期现金流，途径之二是降低需求或让它变得更有弹性 @whigzhou: 所以，一种让你实现财务自由的方法，最好是在让你赚钱的同时尽量不提高需求，但大部分赚钱方法同时也是提高需求的方法，首先，赚钱的事实本身会提高你的需求，这一点无法消除，其次，赚钱过程通常让你更多的与有钱人打交道或同处一圈，这个可以消除，比如一个宅男股民可以避免混进有钱人圈子... @whigzhou: 结论是，炒股票的确可以是较有优势的实现财务自由方法，另外，收垃圾和做包工头可能也不错，比较悲剧的可能是理财和私人银行部门... @冬冬丁: 哈，这广告就是想忽悠人去他们的聪明人社区 @whigzhou: 嗯，所以上雪球网肯定不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好方法，哈哈 @冬冬丁: 捡垃圾的不知道，包工头真不行 @whigzhou: 为啥？要么开个老年痴呆富翁疗养院吧？可以整天想着：瞧你那么多钱也享受不了有个鸟用，多爽 @陈乃章: 包租婆肯定行,可预期的支出渠道主要是打麻将和购物. @whigzhou: 嗯，屌丝群租房包租婆  

【2012-04-13】 @猪头非：由昨天的事件,想到三个问题.第一问关于媒体:媒体竞争的环境下,牺牲客观严谨的吸引眼球是否是必需之举?第二问关于制度:制度性问题更多地成为普通人成功的真实阻碍还是更多地成为不努力奋进的借口?第三问关于贫富差距: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中,所有人绝对收入的提高是否必然伴随贫富差距的扩大? @小小nopainkiller：1. 传统媒体吸引眼球是本性，客观严谨性现在逐渐可以靠自媒体来弥补。2. 应该是两者都会有，无法比较。3. 在比较好的制度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增长，贫富差距过大应该是必然的，毕竟不管做什么成功的终归是少数，富人里巨富也是极少数，如果人类可以自发的共富的话，那纪传体史书估计这个星球都放不下了 @whigzhou: 1）这对大众媒体的生存是必需的；2）这两个选项不排斥，反倒可以相互加强；3）问错了，任何“必然”性都不存在于“实际”中 @小小nopainkiller: 回复@whigzhou: 辉总觉得第三个应该怎么问？或者应该怎么答？ @whigzhou: 要么问：在经济发展中,所有人绝对收入的提高是否必然伴随贫富差距的扩大?，要么问：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中,所有人绝对收入的提高是否都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 @猪头非: 回复@whigzhou:严格地说，我想表述的是在＂有实际可行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绝对收入增长和贫富差距缩小在理论上是可能同时存在的 @whigzhou: 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的，比如资源发现型增长：某国人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坐在一大块油田上，而当时的土地全都私有且分割得较均匀... @whigzhou: 另一个例子是汇入型增长，某国穷人大量外出打工，并将很大一块收入汇给国内家人。不过这样的例子确实不多，多数增长模式至少在早期通常会扩大收入差距。 @猪头非: 那就得凭运气了。因为这个问题是西方右派左派长期争论的问题，到底是以绝对财富的增长为主要目标还是以缩小财富差距为主要目标。几十年来，好像没有行之有效的同时包容两个目标的路线 @whigzhou: 是吗？身为右派，我不觉得这种事情有任何争论的价值，增长而非再分配带来的贫富扩大，与处境分化无关 @whigzhou: 巴菲特的成功提高了基尼系数，但他从穷人那里挤走的资源是否比一个普遍高收入者多呢？他多吃了多少鸡蛋牛排？多住了几套房？多开了几部车？多娶了几个老婆？ @whigzhou: 在某个极限消费水平之上，富人收入比例扩大不影响相对生存处境，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可是... 【后记】我关于贫富差距的两篇旧文：“税收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税收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辉格
2010年6月10日

继打压房价之后，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似乎已成为另一个政策焦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无论是《通知》正文的第一句，还是该局负责人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段话，都明确表示了，这一措施所针对的，是收入差距问题；而舆论中也确实有一些希望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声音。

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确实已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但这一罕见的状况，是由许多早已暴露无遗的制度性弊端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缺乏保障，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平等，国有部门内部私分巨额垄断利润，公务部门不受约束的超水平福利，等等；回避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指望用税收来缩小收入差距，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无法支持，贫富差距可以靠税收调节来解决。

简单的说，每个人的收入是他把他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然后从产出中取得的一份报酬，工人投入人力资源，资本家投入资本，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要素，是给生产过程制造障碍的能力，也可获得相当的报酬；参与生产的各方所得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各种要素在组合的比例，和它们的稀缺性。

低收入阶层通常只有人力资源可供出租，而劳动报酬低则是反映了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太多而资本太少，所以，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的途径，无非是促进投资，让更多的资本来雇佣工人，从而使得市场中资本变得更充裕而人力变得更稀缺，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税收来改变要素收入的分配比例呢？可以考虑两种税收，第一种是对要素收入征税，比如从资本家的资本利得中拿走一块，分给工人，这是流量再分配；该方法在当期是有效的，直接改变了分配比例，但等到下一次劳资双方议价时，议价基础改变了，转移支付会被双方都事先纳入议价考虑之中，最终，分配比例将回归到要素组合和稀缺性所决定的那个均衡水平上；唯一的变化将是，征税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将压低生产规模，并相应的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

比如一家商店，原先店员拿毛利的20%，老板拿80%，现在他知道老板的20%收入会转移给他，为何不接受一份工资为零的雇佣合约呢？把问题扩展到整个经济，结果也类似，如果转移税率低于工人原本所得比例，那么重新议价将使分配比例回归原有水平，如果转移税率高于该比例，则意味着工人必须倒贴钱才能找到工作，这当然不会发生，实际结果将是大量资本退出生产，退出过程将一直继续到将资本稀缺度拉高到资本家再次有利可图为止，在新的均衡点上，工人的收入绝不会比以前更高。

第二种是直接对要素征税，即通过财产税直接从资本家手里拿走一部分非人力要素，分配给工人，这是存量再分配；同样，存量再分配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在长期，一旦财产税成为稳定预期，人们的行为便会随之而改变，积累财富的动力会削弱，奢侈消费得到了鼓励，有条件者更会寻找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总的投资额将会下降，最终减少对劳动的雇佣；这两个效果相抵之后，穷人收入是否增加，将取决于税收的绝对水平，和资本转移的可能性。

在整个经济生态中，越是处于食物链上游的、金融化程度高的资本，越是容易流动和转移，而在从穷人、中产者到食利者、资本家的贫富谱系上，越是富裕者，越容易克服在不同税收领域和辖区之间转移资产所面临的障碍；所以，对于最富裕那些人——比如所谓的达沃斯一族，只要在别处还存在着低税收地区，存量再分配是很难作用到他们头上的，真正被再分配的，将是那些勉强超出平均线的中产阶级。

全球化更削弱了这种可能性，不仅是因为全球化促进了要素和资本流动，更是因为大量新型的合约形式、商业模式和金融工具，以及要素组合中比例越来越高的无形资产，使得产业内的要素再配置变得更容易；在以前，你把资产转移出一个地区，便意味着你要放弃那里的生意，现在不是了，借助外包、租赁、授权和恰当的股权结构安排，跨国企业可以极低的境内净资产运营规模庞大的业务，而把大部分要素留在境外。

即便不考虑资产转移问题，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也是有限的，税收会抑制生产和投资，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其转移支付效果将完全丧失，在越过拉斐尔曲线的最高点之后，甚至税收绝对值也开始下降；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且近年来始终在以四五倍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快速增加，但我们并未看到任何转移支付效果，收入差距仍在快速拉大。

近年来，随着劳动市场、汇率、土地、管制等运营条件的全面恶化，多数中小企业都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除了税负，他们还要面对准入障碍、行政干预、腐败和国企挤压等种种负担，此时对资产存量征税形同釜底抽薪，极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难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再分配将产生正的转移支付，它或许会缩小贫富差距，但那将是通过把富人赶走或让他们变得更穷来达到的。

实际上，有一个现成且无害的要素存量再分配的选择，它不会带来负面激励，那就是把国有资产分给穷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居住在它上面的市民，既然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可供再分配的资产存量，又何必去剥夺那些辛苦挣下一点产业的中产者和小业主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