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土地确权蹒跚前行>一文中提到了标准化对于产权市场化和金融化的必要性，一方水对此表示不解，解释一下： 我用“标准化”这个词是为了显得通俗一点，其实我更喜欢用“离散化”或“数字化”，偶尔我也用“符号化”这个词。所谓离散化，相对于连续化，我的意思是：将一种事物的可能状态限制为事先可知的有限小集合（小到通常不超过几十个元素），并且，每两种状态之间，有足够大的间隙来加以区别。 具体到财产和交易领域，有很多离散化的例子：标准期货合约，FOB/CIF/C&F等贸易条款，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私人合伙/有限合伙等若干企业组织形式，普通股/优先股/AB股等若干股权形式……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离散化，大大简化了交易，也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复杂的契约和组织形态创造了条件，交易者不必为每一笔交易仔细议定条款，投资者也不必仔细阅读每家上市公司的组织章程，试想，如果基础产权没有标准化，大规模交易如何展开？以此为基础的衍生品如何设计？几乎没有可能。 对离散化重要性的分析可以扩展到几乎所有领域，可以这么说，没有离散化，任何可持续的复杂结构都不可能产生。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甚至令人激动，我早先曾想专门写篇文章，但一直没时间完成，下面是未完成稿中的一段：

数字化不是现代信息科技的产物，它的历史至少比原子古老，我不知道夸克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原子结构是离散的，因此所有同位碳原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不像汤圆那样有大有小，也因此，原子才能精确的搭建和复制出复杂结构，不至于成为一滩烂泥。

音乐是很好的例子。除了古琴和二胡等少数几种弦乐器，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所有乐器都已经符号化了——只能演奏出有限的一组音阶。没有音阶，或许能得到一段美妙的旋律，但要创作出复杂的乐曲并且流传出去，几乎没有可能。

没有音阶，除非当面演奏，你无法表达一首乐曲，也难以记忆，学习也很困难，最糟糕的是，流传几次以后就变得面目全非——我听过两位大师演奏的《广陵散》，长度差三倍，说实话我听不出任何相似之处。

复杂的乐曲是一段段旋律、一个个主题组合起来的，如果你无法精确表达、记忆、复现、传授一段旋律，你也就无法创作出复杂的乐曲，尤其是在古代，那时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步丰富的。

语言是另一个例子。语言本身就是符号化的结果，没有离散化的有限音节集合，就没有语言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因和蛋白质也是数字化的，4种碱基，最多64种氨基酸（算上标点符号），没有数字化，生命不可能出现。

 我在<选择压力与多样性的关系>一文中说：

这解释了为什么……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小于富裕人群。

fender质疑到：

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真的很小吗？也许就能够观察到的个体差异来说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行为约束集之间的差异较小，可以做的选择少。

我得承认，这个判断仅仅是我的猜测，或者说是我所相信的理论的推论，除了个人直觉之外，也没有证据，我愿意将此作为一个判决性证据，来检验我说过的话。

不过现在我至少有了一个支持证据，那就是身高，下面是我昨天在两份体质人类学教材上看到的数据：

(表)中美成年男子身高变异度对比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CV）
中国   1672    56      3.35   
美国   1755    72      4.10   

注：CV=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标准差/平均值

选择（包括自然选择、性选择、“军备竞赛”等）为进化提供了动力，这大家都知道，但人们常常忽视的是，选择压力的暂时或局部的松弛会带来物种多样性和种内个体多样性，从而为后续的进化准备更多的素材，这是进化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科学松鼠会最近有文章介绍了Terry Deacon的类似观点（尽管该文作者似乎并未理解的很贴切）：

……接着，农业让食物变得更可口，这降低了自然选择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提出的要求。随着消化变得更容易，更多的能量可以被用于别的目的，特别是建立和运作一个更大的大脑。我们的祖先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增强了的认知能力发明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又进一步帮助他们抵御了自然选择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放松的选择是包括自然选择在内的更广义的进化动力的一部分。放松的选择允许物种发展出丰富的特征，而随后的自然选择进一步雕琢了这些或其他在新的进化舞台上变得举足轻重的特征。例如，Deacon相信在工具上的每一次创新都放松了对某些特征的要求，又加强了对其他无法预料的特征的选择。……

2005年，我在<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正是这弹性，或者说内部扩张压力受到外部压力抑制时的紧绷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也决定了作为人群行为总和效果的经济系统的特征。紧绷状态使皮球有了确定和可预期的运动特性，一旦你把皮球戳破，泄了气的皮球便会在一个圆球面的各种拓扑变形之间作随机振荡（假设皮球表面材料足够柔软，且无重力作用），确定性大为降低。

一个完全不自私的人就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要让这皮球泄气，一个办法是把他戳破——用刀子捅他的肚皮，结果是死亡，另一个办法是佛教修炼，据说能炼到无欲无求，这叫涅槃。

驯兽师会让要出场表演的动物保持半饥饿状态，这表明他懂得紧绷状态与行为可预期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和人相比，动物的基本生理需要被绷得更紧，因而它们的身体和行为特征具有更大的确定性，这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物种内的个体差异小于人类，而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小于富裕人群。……

2006年，在<人性：策略的遗骸？>一文中，我进一步阐明了人类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选择压力松弛之间的关系：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2007年，在<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一文中，我最终用一个扩展了的马尔萨斯模型，对上述思想进行了形式化：

首先，对于一个种群而言，其数量常常既被其捕食对象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限制，也被其捕食者的数量和捕食能力所限制，当然，它自身的捕食和防御能力也是决定性的。

其次，物种的生理构造，发育模式，婚配和生殖模式，甚至社会组织模式，也可能成为种群数量的限制因素。从进化史的时间跨度看，这些内在的限制必定被它们在其他方面带来的更多的增殖优势所补偿，否则物种将难逃灭绝的厄运。但是人类以千年计的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对于进化而言只是一瞬间，所以这些“短期”有效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简言之，种群数量，在长期，由其与食物（捕食对象或寄生宿主）和天敌（捕食者或寄生物）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共同决定。但是，捕食能力所决定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决定的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除非巧合，两者并不相等，因此，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受限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力量对比。当其中一个限制因素起作用时，另一个因素进入松弛状态，比如，当数量受限于天敌时，即使在边际上，食物也是充裕的，反之亦然。

在短期分析中，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一般化为如下形式：假设限制一个种群数量的所有可能因素为集合R，其中有n个元素，每个限制因素r对应一个极限数量q，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Q等于全部q的最小值，此时，q值等于Q的那些因素，叫做紧张因素，而其它则叫松弛因素。在进化史长期，集合R只有两个元素：捕食能力和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对马尔萨斯模型所做的修正和扩展，姑且成为扩展马尔萨斯模型。

我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

生存压力在某些方面的松弛对于行为和文化重大意义，我在另一篇文章（《人性：策略的遗骸》）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某方面的选择压力减弱时，原先设计用来对付这些压力的那些策略性行为模式，便可能脱离其原先所服务的生存和繁衍总目标，自我膨胀，游离为一些独立的行为模式，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偏好。

人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间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表现的纷繁多样，五彩斑斓。

一方面，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结构或阶层差异，那些处于上层结构的富人或权贵，在获取和保持其地位上面临巨大压力，但在生活资料上，则十分丰裕，这种松弛使行为和文化多样化成为可能；在扩展马尔萨斯模型（如果它是对的）下，如果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瓶颈，那么，在其余松弛部分，我们就有望看到类似的松弛所带来的多样性——一个多彩的瓶腹。

（按：我的所谓读书笔记，就是读某本书期间脑子里涌出的某些东西，记了下来，未必与那本书有任何关系，正如啃鸡腿时涌出的某个念头，未必与鸡腿有任何关系。） 奥菲克《第二天性》读书笔记之一 辉格 2008年3月18日 拥挤的早点摊，人头攒动，你来我往，交易可谓频繁，老板娘却很少漏收钱，我曾经对此十分佩服，现在想想，这种情况其实是普遍的，有时候因为有事情干扰吃完饭忘了给钱，但事后总能想起了，对于复杂的人情往来账，我们也总是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欠下一笔人情债会让我们十分“挂心”，这种歉疚是发自内心的。 显然有某种本能在背后起作用。这应该是某种格式塔机制，一次单方面的给付会建立一个紧张（格式塔压力），紧张将持续直到它被清偿，从而完成一个格式塔回路，在清偿之前，焦虑会我们时不时想起这件事，而清偿之时会得到一个神经奖励（比如多巴胺），这解释了为何我们在每次结清一笔债务后总会有一种轻松的快感。 很可能，皮层的某个区域，比如数百几千个神经元，已经被特化成了“应收应付账本”，每笔债务都会在那里点亮一盏红灯，直到清偿后熄灭。 如果真有这样的皮层账本，那将是人类所特有的，按照奥菲克（Haim Ofek）在《第二天性》中提出的理论，商业交易（不同于亲属间交易和特定共生交易）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正是这种交易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选择压力之间的相互正反馈加强，大大加速了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后半期的进化，并导致了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大爆炸。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某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语言创造了人，现在又有了新的说法——市场交易创造了人，呵呵。

（又按：bearxy39要求我写一下宗教，我以前写过几篇，虽然现在看法有所变化，但差别不大，这篇是从宗教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和文化现象这个角度写的，另外几篇是从个人理性和信仰的角度，稍后奉上） 观念的进化 辉格 2006年4月14日 【按】：自从读了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之后，他那个meme的概念就一直诱惑着我，常让我想入非非，甚而至于殚精竭虑，神思恍惚，终究一无所得，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是个虽有趣却极困难的问题。最近在读宗教史，重新想起这个问题，倒好象有了些许收获，虽然极为粗浅，却已让我感觉许多事情比以前看得明白了。 关于人在生物世界的独特性，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人，固然仍受到基本的生物需求和本能的约束，去为生存和繁衍而拼搏和忙碌，然而他们的很多行为，已经无法用生物学的法则来解释了。对于诸如禁欲，苦行，对神灵的崇拜和献祭，异彩纷呈的艺术追求，千奇百怪的宗教信仰，层出不穷的消费风尚和生活方式，这种种行为，大概很难指出其对于生存和繁衍价值何在。 有人指出，这是因为人有了自我意识，有了独立的价值观念，为自己的价值观而生活，不再完全受生物本能的驱动，不再仅仅是基因的生存机器了。也有人说，因为人类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生物的巨大的竞争优势，他们（特别是其中比较富裕的那部分）所受到的生存压力减弱了，因而他们的行为也变得纷繁多样而不可预见了[注1]。 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是对的，但它们都没有解释，人的行为何以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变化，而不是别一种同样可能的情景？毕竟，无论自我意识成长，还是生存压力缓解，都只是说明了变化的可能性，而没有指出变化的方向，就像泄了气而松弛的皮球，将不再保持圆球型，但我们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各种形状都是同样可能的。难道人类行为所呈现的难以用生物学法则解释的变化，都是偶然的，就像松弛的皮球，毫无规律可循？ 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最明显之处，莫过于他们的那个纷繁多样、异彩纷呈的观念世界了，正是这些复杂多变的观念，导致了人类的复杂多变而难以解释的种种行为。对于一个个拥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要揣度他何以会产生或接受一个观念，而漠视或排斥另一个观念，为何这么想，为何喜欢这个讨厌那个，这样的揣度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先不管一个观念为何会产生，而考虑什么样的观念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占据更多的头脑，如同生物学家考虑什么样的基因更有机会占据基因机器，从而顺伊甸园之河向下流淌，或许我们会有所发现。 1. 观念，何以取胜？ 和基因一样，观念也可以通过复制而传播，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保持着相当稳定性的同时也时而发生些变异。 不同的是，基因只能通过繁殖向子代传播，而观念可以横向传播，承载基因的个体一旦形成，其基因便不会改变，也不再接受新基因，而观念的承载者可以随时改变已有观念，或接受新观念。 承载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对于演化的进程，会有何种影响？或者，更直接地问：在观念的演化过程中，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先考察一下观念从产生到传播的各个环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一个新的基因产生于变异，即复制错误，而一个新观念，是否只能产生于旧观念传播过程中的复制错误呢？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新观念都解释成旧观念的变形，或许也能说得通，但我认为，这样的思路对于我们分析人的观念是不得要领的。我宁愿采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观念的产生，是个体在面临一种陌生的情景所造成的心理张力时，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按某些固有模式进行建构的结果。一旦建构成功，就产生了一个新观念，于是心理张力得到释放。 同样的，一个新观念要被其他人接受，也需要类似的心理基础——即它能够帮助接受者释放先前存在的心理张力。这种由相似的情景形成的相似的张力被同一个观念所释放的过程，常被叫做“共鸣”，这大概就是观念在大范围内传播的心理学基础。 新观念产生之后，要向其他个体传播，就必须由其原先所在的载体向其他个体表达。最初的载体当然是人，在没有发明文字和视觉艺术之前，中间的载体也是人。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人会将自己的观念向别人表达？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可能常常不会表达。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话，观念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回答是：如果一个观念不能驱使它所在的载体去向足够多的人表达它，那么它就不会流传下来，所以，现有的全部观念之所以存在（如果它已存在了较长的时间），一定是它本身具备了驱使所在载体去向他人表达它的特性，正如现有全部基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具备了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驱使所在个体去努力获得足够的繁殖机会所需要的特性。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观念的哪些特性会构成对其载体的表达驱动力？我想，对此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观念传播过程的一般规律——如果确实存在此类规律的话。 2. 正确，实用，或者有趣？ 什么特性让一个观念能驱使拥有这个观念的人去采取行动，以便使尽可能多的其他人接受同样的观念？是因为它更正确？还是因为它更有用[注2]？或者因为它更能满足人的普遍偏好？ 可以相信，正确的观念较之错误荒谬的观念，更有可能帮助观念接受者释放心理张力，而谬误常常不是释放而是增添这种张力。这一判断乃基于对我们心理系统“设计者”的信任——他不会故意将我们引向谬误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这个物种大概早就灭绝了。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格式塔建构应该比一个失败的建构有更大的机会符合现实状况或客观规律。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会给正确的观念留出更多的空间，并不是因为它的正确，而是因为它的有用，即它能提高个体生存和繁殖机会，这是进化法则的逻辑结果。 然而，我们的心理机制，尽管让我们有较大的机会接受有用的观念，却几乎没有理由倾向于让我们去向别人表达有用的观念。诚然，一个幼小的孩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会得到他的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许多有益的指导，但除了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生活常识，人们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实践、探索和思考才能获得的专业化的有用观念，出于自私的本能，常常更倾向于隐瞒而不向别人表达，或者将表达的对象仅限于自己的近亲后代。 一些有用的观念，因其价值而使拥有它的人具有了优势，然而这些人一旦获得了成功，那么这成功本身已经足以让他们淡忘或者改变了原先使他们获得成功的那些观念。一个成功的木匠也许会把他的成功经验传授给他的儿子，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凭借着勤奋、刻苦、勇于冒险的精神而终于成了巨富，可是他的儿子们从他那里继承的，却可能是鄙视知识、目空一切和挥霍无度。一个军人，凭借着狡诈、计谋和卧薪尝胆的坚忍，终于爬上了统治者的高位，可是当他拥有了这部强制机器之后，却宁愿向他的部下和人民宣扬忠诚、勇敢和服从，而不是那些让他获得成功的观念。 这样看来，一个观念，并不会因为它对持有它的人有用而得到较多的传播机会，而如果它被传播的过程本身或传播的结果对传播者有用，倒能提高被传播的机会，更进一步，如果这种益处恰恰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传播渠道的人——比如教师、艺术家、作家、宗教领袖、政治家等等——，那么它被传播的机会就更是大大提高了。 现在，我们已经区分了观念的三种特性，或者不妨叫作三种价值： 价值A：一个观念给持有它的人带来的好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对蛇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和厌恶，这让我们及时躲避危害。 价值B：一个观念的表达和传播过程给向传播者带来的好处。有许多以传播观念为生的职业，如教师、艺术家、说书人、传教士等等，可以预料的是，他们通常倾向于从事那些有人愿意为之支付对价的观念传播工作，价格的支付者可以是观念的接受者，也可以是那些希望此观念被传播的人，即观念的“推动者”。 价值C：一个观念传播的后果给促成这种传播的人带来的好处。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已经生动展示了这种价值，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观念世界在极大的程度上受这一机制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几种价值能否对曾经和正在人类社会中被广泛传播的那些纷繁多样复杂离奇的观念作出有效的解释？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因为只须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离奇”的观念——比如许多宗教所倡导的禁欲主义、独身主义、对苦行和静修的执着、对神灵和偶像的狂热崇拜、对服饰和语言时尚的追捧，对炫耀性奢侈品的痴迷，等等——，它们既不能给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带来好处，也没有奖赏传播它们的人，（除了后几个例子外）也不见得有谁能从这些观念的广泛流行中获得好处。 那么，是否存在其他一些特性，构成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得一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有机会被传播，因而通过人类头脑之河而向下流传？ 3. 专业化，乐观主义的根源？ 人类学调查表明，在极为原始的蒙昧时代，便已出现了观念传播工作的专业化分工。大量关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通过家庭成员之间和小社区之内的口耳相传而得以流传，然而更多的需要长篇幅连贯表述的、需要针对纪念物／图像／符号进行富有想象力的生动阐释的、需要配合着歌唱和舞蹈来表达的、需要接受长时间大范围的经验检验的那些观念和知识，自然地对传播者提出了更专业性的要求，要求他们具备良好的记忆力、生动而丰富的语言表达和表演能力、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背诵和练习、有足够的人格魅力来建立权威性。 巫师大概是人类社会第一个以继承和传播观念为生的职业，他们念诵咒语，施行巫术，主导祭祀、贡献和庆祝等等仪式性活动，在这种种活动中，暗示、表达和传承着有关部落历史和英雄的传说，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念，对于日夜交替、春去秋来、草木枯荣和生老病死的看法。 巫师职业一旦形成，无可避免的，人类的观念世界便受到那些以此为业的人出于自身利益而施加的影响。一个工匠总是愿意去制造和出售那些在他人眼里看起来有用的器具，同样，一个巫师自然会倾向于保存、制造和传播那些在别人看来会“有所值”并愿意为之支付对价的观念。 一个“被认为有所值”的观念就是一个“被认为管用”的观念，这通常是一个“积极的”观念，一个消极的观念可能实际上有用，但却通常不会“被认为有用”，这是人的心理机制的性质所决定的。假如我正从甲地去往乙地，途中遇上一片沼泽，我的心理机制总是驱动我去寻找一条穿越沼泽之路，因而“存在一条穿越沼泽之路”的观念会被我认为是有用的，尽管实际上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路，“无路可走”的观念永远不会被我的心理系统所激励，它只会用找出答案之后的成就感和愉悦感来奖赏寻找出路的努力。 心理机制的这一性质，使得我们的观念体系具有了本能的积极乐观倾向，然而，在观念发展的初期，这种倾向受到了现实和经验的有力抑制，因为那时候的多数观念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会在每个人的切身经验中经受检验，任何对生物价值的过度偏离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抑制。但是，观念传播工作的专业化改变了这一状况，巫师们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筛选、制造并兜售那些被认为“管用的”观念，乐观倾向被放大了，结果是给人类的观念世界造成了我称之为“能动性乐观主义”的特征，即，人们总是在诸如下列的问题上表现得过于乐观：世界是可认识的；现象是可解释的；未来是确定和可预见的；面临的各种问题是可解决的；解决方案是现成可得的；各种疾病是有现成药方的；各种苦难是可以得到救济的；不公和冤屈是可以避免和纠正的。 在所有文明中，在各个民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流传着的极其相似的能动性乐观主义观念：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妙手回春的神医，劫富济贫的独行侠，明察秋毫的青天大老爷，悲天悯人的弥赛亚和救世主，极乐永恒的天堂乐园。 4. 自组织，观念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自然界的演化进程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自组织的神奇力量，所谓自组织，就是某些结构，因其自身的特性，而影响周围的事物，使得后者形成相似或与前者相耦合的结构，于是这样的过程递归推进，直到遇上另一种力量的抑制或构造资源的枯竭。凡存在自组织的地方，它总是成为构成该领域面貌的决定性力量。生命现象给我们提供了自组织的一个登峰造极的范例。那么，在观念世界中，是否也存在某种自组织的机制，来决定那里的基本面貌呢？如果能找出这样的机制，那一定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对观念演化进程的考察。 假设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其本身的特征使得某一类人与其他人相比更容易产生或接受它，而这一类人的禀性又热衷于向其他人宣扬甚至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念，更有甚者，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天赋或权力使他们拥有比他人更多的可用于传播观念的渠道和资源，那么，这样一种观念的出现便有可能触发一个自组织过程。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观念呢？ 是的，宗教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注3]。在这里，不妨把宗教首先看作一种观念组合，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实现自组织过程的。 首先，所有宗教都有一套禁欲主义的戒律，这不是巧合，因为戒律是宗教自组织过程的起点。禁欲主义是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的，按理说不容易被传播，然而恰恰因为其违反人的本性，便起到了一种筛选器的作用——它把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特别之人筛选了出来。能够长期忍受禁欲主义苦行生活这一事实，至少表明了这些人具备如下特别之处：承受痛苦的忍耐力；不为物质诱惑所动的坚定性；对所奉行信念的执着。戒律对于宗教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成功的宗教都有戒律，而戒律的内容与核心教义常常毫无逻辑关系。 戒律的筛选结果，倘若与某种积极的信念相结合，进而与传播这些信念的热情相结合，那便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自组织力量，将推动这个观念组合迅速而广泛的向人群传播。所谓积极的信念，就是那些会促使信奉者有所行动的观念，对佛教，这个积极的信念就是所谓“普渡众生”——现世是苦难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要帮助世人修行以便渡往那个极乐世界。对基督教，相应的信念是：人是有罪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在此之前要加以拯救。犹太教之所以没有获得三大宗教那样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缺乏普世信念——它的上帝是以色列人所专有的，这个上帝只爱他的“选民”，犹太教因而失去了向外传播的动力。 有了戒律筛选出的热忱信徒，有了积极的核心教义，如果再加上排他性，自组织的效果就会更好了。三大宗教都是在与多神教、万物有灵论、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斗争中发扬光大的，而且它们在这些斗争中都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这也不是巧合，它们的征服对象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多元化和包容性：罗马的多神教曾经接纳了来自希腊、埃及、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的众多神灵，而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接纳更多神灵；中国的道教也是什么神仙都能接受，从关公张飞到孙悟空猪八戒。许多生物的广泛分布是以战胜和取代其他生物为前提的，观念世界也是如此，而包容性削弱了观念的战斗力，排他性则相反。相比而言，佛教的排他性较弱，这不是因为它的教义（实际上佛教教义的排他性很强），而是因为它反对暴力，因而削弱了排他的力量，所以它的传播速度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慢许多，所到之处头脑占有率也比较低。 构成一个观念组合的自组织力量的第四个因素是团队精神和等级观念。所谓团队精神是这样一种信念：拥有共同理想或目标的人们应该协调他们的行动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所谓等级观念是指：认为一个社团或群体的成员按某种标准或规则可以当然地排列出上下等级，下级应该服从上级。这两个观念的组合本身便构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结构，可以将大量的人卷进一个庞大的等级制组织结构中，这样的组织拥有巨大的观念传播力量，一旦与上述宗教三大要素（戒律筛选、积极教义和排他性）相结合，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人类观念世界的面貌，这正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扩张期内我们所看到的景象。 早期基督徒靠个人的苦行、虔诚和执着传播他们的信念，在耶稣死后的两三百年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只是当时形形色色的众多教派之一，直到教会通过几次全帝国范围的宗教会议强化了等级结构，并在清除阿里乌斯异端的过程中确立了绝对的排他性原则之后，基督教才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征服了罗马帝国的全部疆域。伊斯兰教则从其创立伊始便建立了以哈里发为核心的等级组织，并明确以武力征服作为传播观念的手段，因而，伊斯兰的扩张更是迅猛无比。相比之下，佛教徒缺乏坚强的组织，和爱尔兰的修道院一样，虽然佛教寺院内存在等级结构，寺院之间的佛教徒是没有组织的，即使有也十分松散，构不成一种强大的传播力量。 5. 时尚，另一种宗教？ 时尚的生成和流行过程，是宗教之外的又一个观念自组织的典范，从发生机制上看，它与宗教十分相似，所以，把时尚称做一种现代宗教，不算太离谱。 富与贫、贵与贱、博学与无知、高雅与粗鲁、悠闲与劳碌，人的这些差异，常常会影响他们在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差别在某些方面——比如服饰、住宅、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表现得特别明显，当这些差距逐渐拉开而变得易于辨认时，人们就会通过其中最明显的某几种差异来识别一个人的贫富等级、地位高低、教育程度，甚至生活经历和职业。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常常又会反过来刻意的明确这些差异，状况相近的人们会有意识的调整他们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不约而同的向那些最易于识别的款式和品质靠拢聚集，最终，整个社会围绕着几种典型消费品，自动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栅格状结构，这一分层化的自组织过程就叫时尚。 如果仅仅看到上面的分层结构，那就没有抓住时尚的精妙之处，时尚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保持的。当层次结构日益显现或者已然明朗时，那些面临着为选择某个将要厕身其中的阶层而作决定的人，常常会将目光投向他们的“上”方，选择一个包括了许多条件优于自己的人的阶层。这种向上靠的倾向使得每个阶层中那些财富地位等条件最优的人的生活方式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然而，一旦这些被模仿对象意识到与自己同处一个阶层的，多数是条件比自己差的人，这一发现会让他们感到恼火。 为了摆脱与乡巴佬为伍的屈辱感，这些被模仿者只好不断地花样翻新，以便与模仿者拉开距离，而后者一旦发现新花样已经成为时尚，总是精神抖擞地奋起直追，就在这你追我赶之中，时尚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潮涌中，追逐的双方都兴致盎然，乐此不疲，劲头丝毫不亚于热忱的宗教信徒。每一波时尚的浪潮，都将一组关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从最初的一小撮人那里，逐级向下，传播到几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 正如权力在宗教传播中——因为“价值C”的缘故——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商业力量在时尚流行中——也因为同样的缘故——起到了类似的也许是大得多的推动作用。消费品的经营者首先去努力发现、识别出（甚至制造出）那些最能代表身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产品加以明确化、符号化，然后向那些热衷于向上靠的时尚追逐者们推销这些符号；等这一波浪潮渐趋平静，他们又转过头来，告诉那些“领潮者”，这些旧东西已经显得太俗气了，不再配得上你的高贵身份，该换换花样了，于是另一波浪潮开始了。 6. 结语 对人类观念世界及其演变历史的探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努力，思想史家利用文字记录和作品整理出那些对人类观念（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思想的发展脉络，心理学家对观念机器的工作机制和观念之间的相容或相斥关系作出了细致的研究，人类学家则试图穿过各民族千姿百态的文化、习俗和传说的表象，揭示蕴含其中的人类观念的共同特征和早期渊源，进而探寻它们之所以如此的一般规律。 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研究迄今没有或很少与人的生物基础或基因基础发生联系，我想，如果把关于人类观念世界的理论建立在已被普遍接受的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而又能够接纳或替代思想史、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迄今已经获得的成果，那是非常诱人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本文作了一点小小的尝试，我用ABC三个价值作为观念传播的基本动力，用“能动性乐观主义”描述观念世界的背景特征，用自组织能力作为观念大范围传播的决定性特征，来解释观念的演化。我的三个价值都可以归结为生物价值，不同的是它们作用于观念传播的不同环节，并由传播过程的不同角色作为受益的主体，这样我的理论便与生物学法则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一解释框架，尽管还十分粗糙，但我却对它的前途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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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一观点具体表述，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注2：本文所使用的“有用”、“好处”和“价值”等词与其通常的意义或经济学上的“偏好”不同，乃是特指“生物学价值”，即个体生存和留下后代的机会。 注3：本文中“宗教”一词专指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类后期宗教，而不包括万物有灵论之类的原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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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周刊论坛的一些评论： jzg1973：

不过禁欲主义有另一种解释，你看是不是更有道理？ 禁欲当然与人的本性相违背，但因为人类是群居的，约束人性有时———应该说是常常——就是有益的。人类最初选择群婚，随心所欲地纵欲，但那会降低基因的质量，性病甚至会毁灭人本身，巴比仑就是这么被干掉的吧。这样，在人群之间发生竞争时，适当禁欲的就占了上风。最终，人类发明了藐视性的宗教，并且全世界的宗教在这一点上都非常一致，就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纵欲。

辉格：

群体选择理论的分析基础有严重问题，现在很少有人用。原因是，同一物种的群体之间遗传隔离的条件很难成立，所以我倾向于，群体选择理论试图解释的问题，不如用组织理论。 至于观念，它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与生物遗传大不相同，隔离性更差，群体竞争－淘汰理论恐怕更靠不住，我的文章就是试图提出一种可行的观念选择理论。

我曾经尝试对同性恋给出一个基于群体选择的解释，后来发现实在太困难，太缺乏事实基础，放弃了。再后来发现很多高手都摒弃群体选择，乃释然，呵呵。

zhangiii：

我觉得我的解释更有道理，当年可能有不禁欲的宗教团体，不过很快就被争风吃醋瓦解掉了。

辉格：

有一定道理，我的表述是这样的：禁欲的宗教团体的组织结构不会因为受血缘亲情和家族继承权的牵扯而瓦解。此其一， 其二，禁欲的戒律实际上是在对他们的宣传受众宣称：我们没有血缘继承人，不会成为你们的父系家族权力－财产控制体系的又一个竞争者。（我在《权力与乳房》一文中曾提出，父系家族是古代政治进程的主要动力和组织单元。）在十二世纪，英格兰教会屡次强化神职人员的独身戒律，主要动机是预防家族关系侵蚀教会的组织力。

abada：

如今人类个体通常在7岁能认识到死亡，并一度产生恐惧感 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产生对死亡的认识，催生宗教，和追求流芳千古的艺术观念

辉格：

“对死亡的恐惧”用“价值A”即可解释，几乎跟没有解释一样，呵呵

（按：三年前的文章，今天看起来显得幼稚、粗糙和散漫，但作为一段个人思考的记录，还是在朋友们面前袒露出来吧，这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我从一个经济学的学生终于转变为行为学的学生） 人性：策略的遗骸？ 作者：辉格 2005年12月16日 经济学家以个人的选择作为分析的起点，指出人的行为由个人的偏好、所需付出的代价（价格）和他偿付代价的能力（财富）三个因素共同决定，某个人的某种行为受其代价影响的变动趋势，表现为需求曲线，与某种行为（或物品）相关的那条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被称为偏好。 和其它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如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总是假定偏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并在此前提下，研究外部条件变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总和效果。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把个人作为选择的主体，并假定价格与财富不变时，个人的选择不会变，至于在给定的条件下个人为何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经济学家不感兴趣。 偏好不变假设是经济分析之锚，它使可验证的经济理论成为可能，失去了这个锚，经济学将变成套套逻辑，所以，面对一种经济现象时，凡逻辑上一致的经济学家，绝不会动用“偏好变动”来作出解释，因为他清楚，这是在拔锚，拔了锚的经济学就剩下一堆废话了。 但是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经济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局部市场和短期变动中表现出其强大分析能力的同时，在解释人类的习俗、组织和制度的长期演变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多个领域所向披靡之时，面对漫长而生动的人类历史，经济学家却只能望洋兴叹，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们长期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行为、组织和结构演化方面势如破竹般的进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是偏好不变假设把经济学局限在了短期领域内，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要解释习俗和制度演变这些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就必须放弃偏好不变假设，但要命的是经济学迄今为止以此假设为锚，如何能放弃？ 过去的一百年中，古典音乐的听众比例下降了，各种通俗音乐的热爱者急剧增加；二十年前，大量中国青年急切的脱去绿军装，换上喇叭裤；近几年，又有许多当初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扭秧歌、唱长征组歌、吃毛家菜。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经济学家除了说一句“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吗？ 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经济学家是不幸的，他们的理论锚泊在一个松软飘忽的基础之上。生物学家则幸运得多，自从道金斯提出自私基因理论之后，进化生物学便有了一个坚硬清晰的内核，有了自私基因这个可靠的锚，生物学家要做的就是构想选择机制和建立数学模型了，可以勇往直前地去解释整个生物进化史。人类学的工作虽没生物学家的那样清晰简洁，然而人类学家眼中的原始人与经济学家的理性人模型大为不同，原始人与其说是在按个人的意志行动，不如说是生活在迷信之中，人的全部行为由几项基本需求所驱动，被程序化的禁忌和巫术牢牢锁定在既定的模式之中。弗雷泽把原始人的需求归结为：风调雨顺、土地丰产、生育能力、人身和财产安全、战争胜利，然后用两条基本信念——顺势感应和传递感应——便解释了原始社会的大量巫术和禁忌。 大脑的发展使人具有了思维能力，基因们开发出这种能力是“为了”让人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随机应变，以提高生存和繁殖的机会，而人一旦具有了这一能力，便开始摆脱基因的控制，按自己的意图行事，这使人与其他动物有了根本区别，基因如果有灵，得知现代人已经狡猾到在享受性快感的同时用避孕套防止生育，一定会为当初的失策懊恼不已。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需求不再限于几种基本的生存和生殖需求，而变得丰富多样，难以捉摸；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人更多的按理性的判断作出选择，不再牢牢受制于禁忌和巫术，他们更多的说：“我喜欢这样”，“我对此不感兴趣”，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诸如此类，他每天面临各种选择，在选择中表现出他的个性和偏好。而动物没有偏好，没有价值观，在那里，基因是唯一的尺度，生物经济学中，不需要等优曲线，所有行为的价值，都可以折算成基因预期复制率而进行直接的基数度量。 可是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假定人有自由意志，是选择的主体，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至于这些需要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不关心，也不做任何事先的规定，而只是通过人的行为事后推测他的偏好，描绘出需求曲线和等优曲线，并认为在相同的条件下，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微观分析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一条，经济解释和预测将变得不可能。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当我们面临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比如制度演化问题——时，不放弃偏好不变假设，就难以作出良好的解释。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锚，使我们能对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作出科学解释？ 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乐观的，我的乐观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文明发展，理性进步，科学和技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精神状态，进步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每个人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而考察我们的社会赖以维系和运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诚实的判断仍然是，（在绝大程度上）人是按习惯而非理性生活，社会是由习俗和传统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构所维系，即使是我们引以为理性之傲的科学，当它离开那个封闭的科学群体，被用于指导日常生活时，也无异于一种新的迷信。 诚然，我们借助科学技术改善生活，然而，当我们省吃俭用去供养孩子上学，当我们不顾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每年中秋都回家与父母团聚，当我们向有困难的朋友伸出援手，我们果真是进行了一番利益得失的算计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如果人是按习惯生活的，那么习惯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那些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指导人作出选择，从而决定人的行为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牢靠的锚泊处，来研究人性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生物学。自私基因理论将生物个体描述为一架生存机器，基因们操纵它达到最大限度自我复制的目的，因此，所有生物性状都被解释为达到上述目的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然而生物，尤其是低等生物，不是一种实时的决策机器，其行为策略在性细胞结合时一次制订并固化在DNA中，此后个体的发育和行为完全按此行事，对同类刺激永远作出相同的反应，而不顾结果如何，如果愿意，可以把这叫做绝对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基因通过随机变异形成各种僵化的行为模式，接受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淘汰后获得适应性，这是生物进化的一般过程，所以，迷信和教条是生物的古老本性，一种性状一旦形成，在种群被淘汰或者有关基因被代替之前，始终不变的代代相传。 应激性、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发展，使情况有所变化，动物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对特定情境作出个别的实时判断的机会和能力，高等动物的许多行为模式（比如捕食技巧）由后天经训练习得，而非全部预先固化在基因里；语言的出现使更多的生存策略通过不是以DNA编码的形式，而通过代代之间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这样，文化便成了基因之外的另一条在时间之河中传递生存策略的途径。虽然技能的训练和习俗的传承不如DNA复制那般精确，然而在人类早期社会，行为模式的代际复制，其稳定性让我们能够以处理基因的类似方式来处理文化和习俗，以文化因素的传播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历史因而成为可能。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从人自身的角度看，价值观本身具有终极的意义，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解释，相反，它就是用来解释其他东西的——比如人的行为、人的选择。一个人喜欢古典音乐或者热爱摇滚乐，喜欢清淡的淮扬菜或者浓烈的川菜，这都不需要理由。另一方面，从观察者的角度看来，人性，是否完全飘忽不定，无章可循？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沿着上面的发展过程思考，就会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是的，人的价值观，多半是先前的某种生存策略，在自然选择的约束松弛后留下的遗骸。这一规律，对于人性中愈是稳定和普遍的元素，就愈是有效。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曾有无数的策略被采用，其中有些（或许是绝大部分）随着竞争条件的改变被抛弃了，而有一些则因为具备独立自足的激励机制，虽然其最初服务的目标已经改变或废弃，策略本身却被保留下来而成为人的价值集合的一个元素。假如我们把某一代人叫做Gi，他们拥有的价值集合叫做Vi，他们为了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叫做Si，那么，他们与若干代之后的另一代人（Gj）的价值集（Vj）之间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

Vj = V’i + S’i     （其中V’i，S’i分别是Vi和Si的子集）

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以采摘果实为生时，发展出了对鲜艳色彩的偏好，这一偏好一直保留到现在，红橙蓝绿带给我们温馨，而灰白色调总是让我们感到沉闷和忧郁；我们对甜食的偏好也是来自那个素食的年代，而对各种脂肪的芳香作出垂涎欲滴的反应，则是被设计来适应草原食肉生活，如今，尽管高糖和高脂肪食物已经危害到许多人的健康，他们对之仍痴心难改。 数百万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蜕变和叠加，我们如今的价值观集合就建立在这累累遗骨之上，每个个人拥有其中的一个子集，不同的子集之间存在着大量共同的元素，那些最普遍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被称作人性。它仍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策略被采用，昨日的武器变成今天的装饰，今朝功成名就的明星明天就被固化为偶像，生存的技巧凝固为生活方式，如同珊瑚虫留下的骸骨，千重万叠，接受漫长岁月的冲刷，终于堆叠起这个灿烂文明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