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钱包的机会与障碍 辉格 2011年6月1日 日前，谷歌宣布了其基于近场通信（NFC）技术的电子钱包产品Google Wallet，这是他不久前刚确立的NFC战略的一个重大应用，该战略还将包括签到、门禁、现场个人数据交换和各种位置敏感应用；更宽泛的意义上，它也是手机功能多样化的一部分，类似的努力还有试图将手机变成通用遥控器的Android@Home，和为手机外设提供统一驱动规范的ADK；尽管判断其成效还为时尚早，但这些计划在过去几星期中的密集推出，清晰的显示了谷歌的战略方向和决心。 与其它电子支付工具相比，Wallet最直接的卖点在于它不是单纯的支付工具，而是一个综合性钱包，可以让用户同时储存和使用电子形式的会员卡、折扣券和代金券，未来还可能延伸到门票和交通卡等有价票证，而在这些服务项目上，谷歌有着庞大的信息资源、丰富的应用产品线和渗透率极高的用户到达渠道，比如Google Maps/Earth的地理商业信息，Latitude位置感知服务，Goggles商品识别应用，Offers折扣服务等等，这些都是银行和移动运营商所没有的资源优势。 Wallet的推出最终让我们看清了谷歌的移动商务战略，特别是此前他为何愿意花60亿美元的大价钱收购领先团购网站GroupOn，因为对于上述战略，折扣和团购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改变用户的消费和支付方式是个艰巨的任务，其中支付习惯尤其难以扭转，尽管从技术上看，电子钱包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都远胜于物理钱包和银行卡，但人们对无形物的不信任感是很难消除的，好在，人们同样难以抵御折扣的诱惑，省钱从来都是硬道理，是克服习惯和心理障碍的利器。 对于消费者，电子钱包可以免除他们保存大把会员卡和优惠券的负担，从而让他们更愿意办理会员卡和接受并保存小额优惠券，对于商家，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制订更灵活细致的区别定价策略，更精确的发放折扣券和跟踪它的使用情况，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优化价格策略，从这个角度看，首先接受Wallet的，可能是那些最热衷于发放优惠券，也就是惯于实施区别定价策略的行业。 NFC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它极其快捷的支付速度，免除了点钞、验钞、找零、打印和签字等繁琐耗时的环节，这对于那些客流分散度低、窗口和柜台资源紧缺而昂贵、容易造成客户排队和拥挤的商家，比如快餐、剧院、球场、公园、停车场、公交系统，尤其有吸引力，假如每个收银终端能为商家节省半个柜员岗位，其设备和系统投资便可物有所值；综合上述两方面考虑，快餐、旅行和演艺业，或许是电子钱包恰当的切入点。 钱包本身只是个容器，要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就得在里面装进各种类型的“票子”，包括货币、折扣券和消费券（比如门票和车票），货币来源可以通过与银行和电信运营商合作解决，或者像谷歌自己的预付费卡（prepaid card），但要说服众多商家提供Wallet形式的折扣和消费券，则是艰巨得多的任务，需要深厚的商户关系资源和行业号召力，谷歌在移动商务上尽管已开拓了多项应用，但显然还未成气候，未来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于Offers的成功，或其他团购商的合作。 从技术上看，Wallet的安全性明显优于磁条银行卡，但在消费者看来，银行卡支付只涉及商家和银行，而手机钱包则涉及到手机制造商、电信运营商和应用开发商，所以，要消除消费者的安全疑虑，必须让他们认可所有这些相关厂商的信誉，即便其中某方实际上并不影响安全性，这一点也不容易做到，特别是在国内产业环境下，各大电信运营商过去在增值业务上的表现可谓劣迹斑斑，臭名昭著，恐怕不容易说服消费者接受手机钱包。

真维斯触动了哪根神经？ 辉格 2011年5月30日 最近，清华第四教学楼改名真维斯楼，铭牌一挂出即引来许多师生和校友的不满和慨叹，几天后先是被喷漆，接着牌子又告失踪，给刚度过百年华诞的清华带来了一场小风波；平心而论，校方在这件事上倒并未做得很出格，用校内楼堂馆所的冠名荣誉换取捐赠，是各国大学的通行做法，清华也已实行多年，募得捐款据说已超过八亿，此前并未惹来太多风议。 问题出在真维斯这个名字上，尽管真维斯是家合法诚实的企业，也没出过什么丑闻，按某些人的标准，还是值得被扶持的“民族品牌”；但不幸的是，在许多人眼里，他太土了，既与高科技和先进性沾不上边，也没有金融地产巨头那种令人仰望的光鲜和贵气，可以想见，服装、食品和娱乐等直接满足“低级原始”需求的企业，大概都会遭遇同样的抵制。 对于真维斯尤其不利的是，它不仅是服装品牌，更已被认定为三流大众品牌，成了俗气、不谙风情、不懂时尚的代名词，甚至已是被用来识别来自三线城市和小城镇的、未见过世面、缺乏品味的青年的标志性符号；由此不难理解，那些自视为骄子的清华校友，是断难接受这种符号与自己沾上边的，哪怕是一丝微弱的联系，也足以让他们愤怒，或者说，唯有愤怒一下，才能将自己与它撇清关系。 不久前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标题即为《穿真维斯的青年》，十分真切的描绘了这种心态，作者也曾是来自小城市青年，在北京上了大学，开阔了眼界、提升了品位，回头再看当初的自己，那感觉大概就像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看到痴迷于巫术而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部落民时的感觉；所以，对于没有此种经历的校友，真维斯最多让他们鄙视而已，而对于曾经就是真维斯青年的校友，真维斯铭牌就像一面镜子，让他照见过去的自己，愤怒就是很自然的反应了。 以冠名荣誉换取捐赠，对大学原本是桩不错的交易，而清华的买卖做得算很不错了，一幢建筑动辄一两亿的身家，相比之下，当初哈佛和耶鲁的校名都只卖了数百英镑，外加几百本书，其中伊利胡·耶鲁捐的560镑还是用货物充数，校方不得不自己把它拍卖掉，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用这笔钱要想在今天清华北大的任何角落留下个名字，恐怕都不容易。 真维斯这笔交易的问题，并不在许多人所声讨铜臭味儿，从没听到有人说那779镑和560镑捐款给哈佛耶鲁的校名染上了铜臭，问题在于卖方没算清楚成本，在上述文化背景下，挂汇丰微软的名字和挂真维斯双汇杜蕾丝的名字，成本可大不一样，捐款是一次性的，而一个会给师生校友带来负面感受的名字，却将在很多年中时不时冒出来破坏他们的情绪。 遗憾的是，学校的决策机制未能阻止这笔亏本买卖的发生，而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国内大学与西方大学的制度差异，假如清华有一个代表师生和校友利益的董事会，假如冠名交易曾被提交校董们讨论，那么对真维斯这个名字的反感无疑会在决策过程中得到表达，因为从事后的反应看，这种反感是普遍而强烈的，它至少会影响一两名校董，而对于清华这样财大气粗而不乏捐助者的学校，一旦感知到负面反应，是不会为区区几百万捐款而冒险招惹众怒的。 师生校友们在愤怒和失望的时候，或许忘了，尽管他们以清华人自豪，但实际上这个学校从来就不属于他们，它不像剑桥和哈佛那样拥有自治性法人社团的地位，它属于政府，因而管理和决策机构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主人翁感只是大学这个名称所带来的一厢情愿的幻觉，看清这一点或许可以让他们释然和超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