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3】 @赵昱鲲：#TED Talk#经济学家Jacques谈中国崛起：http://t.cn/hGrTWN 他对提出理解中国的三条根本：1，中国不是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以文明维系的国家，即“天下”，认同感来自于文化；2，中国人对种族的看法与西方迥然不同，因为90%以上的中国人属于汉族；3，中国人把政府看成父亲、大哥 @赵昱鲲: 由此想到，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言论，其实都是出于对美国的误解。在下忝居美国有年，干过自由党，学过心理学 @whigzhou: Jacques这种说法（按老摇的总结）简单化了，认同和文化都是多层次的，帝国维系于精英层基于汉字/官话/经典而形成的认同，而大众则基于各自母语和各地习俗形成地方认同 @赵昱鲲：回复@whigzhou:TED只有20分钟，所以他无法展开，简单化是难免的。而且我觉得他引用的一个例子，用一国两制来说明中国不是nation-state，似乎理由不足。 @whigzhou: 简单化<>简化，简化丢失了信息，但不会让真命题变假，简单化则会 @whigzhou: 比如，我的外套是红色的，帽子灰色，鞋黑色，“我的穿着各种颜色”是简化，“我全身上下都穿红色”是简单化 @whigzhou: 他的错误在于，看到文化认同视为民族国家的基础，却没看到文化认同同样是帝国的基础，而这正是因为他对文化认同不恰当的做了简单化 @赵昱鲲: 简单化和简化，你说得很好。不过他的意思你好像弄反了，他是说中国是civilization-nation，靠文化认同形成国家，而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你可看原transcript 【后记】 当时没看到老摇的最后一条回复，我发现确实弄反了，不过没弄反的话，Jacques就错的更离谱，所谓民族本来就是文化共同体，识别民族的标准历来就是语言和文化，而非血缘，民族对文化认同的依赖比帝国更强。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经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 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的往返人潮，将会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的变得更均衡。 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的被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干线上。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而且会变得更多的指向大城市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代际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刚刚开始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