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3】 @linsantu 发表了博文《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宗教信仰》（6月24日改自去年知乎回答，7月10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一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科学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家）常常被视为理性与真理的化身。因此一般人在讨论“神 http://t.cn/R5gmmgp @Drunkplane-zny: @whigzhou 辉总也许会对这文章感兴趣。我感觉挺有趣的。 @whigzhou: 这主要是个文化现象，不从文化方面入手没啥意思 @whigzhou: 我见过一些信仰调查问卷，基本观感是，通常它们的问题都问的很蠢，让我无从回答，比如『你认为上帝存在吗？』这种问题，若不澄清其操作性含义，便毫无意义，『你有宗教信仰吗？』也差不多，『你觉得下列哪顶帽子更适合你：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基督徒……』稍微好一点，但信息量也不大。 @whigzhou: 假如1950年的一位数学家说自己是基督徒，2010年的一位数学家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依我看，这一不同表态对于我们判断他们在基本哲学立场上有何差异毫无帮助。 @whigzhou: 因为如何表态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喜欢『基督徒』和『无神论者』这两个词所沾上的文化气味 @whigzhou: 宗教信仰主要是一种文化认同，跟哲学立场没什么关系，或者说两者间关系是高度任意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规定了物理定律并通过这些定律运行世界』和无神论有什么经验上可辨认差异吗？反之，无神论者照样可以相信灵性、感质和各种天钩。 @whigzhou: 所以，假如你要把宗教当成一个哲学问题来问，那么你的问题就不能这么幼稚或暗含立场，假如你要把它当成文化认同问题来问，那么像『你经常去教堂吗？』『假如你没受过洗，你会在未来受洗吗？』『你常阅读圣经吗？』『教会生活对你重要吗？』『你希望自己的葬礼遵循基督教仪轨吗？』之类的问题会更好。 @whigzhou: 当代美国社会的语境中，信仰问题其实已经收窄到了其伦理方面，即，争议参与者所关切的，主要是其伦理方面，其中要点可表述为：在判定某一人类行动应该与否时，除了个人欲望、理性及其集体表达之外，是否存在某个更高（或最高）的外部指引，若是，它具体给出了哪些指引？ @whigzhou: 多数坚守信仰者所意图坚守的，其实是这个，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也表达不清楚。  

【2016-07-07】 @海德沙龙 《阿米绪人的生意经》 在进步主义者眼里，阿米绪人恐怕是最落后、最愚昧、最守旧、最不开窍的一群人了，他们不看电视、不用手机、不开汽车，不领福利，醉心于17世纪的乡村生活，遵循着古老而朴素的教义，上学只上到八年级，然而也正是他们，在创办小企业上有着北美最出色的记录…… @whigzhou: 阿米绪人教会我很多事情，多得我都很难一一罗列，社会科学家总是抱怨社会无法做实验，可是阿米绪人的（还有摩门教徒的）经历难道不是很好的实验吗？还能指望更理想的实验条件吗？可是当他们无法将它与自己的社会理论协调起来时，他们宁愿假装没看见。 @whigzhou: 本文是又一项教益，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或者（用更古老的术语）资本主义体系里，信奉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的人会表现更好，更加成功吗？请看犹太人，请看耆那教徒，请看阿米绪人 @whigzhou: 这一同态迷信的另一种表现是：以为在自由市场里如鱼得水成就辉煌的商人企业家一定是亲市场爱市场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完全是一厢情愿  

【2016-06-28】 @whigzhou: 没有什么不言而喻的、先验的、普适的、永恒的、自动确立的价值，即所谓普世价值，只有从某些特定社会开始的，在某些特殊文化背景在孕育的，经由某条特定历史路径而被特定共同体接受的，并且仍然需要特定文化条件支撑的特殊价值。 @whigzhou: 当然，幸运的话，你可以努力推行你所珍爱的那套特殊价值，帮助它取得主导地位，令其普及于世，但这不是普世主义者说的普世价值。 @不知说些啥168: 人不能吃人肉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当然不是，除非你把以往众多食人族统统开除人籍 @whigzhou: 人文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者曾（自觉或不自觉的）将普适价值论用作推行其特殊价值的策略工具，以为将其宣扬为普世价值，会为自己的推行措施赋予合法性和说服力，有时确有如此效果，但更多时候那只会带来失败，因为要让人相信普世价值，必须对人性和文化持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假定。 @whigzhou: 反殖民主义，威尔逊主义，联合国，非洲悲剧，阿拉伯之春，都是这一虚幻假定的产物，在天真民主派看来，只要拿掉坏蛋和暴君，移除障碍，热爱普世价值的人民便会自动建立美好家园 @whigzhou: 普世主义祸害极深，其内在困境在当前西方的共同体危机中已暴露无遗 @絮落红尘: 但一旦论点提出就自然有普世化倾向，否则说什么都加上一句所说不具有普遍性，这不是等于说了废话… @whigzhou: 既然是默认前提，都可以省略，比如我是『狗肉好吃』当然默认是指『我觉得狗肉好吃』而不是『你们都该觉得狗肉好吃，不觉得不是人』 @疯旗Virus: 那你们是如何判断一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又是如何使一个族群接受的呢？ @whigzhou: 特殊价值论不是价值虚无论，作为个体，你当然会持有某种特殊价值观，可以让你基于此而做判断 @构成单恋寂: 价值相对算不算一种普世价值 @whigzhou: 现实中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自我否定主义，特殊主义者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相对主义者也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抛弃、否定、贬低自己所在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白左中，相对主义表现为反西方、反现代、反文明 @只配叫猪_: 加了这么多规定，还是一般所言的普世价值吗。各种特殊价值之间有没有交集呢，这个交集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据我所知，没多少人如此理解普世价值 @只配叫猪_: 两种特殊价值的群体间是否可能订立契约，订约的共同理念基础是否是普世价值？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契约可以扩大共同体，推行某种特殊价值，但此类努力从未达到过近乎于普世的程度，远远没有 @只配叫猪_: 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历史或许表现出了某种趋势，但不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而『不言而喻、先验、自动确立』要求或暗示着这种必然性 @只配叫猪_:殖民和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whigzhou: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所珍爱价值是普世的，那就可以指望其他共同体一有机会便欣然接受它，反之，我们只能努力让自己的共同体处于支配地位，才能确保我们的价值观得以盛行，至少安全存在下去 @只配叫猪_:我指的是双方订约所需的共同理念基础，至少守诺是双方都要认可的 @whigzhou: 契约关系的维持需要一大套价值观的保障，这组价值本身就是非常特殊的，远远没有接近过普世的程度 @whigzhou: 通俗的说，我们特殊主义者不自作多情，我们热爱自由，但不一厢情愿的以为别人也都热爱自由，所以为了确保自由，我们需要谋求或维持自由共同体的强大 @whigzhou: 你们不妨暂时离开你们通过自我选择而为自己构建的信息环境，随便找些小区居民问问，有几个把个人自由放在其价值序列靠前位置的？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几个把个人自由视为重要价值的？ @窝头没吃饱:辉格老师觉得自然法是不存在的吗？ @whigzhou: 是的，洛克意义上的自然法不存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然法（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存在，两者的区分见旧文《（自然法vs实证法）vs（先验vs经验）》，另外还可参见我的《罗斯巴德批判》前两篇 @人造史诗:《独立宣言》第一句就是普世价值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 @whigzhou: 像独立宣言这样的政治文件，不能指望他的严谨性，无论是道德哲学的，法学的，还是历史学的 @whigzhou: 序言里刚说完不言而喻，对国王的指控清单倒数第二条却是：他竭力招引印第安野蛮人（进犯我们边境），众所周知，这些印第安人的战争法则便是不分年龄性别状况的无差别屠戮 @whigzhou: 在国父们心目中，这个不言而喻对印第安野蛮人显然不成立 @whigzhou: 实际上，占据独立宣言大部分篇幅的对国王控诉绝大多数是胡扯，仅仅是宣传需要 @王蓬朋: 否则你无法解释作为奋斗的人的存在理由。独立宣言即使是一份政治宣传文件，即使没有学术性的严谨，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人人生而平等，民主自由本来就是普世的，即使世界范围内无法实现但是其作为最完美的价值观，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whigzhou: 为何特殊价值就不值得为之奋斗？ @xqmxqm:因为丧失了统战全天下的幻觉，发现一切得靠自己打出来，自然就容易缩（当然对基于宗教理由主张普世价值的人窝从来是尊重的 @whigzhou: 没错，普世主义往往就是用来给自己壮胆的，在实践中，基督徒在多数历史阶段其实并不奉行普世主义，口头上有，行动上没有 @whigzhou: 宗教改革后普世主义一度复兴，但经历连绵宗教战争后幸存下来的，行动上都放弃了普世主义 @whigzhou: 北美清教精神明显是特殊主义，旧大陆已堕落无可救药，转而寻求自我拯救，回到了早期基督徒『福音专属于一小撮上帝选民』的态度 @隐藏的火星人:有可能的普世主义的行动吗 @whigzhou: 有啊，很多，为阿拉伯之春欢呼，欧洲多元主义政策，默奶奶张开怀抱大迎难民 @意识形象:总有几个的公约数吧?自由?温饱?安全?这些总没人反对吧？ @whigzhou: 吃饱穿暖健康长寿男欢女爱儿孙绕膝，这些几近于生物本能的价值确实相当程度上是共通的，但人们谈论『普世价值』是通常不是指这些，而是关乎道德的那些，也就是鲁滨逊世界或伊甸园里没有的那些 @意识形象:我喜欢吃饱所以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吃饱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我的最小公约数可以成为道德(道德并非虚无缥缈的其实也是资源分配方式的一种)的基石。实际上事实应该就是这样。 @whigzhou: 要是你喜欢一妻三妾并且相信至少一半男人都喜欢那怎么办？责令上帝改变出生性别比？ @whigzhou: 『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1960年的河南人揭竿而起了？1933年的乌克兰人呢？ @whigzhou: 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一次大型揭竿而起发生在1381年，不是因为没吃饱，恰好相反，揭竿者是近代之前吃得最饱的农民，黑死病刚刚消灭了英格兰近一半人口，幸存农民条件大幅改善

【2016-05-21】 @深大-子豪:辉总，冒昧问句，能否略微点评一下《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这本书？打扰了。 @whigzhou: 没读过，看了看介绍，感觉我不会有兴趣，这个人的念头听起来挺幼稚的 @whigzhou: 【不懂量子力学，我就随便嘀咕几句】1）多重世界，多么偷懒而幼稚的一张膏药啊，2）Deutsch对波普证伪主义的解读，好像还是很朴素的那种，3）同时推崇多重世界膏药和证伪主义，不觉得哪里有问题？4）有关模因已有了各种幼稚理论，Deutsch又添了一个，5）基因和模因居然能和多重世界扯上关系，惊了～ 1）我把一些理论称为膏药，是因为我认为它们背离了可证伪性原则， 2）按我所采用的贝叶斯阐释，所谓可证伪性，就是能够就如何（结构性地）修正我们的贝叶斯信念网络有所建议， 3）科学是我们构建和调整信念网络的一种方法，库恩的范式可理解为信念网络的结构模式，它决定一个信念网络由哪些节点组成， 3.1）当然，范式的内容还包括如何为信念网络获取输入的操作性规范。 4）拉卡托斯的纲领可理解为多层信念网络，所谓硬核就是最底层的那些节点，拉卡托斯为如何在接受新输入后调整信念网络给出了原则性指导：优先尝试调整上层结构，尽量别动下层结构， 5）范式给出之后，特定科学理论/假说为节点间向量赋值， 6）接受证伪的不是单一节点或向量，而是整个多层信念网络，或某一特定网络的某个局部，通常是某个高度内聚的局部， 7）一场科学地震的震级，是指整个信念网络的多大一部分需要拆掉重建， 8）丹内特的波普造物就是一部自学习的贝叶斯推断机， 9）波普说的客观知识就是一个外部（外于人脑）贝叶斯网络， 10）科学supposed to be一部由科学社区共同维护的贝叶斯推断机， 11）丹内特说的格里高列造物就是一部学会利用外部贝叶斯网络的贝叶斯推断机，  

【2016-04-14】 @whigzhou: 最优化vs满意解，功利计算vs拇指法则，天堂墙外寻路者vs险恶世界幸存者，画出世界地图然后大步迈向天堂vs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进步主义vs保守主义……所以这其实是个算法问题，在一个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且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的险恶世界中，保守主义是不二之选，可惜哈耶克死得太早没想明白这一点。 @whigzhou: 只要你是进化论者，就会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空间中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是进化算法帮我们找出了这些可行解孤岛，而不是世界恰好被上帝造得那么宜居，进步主义的乐观假定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见（喂，这才是幸存者偏见的正确用法， @whigzhou: 只要你认识到人类认知局限，就会同意我们面对的（认识论上的）世界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随便乱走很危险。 @whigzhou: 在这两个前提下，就有了对待功利主义的两种态度：功利主义（至少流行的版本）总想在给定价值函数之后寻求最大化，保守派天然讨厌功利主义，因为我们不要最大化，世界太险恶，如何保住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才最重要，所以，在弄清进化如何带给我们这些珍宝之前，不如先找出一组拇指法则。 @whigzhou: 这些拇指法则只能从那些有幸成功保有了这些珍宝的前辈的实践中去寻找，（基于前述局限）不可能是从头算出来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功利主义算法对条件过于敏感，略微改变一个条件，或者稍稍多考虑一步，结论就可能完全翻转（黑话叫很混沌），如此便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可用的行动指导。 @战拖拉夫卡: "中国模式"到底是更接近于辉总所说的“功利最大化计算”，还是更接近于中国情境意义下的“拇指法则”？毕竟，摸石头过河这一策略也算得上实用主义范畴吧。需要甄别的是在中国现有路径依赖之上的实用主义，算是画地图大步迈向天堂还是在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 @whigzhou: 彼之珍宝，吾之敝履 @whigzhou: 我说的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是元政治哲学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保守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哈耶克没想明白的，正是这一层次之别 @whigzhou: 正如契约主义/普世主义之别，是元伦理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具体契约内容 @whigzhou: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本身是契合保守主义的，问题是说这句话的人心目中的珍宝是什么？如果他的意思是“咱们就此散伙吧，让各省人民自己摸着石头爬向美国去”，那自然好～  

（本文曾作为附录收入于《沐猿而冠》） “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直觉上很容易接受，我们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各种理由，会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倾听他人建议，上网搜索一番，权衡利弊；我们也会分析和算计，有时还拿出纸笔计算一番，在重大事情上，甚至会组织调查研究，建立数学模型，运用高端统计工具；即便在不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停的观察、思考和探索，以便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 可一旦细究起来，却又发现很难说得清楚什么才算理性；饥饿感驱使我们寻找食物，假如我只是不假思索走向冰箱拿出块巧克力，说不上有多理性，可要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促使我放下游戏抓紧写简历找工作，好像就算得上理性了，同样是听从本能的指引，为满足生存所需而做点什么，似乎那些包含了更多预见、计划和迂回手段的行为，更可能被认为是理性的。 有时理性又被视为对抗或克制本能的能力，我出于健康考虑而抵御了奶油曲奇的诱惑，在男女交往中克制色欲而维持了礼节和体面，在商业交往中抵御贪欲而保持诚实守信，都会被视为理性；当然，放弃短期满足可能换来长期回报，因而许多克制都是有其理由的，而且这些理由往往可以经由一连串适应性解释而被追溯到遗传收益这个古老的终极理由。 但也可以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人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理由，或把原先的策略理由变成终极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只是因为喜欢而做某事，追求某种目标，并为此而克制本能，学者可以忍受清贫而只为探索奥秘，商人可以在明知毫无利益时仍保持诚信，在围棋这样其目标、规则、胜负、价值完全人为构造的游戏世界中，我们一样可以玩的很开心；所有这些表现，并不会被视为非理性，甚至还常被赞颂为理性的最高境界。 可是这样一来，就更难说清什么才是理性了，火苗让我的手自动缩回来，不算什么理性，我小心避开火苗，算是有点理性，我强忍烧灼而拒绝缩手，你会说我是疯子，可我要是有个好理由（或许那可以让我牢记某次沉痛经历），你是否会说我太理性了？那么，假如这只是一次行为艺术呢？死不免冠的子路，火刑柱上的圣徒，饿死不受嗟来之食的名士，是太疯狂还是太理性呢？那么怀抱鸿鹄之志而甘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呢？ 或许真正重要的是控制感：当我抵御美食诱惑时，感觉自己成功掌控了局面，克制了本能冲动，让我确信自己保有自由意志；相反，假如我不由自主的伸手拿了奶油曲奇，事后又对自己的贪吃感到懊恼，便会感觉自己丧失了控制，被本能所摆布；可是何以如此？既然构成“我”的各子系统相互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其中之一胜出，为何其中有些更有资格代表“我”，其胜出被视为理性，而另一些的胜出却被视为失控？ 答案或许在于意识这个子系统的特殊地位，意识是一个语义化的行为调制系统，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该系统在决定个体行为的诸因素中逐渐获得了一种类似于中央政府在一个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取得日益广泛且有效的控制权，而所谓理性，即是指这一中央控制权的执行效能与强度，以及它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否则其控制就变成了疯狂）。 尽管意识机能的实现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为了说明它如何可能在已知神经基础上无须借助任何神秘力量而发展出来，我们不妨从既有知识出发，设想一下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1] 情形或许是这样：组成我们的模块中，有些是基于语义表征的（用软件术语说，是由符号化的高级语言编写的，而不是通过硬连线之类的硬编码实现的。下文称这些为语义模块），因而其对行为调控的参与，也是通过语言系统而实现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对语言指令作出响应的能力。 比如当我们的听觉语言中枢（即从听觉系统接收语音并解读为语句的模块）收到同伴发出的祈使句——“住手！”——时，正在伸出的手就会缩回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句子会唤起某种痛苦记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表明必定存在某个机制，将上述语句转变成了动作指令，姑且将该机制称为受话系统。 当各语义模块竞争行为控制权时，或许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受话系统仿佛收到来自某个模块的一个祈使句，并产生了相应的行为控制效果；当然，这句子未必真的说出口再从耳朵传入，或许只是通过某条旁路捷径被传入了受话系统。（意识活动有时确实表现为喃喃自语，在搭积木玩家家的儿童身上，常可观察的此类现象） 当受话系统收到一个语句时，除了可能产生行为效果之外，同时也会将此语句广播给所有需要接收话语信息的模块，于是，那些得以接入受话系统的语义模块，便获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它既可能通过发出一个祈使句而直接影响行为，也可能通过发出一个陈述句而影响其他语义模块从而间接影响行为。 比如模块A在监听到某个视觉信号后发出“前面有毒蛇”，模块B收到后，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毒蛇是危险”做运算后，发出“前面有危险”，模块C收到并运算后，发出“快逃！”；或许同时还有模块D在收到A的输出后，发出“前面有食物”，模块E收到它后发出“快去抓”；或许先前经验让C拥有更高权重而最终胜出，但也可能相反；发出的祈使句指令也可以是影响注意焦点的，比如模块F监听到“快逃”后，发出“慢！先看看身后情况”。 随着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地位不断提高，这样的模块越来越多，其在行为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和广泛，而这些模块接入受话系统的那条捷径，成了一条大量指令经其传出的枢纽要道，就像一个麦克风，被连到了某些重要公共场所（比如某些运动中枢或内分泌腺）的大喇叭上，哪个发声源抢到麦，就有机会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模块竞相轮番占用这个麦克风，就像国会大厅里吵吵嚷嚷的议员们，各自主张着一种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理由，同时也能相互“听到”各自发出的“声音”并受其影响，当一种声音盖过其他声音时，一个决定便产生了；和国会一样，这一集体议事机制确保各方理由得到陈述和倾听，并经由明确的竞争性程序（是一种神经达尔文机制[2]）而产生最终单一决定，同时却不需要任何中央控制者。 【我这里用国会议员比喻各语义模块，这种拟人化叙述容易让人误解为笛卡尔剧场里那个小人（homunculus），其实两者毫无关系，笛卡尔小人代表着意识本身，而我的每位议员只代表意识机能的某个微小组件，比意识本身简单的多，所以不会陷入“为了解释小人又要引入更多小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这样的困境；正如丹内特所言：只要每次分解出的小人比被分解的那个更简单更笨，小人隐喻就不是问题。[3] 比如当空空如也的冰箱激励某甲去写简历找工作这件事，若将意识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如此叙述此事：空冰箱激发了某甲寻找食物的冲动，在考虑了获取食物的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还是用钱买最方便，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钱呢，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找份工作最可行，经过这番考虑之后，他坐下来开始写简历。 可是当我们用放大镜凑近了看，将意识分解开，就会如此叙述此事：某甲头脑里的模块A被饥饿感所激活，发出“快去找点吃的”，模块B说“楼下商店里有吃的”，模块C说“那得花钱买”，模块D说“嗯不然会挨打”，模块E说“那可打不过”，模块F说“可是钱包空了”，模块G说“该去找点钱了”，模块H说“帮人干活可以拿到钱”……模块K说“赶紧写简历”——这么做的模块小人，显然不需要像人一样聪明。】 这个持续监听外来信号，调节注意力，表征注意对象，轮番激活各种干预理由，产生行为调控决策的国会，被称为“意识”，该国会的竞争性议事程序，被称为“斟酌（deliberation）”[4]；当然，因为还存在影响行动的其他途径，国会决议未必是行为的最终决定，比如膝跳反射和心脏搏动是部门自主的，肠胃蠕动或血压升降也不受国会指挥，甚至像打毛衣这样的精细工作，也可时而脱离国会监控而自行持续；然而对人类来说，国会在行为调控中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重要了。 如此喧闹吵嚷的国会，是如何让个人表现的像一个连贯协调自主的行动主体的？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总是能得到保证，当意见对立的两派相持不下，我们可能表现的像布里丹之驴[5]，当两派议员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则表现为精神分裂，当某位议员阴谋篡夺麦克风而拒绝理睬其他议员的意见时，我们就变成了偏执狂或者疯子，当所有议员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许是因为国会休息室里的咖啡断货了）时，我们便陷入抑郁状态，丧失行动能力。 不过，这些情况毕竟是少数，国会通常运行良好，因为自然选择会自动排除激进分子和不合作主义者，确保每位新加入的议员（代表着一种新理由）都足够保守、谦逊而具有合作性；语义模块之间的合作，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语言系统能够处理陈述句之间合并、嵌套、递归、修饰、代入等语法关系，从而让模块之间可以通过复合而构成任意复杂（仅受限于大脑存储容量）的表征结构和控制逻辑。 于是又出现了一些专门处理这种语句复合关系的模块：它们不直接代表任何行动理由（就像国会里有些议员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但他们会对其他议员发出的陈述句作出反应，尝试将它们与已掌握的知识复合而得出一些新的陈述句，这便产生了被称为推理、联想、论证或反驳之类的逻辑演算活动。 还有些议员则像理论家和预言家，它们总在尝试从众多事实中建立一般关系，即，构造各种包含了若干变元的抽象陈述句，并寻找其他陈述句代入其中，那些反复被成功代入的句子就被保留下来，这一过程反复迭代进行（即抽象陈述句又作为子句被构造进其他陈述句），于是，通过多层复合，便形成一套理论模型，被用来表征和模拟任意复杂的系统，在斟酌过程中，它们监听其他议员的意见并输出陈述句作为预测。 【当然，这样的抽象和建模活动并非从空白开始，进化已经在我们头脑中建立了许多表征世界某一方面的模型，不过这些模型都是针对特定生存任务而建立，但有些模块会从新情境中识别出与旧模型相似之处，从而将后者复制并移用于新任务，而且在经过多次复用之后，进而能从各复用版本中提取共同特征，从而产生抽象模型，这样的抽象过程可以反复迭代进行，并产生越来越一般化的模型。】 语言系统的上述特性和发展，使得意识成了一部通用语义引擎[6]，它原则上是图灵完备的，因而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模拟任何过程，实现任何控制逻辑；在斟酌过程中，有关现实世界各方面的记忆表征被参与议事的各模块分别唤起（所谓唤起，就是被某个模块作为子句引用于其演算之中，就像某位议员援引观察事实以支持其主张），并在各模块间广播，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一幅比孤立散布的记忆片段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 类似的，意识的语义表征也可指向其自身：有关个体过往经历的种种记忆——被感知到的外部事件，被提出过的行动主张，被援引过的理由和事实，经历过的斟酌与权衡——，也会在意识中被反复唤起，就像国会档案中保存的调查报告、听证记录、发言稿和表决记录，可随时被任何议员查阅和援引，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对个体经历的连贯记忆，它被称为“自我”，当这些记忆被唤起而进入新的议事过程时，便形成了所谓“自我意识”。 一旦意识本身成为表征对象（表征结果是自我），国会里那些理论家就又有新事情可做了，于是有关意识活动的抽象陈述和理论模型也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内部模型就像一个由政治学家所建立、用来演示和预测国会如何议事和决策的理论模型，被心理学家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心智模型的存在，使得意识能够对其自身的活动作出预测，于是在意识中便产生了诸如“我想要什么，我面临哪些选择，我有哪些理由倾向这个或那个选项，这些选项会给我带来什么，我要怎么做……”之类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些意识活动，构成了所谓“自由意志”的表现，只有那些拥有适当心理机能使之能够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拥有自由意志，只有那些时常有机会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是自由的。 【比如与自由人相比，一名囚犯更少有机会运用自由意志（即便他的这项机能是健全的），比如“今天晚饭吃什么呢？”这种念头很少在他头脑里冒出来，即便冒出来也很少有机会影响行为，因为他的晚饭是被监狱规定好的。】 由于心智模型是抽象的，可以被用来表征和模拟其他同类个体，并据此而预测其行为，于是我们便获得了移情（empathy）能力，后者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合作性与社会性（说服、许诺、引诱、欺骗、圈套、讹诈等社会技能皆以之为前提），也革命性的升级了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反过来又升级了意识这部语义引擎的效能。[7] 【心智模型有时也会被用于表征非同类个体，甚至无生命物体，结果就是万物有灵论，不过，此类表征和模拟的有效性当然会很差（因为表征对象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或者压根不存在），会得到大量不合预期的反馈，所以，即便在万物有灵论流行的年代，人们对此也不会太过当真（“当真”的意思是它在行为决定过程中的权重较高）。】 上面种种由意识表征活动而产生的理论模型，也被称为朴素科学（folk science），包括表征物理世界的朴素物理学和表征意识本身的朴素心理学，它们让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缺乏神经系统的简单生物，其个体是没有学习能力的，学习只发生在种群层面上：错误的教训以个体死亡或绝后的方式而被种群之基因组所“吸取”。 神经系统赋予动物个体以学习能力，因而适应性在个体生命期中也可得到提高，但神经系统较简单的低级动物，缺乏对象表征能力，无法建立在头脑（它们可能根本没有头脑）里为对象建立内部模型，其学习和适应只能以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方式进行，因而被丹内特称为斯金纳式造物。[8] 拥有系统化表征能力和内部模型的高级动物（被丹内特称为波普式造物）有了更好的个体适应方式：模型可以让它们对行为后果进行模拟预测，从而预先排除某些有害行为，而斯金纳造物则只能在伤害后果发生后以记取教训的方式避免错误，两者的差别相当于在一套理论范式指导下通过实验和试错学习的科学研究者，和靠随机瞎蒙乱撞而获得经验的门外汉之间的差别。 然而，缺乏语言能力的波普造物，其表征手段缺乏抽象性和可组合性，其内部模型通常是由硬连线方式在个体早期发育时按基因编码指令装配完成，此后的学习只是参数配置和优化过程，或数据采集和加工过程，就像一台固化了专用程序的特定用途计算机，不能安装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因而其行为模式也就非常单调刻板。 人类语言的抽象能力和可组合性，将意识升级成了一台通用图灵机，它不但可以识别新的对象类型，建立新模型，还可以在每次决策时，针对当前情境进行问题表征，构造出全新的推理链条来寻求解决方案，就像一台会自动为自己编写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的超级电脑，甚至可以在观念世界中建立没有现实对应物的虚构模型，并据此而引导行动，将模型投影到现实世界，创造出像克莱因瓶、GPS、欧元系统这样的全新事物。 所谓理性，便是意识——在一台基于语义引擎的通用图灵机上运行着如上所述的议事／决策程序——的运行效能和它对个人行动的掌控强度：与所面临抉择相关的记忆是否被充分唤起，各种相关理由是否被充分表达和倾听，表征这些意见和理由的复合语句是否经受了逻辑一致性检查，是否拥有表征世界的恰当模型，上述过程能否产生对选择后果的有效预测，以及，从长期看，能否识别新对象，建立新模型，发现新理由。 【现在回头再看火苗上那只手，当它自动缩回来时，国会只是收到了报告，并未发生辩论或施加干预，所以谈不上多少理性（当然，比起肠胃蠕动还是多了些理性，后者国会连报告都没收到）；但或许事后国会指示视觉系统采集了现场特征，产生了一份题为“一种新危险”的备忘录存入国会档案馆，那他就表现出了些许理性。 假如那只手没有缩回来，或许是因为痛觉系统坏了，那与理性无关；但也可能他有一个理由，比如想展示自己的坚忍，好让同席仇家看到他内心熊熊燃烧的怒火，这样算理性吗？不一定，代表这念头的议员可能在其他念头还没来得及冒出来时就抢到了麦克风，于是“烧伤会留下终身残疾，会妨碍握剑，会让我输掉明天的战斗”之类理由丧失了表达和被倾听的机会，那样的话他就会被视为鲁莽，或者，他头脑里压根没有代表这些理由的模块，或没有议员了解有关烧伤后果的知识，那他就是无知了。 但假如所有这些念头都冒出来过（所谓“冒出来”是指被某个模块发送到受话系统并被广播给其他各模块并得到这些模块的处理），而最终“忍痛示狠”的念头胜过其他念头夺得控制权，甚至他在火堆旁坐下之前早就经历了这番斟酌，甚至这一场景多年来已反复在他头脑里上演，他早已暗暗下定决心，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是理性的，甚至理性的有点可怕。】 当这些意识机能运行良好时，个体便真切的感受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被其他同样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毫不迟疑的视为同类，因为这一其他动物身上难觅踪迹的特征实在太鲜明了，其独特性根本无法否认，尽管很少有人能用不带神秘色彩的话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然而，尽管自由意志和理性非常鲜明，足以将人类与其他动物断然区分开来，但它并不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特性，而是在进化过程和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上面所提及的各项元素依此产生并相互加强；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实际上，就在过去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中，它又经历了几次重大升级。 个体头脑的容量和处理能力有限，其知识、理由和理论模型的储备也受限于个体寿命长度和经历的丰富性，假如意识这个头脑国会的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仅仅来自个人经历，议员们所主张的理由也仅是它们自己所熟知的那些，那这个国会的议事和决策水平就只能停留在文盲村委会的程度，理性能力也将因此而受限。 好在我们生活于群体之中，个人的知识和模型储备可以经由交流而为他人所用，也可经由教化而世代传承，轮子无须再一次次重新发明；随着社会规模扩大，分工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以口耳相传或人工制品的方式存在于文化之中，为个体提供了延伸表征能力。 现在，外国议员时而带着令本村耆老耳目一新的新鲜理由参与国会辩论，国会档案馆则因接入文化这一云存储网盘而容量大增；这一发展在中石器时代突破临界点而引发第一波升级浪潮，被考古学家称为“认知革命”或“文化大跃进”；游戏嗜好、艺术品味和宗教情感等意识机能中的高级元素，在此期间纷纷涌现。 第二轮升级发生在文字出现之后，文字（和其他书面符号系统）极大扩展了文化传播和积累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让文化雪球越滚越大；文字也帮助个体头脑突破其工作记忆局限，以实现更复杂的表征、计算和推理，对比心算和笔算，一则口述神话和一部长篇小说，一首民间歌曲和一部交响乐，便可看出其中差别。 文字也为此后的形式逻辑、人工语言、数学理论创造了前提，没有文字就不会有欧氏几何和牛顿力学；基于这些形式系统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体系，再次加速了知识增长和积累；现代教育将这一急剧膨胀了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子集，以及用于访问该系统的客户端应用，安装到个体头脑之中，使该客户端和整个文化成为意识机能的延伸部分，从而导致了第三轮升级。 我们生活的时代，见证着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升级，电视、通信工具、计算机、互联网、可穿戴设备、搜索引擎、社交网，正在延伸和增强着我们的感官，拓展着我们的信息来源，提升着我们的意识机能和理性能力，也丰富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让我们见识更多新事物，认识到更多可能性，考虑更多新理由，面对更多新选项，从而更真切体会到自由的价值。 ---------------------------------------- [1] 本文余下部分是我基于丹尼尔·丹内特的意识理论而做的猜测，没有实证研究支持，不过这是迄今最能让我自己满意的设想。 [2] 有关神经达尔文机制，可参考威廉·卡尔文（William H. Calvin）：《大脑如何思维》。 [3] 丹内特有关小人（homunculus）的评论，见《头脑风暴》（Brainstorms）第7章“作为哲学及作为心理学的人工智能”。 [4] 上述解读源自丹内特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参见《意识的解释》。 [5] 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是14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提出的一个哲学论题：一头完全理性的驴，恰好处于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正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无法对究竟该走向哪堆干草作出理性决定。其实布里丹并非该论题的最早提出者，亚里斯多德在《论天》（On the Heavens）中便提出过一条狗面对两块无差别肉时的困境。 [6] 有关意识的语义引擎性质，可参考约翰·豪格兰（John Haugeland）：“Semantic Engines: An Introduction to Mind Design”，收录于其《心智设计》第三章。 [7] 移情能力在语言进化中的关键作用，可参见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人类沟通的起源》。 [8] 关于达尔文、斯金纳、波普、格列高利四种造物的说法，源自丹内特《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第13章第1节。

【2016-04-14】 @海德沙龙 《历史如何造就美国人》 在常见历史叙事中，移民北美的清教徒，早在五月花号尚未靠岸时，便已确立了日后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清教徒的文化气质也构成了美国精神的核心内容，但真实历史往往没有这么理想，在本文所介绍的新书中，历史学家Malcolm Gaskill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 @whigzhou: 有关制度起源的简单叙事基本上都是错的，制度就是陆续积累的一大包补丁，其实复杂的软件系统也有点类似，虽然软件系统的整体设计成分要多一些，但大量功能其实仍是打补丁打出来的，只不过这个版本的补丁，到下一个版本可能就成了设计方案中的组件了，所谓迭代演进是也。 @whigzhou: 最具误导性的一种观点被我称为同态论，即把我们事后从制度中找出的一些原则，等同于当初打补丁的码农头脑里的观念，研究思想史的那帮人特别痴迷于这种念头 @辻郖杉:记得有一阵子辉总在刷《技术史》。那么辉总是否认为新技术的出现也是这种“打补丁”呢？ @whigzhou: 是啊，汽车的早期发展就是在四轮马车上不断打补丁嘛 @whigzhou: 另外军队也类似，有句名言说每支军队都是为上一次战争设计的，无论事先考虑多周到，一旦开打，立马手忙脚乱狂打补丁，等战争结束，军校里又手忙脚乱一通研究，这些补丁（中的大部分）就变成下一代军队的标准组件了  

【2016-04-08】 @whigzhou: 贝叶斯主义是本质主义终极解药。 @whigzhou: 也是本质主义的双胞胎兄弟——虚无主义——的终极解药。 @tertio:求细说 @whigzhou: 贝叶斯主义让我们可以将“某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降解为“向这个贝叶斯网络里加入这个节点是否有所助益”这样的问 题。 @whigzhou: 我早先在《结构与层次》中表达的思想，基于贝叶斯主义可以转变成形式化的表述  

最近和两位老同学吃饭，被问到了这个老掉牙的问题：

你说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可喜可贺，我终于被当作哲学家对待了。 当时比较仓促，而且我不想让这个话题占用太多时间，所以只说了几句，如果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大概会是这样的： 1）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简洁明了的回答，那说明你的问题提错了。 2）生活的意义丰富而具体，不能指望一个简约的答案。 3）比如我喜欢吃这个或那个菜，它此时此刻带给的（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满足，就是一种意义。 4）你可能会说，这种意义也太低级了吧？如果所存在的，无非是这样一些琐碎的意义，那生活也说不上多有意义啊。 5）嗯，有些意义确实低级或琐碎，但也有很多高级的啊，破解难题的满足，创造作品的成就，穿透重重迷雾而获得对社会与历史的洞察，对古老传统的追寻和皈依，道德上的坚守与认同…… 6）问题在于，你总是忍不住要去刨根问底的追问：那又是为了什么？……，可是，这样的追问必定将你带向更低级且越来越低级的回答。 7）经验和认识可以被还原，也需要被还原才能得到改进，但意义是经不起还原和降解的，把一架飞机拆成零件可以让你更好的认识其工作原理，但拆开后的那堆零件就不再是飞机了，特定的意义仅在特定层次上以特定结构（或模式）存在（即被体验到）。 8）略作自省即可发现，你能体验到低级的意义，也能体验到高级的意义，但你不能：既要求意义是高级的，又要求它是“基本的”或“终极的”。  

【2015-11-29】 @研二公知苗: 不是法国变了，法国一直是强制文化同化政策实施最彻底的国家，所有“强制世俗化”论者想过的招法国都对移民用过，德国不给土耳其劳工（甚至在德国出生的后代）公民权也保守诟病。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骂左派解决。 @whigzhou: 对价值认同的要求和强制同化是两码事，虽然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 @whigzhou: 一种态度是：我们现有的共同体有赖于一些基本的价值认同，假如你不接受这些价值，我们就把你拒绝在共同体之外，假如你威胁到共同体，我们就要设法削弱、压制或消灭你，但我们未必有兴趣改造或同化你 @whigzhou: 假如你们像Amish那样表明自己是无害的，那么尽管你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和我们格格不入，也不妨碍我们容忍你存在，总之，这种态度是共同体自我中心的，而非普世主义的，共同体内外适用不同行为规范，对改造和同化他人没有兴趣，当然，假如他人主动追随和归化，那也是好的。 @whigzhou: 另一种态度是：人类拥有一组共同价值，它代表着文明和进步，是普世的，是公共之“善”，国家经由社会契约而具有了推行这些价值的当然合法性，它有义务将这些善推及于全人类，将每个人改造成合格公民 @whigzhou: 法左、马左、进步主义、五四青年，都是后一种倾向，当年的种族改良计划和优生学运动，都是左翼进步主义推动的，直到60年代之前，在美国推动种族主义政策最起劲的，也向来是进步左派 @whigzhou: 归结起来，两种态度的共同点是：都认识到社会制度需要一些价值共识，而根本的分歧点在于普世性，普世主义者认为，这些共同价值是基于共同人性的自然价值，生活在这些价值得到尊重的社会，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因而保护这些权利的规范是普适的自然法，不存在共同体内外之分。 @whigzhou: 回到法国的同化政策，最初，法左的普世主义要求他们去改造殖民地文化，结果只不过是破坏了当地传统，当北非移民大批涌入时，普世主义又让他们无法拒绝，结果只好用国家权力强行同化，当同化政策看起来也不管用时，多元化政策就被提了出来。 @whigzhou: 但欧式多元化其实并非多元文化共存，而是修正原有的价值共识，令其容纳新元素（伊斯兰），排挤旧元素（基督教），最终形成的文化仍是高度单一和排他性的，只是受排挤压制的少数派换了人 @谢小姜:移民难民来的时候有谁会说“我不接受你们的价值”？ @whigzhou: 如果来自某个群体或某种文化的移民（统计上）总是违背入籍誓言并危及共同体，可以停止接纳这一来源的移民啊，共同体不是一定要接纳任何来源的移民  

【2015-09-20】 @whigzhou: “进化”还是“演化”？ http://t.cn/R2gro9g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点，任何有关“趋势”或“倾向”的谈论，和因果关系一样，必须假定某种程度上的条件稳定性，否则任何趋势都没法说，所以，对复杂化趋势的一种反驳，同样可以用来反驳“发育倾向”，因为任何发育过程都可能在任何阶段被环境变动所打断 @whigzhou: 比如有人说，陆生脊椎动物针对陆地环境所积累的任何适应性，一旦来一场环境大变故，陆地全部消失，就全都没有卵用了，所以你谈论方向性（或高级低级）没有意义，按此逻辑，任何个体发育过程中都可能被雷劈死，或中毒致畸，所以谈论“正常”发育，或“典型成熟形态”没有意义。 @whigzhou: 当然，这个类比并不暗示复杂性进化和个体发育有着类似的确定性（有时你必须说点废话） @whigzhou: 比如这个帖子里便可见到类似论调 http://t.cn/R2ktCU8 @tertio:不过进化有一种完全与环境无关的倾向，陆地变海洋，再变回陆地，生物也绝对不会再退回到第一阶段的状态。 @whigzhou: 方向性的意思（之一）就是这个嘛  

【2015-09-11】 @whigzhou: 在豆瓣上看到一张图，很有意思，非常适合为丹内特的“天钩（skyhook）”概念配图，假如你将生活意义寄托在天上，必须求助于从天上挂下来的某个钩子才能获得拯救，那么俗世中的一切自然就都成了你的负担，相反，假如你把天钩换成举升机，所有这些都成了意义来源或意义本身

【2015-09-10】 抱歉，此微博已被作者删除。 @whigzhou: 我们并非完全不愿把一支军队看作个体，比如我们会说，“第2旅决定埋伏在A山坡上，等待敌人路过时发动袭击”——若非将它当个体看待，这句子就是不合法的，当然，和一只猫相比，这么做的有效性要差很多，语义也大为受限，但假如军队的连贯性和协调一致性达到蚂蚁巢群的程度，就是完全合格的个体了 @那个朗格诺人:您认为是什么使某物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被看作一个个体？ @whigzhou: 一个成本收益账户，就是说，假如你能用一个成本收益账户来为其每次行动评估得失，并据此预测其行为，那它就是个体，当然，这不是个要么是要么不是的二值判断，这种评估方式越有效，它就越像个体 @whigzhou: 或者用Dennett的话说，假如对它采取意向性立场会让你更好的理解其行为，它就是个体，假如你必须采取意向性立场才能理解其行为，那它就必须是个体，参见 http://t.cn/Ry4nJQv @whigzhou: 这样就把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化解成了一个功能性问题，后者容易给出操作性的判定方法，于是哲学家的任务完成了 @老太婆尖尖角:为什么我对它存在方式的理解会影响其存在本身？或者说“个体”只能作为理解世界的一个概念，而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绝对的“个体”？ @whigzhou: 对啊，所有我们谈论世界时所使用的概念都是头脑里的东西，谈论对象本身不包含也不依赖这些概念 @平遥-深柳读书堂:我们必然都在某种意向性立场上看事物＿它是先验之物，但不一定都对此有自觉。当你说“必须”时，显然是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施加于对意向性的选择之上。那么，这种压力会消失吗＿有人认为会在“上帝”那里消失？ @whigzhou: 按我们奎因主义的说法，就是用一个本体论承诺来取代无聊的本体论之争 @whigzhou: 这个承诺只是为了方便把话说下去（因为说不下去会死），说得好不好，最终要在整体上评判，而不是在形而上学起点上评判，否则的话，你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起点上挪不动脚。 @whigzhou: 奎因这种整体主义，用拉卡托斯的话说，就是你先别着急攻击人家纲领的内核，而要看这套纲领最终成效如何，人家把卫星发上天转了那么多圈还让你坐在家里看到直播球赛了，他们那套体系总是有些道理的吧？

【2015-09-03】 @海德沙龙 大卫·弗里德曼代表了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功利主义一派，此派对哲学的兴趣不大，所以他们有关制度的论证，往往从问题直接跳到经济学（包括法律经济学）层次上，却很少对其暗中预设的前提或原则作出交代，本文罕见的例外，从中可以一窥大卫体系的伦理学基础 @whigzhou: 大卫的论证非常清晰，但依我看，这一论证很容易被击破，其实他对自己的薄弱环节（从均衡事实到伦理规则的过渡）应该也是清楚的，只是不想细究而已，结果最终，他用一个“令人欣慰的双重巧合”，就把自己的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和规定主义，都给调和了起来。 @whigzhou: 大卫试图用他的“双重巧合”来避开道德哲学上的争议，意思是，尽管功利主义、直觉主义和规定主义在哲学上完全不同，但既然他们要的结果恰好一样（至少在自由意志主义者中间），那就没必要在哲学上争了，在明确一组大家都要的简单原则之后，其他争议都可通过经济学分析解决。 @战拖拉夫卡: 大卫关于维持“三重巧合”的谢林点，其实质还是需要建立在参与者对某种价值标准的公认基础之上。可如果现实中只要有一人，他觉得偶尔的背叛是有助于实现短期利益的或者某个迫切愿望，那么这个谢林点是否就难以维系了？即布坎南所谓的脆弱的均衡 @whigzhou: 嗯，实际上根本没有（系统性的）巧合 @whigzhou: 在一些小的局部（特别是小型文化群体内部），确实可以观察到一些和普遍道德感相符、也和自由原则相符的自发规范，但从大范围看，绝大多数社会要么根本没走出霍布斯状态，要么其秩序远远不是自由的 @whigzhou: 比如大卫所引证的Robert Ellickson在《无需法律的秩序》所描绘的情况，之所以能发生，依我看，完全是因为当事人生活在美国，这个有着基本法律保障的地方，不会出现一伙农场主把另一伙挖坑埋了那种情况，在基本和平秩序有保障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些私人秩序，但那根本算不上“无需法律的”。 @whigzhou: 这也是libertarian各种幼稚错误的根源所在，他们太熟悉美国以至于对这一背景条件完全熟视无睹，以为那是当然的、自动的，一个简单的质疑是：加州牧区的情况在阿富汗存在吗？

All Hail Science! 科学万岁！ 作者：Jonah Goldberg @ 2015-2-14 译者：普罗米修斯（@普箩米修思），校对：Marcel ZHANG（@马赫塞勒张） 来源：National Review，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398591/all-hail-science-jonah-goldberg Memo to progressives: Unlike God, science doesn’t care if you believe in it. 进步主义者请记住：与上帝不同，科学并不在乎你是否信仰它。 Dear Reader (Unless you’re at the screening of Al-Qaeda Sniper), 亲爱的读者（除非你恰好在看《基地组织的狙击手》（Al-Qaeda Sniper）这部电影）， 【译注：实际上不存在这部电影，那是一个叫“非裔美国人保守派”的博客虚构的，其副标题是“一个变性圣战者为使用‘无性别卫生间’的权利而抗争的故事”，显然是用来嘲讽目前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左翼平权运动的。】 All of us are equal in the eyes of God and the law — or at least that’s how it’s supposed to work. (Though the fact that Jon Corzine has neither been hit by lightning nor carted off to jail sometimes causes me moments of doubt on both fronts.) 无论在法律还是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至少本该是这样。（尽管Jon Corzine既没遭雷劈也没被扔进监狱这一事实，让我时常对此感到疑惑）。 I try pay lip-service to the same principle about readers of this “news”letter, but let’s face it. That’s not true. Nearly all G-File readers are cherished, but not all are cherished equal. 我本想以此搪塞这封“新闻信”的读者：人人平等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你们。不过我们还是直面现实吧，那并不是真的。我对几乎所有G-File的读者都很重视，但并非同等的重视。 (And, in a year or two when my next book comes out, the great schism in my heart will be between those of you who eagerly purchase my book, and you shameful free riders who, for years, were perfectly happy for me to throw you the gold Aztec idol week after week, but now refuse to throw me the whip as promised, saying “Adios, Señor.” This is the quid people, my next book will be the pro quo. If you assume each Goldberg File I’ve written is worth a quarter, you should probably convert it into zombie-apocalypse currency and assume it’s equal in value to a can of dog food, six dead D batteries, or a fully operational calk gun. But the price is what the market will bear, and even at that valuation, it would more than cover the price of my forthcoming magnum opus for any longtime reader. You have been put on notice.) （并且，等一两年后我的新书出版时，我内心会在两类人之间撕扯：一类是那些迫不及待想要买书的读者，另一类则是那些可耻的搭便车者，多年来，他们满心欢喜地盼着我一周周地把阿兹特克金像（the gold Aztec idol）扔给他们，却不愿如之前说好的那样把鞭子给我扔过来，临走时只留下一句“再见，先生。”(“Adios, Señor.”西班牙语)。我的下一本书需要你用东西来交换的。如果你觉得我写的每一本G-File值得上一毛钱，或许你应该按僵尸界的汇率把它兑换成一罐狗粮、六个D号废旧电池或者一把铆钉枪。当然，书的价格应当是市场可以承受的，并且，对于我的长期读者，我即将出版的煌煌巨著应该是对得起它的标价的。我可是通知你们了哦。）【译注：这里有关阿兹特克金像和鞭子的哏出自电影《夺宝奇兵》。】 I bring this up because Charles Krauthammer is a reader of this “news”letter which, like seeing a spider monkey in your brand new kitchen making crème brûlée with a blowtorch, is both cool and scary. Why it’s cool should be obvious. He’s the Hammer. It’s scary because . . . he’s the Hammer. 我提这茬，是因为得知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也是这封“新闻信”的读者，这就像看见一只蜘蛛猴在你的崭新厨房里用喷灯做焦糖布丁，让人不知道该觉得有趣还是害怕。说他有趣的原因很明显，他是“锤子”，说他让人害怕是因为......他可是铁锤查理啊。【译注：注意Krauthammer中的hammer，意为锤子，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则为查理大帝的祖父，法兰克王国实际掌权者，加洛林王朝奠基者，以武功著称的军事天才。】 I try very hard not to put a face to my readers because, frankly, this thing is sometimes so stupid and self-indulgent if I imagined a real person reading it, I’d push the keyboard away. It’s best if I write this thing like a message in a bottle going to no one. 我竭力在读者面前展示真实自我，因为装模作样会让我会显得任性而愚蠢，每当想到有人读到虚伪的自己，我就忍不住想要摔键盘。我最好是把这些话塞进漂流瓶，随浪漂走。最可能让我怯场的，就是想象查尔斯·克劳萨默是打开漂流瓶的那个人。 And the last thing I need for my performance anxiety is to imagine Charles Krauthammer is the guy unspooling my missive from that bottle. The only thing worse would be to imagine George Will standing behind Charles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 and tsk-tsking all of my split infinitives. And yet, to my dismay, Will, too, has told me he on occasion comes by here. I feel like Martin Short in a synchronized-swimming routine. 唯一比这更糟的事，就是想象乔治·威尔（George Will）也站在查尔斯身后，目光越过他肩膀落在信上，看到文中的分裂不定式，不住地摇头。并且，同样令我沮丧的是威尔告诉我，他只是恰巧经过这里而已。我的感觉就像是马丁·肖特（Martin Short）在花样游泳。【译注：指马丁·肖特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拍的一个搞怪视频短片。】 FERNAL LINGUISTICS 良魔语言学 Anyway, Charles is a big fan of “unpaired words.” I don’t mean words with the Bluetooth turned off. I mean . . . hmmm . . . how do I explain? 总之，查尔斯是个“不成对单词（unpaired words）”爱好者，“不成对单词”并不是指你的设备在蓝牙没有配对时发出的提示，它指的是……额……我该怎么解释呢？【译注：在英语中，有些词汇是它的否定形式曾经同时存在，比如“innocent”和“nocent”。随着人们词汇使用习惯的改变，这些单词只有其否定形式被保留下来，肯定形式则很少再被使用，下文中作者大玩文字游戏，将出现很多由这种“不成对单词”拼凑的句子。】 Well, many times, during the commercial break on Special Report, we’ve gone back and forth — brandy snifters in hand — talking about how we need a president with more feck running an ept and gormful foreign policy. 好吧，在“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的广告时间，我们常常举着白兰地酒杯来回踱着步，谈论着我们需要一位“强势”（feck : feckless）总统来执行“精妙”（ept : inept）、“高明”（gormful : gormless）的外交政策。 These conversations usually take place after the make-up lady comes into the studio to make sure that we look kempt and shevelled. Well, last Wednesday, the topic came up again, and we kept bandying them about. Which made me think, “This is pretty cool.” It also made me think, “This would be a good riff for the G-File.” 此时，化妆助理通常会来到直播间确保我们看起来“干净”（kempt : unkempt）、“整洁”（shevelled : dishevelled）。就在上周三，我们又一次聊到了这个话题，并为此争吵不休。这让我感觉很有趣，同时也想，或许可以成为我写G-File的好题材。 Still, I’m hoping that he isn’t gruntled by this somewhat nocuous and entirely effable effort to rip off one of his favorite parlor games. Indeed, I could have dropped this choate schtick without name-dropping Charles, which might have made it seem less petuous, but why leave my motivation unbeknownst when it can be beknownst? 尽管如此，我希望他不要因为我们尝试对他最喜爱的室内游戏之一进行有点“恶意”（nocuous : innocuous）且“直白”（effable : ineffable）的剽窃而“高兴”（gruntled : disgruntled）。事实上，当我展示这些“低级”（choate : inchoate）把戏时，提起查尔斯的大名不过是为了借此抬高自己。这么说或许不够“谨慎”（petuous : impetuous），但是如果可以“公开”（beknownst : unbeknownst）我的意图时，又何必要“隐瞒”（unbeknownst）呢？ Better to go communicado and cognito, I say. Particularly when I’m still throat clearing as I try to scrounge up a real topic to discuss. Still, I fear I seem quite chalant as I search for sipid things to say. If I don’t work harder, this “news”letter will never be combobulated. (“I don’t want to disrupt your flow here, so I’ll rupt it. But you should know this all comes across as soucient and below even your pareil writing style. I would have thrown this whole thing out the window, but you opted to fenestrate it.” — The Couch) 我想，“开诚布公”（communicado and cognito : incommunicado and incognito）总是好的。特别是在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话题之前，需要用这个来拖延下时间。并且，在我急于寻找“有趣的”（sipid : insipid）话题时，会担心自己显得“紧张不安”（chalant : nonchalant）。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工作，读者是不会对这封“新闻信”感到“满意”（combobulated : discombobulated）的。（沙发发话了：我不想在这里“打断”（disrupt）你们，所以我就“继续”（rupt : disrupt）了。但是你应当清楚，所有这一切都是被“精心”（soucient : insouciant）组合起来的而且甚至比不上你们“匹配”（pareil : nonpareil）写作的水平。我本该把所有写的这些都扔到窗外去的，但是这可是你们选择看下去的。） All Hail Science 科学万岁 So my column from yesterday was about the quizzing of Scott Walker and other Republicans about evolution. This is an incessant question every four years. And while it deserves to be cessant, it will never will be. (Okay, I’m done now.) 我昨天的专栏探讨了对Scott Walker和其他共和党人如何看待有关进化论的盘问，这个问题每隔四年就会被提出来，从未中断。这个问题本该“停止”（cessant : incessant）了，却永远停不下来。（好了，文字游戏到此为止。【译按：我的噩梦也终于结束了】） As many have noted, liberals in and out of the media are very selective in their celebration of science. Guy Benson reminded me of this nicely splenetic post I wrote three years ago in the Corner: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在与媒体打交道时，自由派对科学的赞颂是有选择性的。Guy Benson让我想起自己三年前在专栏里写下的这段怒气冲冲的文字：

Why does the Left get to pick which issues are the benchmarks for “science”? Why can’t the measure of being pro-science be the question of heritability of intelligence? Or the existence of fetal pain? Or the distribution of cognitive abilities among the sexes at the extreme right tail of the bell curve? 凭什么自由派有权来决定哪个问题是“科学”的测试基准？用智力可遗传性问题作为是否支持科学的标准不行吗？或者是否存在胎儿疼痛？或者两性认知能力在正态曲线远右端的分布情况？ Or if that’s too upsetting, how about dividing the line between those who are pro- and anti-science along the lines of support for geoengineering? Or — coming soon — the role cosmic rays play in cloud formation? Why not make it about support for nuclear power? Or YuccaMountain? Why not deride the idiots who oppose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even when they might prevent blindness in children? 或者，如果这些问题过于让人心烦，那么把是否支持地质工程作为支持科学与否的分界线如何？或者，宇宙射线在云的形成中的作用？是否支持核电可以吗？或者雅卡山（Yucca Mountain）？【译注：雅卡山位于内华达州，用来堆放核废料。】为什么不嘲讽下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白痴呢，即使转基因作物（黄金大米）可以防止儿童失明？ Some of these examples are controversial, others tendentious, but all are just as fair as the way the Left framed embryonic stem-cell research and all are more relevant than questions about evolution. (Quick: If Obama changed his mind about evolution tomorrow and became a creationist, what policies would change? I’ll wait.) 上述这些例子都是有争议或者倾向性的，左派支持的干细胞研究也是如此，而且跟进化论比起来，这些问题与实际生活关系密切。（打断下：如果明天奥巴马改变对进化论的态度而变成一个神创论者，哪些政策会变化呢？我得等等看才知道。） The point is that the Left considers itself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science,” but there are scads of issues where they take un-scientific points of view. 问题在于，左派一直自诩为“科学”斗士，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持有的观点并不科学。 Sure they can cite dissident scientists — just as conservatives can — on this or that issue.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when the science directly threatens the Left’s pieties, it’s the science that must bend — or break. During the Larry Summers fiasco at Harvard, comments delivered in the classic spirit of open inquiry and debate cost Summers his job. Actual scientists got the vapors because he violated the principles not of science but of liberalism. 他们当然可以引用非主流科学家的意见为某个议题辩护，保守派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大家都懂的，每当科学直接威胁到左派的信条时，让步的却总是科学。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哈佛时，曾因敢于大胆地公开质询和辩论而丢了工作。真正的科学家因为违反了自由派的信条而非科学原则而被驱逐。 During the Gulf oil spill,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ishonestly claimed that its independent experts supported a drilling moratorium. They emphatically did not. The president who campaigned on basing his policies on “sound science” ignored his own hand-picked experts. 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the Gulf oil spill）中，奥巴马当局谎称其独立专家支持钻探禁令，但确凿无疑，这些专家并未这么说。虽然总统先生一直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但他对身边的专家却置若罔闻。 According to the GAO, he did something very similar when he shut down Yucca Mountain. His support for wind and solar energy, as you suggest, isn’t based on science but on faith. And that faith has failed him dramatically.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消息，类似的情况还有奥巴马关停了雅卡山一事。可以看出，他对风能和太阳能的大力扶植同样基于政治信条而非科学而这一信条让他一败涂地。 The idea that conservatives are anti-science is self-evident and self-pleasing liberal hogwash. I see no reason why conservatives should even argue the issue on their terms when it’s so clearly offered in bad faith in the first place. 认为保守主义者反科学的观点，毫无疑问是自由派们自我陶醉的一派胡言。我不明白保守派为什么非要在任期内就此问题与其争论，很明显这压根就是血口喷人嘛。

Recently, others have made this point better than I have, but as the Marines say of their rifles, this “news”letter is mine. 最近也有其他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且表达得比我更好，但是——就像海军陆战队对自己的步枪敝帚自珍一样——这封“新闻信”毕竟是我自己的嘛。 Anyway, what I find really intriguing is the way people talk about “science” as if it is so much more — and occasionally less — than it is. Critics on Twitter and in my e-mail box say we need to know if Scott Walker “believes in science,” as if his answer on evolution will tell us if he’s a witch burner or not. 总之，我发现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很有意思，他们似乎总是给科学赋予比事实上更多（有时候是更少）的含义，推特上和我邮箱中的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我们需要搞清楚斯科特·沃克是否真的“信仰科学”，似乎他的答案可以告诉我们他是否支持烧死女巫。 Well, I regularly get e-mail from creationists. E-mail. In other words, thanks to scientists, the words of creationists are transported through the sky into my phone or computer. And, while I haven’t checked, I’m pretty sure they don’t believe that their e-mail was carried to me on the backs of pixies. 我经常收到一些神创论者发来的电邮。是电子邮件哦。换句话说，幸亏有了科学家，这些神创论者的信息才得以穿越天空传到我的手机或者电脑中。尽管并未验证，但我很确定他们应当不会认为电邮是通过小精灵传给我的。 I’m also pretty sur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reationists drive cars, take antibiotics, watch TV, and eat foods with preservatives in them. For liberals, perhaps this is proof of some kind of hypocrisy or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maybe it is, though I don’t see it. But it’s also a demonstration that having your faith — or your superstitions — bump into one of the farther border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oesn’t require one to reject all of science. 我也非常确信绝大多数神创论者开车、吃抗生素、看电视、食用含防腐剂的食品。自由派或许可以从中看出虚伪和认知失调的意味。也许是吧，但我没看出来。但对我来说，这一现象表明，你的信仰或迷信越出了科学知识的边界，并这不意味着你要摒弃科学这个整体。 It’s not a binary thing. Belief in something unconfirmed or even disproved by science is not a rejection of all science. Just as a refusal to believe unicorns are real doesn’t mean I have to reject the existence of the Loch Ness Monster, Bigfoot, Kate Upton, or other allegedly mythical creatures. 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未经科学验证、甚至被科学所证伪的事物的信仰，并非是对科学整体的拒绝。仅仅不承认独角兽存在，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否认尼斯湖水怪、大脚怪、凯特·阿普顿(Kate Upton)，或者其他传说中的神秘造物存在。 That’s part of the irony. The way the science-lovers talk about science, you’d think science was a kind of magic that requires total faith and conviction. If you don’t believe with all of your heart in “science,” it will stop working. It’s like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s akin to Santa’s sleigh in the movie Elf (a great film, and not just because it inspired my daughter to answer the phone “Buddy the Elf,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这真是讽刺啊，一些科学狂热分子眼中的科学让人感觉像是某种魔法，需要完全的信仰和信念。如果你不是全身心地信仰“科学”，它就不再起作用。这样的话，科技企业倒是跟电影《圣诞精灵》中圣诞老人的雪橇有些类似。（《圣诞精灵》是一部不错的电影，我这么认为，不仅仅是因为我女儿受到电影的影响，在接电话的时候会说“我是精灵巴迪，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In Elf, Santa’s sleigh no longer relies on flying reindeer. Instead it converts“Christmas cheer” into jet power. That’s how some of these people talk about believing in science. If we don’t project our positive emotions towards it, it won’t take off. 在《圣诞精灵》中，圣诞老人的雪橇不是由会飞的驯鹿来牵引的，而是把“圣诞欢呼”转化成飞行动力。这和某些人口中的科学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正能量投射到圣诞雪橇上，它就不会起飞。 I am typing this on a plane from Detroit, Michigan — on Friday the 13th, no less. What happens if I suddenly stop saying in a hopeful whisper “I believe in you, science!” or if I take a deist bent and hold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s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material world out there? Will my plane suddenly plummet? Will gremlins slowly emerge from behind the seat in front of me, like Miley Cyrus climbing over a toilet-stall door?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我正在一架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起飞的一架飞机上写这篇文章。现在，如果我不再满怀希望的嘀咕着“我信仰你，科学!”，或者开始相信自然神论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在已知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其他存在，那么我的飞机会不会突然一头栽下去呢？会不会有一只小魔怪（gremlins，喜欢恶作剧）在我前面的椅背上浮现呢，就跟麦莉·赛勒斯从厕所隔间的门上爬过似的？ Look, science, unlike God, really doesn’t care if you believe in it. And casting doubt on one part of it doesn’t break the spell. 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science; it’s not magic. 所以你看，科学跟上帝不同，根本不在乎你是否信仰它，对它某一个方面有质疑，并不会打破魔咒，这才是科学的真相，它不是魔法。【译注：《打破魔咒》也是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2006年的一部作品，副标题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曾经有用的虚假信念，可以帮助人们做到一些不然就做不到的事情，但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理性进步的障碍，是该打破它们的时候了。丹内特也是长期活跃在论战前线的无神论四骑士之一。】 Democrats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in paranormal activity. They’re also more likely to believe in reincarnation and astrology. I have personally known liberals who think crystals have healing powers who nonetheless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doesn’t actually rely on magical horse power. 民主党人更有可能相信超自然现象，他们也更有可能相信轮回和占星术。我私下认识一些自由派，他们相信水晶有治愈的功能，尽管如此，他们从不认为内燃机是依靠魔法的马力来运转的。 HELP ME, SCIENCE, YOU’RE MY ONLY HOPE 帮帮我吧，科学，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But you wouldn’t necessarily know that from listening to these people freak out about it. (Sorry, this “news”letter will be light in links because there’s no internet on this plane. Fun fact: If you shout “There’s no Internet on this plane!” in a really loud, terror-filled, voice — as if the plane runs on Internet — your fellow passengers freak out. Try it some time. If it doesn’t work the first time, say it over and over. Eventually you’ll get a lot of attention.) 但是，你从受到惊吓的人口中未必能听到这句话。（实在抱歉，这封“新闻信”链接很少，这是因为飞机上没有因特网。说件趣事：假如你在飞机上用一种惊恐的语气大声喊：“这架飞机上居然没有互联网！”——就好像这架飞机是靠互联网飞行的——这会吓坏你周围的旅客。如果第一次不成功也没关系，再大声点多喊几次，最终大家都会注意到你的。） When I hear people talk about science as if it’s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particularly people who reject all sorts of science-y things (vaccines, nuclear power, etc. as discussed above), I immediately think of one of my favorite lines from Eric Voegelin: “When God is invisible behind the world, the contents of the world will become new gods; when the symbols of transcendent religiosity are banned, new symbols develop from the inner-worldly language of science to take their place.” This will be true, he added, even when “the new apocalyptics insist that the symbols they create are scientific.” 很多人一谈起“科学”，就好像它应该是某种“信仰”，特别是那些拒绝所有听起来像科学的事物（维生素、核能等等）的人。每当听到这些，我就会想起埃里克·沃格林说过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当上帝从世界逐渐隐去，新的神灵又将崛起，当超验的宗教符号遭到禁止，科学的世俗语言将会取而代之”。这是事实，他补充道，“届时，新的先知把他们新创造的符号称作“科学”。 In other words, the “Don’t you believe in evolution!?!” people don’t really believe in science qua science, what they’re really after is dethroning God in favor of their own gods of the material world (though I suspect many don’t even realize why they’re so obsessed with this one facet of the disco ball called “science”). “Criticism of religion is the prerequisite of all criticisms,” quoth Karl Marx, who then proceeded to create his own secular religion. 换句话说，说“你居然不相信进化论？！”的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所谓的科学，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把原来的上帝赶下神坛，让位于他们在物质世界的新神（然而我怀疑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迪斯科球上让他们如此着迷的一个小侧面，会被称作“科学”）。“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卡尔·马克思如是说，但他转身创建了自己的世俗宗教。 This is nothing new of course. This tendency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every time Moses turned his back on the Hebrews they started worshipping golden calves and whatnot.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奇。同时也解释了为何每次摩西一离开希伯来人，他们就开始崇拜诸如金牛犊之类的东西。 At least Auguste Comte, the French philosopher who coined the phrase “sociology,” was open about what he was really up to when he created his “Religion of Humanity,” in which scientists, statesmen, and engineers were elevated to Saints. As I say in my column, the fight over evolution is really a fight over the moral status of man. 与他们相比，奥古斯特·孔德至少是个敢想敢做的人，这位法国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创立了他的“人道教”，在那里，科学家、政治家和工程师是被当作圣人而崇拜的。正如我曾在我专栏中说过的，围绕进化论的论战其实是对人类当前道德状态的争论。 And, if we are nothing but a few bucks worth of chemicals connected by water and electricity, than there’s really nothing holding us back from elevating “science” to divine status and in turn anointing those who claim to be its champions as our priests.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Herbert Croly was literally — not figuratively, the way Joe Biden means literally — baptized into Comte’s Religion of Humanity 如果我们不过是一些通过水和电连接在一起的化学物质，那还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把“科学”供上神坛，并为那些所谓科学斗士行涂油礼令、让他们做我们的神父呢。难怪赫伯特·克劳利会（货真价实地，不是象征性地，此处“货真价实”一词不是按乔·拜登那种用法）皈依孔德的人道教。【译注：乔·拜登曾在演讲中多次错误地使用“literally”一词，一度成为笑柄 】 Personally, I think the effort to overthrow Darwin along with Marx and Freud is misguided. I have friends invested in that project and I agree that all sorts of terrible Malthusian and materialist crap is bound up in Darwinism. But that’s an argument for ranking out the manure, not burning down the stable. 我个人认为，试图将达尔文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绑在一起打倒是不对的。我有朋友正在这么做，并且我也同意，马尔萨斯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废话确实和达尔文主义的颇有渊源。但是，如果只是想清理掉马粪，何必把整个马厩也烧了呢？ IN MEMORIAM 悼念 My brother Josh passed away four years ago this month. If I couldn’t get a G-File done this morning, I was going to recycle the one I wrote not long after his funeral. An excerpt: 我哥哥乔什是在四年前的这个月去世的。如果今早没写完G-File的话，本来打算把我在他葬礼后不久写的悼词重复利用的，以下是摘要： My brother died last week. He had an accident. He fell down some stairs. He surely had too much to drink when it happened. It’s all such an awful waste. You can read how I felt — how I feel — about my brother here. 家兄在上周辞世，那是场意外，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当时肯定喝了不少酒。这实在是有点浪费。点击这里的链接，你可以看到我曾经和现在对他去世的感受。 But, you know, this is uncharted territory for me. And while I have little to no morbid desire to wallow indefinitely in a public display of grieving, the G-File has always been a dispatch from the frontlines of my mind, a quasi-personal letter to the collective You. Some might even call it the mad scribbling in the virtual ink of diluted fecal matter on my imaginary jail-cell wall. 但是，你们也知道，这种情景对我非常陌生。而且我也实在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副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的样子。G-File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维，它就像写给你们的一封私人信。也有人甚至说，这是我在自己想象的监牢中，把稀释粪便当作墨水进行的疯狂涂鸦。 And, as you can imagine, there are few things more on my mind than this choking fog of awfulness. 但是，如你们所想，现在占据我思维的，除了这难堪呛人的烟雾之外，又多了一些事情。 I’m told by a friend that there’s a new book out, The Truth about Grief by Ruth Davis Konigsberg, that apparently demonstrates how Elisabeth Kubler-Ross made up all that stuff about the “five stages of grief.” 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最近出了本新书，是鲁思·戴维斯·柯尼斯堡写的《悲伤的真相》。这本书显然在试图说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是如何编造出“悲伤的五个阶段”这种破玩意儿的。 I have no plans to read it. But I’m fully prepared to believe that any hard-and-fast five-point definition of grief is bogus. Admittedly, my data sample set is pretty small but hugely significant; in the last six years I’ve lost my father and my brother out of a family of four people. And, already, it’s clear to me that the geography of grief cannot be so easily mapped. 我没想去读这本书，但是我认为所有对悲伤的严格的五点定义都是扯淡。说实话，我的统计样本相当小，但是结果非常显著：我们原本的四口之家，在过去的六年里，先后失去了父亲和兄弟。并且，我非常清楚悲伤的地图是很难被轻易描绘出来的。 Obviously there are going to be similarities to the terrain. But just a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happiness — say, winning the lottery versus having a kid, or beating cancer versus seeing Keith Olbermann booted off of MSNBC —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sadness, too. And how they play out depends on the context. 显然，不同人的悲伤“地形”或许有些许相似，但是正如幸福有许多种一样（比如，彩票中奖与喜得贵子、战胜癌症或基思·奥伯曼被MSNBC辞退一事），悲伤也有好多种。他们最终怎样消散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境。 In terms of my own internal response, the most glaring continuity between my dad’s death and my brother’s is loneliness. Don’t get me wrong. I’ve got lots of company. I have lots of people who care for me more than I realized. I’m richer in friends and family than I could ever possibly expect or deserve. 至于我个人的感受，父亲和兄弟的相继去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孤独。请不要误会，我有很多人陪伴，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人关心着自己。我所得到的友情和亲情已经远超自己的预期。 But there’s a kind of loneliness that comes with death that cannot be compensated for. Tolstoy’s famous line in Anna Karenina was half right. All unhappy families are unhappy in their own way, but so are all happy ones. At least insofar as all families are ultimately unique. 但是有一种孤独与死亡相伴而来，无法慰藉。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中的一句名言说对了一半，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也是如此。至少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 Unique is a misunderstood word. Pedants like to sa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For instance, we say that each snowflake is unique. That’s true. No two snowflakes are alik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pretty much all snowflakes aren’t very similar. But, imagine if you found a snowflake that was ten feet in diameter and hot to the touch, I think it’d be fair to say it was very unique. Meanwhile, each normal snowflake has its own contours, its own one-in-a-billion-trill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will never be found again. 独特这个词被误解了，学究们经常说：没有真正“独一无二”的事物。我并不这么认为。比如，我们常说每一片雪花都是独特的，这是真的，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雪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雪花都不相似。假设你找到一片直径十英尺、摸起来烫手的雪花，我想说它很独特应该没问题吧。同时，每一片普通的雪花都有只属于它自己的轮廓，只属于它自己的万中无一的特征，在其它雪花上永远找不到的特征。 Families are similarly unique. Each has its own cultural contours and configurations. The uniqueness might be hard to discern from the outside and it certainly might seem trivial to the casual observer. Just as one platoon of Marines might look like another to a civilian or one business might seem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one next door. But, we all know the reality is different. Every meaningful institution has a culture all its own. Every family has its inside jokes, its peculiar way of doing things, its habits and mores developed around a specific shared experience. 家庭和雪花一样有类似的独特性，每个家庭有它自己的文化形态和内涵。其独特性从外部难得一窥，况且外人也不会真正在意。正如对平民来说，一队海军陆战队员看起来都差不多，一间商铺和隔壁的也很难区分。但是我们都清楚，事实上是不同的。每一个实体机构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笑话，它做事的原则，它基于自己某种共同经历的习惯和习俗。 One of the things that keeps slugging me in the face is the fact that the cultural memory of our little family has been dealt a terrible blow. Sure, my mom’s around, but sons have a different memory of family life than parents. And Josh’s recall for such things was always not only better than mine, but different than mine as well. I remembered things he’d forgotten and vice versa. In what seems like the blink of an eye, whole volumes of institutional memory have simply vanished. And that is a terribly lonely thought, that no amount of company and condolence can ease or erase. 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文化正在经历严重的打击，这让我心如刀割。当然了，母亲还在身边，但是子女跟父母对于家庭的记忆并不完全相同。而乔什对这些事情的回忆比我更清晰，并与我有所不同。我记得一些他已忘记的事情，反之亦然。仿佛眨眼之间，一些独有的记忆就这么消失了。每念及此，心中倍感孤独，即使再多陪伴也难以慰藉。 The pain is duller now, but the feelings are the same. 现在伤痛减轻了些，但感受没变。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