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尚不至于拖垮欧洲
辉格
2010年5月6日

本月初，在标普调降希腊国债评级五天之后，希腊政府终于一改此前的敷衍粉饰态度，拿出了一份有份量的财政紧缩方案，在力度上比三月初所宣布的48亿欧元的紧缩计划要大得多；该方案的公布迅速招致了工会和公务员的强烈抗议，随后的全国性大罢工发展成街头骚乱并导致了暴力、纵火和流血；由此引发的对希腊政府方案执行能力的担忧，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一阵恐慌。

不过，投资者的反应有点过头了，这份紧缩方案的力度虽称不上洗心革面、浴火重生，但确实是动真格了，对于一个奉行福利主义的左派政府来说，算是不容易了，若能严格执行，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显著缓解债务压力；而财政自律若能连续维持两三年，投资者对国债的信心将会恢复，信用评级也将回升；IMF和欧盟的援助承诺虽未全部落实，但大致上可以帮助希腊挺过这关键的两三年，这样的话，希腊危机将不至于蔓延为一场全欧洲危机，也不会变成金融危机的第二波。

实施的阻力当然是巨大的，更多的抗议和骚乱也在所难免，然而这些都是预期内且可控的状况，不足以令方案失败；只要有决心，本届希腊政府有不少有利条件来实施财政紧缩：首先，它刚刚上台，可以把债台高筑的责任和紧缩带来的痛苦归咎于上届政府；其次，它的任期还很长，眼下尚无须为大选而担心支持率，而四年之后，若危机已过去，增长已恢复，那将是一个值得夸耀的成就；最后，在野的新民主党是个偏右政党，而且对危机负有责任，它大概难以号召和组织民众来反对财政紧缩；所以，帕潘德里欧只要能驾驭住本党同志，应该能够抵御工会的单打独斗。

从三五年的短期看，这将是个不错的结果，债权人未被血洗，欧元保住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免于成为下两块多米诺骨牌，希腊也学会了一点财政自律，尽管很不彻底，世界人民也无须再为猜测危机的第二个底部在哪里而忧心忡忡；然而从长期看，这次成功的救助行动，将为欧元体系树立一个不良先例，它将在未来鼓励更多的草率财政，也鼓励债权人继续借钱给败家子们。

规则的价值在于为当事各方对未来形成恰当的预期，然而，任何规则若仅仅写在纸上，是无法具备此等功能的，而欧元体系的一些核心规则恰是如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已生效近17年，但许多关键条款迄今从未经受一两次边界事件的考验，因此，人们尚无从知晓这些条款——比如“不得财政援助成员国”和“不得购买成员国国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本次危机对于欧元区最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便在于，它将提供一个机会，来回答人们关于“马约和欧元体系到底是什么”的疑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在揭晓；首先，欧元区成员国不是美国的州，自1975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援助过州和地方政府，而宁可听任许多县与城市政府破产，州政府关门歇业，在本次危机中，该原则经受住了考验；然而，欧元国虽放弃了货币主权，却没有相应的被要求完全财政自立，这一点使得欧元区救援十分不同于IMF救援，即无法实施IMF救援通常会伴随的本币贬值，因为本币已不存在了。

其次，财政救援可以不以债务重组为前提，由于债务重组的宣布本身会触发许多CDS所规定的财务事件，会立即打击债券市场从而引发流动性紧缩和危机扩散，而这正是欧元大国所不愿见到的；但这样一来，那些草率借钱给不负责任的成员国政府的债权人，就得到了不恰当的奖励，他们当初的草率行为，原本就基于其对欧元大国将被迫救援的揣测——这从今年1月的希腊五年期国债的销售情况中不难看出——，现在这种揣测即将应验；这是一种很坏的激励，这些屡屡借钱给惯于败家的花花公子的债权人，总是能指望债务人的好老爹会替他们还债，他们今后就会更加有恃无恐了。

最后，欧洲央行须以中立评级机构的投资级评级为前提方可接受成员国国债为抵押品的原则，也已被证明是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松动的；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欧盟官员在恼羞成怒之际悍然指责评级机构，甚至扬言要以官方评级取而代之；这些官员不久之前还在指责评级机构低估风险，而现在当后者对已经摆明的困境作出反应时，却被斥为落井下石；对中立机构如此施加政治压力，是极度愚蠢而危险的，私人评级固然会有误判的可能，但被政治力量操纵的评级则注定会丧失中立和客观性，对评级机构的攻击将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欧洲央行的信任，幸好目前这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英国政治格局面临重组
辉格
2010年5月5日

英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进入尾声，在临近投票的最后几天，民意领先的保守党虽略微扩大了优势，却还远不能确保获得绝对多数；工党的疲弱表现和自由民主党的异军突起，使得英国人有很大的可能在时隔36年后再次面对一个没有多数党的悬空国会。

由于英国缺乏联合执政的政治传统，而现有政党之间也从未尝试建立实现联合执政所需的谈判、妥协和分赃机制，因而国会悬空的后果很难预料，很可能意味着短期内再次大选，就像1974年那样，而那次悬空只是因为双方优势过于接近，并没第三党捣乱；对目前这一不确定前景的担忧，连同正在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显著影响了金融市场近日的表现。

相对于比例代表制，英国所实行的单数选区制通常会导致少数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但与同样实行单数选区制的美国相比，英国的两党格局并不稳固，它更利于小党派的生存；这是因为第三党或小党在总统制下更难生存，而在议会制中虽没有执政机会，却常能在议会占据一片小天地，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英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2+N的格局。

这些小党在太平年代少有作为，可一旦政治格局出现动荡——比如某个大党内斗乃至分裂——他们就有机会参与派系重组，发展壮大乃至进入主流；过去三十年中，两大政党都经历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和长期痛苦迷茫的在野历史，也都经历了从冷战结束、全球化、欧盟成长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等规模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因而党内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重组。

自由民主党的国会席位从其最初十年的20席左右，稳步增长到了目前的62席，它的壮大崛起，既是上述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尚未结束的证据；或许还需要一两次分化组合，才能重回两党格局，或者英国选民将长期接受双反对党格局，或者在一次成功的联合执政之后，选举制被朝向比例代表制修改，那样的话，政治格局将被永远的改变。

70年代，冷战、北爱问题、通胀和连绵不断的罢工，把英国拖入了混乱的泥沼，俨然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撒切尔的新右派政纲适时抓住了对混乱已厌倦透顶的英国民众的心；然而撒切尔在任期之初非常艰难，改革带来的痛苦召来了广泛抱怨，幸运的是，福克兰战争和她在战争中的坚强表现挽救了她，让她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那时，改革的成果已开始显现。

撒切尔的幸运和成就严重打击了工党，首先，工会的顽固和撒切尔的强硬让劳资纠纷陷入僵局，加上贸易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使英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结果，工人阶级急剧萎缩，工党失去了其传统选民基础；其次，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使得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用它巨大的成果赢得了人心。

在经历了一次重大分裂（这次分裂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后者后来与自由党合并成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和多次选举失败之后，工党痛定思痛，在布莱尔的带领下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中间派政党，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立场甚至比中间还要偏右；面貌焕然的新工党，利用选民对梅杰政府在92年英镑危机中糟糕表现的痛恨，以极大优势赢得了97年大选。

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一样，新工党延续了自由化改革，并享用了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和创新浪潮的成果，由此赢得了工党史上最长的执政期；这下，该轮到保守党痛苦、反思和震荡了；十几年中，在更换了四位领导人，在与欧盟关系、地方自治和宪法改革问题上导致多次内部分裂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定位和一个赢得众望的领导层。

如今，保守党的最大麻烦在于，右派政纲中对选民最具吸引力、因其成功而曾为它带来声誉的部分——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去管制化、亲美外交——，多半已被新工党偷走了，现在它很难再拿出过硬的理由说服选民：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得选我们；保守党对此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让我们也去偷他们的。

卡梅隆学小布什自称“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而且在福利和环保政策上向左走得更远；不过从早期言行看，这些向中间靠拢的姿态仅仅是策略性的，曾以撒切尔继承者自诩的卡梅隆，在骨子里仍是个纯正的右翼保守派，尽管表面上更圆滑和蔼一些；如果他能获得安全的国会多数，不排除会高调重启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甚至如他曾暗示的那样拿NHS和公立学校开刀，为医疗和教育系统引入某种市场化竞争机制。

作为上述动荡过程的产物和受益者，自由民主党有着清新的形象、清白的背景和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它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党内整合度太低；20年前自由党与社民党合并以来，两党旧部在经济政策上的显著对立始终未曾弥合，现任党魁所代表的自由市场派和干预主义者的政策取向截然相反，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亲欧盟取向和社会政策上的进步主义，还有对两个老大党尤其是工党的怨恨；这样的联合基础是脆弱的，可共患难而难共荣华，一旦获得独立或联合执政的机会，很可能迅速分裂。

更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如果眼下的竞选格局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很有希望，可现在，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对保守派的普遍怨气已经释放了，而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使得他们的亲欧盟和亲欧元立场很不受欢迎，而他们打算疏远的美国，却正由一个与他们同道的进步派偶像当政，同时，原本可为他们赢分的环保倾向，也已因哥本哈根的失败和暖化派的丑闻而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