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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的理由 辉格 2011年11月4日 资源税是一种晚近出现的税收类型，它的理论基础是：某些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未能在市场定价机制中得到充分表达，即，它们的市场均衡价格低于其“真实”稀缺性本该导致的水平；而出现这种低估，或者是因为一些稀缺资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排他性产权，或者是因为资源所有人总是给当前收入赋予过高权重，用俗话说就是，过于自私和短视而对子孙后代考虑的太少了。 假如是前一种情况，资源税的性质便相当于将已经表现出稀缺性但未能形成产权的资源征用为国有产权，区别于其他产权形式之处在于议价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议价，而是由政治进程来决定价格（即税率）；不过从目前资源税所适用的资源类型看，它应该是基于后一种理由，因为像原油、煤炭、金属等埋在地下的矿物，其排他性已经随土地产权而建立，因而对其征收资源税的理由只能是：其“真实”稀缺性在土地或开采权价格中尚未完全表达。 流行的说法是，假如没有资源税，企业一边无偿使用资源，一边却利用其稀缺性赢得暴利，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其实这整件事情与作为资源买方的企业毫无关系，它们使用这些资源从来不是无偿的，只要土地或开采权招拍是开放的，买方是竞争的，那么资源成本必定已包含在其获取土地的价格之中；假如你认为稀缺性未能充分表达，那也是卖方的问题，因为最初感受到稀缺性并且有机会将其在议价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以及有能力在时间轴上分配资源供给的，是且只能是卖方。 于是问题就变成：为何有人认为资源所有者对稀缺性的感知和表达是不足的？或者他们留给未来和后代的份额是太少而不是太多？考虑到没有人能预知（即便在最粗略的程度上）未来的人们对这些资源会有多少需求，而满足同样需要的资源供给会有多大，这样的判断就未免显得过于武断和一厢情愿了。 实际上，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类似判断在事后都被证明是多么不靠谱，其中较著名的一次来自罗马俱乐部，还有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希与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之间那场十年之赌；当然，未来社会也会面临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但从长期看人口压力无论如何都是难以避免的，为何当代人就有义务勒紧裤带以帮助后代在一个资源压力更轻松的条件下扩大人口规模呢？ 不过，对于环境主义者来说，稀缺性表达不足是个规范性命题，为子孙多考虑一点是个不容置疑的给定任务，所以为了让讨论继续下去，姑且先接受它吧；那么，资源税能否实现“为未来多保留些资源”这一任务呢？答案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假如我们不考虑资源勘探而只考虑已探明储量的话，资源税未必会抬高资源价格从而压低其消费量，这取决于税率与资源成本结构的关系；资源价格是由均衡点上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即，对于成本最高的那个边际开采者，其出售资源的价格恰好能补偿其开采成本加上土地机会成本，因而资源本身获得的租金为零，而成本低于他的所有其他开采者，或多或少都取得了资源租金。 这样，对于那些资源租金（即成本低于边际成本的部分）在其成本构成中比例低于税率的开采者，资源税会让他们立即停止开采，但这未必意味着资源税是有效的，因为征收受国境线制约，而资源流通是全球化的，所以一国之内的开采者可能恰好全都远离边际成本，这样的话，资源税的作用就仅仅再分配，即部分没收既已存在的资源租金，而这不会对已探明储量的开采活动构成影响。 所以，资源税的短期激励效果，要看征税对象的成本结构及其在全球总的成本分布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因而就其政策目标而言，对于资源开采成本普遍较低的国家，它至少在短期是无效的；我们知道，从2000年迄今的这一轮资源价格上涨浪潮中，成本曲线是非常陡峭的，因为持续的旺盛需求和高价格已将开采者吸引到了许多难以开采的边缘矿区和新型矿种，这就使得大部分传统矿区都远远脱离了边际成本而处于资源税的无效区间内。 但资源税还有它的长期效果，通过削弱勘探激励，它可以降低探明储量的增长，从而压低资源的长期供给水平，不过实现这一效果的前提是，勘探者不会从资源税中受益，至少收益程度抵不过因资源租金下降而受损的预期，通常，这一条件都能得到满足；但初级资源恰恰不是通常的产业，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矿产勘探和开采权一级市场的唯一卖家，而同时它将是资源税的受益者，这样一来，资源税的长期激励机制就被短路了。 当然，政府不是只有一个，征税权和开采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会有所分割，因而资源税或许会起到某种收益再分配的作用，并由此而对各条块部门的行为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将遵循另一套全然不同且迄今尚未被探明的动力机制，其最终效果究竟会压制还是鼓励资源消费，殊难料断。

提高透明度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 辉格 2011年9月23日 同仁医院一桩看似普通的医疗纠纷，却以患者将医生砍成重伤这样的悲剧性结果收场，实在令人扼腕无语；乍看起来，这只是件个别的、没有代表性的疯狂举动，不仅患者的最后行动残忍无理，其最初的诉求看来也没什么道理，至少从报道内容看，他对医方的指控仅仅出于自己的非专业怀疑，并未得到任何实际证据或专业意见的支持。 然而，该事件却不会因其非理性特点而失去典型意义，我们知道，一个无效或不公正的纠纷处理机制，会制造许多冤屈，但我们不应忘记，并非所有自认为含冤并据此进行抗争的人，都有着合理正当的诉求，都对事实和因果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相反，一个不公正的司法机制，在制造实质性冤屈的同时，也以同等甚至更大的可能性制造着程序性的冤屈，这些自认含冤的当事人，并没有真实的冤情，只因没有获得一个公正程序的处理，怒火和冲突难以平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是个罗生门，每个人看到的事实都可能不同，尤其在医疗这样高度专业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所有当事人都对事实和因果关系有着正确的理解，一个好的纠纷处理机制，应能够以其程序公正性，让即便有着非理性诉求的当事人也能心服口服，王宝洺并没有一开始就动刀砍人，他的诉讼已持续三年之久，假如他能顺利走完整个诉讼过程，即便最终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结果，或许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惜的是，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卡住了，由于法院对医疗纠纷案的审理通常以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为依据，而医疗鉴定又以病历资料为主要证据，但因为双方对病历真实性未能达成一致，鉴定机构拒绝做出结论；类似的僵局在近年来的医疗纠纷中颇为常见，其中以2001年余战胜诉邵武铁路医院案最为典型，70页病历被涂改了68处，导致鉴定申请连遭三家鉴定机构拒绝受理，结果案件同样拖了三年多。 然而，按现有法律条文的规定，事情原本不该卡在这样的环节上；首先，病历的瑕疵未必严重到让事故鉴定无法进行的程度，其次，假如由于证据缺乏，双方都无法获得鉴定结论，未必会让案件审理难以继续，因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将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赋予了医方，所以理论上，患者根本不需要主动去申请鉴定，直接提出损害事实和赔偿诉求即可，此时医方有责任证明他的处置合理或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假如他举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法官本可以依其它证据推定其侵权责任，即便这一推定是错误的，也是医方咎由自取，这正是举证责任的要义所在。 该原则是合理的，因为医方在医疗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信息有利地位，控制着全部信息资料，理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显然没有得到遵循，否则我们将看到大部分医疗事故鉴定都是由医方申请的；正是因为医方举证责任没有得到落实，才会出现许多类似的死锁案件，而案件的长期拖延难免会让某些当事人心生绝望和情绪失控乃至诉诸暴力。 同时，也是因为举证责任的不落实，才放任了医方在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局面下，仍怠于改进病历记录的质量和可靠性，结果，病历资料的可信度已成为加剧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近年来的医疗纠纷案中，隐匿和窜改病历的情况十分普遍，病历真实性遭受质疑的案例高达60%，这一数字也得到了广东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的认可。 实际上，只要司法系统通过严格举证责任向医方施加压力，一些简单的措施即可改进病历记录的可信度，比如早就有人提议用两联复写单来记录病历，而在日益普及的电子病历系统中，只要按规定使用，所有修改记录都会留下改动痕迹、个人电子签名和时间戳；随着医疗过程变得日益复杂，医方的法律风险将有增无减，唯有提高信息透明度，才能让医院既取信于患者，也恰当的控制自己的风险。

【2011-11-3】 @whigzhou：哲学家[[Donald Davidson]]构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伦理问题：a malignant climber who fully intends to let go of the rope holding his partner, but whose excitement at the thought causes him to let go before he can act on the intention. 你认为这家伙有罪吗？ @whigzhou：许多人都会同意甜饼抗辩（ http://t.cn/SzGE1O ）的荒谬性，但对这个虚拟案例却很可能意见纷纭，不过我觉得这是对道德责任主体之边界的很好说明 @小野猪君: not guilty. 抓这个动作本来对人就是个考验，什么都不想，或者想着都害怕也容易松手，何况他那么兴奋。就像离门一米远，对着空门也射偏了一样。美剧里最喜欢用temporary @whigzhou: 问题是，导致他兴奋的恰是起初那个罪恶动机，即，从初始动机到最终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并未被其它东西所插入或打断 @whigzhou：考虑此题与另一种情况的差别：当事人在恶念闪过之后，又因想起昨日饭局中的笑话而激动得松掉绳子  

出版业的未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0月27日 在与亚马逊联手消灭实体书店之后，出版商们恍然发现，接下去将要被消灭的，就是自己了；在网络书店蒸蒸日上的那段日子里，出版商的日子过的也很滋润，尽管纸价在快速上涨，但2005年到08年间，企鹅集团仍取得了连续四年的盈利两位数增长；所以两年前企鹅老板接受采访时，还信心满满，认为网络和电子化虽已打垮了报纸，但不会对图书出版业带来伤害，相反只会让书籍变得更易获得从而推动阅读市场扩大。 这一乐观是有理由的，不过理由仅仅来自需求面，对于读者来说，买书的总成本确实大幅下降了；3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十几年前没有网络书店时，要买一本已知书名的书是很不容易的，除非是正在热销中的新书；逛一次书店要跑很远，累死累活半天也未必能买到几本合意的书，买回家读完后感觉物有所值的就更少，当时，搜寻的代价实际上构成了阅读的主要障碍，比书价本身更重要。 所以那时候，按自己的计划书单读书的人，所能依靠的主要是大型图书馆而不是书店，而光顾书店的则是那些乐意接受图书渠道“推送”的读者，而不是宁愿自己“拉取”的读者；这样，图书业实际上把阅读热情最高的那些人屏蔽在外了，毕竟图书馆阅读带不来多少销售量；现在网络书店把这部分阅读需求充分释放了出来，因为上图书馆找书看书的门槛和成本都不低，远不如在家阅读方便；然后，电子化再次大幅拉低了图书价格并改善了阅读便利性，这两大因素造就了过去十几年阅读量的高速增长。 然而，上述改变同时也为出版业埋下了祸根；推和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流通模式，在实体书店的书架前面，读者处于被推的地位，而在网络书店，他们是拉取者，凡是由推送模式主导的流通系统，渠道便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商品只有先挤进这条通道才能到达消费者，而商品在通道中所处的位置将极大的影响其最终销量，而对于传统出版商来说，与流通渠道之间的稳固关系是它的一项核心资源，是个体作家所不具备的，而现在，将流通模式从推变成拉、并消灭了实体书店之后，这项资源也就消失了。 随之而消失的，是作家通过传统出版商而不是自出版方式出书的主要理由，因为在拉取模式下，作家与读者之间桥梁，不再是流通渠道，而是知识声誉、流派渊源、口碑、书评等等与作家和作品本身有关的东西；至于寻求传统出版的其它理由，如编辑印刷流程的复杂度和分工合作需要、固定投入门槛，也早已随内容电子化、印刷自动化和桌面编辑软件的普及而一一瓦解了；这样，在享受过需求端扩张所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传统出版业最终将因供给端的离弃而溃败。 假如出版业还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新的生态条件下重建其商业模式；我们知道，企业存在的理由是，过于复杂精细的分工合作所导致的高昂交易费用，使得将部分分工合作链纳入企业计划体系内具有效率优势，所以，出版业的出路也在于如何将此前已被大幅缩短的分工链重新拉长，而希望在于，此前被精简掉的，主要是图书的后期制作和流通环节，而作为图书核心部分的内容，却多半还都是由作家独自努力的结果。 即便是由许多作家合著的大型作品，也往往只是基于线性任务分割的简单合作，而不是像电影拍摄那种工种庞杂、需要细致规划和精心管理的非线性合作，而只有足够复杂因而需要大额资本投入和团队管理的非线性合作，才能支撑大型企业，否则只能容纳个体户，在这一点上，电影业倒是值得参考的对象，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尽管对电影业的发行和播放环节带来了冲击，但核心制造环节却始终稳固。 机会是有的，比如传统图书的互动化，有多少读者能在读《红楼梦》的同时在大脑中重建出大观园的空间格局？或者在读《机械原理》时想象出各种机械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或在读历史时一幅幅地图如在眼前？无疑，在通过深度编辑大幅提升传统图书阅读体验方面，出版业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况且，通过让部分互动性依赖于云服务，出版商还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盗版问题。

【2011-10-31】 @洪国荃：有朋友问我对芙蓉的评价：我从不骂芙蓉，她只是在北京打拼的女孩子，以名誉做成本，以挨骂为代价，演绎百姓的另类生存方式，她没偷没抢，没有伤害其他人，没有道德败坏，每逢有地震等灾难事件，她总会尽其所能献爱心，可以对她的出名方式有异议，但没有辱骂她的权利。 @tertio: 问题是，如果大多数人都像你这样，那芙蓉还能火起来，到处拿出场费么？ @whigzhou: 是啊，那样的话，名誉就不是成本，代价里也没了挨骂一项，生存方式也不再另类了 @whigzhou: 许多人将宽容误解为抛弃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甚至接受其价值观，这种理解确实很让人抓狂 @小野猪君: 没看懂这句“许多人将宽容误解为抛弃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宽容为啥还是抛弃了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应该是接受了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吧？ @whigzhou: 甲持有价值观A，乙持有价值观B，A与B对立，许多人将“乙应宽容对待甲”理解为“乙应放弃B”甚或“乙应接受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