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0】 @何不笑 看到一篇论文，说稻作区的人比种小麦地区的人幸福感差，不开心。[挖鼻] 原因是，种稻子的地区，因为稻作是卡伦所说的“软件导向”农业，因而需要更多的协作和水利共享，所以稻农社会的社交依赖性更强，产生了广泛的攀比心理，攀比让人幸福感下降；而种小麦的地方这种需求就比较弱，更个人主义一些，社交需求和攀比心理也就更弱。 （doi.org/10.1037/pspa0000324 ） @whigzhou: 因果链太长，每个环节都要打折扣或缩小适用范围，最后剩下多少很难说，比如灌溉协作需要，在梯田区或冲积扇新成陆区可能很重要，在成熟平原稻作区就没那么重要， @whigzhou: 还有些灌溉/防洪需要，其协作地理跨度远远超出了宗族或地方社区的干预能力，因而对这些组织的发育不构成有效激励

【2021-03-23】 读了篇前牧场主写的文章，不错， 其中讲到北美肉牛养殖业的分工，大致四个环节： 1）breeding ranch，育种牧场，按需提供各种特性的种牛，他们维护着一套有关每头种牛遗传特性的数据库，供顾客挑选， 2）cow-calf ranch，这种牧场维持一群育龄母牛，每年夏天从育种牧场补充一些公牛，配种，次年春天生下牛犊后，养到秋天断奶，此时体重约500-600磅，卖给下家， 3）下家叫stocker ranch，他们的工作最简单，买来断奶后的小牛，养一段时间，体重增加200-300磅后，卖给下家， 4）下家叫 feedlot，好像可以译作催肥站，这个阶段是圈养的，喂饲料，最后送去屠宰， @铬天青S:3的意义是啥？ @whigzhou: 因为（3）需要的专业技能和资本最少，把这个环节分离出去，可以提高那些专业技能和资本的利用率  

【2021-03-17】 在读Ben Wilson的《黄金时代》，这本书其实很不错，可惜，和很多人一样，Wilson也人云亦云的重复着许多广为流行的俗套谬论， 比如棉花与奴隶制的关系问题，认为内战前米国南方棉花种植业的竞争力完全来自奴隶劳动的低成本，这个说法确实很流行，包括当时的很多米国人也这么相信，可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它基本上只流行于外行之中，经济史家早已抛弃这种念头，因为数据太明确了，内战废奴之后，米国棉花业只经历了十来年的短期震荡，70年代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一直保持增长势头，而且不仅是产量绝对值的增长，市场占有率也在增长，其市场主导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见Stanley L. Engerman《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8章）， 而且这一成就还是在印度埃及等廉价劳动力极为充裕的穷大国陆续加入竞争之后获得的，如果竞争优势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这怎么可能？ 实际上，很多分析显示了，若考虑到激励缺乏带来的低效率，奴隶劳动一点也不合算，米国棉花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很简单：土地成本几乎为零 当年米国南方精英竭力维持奴隶制的主要动机，其实不是出于经济收益上的考虑，而是想保持大庄园主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在新世界，土地太便宜了，劳动太贵了，所以在自由雇佣条件下，维持大庄园模式的成本太高，这一点站在受雇者的角度上很容易理解：你只要花很小的代价便可买到一大块土地，成为独立自主的自耕农，何必去给人的打工呢？要想说服你给人打工，而且还要在雇主面前表现的毕恭毕敬，像仆人对待老爷式的，那就必须开出非常高的工资， 换句话说，在新世界继续做贵族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根本负担不起，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些奴隶来充当原先由庄园农民扮演的角色，好让自己继续享受一点贵族老爷感 这个道理，我也是在几年前读了《阿尔比恩的种子》后才想明白的 @柏拉图之光芒:请教，为什么说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呢？如果是自由雇佣，没有庄园制，庄园主咋赚钱呢？ @whigzhou: 有钱人在新大陆有一万亿种挣钱方式，最明显的就是沿着开拓前哨购买土地，然后卖给后来者，甚至还可以像Sam Houston那样带一支队伍去征服一块土地，为啥非要做庄园主？ @whigzhou: 庄园模式在新大陆明显不合适，你非要坚持，虽然用奴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成本，让它勉强可行，但在众多选项中仍算不上合算的一种，只有把文化偏好考虑进来，才能理解其动机 @whigzhou: 所以欧洲人在印度就完全不需要推行奴隶制，花很少钱就能雇一大批仆人，让你过得跟旧贵族一样威风  

【2021-01-23】 历史学家为了从有限史料中榨出一点点信息真是绞尽脑汁，前现代英格兰保存最完整的史料是洗礼、婚姻和遗嘱记录，所以各路史家都拼命从中淘数据，Kussmaul 注意到，以谷物耕种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收获后的八月，而以畜牧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春季产仔高峰之后，基于这一特征，他发现，17世纪英格兰农业的地区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16世纪，非常聪明的方法（引文摘自：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p.103）  

【2021-01-13】 我在《食物与人类#5：文明试金石》 里解释了热带园艺作物和谷物的区别，以及这一区别的文化后果，下面这张图是很好的注脚，图中列出了新几内亚Tsembaga人各种园艺作物的收获进度，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作物的收获期都长达几十个星期，最长的90个星期（意味着绝大部分食物库存都以未收获形式存在于园地中），其中玉米最短，而玉米恰是其中唯一的谷物，是不久前才引进的（摘自 Roy A. Rappaport: Pigs for the Ancestors, p.48）    

【2020-02-12】 @whigzhou: 对酒的嗜好貌似在农耕社会经历了很高强度的负选择压力，好像所有狩猎采集群体和畜牧群体都比农耕者更爱酗酒，我还没见过例外，对于狩猎采集者，这一点或许还可归因于延迟满足能力较差，但这个解释很难适用于畜牧者。 @Fahahahhh:但是酿酒和农业发展是分不开的吧，没准是因为农耕社会酒更容易获得，太爱喝的都喝死了。 @whigzhou: 当然分得开，蜂蜜和水果这两种常见采集物都是酿酒好材料，另，你的后半句替我说明了什么叫『负选择压力』，说的很好  

【2019-07-05】 最近了解到一门很特别的生意，是这样，我一位本地朋友，拥有两个小农场，一个40英亩，也是他的居家所在，另一个18英亩，上面养着一小群大羊驼，我知道他的职业是木匠兼锁匠，所以就好奇的问他有没有养过别的牲口，他说牛羊猪都养过，但不多，我又问，是自己杀了吃还是卖掉，他说自己吃，但不是自己杀，需要吃的时候会请人来杀，这里有一种专业服务，叫mobile butchery，专门上门替农场主屠宰牲口，特别是那些自家没有屠宰设施的小农场（我猜其中可能也涉及到管制）。 有意思的是宰杀方式，屠夫会在开阔空间（而不是栏圈中）用步枪射杀正在漫游的牲口，一般枪法很好，务求一枪放倒，据说这样肉质会更好，因为没有恐慌和挣扎所造成的肌肉紧张，杀死后，屠夫会将尸体剥皮去内脏后挂在车里带走，然后在冷库里冻上，若干天后分部位切好包好送回来，另一个有趣之处是，游动屠夫不仅可以帮你宰杀你养的牲口，如果你农场上有野兽（比如鹿、袋鼠或野骆驼）的话，他也可以替你杀，只是收费会更高。 刚刚我搜了一番，发现这生意好像还挺兴隆的，这里是新南威尔士的一家（图中是他家的价目表）：  

食物与人类#7：农业的诅咒 辉格 2018年7月27日 上一篇我讲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游动性降低，这三个轮番相互强化的因素，推动人类食谱沿质量光谱向下移动，这一过程在冰期过后气温回暖之际骤然加速，而在整个农业时代，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而且随着土地开垦和作物单一化，渔猎和畜牧成分萎缩，食谱在下移之后进而向下收窄，对谷物的依赖日益强化。 只有在某些大瘟疫过后的恢复期中，食谱质量才有所反弹，然后到哥伦布大交换（伴随着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瘟疫）之后在新世界大幅反弹，最后，直到工业革命和人口转型之后，才在中等以上收入地区出现全面反弹。 食谱下移和向下收窄对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不乏有人将导致定居农业的新石器革命视为人类遭受的一次诅咒，从饮食与健康角度看，确实如此，对于那些缺乏畜牧和渔猎成分的纯谷物种植群体，这一点尤为真确。 从进化角度看，谷物是特别可疑的一类食物，因为我们的旧石器祖先从未将它们当作重要食物来源，这意味着，如果它们有什么害处，我们的生理系统作出适应性改变的机会极为有限，因为留给进化适应的时间只有几千最多一万年，而事实上，谷物成为主食对健康所带来的损害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清晰展示。 龋齿 龋齿是特别典型的农业病，狩猎采集者中很少见；高碳水饮食为细菌创造了良好的口腔环境，典型采猎者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贡献的能量只有1/3，高纬度地区更低，而在密集农耕者中则高达2/3到4/5，而且农耕者对淀粉类食物的加工与烹饪更充分，甚至精制成饴（即麦芽糖，一种双糖），因而更容易被口腔细菌所利用，而采猎者能吃到的唯一“精制糖”是蜂蜜，可是蜂蜜本身含有抗菌成分。 【这里我想顺便强调一下，我的读者中大概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蒙古或高加索人种，这两个人种在更新世末期都曾长期生活在接近冰川线或冻原的寒冷地带，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习惯，当我在『最近三四万年』这一时间情境下使用『我们祖先』这个短语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而对于他们，食谱中脂肪含量会比典型现代采猎者高得多，碳水则低得多。】 所以考古记录中向谷物的转变总是与龋齿高发联系在一起，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稻米，东南亚稻米种植的出现似乎与龋齿没有确切关系，原因未明。 贫血 贫血在农耕者中很普遍，有些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则是缺铁，谷物不仅本身含铁量低，而且富含植酸（phytic acid），植酸会妨碍肠道对矿物质的吸收，因而提高缺铁缺钙缺锌的风险，所以植酸被营养学家归为反营养素（antinutrients），它在谷物麸皮中含量尤高（有意思的是，全谷食物眼下正广受推崇）。 贫血会迫使身体增加造血骨髓的量，因而在一些骨骼中（特别是颅骨的眼窝上穹处）额外形成大量蜂窝状空腔来容纳红骨髓，于是便留下了化石证据。 目前，全球仍有15亿人处于程度不等的缺铁性贫血状态，其中多数为营养不良所致。 发育不良 和采猎者相比，农耕者骨密度较低，因而骨骼强度较弱，可能是因为缺钙；但更能全面反映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指标是身高，因为身高与整个发育期中诸多营养与卫生条件有关，只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时，遗传基础所给定的身高潜力才能达到。 现代采猎者的身高普遍不高，与传统农耕者不相上下，但需要记住的是，自从农业起源以来，绝大部分生态位都已被农牧者占据，采猎者面对农牧民的扩张排挤毫无抵御能力（因为他们的群体太小也太缺乏组织），所以现存采猎者占据的都是边缘生态位，处境逼仄，如我在第五篇里所介绍，卡拉哈里昆桑人的营养状况极差。 但旧石器时代的采猎者并非如此，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末次冰期中生活于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平均身高1.79米，其中末次盛冰期的格拉维特人超过1.80米，然而经历了光谱革命之后的欧洲人平均身高降至1.66米，农业时代再降至1.65米，这其中当然可能有气温变化的影响（寒冷地区的动物倾向于大体型），以及新石器革命后历次移民造成的遗传成分改变，但主要不是，有两个证据：首先，在近代营养状况反弹之后，多数欧洲国家身高都回升至了1.80米以上，其中荷兰最突出，从19世纪中期的1.65米升至1990年代的1.84米，其次，农业时代身高下降的趋势在东欧表现的更缓和，平均身高始终维持在1.70以上，而我们知道，东欧的农业密集化程度长期落后于西欧，气候与土壤条件也让他们保留了更多畜牧成分，这些证据表明，欧洲人基因组给定的潜在身高就是1.80米以上。 来自其他地区的考古记录也显示了同样趋势，中国和日本的稻米种植者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初几千年里平均身高下降了8厘米，中美洲的玉米种植者，男性身高下降5.5厘米，女性8厘米；两个事实清楚的揭示了传统农耕者的身高被营养条件所压制：任何农业穷国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平均身高都大幅提高，任何从农业穷国向富裕国家的移民从第二代开始身高都大幅提高。 关节损伤 化石证据显示的另一个健康问题是，农耕者的关节损伤率普遍比采猎者高，包括骨性关节炎，这既是因为营养不良，也是因为农耕者劳动负担更重，劳动时间更长，正如我在上一篇里所讲，食谱下移本身就是马尔萨斯型创新的后果，此类创新让人类能够以不断加大的劳动投入从给定资源中榨出更多一滴营养。 而且农业劳动（包括农业生活特有的那些家务）所涉及的身体姿态，肢体动作和负荷分布，都与狩猎采集活动大异其趣，而我们的身体是为后者而塑造的，所以，即便劳动强度相当，农活也更不益于健康，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与农活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体育或健身项目（我能想到的只有举重与拔河），却能在众多项目中发现狩猎和捕鱼的影子。 大脑 人类大脑的体积在过去两万多年里缩小了10%，对此有许多种猜测，尚无定论，有人认为DHA（一种在神经发育中起重要作用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缺乏在其中起了作用，脂肪曾占人类食物的1/3，密集农业却将它降到了10%甚至更低；DHA虽然可以在体内合成，但所需材料EPA也是一种脂肪酸，而且体内合成效率可能跟不上大脑发育高峰期的需求。 这是一种供方解释，可能需要与某种需方解释搭配才能成立，因为大脑体积并未像身高那样在近代营养改善后普遍反弹，所以看起来并非单纯被营养条件所压制，或许，出于某些原因（比如体型缩小，肌肉量减少，温顺化，分工细化，神经元密度提高或布线合理化……），我们不再那么需要这么大的大脑了，而同时营养匮乏（特别是DHA匮乏）使得供养这颗高能耗大脑的负担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于是基因组便作出了向下调整的反应。 麸质过敏 麦类谷物（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所特有的麸质蛋白（gluten）引发了众多健康问题（至少在对它敏感的人群中），包括乳糜泻，非腹泻性麸质过敏，平衡机能失调，和过敏性皮疹或溃疡，尽管没有留下化石证据，但这些症状与谷物和农业的关系如此直接以至无需考古证据即可确定。 由麸质蛋白引起的问题虽然表现多样，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机制：免疫系统对这种陌生蛋白作出了过度反应，这不难理解，从进化史的尺度看，麦类谷物对人类确实很陌生。 麸质问题究竟有多普遍，眼下还不得而知，虽然目前的流行病学统计中被识别为麸质过敏的人口比例不到10%，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麸质过敏症状多样因而诊断不容易，其次，麸质问题最近才开始被医学界关注，所以患者和医生还很少朝这个方向考虑问题，第三，从政治上看，你很难指望农业大国（比如美国）的政府会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而政府拨款在当今医学与营养研究的预算中占了绝大部分。 传染病 定居恶化了卫生状况，定居点积累的垃圾和囤积的食物养活了大量老鼠、蟑螂和苍蝇等人类伴生动物，也为诸多病菌提供了温床，还会污染附近的水源，定居者无法像游动采猎者那样可以通过不断搬迁营地而摆脱它们，同时，人畜共生的环境也大幅增加了有害微生物的种类，比如导致肺结核、流感、天花和麻疹的那些。 更重要的是，定居农业将人口密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并且通过商人，流动性工匠，流浪艺人和乞丐，军队，行政官吏，在庞大人群中形成经常性人口流动，而集市与城镇又为这张流动网络提供了中心集散节点，这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创造了极佳条件，特别是那些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在稀疏分布的小群体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病原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宿主群体消灭殆尽，于是自己也失去了存身之所。 诚然，大规模定居群体因为长期接触各种病原体，其免疫系统积累的武器储备更为丰富，因而更可能在各种瘟疫中幸存下来，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免疫系统与病原体的长期搏斗不仅消耗能量，也会抑制其他生理机能的工作，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当遭遇饥荒而营养状况恶化时，这个持续高负荷工作的系统可能全线崩溃，所以瘟疫往往紧随饥荒而来。 蛋白匮乏 食谱向下收窄，对主粮的依赖日益加重，也带来了严重的营养均衡问题，这一点在中低纬度的水稻和玉米种植区尤为严重，因为水稻生长期短，一年可种多季，因而供养人口密度高，在有了水田、灌溉和梯田技术之后，几乎排挤了所有其他粮食作物，中低纬度季风带的充沛降雨使得留给牲畜的土地极少，而玉米不仅高产，而且对土壤要求低，因而也很容易挤掉其他作物。 精制米的维生素B1含量极低，导致东南亚稻米区普遍流行脚气病，玉米的维生素B3和色氨酸含量太低，因而以玉米为主食者的美洲人多患糙皮病，然而，更普遍更严重的营养失衡是蛋白质匮乏，谷物的蛋白含量普遍较低，尽管以豆类为辅食可有所弥补，但与采猎者和畜牧者食谱中高比例的肉鱼奶相比，蛋白量仍差得远。 而且植物蛋白有很多问题，要么氨基酸不全，要么氨基酸组成比例不佳，要么吸收效果不好，要么有其他附带缺陷（比如过敏），营养学家用蛋白质质量（PDCAAS或DIAAS）和生物价值（biological value, BV）两个指标来衡量各种蛋白源的营养价值，前者度量蛋白源的氨基酸齐全性和搭配比例，后者度量吸收并用于机体结构（而非用作能量来源）的比率，两项测量中，得分最高的都是禽蛋，其次是奶制品，然后是肉类，植源蛋白得分普遍偏低，谷物尤其低，豆类稍高。 总体上看，植物蛋白的质量得分大概只有动物蛋白的一半，唯一质量得分与动物蛋白相当的植物是大豆（DIAAS=0.9，与牛肉接近，鸡蛋为满分1.0），但大豆的BV得分就只有74，还是植物蛋白里最高的，而鸡蛋、牛奶和牛肉的BV分别为100、91和80，其他豆类就差很多，谷物更差。 植物蛋白源中质量最高的大豆，古代只分布于东亚，直到近代才传播到其他大洲，而且它和其他种子类食物一样，富含植酸，也和其他豆类一样，嘌呤过高，容易导致痛风，而且其蛋白质也会让许多人过敏。 密集农耕造就的蛋白匮乏，迫使人们挖空心思的搜罗开发一切蛋白来源，鱼虾，青蛙，泥鳅，螺蛳，田鼠，黄鼠狼，麻雀，知了，蚱蜢，毛虫，蛾子……，当农耕者将土地开发殆尽，生态被全面改造之后，能找到的就只有这些小动物了，辛苦搜罗一年得到的蛋白量，还不如一头猪。 这些努力的最极端表现是吃人，食人俗的地理分布明显和蛋白匮乏有关，将食人俗推向极致的是美洲人，在中美洲玉米高产区，人肉成了系统性和经常性的肉食来源，玛雅和阿兹特克城邦常常在祭奠仪式上杀死成千上万的俘虏，用作人牲献祭，随后尸体被分给贵族和武士拿回家吃掉，俘虏被推上祭坛之前的等待期中会得到充足食物，以便催肥。 在阿兹特克，获取俘虏甚至成了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因而战术策略也向尽可能多抓俘虏倾斜，抓获俘虏的数量（而不是杀敌数量）成为考核战功的主要指标，这一倾向最清楚的体现在阿兹特克晚期的所谓荣冠战争（xochiyaoyotl）中，这是一种仪式性战争，和扩张领地，争夺霸权，压服对手等常见战争理由无关，双方约定日期和地点，派出相同数量战士，只能使用短兵器做近身搏斗，唯一的动机就是获取战俘。 蛋白匮乏在美洲如此严重，是因为他们缺乏肉畜，也没大豆，美洲人驯化的唯一大动物是羊驼，数量很少，主要用于取毛和驮运，中美洲农民驯养用来吃肉的动物只有豚鼠，每只豚鼠仅能提供小几百克肉食，但他们也珍之如宝。 文明之暗面 可能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时会提出疑问：既然定居、农业和谷物带来了这么多问题，如此恶化了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为何你在第五篇里还表现的那么欣快，将食物存储、食谱下拓、定居、农业，特别是谷物的开发，视为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甚至将谷物称为文明试金石，难道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要我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农业确实恶化了人类营养与健康，但我不会像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那样宣称“从事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我相信这只是他为强调上述事实而采用的一种修辞术，而并未从字面上当真，如若不然，他就大错特错了。 向农业的转变是一系列分散个体抉择在漫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后果，事后拉远镜头看，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但没有任何个体预见、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革命，因而根本谈不上谁犯了什么错误（此类评判只有当你把自己想象成引领全人类航向的伟大舵手时才有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个体抉择，完全可能都是理性的，并给当事个体带来了切实好处。 比如开发谷物，最初可能只是作为季节性补充，帮人熬过猎物低产期，当初这么做的人当然得到了好处，可是当这一做法流行开之后，其长期效果是拓宽了生态条件所施加的人口瓶颈，于是人口增加，摊掉了最初的好处，而同时食谱却下移了，但这是好多代人之后的情况，和最初开发谷物的人没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他们比没有这么做的人留下了更多后代，这算个错误吗？） 有人会接着问：就算没有人犯错，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呢？不如将问题表述的更明确：此时此刻的我，是否希望转向定居农业这件事情压根没发生过？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无须一秒钟迟疑，因为若没有定居文明，所有我珍爱与痴迷的一切，艺术，文学，电影，历史，哲学，桥牌，图书馆，显微镜，汽车，飞机，计算机，MP3，互联网，维基百科，科学，法律……全都不会存在，连影子都没有。 只有像《人类简史》作者那样的轻浮蠢蛋，才会宣称狩猎采集者也可以拥有同样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也“可能经历过战争与革命，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运动，拥有过深奥的哲学理论，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以及他所统治的半个卢森堡大小的帝国；有着他们自己的天才贝多芬，只是没有交响乐团，唯以竹笛声催人落泪……” 醒醒吧，多数采猎者只有三个数词：one, two, many，能数到5以上已经算了不起，他们的语言缺乏最基本的抽象概念，历史记忆只有两三代，曾祖辈以上的事情便已汇入毫无纵深与细节的神话，仿佛世界一两百年前才被创造，一两百公里之外便只是未知洪荒，道德体系也极为简陋，缺乏自轴心时代以来所涌现的全部道德情感和价值元素，你能指望什么哲学思考？ 你果真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世界里吗？那里没有小说戏剧中的动人情节，没有历史长河中的波澜沧桑，战争中的运筹谋略，政治中的合纵连横勾心斗角，竞技场上的欢呼雀跃，曲折迂回的幽默感，面对难题时的苦思冥想，价值默契带来的深切慰籍，胜利与成就的荣耀，以及宗教虔诚，专业执着，侠风义骨，自由精神……所有让你觉得除生存繁衍之外生活还有更多意义的东西，全都没有。 文明确有其暗面，但那遮掩不了其灿烂精彩。   参考资料 Peter S. Ungar et al. - Human Diet (2002) Gregory Clark - A Farewell To Alms (2007) Sarunas Milisauskas - European Prehistory: A Survey (2011) Daniel E. Lieberman - 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 (2013) Debra L. Martin et al. - Bodies and Lives in Ancient America (2015) Stephen C. Stearns et al. - Evolu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 (2008) Mark N. Cohen et al. - Ancient Health (2007)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ume 2 - A World with Agriculture, 12,000 BCE–500 CE (2015) Caleb Everett: Numbers and the Making of Us (2017) 威廉·麦克尼尔 - 《瘟疫与人》 (2010) 布鲁斯·崔格尔 - 《理解早期文明》 (2014) Wikipadia: Neolithic Revolution Wikipadia: Antinutrient Wikipadia: Phytic acid Wikipadia: Gluten-related disorders Wikipadia: Protein quality Wikipadia: Biological value Wikipadia: Xochiyaoyotl Stature of early Europeans http://www.hormones.gr/127/article/article.html ​​If Modern Humans Are So Smart, Why Are Our Brains Shrinking?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0/sep/25-modern-humans-smart-why-brain-shrinking

【2018-03-10】 @whigzhou: A）食物获取技术进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获取量->降低游动性，B）交通技术进步->扩大当天往返距离；A+B->提升每天返回单一营地的可行性->达到某个临界点：定居->提升对土地作长期投资的激励->提升延迟满足禀赋->加深对环境的改造->作物驯化->固定资产形成->goto A和B->进入正反馈循环……定居农业起源的大致脉络，所有元素他们都注意到了，但好像还没人把这条脉络撸顺。 @whigzhou: 第四条里的土地代指所有非人力资源，包括动植物种群、设施和工具。 @学经济家：有意思。最初的B交通技术进步是驯化马？A也可能是另一种起因：在某地区碰到一种新猎物，繁殖快而且狡猾（不像猛犸迅速灭种），重要来源但又不很够吃（草原大群食草动物时没巨大压力去发现农业）…猜测猪或者鱼，加上碎片橡树林之类，可能是关键一步。 @whigzhou: 不是马，是筏子、独木舟和各种橇，还有狗，但A和B都不是必需条件，只须两者组合效果足够即可启动该过程 @whigzhou: 滑雪板也比马早多了  

The Lower Productivity Of Organic Farming: A New Analysis And Its Big Implications 有机农业生产率更低：一项新的分析及其重大含义 作者：Steven Savage @ 2015-10-9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babyface_claire 来源：Forbes，http://www.forbes.com/sites/stevensavage/2015/10/09/the-organic-farming-yield-gap/ The productivity of organic farming is typically lower than that of comparable “conventional” farms. This difference is sometimes debated, but a recent USDA survey of organic agriculture demonstrates that commercial organic in the U.S. has a significant yield gap. 有机农业的生产率通常低于可比的“传统”农业。其中差异时有争论，不过美国农业部最近关于有机农业的一项调查证实，美国的商业有机作物存在一个巨大的产量差距。 I compared 2014 survey data from organic growers with overall agricultural yield statistics for that year on a crop by crop, state by state basis. The picture that emerges is clear – organic yields are mostly lower. To have raised all U.S. crops as organic in 2014 would have required farming of one hundred nine million more acres of land. That is an area equivalent to all the parkland and wildland areas in the lower 48 states or 1.8 times as much as all the urban land in the nation. 我将采自有机作物种植者的2014年调查数据与农业总产量统计数据分作物、分州别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画面非常清晰——有机作物的产量一般都更低。如果2014年全美农作物都是有机种植，那么需要耕种的土地将比实际多出1.09亿英亩。这一面积相当于本土48州所有绿地和荒地的总和，或全国所有城市用地之和的1.8倍。 As of 2014 the reported acreage of organic cropland only represented 0.44% of the total, but if organic were to expand significantly, its lower land-use-efficiency would become problematic. This is one of several reasons to question the assertion that organic farming i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到2014年，公开的有机农用地面积只占全部农地的0.44%，但如果有机种植大幅扩张，它那较低的用地效率将很棘手。有人断言有机农业对环境更有利，这里提到的只是质疑理由之一。 The USDA conducted a detailed survey of organics in 2008 and then again in 2014.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about the number of farms, the acres of crops harvested, the production from those acres, and the value of what is sold. The USDA also collects similar data every year for agriculture in general and makes it very accessible via Quick Stats. 美国农业部2008年对有机作物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2014年又做了一次。采集的信息包括农场数量、作物收获面积、产量和卖出总价。美国农业部每年还针对全部农业采集类似数据，并在Quick Stats上公开发布。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y don’t publish any comparisons of these two data sets as they would be able to make comparisons on a county basis. By working with both USDA data resources I was able to find 370 good comparisons of organic and total data for the same crop in the same state and where the organic represented at least 20 acres. That comparison set covers 80% of US crop acreage. 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对这两组数据能够做到分县对比，他们却从不发布任何比较结果。通过使用这两份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我得以找出370组有机数据和总数据之间的高质量比较，每组比较的均是有机作物种植面积20英亩以上的同一个州的同一种作物。这一比较涉及了美国农作物种植面积的80%。

【2014年有机与传统农业统计数据比较概要】

For 292 of those comparisons, the organic yields were lower (84% on an area basis). There were 55 comparisons where organic yield was higher, but 89% of the higher yielding organic examples involved hay and silage crops rather than food crops. The organic yield gap is predominant for row crops, fruit crops and vegetables as can be seen in the graphs below. 在其中292个比较结果中，有机作物产量都要更低（以面积而言占到84%）。有机作物产量更高的，有55组比较结果。但这些产量更高的案例中有89%种的是干草和青贮饲料作物，而非食用作物。以下图表显示：有机作物产量差距在中耕作物、水果作物和蔬菜中非常突出。 The reasons for the gap vary with crop and geography. In some cases the issue is the ability to meet periods of peak nutrient demand using only organic sources. The issue can be competition from weeds because herbicides are generally lacking for organic. In some cases its reflects higher yield loss to diseases and insects. Although organic farmers definitely use pesticides, the restriction to natural options can leave crops vulnerable to damage. 出现差距的原因随作物和地理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形中，问题出在只用有机资源来满足营养需求高峰的能力上。问题也可能出在杂草竞争，因为有机作物中一般不用除草剂。在某些情形中，它反映的是因病害和虫害导致的减产。尽管种植有机作物的农场主绝对也会用杀虫剂，但是对天然产品的限制要求仍会让作物更易受到伤害。 I’ve posted a much more detailed summary of this information on SCRIBD with the data at the state level. 有关上述信息，我已在SCRIBD上贴了一份更加详细的摘要，用的是州级层面的数据。

【大量主要中耕作物采用有机种植时产量大幅降低】

【有机水果和坚果的产量绝大多数都大幅低于传统种植】

【蔬菜作物中的产量差距存在巨大差异】

There is some potential for artifacts within this data set. If the proportion of irrigated and non-irrigated land differs between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that would skew the data. With lettuce and spinach it is likely that the organic is proportionally more in the “baby” category making yields appear dramatically lower. 这组数据中可能存在一些人为现象。如果在有机种植和传统种植中，灌溉地和非灌溉地的比例不同，那么数据就有所扭曲。生菜和菠菜的有机种植可能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婴儿”类，故而产出差距看起来十分大。 But overall this window on farming is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ommercial organic production. Since the supply of prime farmland is finite, and water is in short supply in places like California, resource-use-efficiency is an issue even at the current scale of organic (1.5 million cropland acres, 3.6 million including pasture and rangeland). 但总体来说，这一农业信息窗口很有用，能让我们了解商业有机作物生产的现状。由于优质农田的供给是有限的，而在加州等地，水也存在供给短缺，因此，即便是以有机作物当前的种植面积（150万英亩耕地，包括草地和牧场则为360万亩）来说，资源利用效率也是个大问题。 You are welcome to comment here and/or to email me at [email protected]. I’d be happy to share a data file with interested parties and to get feedback about where particular yield comparisons might be misleading. A more detailed present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scribd.com/doc/283996769/The-Yield-Gap-For-Organic-Farming 欢迎提出评论或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我愿意和感兴趣者分享数据文件，如果哪个具体的产量比较可能具有误导性，我也希望得到反馈。更详细的介绍请见：https://www.scribd.com/doc/283996769/The-Yield-Gap-For-Organic-Farming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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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0 million pork kickback? 一份6千万美金的猪肉回扣？ 作者：Danny Vinik @ 2015-8 译者：陆嘉宾（@晚上不买白天买不到）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Politico，http://www.politico.com/agenda/story/2015/08/a-60-million-pork-kickback-000210 Unhappy small farmers detect a racket in a pork branding deal—and the USDA signed off on it. 不幸的小农户们从一桩猪肉品牌服务交易中发现了诈骗行为，并且美国农业部还在这上面签了字。 Pork hasn't been "the other white meat" for years—after a 24-year run as the centerpiece of billboards and the butt of jokes, the slogan was retired in 2011 and replaced with "Pork: Be Inspired," a logo you might have seen on the apron of Ted Cruz as he grilled pork chops at the Iowa State fair last week. 猪肉已经很多年没有被称作“另一种白肉”【校注：1986年，鉴于当时消费者普遍接受了红肉不利健康的观念，全国猪肉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旨在让消费者相信“猪肉是另一种白肉”的宣传活动】了——在当了24年的广告牌要点以及笑柄之后，这条广告语在2011年退休，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条新标语：“猪肉，振奋人心”。你可能看过，Ted Cruz【校注：2016年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之一】上周在爱荷华州博览会上烤猪排时穿的围裙上就有这条标语。 But the National Pork Board, a government-sponsored entity funded by a tax on hog farmers, still writes a check for $3 million every year to license the unused slogan—a bewildering payout that only makes sense, critics say, when you realize the money goes straight to an industrial pork lobby that has long been closely tied to the board. Farmers who pay for the board are crying foul, saying the deal amounts to a scheme to let the board skirt anti-lobbying laws and promote an agenda directly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但是，“全国猪肉委员会”，这个资金来源于生猪养殖户所缴税收的政府资助实体，为了让这条已不再使用的广告语获得许可，每年仍会开出300万美元的支票。批评者说，这笔支出乍看的确令人困惑，不过当你意识到这些钱其实直接交给了一个和该委员会联系甚密的猪肉工业游说团体时，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给委员会付款的农户骂声一片，他们说这笔交易相当于一个阴谋，想要让委员会绕过反游说法，发起一项直接损害他们利益的议程。 “It’s a shell game,” said Hugh Espe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owa Citizens for Community Improvement, who has been fighting for years to roll back the mandatory payments to the Pork Board. “这是个骗局，”Hugh Espey说道，他是“爱荷华州社区改善公民组织”的执行主任，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减少缴纳给猪肉委员会的强制性付款。 Saying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hould have recognized the deal as corrupt and blocked it, Espey and a group of small hog farmers, along with 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u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undo the deal and recoup the millions of dollars already paid for the defunct “other white meat” slogan. Earlier this month a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C. Circuit allowed the suit to proceed. 由于认为美国农业部应该认定这笔交易为腐败行为并加以阻止，Espey和一群小型生猪养殖户连同“美国人道协会”一起状告联邦政府，要求撤销这笔交易，并且追回已经花在废弃广告语“另一种白肉”上的数百万美元。本月早些时候，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受理了这一上诉。 The deal sends $60 million over 20 years from the nonpartisan Pork Board to the slogan’s legal owner, the National Pork Producers Council (NPPC), a lobby with which it once shared an office. Small farmers have long been unhappy ab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see the rich payments for a defunct slogan as an egregious example of the government taking their money and then letting it be siphoned off to an industry group. 20多年间，上述交易将6000万美元从无党派的“全国猪肉委员会”转移到广告语法定所有人“全国猪肉生产者理事会”（NPPC）这一游说团体手上，而双方曾经共用同一个办公室。小型农户早已对这两个组织的过从甚密心存不满，并且他们认为政府收了他们的钱之后任由其被转移到产业集团手中，而用在这条废弃广告语上的巨额花费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例子。 Many critics also see the deal as symptomatic of a far broader problem with the "checkoff" programs that have become common across the agricultural world,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farmers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to promotional boards. Checkoffs exist for dairy farmers, mushroom producers, and even popcorn processors. Critics say they violate economic freedom and distort the market; big corporate farmers, they allege, easily find ways to influence the boards and siphon the money off to push their own causes. 许多批评家还认为，这笔交易也反映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也就是农业界已经司空见惯的“缴款”方案。通过这一程序，政府要求农户们定期为广告牌支付费用。缴款方案涉及奶农，食用菌生产者，甚至还有爆米花生产者。批评者称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自由并扭曲了市场；他们还指控，大型农业公司很容易就能找到方法来影响各委员会，并抽取资金以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 “In one sense, it’s a classic case of the larger producers are the more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s within these organizations,” said Dan Glickman, the Agriculture Secretary at the end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who largely supports checkoff programs.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反映大型生产商在这些组织内享有更强大政治力量的典型案例，”Dan Glickman说道，他是克林顿政府后期的农业部长，基本上支持缴款制度。 For the unhappy hog farmers, the current problem started with the 1985 Pork Law, when Congress set up the National Pork Board and required all farmers to contribute. Today, hog farmers must hand over 40 cents out of every $100 in revenue from pork sales. The board uses the money, totaling nearly $100 million a year,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pork industry, but is not allowed to lobby. 对于那些不爽的生猪养殖户来说，目前的问题开始于1985年《猪肉法案》，当时国会设立了全国猪肉委员会，并要求所有农民作出缴纳。今天，生猪养殖户必须从每100美元的猪肉销售收入中交出40美分。委员会用这笔每年总额将近1亿美元的款项开展调查研究，促进猪肉产业发展，但不允许进行游说。 The main pork lobby is the National Pork Producers Council, which donated nearly a half million dollars to candidates in the 2014 midterms – mainly, its critics say, to press the interests of big corporate hog farms. Legally, it isn’t supposed to use Pork Board money for its lobbying activities. 主要的猪肉游说团体是全国猪肉生产者理事会，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曾捐赠将近50万美元－－根据批评者的说法，这主要是为了推进大型生猪养殖公司的利益。从法律上讲，它不应该将猪肉委员会的资金用于其游说活动。 But critics say the two groups have never been as separate as the law calls for, and now are essentially colluding through a deal that lets the Pork Board funnel money to the NPCC by assigning an absurdly inflated value to the “other white meat” slogan; the money then goes to promote the NPPC’s lobbying agenda. 但是批评者说这两个组织从未像法律规定那样保持分离，而且现在通过这笔为广告语“另一种白肉”设置荒谬天价的交易，猪肉委员会得以向NPPC输送资金，这也使得它们实质上是在串通。NPPC在获取了这笔资金之后便将之用于推动其游说议程。 The Pork Board referred comments about the case to the USDA. A spokesperson for the department said in an email that “the assessments and expenditures by the National Pork Board were proper,” but declined to discuss the case further. 猪肉委员会将关于这桩案件的意见提交给了美国农业部。该部一位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由全国猪肉委员会做出的评估和支出是妥当的，”但是他拒绝进一步讨论案情。 The NPPC and NPB have always been very close, so close that a 1999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o put more space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to limit the pork lobby’s influence at the board. NPPC和NPB一直走的很近，以至于1999年的一份监察长报告称，政府需要在这两个实体之间设置更多的隔离，以限制猪肉游说团体对该委员会的影响。 “It's a little bit like these super PACs with campaigns. Same people doing the same thing,” Glickman said about problems with the pork checkoff in the late 1990s. “That wasn't what Congress intended.” “这有一点像竞选中的那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Glickman谈起1990年代末期的猪肉缴款问题是这么说的。“那并不是美国国会原来设想的。” Espey and Iowa Citizens for Community Improvement have long fought the pork checkoff program, and once came close to eliminating it altogether. In 2000, opponents gathered enough signatures among hog farmers to force a referendum on the checkoff. More than 30,000 hog farmers voted; by 5 percentage points, they chose to kill the program. Espey和爱荷华州社区改善公民组织已经与猪肉缴款方案持续作战很久了，并且曾经一度接近将其彻底消灭。2000年，反对者们从生猪养殖户中收集到了足够的签名，推动发起了一场针对缴款的公投。超过30000名养猪农户参加了投票；以领先5%的优势，他们选择终止这个方案。 Glickman began dismantling it, but the NPPC challenged the referendum in court, and whe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that January, incoming USDA secretary Ann Veneman reversed Glickman’s decision. Instead, she crafted a “separation agreement” that overturned the referendum result but required the NPPC and NPB to adjust their operations so they were independent. Glickman开始着手撤销这个方案，但是NPPC在法庭上质疑了这次公投，而且在那年一月布什政府上台之后，新任农业部长Ann Veneman就推翻了Glickman的决定。相反，她起草了一份“分离协议”，推翻了之前的公投结果，但要求NPPC和NPB必须调整他们的运营方式以保持相互独立。 “It was window dressing. It was bullshit,” Espey said. “Essentially, she was throwing out our vote.” “这根本就是敷衍了事，胡说八道，”Espey说道。“实际上，她完全抛弃了我们的投票。” After the agreement, the NPB and NPPC made some changes. The NPPC could no longer be the NPB’s general contractor, meaning the Board had “to conduct its own programming and coordinate its ow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NPB’s own video history. The two groups no longer shared an office and a number of staffers switched from the pork lobby to the board. To the NPB and NPPC, Espey and Co. were simply scapegoating the organizations for their own failures. 在达成协议之后，NPB和NPPC做出了一些改变。根据NPB自己的历史记录片，NPPC不再是NPB的总承包商，这意味着委员会必须“自行进行规划，自行协调其活动”。两个组织不再共用办公室，一部分员工也从猪肉游说团体转到了委员会工作。对于NPB和NPPC来说，Espey及其公司仅仅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失败寻找替罪羊。 The NPPC, which declined comment for this piece, has always owned the “other white meat” slogan, and as part of the separation agreement, it licensed the slogan to the board for around $1 a year. In 2004, the NPB agreed to increase the annual licensing fee to $818,000 a year. Despite the success of “the other white meat” trademark, an agricultural economist recommended that the board not pay more than $375,000 a year to license the slogan, according to the complaint. 拒绝为本文提供评论的NPPC一直拥有“另一种白肉”这条广告语，根据“分离协议”，它将这条广告语以每年一美元的价格授权给了委员会。到了2004年，NPB同意将每年的授权费用提高到818000美元。控告显示，尽管“另一种白肉”这个标志十分成功，某农业经济学家仍然建议，委员会每年最多只能为这条广告语的授权支付375000美元。 In 2006, the NPB signed a deal to buy the slogan for $3 million a year for 20 years—a four-fold jump in price, even though almost no other group would conceivably have any interest in the slogan. 2006年，NPB签署了一项协议，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有可能对这条广告语有任何兴趣的情况下，以每年300万美元——四倍跳价——购买了这条广告语的20年使用授权。 “Are the artichoke producers competing for the slogan "Pork: The Other White Meat"? No, I don't think so.” says Parke Wild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ood science and policy at Tufts University who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about the $60 million deal and considers it corrupt. “是洋蓟生产商在争夺‘猪肉：另一种白肉’这条广告语吗？不，我不这么认为。”Parke Wilde说道。他是塔夫茨大学的食品科学与政策副教授。关于这一6千万美金的交易，他写了大量文章，并且认为这就是腐败。 According to the plaintiffs, the $60 million valuation came from calculating the cost of creating a new tagline, not on the slogan’s market value. But several specialists contacted for this story suggested that with no other reasonable potential buyers, it’s a mistake to pay the full value. 据原告，这6千万美元的估值，是根据创建一个新的品牌口号的成本来计算的，而不是根据这条广告语的市场价值。但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联系到的一些专家看来，在没有其他合理的潜在买家的情况下，支付全价是一个错误。 “If you’re the single buyer out there, you’d expect a deep discount and that deep discount would be at least 25 percent, perhaps 50 percent,” said Weston Anson, the chairman of CONSOR 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a firm that specializes in valu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如果你是市场上的唯一买家，你会期望一个非常高的折扣，而这个折扣至少是25%，或许有50%，”Weston Anson说道，他是CONSOR知识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专注知识产权定价的公司。 Even stranger, to observers, is that when the Pork Board retired the slogan five years later, it continued paying the $3 million to the pork lobby—despite having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deal with a year’s notice. 对于观察者来说更奇怪的是，在猪肉委员会将这条广告语停用了将近5年之后，尽管它拥有在提前一年告知的前提下取消这笔交易的权利，它依旧继续支付给了猪肉游说团体3百万美元。 “If they have that out, they should be taking it,” Anson said. “如果他们有抽身的机会，他们应该会把握住的，”Anson说。 The NPB says that the “other white meat” slogan still has value as a “heritage brand,” though Anson disagreed: “As best as we can determine, they are not using this brand at all. If that’s true, then this is not a heritage brand. Then, it’s a fallow brand—one that’s been retired—and would be difficult to value given that it has no income, no market presence and only residual awareness.” NPB表示“另一种白肉”这条广告语依旧具有作为“传承品牌”的价值，但安森并不同意：“即使是往最好的方向揣测，他们也根本没在使用这个品牌。如果这是真的，那这就不是一个传承品牌。这是一个已经退出市场的闲置品牌，给它定价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没有收入，没有市场占有率，只有残留的认知度。” Though the Pork Board is subject to federal oversight, what worries Espey and others is that it really operates like a private organization entitled to take farmers’ money, and then spend it out of view of the public – all with the blessing of the USDA. 虽然猪肉委员会受联邦政府监管，Espey和其他人真正担心的是，它实际上像一个有权收取农民金钱的私人组织那么运作，并且它还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使用这些资金——这些都拜美国农业部所赐。 “The real problem with all of these check-offs is they depend on strict USDA oversigh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 Matthew Penzer, a lawyer for the Humane Society, said. “In this case, that oversight has failed.” The Humane Society has long been critical of the pork lobby and the farming techniques of large pork producers. “这些缴款方案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想要达到其目标，那将有赖于美国农业部的严格监督，” Matthew Penzer说道，他是人道协会的一名律师。“在这桩案件中，监管失效了。” 人道协会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猪肉游说活动和大型猪肉生产者的养殖技术。 The suit, filed in 2012, was dismissed for lack of standing in 2013 but the appeals court reversed that dismissal on August 14. The government now has 45 days to appeal the circuit court ruling, before the case returns to the D.C. District Court for a ruling on its substance. In the meantime, the payments continue. 2012年提出的该诉讼在2013年由于缺乏诉讼资格被驳回，但是上诉法院在8月14日推翻了这次驳回。在案件返回到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裁定其实质内容之前，政府现在有45天时间对巡回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在此期间，支付在继续。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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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05】 @朱世巍 日本政府将采取强力措施促进农地集约化经营：对放弃耕种的土地增税；对长期出租的土地减税 @朱世巍:日本所面临的最艰巨问题，1是宪法，2个人口，3是农业。安倍似乎是真心要解决这三大难题——果然不是一个混日子的首相 @李佳苏勒Iridium: 咱大大战后第一相打底儿，千古一相封顶。看能做到哪儿。 @熊也餐厅: 不搞凯恩斯主义更好我得写信提醒他老一下。 @whigzhou: 这条政策比他的凯恩斯主义更蠢～ @whigzhou: 安倍就是个强国家主义者，只不过恰好是右翼国家主义而已 @李佳苏勒Iridium: 在你球村，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一个极权政权之下，没有人是能够独善其身的，你不咬蛇并不会保证蛇不咬你。共产党用黑金炸美国政客，关起门来搞自由主义行吗？门能关上吗？埃及之恶不在压榨费拉，而在腐蚀罗马。先发制人好 @whigzhou: 这些跟他愚蠢的经济政策有啥关系？自削国力以先发制人？ @whigzhou: 要让日本恢复活力，有个（说起来）简单的办法：解除一切与土地和住房有关的用途管制、流通管制、租金管制，卖掉全部非军用国有土地，让房价降下来，等宅男宅女都住上大浩斯，就愿意生孩子了，补贴农业，保护耕地，惩罚弃耕，显然都与此背道而驰 @熊也餐厅:弃用雇佣终身制。弃日语讲英语。 @whigzhou: 终身雇佣、不肯破产之类是文化特性，政府管不了也不该管，但管制、补贴、财政政策是政府一手制订的  

The Colossal Hoax Of Organic Agriculture 有机农业的惊天骗局 作者：Henry I. Miller, Drew L. Kershen @ 2015-7-29 译者：小聂 校对：林翠   陈小乖（@lion_kittyyyyy） 来源：Forbes，http://www.forbes.com/sites/henrymiller/2015/07/29/why-organic-agriculture-is-a-colossal-hoax/ Consumers of organic foods are getting both more and less than they bargained for. On both counts, it’s not good. 对有机食品的消费者来说，现实既多于期望，也少于期望。两样都不是好事。 Many people who pay the huge premium—often more than a hundred percent–for organic foods do so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pesticides.  If that’s their rationale, they misunderstand the nuance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许多人愿意为有机食品支付高额溢价——有时甚至超出原价一倍，是因为他们害怕农药残留。如果这真是基于他们的理性选择，说明他们有机农业的某些细节存在误解。 Although it’s true that synthetic chemical pesticides are generally prohibited, there is a lengthy list of exceptions listed in the Organic Foods Production Act, while most “natural” ones are permitted. 虽然化学合成农药确实通常被禁止用于有机食品生产，但是《有机食品生产法》（Organic Food Production Act）中却有一份长长的例外清单，同时，大部分“天然”农药也被允许使用。 However, “organic” pesticides can be toxic.  As evolutionary biologist Christie Wilcox explained in a 2012 Scientific American article (“Are lower pesticide residues a good reason to buy organic? Probably not.”): “Organic pesticides pose the same health risks as non-organic ones.” 然而，“有机”农药也可能会有毒。正如演化生物学家Christie Wilcox在他2012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的文章(《农药残留少是购买有机食品的好理由吗？未必》)（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science-sushi/pesticides-food-fears/）中解释的那样：“有机农药给健康带来的风险和非有机农药是一样的。” 【插图】SAN FRANCISCO, CA – JUNE 13: A label stating ‘Produce of USA’ is wrapped around a bunch of organic carrots at a farmers market on June 13, 2012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Photo by 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插图文字标注】旧金山，加州——6月13日：农贸市场上一捆绑着“美国种植”标签的有机胡萝卜，摄于2012年6月13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照片由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提供） Another poorly recognized aspect of this issue i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pesticidal substances that we consume are in our diets “naturally” and are present in organic foods as well as non-organic ones. In a classic study, UC Berkeley biochemist Bruce Ames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that “99.99 percent (by weight) of the pesticides in the American diet are chemicals that plants produce to defend themselves.” 这件事情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是，我们吃下的绝大多数杀虫剂“天然地”存在于我们的饮食中，无论有机还是非有机食品都会包含。在一个经典的研究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生化学家Bruce Ames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美国人的饮食里，99.99%（按重量计）的杀虫剂是植物出于自卫而产生的化合物”。【译注：pesticide通常译作杀虫剂，但实际上其作用不止是杀死害虫，而是包括了所有帮助农作物抵御天敌的化学物质，这些天敌包括真菌、昆虫、杂草和啮齿类动物等。】 Moreover, “natural and synthetic chemicals are equally likely to be positive in animal cancer tests.” Thus, consumers who buy organic to avoid pesticide exposure are focusing their attention on just one-hundredth of one percent of the pesticides they consume. 此外，“天然化学物质和合成化学物质在动物肿瘤试验中引发阳性反应的可能性是等同的。”因此，买有机食品以避免农药危害的消费者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他们吃下的杀虫剂总量的0.01%而已。 Some consumers think that the USDA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NOP) requires certified organic products to be free of ingredients from “GMOs,” organisms crafted with molecular technique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有些消费者认为美国农业部（USDA）的全国有机计划（NOP）要求被认证的有机产品中不含“转基因”（GMO）成分，即不含通过基因工程分子技术改造的作物成分。 Wrong again. USDA does not require organic products to be GMO-free. (In any case, the methods used to create so-called GMOs are an extension, or refinement, of older techniques for genetic modification that have been used for a century or more.) As USDA officials have said repeatedly: 又错了。美国农业部没有要求有机产品中不含转基因成分。（不管怎么说，用于制造所谓的转基因产品的方法，无非是对传统的、已被沿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基因改造法的一个延伸或改进）。正如美国农业部官员反复强调的那样：

Organic certification is process-based. That is, certifying agents attest to the ability of organic operations to follow a set of production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which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rganic Foods Production Act of 1990 and the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regulations . . . If all aspects of the organic production or handling process were followed correctly, then the presence of detectable residue from a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alone does not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this regulation. [emphasis added] 有机认证是基于过程的认证。就是说，认证机构负责认定有机产品的生产操作是否符合1990年《有机食品生产法》以及［国家有机计划］等监管机构所要求的生产标准及操作规范。如果有机生产及处理的过程完全合规，那么仅凭转基因成分残留并不构成违规。【粗体由本文作者所加】

Putting it another way, so long as an organic farmer abides by his organic system (production) plan–a plan that an organic certifying agent must approve before granting the farmer organic status–the unintentional presence of GMOs (or, for that matter, prohibited synthetic pesticides) in any amount does not affect the organic status of the farmer’s products or farm. 换句话说，只要生产有机作物的农民遵守自己制定的有机体系（生产）计划（这一有机生产计划必须先得到有机认证机构的批准，农民才会被授予有机生产许可），无论有多少非有意掺入的转基因成分（或者是违禁化学合成农药）都不会影响产品或者农场的有机认证。 Under only two circumstances does USDA sanction the testing of organic products for prohibited residues (such as pesticides, synthetic fertilizers or antibiotics) or excluded substances (e.g., genetically engineered organisms). First, USDA’s National Organic Production Standards support the testing of products if an organic-certifying agent believes that the farmer is intentionally using prohibited substances or practices. And second, USDA requires that certifying agents test five percent of their certified operations each year. The certifying agents themselves determine which operations will be subjected to testing.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美国农业部才会允许对有机产品做违禁成分残余（例如农药，合成化肥，或抗生素）或是例外成分（例如转基因作物）的测试。美国农业部国家有机生产标准支持对产品进行检测的第一种情况是，认证机构认为农民有意使用违禁品或是采取违禁操作。第二种情况是，美国农业部要求，认证机构每年对其所认证的生产计划的5%进行抽检。认证机构自行决定抽检对象。 The organic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Movements (IFOAM), supports the USDA’s lenient testing protocols and opposes more frequent mandatory testing of organic products for prohibited and excluded substances. 包括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在内的有机食品界支持美国农业部的宽松检测协定，并反对对产品中违禁和例外成分做更频繁的强制检测。 The organic community and USDA offer two explanations for such minimal testing. First, they emphasize that organic farming is process-based, not product-based, meaning that what counts for organic certification are the approved organic system (production) plan and the farmer’s intention to comply with that plan as reflected through record-keeping obligations. 有机食品界以及美国农业部对这样小范围的产品检测，给出了两点解释。第一，他们强调有机农业是过程认证，而非产品认证。即对于有机认证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认证的有机体系（生产）计划，和从保存生产记录的责任中所反映出的农民对于遵守该计划的意愿。 Second, widespread testing would impose substantial costs on organic farmers, thereby increasing production costs beyond the already greater expenses that organic farmers incur. Organic farmers offset these higher productions costs by earning large premiums for organic products, but there is always a price point beyond which consumers will shift to cheaper non-organic. 第二，广泛的检测会显著增加生产有机产品的农民的成本，使本已承受高额支出的有机作物农民的生产成本变得更高。从事有机生产的农民会以提高有机产品溢价的方式转移高生产成本，但当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消费者便会转向更便宜的非有机产品。 Few organic consumers are aware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 “trust-based” or “faith-based” system. With every purchase, they are at risk of the moral hazard that an organic farmer will represent cheaper-to-produce non-organic products as the premium-priced organic product. 很少有有机食品的消费者会意识到，有机农业是“基于信任”甚至是“基于信仰”的体系。每一笔交易都伴随着这样的道德风险：有机农民可以用低成本的非有机产品充当高价的有机产品。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roducts, no tests can distinguish organic from non-organic—for example, whether milk labeled “organic” came from a cow within the organic production system or from a cow across the fence from a conventional dairy farm. The higher the organic premium, the stronger the economic incentive to cheat. 对于绝大多数产品，没有什么检测能区分有机和非有机，比如，无法区分标有“有机”的牛奶到底是产自一头来自有机生产体系的奶牛，还是来自传统奶牛场栅栏里的奶牛。有机产品的溢价越高，作假的经济激励就越大。 Think such nefarious behavior is purely theoretical? Think again. USDA reported in 2012 that 43 percent of the 571 samples of “organic” produce that were tested contained prohibited pesticide residues, and tha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ome of the samples in violation were mislabeled conventional products, while others were organic products that hadn’t been adequately protected from prohibited pesticides.” 觉得这种恶行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再想想吧。据2012年美国农业部报告，在对571份“有机”产品样本的测试中发现，43%含有违禁农药残留，并且“结果显示某些不合格的样本实为被错误贴上有机标签的普通产品，而其余的则是由于保护不到位而导致违禁农药污染有机产品。” How do organic farmers get away with such chicanery?  A 2014 investigation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f USDA inspection records from 2005 on found that 38 of the 81 certifying agents–entities accredited by USDA to inspect and certify organic farms and suppliers—“failed on at least one occasion to uphold basic Agriculture Department standards.” 造就如此骗局的有机农民是如何蒙混过关的？2014年《华尔街日报》对美国农业部自2005年以来的检验记录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81个经美国农业部授权，有资格考核认证有机农场和有机产品供应商资质的有机认证机构中，有38个“至少有一次未能达到农业部标准。” More specifically, “40% of these 81 certifiers have been flagged by the USDA for conducting incomplete inspections; 16% of certifiers failed to cite organic farms’ potential use of banned pesticides and antibiotics; and 5% failed to prevent potential commingling of organic and non-organic products.” 更确切的说，“81个认证机构中，40%被美国农业部标示为未能完全履行检验职责；16%的认证机构未能提出其认证的有机农场对于违禁农药和抗生素的潜在使用情况；5%未能防止潜在的有机产品和非有机产品混杂的情况。” Speaking of trust and faith—or lack thereof–in organic foods, there was the example of holier-than-thou Whole Foods importing large amounts of its supposedly “organic” produce from China, of all places. Those imports even included Whole Foods’ house brand, “California Blend.” (Yes, you read that correctly.) 说到有机食品中的信任和信仰问题，或者说信任和信仰缺失问题，有个例子值得一提，那就是高大上的Whole Foods，它从中国，而不是其他地方，进口了大批据说是“有机”的产品。其中甚至包括Whole Foods的自营品牌“加利福尼亚混选”。（是的，你没有看错）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n unscientific, heavily subsidized marketing gimmick that misleads and rips off consumers, both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regulations and cheating. The old saying that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 doesn’t apply when you buy overpriced organic products. 有机农业是一场不科学的，严重依赖补贴的营销把戏，它误导和敲诈了消费者，其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食品监管的本性，以及欺骗。当你购买要价过高的有机产品时，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老话不再适用。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2014-07-31】 @whigzhou: 大江大河的入海分支数量与农业开发历史长度成反比。 @寄生草的空间:why? @whigzhou: 开垦者需要修筑堤坝围堰约束水流，这一过程会消除很多小支流，而水流经约束后流速会提高，更稳定的河道、更高的流速有利于向下切割河床…… @果噜噜:尼罗河又多又长，没反。 @whigzhou: 入海支流已从罗马时代的七条减至现在的两条  

有限流转难以支撑新型农业 辉格 2013年2月18日 农村土地流转已是多年来被讨论、观望和期待的热点话题，在宏观经济前景低迷乏力的当下，许多人更希望这方面的突破能够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新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这一议题的一个响应和决断，从中可以看出政策当局未来四五年愿意朝在这方面走出多远。 一号文件关于家庭农场和资本下乡的表态，除了使用了一个新名词因而听起来有些新意之外，是相当保守的，对于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自发演变趋势，基本上持一种防卫和阻挡而不是鼓励和推动的姿态，只是对上述趋势中温和且不可避免的部分加以了认可，而对其中更为深刻和激烈的部分表达了担忧和拒斥的态度。 具体而言，当局认可了承包地通过流转向种植大户合并集中的事实，但同时暗示了合并的规模应限制在单一家庭以自有劳动力为主能够独立运营的程度，并且希望流转最好发生在同一村集体内、或本地农户之间，至少是有农业背景和农民身份的人之间，而不希望发生在农民与大公司之间。 这种程度的流转，其实从80年代中期承包制确立之初起就是被允许的，此后的规章条例也一再确认，实际上也一直在发生着，只是如今其普遍性已经达到了不得不将其认可为正统和主流模式的程度。 如此不难看出，政策当局心目中未来农业的理想模式是什么样子：随着农民陆续进城，他们愿意留下继续经营农业的邻居，通过流转、转让和承包权再分配，逐渐接管了他们的土地，最终达到每个家庭农场百来亩规模的状态，劳动主要靠家庭成员，同时可以采用一些机械化和集约化手段，从而提高生产率。 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可以在原有结构下就地完成，因而其对制度和社会结构带来冲击有望最小化；问题是，这种转变模式只是一厢情愿，农业生产有其自身规律，对产权结构和资源配置有着相应的要求，很难指望上述结构不变、有限流转、就地转变的模式，恰好与未来农业的制度要求相吻合。 有人以欧美经验断言，家庭农场是未来农业的不二之选，这是难以成立的，欧美确实保留着大量家庭农场，但这首先是政策刻意保护的结果，其次，欧美老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在数百年内以渐进缓慢的节奏进行的，而在此过程中农村始终维持着开放和社会流动性，是一潭活水，没有因空心化而丧失文化与价值吸引力。 这样，传统农户就有着足够的时间和制度空间对农业自身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在此过程中新的人员、技术、资源能够被吸纳进来，比如美国农村虽一直在流失年轻人，但同时不断有来自南方、墨西哥和东欧新移民来接手他们的家庭农场，实际上，当这些来源也开始萎缩之后，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在过去二十年已有了大幅扩张。 相比之下，中国农民则是在城乡壁垒打破之后成批逃离农村的，留下的可能只是因为年老或没有能力与机会，而未必是擅长爱好农业和偏爱农村生活的，更不大可能是在经营农业上有着优秀禀赋、独特想法或创业抱负的人，因为迅猛的城市化过程没有提供将这样的人挑选出来的筛选机制。 这也是为何被列为家庭农场发展典范的几个地区——松江、武汉、宁波——都处于大都市近郊，那里的农场因贴近消费市场，传统的低效率经营也能获利，都市近郊的拆迁预期也吸引了足够多本地农民留下来，同时近郊也比远乡保留了更多文化优越感，相反，在更多已经空心化的农村，未来农业只有在一个全新的基础才可能得以重建。 问题是，什么条件能够吸引人们来参与这一重建？首先要说服他们愿意住到农村就是个极大的障碍，不改变居住结构，不允许自行组织和建设社区，不能自由发展各种娱乐休闲和副业，不改变乡村生活的贫乏单调粗鄙，是没有希望的，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变，都受制于当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流转对象限制。 其次，建设新农业所需要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组织才能和创业热情又将从何而来？显然不大可能是年过五十的留守老人们，而更可能来自有过城市生活经历、见过世面、受过教育、有着创业精神、想试一试自己经营理念的人，或有着资本和实力来推行新型商业模式的大公司，而这些人，同样会被目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有限流转模式挡在大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