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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早期与现存狩猎采集群体

【2014-03-15】

@大象公会 【男女关系之一:纠结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多数人类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配偶关系都未必和谐。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的两难境地。作者:@whigzhou

@Ent_evo: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意见。文章前面是从生物角度分析,后面是从社会角度分析。但是按照一般的默认假定,人的主要生物属性在10万年前就和现代相差不大,可是人的很多社会属性——特别是明显的等级结构以及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主要是在最近的1万年里发生的。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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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5】 @大象公会 【男女关系之一:纠结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多数人类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配偶关系都未必和谐。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的两难境地。作者:@whigzhou @Ent_evo: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意见。文章前面是从生物角度分析,后面是从社会角度分析。但是按照一般的默认假定,人的主要生物属性在10万年前就和现代相差不大,可是人的很多社会属性——特别是明显的等级结构以及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主要是在最近的1万年里发生的。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需要论证。 @whigzhou: 嗯,我抛弃了这个默认假定,第四篇会谈到这个问题 @whigzhou: 我们对前农业社会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现存狩猎采集群体的研究,但这是有偏差的,这些群体是农业/定居文明获得主流/强势地位之后的被排挤到边缘生态位的孓遗群体,很可能在许多重要方面代表不了历史上的前农业社会,比如缺乏后者的规模和结构复杂性,这会让我们低估某些文化/制度元素的古老程度 @whigzhou: 比如很明显的一点是,现存狩猎采集群体缺少像猛犸象这样的大型猎物,而追猎此类大型动物或围捕大群动物所需要的团队合作,和在这种合作中所产生的等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与此结构相应的权力价值,很可能都已不复存在 @whigzhou: 中石器考古中发现的那些狩猎者的生计模式,看起来就很不像现存狩猎采集者 @Ent_evo:传统的考古学是怎么判断等级结构的复杂程度的呢? @whigzhou: 比如墓穴规模和陪葬品差异,不过我确实没多少经验证据可以援引,我的判断纯粹是从身体和心理特征(女性第二性征和对女性美貌的注重与偏爱)所做的猜测,但我觉得,现有证据的缺乏不是致命的
读史笔记#8:人类还在进化吗?

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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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作者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符合预期;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了迥然不同的各种生态位,形成了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的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 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陈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确立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阐释介绍,已足以令其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相关书目】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87184/ 副标题: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 作者: Gregory Cochran / Henry Harpending 出版社: Basic Books 出版年: 2010-10-19 页数: 304 定价: GBP 10.99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465020423
[饭文]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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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或发生了生物学上的智力进化,并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智力变得更重要,智力活动更加普遍,这种误解和那些以人类更依赖手机为由而预言未来人类会进化出更发达的大拇指一样,只是拉马克用进废退论的当代版本。 智力在现代社会或许是变得更重要了,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给高智商者带来了多少遗传收益,相反有不少迹象表明,似乎智商平庸者的生育率更高一些,而在基本生存条件已有了普遍保障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决定遗传收益的压倒性因素,所以,尽管智力对于个人成功有不小帮助,但并没有转变为遗传收益从而为其进化提供动力。 实际上,弗林和谈论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都明确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比如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问题情境而谈论一般化智力,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相当于电脑的存储和计算性能,进化心理学早已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的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沃森测试便表明,当情境稍稍转换,或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相反的结果。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大概与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比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生态位变迁,这个物种在适应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须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务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有不少好处。 但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市场经济极大的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人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的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特别是类比、抽象和移用的能力(就好比在断奶后继续喝牛奶以维持乳糖消化能力一样),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  
鸭子的阴茎

Jared Diamond的《第三种猩猩》很出名,不过读了大半本之后,居然还没发现一个亮点,而且内容杂乱无章,看不出将它们串在一起的理由,颇为失望,比《枪炮》差远了,也不如《崩溃》。

该书第一部分其实是进化体质人类学的一些通俗介绍,内容多数在《裸猿》等书里见过,没啥新意,不过第三章提到的人类阴茎长度问题:挺有意思,值得讨论。

睾丸大小/重量直接与精子竞争强度相关,这点已有公论,但关于阴茎尺寸,似乎还没有什么理论来解释,为何在诸猿之中,人类阴茎最长最粗?Diamond也没提出什么看法,最后勉强用“类似于雄狮鬃毛的性炫耀”(即第二性征)搪塞。

但这显然与该章前面的说法矛盾:事实上女性并不喜欢在意阴茎大小,至少在视觉上没有偏好(甚至认为全裸男不如半裸男性感),男人自己更在意尺寸,并且在男人之间炫耀,那就不是鬃毛那样的第二性征了,因为第二性征是异性偏好的选择结果。

关于阴茎长度,我 标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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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ed Diamond]]的《第三种猩猩》很出名,不过读了大半本之后,居然还没发现一个亮点,而且内容杂乱无章,看不出将它们串在一起的理由,颇为失望,比《枪炮》差远了,也不如《崩溃》。 该书第一部分其实是进化体质人类学的一些通俗介绍,内容多数在《裸猿》等书里见过,没啥新意,不过第三章提到的人类阴茎长度问题:挺有意思,值得讨论。 睾丸大小/重量直接与精子竞争强度相关,这点已有公论,但关于阴茎尺寸,似乎还没有什么理论来解释,为何在诸猿之中,人类阴茎最长最粗?Diamond也没提出什么看法,最后勉强用“类似于雄狮鬃毛的性炫耀”(即第二性征)搪塞。 但这显然与该章前面的说法矛盾:事实上女性并不喜欢在意阴茎大小,至少在视觉上没有偏好(甚至认为全裸男不如半裸男性感),男人自己更在意尺寸,并且在男人之间炫耀,那就不是鬃毛那样的第二性征了,因为第二性征是异性偏好的选择结果。 关于阴茎长度,我之前在微博上提出过一个解释:超大尺寸的阴茎或许起着对把控异性能力的替代作用,帮助雄性在雌性不甚配合的条件下完成交配(至少在雌性挣扎时不易脱落),因而阴茎尺寸取决于两个因素: 1)违背雌性意愿实施交配(说难听点就是强奸)的必要性和收益; 2)阴茎之外其他器官的把控能力(许多动物发展出了把控异性以完成交配的特殊能力,有些昆虫甚至拥有仅用于此目的的专用器官,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分析性选择时举过一些例子)。 换句话说,某物种的雄性若经常能从强奸中获益,并且其他方面对异性的把控能力不足,就会有一条较长的阴茎。 当时我想到的是有蹄动物这个例子:相对于食肉动物的牙齿和爪子,食草有蹄动物的牙齿和蹄子都不适合用来把控异性(食肉的猫科动物会用嘴巴叼着幼崽移动,同样也会用嘴叼住异性,食草动物则不会),因而发展出较长的阴茎作为补偿。 今天又想了想,鸭子是个更好的例子:雄性鸭子有着长的离谱的阴茎,40多厘米,和它们身体差不多,更异常的是,绝大多数(90%以上)鸟类根本没有阴茎,用的是非插入式交配。 我们知道,公鸡交配时,会踩在母鸡身上,用嘴叼住母鸡的鸡冠,相比之下,鸭子的扁嘴和脚蹼都不适合把控雌性,因而需要长阴茎作为补偿,另外,鸭子也以强奸惯犯而出名。 上述解释意味着,人类进化史的某个阶段,强奸十分普遍,并且至少是部分男性获得交配机会和留下后代的重要机会,这与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证据是吻合的,强奸是驱动部落间冲突和古代战争的一大动力和主要内容,与争夺领地、抢夺资源、消灭/驱逐资源竞争者并列。 该假说似乎也能解释阴茎长度的种族间差异:长度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农耕历史和战争强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在相对和平的农耕社会,财产、地位、权力、法律等身外之物,代替身体器官,成为“把控”异性的更有效更常用工具。 另外,该解释也与男女看待阴茎尺寸的态度相吻合:只有将它视为一件攻击性的武器,并且所指向的是异性,才能理解为何男人会如此在意它、并且相互间炫耀,同时却又不为异性所偏爱。
[微言]同类相食

【2012-07-02】

@whigzhou: 写了《文化的起源》的评论《食人俗:仪式vs营养(2011-01-15)》★★★★ “http://t.cn/aWtwbg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 http://t.cn/zWbG3Hy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以为,殉葬制度是官僚制度之前的野蛮制度,包括族刑等等,这些东东反而成就了秦国的绝对君主制,导致其最后消灭了其他国家。

@whigzhou: 可是殷商和齐人也用生殉吧?而且齐比秦用的更久,秦国的君主强权,我看主要还是土地制度的结果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们的文化中,鼓励对敌人的极限惩罚,把人做成肉酱。可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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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2】 @whigzhou: 写了《文化的起源》的评论《食人俗:仪式vs营养(2011-01-15)》★★★★ “http://t.cn/aWtwbg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 http://t.cn/zWbG3Hy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以为,殉葬制度是官僚制度之前的野蛮制度,包括族刑等等,这些东东反而成就了秦国的绝对君主制,导致其最后消灭了其他国家。 @whigzhou: 可是殷商和齐人也用生殉吧?而且齐比秦用的更久,秦国的君主强权,我看主要还是土地制度的结果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们的文化中,鼓励对敌人的极限惩罚,把人做成肉酱。可能可以猜测鼎的作用一开始是否就是煮人肉的东东?鼎是一种食器,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后来成了铭刻刑法的器物。我这是瞎说啊 @whigzhou: 鼎是烹煮器中容积最大的,通常用于大型宴会,在上古,只有宗室重要祭祀有这需要,所以成了重器 @局外人c的空间 我读的这方面的读物很少,在我的印象里,动物,特别是食肉动物都没有同类相食的事情,他们是靠什么机制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呢?是靠气味吗?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 @whigzhou: 嗯,同类相食很少,原因是均势,风险收益比很差,当对抗主要靠个体肢体和技能时,将对方置于死地而自己无损的机会很小 @whigzhou: 但人类不同,有了工具和组织,均势就破坏了,所持工具、所在组织、在组织内的地位,这些条件在个体间可以有极大差异,同类相食便不再那么需要禁忌了。 @李二公子: 那为什么吃同类死尸的也不多?此时没有风险了 @whigzhou: 有两种可能:忌食尸体本身可能是另一种禁忌,食腐需要很强的免疫能力,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采用的;或者忌食同类尸体只是忌食同类的副产品,动物食谱是按白名单控制的,而白名单的内容在发育早期就确定了,从小没吃过人肉的长大了也不会吃 @王弼正: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whigzhou: 至少有一个证据支持我的说法:非洲鬣狗也会同类相食,而鬣狗的捕猎具有高度团队合作性 @白昼提灯9527: 应该不是这原因,同类生物生物存在一些细菌、病毒寄生,这才是真正原因吧 @whigzhou: 嗯,这是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而且对于发明了烹饪的人类来说,这不是大问题 @王弼正: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越强,吃人的情况才越少了啊。连续性杀人狂吃人的都不多啊。 @whigzhou: 那是后来的事,我说的是起源,而且后来的事也跟“生产力”无关,关键是劳动边际产出率和制度,假如劳动边际产出率够高,那吃人显然不合算,不如吃人生产的肉合算 @whigzhou: 另,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生产力”之类模糊不清的马克思系概念?经济学已经有了精细的多的概念,脱离具体要素谈生产率是没啥意义的,而相对于边际生产率,平均生产率也没多大用处  
读史笔记#3:吃还是不吃

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2年6月11日

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受到广大吃货热捧,据说创下了国内纪录片收视纪录,可见这个美食大国确有群众基础,并非浪得虚名;观赏各地美食之余,人们也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饮食习俗差异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为何像英国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当发达和强势的社会,偏偏食物却如此单调乏味?似乎让人费解。

其实,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有许多著作谈论这一主题;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文化差异本身只是个事实,但人会赋予其价值含义,当人们抱持欣赏和体验的心态时,它是新鲜、惊喜和异国情调,而当人们需要标榜自己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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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2年6月11日 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受到广大吃货热捧,据说创下了国内纪录片收视纪录,可见这个美食大国确有群众基础,并非浪得虚名;观赏各地美食之余,人们也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饮食习俗差异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为何像英国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当发达和强势的社会,偏偏食物却如此单调乏味?似乎让人费解。 其实,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有许多著作谈论这一主题;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文化差异本身只是个事实,但人会赋予其价值含义,当人们抱持欣赏和体验的心态时,它是新鲜、惊喜和异国情调,而当人们需要标榜自己的文化特性、寻找优越感或感到受威胁时,差异便成了歧视和取笑的对象,“广东人什么都吃”也就由对多彩饮食文化的赞美,变成一种异样的目光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在“什么都吃”上面确实表现非凡,而南方尤胜北方,岭南尤胜岭北,也是显而易见的;博大繁复的饮食文化,离不开食材的多样化,从技术上看,多样化食材促使厨师开发出各种材料的加工和烹制方法,积累了更多素材和工艺,而从需求面看,食材多样性也训练丰富了食客的味觉,挖掘培养了更广谱的口味和品尝情趣。 灵长类大多是杂食动物,而随着大型猿类从树栖转向地栖,肉食比例提高了(大猩猩是例外),同时在取食对象上变得高度机会主义,黑猩猩从水果、蠕虫、蚂蚁、蜂蜜、鸟蛋到猴子,什么都吃,灵长类还有个恶名:偶尔会同类相食;人类继承了杂食特性,但自从离开丛林来到草原之后,食谱中包含了更多肉食,加上人类膨胀了好几倍的大脑是个高能耗器官,对肉食的需要更加迫切。 不过,尽管人类是杂食性的,却并非来者不拒、同等对待各种食物,在这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遵循一种由“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所阐述的策略,根据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条件来选择其食谱;该策略的原则是以尽可能小的搜寻与采集/捕猎成本,来获取所需营养,所以,当那些容易获取的食物已能满足所需时,较不易获取的那些将会被忽略,最终投入于每种食源上的精力的边际产出率和边际中毒风险将是相等的。 所以,高度杂食性只是人类作为物种的潜能,对于每个特定种群,食谱宽窄取决于所处生态位的资源条件,像因纽特人这样的极地狩猎部落,食谱是非常狭窄的;而对于个人,饮食偏好和对食材的接受能力多半在童年期便已形成,儿童尝试并接受各种食材的学习窗口在三岁时就关闭了,从小没吃过东西长大了就很难再接受,正因此,社会的食物禁忌才很容易通过家庭影响而一代代延续下去。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食谱选择又多了个重要驱动力,与狩猎者和游牧者相比,农耕者的营养瓶颈从能量转向了蛋白质;在土地开垦率低、保留了较多草地、或采用轮作休耕制的社会,可以实行农牧混业,肉食尚能保证;但那些所有土地都已开垦并常年耕作的社会,就要想尽办法寻找肉食了;尽管在驯化了豆科作物之后,农民获得了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但豆类偏好毕竟很晚才形成,而对肉食的渴望则古老而根深蒂固。 在传统中国,一个十分显著的趋势是,越往南,肉食越稀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越往南越缺少饲养牛羊等反刍动物所需的草地,且土地复种指数高,大型肉畜只有猪,而猪虽然产肉效率高,但有个很大的问题:其食谱与人类重合率高,因而难以大批饲养,否则便与人争食了,鸡鸭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次是越往南,粮食的蛋白质含量越低,番薯土豆芋头等块根块茎类的蛋白质含量远低于谷物,而谷物中大米和玉米又低于小麦,同样是小麦,南方小麦也低于北方小麦;这样,南方人必须在主粮之外寻找更多肉食来补充蛋白质,可他们又缺乏大牲口,所以只好挖掘其他一切可能性了:狗肉、马肉、青蛙、山鼠、蛇、蚕蛹、蚂蚱、蝉、水虱…… 不仅是肉食,南方在素食种类也多过北方,当然,南方植物原本就比北方丰富,不过或许这也与南方的致病寄生物较多有关;在中原民族向南方拓垦的过程中,抵抗丛林沼泽地带特有的疫病始终是个大问题,而寻找草药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分,尽管效果很难检验,但尽可能开发和尝试各种可食用植物,总是有益的,即便没有疗效,也丰富了食物来源。 一个社会的食谱一旦稳定下来,便成为一种习俗,社会成员会借助它们来建立文化认同和标识共同体身份,此后,即便生态位和资源条件已经改变,饮食习俗仍将以强大的文化惯性延续下去,特别是食物禁忌,是构建文化鸿沟、区别身份、激发敌意的十分有效的符号;今天,犹太人和穆斯林早已散居全球,却仍坚持着古老的闪族食物禁忌(Semitic dietary laws)。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一·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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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更多相反的经验事实,而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市场交易不足以为智人在认知和语言能力上的飞速进化提供足够动力;正因为它是非人格化的,因而也是松耦合的,市场交易其实并不需要交易者具备多少社会性认知和交流能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之间很容易交易,甚至无需任何沟通,比如里德利多次提到的沉默交易([[silent trade]]),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我甚至认为,市场分工的日益发达和长期持续,会让部分个体丧失某些已经获得的认知和沟通能力,而在市场出现之前,这些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泰勒·科文([[Tyler Cowen]])好像也有类似看法,2009年他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一书中谈论了现代市场经济与自闭症([[autism]])的关系。 分工改善了自闭倾向者或自闭症患者的生存处境,甚至让他们在许多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统计也表明自闭者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然而在狩猎采集时代,自闭将是致命缺陷,因为自闭者所(完全或部分的)缺失的,恰恰是智人的特长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移情([[empathy]])和沟通能力,以及依赖于此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了市场化的交易和分工不可能是推动智人进化的主要动力。 相反,非即时两清的、人格化的互惠交易(reciprocal exchange),则对社会化认知和沟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预见、移情、揣摩对方意图、记忆各方交往历史、通过闲言碎语打探对方秉性、谈判、威胁、欺骗、报复、合谋、操纵、圈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高科技武器,在互惠交易中才能找到用武之地,也只有互惠交易才能引发围绕这些能力的军备竞赛(我在“饕餮经济学”系列中曾讨论过这个主题)。 其次,从可行性上看,偶发的市场交易确能给狩猎采集者带来收益,但把整个生计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上则是另一码事了,假如交易不够频繁、规模不够稳定,交易机会不是随手可得,依赖于它就很危险了;而以智人早期的人口密度,加上狩猎采集模式的高度游动性,稳定、连续和规模,这些条件恐怕都是难以满足的。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如此普遍而重要,那我们应该会看到许多部落或地区间分工的例子,可实际上,里德利在第二章里提出的例子全都是5万年以近的,与该章标题不相符,而作为进化发动机和先行因素,至少需要20万年前的例子,况且,其中多数例子用其他交流方式同样可以解释,唯一可以确信的分工发生在两性之间,可是,两性分工毫无疑问是长时间跨度的一揽子互惠分工,根本不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分工。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是智人进化的头号发动机(或至少主要发动机之一),因而是塑造我们人性和文化的主要因素,那也很难理解为何我们的本能总是如此的抵制市场、讨厌非人格化交易、鄙视货币、厌恶商人和资本家,我们的文化又总是与市场和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依我看,只有市场交易是晚近出现的这一假设,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一点(关于文化上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反感,我在“鲁滨逊跟资本主义没关系”中也有所论及)。 里德利的错误,以及他对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拒斥,可能也要怪人类学界对互惠交易的浪漫化阐释,人类学家经常把互惠交易说的好像无关个人私利,只有温情和慷慨,是一种责任、习俗或仪式,仅仅起到维系文化结构的作用,他们忽视了,无私和慷慨背后,往往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的人情债和对互惠责任无处不在的品头评足和指手画脚,这些只有放到合作/协调博弈的理论框架下才能看清。 另外,萨林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理解(见“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也让里德利对之失去了信任,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学在理论上的缺陷而忽视其所收集整理的大量宝贵材料,互惠交易在传统小社会的核心地位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 所以,在看待市场的未来前景上,我不如里德利乐观,因为我意识到我们的人性和文化都是天然的反市场的,这一点迄今还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当今的市场制度得以建立、扩张和维持所需要的条件,都是罕见而宝贵的,市场制度需要被努力的捍卫才能长期生存下去,尽管在几十年的可见未来看上去还算安全,以百年千年计的未来可不好说。 (待续)
[微言]经营与家庭规模

【2012-02-08】

@whigzhou: 经营性家庭,若其所经营事业的经济规模大于核心家庭规模,便倾向于维持大家庭,这一猜想似乎得到了喜洲镇案例的支持,该镇地处西南商路附近,商业异常繁荣,居民半数以上经商,平均家庭规模8.6,远高于中国平均数(5~6);我去过的徽商市镇廿八都貌似也是如此,平遥呢?

@whigzhou: 值得探究的是,历史上农业作物/技术的变化,是否曾影响家庭规模?

@whigzhou: 注:喜洲家庭规模超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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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8】 @whigzhou: 经营性家庭,若其所经营事业的经济规模大于核心家庭规模,便倾向于维持大家庭,这一猜想似乎得到了喜洲镇案例的支持,该镇地处西南商路附近,商业异常繁荣,居民半数以上经商,平均家庭规模8.6,远高于中国平均数(5~6);我去过的徽商市镇廿八都貌似也是如此,平遥呢? @whigzhou: 值得探究的是,历史上农业作物/技术的变化,是否曾影响家庭规模? @whigzhou: 注:喜洲家庭规模超高与生育率无关,也与纳妾无关,其生育率和纳妾率并不比平均水平高 @whigzhou: @喂羊叔叔:回复@whigzhou:纳妾影响家庭规模吗? @whigzhou: 对孤立社会不影响(若光棍也算家庭,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不算),但对非孤立社会有影响,因为妾可纳自外地
[微言]更年期与祖母假说

【2011-11-13】

@whigzhou: 狩猎时代的高死亡率,特别是男性高死亡率,倾向于支持关于绝经的祖母假说( http://t.cn/SAqk6K ),因为男性高死亡率提高了老年女性家长在维持家庭和照顾子孙中的价值,而高死亡率又提高了既有孙辈相对于子辈的价值

@whigzhou: 除了祖母假说,对绝经的解释需要考虑另一点:人类更长的未成年期,即,50岁以上高龄母亲生下的孩子在成年之前成为孤儿的可能性极高,远高于其他灵长类。

@小野猪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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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3】 @whigzhou: 狩猎时代的高死亡率,特别是男性高死亡率,倾向于支持关于绝经的祖母假说( http://t.cn/SAqk6K ),因为男性高死亡率提高了老年女性家长在维持家庭和照顾子孙中的价值,而高死亡率又提高了既有孙辈相对于子辈的价值 @whigzhou: 除了祖母假说,对绝经的解释需要考虑另一点:人类更长的未成年期,即,50岁以上高龄母亲生下的孩子在成年之前成为孤儿的可能性极高,远高于其他灵长类。 @小野猪君: 原来是这样 @whigzhou: 这个假说的地位还很脆弱,还配不上“原来如此”的感叹,呵呵 @whigzhou: 瞎猜:更年期提前是不是因为排卵次数太多?近年来关于更年期提前的报道很多,假如是真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现代妇女的排卵次数远远高于古代,古代生育能力正常的育龄妇女大部分时间要么正怀着孩子,要么在哺乳;假如控制绝经时间的那个机制依赖于排卵次数,提前就容易理解了。  
[微言]初潮与父爱

【2011-11-11】

@whigzhou: 缺乏父爱的女孩初潮更早,也更倾向于短期性关系,David Buss的解释是“父亲缺位让她们断定,男性不是可靠的投资者”,我倒觉得更可能是因为“她们急于找到一个保护者”

@whigzhou: 也可能是因为,她们预感到自己在长期择偶市场上的处境将大为不利,需要及早行动。

@小野猪君: 怎么“预感自己在长期择偶市场的处境大为不利“?

@tertio:这个前提,时间早晚倒是可以统计,倾向未必,即使事实如此,倒有可能是缺乏保护者(父亲)造成的。

@whigzhou: 这里的“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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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1】 @whigzhou: 缺乏父爱的女孩初潮更早,也更倾向于短期性关系,David Buss的解释是“父亲缺位让她们断定,男性不是可靠的投资者”,我倒觉得更可能是因为“她们急于找到一个保护者” @whigzhou: 也可能是因为,她们预感到自己在长期择偶市场上的处境将大为不利,需要及早行动。 @小野猪君: 怎么“预感自己在长期择偶市场的处境大为不利“? @tertio:这个前提,时间早晚倒是可以统计,倾向未必,即使事实如此,倒有可能是缺乏保护者(父亲)造成的。 @whigzhou: 这里的“倾向”指的就是行为上表现出的倾向 @小野猪君: 怎么“预感自己在长期择偶市场的处境大为不利“? @披着兔皮的小狼羔: 父母不全的孩子比较容易被歧视呗 @小野猪君: ”缺乏父爱“ 怎么就变成了”父母不全“了,亲 @whigzhou: 这里说的缺乏父爱是指成长期没有父亲在身边,或很少在身边 @whigzhou: 注:1)进化心理学家在使用“觉得/断定/以为/决定/选择”等词汇时,并不暗示这些是有意识的、自觉的,2)人类的策略库很庞大,组合很丰富,且高度情境依赖,故所谓的“倾向”都只是统计表现而已 @EPamateur:缺父爱提前生育并未得到好处——生殖系统发育不完善,生活经验不够,这些都不具备进化优势。所以这可能是一种副产品——生活动荡产生的不安 @whigzhou: 一种策略成本很高未必就“没有好处”,要看净收益,智人为了让大脑瓜不卡在产道里都提前了分娩,这么做成本当然很高,但这是一种适应而不是副产品  
拾骨葬与拾骨作器

拾骨葬,或曰启棺拾骨,貌似在岭南和闽赣客家区都很常见,我在那一带旅行时,常在果林和山腰上见到一排排瓮棺,上面贴着红纸条。

客家行此俗,我猜是跟越人(广义的)学的,因为中原好像无此习俗,而越人中倒是不少见。

这两天在读Alfred 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意识到这一葬俗或许有着比百越文化更古老的渊源。

安达曼人(Andamanese)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也即俗称的棕色人种(Australoids)中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人,而在安达曼群岛上,他们长期处于高度隔绝状态(尽管隔绝程度没有塔斯马尼亚人那么高)。

安达曼葬法的前半部分与拾骨葬类似:将死者按特定规制包裹后入土,等皮肉烂净后,将骸骨取出,用水洗净;差别在后面:行拾骨葬者,将骸骨装入瓮棺封好,搬至特定场所(我见过的有果林空地和山腰土龛两种),而安达曼人则将骸骨切割装饰后制作成器物,所以我给种习俗取了个名字叫拾骨作器。

这些器物的功能是巫术性的,放置在居室内或佩戴在身上以祛病辟邪,同时也是种装饰,每件器物最初的佩戴者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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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骨葬}},或曰启棺拾骨,貌似在岭南和闽赣客家区都很常见,我在那一带旅行时,常在果林和山腰上见到一排排瓮棺,上面贴着红纸条。 客家行此俗,我猜是跟越人(广义的)学的,因为中原好像无此习俗,而越人中倒是不少见。 这两天在读[[Alfred 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意识到这一葬俗或许有着比百越文化更古老的渊源。 安达曼人([[Andamanese]])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也即俗称的棕色人种([[Australoids]])中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人,而在安达曼群岛上,他们长期处于高度隔绝状态(尽管隔绝程度没有塔斯马尼亚人那么高)。 安达曼葬法的前半部分与拾骨葬类似:将死者按特定规制包裹后入土,等皮肉烂净后,将骸骨取出,用水洗净;差别在后面:行拾骨葬者,将骸骨装入瓮棺封好,搬至特定场所(我见过的有果林空地和山腰土龛两种),而安达曼人则将骸骨切割装饰后制作成器物,所以我给种习俗取了个名字叫拾骨作器。 这些器物的功能是巫术性的,放置在居室内或佩戴在身上以祛病辟邪,同时也是种装饰,每件器物最初的佩戴者是死者的亲属,但随后会随交换而不断转移,最终人们会遗忘某件器物的主人是谁。 大致上,器物分三种,一是完整的头骨,不切割,佩戴者把它包起来像背小孩那么背在身后,其他如肋骨指骨等小骨头被切割成小段,和贝壳和兽骨等一起串成链子,戴或挂在颈腰腕等处,另外一些则被放置到棚屋内特定的位置上。 这让我想起藏人的{{人骨法器}},有很多种,最著名的是头骨念珠,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两种习俗会不会有着某种共同的渊源呢? 有几个线索似乎有利于这一猜测:分子人类学证据显示藏人继承了一些棕色人种的基因,而其中的{{白马藏人}}(被认为是{{氐}}人的后裔)甚至可能是他们较为纯粹的一支后裔,其次,从首批出非洲移民的扩张路线是贴着印度洋北岸的,所以,完全可能在孟加拉湾某处分出一支,并从阿萨姆或缅北进入西藏。 如果真能在这两种习俗之间建立关系,而同时又能相信这两支棕色人种在当时分开后没有发生过文化交流,那就太令人振奋了,因为这大概会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延续至今仍可辨认的习俗了(哦,除标枪弓箭之外),至少有六万年的历史。
食人俗:仪式vs营养(丢失重发)

(按:前天(13日)本博客所在主机出现RAID故障,ISP经多番尝试未能修复,后决定用其最新备份(制作于12日晚)恢复,今日凌晨主机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有许多朋友来电来函亲切慰问,我很感激,并对丢失的评论感到很抱歉,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vin Harris的《文化的起源》(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和James Frazer的《魔鬼的律师》(Devil’s Advocate),尽管此前也读过Lewis H.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但后者完全没有产生绝妙好书所特有的那种当头棒喝眼冒金星的感觉。

不过,如此激起的兴趣,在很长时间里却只是悬吊在那里,被吊起的胃口始终没有找到佳肴来满足它,那时候找本书不容易,而我的钱袋也没鼓到看中本书就能随手买下的程度,所以,我终于“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普里查德……并享用一份份大餐,已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Harris那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猪肉禁忌(pork taboo)和食人俗(cannibalism)的解释,对Aztec活人殉祭习俗,他的解释简洁而有富有启发:就是为了吃肉,因为Aztec人缺乏蛋白质来源。

Harris的书出版于1975年,正当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SSSM如日中天之时,当然没什么好下场,Marshall Sahlins带头 标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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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天(13日)本博客所在主机出现RAID故障,ISP经多番尝试未能修复,后决定用其最新备份(制作于12日晚)恢复,今日凌晨主机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有许多朋友来电来函亲切慰问,我很感激,并对丢失的评论感到很抱歉,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vin Harris的《文化的起源》(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和James Frazer的《魔鬼的律师》(Devil’s Advocate),尽管此前也读过Lewis H.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但后者完全没有产生绝妙好书所特有的那种当头棒喝眼冒金星的感觉。 不过,如此激起的兴趣,在很长时间里却只是悬吊在那里,被吊起的胃口始终没有找到佳肴来满足它,那时候找本书不容易,而我的钱袋也没鼓到看中本书就能随手买下的程度,所以,我终于“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普里查德……并享用一份份大餐,已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Harris那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猪肉禁忌(pork taboo)和食人俗(cannibalism)的解释,对Aztec活人殉祭习俗,他的解释简洁而有富有启发:就是为了吃肉,因为Aztec人缺乏蛋白质来源。 Harris的书出版于1975年,正当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SSSM如日中天之时,当然没什么好下场,Marshall Sahlins带头痛批,几年后,人类学家Peggy Reeves Sanday还专门写了本《神圣的饥饿》(Divine Hunger: cannibalism as a cultural system)来全面“阐释”食人俗,从豆瓣上的介绍你很容易看出所谓“阐释”是啥东东:

作者从利科尔、弗洛伊德、黑格尔和荣格的著作以及象征人类学著作中吸收了一些观点并加以综合,认为礼仪式食人俗根据人对生命力和死亡的理解,表达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并运用这种理解来控制那种被认为是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命力。

不好意思,我还真很蛋痛的买了这本书,抄录其中比较搞笑的一段供各位观赏:

食人者尚不发达的想象力还不能很恰当地处理隐喻的用法。他被迫完完全全地接纳口部吸吮的欲望。他吃掉某人是由于此人已经以死亡的方式离弃了他。这种缺乏想象力的口部吸吮行为有出于柔情和出于攻击性的方面。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食人者也不会察觉此种情形中的攻击性的方面,他发出声音只是出于被卷入这种行为的柔情。

当然,并非所有文化人类学家都像这位资深女文青兼女权主义人类学家那么搞笑的,许多还是相当严肃和现实的,但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他们几乎全都拒斥Harris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反,他们都相信食人是一种仪式需要。 问题是,把一种习俗说成仪式并不构成一种“解释”,而仅仅是描述,或用他们喜欢的词汇叫“阐释”,当然,好的功能主义描述能帮助我们看清支撑一个社会结构的那套规范如何组成,如何运作,但也仅此而已,它们并未解释组成规范的各元素何以如此,比如,为何Aztec用人做祭品,而华夏人用牛、Ainu人用熊?纯属偶然吗? 自从看了Harris的解释后,一直没有再看到更多的证据和分析,所以尽管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对食人俗的营养解释也始终将信将疑,但现在,在读完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第9章之后,我的疑虑完全消除了,Harris是对的。 最著名的两个拥有食人俗的社会,墨西哥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山地人,都是缺乏大牲畜的农业社会;我们知道,狩猎采集社会的资源瓶颈常常是卡路里,具体而言就是糖类和脂肪,而农业社会的瓶颈更可能是蛋白质,所以,理想情况下,农耕社会应混合一部分畜牧业,或者能与周边游牧社会建立交换关系,以补充蛋白质来源。 对于欧亚大陆农耕区,尤其是北方农耕区,这个条件能满足,他们的农田附近常有草地或稀树山坡,而他们也驯化了牛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但Aztec人唯一的驯化动物就是狗,所以他们只好把狗当肉畜养,但狗是杂食动物,不吃草,长肉慢,也不产奶,食物产出效率低,结果根本不够吃;相比之下,安第斯印第安农民因为有了羊驼和豚鼠,就既不吃狗和不吃人。 新几内亚山地的条件略好,有猪和鸡,但狗的那些缺点它们同样有:不吃草,长肉慢,不产奶;猪狗鸡的致命缺陷是其食物集与人类的高度重合,与人争食,传统放养条件下,靠主人的食物下脚料喂养,猪狗鸡的生长是很慢的,远不如那些可以放开肚子吃草的牛羊。 食人俗最盛的两个社会恰恰是肉奶最匮乏的两个社会,这显然是对营养解释的极大支持,但仍显不够饱满,不过,当我们考虑过那些处于理想的农业/畜牧混合经济和极度缺乏肉奶的墨西哥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之后,营养解释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食狗俗,狗是最早驯化的动物,狩猎采集/游牧/游耕和多数农业社会都不吃狗肉,但华南和东南亚水稻区流行吃狗肉,两个原因:稻米的蛋白质含量低于小麦,水稻区比小麦区更缺乏牛羊而更依赖猪和鸡,这样的推断看来是符合事实的:食狗俗的流行率与水稻种植率正相关,与牛羊缺乏率正相关。 其次是食俗上普遍的南北差异,北方人(包括欧美人)常嘲笑和鄙视南方人什么都吃,除了猫狗,浙江人吃蛤蟆,浙闽都吃老鼠干,广西人吃马肉,广东人更是什么都不放过,但所有这些食俗都与水稻依赖和牛羊缺乏联系在一起,不会都是偶然。 当然,每个社会都会给自己的食俗披上些神话和仪式的外衣,许多古怪的食物都被说成具有滋阴壮阳祛火辟邪的功效,去年我在从化还亲眼目睹了一场用狗血给新买的汽车驱邪的隆重仪式,引擎盖和四个轮子上都被洒上了热气腾腾的狗血。 不错,每个仪式后面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动听的故事,但需要牢记的是,所有的祭品最后都进了人们的肚子。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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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自己的经济学,而放弃早先人类学家将经济学引入人类学分析的努力。 萨林斯列举了许多经验证据来支持其说法,归结起来有下面几条: A1)狩猎/采集者的营养水平通常高于农耕者,即便按现代标准也不算低; A2)狩猎/采集者日常用到多数生活资料都非常充裕,有些简直取之不竭,而他们也很少为缺少这些东西而发愁; A3)狩猎/采集者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劳作时间低于农耕和工业社会,他们有大量闲暇,这表现在他们普遍都很懒散,难以适应现代工业岗位; A4)在一些细致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建立了用于估算在特定狩猎/采集/游耕方式下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水平,而统计表明,绝大多数原始社会的人口都远低于这些模型所推测的人口极限。 然而,这些论据与稀缺性和马尔萨斯理论之间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基于它们而提出的质疑是出于对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和马尔萨斯均衡的时间尺度缺乏理解,实际上,从马尔萨斯理论出发,这些情况恰在预期之中;恰好,多年来我始终习惯于从马尔萨斯角度看问题,所以上述四点在我看来完全不构成挑战,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回答。 1)瓶颈资源 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是生存资源匮乏,但在马尔萨斯均衡下,未必所有生存资源都是匮乏的,理论上,只要一种必需资源匮乏了,人口便受到抑制,而此时,其他资源完全可能是充裕的;究竟哪一种资源成为瓶颈,取决于群体所处的生态位、他们的取食模式和生产技术;有些条件下,卡路里成为瓶颈,另一些条件下,蛋白质或维生素成为瓶颈。 在商品流通高度发达的大社会中,处于不同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也叫生态龛、小生境)的各群体之间通过交换调剂丰缺,或许可导致大部分资源的供给都接近于瓶颈,但即便如此,某些低流动性商品在原产地仍可能非常充裕;而对狩猎/采集社会,市场交换只起着很次要的作用,因而人口完全可能被个别瓶颈资源所抑制。 在某些条件下,构成人口瓶颈的,未必是生存资料,也可能是以我们人类为食的捕食者——病菌,这是对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修正,在《多彩的瓶腹》一文中,我详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2)生态位与边际产出 对于常见于狩猎/采集生活的悠闲懒散,常见的直观解释是,反正再勤快也没活可干,而准确的说法是:某些条件下,边际产出递减的很快,以至于在均衡点上,尽管已投入的劳动很少,但即便投入再多的劳动,增加的产出也不可能养活额外的人口了;因而,闲散懒惰并不能证明一个群体未遭受资源瓶颈对人口的抑制。 想象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在靠近北极的某个荒远之地,是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某种鱼类每年洄游到此产卵,当地居民只须在洄游季节捕捞两天,便足够维持一整年的食物供应,而附近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此时,该群体的人口水平,便由洄游鱼群规模决定,在均衡点上,人均年劳动投入只有两天,任何追加投入(在进化上)都毫无意义。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态位中长期生存的群体,其文化必定是不鼓励勤劳的,但萨林斯似乎把因果关系颠倒了过来,他将文化视为闲散懒惰的原因,他的话听起来就像——狩猎/采集者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而没有看到这只是特定生态位下的边际产出曲线所导致的结果。 在农耕社会,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同生态位下的文化差异,在黑龙江一年只能产一季作物,在零下40度的漫长冬天,你无论如何勤奋也种不出更多的粮食让你多养活一个孩子,而在华南常能产三到四季,两地农民的勤劳程度也因此而有显著差异。 在取食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唯有市场化分工和交换可以突破生态位局限,比如,黑龙江农民可以在农闲时在家缝制兽皮衣服,用来从别处换取食物,对于那个把粮食卖给他们的群体来说,或许保暖衣服恰好是瓶颈资源,而食物却很充裕,这样,通过交换,两个群体的瓶颈都得到放松,人口都将增加。 不难看出,这样的分工与交换未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它确实提高了交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时,它就带来了经济史家所称的“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但斯密型增长只是一种幸运,它在理论上不是必须的,理论上,分工与交换必定导致的,是在边际产出曲线右侧拉出较为平缓的一段,从而使得追加的劳动投入有可能获得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但这段曲线完全可能且通常仍是向下的,经济史家将由此带来的增长叫做“马尔萨斯型增长”([[Malthusian growth]])。 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马尔萨斯型增长,是发生于明清两代的江南-湖广大分工,在此之前,江南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已达到马尔萨斯极限,再追加劳动已毫无意义,但在湖广,还有许多土地有待开垦或还有精耕细作的潜力,于是(注:这一过程的启动,也得益于政府漕粮征收政策的压力),江南农民开始部分改种经济作物,而从湖广进口粮食。(更多分析参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这是因为,蚕桑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劳动附加在上面卖出去,用黑话说就是,在劳动/边际产出曲线上建立一段下降不那么快的区间;但是,投入于丝绸/棉花纺织的额外劳动的产出率,是低于原先已经投入于稻米的产出率的,因而,大分工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但由于追加投入了大量劳动,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加了,从而供养了更多人口,这种形式的增长,也被有些经济史家称为“内卷化”。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要获得斯密型增长,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必须发生的足够频繁,不断改变边际产出曲线,使得由此而被放松的人口瓶颈来不及被人口增长迅速再次绷紧;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一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即便在当代,恐怕也只有少数社会满足了该条件。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减少,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恰是马尔萨斯理论所预见的结果,而不是反对它的证据。 3)抑制机制与时序瓶颈 当我们解读马尔萨斯“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这句话时,需要意识到他所暗示的时间尺度,即,他并未担保,无论将时间尺度拉近到多小的单位,任意时刻人口水平总是处于极限附近——要达到任意尺度的吻合,要么资源条件是恒定不变的,要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无限快的,而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能成立。 首先,任何群体所处的生态位,其资源条件都不是恒定的,食物的可获得数量在不断变动,尤其对于狩猎/采集这种生计模式,瓶颈资源的产出限制波动幅度常常很大;从动植物驯化/土地改良/施肥/灌溉/水利/病虫害控制/化肥/农药,技术进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各种环境不确定性施加日益强化和精密的控制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环境条件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始终存在。 因而,在长期,对人口数量构成瓶颈的,将是波谷也即荒年的产出水平,尽管在持续的常年和丰年中人口会超出瓶颈水平,但只要持续时间不足以令人口增长至可耗尽常/丰年产出的水平,作为偶然介入的观察者,我们便有很大的概率观察到一个处于丰裕状态的社会,这显然不能作为该群体未遭受人口压力的证据。 其次,人口增殖是需要时间的,而马尔萨斯所列举的那些抑制机制(或我们能想象的其他机制),并非都是温和而灵敏的微调机制,相反,它们多半是暴烈的,瘟疫、饥荒、战争,常能在短短几年/几十年内消灭1/3甚至一半以上的人口,而即便按2%的极限增长率(相当于35年翻一番),也需要30年左右才能将人口恢复到灾难前水平。 这样,一个马尔萨斯周期的时间跨度就可能上百年,因而检验马尔萨斯模型的恰当方法,是以10年为刻度,在连续几百上千年的跨度上,寻找多个马尔萨斯周期,然后看看这些周期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共同特征。 然而,对狩猎/采集/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只能提供当时和前几年的数据,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正在从上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群体的情况;萨林斯列举的数字似乎正是如此,比如,被深入研究过的巴布亚游耕者钦布人,各部落实际人口与理论极限人口的比值,十分随机的分布于从0.22到0.97之间,这完全在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期范围之内。 4)发展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一再指出,尽管技术会进步,经济会增长,但从长期看,处于生存极限附近的那部分底层人口的生活水平,注定永远不会提高;而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仅不会提高,还会下降,表现在:一方面,闲暇更少,劳动更艰辛,而单位劳动的产出却日益减少,而同时,由于各种资源之丰缺经由分工和交易不断被拉平,所有资源的数量都向瓶颈靠拢,结果,底层人口陷入了所有资源都稀缺的状态,相反,当只有个别瓶颈资源时,非瓶颈资源都是充裕的,因而他们变得更贫困了。 这一理论推断,与萨林斯所描绘的现实情景完全吻合。 尽管在我看来,萨林斯对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质疑并不成立,但这一质疑是十分有益的,如上所见,他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将马尔萨斯模型推向精致化。
饕餮经济学#7:互惠圈如何塑造人性?

多年来,我对互惠圈这个概念十分着迷,因为我感觉到,它所代表的那个博弈环境,或许在人类进化史的关键阶段,塑造了人性和文化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成份,而这些成份,与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交易系统,有着深刻的冲突。

比如,关于自私和慷慨(此次自私一词的用法是通俗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就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说法,人们总是说偏僻乡村的村民淳朴厚道、慷慨好客,但又经常发现农民很自私,为赡养父母的负担而斤斤计较,常常让兄弟反目,许多老人只好按月到各儿子家轮吃,我小时候也常看到一些农宅因分家谈判失败而拆掉一半,乃至半根大梁悬在外面的情景,乡村和小镇上,为一点点小利之争而跳脚骂街的场面,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城市居民,一方面被认为精明小气,朋友吃饭都要AA,美国人更是邻居之间帮点忙都要按小时付钱,甚至老爸还要掏钱给儿子做家务,而同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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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对互惠圈这个概念十分着迷,因为我感觉到,它所代表的那个博弈环境,或许在人类进化史的关键阶段,塑造了人性和文化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成份,而这些成份,与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交易系统,有着深刻的冲突。

比如,关于自私和慷慨(此次自私一词的用法是通俗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就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说法,人们总是说偏僻乡村的村民淳朴厚道、慷慨好客,但又经常发现农民很自私,为赡养父母的负担而斤斤计较,常常让兄弟反目,许多老人只好按月到各儿子家轮吃,我小时候也常看到一些农宅因分家谈判失败而拆掉一半,乃至半根大梁悬在外面的情景,乡村和小镇上,为一点点小利之争而跳脚骂街的场面,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城市居民,一方面被认为精明小气,朋友吃饭都要AA,美国人更是邻居之间帮点忙都要按小时付钱,甚至老爸还要掏钱给儿子做家务,而同时,许多证据却又表明,现代市民,特别是发达市场国家的中产市民,在热心公益和乐善好施方面,远超过传统村民。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果从博弈环境的差异去考察,便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现代市场化大社会中,核心小家庭为主,周围多数是陌生人,产权划分更细致精确,而传统小社会,大家庭较多,在家庭、家族、村社等层次上,有着许多共有权利。

河道、水井、池塘、道路、草场、桥梁、宅基地、晒谷场、私塾、祠堂,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共有,在通行、采光、风水等权利上,边界也很模糊,许多大宗消费,比如节宴、唱戏、丧葬、祭祀、求雨、绑票赎金、土匪保护费、官员贿赂,都是集体消费的。

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本可行的手段将财产和权利的边界划分的那么清晰细致,另一方面,如前一篇所分析,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模式,在那种条件下,恰是成本收益比占优的。

然而,小社会居民更多的采用权利(或产权)共有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少私心,与大社会居民相比,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倾向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当权利共有程度越大,个人需要更多的警惕心、算计能力和社交技巧来时刻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大社会中,仅当你面临具体交易时,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算计,而在小社会,你需要时刻提起精神,为自身利益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因为边界是不清晰的,交易也不是笔笔结清的,实际权利和所得之多少全在于你的拼争。

经历过下列任一处境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学生宿舍的集体生活、婆媳妯娌姑嫂关系、妻妾嫡庶关系、机关和国企里的勾心斗角、大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一个就够受了吧?传统小社会还把这些全捏在一个系统里,五四青年在逃离这个系统之后的轻松感,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逃离总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在新的条件下,新的战场总是被重新构建出来。

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在黑猩猩社会就有了,但人类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认知能力、思维模式、价值体系都被塑造得高度适应这种斗争,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洞察力、手腕技巧,都令人叹为观止,女人爱看韩剧里的家庭战场,男人则热衷于谈论宫廷阴谋,都乐此不疲。

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一发展?两两博弈和市场化交易貌似都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进化心理学的博弈分析,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私、等级量化的亲情、诚实、免遭揭露时的欺诈倾向、欺诈时的心慌脸红,等等,甚至自欺也得到了解释:自欺可以让你更好的掩饰欺诈而不容易被察觉。

我们容易理解为何亲情和诚实得到颂扬,虚伪和欺诈遭受贬斥,却不容易理解,为何无私、慷慨、不计较得失,会得到颂扬,为何吝啬、明算账、斤斤计较,这些会成为贬义词?为何实际上被算得一清二楚的礼尚往来,却要刻意掩饰其交易性质?这样的交易时时刻刻在发生,双方心知肚明,但其交易性质一旦被揭穿,会给双方带来无法遏制的本能尴尬和嫌恶感,这是为什么?

为了掩饰交易性质,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交易费用:发霉的月饼、不实用的奢侈礼物、给烟酒回收店的高额折扣,以及更重要的,大量的负消费者剩余:许多奢侈品如果不是因礼尚往来,受礼者原本是不会消费的,但受礼者因此欠下的人情债却是以市价记账的,所以消费者剩余是负的。

互惠圈模型或许能给出一种解释,如上篇所述,互惠圈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合作社,它的优势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

1)共享池免除了两两互惠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和评估成本;
2)与两两互惠关系相比,共享池在更广的范围内分摊了风险,从而提高了个体风险抵御能力;
3)在收入波动在生存线附近的条件下,上述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是非常大的收益。

但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保险合作社,不像现代合作社那样,可以借助国家司法系统来执行成员义务,互惠圈的成员义务是由内部自发机制来执行的,在互惠圈内,个体的最优策略应包括如下内容:

1)用行动、言语和符号,向其他成员显示和证明自己的成员资格,包括对成员义务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以便维持自己的成员地位;
2)揭露、指责和制止其他成员违背义务的行为,必要时发动驱逐行动;
3)在不影响(1)的条件下,从共享池为自己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上述策略将鼓励对慷慨无私的展示和宣扬,和对自私吝啬的谴责,但同时鼓励个体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尽可能损公肥私,比如,当能够把肥私行为掩盖在公益外衣之下时;在上述模型启发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进一步的观察和推断:

1)如果互惠圈面临瓦解,策略条件(1)迅速撤销,立刻进入对共享池的哄抢状态;
2)如果某个成员被认定未来没有指望拥有履行成员义务的能力,他将被开除,除非他的继承人能替他履行义务,所谓“救急不救穷”原则大概起源于此,一个农民互惠圈不会接纳一个乞丐;
3)互惠圈都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当面对圈外人时,将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对圈内人的兄弟情谊,和对外村人的无情屠杀,这些看似完全对立的情感,可以毫无困难的并存;
4)互惠圈成员严格区分私人事务和涉及共享池的公共事务,严格区分普通交易和集体互惠交易,他们为之分别创造了两套独立的概念、词汇、认知模块、符号体系和伦理法则,如果一种交易被认定为互惠圈交易,成员将强烈的抵制任何使得它看上去像普通交易的行为,即便改变只涉及表面特征。

(越扯越远了,几乎沦为标题党,呵呵,待续)

饕餮经济学#6:排他性互惠圈和身份符号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机制:每只吸到血的蝙蝠回巢后,都把多余的血液吐进若干公共血池之一,其它所有与它有合作关系的蝙蝠,若空腹而归,便可从该池子中汲血,如此,蝙蝠们将分化为若干排他性互惠圈,每个圈对应一个池子,实际上,共享池可以是虚拟的,它在物理上对应着圈内蝙蝠的全部空肚子。

我不知道博弈学家管这种机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变了互惠关系的信息条件:免除了你记忆两两交往历史的负担,而只需了解对方对待圈子的态度,而识别该信息的负担可以转嫁给你所信任的圈内其他人,比如入党介绍人,或者,在日常闲谈中,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

上述信息机制的改变非常关键,它降低了系统复杂度,把点对点互联改成了总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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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机制:每只吸到血的蝙蝠回巢后,都把多余的血液吐进若干公共血池之一,其它所有与它有合作关系的蝙蝠,若空腹而归,便可从该池子中汲血,如此,蝙蝠们将分化为若干排他性互惠圈,每个圈对应一个池子,实际上,共享池可以是虚拟的,它在物理上对应着圈内蝙蝠的全部空肚子。

我不知道博弈学家管这种机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变了互惠关系的信息条件:免除了你记忆两两交往历史的负担,而只需了解对方对待圈子的态度,而识别该信息的负担可以转嫁给你所信任的圈内其他人,比如入党介绍人,或者,在日常闲谈中,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

上述信息机制的改变非常关键,它降低了系统复杂度,把点对点互联改成了总线式以太网;在互惠圈里,团伙忠诚和江湖义气代替了个人交情,成为你选择博弈行动的主要决策依据。

信息识别方式的改变,进而带来了自我标识(或曰信息表达)方式的改变:此前需要表达的是“我是谁”,现在重点则变为“我是哪一伙的”,个体符号以面孔和名字为主,而团伙符号则需要人为设计,于是,形形色色的符号被创造出来:发型、文身、敲掉门牙、耳洞耳坠、鼻子穿针……(请注意:越高级的符号越难模仿)

基于共享池的互惠方式更适合狩猎团伙,它使得一个较大的互惠圈可以按季节和任务不同,灵活组合狩猎团队,从单兵追猎、小股游猎,到大规模围捕和悬崖驱赶,这样,因病缺勤者也可维持食物供给,甚至他们的遗孤也能得到抚养,这是最古老的保险合作社。

敏感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共享池这个东东,容易让你联想到饕餮,很明显,它对食量是个重大激励,不仅共享本身降低了边际食量的内部成本,而且聚餐是维系团伙的核心手段,美酒佳肴是友情的(也是爱情的)高效催化剂,直至今日,聚餐仍是维系各种组织和圈子主要手段,而大部分饕餮行为便发生在这种聚餐场合。

饕餮第二定律: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合作方式越流行,饕餮就越流行

尽管互惠圈免除了对两两交往史的直接观察和记忆负担,却也带来了新的监督和执行开销,在p2p关系中,每个人自己决定谁是朋友,当对方背叛时,断绝互惠关系即可,而在互惠圈里,朋友是个集体概念,等同于成员身份,这样,成员的接纳和驱逐便需要某种组织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评议和执行。

有三种模式可实现该机制,第一种是非正式的,主要手段是闲聊,闲聊的主要内容是对团伙成员或潜在成员的评头品足,内容总是围绕各成员在履行团伙互惠义务上的表现,当有人认为某成员过于吝啬、偷懒、胆怯时,可能会把指指点点升级为激励指责,如果指责得到同伙们附和或认可,被责者可能从此成为不受欢迎者,该模式中,集体决议是在七嘴八舌中自发涌现的,其执行也是自发和自动的,令人称奇的是,还常常十分有效。

从第一种很容易演化出较为正式的投诉、评议和决策机制,而入会和开除的执行也逐渐被仪式化,比如喝鸡血、割指、刺青、做发型、改名字、按手印,成人礼大概也起源于各种入会仪式。

然后是权威模式,权威来自团伙内部不可避免的等级化,个体间的禀赋差异,使成员对共享池的贡献各不相同,为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激励无效,必须给个人能力强或善于合作或有领导天份者以奖励,而通常的奖励是主持猎物分配的权力,和最大最好的一块肉。

这些早期权威和领袖大概和孩子王或街头帮派首领一样,是靠个人能力而自然涌现的;不过狩猎时代权威的控制力很弱,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履行仪式化功能,而决策基础仍以自发机制为主。

依我看,互惠圈机制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头等重大事件,从那时起直到定居农业出现之前,它是人类进化的头号发动机,可能直接导致了语言的出现,也是催生大量早期文化符号的温床(关于这些文化符号,我在三年前曾有一个半途而废的系列随笔《符号的魔力》,有些朋友可能见过,过几天会贴出来),并带动社会组织结构向日趋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另一种互惠机制,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交易,其出现则要晚的多,而那时候,人性和文化的基本要素已经塑造完成,这就是为何市场理念如此难以深入人心,而各种反市场的主张,即便错的很浅显,也那么容易被接受,资本家永远是恶魔,反犹主义也永远是主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