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清同学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您对占座的有效性如何看待？大学里占座很普遍啊，先开始是一次性的，比如拿一本书放桌上听课后就拿走了。后来是一本书一直放在桌子上，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一直占这学期的课，一般课本上有个字条写：本人xxx占星期三第三节课：一类是占自习室，在桌上扔本书，不过这主儿一般不怎么勤，所以自习室一般满桌子书但没几个人，空调教室尤甚，经常有同学因为做了有书的空位子而引起争执：你虽然占了但是你没来啊。最近更甚者，用胶带贴纸在桌上说占座（长期），觉得更甚是连物的放置都省略了。

我认为用象征性物品占座不构成一项权利，因为，依我的体会，占座者不能合理的做如下期待：抢走他所占座位的人将得到惩罚，或者该结果将得到矫正——在我们能够想象的各种情形中，这样的预期恐怕连占座者们自己也不会认为是靠得住的。 占座者顶多能做这样的期待：抢走他象征性占据的座位这样的行为，会被许多旁观者视为是粗鲁无礼的，而做出此等行为的人将遭受鄙视；这一区别意味着，在某些亚文化的道德环境中，占座或许可以得到道德的支持，但即便如此，它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所以，如果我是法官，我会拒绝受理占座纠纷。 如果我处于需要对此作出道德评判的境地，我大概也会反对占座规则而不支持对抢座者的谴责（我尤其反对将占座规则延伸至节目/演讲开始之后）；不过在细细自省之后，感觉好像当初对占座行为也没产生明显的反感，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占座者多半是女生，而照顾一下女生我又觉得是应该的，如果能排除这个因素，我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反对。 反对占座规则，是因为我觉得，对于解决座位分配和排队问题，象征性占座规则并不是好方案，至少不比屁股规则更好；象征性占座的问题在于：占座行为只能体现占座者获得好座位的意愿，却无法体现他愿意为之付出多少代价，由于缺乏成本约束，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而屁股占座解决了激励问题，但引入了新问题：租值耗散，屁股占座者确实付出了与其意愿相称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没有作为对价支付给任何人，而只是耗散在屁股下面了。 可能的改进方案是：学期初给每个学生分配若干占座点，女生/近视/身材矮者可加分，他们可以用这些点值去校园网上竞购每堂课/演讲/节目的座位，如果交易费用不太高的话，或许比屁股规则要好些。

《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辉格 2010年6月29日 《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一拥而上，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确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历来关心爱护群众心脏健康的有关部门的担忧了。 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比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会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quote(装饰性规范)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一旦面纱被揭开，当事人会感到十分难堪甚至无比羞愤，婚姻关系中的物质考虑和利益交换便属此类/quote*}；所以，当那些慎于作此种掩饰的人们揪住一个悍然直言的物质女时，其感觉就像自己的裤子被当众扒了下来，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其实面纱之下，你我都是如此行事。 以我的观察，人们在亲属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特别需要这类装饰性规范；比如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虽然人人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无截止期的长期等额互换关系，许多人甚至小心翼翼的用账本记下每一笔礼物的金额，但要是你果真当面将此关系的性质点破，那将是非常无趣和尴尬的，你们的关系很可能从此破裂。 另一个需要细心掩盖的部位，就是两性关系；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婚姻无疑是一项交易，不过与那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不同，婚姻是基于契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极大、且涉及复杂家族关系的一揽子交易；我们知道，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双方所冒的风险、所需要的信任，是有极大差别的，因而，婚姻双方对对方在善意诚信守约等方面的品质，有着高得多的要求，同样，他们对证明自己这些方面的高品质，也有着更急切的需求。 {*quote(装饰性规范)正是这种结构化一揽子长期交易中对检查对方品质和证明自身品质的需求，促使人们竭力将此类交易与即时交易作明确而截然的区分，当他们参与这些交易时，会断然否认这是一种交易，因为交易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出门概不退换的即时交易，为此，就需要设计出一种鲜明的面纱来包装这种交易，使其容易与其它交易区分。/quote*}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娼妓自古以来就遭受鄙视、唾骂、乃至禁止；实际上，道德和法律的禁制，从来不曾消灭甚至未必减少娼妓和性交易；这些规范，与其说是为了压制性交易，不如说是为了加固包裹婚姻的那道面纱，受贬斥的娼妓就像一面镜子，可供淑女照出自己的贤淑，叱骂娼妓无异于自证为淑女的宣言，所以，据心理学家的统计，当女人骂另一个女人时，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婊子。 诸如包裹在两性关系外面的以及其它种种道德面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保守人士看来，它们已成为人性和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加以珍惜和维护，而在进步人士看来，它们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早已格格不入，须加以唾弃，而依我看，此类争议大可留给社区自我选择，不必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政策。 媒体素有挑逗大众价值观和道德感以提升收视率的习惯，表面上看，这似乎颇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但实际上，这些节目为那些道德感强烈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其道德情感的窗口，这是个无害的窗口，不会造成实际的冲突，大可不必加以干涉；富有道德感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常热衷于窥视他人的生活，希望从中挖掘出些污迹加以挞伐，既满足了道德倾诉欲，又自证着清白，现在有电视台免费提供合格标准素材，岂非乐事？

（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动物伦理问题应留给地方解决 辉格 2010年1月26日 近日，首部《动物保护法》在经过三个多月的征集意见并更名为《反虐待动物法》之后，其专家意见稿已由专家组向立法部门提交；草稿的某些条款很快引出了大量争议，特别是其中对宰杀和食用猫狗行为处以罚款、具结悔过和拘留的规定。 确实，这是一次草率的立法行动；从已经报道出的内容看，这部法律所针对的，并非作为公共资源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而是人们应如何对待动物这一更一般的伦理问题，而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取决于他们看待人与动物关系的价值观。 因而，这是纯粹的价值观立法；原则上，司法系统应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干预个人价值观，或力挺某种价值观；尽管法律不是绝对不能涉及价值观，但在价值问题上，法律应更倚求于传统习俗和地方文化，而不是国家立法部门的武断规定，而一个大国的中央立法机构，更不应轻易介入价值分歧。 一个人杀了他自己养的狗吃肉，既没有损耗公共资源，也没有侵犯他人财产，他的邻居或许会因此而难受、恶心，甚至感觉遭受了严重冒犯；但是，在观感和心理上冒犯某些随机旁观者的可能性，并不能构成禁止某种行为的理由。 只有当他作出该行为时，能够或应该能够确切的预期到，这么做会一定会冒犯他的典型邻居时，这种行为才能成为禁止和惩罚的对象；比如，在一个犹太社区的集市上公然宰猪卖肉，在一个保守的穆斯林村镇里穿着比基尼招摇过市，或带着两位妻子旅居于一个基督教社区、甚至给女儿缠小脚，等等。 社区和地方习惯法通过禁止某些与当地主流价值观严重冲突的行为，来保护其成员免受心理伤害，是有其正当性的；肉刑的废除、对父母监护权的限制、对虐食虐杀、自由搏击竞赛和安乐死的禁止，都是显著的例子。 然而，这一原则在运用时必须极为谨慎，否则很容易沦为压制个人自由和价值多元化的工具；价值立法的理论依据在于价值共性，而共性是高度地方性的，当社会扩大时，价值分歧便呈指数式上升。 因此，{*quote(价值立法.交集原则)价值立法应遵循“取交集而非取并集”的原则，即，当来自不同习俗和文化的人们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发生关系时，只有他们的共同禁忌才能进入共同社会层面的法律，而独有的禁忌只能各自留在自己的社区里，若非如此，整个社会将走向极端禁欲主义，每个人都寸步难行。 将价值立法限制在尽可能低的司法层次上、尽可能小的司法范围内，也是最大程度保留个人自由的需要，因为越是地方性的、小范围的价值钳制和行为禁忌，越是容易逃离，不满意这些限制的人，可以更低的成本选择去其它社区生活。/quote*} 对于中国这样文化高度多元化的国家，上述原则尤显重要，诸多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迁徙扩散、分化融合、交叠杂错，形成了极大的价值和习俗多样性，而随着现代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来自各自文化的人们要和谐共存，须懂得尊重各自的习俗和习惯法，同时也意识到这些基于价值观的习惯法是不能强加于他人的。 屠狗、吃狗肉，在将猫狗当宠物养的现代城市人看来，或许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在许多地方文化中，狗既是看家护院的役畜，却也是重要的肉食来源，烹狗肉、熬狗膏、寝狗皮，是许多农家山民之冬令乐事，不能因为远在城市的另一些人仅仅听着不舒服就横加剥夺，毕竟，他们没有跑进城市小区里公然屠宰宠物狗。 食猫狗的禁则，其依据显然是这些动物与人类的特殊关系，而非普遍的动物伦理，否则为何不将禁则延伸至老鼠和蟑螂呢？这种特殊关系的认定是现代宠物爱好者的特定价值观，因而有关的价值立法必须限于其所流行的社区和文化。 对于特定的乡村和城市，若屠狗会对其大部分居民构成严重冒犯，自然可以立法禁止，但由省级乃至中央政府立法在全省或全国范围内实施普遍禁令，既毫无必要的试图保护许多本没有被冒犯的人，还会惹出大量纷争，殊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