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购雅虎是微软的明智选择
辉格
2008年5月6日

微软刚刚放弃了对雅虎的并购努力，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并购雅虎不仅代价巨大，而且很可能把微软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而放弃雅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反倒很可能迫使微软选择另一条更有希望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400亿美元足以让他大展身手，突破眼下的困境，在信息产业的未来格局中争得新的强势地位。

自从网络兴起以来，对于网络化计算的基础结构，始终存在背道而驰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集中化，即强大的主机／服务器组成的数据中心对应瘦客户端（可以瘦到只有浏览器），所有的数据存储、服务程序和应用逻辑都由服务端负责，客户端只负责用户交互，其极端形式便是谷歌正在倡导的云计算；第二种是分散化，每个节点可以既是服务器也是客户端，其应用组成由用户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以及所拥有的资源自行配置，节点之间通过各种协议来通信、交互和共享资源，其极端形式是P2P。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些折中方案。

第一种方案的好处是简化和普及，简单而统一的客户端让用户不必为各种应用背后的复杂性而操心，而最简化终端的成本也可以降到很低；第二种方案的优点是自由和灵活，可以让用户直接掌控自己的应用组合和信息内容，并按需采用最新技术，不必受限于服务商的功能限定。但自由是有代价的，直接掌控意味着用户必须应付由此带来的技术复杂性，这就限制了应用的普及。

两条道路之争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信息技术发展史，主机时代是绝对集中化，而个人电脑出现最初就是为了打破集中控制，让用户获得自由发挥的空间。在PC时代，分散化成为主导，重心从主机经过小型机和工作站，最后转移到桌面，而这一过程也造就了微软的辉煌。很明显，微软的根本利益在于让分散化成为未来格局的主导，至少是重心之一，将尽可能多的功能保留在桌面上，这样才有理由说服用户继续购买他那日益庞大的桌面操作系统和应用套件；相反，如果桌面瘦到只剩下浏览器，就没人会在意操作系统，就像手机用户甚至很少注意到操作系统的存在。

在设计OS/2时，IBM曾为未来的网络世界规划了一个多层结构，后来OS/2败给了Win95，IBM也索性退出了PC领域，重回集中化道路。如今网络时代全面降临，IBM联手谷歌扯起云计算大旗卷土重来，微软该怎么办？如果跟着他们走集中化道路，微软优势何在？并购雅虎的举动暗示着微软决意要在这条路上和云战略正面对决，依我看这么做无异于东施效颦，胜算无多。

微软的最佳机会在于大力推动P2P。提起P2P，人们的印象多半是盗版文件共享，实际上通过P2P可以实现互联网上已有的各种应用，甚至可以更灵活更丰富，P2P之所以沦落为盗版的代名词，是因为缺乏盈利模式，因而缺乏资本支持，而微软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长期受冷落，P2P领域的收购成本很低，用雅虎市值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在该领域进行大量收购，足以掀起一轮开发热潮。

通过P2P和IPv6，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电脑上建立个人网站，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容空间和共享目录，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相互提供服务、共享内容。在这样的架构中，个人电脑将是一个强大的网络节点而不仅仅是个终端，这才是庞大的Windows和桌面套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拥有和掌控自己的空间和应用组合，但日益扩展的网络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独立性、自由发挥的空间和创造的机会，而这条分散化的道路正是微软的机会所在，或许不会再有一统天下的霸权，但至少可以占据有分量的一壁江山。

英超腾飞的启示 辉格 2008年4月23日 07/08赛季的欧洲冠军杯进入了半决赛，冠军将在利物浦、切尔西、曼联和巴塞罗那之间决出，这是连续第二年，有三支英超球队进入欧冠前四，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下去欧冠快变成英超季后赛了。确实，英超的飞速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就在世纪初，英超在欧洲五大联赛中还表现平平，远逊于意甲、西甲和德甲。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起飞开始于2003年。在欧冠从93年采用现行赛制到02年的10年中，英超只有4队次进入半决赛，1次进入决赛，而03年以来的5年中，有9队次进入半决赛，至少4队次进入决赛，平均分别上升了3.5倍和7倍。那么，2003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7月，赛季开始前，俄罗斯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买下了切尔西俱乐部，这一交易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成功，犹如一块巨石，在英超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了一阵市场化变革的大浪。在此之前的10年中，切尔西在英超只获得过一次季军，而03年当年便获得亚军，此后连续两次夺冠，即将结束的本赛季又排名第二。 切尔西的成功刺激了其他俱乐部，引发了一连串俱乐部收购、重组、注资、赞助商替换、门票提价和其他商业化措施。这些措施大大深化了英超的市场化水平，增强了俱乐部的财政实力，激活了足球市场的资源流动。如今，十几家英超俱乐部成为上市公司，其中9家以数千万至1亿多英镑的年利润跻身欧洲足球俱乐部最具商业价值20强，形成了年产值数十亿英镑的英超产业。这些变化，无疑对英超的迅速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超的这一轮变革得以产生，是有其历史基础的。英国足球的市场化程度历来世界第一，它在五大联赛中最早最彻底的取消了外援限制，由此导致的球员高流动性也造就了足球经纪业的繁荣，英国拥有全欧60%的足球经纪人。英格兰各俱乐部的商业意识也强于欧陆各国，实际上在03年以前，英格兰足球已经经历了两轮市场化运动。 第一轮市场化以83年托特纳姆热刺上市为发端，以91年曼联上市为顶峰，各大俱乐部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并谋求上市。这一过程引来了资本家、媒体和赞助商对足球产业的高度热情，大量资金随之涌入，并直接引发了第二轮变革。就在曼联成功上市的第二年，在新闻集团与其旗下天空电视台的推动和球员工会的支持下，各俱乐部终于摆脱了英足总控制下的国家联赛系统，以全新的商业模式创立了英超联赛。正如后来的切尔西，曼联无疑是那一轮变革的最大赢家，此后称雄英超十几年。 英国足球业经过这几轮市场化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理应给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产业带来启示，在足协的强力控制下，中国足球产业商业化前景不明，成绩乏善可陈，黑幕重重，广为诟病。充分市场化已被证明是成功之道，足协应向服务机构转变，让俱乐部成为联赛的主人，即使国家队依然不争气，至少可以让球迷们享受到精彩的球赛。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国家在体育事业上作出了极大投入，然而，奥运盛宴过后，体育界更应该考虑如何深入推进市场化，政府体育部门和各大协会应该从金牌导向的巨大负担中走出来，由训练和赛事组织者转向服务和协调者，放松对运动员、俱乐部、经纪人和赞助商的各种条规限制，取消各种阻碍体育资源流动的障碍，这样才能激活市场，吸引资本和企业家的进入，才能保证体育这一新兴产业的长期繁荣。

小企业为何难抗价格风险
辉格
2008年4月14日

从去年底开始，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新劳动法颁布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股寒流袭击了中国制造业，先是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大批工厂减产、亏损、撤离、甚至破产。我注意到，在这股寒流中，虽然大企业也受到影响，但陷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的，主要是中小企业。据《中国经营报》13日报道，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面临停工或倒闭，其中打火机企业已经倒闭了八成，用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周德文会长的话来说，“船太小经不起风浪”。相比之下，大企业则没有出现类似局面，制造业龙头老大富士康甚至还在继续扩大产能。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价格波动，小企业就显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小企业现金流不足？但他们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样较小。缺少银行信用支持？但在当前紧缩政策下，大企业面临同样问题。这些或许是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小企业，特别是国内的小企业，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议价机制和对冲工具，这使得他们在价格波动大浪中地位非常脆弱。

大型制造企业为了确保稳定供应和降低风险，通常会就其关键原材料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约，这么做也有助于供求双方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十几年来的供应链革命进一步密切了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大企业的供应部门还常常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头寸交易，以求最大程度降低价格风险。

但小企业很少能这么做，一是因为小企业的产品销量更难预期，产量也就无法事先计划，第二也更重的原因是小企业数量太多，供应商不可能和他们逐个议价。签订长期供货合约无门，小企业就只能到期货市场上去对冲风险，但在这方面，他们同样面临困难。首先是国内期货市场尚不成熟，商品种类和合约类型都不够丰富；其次，进行期货交易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和习惯都有待培养；最后，早些年的动荡、丑闻和政策干预给期货市场留下了坏名声，让多数诚实守本中小经营者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当原材料价格迅猛上涨时，上述差异便立刻表现出来。由于价格波浪在沿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存在时间延迟和弹性阻力，即制造商无法通过制成品的提价将材料成本增量立即和完全地转嫁给下游，这样，长期供货合约就为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这种合约通常可以保护在他们几个月到一年内免受价格冲击，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压住产成品价格来逼死小企业。而小企业由于缺乏价格避险手段，只能忍受现货市场上已经暴涨了的材料价格，当成本压力超过极限时，便只能停产或者倒闭。

一轮冲击波过后，将有大批小企业被击垮，而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可能是价格波动被证明是短期的，大企业也利用缓冲期熬了过来，另一种可能是价格上涨长期化，而此时已被大量击垮的小企业留下的供给缺口让大企业可以从容调整产成品价格来弥补前期亏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从去年危机开始以来，富士康高管几次接受采访时所表露的自信，或许还有几分得意。

中小企业历来被视为创造力、经营灵活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他们在这一轮价格波动中的遭遇是不幸的。对此，政府能做点什么吗？基于上述认识，答案是明显的。首先，应该允许小企业更自由的参与和组织行业协会，小企业无力单独和供应商长期议价，但协会可以提供某种服务于小企业的集体议价机制；其次，要进一步放松对期货市场的管制，允许更多商品种类进入，允许合约创新；最后，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只有充分市场化的银行才能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让后者获得更多其原本有能力获得的流动资金和信用支持。

生物燃料：一个昂贵的玩笑？
辉格
2008年4月8日

眼下，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回顾这一轮物价上涨，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去年春天开始的猪肉涨价和随之而来的食品价格上涨。当时有人将之归因为猪蓝耳病和其他供给障碍造成的短期波动，现在，随着以食用油、小麦和大米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这不是一次短期波动，而是农产品价格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近年来因全球环保运动、各国环保政策和石油价格上涨所共同推动的生物燃料产业的繁荣，后者将大量农产品从食物供给中吸走了。

大致上，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和巴西50%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的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短短几年之内，如此高比例的糖类和油料作物被转入能源产业，自然推动了其价格暴涨，而高价格又推动它们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夺土地，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讽刺的是，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产品的高价格优势农民将大量土地从草原、沼泽和森林改变为农场，大大增加了碳排放，并恶化了环境。据美国《科学》杂志2月份的研究报告指出，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环保组织十几年的奔走呼吁，元首们一次次峰会，各国议会激情洋溢的辩论，上千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数十亿人民的口粮紧缩，换来了与所有这些努力恰好相反的结果——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增加。今天，在高价诱惑下，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但持续的高粮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逆转这一良好趋势。

对于生物燃料带来的粮食危机和环境后果，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在政治家中，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报告前两周，英国下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也发布了题为《生物燃料是可持续的吗？》的研究报告。但是，真相的揭露和认识的改变能否导致政策的纠正？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政策扶持和产业投入，围绕生物能源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那些已经投入巨资并享受优厚待遇的生物燃料企业，那些尝到了农产品价格暴涨甜头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农场主，那些靠宣扬生物燃料的环保优势赢得选票的政客们，将团结一致保卫支撑着该产业的能源政策。

不出所料，EAC的报告刚一发布便遭到激烈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专员（可笑的是一份泄密的欧盟报告表达了与EAC相似的判断），接着便是英国农场主组织、欧洲生物乙醇燃料协会和欧洲生物柴油理事会。

当然，即使没有政策推动，高油价也会催生生物能源，但规模不会如此巨大，速度不会如此迅猛，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在事关全球环境这样的事情上，政府也并不天然地比市场更加有效，貌似能够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政府过去曾经犯下将来还会犯下非常短视而愚蠢的错误，而当错误暴露时，政府机构所固有的迟钝和僵化，将阻碍它像市场参与者那样在价格和利润信号指引下做出及时的调整。所幸的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生物燃料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尚小，还没有成为政府决策的大包袱，在未来难以回避的转向中损失会较小。

飞行员跳槽为何如此困难
辉格
2008年4月3日

愚人节和愚人节的前一天，东航云南公司的飞行员们开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中大玩笑，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他们驾驶的17个航班在目的地上空盘旋后拒绝降落，原路折返。据称，这是他们“维权”行动的一部分。以挟持大量旅客生命来强化自己在与航空公司劳资纠纷中地位，这种做法，有人认为与劫机无异，这可能言重了，但构成刑事犯罪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飞行员们之所以走出如此极端的一步，是因为他们与航空公司之间那种独特的劳资合约关系，这种合约是过去几十年民航业形成的惯例，而在今天，却把双方的关系推入到了极其紧张和尴尬的境地。国内飞行员劳动合约的特点是期限极长，其中大部分是无限期终身合约，这样飞行员就无法通过跳槽来获得更好的条件，当与雇主发生纠纷时，手里几乎无牌可出，唯一可用来对抗的方法就是病假和消极怠工，当这些都无效时，就走出了上面那恐怖的一步。

问题是，飞行员们为何会接受如此不利的合约？有人说，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培训费用很高，而这些费用都是由初次雇佣他们的公司所承担，后者为了避免跳槽带来的风险，只能选择这种合约。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对那些候选者来说，成为合格飞行员之前和之后，其境况差异极大，如此大的差异带来的诱惑使得他们在与雇主谈判时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采用类似长期合约的其他行业。足球运动员常常在少年期就与俱乐部签下长期合约，足球训练也有费用，但没有高到大部分家长负担不起的程度，而鲁尼的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埃弗顿的长期合约，也是因为成为英超球星和一个普通贪玩少年之间的巨大差异容不得他仔细斟酌条款。同样，那些在非洲部落里物色冠军苗子的星探们，面对的谈判对手也不会挑三拣四。类似的，多数歌手和演员在入行时，也会与经纪人或娱乐公司签订长期合约，原因也无外乎明星和跑龙套之间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类似飞行员、球员、歌星和模特与其雇主之间的合约，并非简单的劳动合约，其中暗含了一个租金合约，因为进入明星舞台的通道是一项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谁想通过它，就必须向掌握这条通道的人支付租金。在不同行业，通道的控制权有不同的分布状态，而不同的分布状态将导致不同的合约安排。第一种合约安排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长期劳动合约，其实质是用未来的低价劳动来支付通道租金；第二种是的收入分成合约，用未来收入的约定比例支付租金。

总的来说，越是需要团队合作的行业，控制权越是集中在最终雇主那里，而后者倾向于采用第一种合约安排；相反，越是单打独斗的行业，控制权就更多落到经纪人手里，而经纪人常采用收入分成合约。在国内民航业，由于缺少美国那样庞大的退役空军飞行员储备和成熟的航空培训市场，这条通道很窄，并且目前掌握在航空公司手里。这和职业足球市场类似，各大俱乐部都有足球学校和覆盖各年龄段的完整梯队。这两者都是采用第一类合约。而最典型的单打独斗项目——拳击，经纪人说了算，用分成合约。

在娱乐业，通道控制权的分布比较复杂，有时大牌经纪人很强势，有时制作商占主导，而有些时候雇主的其他雇员——比如导演，取得关键地位。这种复杂的分布状态导致了合约安排的多样化，同时也诱导制作商、演出商和经纪人向混业经营发展，以便最大程度的获取通道租金。比较特别的是，当通道控制者难以设计出可执行的远期租金支付条款时——比如导演很难确保演员履行未来支付承诺，这时，他们会要求一次性即时结清，而未出名的演员当然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就只好用她们“最宝贵的东西”来偿付了。

扯远了，但是对照那些拥挤在电影学院门口做着明星梦的女孩们的急迫心情，你就能理解飞行员们当初面对严酷合约时的软弱地位。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旧合约造成的飞行员流动障碍已俨然成为行业瓶颈。按上面的分析，应对的办法很明显，那就是拓宽通道，开放航空培训市场。近期传来的一些消息表明，培训行业已经开始行动，对引入外籍飞行员的限制也已消除，相信下一个愚人节不会再有这样的玩笑。

摩托罗拉分拆：迟到的转型 辉格 2008年3月31日 3月26日，摩托罗拉终于宣布了它传闻已久的分拆计划，有评论认为，这是摩托扭转其手机部门困境的最后一搏，而我则宁愿将之视为是对近年来手机产业格局变迁的顺应，可惜这一顺应来的太晚了，不知是否还来得及挽救摩托的命运。 面对这场产业变迁，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爱立信和索尼，他们在2001年将各自的手机部门合并为索爱，然后是2006年，诺基亚和西门子分拆出各自的通信系统部门合并成为诺西，而西门子进一步分拆手机部门卖给明基，这一连串重组的要点是，将手机业务和通信设备与系统业务分割开来，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特点。那么，市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现在事后来看，主要的几个方面是清楚的。 首先，随着价格下降和普及率提高，手机日益从一种特定用途的通信工具变成了大众消费品，甚至是生活必需品。而消费品在产品设计、营销和企业文化各方面对企业的要求与通信设备完全不同，后者面向运营商，以技术和功能驱动，而前者面向消费者，以品牌和设计驱动，将两者放在一个企业里造成了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巨大矛盾。几年前IBM明智地从PC业全身而退，便是基于对消费品和工业品经营差异的清醒认识。 其次，早期电信运营商利用其寡头地位控制了手机的销售渠道，因而通信设备厂商作为运营商的长期供货者便在手机市场占据了先天优势。随着电信市场的开放，运营商控制地位削弱，消费者个人选择占据主导，这一点在苹果与运营商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得到了充分证明。加之技术日益成熟，进入门槛降低，唯有最佳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第三，今天的手机不仅是消费品，而且像衣服、首饰、古人的佩剑、绅士的手杖、牛仔的猎枪和硅谷新贵的跑车一样，成了身体的某种延伸物，被人们用作展现自己个性、情趣和社会定位的标志。一种消费品一旦获得这种身份符号的地位，其消费模式便与其他商品大不相同，消费者会非常慎重地选择品牌，而一旦选定则会保持长久忠诚，并不惜为此大把掏钱。而成功的制造这种身份符号需要企业在品牌和形象经营上具备独特的优势。iPod和iPhone这两个技术上并无特别过人之处的产品的突然而巨大的成功，非常好的演示了苹果式品牌魔力和乔布斯式略带邪教气质的感召力在创造符号产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第四，今天的手机不再是简单的语音通信工具，而越来越向通用信息终端的方向发展，未来的手机将集电话、随身听、电子书、导航仪、手表、钱包、钥匙甚至血压计于一身，这一发展趋势需要手机厂商制订一个有远见的技术战略规划，选择优秀而有前途的技术平台，才能确保在市场时机出现时迅速而从容的推出新产品。在这一点上，摩托罗拉显然是做的最差的，以操作系统为例，他始终未能确立一个清晰的战略：先是参加了Symbian联盟（直到去年还在销售采用Symbian的M系列），后来在Q系列上倒向Windows Mobile，而几乎同时，其明星产品Razr却又用了Linux。在这一点上，三星也有同样的毛病，所以我不看好三星在高端机市场的前景。对比之下，诺基亚坚持Symbian，苹果将久经考验的Max OS延伸到手机，谷歌更是还没进场就围绕Android平台建立了一个Linux大联盟。 摩托罗拉的拆分，无论是成是败，将成为一个标志，象征手机业的大调整终告一段落，新的格局下，新一轮竞争已经展开，诺基亚俨然稳踞半壁江山，苹果一路高歌猛进，而谷歌正挟网络之大势排兵布阵，击鼓踏步而来。好戏还在后面，等着瞧吧。

谷歌战略浮出水面 辉格 2008年3月26日 在谷歌的发展过程中，关注他的人经常会问：“下一步他要做什么？”而谷歌也不断给人们带来一个个惊喜，从Gmail,GTalk,Google Earth…,到呼之欲出的GPhone，那么下一个又会是什么？谷歌的战略意图究竟如何？随着谷歌近期的一系列动作，现在或许是时候来猜一猜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去年十月，谷歌和IBM联合宣布了云计算计划，而在上周，两家公司又分别在北京宣布了他们在中国的云计算计划。所谓云计算，简单的说就是把信息传输、存储和处理所需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化，把信息系统改造成像电网一样的无处不在、随用随取的基础设施，以至于用户几乎可以忘记它的存在。 今天，在我们能够开始利用电脑和网络处理信息之前，先要考虑买台什么样的电脑，要多少内存，配什么显卡，装什么操作系统，选择联网设备，路由器，然后动手安装一大堆要用到的软件，对于非专业人士，其间还免不了请人帮忙。电视则简单的多，在商场里挑好品牌和尺寸，搬回家插上电源和信号线，两分钟后，你已经在用遥控器翻节目了，很快你就会忘了电视机和信号发射台，而沉浸于肥皂剧或足球赛了。至于其他家用电器，则更简单：插上电，拧开开关。 然而在爱迪生刚刚发明电灯的年代，要利用电力来为你服务可没这么简单，那时候没有遍布各地的电网，每个用电的社区和工厂必须单独配置发电机，安装配电系统，铺设电线，然后把它们和用电设备连接起来，和今天使用电脑一样麻烦和昂贵，因而只有人口密集区和用电大户才负担得起。而现在，谷歌和IBM正打算把信息系统也改造成像电网一样的基础设施。 这将是对产业模式的一次巨大革新，谷歌和IBM之所以热衷于此，是因为他们在新的产业模式中将拥有巨大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奠定搜索市场的霸主地位之后，谷歌已经掌握了信息汇集和投送渠道，这将帮助他取得未来信息“电网”的主导地位，而IBM将扮演通用电气的角色，帮助建造和运营“发电站”，并提供关键设备和服务，这些向来就是他的特长。 和其他产业模式改造一样，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无疑将遭遇阻力，而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旧模式的受益者，显然，那就是微软及其主导下的整个传统PC产业，该产业现有运行逻辑是：越来越多的功能和应用程序被堆积到桌面电脑上，每隔三到五年，微软会推出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操作系统，所有的应用软件也跟着升级，于是对硬件提出新的要求，这样每一轮升级浪潮会让软硬件市场的繁荣维持几年，接着就是下一轮升级。 云战略要想成功，就必须打破这一运行逻辑，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首先，鉴于之前在桌面市场上对微软的正面进攻全部以失败告终，谷歌选择手机市场发起攻击；其次，随着Android平台的宣布，谷歌遮掩已久的Linux战略也已公开化；第三，与Office等桌面应用针锋相对的Google Apps全面加速推进。这三个方面意图概括起来就是：用手机绕开桌面，用Linux替换桌面，用Google Apps简化桌面。 在联盟的另一边，IBM也在全速推进：首先，凭借其在高性能计算上的绝对优势，推行网格计算和刀片服务器，力图改进数据中心的能力和效率；其次，强力扶持Linux，用Eclipse成功吸引了大批开发者，这是确保一个平台成功的关键；第三，推行Workplace统一通信平台，力图主导用户与数据中心的通信门户；第四，成功阻止了微软OOXML文档标准，力推ODF标准，甚至复活了Lotus Symphony办公套件，免费发放，直接挑战Office。 看上去，云战略联盟俨然已对微软形成合围之势，而微软无疑也在力求突围，收购雅虎的计划正是其中之一。号角已经吹响，决战即将开始，胜负如何，将直接决定信息产业的未来走向。历史上曾有两次打破旧格局的尝试，第一次是已沦为笑柄的NC，第二次是Linux的桌面应用，都没有成功。历史会重复吗？

PS3和吉列刀片的故事 辉格 2008年3月9日 据新浪科技8日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坎纳用16台索尼PS3游戏机、一个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和Linux操作系统，搭建了一个超级计算网格，用于模拟“两个黑洞碰撞时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特性”，据称计算能力相当于400个IBM蓝基因节点。这是继斯坦福与索尼合作通过分布式计算软件利用游戏机闲置时间进行蛋白质折叠研究的Folding@Home项目之后，又一个将PS3用于科学计算的尝试。 科学家看上PS3是情理中事，因为PS3所用的Cell处理器正是针对高密度计算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网格所设计，其每Gflops（十亿次浮点运算）成本仅为4美元，是常见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零头。对于牵头开发Cell的IBM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免费广告，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战略产品，Cell在游戏机的应用只是小试牛刀和跨越量产门槛的垫脚石，对高密度存在巨大需求的科研和商业应用才是Cell施展身手和赢取丰厚利润的地方，而坎纳的故事恰好展示了Cell在这方面的强大能力。 然而，对于PS3的制造商索尼来说，除了在媒体上赢得一次出风头的机会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实际上，索尼为这笔买卖至少赔上了五千美元，或者说，这位科学家钻了索尼和IBM定价策略的空子。据业内人士仔细估算，不计研发和营销费用，每台PS3仅制造成本约800美元，而零售价是399美元，其中的蓝光驱动器如果拆下来单卖至少可以卖到200多美元。同时，为了鼓励达到Cell量产的目的，IBM从Cell 给PS3的供货中也赚不到一分钱，很可能还会倒贴，因为每片Cell的成本大约150到230美元。 索尼之所以愿意如此贴本销售PS3，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并指望着从此后的游戏软件销售中大笔赚钱。这种玩法，已经成为游戏机产业的通则，任天堂和微软也都这么玩。这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耐用品，然后通过大量销售必须与之搭配使用的消耗品来盈利的定价模式，并非游戏产业所首创，也不是惠普的发明（他在打印机上也用此手法），为管理学家所关注的最早案例是吉列刀片，吉列以55美分的价格销售成本2.5美元的刀架，而把成本1美分的刀片卖到5美分，这一商业创新曾创造了一个奇迹，帮助吉列几乎垄断剃须刀市场数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吉列式组合定价策略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这一组合中的耐用品和消耗品必须符合“只能搭配使用”的条件，这引出了两个含义：首先，该耐用品的价格不应低到足以诱使买家将其大量用于其它用途；其次，对该消耗品的仿制得到有效限制。 对于第二个条件，商家经常通过设计独特的接口并借助专利权加以保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常常在那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遭遇困境。在国内，你可以买到与吉列刀架“兼容”的刀片，价格比吉列的1/3左右，我不知道这是否侵犯了吉列的专利权。更加明显的情况是在打印机市场，兼容硒鼓、墨盒的销售很大，这大概限制了惠普佳能等品牌打印机在中国市场无法把打印机价格降得很低。而吉列定价模式在中国大陆受阻的最显著例子就数游戏机了，因为游戏软件盗版横行，各大游戏机厂商索性都彻底放弃了这个巨大市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为每年走私进入大陆的上百万台游戏机而损失巨额补贴。 吉列模式因上述第一个条件而受到打击的情况并不多见，可以说PS3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当然，科学家的数量比游戏玩家少得多，这一点补贴大概还不足以引起索尼的担忧，而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足以补偿区区几千美元，但假设一批发烧友买来PS3，拆下蓝光驱动器卖掉（此时他的成本已降到100多美元），然后用VMWare的虚拟软件虚拟成x86 PC，这样他只花了约1000元人民币就获得了一台拥有顶级CPU和显卡的高性能PC，对于这样的家伙，或许索尼会留点心，谁知道呢。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辉格 2008年3月6日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第二个办法是组建卡特尔，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比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方法三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的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其次，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比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