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并不是想成为饕餮学专家，而是因为在思考它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被串到了一起，其中有些我还从未想到过，我对它们的享受，远超出对饕餮问题本身的兴趣，这一点，李敖之童鞋似乎尚未看透:)
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more...)
我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并不是想成为饕餮学专家，而是因为在思考它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被串到了一起，其中有些我还从未想到过，我对它们的享受，远超出对饕餮问题本身的兴趣，这一点，李敖之童鞋似乎尚未看透:)
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之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呵呵。
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动物行为学家曾描述过一种吸血蝙蝠，就采用了上述分享机制，这种蝙蝠一旦逮到机会，会把肚子吸个滚圆，但实际上它们消化不了那么多血液，于是当它遇到另一只饥肠辘辘的同类时，就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由于吸血行动的成果很不稳定，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如博弈论教科书上所说，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博弈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数学上表示为囚徒困境博弈矩阵，上面所列几个条件即为猎获物分享这个特定问题构建了该前提），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识别对方和记住行动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的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我见过好多人都不得不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所以，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待续）
舍货币而以实物为支付，不仅因激励扭曲而带来了无效率，也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实物没有货币那么好的流动性，90年代初国企陷于困境时，经常用自己的产品来支付工资奖金，有些人家拿到几十条毛毯，很难以适当价格出手，叫苦不迭，所以实物支付通常限于人人需要的基本必需品，比如吃穿住，尤以吃为主，但人的肚皮是有限的，当支付额或工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问题便很严重。
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more...)
舍货币而以实物为支付，不仅因激励扭曲而带来了无效率，也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实物没有货币那么好的流动性，90年代初国企陷于困境时，经常用自己的产品来支付工资奖金，有些人家拿到几十条毛毯，很难以适当价格出手，叫苦不迭，所以实物支付通常限于人人需要的基本必需品，比如吃穿住，尤以吃为主，但人的肚皮是有限的，当支付额或工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问题便很严重。
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量大到超出囤积实物的成本合理水平，人们宁愿储备实物，越穷越如此，社会越动荡越如此。
这是支付方的情况，在收款方那边，实物支付在古代条件下同样更富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风险；我们挣钱的目的，（暂不考虑生产和投资）无非是为了购买所需要的那个商品组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比如雇主），并且他帮你搭配好全部所需，一次性支付给你，那就为你省去了许多交易费用，困难在于，1）在一个交易周期内，你变更消费组合的选择机会被限制了，2）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支付方若为每个人设计不同套餐，费用极高。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支付方式，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反倒可能是最优选择：首先，人类的各种需求，越是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基本需求，差异度越小（这也是必需品之成为必需品的缘故），因而一个社会中，越是穷人，消费结构越相似，所以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某些基本型标准套餐就会有很好的销路；其次，在一个动荡不安饥荒频仍的社会中，那些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套餐，比起靠随机分散交易来谋得一顿顿的饭钱，要安全的多（俗话叫“有着落”），尤其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极具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古代人身依附关系，其最纯粹的形式，是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系统，比如一位武士投靠了某领主，要么吃住在领主家，成为他的亲兵侍卫，要么获得一块骑士领（knight's fee）作为采邑，这块骑士领上的农民按照固有的封建义务为骑士提供套餐，而骑士又按他与领主间的义务纳贡或者应召打仗；战国四君子与门客的关系也很典型，各种不太纯粹的形式则流行更广，学徒、长工、包吃包住的雇员、短工、奶妈、管家、家庭教师、吃喝拉撒从头包到脚的国企职工。
实物套餐流行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普遍低下，一旦收入增长到明显高出生存必需，套餐便开始被货币支付所替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上一篇所分析，实物套餐将对饭量构成激励，因而它的流行应对古代饕餮风尚至少负有部分责任，这就难怪尼科拉·弗莱彻的饕餮史，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欧洲。
（待续）
最初对暴饮暴食现象产生好奇，是小时候看历史和小说时，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比如当今的反腐倡廉。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more...)
最初对暴饮暴食现象产生好奇，是小时候看历史和小说时，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比如当今的反腐倡廉。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呵呵。
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待续）
理想青年问道：体味的人种差异特别明显，白人、黑人、棕色人种体味重，黄色人种的体味极轻，何解？
据我所知，和指纹、面容类似，体味也是一种个体识别信号，但特别的是，体味还是人类用来辨别与免疫系统有关的基因差异度的重要信号，借助该信号，人们在选择性伙伴时，得以避开那些构成免疫系统核心基础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相似度过高的异性，双亲的MHC相似度过高，将导致子代的MHC将与双亲的MHC过于相似，这意味着那些已经适应了亲代免疫系统的寄生物，将很容易入侵子代的免疫系统，这是需要尽力避免的结果。
人类发展出了三种手段对付这种情况：1）实行族外婚，避免近亲婚配；2）避免同社区婚配；3）体味辨别。现在，经多次实验证实，人类确实通过对体味的好恶，来避免MHC近似。比如有些实验中，实验者收集了100位男性的穿过几天衬衫，找100位女性来闻，每人闻5件，然后要求她们按难闻程度排序。统计结果发现，闻者与衬衫主人的MHC相似度越高，难闻得分越高。
这样，体味具有遗传价值，这没有疑问。所以，东亚北方人（含日本、朝鲜和中国北方等，粗略的，可以用蒙古人种一词来指称）缺乏体味，一定有其他收益来补偿。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为了适应冰川期东亚北方尤其是西伯利亚(more...)
据我所知，和指纹、面容类似，体味也是一种个体识别信号，但特别的是，体味还是人类用来辨别与免疫系统有关的基因差异度的重要信号，借助该信号，人们在选择性伙伴时，得以避开那些构成免疫系统核心基础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相似度过高的异性，双亲的MHC相似度过高，将导致子代的MHC将与双亲的MHC过于相似，这意味着那些已经适应了亲代免疫系统的寄生物，将很容易入侵子代的免疫系统，这是需要尽力避免的结果。
人类发展出了三种手段对付这种情况：1）实行族外婚，避免近亲婚配；2）避免同社区婚配；3）体味辨别。现在，经多次实验证实，人类确实通过对体味的好恶，来避免MHC近似。比如有些实验中，实验者收集了100位男性的穿过几天衬衫，找100位女性来闻，每人闻5件，然后要求她们按难闻程度排序。统计结果发现，闻者与衬衫主人的MHC相似度越高，难闻得分越高。
这样，体味具有遗传价值，这没有疑问。所以，东亚北方人（含日本、朝鲜和中国北方等，粗略的，可以用蒙古人种一词来指称）缺乏体味，一定有其他收益来补偿。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为了适应冰川期东亚北方尤其是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候，这一解释的理由是，蒙古人种同时具有的小鼻孔和内眦赘皮（epicanthic fold），看似都与抵御寒风有关。对这一解释的一种反对意见是（注）：内眦赘皮并非蒙古人特有，比如南非土著桑人（San，又称布须曼人，Bushmen）也有内眦赘皮，而桑人被认为是现代智人留在非洲的最古老分支。对此争议，我无从判断，存疑。
有趣的是，体味与耳垢关系密切，上面提到的日本学者研究发现（见《纽约时报》报道）蒙古人种缺乏体味的同时，也缺乏湿耳垢，他们的耳垢都是干的，而体味重的人种，耳垢是湿的，基因数据显示，这两个特征的基因基础相同，且只涉及染色体上单字节变异：一个A代替了G。
注：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变异可能只是一种遗传漂变，并无遗传学价值，但我认为这一反对不成立，因为蒙古人种中，该变异所在基因的变异率极低，这通常意味着这一基因非常重要，因而其实质性改变不大会只是中性的遗传漂变。正如生磕土匪所言，喉结（laryngeal prominence, 俗称Adam’s Apple）是男性第二性征，除此之外，男性还有许多第二性征，比如：
1）胡须。胸毛和三角形阴毛可能也是。
2）Morris认为，阴茎的额外长度也是第二性征，从功能上讲，人类阴茎不需要这么长，新几内亚土著用阴茎鞘（koteka）来修饰和夸大这一性征，似乎佐证了这一说法；不过罗宾·贝克的“泵出前男精液假说”似乎要求一个较长大的阴茎，如果这能成立，那么阴茎的额外长度就不是第二性征而是第一性征了。
3）有学者认为，男性头颅的额外大小可能也是第二性征，意思是：人类(more...)
1）胡须。胸毛和三角形阴毛可能也是。
2）Morris认为，阴茎的额外长度也是第二性征，从功能上讲，人类阴茎不需要这么长，新几内亚土著用阴茎鞘（koteka）来修饰和夸大这一性征，似乎佐证了这一说法；不过罗宾·贝克的“泵出前男精液假说”似乎要求一个较长大的阴茎，如果这能成立，那么阴茎的额外长度就不是第二性征而是第一性征了。
3）有学者认为，男性头颅的额外大小可能也是第二性征，意思是：人类先通过性选择扩大了头颅，然后才以此为基础提高了大脑能力，他们提出了两个证据，一是进化史上头颅扩大速度领先于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提高速度，二是直立人的某些分支（比如尼安德特人）的头颅比智人还大。这一点我存疑。
4）秃顶或许也是第二性征，我认为，它很可能是一种旨在夸大前额突出程度的欺骗性特征，前额突出是大脑皮层面积大而过分拥挤的信号。
我的假说所提供的，是一种双向性选择的进化驱动，如原文所说，“它既可以让性选择双向进行，又能利用多偶制的成倍加速机制”，它保留了女性对男性的性选择，之所以我把说明重点放在逆向性选择和女性第二性征上，是因为雄性第二性征在动物界十分普遍，也不难解释。
在我的模型中，女性对男性的性选择与一般性选择的差别在于，我引入了等级地位（财富和权力）这一非生物特征，我将其称为男性的第三性征，并且认为在女性对男性的性选择中，第三性征的吸引力已经超过了第二性征，但我并未否定第二性征仍然有效且重要。
实际上，在等级多妻制下，女性的最佳策略是“富贵丈夫加英俊情人”，即，一个具有优秀第三性征的丈夫和一个或多个具有优秀第二性征的情人，当然，该策略成功的条件是她能成功欺骗丈夫她怀的都是他的种。这是我的假说的一个明显推论。经过前两篇（2）的梳理，问题的焦点逐渐明朗，牛友的质疑推动了我寻求更好的表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交流，也合了我的“科学是一种对话方式”这一信条，所以感谢大家，特别是MiniTrue和laoyao。
首先修正一个术语，我想还是用等级多妻（hierarchical polygyny）代替等级多偶（hierarchical polygamy），以便容纳两个我原本就暗示了的含义：1）它是关于人类的；2）它是男性单方面多偶的。
经过梳理，我的假说的核心推论是：多妻制、等级分化和父系继承的起源时间，早于智人走出非洲之前。
对于这一推论，现有的考古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没有提供正面证据，但也没有提供反面证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确认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对智人成种到走出非洲之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所知太少，而并不是已经有足够证据来划出一个时间上限。
这里先给出一些多妻制的材料（提示：我已说明，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多妻制必然是等级化的，所以，多妻的证据，就是等级化的证据），关于父系继承，稍后再考察。
多妻制广泛流行于各种文化，下面是wiki的Polygamy词条中援引一份民族志普查结果（更多介绍可参见wiki的Polygany词条）：
According to the Ethnographic Atlas Codebook, of the 1231 societies noted, 186 were monogamous. 453 had occasional polygyny, 588 had more frequent polygyny, and 4 had polyandry.[4] At the same time, even within societies which allow polygyny, the actual practice of polygyny occurs relatively rarely. There are exceptions: in Senegal, for example, nearly 47 percent of marriages are multiple.[5] To take on more than one wife often requires considerable resources: this may put polygamy beyond the mean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within those societies.
非洲的多数部落在智人成种后从未离开非洲大陆，其中许多部落很少受外部文化影响，那里的情况是：
Polygamy existed all over Africa as an aspect of culture o(more...)
According to the Ethnographic Atlas Codebook, of the 1231 societies noted, 186 were monogamous. 453 had occasional polygyny, 588 had more frequent polygyny, and 4 had polyandry.[4] At the same time, even within societies which allow polygyny, the actual practice of polygyny occurs relatively rarely. There are exceptions: in Senegal, for example, nearly 47 percent of marriages are multiple.[5] To take on more than one wife often requires considerable resources: this may put polygamy beyond the mean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within those societies.
非洲的多数部落在智人成种后从未离开非洲大陆，其中许多部落很少受外部文化影响，那里的情况是：Polygamy existed all over Africa as an aspect of culture or/and religion (mainly Islam). Plural marriages have been more common than not in the history of Africa. Many African societies saw children as a form of wealth thus the more children a family had the more powerful it was. Thus polygamy was part of empire building. It was only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at plural marriage was perceived as taboo. Esther Stanford, an African-focused lawyer, states that this decline was encouraged because the issues of property ownership conflicted with European colonial interest.[6] It is very common in West Africa (Muslim and traditionalist).
另一段关于非洲多妻制的文字，来自一个非洲历史网站：Polygamy has always been a feature of the world. In Africa pologamy expressed itself in the Jewish, Islamic and other native traditions. In all systems there were strict laws which protected the womens position in this traditional African system. Polygamy became taboo with Colonialism due to the conflict with inheritance in large families, the social-economic threat caused by increased African populations and the Eurocentric Christian values. However today polygamy is still a reality and is becoming an option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response to a social dilemma. Polygam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aw and balance is a viable aspect of African family systems which is exited from Kemet to Sokoto.
澳洲土著的情况很关键，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后裔，而且从到达澳洲大陆之后就一直近乎与世隔绝。更重要的是，澳洲土著没有农业和牧业，只有渔猎和采集，这表明多妻制和等级分化可以早于农牧业而产生。以下摘自大英百科的Australian Aborigine词条：Although most men had only one wife at a time, polygyny was considered both legitimate and good. The average number of wives in polygynous unions was 2 or 3. The maximum in the Great Sandy Desert was 5 or 6; among the Tiwi, 29; among the Yolngu, 20 to 25, with many men having 10 to 12. In such circumstances, women had a scarcity value. Having more than one wife was usually a matter of personal inclination, but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were important; so were prestige and political advantage. Some women pressed their husbands to take an additional wife (or wives), since this meant more food coming into the family circle and more help with child care.
另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原始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1929）中描述的Trobriand Islands上的美拉尼西亚土著，其部落酋长拥有十几位妻子和大量财产，这些土著与欧亚大陆的隔绝程度也很高，只有非常简单的园艺农业，没有黎凡特地区发展出的那种农业。 稍后继续……我在<关于个体差异和贫富的关系>里用了身高变异率对比数据作为支持证据，经 滚滚素最胖滴、牛牛大宝、特别是thinkinger的指点，发现这个例子毫无价值，尤其是没有考虑到种族多样性因素，错的很愚蠢，现予收回——如果可以收回的话，呵呵。
不过我仍然相信这个判断，但愿以后能找到有用的数据来检验，可惜体质人类学的调查报告很少看得到。
最近，又有一位人类学家Paula Lloyd在阿富汗遇袭重伤，是最近五个月中第三起，这又让人关注起这批特殊战士的工作。
Paula Lloyd was interviewing locals in the southern village of Maywand on Tuesday as part of her duties in a Human Terrain Team, which embeds civilian cultural experts into U.S. combat units. She approached a man carrying a fuel jug and they began talking about the price of gas. Suddenly, the man doused Lloyd in a flammable liquid and set her on fire. She suffered second- and third-degree burns over 60 percent of her body, a Human Terrain source told Danger Room.
彼得雷乌斯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局势大有改观，关键转折始于他对不同武装派别的区别对待，支持那些希望和平的部落武装打击恐怖团伙和他们的庇护者。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帮助。Human Terr(more...)
最近，又有一位人类学家Paula Lloyd在阿富汗遇袭重伤，是最近五个月中第三起，这又让人关注起这批特殊战士的工作。
Paula Lloyd was interviewing locals in the southern village of Maywand on Tuesday as part of her duties in a Human Terrain Team, which embeds civilian cultural experts into U.S. combat units. She approached a man carrying a fuel jug and they began talking about the price of gas. Suddenly, the man doused Lloyd in a flammable liquid and set her on fire. She suffered second- and third-degree burns over 60 percent of her body, a Human Terrain source told Danger Room.
彼得雷乌斯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局势大有改观，关键转折始于他对不同武装派别的区别对待，支持那些希望和平的部落武装打击恐怖团伙和他们的庇护者。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帮助。Human Terrain Team由人类学家组成，负责弄清当地的部落结构、社会规则、人际关系、家族谱系、权力结构，包括哪些人在实际掌权，每个人在部落里的地位，谁跟谁有仇，等等。
这些“战士”不拿枪，他们的任务是帮助美军了解当地的部族体系，同时搜集民族、宗教及文化风俗方面的情报，提供给军队指挥官参考，以此减少因为“文化隔阂和误解”造成的人员伤亡。……，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军士兵了解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处理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据说，在一些地方，通过人类学家的沟通，美军士兵甚至学会了和当地居民融洽相处，还能进入居民家中做客、喝茶。
美军很早就开始求助人类学家，最著名的案例是人类学大师本尼迪克特受战时情报局之托对日本所做的文化研究，其成果后来以《菊花与刀》一书出版。
《菊花與劍》是露絲·潘乃德以文化遙距研究法做出來的成果：她透過當時日本發佈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重新建構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期許。書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論談論日本文化的特質，並從孩童教養的角度頗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細膩的描述擺脫了學術上的論戰，也因此掀起了讀者們的好奇心與之後美國的日本研究風潮。
《菊花與劍》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方針都為當局所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此著作開啟了西方對日本文化的研究熱潮，使得戰前對日本一無所知的情形徹底扭轉過來。
（按：为了把旧文章装扮的看上去不那么旧，只好为它们写一点按语。不久之前，提及性别和种族差异还是政治错误的，要是敢说这些差异还有遗传基础，那就是罪大恶极了，现在情况有所松动，那也无非是因为分子生物学进展神速，事实明摆在那里，再也无法否认了，但政治正确的力量依然强大，萨默斯就为此丢了哈佛校长的乌纱，为了应付科学进展，政治正确的公式有了调整：今天你可以说性别种族差异，甚至可以说它们的遗传基础，但只能说好，不能说差，虽然好差总是比较出来的，但政治正确检查员可不这么认为，A>B等价于B<A，这一逆反律在政治正确学中是不成立的，所以，请记住，政治正确学第一定律：A>B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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