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2】 我好像对窦唯的歌词风格有了更深的理解……，自从一年半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我就没机会说汉语了，结果，大脑里处理汉语的那些部件似乎被憋坏了，总是找机会从某条缝里蹦出来，常见症状有两个：1）经常会不自觉的把英语单词用汉语音译法念出来，比如看天气预报时，我会念：莫斯特利·桑尼，帕特利·克劳迪，诸如此类，2）早晨起床或夜晚上床时，嘴里常会冒出一些由汉语词汇胡乱拼凑出的无意义句子，就像《幻听》和《雨吁》里的歌词，由此可见，1998-99年的窦唯大概很少说话。  

【2019-08-14】 惊了！人类意识（consciousness）竟然和吃屎有相通之处，不开玩笑，我刚刚认识到这一点，说起来话有点长， 是这样的，吃屎分两种，1）吃其他动物（特别是其他物种）的屎，这个好理解，不同动物的消化机制不同，一种动物的废弃物对另一种动物可能是营养丰富的宝，2）吃自己的屎，这个原理略复杂，简单说是因为消化道是条单向单线程加工流水线，由于缺乏循环回路，某些类型的消化/吸收过程无法完成，例如兔形目的纤维素发酵发生在盲肠，可是发酵产物的最佳吸收环节却是小肠，所以兔子会拉两种屎球，一种干硬，一种湿软，后者拉出后马上又吃掉，于是便构成一条循环回路，突破了消化道的拓扑特性所构成的局限。 再来看意识，意识其实可以视为人类头脑中的一个叙事器（narrator），在一个人清醒状态的大部分时候，不断（通常是无声的）叙述着他的知觉，动机，意图，对当前状况的评估，当前知觉引发的联想，对后果的预测，斟酌下一步举措时涌出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理由，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以言语形式叙述出来呢？依我看，这是为了构造回路，因为产生上述种种心理活动的众多神经结构之间的拓扑特性，或许（就像消化道的拓扑特性一样）对认知系统构成了某种功能局限，使之无法形成某些类型的认知能力，叙事器的作用就是把它们的活动转变成言语，再输入言语接受模块（就像软屎球被吃回去一样），然后从那里向众多其他模块广播，从而激发一些如若不然就不会产生的认知活动。 或许是这样。 有关叙事回路的功能，我在《沐猿而冠》附录〈何为理性动物〉里有更详细的阐述。

【2019-07-02】 鸡吃东西的方式有三种，1）啄，2）吞，3）甩，第一种用来吃小颗粒食物，后两种用于对付大块食物，第三种比较特别，之所以需要甩，是因为它们既不会像猛禽那样踩住食物，也不会像鹦鹉那样抓住（或叉住）食物，于是只好利用加速度和惯性来撕开大块食物，据我观察，可能地栖性强的鸟类都不会用爪子来辅助进食（无论是踩还是抓），这或许是为获得更适合地面行走的下肢结构而付出的代价，甩法进食比较麻烦，而且会造成丢失，不过鸡找回甩出的每个碎片的能力非常出色，鲜有浪费，实践中，鸡会按如下条件分支来来决定特定情形下执行何种进食策略： 1）若食物都是小颗粒的，啄，啄击频率似乎与颗粒数量有关， 2）若是单一大块，叼起来跑到最无打扰的进食地点，用甩法开吃，此时它常会因不能迅速断定哪个才是最佳地点而纠结不已，慌张乱窜，即便周围其实没有任何潜在对手， 3）若是单一大块加少量小颗粒，同2， 4）若是多个大块，或一个大块加若干中小块或众多不太小的颗粒，则首先尝试吞食大块，再啄食小块和颗粒，问题是吞食并不总是能成功，此时它又会变得极为慌张，既纠结于叼起跑和就地吃这两个选项之间，也纠结于再次尝试吞咽和改成甩法这两个选项之间（我觉得鸡的neuroticism得分应该会很高）。 【2020-07-17】 啄木鸟解决食物分离问题的一种办法是：在树干上啄出一个垂直V型槽，把松果球嵌在槽内，再用喙啄出松子。

【2019-06-12】 有研究显示，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extraversion）和祖先的迁移经历有关，越是在晚近历史中经历过迁移的，越可能偏于外向，游牧民族比定居民族更外向，这一点好像和一般大众印象吻合，美国人就比较外向，而中西部比东北更外向，新英格兰最内向，中国各省中，据说四川人和东北人都比较外向，这一流行刻板印象或许是对的。 有关研究见David M. Buss & Patricia H. Hawley (2011) ch.1----

Interestingly, Chen, Burton, Greenberger, & Dmitrieva (1999) showed that ‘long’ alleles of the D4DR gene in humans are more common in populations that are nomadic or have historically completed long migrations than in populations that have been sedentary for a long time. The D4DR long allele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extraversion (Ebstein, 2006). This suggests that nomadism and social fluidity select for increasing extraversion.

 

【2019-05-25】 @不是倪匡: 突然想起了以前輝總提過的“雪球隱喻”。 @whigzhou: 呵呵，重读右边这帖子，我发现当时并没有真正说清楚雪球隐喻的要点所在（都怪没人进一步追问我） @whigzhou: 我提出雪球隐喻的宗旨，是为了回应环境决定论、遗传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之类的无谓帽子和错误二分法，该隐喻的要点是，随着行为主体的复杂度提升，行为表现中环境影响的成分逐渐降低，主体本身特性的影响逐渐提高，也就是说，对于好奇的外部观察者，若要理解主体的行为模式，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须更多关注其自身特性，这是个渐变过程，没有二分，也没有固定的影响比例。 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从一颗钢珠开始，当我们考察一颗均质实心刚性浑圆的钢珠的运动规律（无论是自由下落，抛掷，斜坡滑落等）时，所考虑的几乎全部是外部条件（除了钢珠质量），此时，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我们持有一种高度环境决定论的立场。 现在把均质性这个条件去掉，钢珠各部位比重不同，于是观察者需要了解各部位比重如何不同，才能有效预测其运动轨迹。 再把实心这个条件去掉，空心钢球里套了一颗自由活动的小钢珠，轨迹会如何不同呢？ 那么，若是将里面的小钢珠换成一个陀螺仪呢？或一个基于弹簧的储能机构呢？再加上一个指南针呢？ 不难看出，随着钢珠内部结构的复杂化，观察者在预测其运动轨迹时所需要关注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来自运动主体的自身特性，用蹩脚的术语说就是，这位观察者越来越倾向于『特性决定论』（在行为科学中的对应物就是基因决定论）了，可是很明显，这种『某某决定论』的说法是很不得要领的，徒增误解和混乱。 @whigzhou: 哦，突然想起来，我好想在某次读者见面会上试图说明这一观点，原话忘了，大意是，当我们比较因纽特人和科伊桑人的行为模式时，生态环境将是重要考虑，可是当我们比较当代澳洲人和阿根廷人的行为模式时，可能很少需要提到生态条件，之所以有这差别，便是因为后一对雪球已滚得非常大，远大于前一对。 @whigzhou: 所以，即便同一位人类学家，在分析这两组文化时，可能首先被指责为环境决定论者，然后又被指责为文化决定论者，可见这两顶帽子都不得要领

【2019-05-01】 对夜猫子的一种解释是，他们的生理节律（表现在体温波动上）的自然周期长于24小时，所以总是倾向于将上床时间往后拖，没拖的更晚只是因外部条件所限，这说法跟我的个人经验相符，我曾很多次把起床时间提早到五点，然后慢慢往后滑，直到被另一个外部需要打断，节律周期长度的个体差异据说还不小，最短只有16小时，最长则达50小时，为何不向24小时趋近呢？我猜，或许和早期人类的战争模式有关，那时最流行的战术是黎明伏击。 【2019-05-15】 原来我这个猜想叫哨兵假说（[[sentinel hypothesis]]），相关论文还不少，例：Chronotype variation drives night-time sentinel-like behaviour in hunter–gatherers 可惜这些田野研究的对象都是Hadza人，若换作几十年前的新几内亚高地人会更有意思  

【2019-01-30】 昆虫的神经系统规模太小，所以其感觉-运动系统多采用极简解决方案，结果是常表现出刻板行为，且容易掉入一些感觉陷阱，夏天灯下的昆虫便是掉入了光学陷阱，因为其视觉系统是针对太阳光（特别是早晨和傍晚的太阳光）设计的，碰到人工光源就傻眼了，不仅飞不出陷阱，还往往因为飞行姿态不对而很快撞墙或坠落（我抓到的很多披头士在落地之前都是肚子朝天在飞）。 蚂蚁会掉入另一种陷阱，行军蚁在行军时遵循的策略是：若前方有同巢兄弟，跟着它们跑就是，否则，由某个算法决定行进方向，该策略在特定地貌上会创造出一种死循环：当一支处于行军状态的蚂蚁大军的前锋恰好碰上队伍尾巴时，这支队伍会不断绕圈子，直到累死，陷入这一状态的蚂群被称为蚂蚁磨盘（ant mill），哺乳动物的多重感知系统就不容易出这种bug，这里有个带视频的介绍。

食物与人类#2：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8年6月18日 常有人感叹人类食谱之广泛，简直能把什么东西都弄上餐桌，从某些角度看，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几件容易混淆的事情，首先，人类食谱之广泛，主要归功于人类文化的巨大多样性，群体间的饮食习俗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口味嗜好差异，假如分解到单个群体或个人，其广度就远不如一本《食材大全》所显示的那么值得惊叹了。 其次，假如我们随便挑几个食俗不像因纽特人那么极端的群体，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这是经济学家度量供方离散度的标准方法——来测量食物来源离散度，那么人类得分确实不低，毕竟我们是杂食动物，可是，假如我们把衡量标准换成『有能力消化因而有可能吃多少种食物并从中获取营养』的话，那么得分最高的脊椎动物远不是人类，而是——你或许会吃惊——食草动物（注：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谈论的动物仅限于脊椎动物）。 食草动物也吃肉 因为凡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吃的东西，食草动物几乎也都能吃，鹿经常被观察到在啃动物尸体，甚至同类的内脏，牛在吃草叶时也常有开点小荤的机会：草丛里的蜗牛，树上掉下来的雏鸟或鸟蛋，死老鼠……河马上岸吃草时甚至偶尔会主动猎杀动物，畜牧业者也早就懂得往牛羊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 反过来却不行，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和对付植物毒素的能力太强大了，以至很多被它们当作主食的植物其他动物都吃不了，而食草动物很少吃其主食之外的东西，特别是肉食，并不是因为消化吸收上存在任何障碍，而是一种策略选择：基于它们在生理和技能上的相对优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找、争夺和获取肉食上，几乎总是不划算的。 比如一头鹿，在一天中可用于觅食的那几个小时里，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专心吃树叶（并时刻警惕着随时出没的老虎），要么漫游林中寻找尚未过度腐烂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能量密度高，消化成本低，一只野兔或许顶得上啃两天树叶的净收益，可同时，大张旗鼓的搜索尸体，扩大了活动范围，提高了自己的活跃度和曝光率，因而更可能被老虎吃掉，也增加了与食腐动物（比如狼）发生冲突的机会。 更要命的是，搜索尸体的结果远不如啃树叶那么确定，很可能连续几天一无所获，况且鹿又不像食腐动物那样具备远距离发现尸体所需要的灵敏嗅觉，也不像老虎那样能够大块吞肉，一次吃下一周所需，相比之下，树叶虽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高，但收益十分确定，因其难消化，竞争者也少，而且竞争者都是无威胁的食草动物。 只有当尸体是沿途偶遇的，并且附近没有危险的竞争者，因而无须承担上述种种风险时，鹿才会去吃，这就好比偷窃，食肉动物是职业小偷，将生计建立在偷窃之上，并为此而发展了高度特化于偷窃的生理机制、行为模式和后天技能，食草动物没有这些优势，但若是有顺手牵羊的便宜机会出现，它们也不会漠然放过。 草饲与谷饲 所以，尽管食草动物拥有强大的纤维素消化和毒素处理能力，但只要在成本与风险无差异的条件下给它们选择，它们还是会偏爱高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和低毒性的食物，野生条件下，成本风险无差异这个条件只是偶尔会满足，而在人工饲养时，由于这些成本和风险转移给了饲养者，而后者拥有的技术又将它们降至极低水平，因而可以轻松满足。 于是我们有了谷饲牛，与草饲相比，谷饲牛长肉快，产肉多，脂肪含量高，容易出雪花，同等产肉量所需土地面积仅为草饲的1/3，这些优点对于谷物充裕而草场相对稀缺（相对于加拿大、澳洲和阿根廷）的美国尤为显著，西欧谷物和草场都稀缺，所以更倾向于往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这也是为何疯牛病首先在西欧爆发的缘故。 有些情况下，谷饲不仅有好处，而且不可或缺，比如军马；若是只吃草，马一天至少要花八小时咀嚼草料（这是人工饲喂干草的情况，若自己在草场吃，需十几个小时），每公斤嚼3500-4500下，约需40分钟，而且吃完后三四小时内消化负担极重，其长达20米的小肠在此期间将分泌100多升消化液，随后50多升食糜进入一米多长的盲肠并在那里开始发酵。 这样，每天能用于行军（牵引或骑乘）和作战的时间就十分有限，最多四五个小时，这还得益于马的睡眠很短，每天不到三小时，外加两三个小时的伏坐休息，所以它们能在夜晚继续进食；但若能将部分草料换作谷物，比如燕麦，每公斤咀嚼次数便降至850次，只需十分钟，替换一半即可省下三小时进食时间，并大幅减轻消化负担。 正是谷饲，让优良役马在轻负荷条件下每天能工作多至8-10小时，从而让一些骑兵部队能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行军（如果能沿路获得补给的话），勉强超出罗马步兵自带给养的行军速度，至少马不再是行军速度的瓶颈。 最优觅食理论 关于特定动物吃什么，不吃什么，偏爱哪些食物，优先寻找哪些食物，当条件改变时食谱会如何改变，以及有关动物食性的其他种种问题，生物学家发展了一套被称为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T）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寻找解释，该理论考虑的因素主要有：觅食的时间成本，失败的几率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各种食源的竞争强度和自身的竞争优势，在消化能力和消化成本上的相对优势，因暴露在觅食环境中而被捕食的风险，中毒风险，等等。 理解该理论的一个要点是，某种动物花最多时间和努力去寻找，因而事实上也吃得最多的，未必是（且常常不是）它最喜爱的食物，反之，它很少或根本不花精力去寻找某些食物，未必是它消化不了、不爱吃、或没能力获取，而常常是因为，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它“发现”，把时间精力投入在寻觅该食物上并不合算，要么失败风险高的难以承受，要么边际净收益低于将这份时间精力投入于其他食源的收益。 沿着这条思路，不同动物的食性差异，觅食相关的种种行为模式，以及人类饮食习俗的形成与变迁，都将得到更为深入也更系统化的理解。 食草与食肉 这是最鲜明的一组对比，但这对名称本身并未揭示出这一对比的要点所在，关键区别其实并不在于食物来自植物还是动物，而在于对待风险的策略差异：食草动物代表了策略光谱的稳妥保守一端，而像猫科这样的顶级食肉动物则代表了冒险激进一端。 捕猎是高风险活动，专以捕猎为生更是高风险生存策略；捕猎成功率往往很低，而且越是大型猎食者越倾向于大型猎物，而猎物越大，成功率越低，猫科之王老虎的成功率只有5-10%，北极熊10%，狼14%，非洲狮18%，体型苗条的猎豹成功率高的出奇，40-50%，但猎物经常被抢走；对于大型猎食者，连续几天空手而归的情况很平常，他们就像赌场里喜欢博大输赢的赌客，赢上一把够吃上一阵，但经常输个精光。 相比之下，草虽然营养密度低，摄食时间长，消化负担重，但分布广泛，供给充分，收益非常确定，一份付出一份回报，是勤恳吃苦耐劳者可以依靠的生计来源；但具备这些特征的食物未必来自植物，在海滩捡拾贝类，在蚁穴舔食蚂蚁或白蚁，在河流入海口捕捞洄游鱼群，都更像是采集而非捕猎，那些以此为生的动物，在生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上更靠近食草动物。 比如在食蚁兽身上，你看不到食肉动物的典型特征：大脑发达，认知能力强，活跃好动，好奇心强，爱探索，爱玩耍，反倒有许多食草动物的特征：安静，不好动，重防御，以及高度特化的摄食与消化系统：能快速伸缩的超长舌头，高粘度的唾液，胃内用于碾碎昆虫的搓板状结构（类似鸟类的嗉囊），分泌的胃酸是甲酸而非常见的盐酸；类似的，以洄游鱼群为主食的人类族群，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各方面都更像农耕者而非狩猎者。 风险策略上的分化，起初可能只是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比如在空旷平坦的大草原上捕猎，比在温带森林中困难的多，因为最普遍的捕猎方式是偷偷靠近然后突然袭击，老虎和豹在扑袭之前通常会贴近猎物到十几米甚至几米以内，这一战术需要有足够多的掩蔽物，树丛、土丘、岩石、沟壑，或特别高的草，只有像猎豹这样速度优势极为显著的猎手才会在百米之外就发动进攻，或者像非洲野狗这样的团队捕猎者，能靠合作与耐力长途追逐猎物将其拖垮；总之，在那些捕猎难度过高的生态位（另一个例子是热带雨林的树冠层）中，动物更可能向保守稳妥的食草、食果或食虫发展，反之亦然。 然而一旦策略分化出现并长期持续，进化机制便会将这一差异扩大并固化下来，选择压力作用之下，主吃低营养密度食物的动物，重点发展消化和防御，而食肉动物则重点发展搜索、追踪、潜行、擒杀等捕猎技能，这些特征，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这里我仅以视觉为例略加说明。 同样是两只眼睛，食草动物更注重视野广度，以便全方位探知正在靠近的捕猎者，所以双眼分别朝向头部两侧，视野重叠少，比如牛的视野广度330度，重叠部分仅20-50度，马的视野350度，重叠65度，而食肉动物则高度依赖立体视觉和景深感知，因而两眼向前，形成双眼视觉，视野广度小，但重叠度大，比如猫的视野200度，重叠140度，这一差别，在食肉猛禽和其他鸟类的对比中也可看到。 随着时间推移，选择了不同觅食策略的动物逐渐被自然选择朝着不同方向改造，从生理构造，行为模式，到生存技能，都发生了与其主要食物对应的特化适应；这些改造是全方位和成套出现的，因为生理结构受着基本生化规律和长期积累的进化包袱的严格局限，其设计空间有限，要强化某方面性能，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比如发达的消化系统往往对应着较小的大脑和较低的认知能力。 而且很多生理/行为特性是连锁的，一个改动将引发一系列相应改动，而食性改变往往是触发连串改动的初始启动因素，因而它总是我们认识一种动物生理、习性和行为模式——以及，对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最佳起点；比如在开阔草原吃草的动物都成群出没，这不是因为它们友爱互助，恰好相反，它们需要同类替它们挡子弹：在开阔地躲避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往同类群里扎；成群出没的习性极大提升了雄性间的性竞争强度，和交配关系中的雌雄比，继而导致雄性发达的第二性征和巨大的性器官。 重要的是，特化适应是个不断加速的正反馈过程，策略选择与生理/技能改变轮番相互加强：消化能力越提升，食草策略越受青睐，爪牙越锐利，立体视觉越好，捕猎越有优势，食肉策略越受青睐，反之，草叶在食谱中比例越高，对消化系统的选择压力越强，肉类比例越高，对爪牙和双眼视觉选择压力越强，如此循环，走上一条特化的不归路。 专食与杂食 物种（及更大类元）在特化道路上可能会走得很远，考拉几乎只吃桉树叶，而桉叶以营养低、难消化和毒性强而著称，桉叶精油是强效杀虫杀菌剂，只有考拉和一些负鼠有能力对付；对付桉叶的独特能力让考拉占据了一个极少竞争的生态位，但也失去了很多：考拉代谢率非常低，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活动范围小，每天睡20个小时，清醒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嚼桉叶……幸好澳洲没有擅长爬树的大型食肉动物（比如豹）。 猫科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将捕猎禀赋发展到了极致，但由于几乎专吃肉食，其消化系统处理植物的能力严重退化，比如味觉系统丧失了甜味感受器，而后者是辨别植物营养价值的重要手段；无论朝哪个方向，高度特化都降低了物种的适应灵活性，当食物来源随环境条件而改变，或出现新的天敌或竞争者时，很难转向或掉头。 然而并非所有动物都沿食性特化道路走的很远，熊科和猪科都是高度杂食的，犬科和人科的食谱也相当广泛；杂食让这些动物保持了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灵活性，所以熊科里才会既有专吃肉食的北极熊，也有吃素——而且几乎只吃极难消化的竹子——的大熊猫，大熊猫从杂食向素食的转变只有两三百万年的历史（和人类转向肉食的时间差不多），这很好的展示了熊科的灵活性。 当然，大熊猫要是在这个特殊生态位下继续进化几百上千万年，或许也会像考拉一样走上高度特化的不归路，反过来说，杂食性可能恰恰体现了这些动物的祖先所走过的进化道路上，环境条件的摆动更频繁，幅度更大，从未提供充足时间让它们完成食性特化。 机会主义者 杂食性代表了一种觅食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在素食-肉食这一光谱上，它显然处于中间位置，不过，这个维度对我们理解该策略并没有多大帮助，我们最好从时间分配的角度看待它，即，在面临各种潜在的觅食机会时，将多少时间分配给自己熟悉且擅长处理的食物源，而多少分配给较为陌生的，新颖的，充满未知因素的，价值不明确的食物源。 让我用一个有点类似的生活问题来说明我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在超市买食品时经常面临一个两难：日复一日的买同样的食品，难免让人厌倦，感觉自己错过了太多美味，可是尝试新鲜事物的风险也很高，以我个人经验，其中大部分会让我失望，很多最后进了垃圾桶，所以必须作出权衡：将多少预算分配给新食品？多年前我还不会做饭时，在选择餐馆上也面临同样权衡：每十顿饭里几顿留给熟悉的饭馆，几顿用来探索新饭馆？ 一旦我们转换到守旧-探索这一维度上，便发现，原来杂食动物才是策略上的激进分子，它们随时准备捕捉任何出现在面前的新机会，而不是一心专注于自己最熟悉擅长的食物源上；所谓机会主义，就是对特定食物源较少持有内在偏好或固有习惯，对新食源总是持开放态度，某一时刻作何选择，全看哪个机会在此时此刻的有着最高预期收益。 这听起来简单，实则对动物的某些禀赋极具挑战，诚然，杂食性对特定捕食技能——诸如鹰的锐眼，猫的柔韧性，鳄鱼的咬合力——没有那么强的选择压力，可是对综合感官和一般认知能力的要求却很高，因为它要求动物在不断面临新情境、新食源的条件下能够良好辨别物体种类与数量，评估其可食性、营养价值和中毒风险，以及面对不同竞争者时的获胜可能性，正因此，猪、熊、狗普遍有着较高的智力，鸟类中的杂食冠军乌鸦也以高智力出名，更别提人科了。 不妨再以人类职业倾向作类比，许多人偏爱一份稳定职业，有着相对固定的收入，就像食草动物，也有些人是命中注定的连续创业者，朝九晚五这种事情对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是食肉动物，但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对职业类型没有任何内在偏好，没有好机会时，也能朝九晚五安心打一份工，可一旦机会出现，比如诱人的跳槽机会，激动人心的创业念头，捞笔外快的良机，则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是杂食动物——一个并不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么中庸的类型。   参考资料 Richard Wrangham: Catching Fire (2009) Wikipadia: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Wikipadia: Cattle feeding Wikipadia: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Wikipadia: Binocular vision Wikipadia: Koala Wikipadia: Eucalyptus Wikipadia: Cat senses Wikipadia: Giant panda How Horses Digest Feed https://aaep.org/horsehealth/how-horses-digest-feed Sleep Requirements of Horses https://ker.com/equinews/sleep-requirements-horses/ Grazing Management for Horses http://agriculture.vic.gov.au/agriculture/livestock/horses/feed-requirements-of-horses/grazing-and-feeding/grazing-management-for-horses Hunting success rates: how predators compare http://www.discoverwildlife.com/animals/hunting-success-rates-how-predators-compare Anteater Facts http://facts.net/anteater/ Lori Marino & Christina M. Colvin: Thinking Pigs https://animalstudiesrepository.org/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au/&httpsredir=1&article=1042&context=acwp_asie The Average Bear Is Smarter Than You Thought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thoughtful-animal/the-average-bear-is-smarter-than-you-thought/

【2018-04-21】 @whigzhou: 据我对人类的粗略观察，按激励来源分，贵物种的行为模式大致有两种，目标驱动和恐惧驱动，前一类人做事情是因为他想做成某些事情，后一类人做事情是因为他害怕不做这些事情可能带来的后果（比如让自己远离心理舒适区），当然这只是理想模型，实际个体是两个类型的不同比例混合物。 ​​​​ @whigzhou: 一些猜测：1）第一类个体的百分比是个位数或更低，2）两类人的财富边际效用曲线截然不同，3）某些职业成就只有第一类人可能取得，4）对该差异的最佳预测指标是激素水平，

【2018-04-01】 男人比女人更爱冒险，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而且男人还会运用他们的智慧去发现和利用各种冒险机会，下面两张图摘自Richard J. Haier: The Neuroscience of Intelligence, p57，图中两条曲线分别是童年智商在top1/4和bottom1/4的个体随年龄增长的存活率，上图是女性，下图是男性， 可以看出，聪明男人倾向于用他们的智慧去追逐风险（注意下图中高智商组存活率低于低智商组的年龄段，30-50岁，恰好是男性的事业巅峰期），而聪明女人的智慧主要用在规避风险上了（废话：当然是统计意义上）。  

【2016-05-18】 @Helen干杯:关于保守派以高生育率取胜, 恐怕难。现在生育率高的时移民,且移民多为民主党所虏。 @whigzhou: 亚裔移民生育率很低，比白人低，第二代更低，拉丁移民第一代生育率很高（但也没摩门教徒高），第二代就高得不多了 @whigzhou: 不同种族背景移民前三代生育率：http://t.cn/RqFqmHV @whigzhou: 当前亚裔移民年度增量已超过拉丁裔，墨西哥移民已开始净流出，若边境控制收紧，还会继续降低，所以移民生育率高这个判断已不再成立 @whigzhou: 半只烤鸭下肚，再说说刚才那个生育率的问题。 1）要区分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前者是行为倾向，后者是行为表现， 2）所谓行为倾向就是将外部条件映射为实际行为的函数， 3）两个在某件事上有着不同行为倾向的人，对应两个行为函数， 4）这两个函数在某个区间可以是重合的， 5）这意味着，拥有不同生育意愿的人，在区间A有着相同生育率，在区间B则不同 6）决定生育率的行为函数有着众多参数，姑且只考虑其中三个：A）收入，B）迫使个人生儿育女的社会压力，C）与生养儿女竞争时间（特别是女性时间）和金钱的各种其他活动的机会（或曰诱惑）， 7）现代化和城市化尽管提高了收入，但也大幅降低了不生育带来的成本B，并大幅提高了生育带来的成本C， 8）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对成本B更敏感，对成本C更不敏感， 9）所以，即便两种生育函数在传统条件下接近重合，可是当B和C大幅改变时，其行为表现上的差距就拉开了 10）同性恋的情况与之相似（可能表现得更纯粹更极端），在传统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下，同性恋尽管缺乏意愿，实际上多数也会结婚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函数和其他人的函数在传统区间取值很接近甚至大致重合，但在现代区间就形同天壤了， 11）那些不肯生或生的很少的人，绝大多数并非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一方面促使其生育的社会压力消失了，同时自己又经不住各种与孩子抢时间的现代诱惑，结果她们便转向各种帮助其释放母爱的廉价替代品，于是便有了猫狗党和圣母婊。 【2018-2-15】 昨天发现这一逻辑在经济学里已经有了名字，叫动机挤出（[[motivation crowding]]）或过度正当化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只是还没人将它运用于生育率问题，目前的应用场景也都不涉及遗传改变，实际上，这是考察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很好切入点。 鲍德温效应和动机挤出是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两种很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的效应，前者由文化条件对遗传特征作同向拉动，后者作替代。

【2017-10-17】 @whigzhou: 去年我在谈论当代低生育率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猜想：传统文化对婚育行为所创造的强大约束，或许弱化了部分人类的本能生育倾向，结果是，即便这方面本能已有所削弱的个体，也并不比其他人少生育，于是，当文化约束在现代迅速解除时，生育率便急剧下降。（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需求侧，成本侧还有诸多原因，对后者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分析，我就不啰嗦了） @whigzhou: 最初产生这个念头是在若干年前考虑文化宽容对同性恋的影响时，今天又想了一下，发现这其实可以推广为一个更一般的原理，不妨将其称为『寄居蟹效应』（典出自《群居的艺术》第二部分导言）：文化铠甲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但也替代从而削弱了我们的某些本能，就像寄居蟹丧失了部分甲壳。 @whigzhou: 最著名的例子是骨骼纤细化，工具和火的控制部分取代并弱化了我们的牙齿、咬肌、口轮匝肌和颚骨…… @whigzhou: 文化进化一定也在我们生理和心理系统的许多方面留下了痕迹，而且不同群体所走过的不同文化经历留下的痕迹将有所不同，我相信沿此方向的探索会有不少发现，近视眼会不会是个候选？

‘When life hands you a lemon, just bite in’ “如果生活递给你一个柠檬，那就去咬它吧” 作者:Judith Rich Harris @ 2016-09 译者:明珠(@老茄爱天一爱亨亨更爱楚楚)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The Psychologist, http://thepsychologist.bps.org.uk/volume-29/september/when-life-hands-you-lemon-just-bite Judith Rich Harris takes Lance Workman through her extraordinary fightback against entrenched views of child development. Judith Rich Harris对话Lance Workman，对已被深深认同的儿童发展心理学观点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回击。 Judith Rich Harris is a psychologist and author. Judith Rich Harris是一位心理学家和作家。 【译注：粗体字是Workman的提问，常字体是Harris的回答】 I first become aware of you when I read The Nurture Assumption in 1998. In it you proposed that a child’s peer group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than her parents. Can we begin by outlining this theory? 我第一次认识你是读到你1998年出版的《教养的迷思》。在书中你提到，同龄人群体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大于父母。我们从简要概括这个理论开始，好吗？ Group socialisation theory was my attempt to solve a puzzle I had encountered while writing child development textbooks for college students. My textbooks endorsed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 that what makes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 is ‘nature’ (their genes) and ‘nurture’ (the way their parents bring them up). But after a while it dawned on me that there just wasn’t enough solid evidence to support that view, and there was a growing pile of evidence against it. 群体社会化理论是我在撰写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大学教材时试图解决的难题。我的教材赞同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传统观点——是‘先天本性’（基因）和‘后天培养’（父母养育他们的方式）共同使孩子们形成他们的做事方式。但一段时间后我明白了，并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同时，反对证据却越来越多。 The problem was not with the ‘nature’ part – genes were having their expected effect. But ‘nurture’ wasn’t working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In studies that provided some way of controlling for or eliminating the effects of heredity, the environment provided by parents had little or no effect on how the children turned out. 问题不在于‘天性’部分——基因有其预期效果。不过‘培养’并未如大家所认为的方式发生作用。在一些以某种方式控制或消除了遗传作用的研究中，父母提供的环境对孩子如何变成后来的样子很少或者没有影响。 And yet, genes accounted for only about 50 per cent of the variation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ur. The environment must be playing some role. But it wasn’t the home environment. So I proposed that the environment that has lasting effects 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ur is the one the child encounters outside the home. 然而，基因改变个性和社会行为的作用大约只占50%。环境肯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这不是家庭环境。因此我认为，持久影响孩子个性和社交行为的环境是其面对的家庭之外的环境。 This makes sense if you think about the purpose of childhood. What do children have to accomplish while they’re growing up?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is acceptable to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ir society. How do they do this? Not by imitating their parents! Parents are adults, and every society prescribes different behaviour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如果想想童年的目标，你会发现这是有道理的。随着孩子长大他们不得不做什么呢？他们不得不学习他们的社交圈里其他成员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不是通过模仿父母！父母是成年人，社会给孩子和成人规定了不同的行为。 A child who behaved like his or her parents (in any context other than a game) would be seen as impertinent, unruly or weird. So the first step in becoming socialised must be to figure out what sort of person you are. Are you a child or an adult? A male or a female? In complex societies there are more categories, but age and gender were probably enough for the small groups of hunter-gatherers of our ancestors. 在除游戏之外的任何情境下，孩子若像父母那样行事，会被视为不得体、任性或怪异。因此，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弄清楚你属于哪类人。是孩子还是成人？男人还是女人？复杂社会分类更多，但年龄和性别对于我们祖先的狩猎采集小团体可能足够了。 Once a child had identified with a particular social category – let’s say, female child – her next job would be to learn how to behave like the others in her category. A social category is an abstract concept, not necessarily an actual group of children. My use of the term ‘peer group’ turned out to be misleading. I should have said ‘social category’ or perhaps ‘reference group’. 一旦一个孩子明确了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社会类别——比方说，女童——她接下来的工作将是学会如何像她这个类别的其他人一样行事。一个社会类别是一个抽象概念，并非儿童的实际群体。我后来发现使用‘同龄人群体’这个术语是个误导。我应该说‘社会类别’或者‘参照群体’。 Why?  为什么？ The problem with ‘peer group’ was that it made people think ‘friends’. Group socialisation theory is not about the influence of friends. Friendships are relationships. Socialisation is not a product of relationships. ‘同龄人群体’这个词的问题在于，它让人想到‘朋友’。群体社会化理论无关朋友的影响。友谊是关系。社会化不是关系的产物。 The expanded theory presented in my second book, No Two Alike, explains why. The theory is based on the idea, put forth by 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s such as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that the human mind is modular, a collection of specialised devices which each evolved as a solution to a specific problem or need. 我在第二本书《没有两个人是一样》中提出的扩展理论解释了其中缘由。这个理论基于如进化心理学家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所提出的思想，即人类大脑是模块化的，是一套随着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或需要而进化出的专门化元件的集合。 I propos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uch devices involved in social development – the relationship system, the socialisation system and the status system. These systems work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ly; sometimes they even issue contradictory commands. They collect different kinds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process it in different ways. Friendships – lik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 are in the pur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system, which collects data on specific individuals and makes fine distinctions among them. The socialisation system, in contrast, doesn’t bother with individuals – it computes means. It forms a prototype for each social category. The child is influenced by the norms of the social category she identifies with, even if she never interacts personally with any of its members. 我提出三种元件参与社会发展——关系系统、社会化系统和身份系统。这些系统或多或少独立工作；有时他们甚至发出相互矛盾的命令。它们从环境中收集不同种类信息并以不同方式进行处理。友谊——如亲子关系——属于关系系统范畴，它收集特定个体的数据，并在它们之间做出精准区别。相反，社会化系统与个体无关，它计算的是平均情况。它构成了每种社会类别的原型范式。孩子是被其身份认同的社会类别的规范所影响，即便她从未亲自与群体其他成员发生互动。 The Nurture Assumption completely split the field. People either said it was a serious step forwar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ld development or they just weren’t having any of it. I’m in the first camp – it changed my 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But why do you think there was so much hostility? 《教养的迷思》彻底分裂了这个研究领域。要么有人说这是我们理解儿童发展心理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要么就说它什么也不是。我是前者，它改变了我关于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看法。但是，为什么对它有这么多敌意呢？ Part of the problem was the media coverage, which was often headlined ‘Do parents matter?’. Parents were understandably irked by the question. (My answer, by the way, is: Of course parents matter!) 部分问题出在媒体报道，它们常用‘父母重要吗？’这样的标题。可以理解家长们被这样的问题搞得苦恼不已。（顺便说一句，我的回答是：当然，父母重要！） But the real opposition to my work came from the academic world – from professors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Some of these people had spent their entire careers doing studies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Then some troublemaker pops up – a complete nobody, with no PhD and no academic affiliation – and announces that the professors are wrong and their studies are worthless. You wouldn’t expect them to greet me with open arms, would you? 但是对我工作的真正反对来自学术世界——发展心理学的教授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毕其全部职业生涯做研究，旨在支持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传统观点。然后一些捣乱者冒了出来——不知何方人士，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学术任职——就胆敢声称教授们是错误的，他们的研究毫无价值。你不会指望他们张开双臂欢迎我，对吗？ You were particularly critical of their correlational studies of development.  你对于发展心理学相关研究表现的特别有批判性。 I still see those worthless studies all the time – they get a lot of publicity. I see them as a shameful waste of time and research money. I see them as reminders that I failed in my goal of reforming the methodology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我总是仍然看到那些毫无价值的研究——他们获得大量宣传。我认为这是时间和研究经费的可耻浪费。我将这些视为对我改革发展心理学之方法论的雄心所受挫折的提醒。 The studies are worthless because the results they produce are ambiguous, so the researchers can interpret them any way they please. Let’s say they find a correlation between how often a family eats dinner together and how well their teenager manages to stay out of trouble. Such results are presented as evidence that eating dinner with their parents has ‘protective’ effects on teenagers. 这些研究毫无价值，因为其结果模棱两可，研究者以他们乐意的任何方式解释之。比方说，他们找到了一家人多久一起共进晚餐和青少年多大程度上努力不出乱子之间的相关性。这个结果作为与父母共进晚餐对青少年有‘保护’作用的证据呈现出来。 But the research method provides no way of controlling for, or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inherited genes on the teenagers’ behaviour. (Conscientious parents tend to have conscientious children.) No way of controlling for what I call ‘child-to-parent effects.’ (Parents are more likely to enjoy eating dinner with well-behaved teenagers.) No way of controlling for the teenagers’ own willingness to show up at dinnertime. (Teenagers are less likely to enjoy eating dinner with their parents if they are doing things their parents don’t approve of.) The researchers assume that, even though these other factors might play a role, some of the correlation must be due to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family dinners. That is a logically indefensible assumption, not supported by studies that do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ntrols. 但是研究方法却没有提供任何控制或者估计遗传基因影响青少年行为的方法（有责任心的父母的孩子往往有责任心）。没有控制我所说的‘从孩子到父母的影响’（父母更乐意与举止礼貌的孩子共进晚餐）。没有控制青少年自己乐意露面的晩餐时间（如果青少年正在做父母不认可的事情，他们不大可能喜欢与父母共进晚餐）。研究者认为，尽管其他因素可能有一定作用，但一些相关肯定是由于家庭晚餐的正面作用。这是一个逻辑上站不住脚的假设，并且没有得到那些确实控制了其他因素的研究的支持。 I don’t think it’s an exaggeration to state that The Nurture Assumption pretty much made you famous almost overnight. It’s not only a radical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ideas, but also a real ‘page-turner’. Was it your intention to write in that style? 我不觉得《教养的迷思》几乎让你一夜之间出名是夸张的措词。这本书不仅对传统观点来说是激进的，也是真正的‘新篇章开启者’。用这种风格写作是你的目的吗？ Actually, I started out by writing a traditional article and publishing it in a traditional journal, 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No one called it a page-turner. In fact, though it did get some favourable responses from people in other areas of psychology, it was completely ignored by the audience I was hoping to reach – those professors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实际上，我一开始是要写篇传统文章发表在传统期刊《心理学评论》上。没有人把它称为新篇章开启者。事实上，尽管它确实得到了其他心理学领域的积极反响，但却被我希望能看到它的观众——发展心理学领域的教授们——完全忽略了。 So I decided to go over their heads, as it were, and take my message directly to the general public. If you’re writing a book on a complex topic and you want people to read it, you have to make it interesting. It also helps if you can give your readers an occasional laugh. My model for how to write a book for the general public was Steven Pinker’s The Language Instinct. 因此我决定，这么说吧，越过他们，直接把我的研究呈现在广大公众面前。假如你正在写一本复杂话题的书，还希望有人读它，那你就要让它有趣起来。如果读者时而笑出声来，那也有所帮助。我所借鉴的如何为广大公众写书的模本，是Steven Pinker的《语言本能》一书。 Pinker of course went on to write several more books for the public – all page turners, and in many cases game changers. I noticed that he dedicated The Blank Slate to ‘Don, Judy, Leda and John’. I would assume that three of these are Don Symons,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Would I be right in thinking you are the Judy?  当然，Pinker为大众写了不少书——全都是新篇章开启者，许多情况下还是游戏改变者。我注意到他把《白板论》一书献给‘Don, Judy, Leda and John’。我猜其中三个是Don Symons, 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你是Judy，对吗？ Yes. Steve and I became e-mail friends after I sent him a copy of my Psych Review paper and some comments on The Language Instinct. After we had exchanged a few e-mails, he asked,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writing a book?’ It wasn’t exactly a new idea to me, but it was nice to have the encouragement. 是的。在我给他寄送了我写的《心理学评论》论文拷贝和对《语言本能》一书的个人见解后，Steve和我成了电邮笔友。后来，我们互通了一些电子邮件，他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写一本书？”这对我实在不是新想法，但它是很好的鼓励。 I think Steve was particularly receptive to my arguments because he’s a psycholinguist. I often use examples from psycholinguistics in explaining my theory,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outcome is usually obvious. You don’t need fancy statistical tests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someone has a foreign accent. Second, language and accent are among the very few social behaviours in which genetic differences play no role at all. Whether you speak Japanese or Swahili, whether your accent is Oxbridge or Liverpudlia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eredity. But it does have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social context.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have the same accent as the other kids in the neighbourhood, even if they use their parents’ native language at home. Around the world, it is quite common for children to use one language at home and a different one outside the home, or one language with Mummy and a different one with Daddy. 我感觉Steve特别能接受我的观点，因为他是心理语言学家。我经常使用心理语言学例子解释我的理论，有两个原因。首先，结果通常显而易见。不需要花哨的统计学计算来确定某人是否有外国口音。其次，语言和口音是极少数遗传基因差异不起作用的社会行为之一。无论你说日语或者斯瓦希里语，无论你操牛津剑桥口音或者利物浦口音，均与遗传无关。而它确实与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即便在家说父母亲的母语，移民孩子的口音与其他邻居孩子也一样。在世界各地，常常可见孩子在家使用一种语言而出门使用另外一种，或者和妈咪说一种语言而和爹地说另一种。 A central tenet of my theory is that social behaviours are tightly linked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were acquired. It’s a mistake – one that’s incorporated into all the major theories of child development – to assume that children automatically generalise what they learn, from one context or person to another: Mummy is nice to them so they expect everyone to be nice to them. But discrimination, not generalisation, is the default setting of the baby’s mind. 我的理论的核心要义是，社会性行为与从中习得它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假设孩子自动将所学内容一般化，从一种情境或一个人推及另外一种或另一个人：就像妈咪善待他们，因此期待人人善待他们——这个假定被植入了儿童发展学的所有重要理论中，但它是错误的。相反，区别对待而非一般化处理，是婴儿心理的默认设置。 Many of the behaviours that children acquire at home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elsewhere. Children who dominate their younger siblings at home would be making a mistake if they tried to treat their schoolmates the same way, especially if they happen to be small for their age. Fortunately, children don’t make that mistake. Firstborns are no more likely than laterborns to try to dominate their peers. 孩子在家习得的许多行为在别处则是有害无益的。在家对弟妹指手划脚的孩子，如果试图以同样方式对待同学，就犯错了，尤其如果他们碰巧在同龄人中个头偏小。幸运的是，孩子不会犯类似错误。排行高的孩子不比排行低的孩子有更多可能性对同龄人指手划脚。 Of course, some of the things children learn at home are useful elsewhere. Those who learn to speak the local language, or to read, or to play a musical instrument, don’t have to acquire these skills all over again when they step outside. But they don’t trot them out automatically. They are tentative at first, until they’re sure that the behaviour or skill they learned at home will also work in the new setting. 当然，也有孩子在家学习的一些事情在别处是有用的。掌握了言说和阅读本地语言或演奏乐器的人，走出家门不必重新学习这些技能。但是，他们不必机械地小跑离家出来。他们先试探，直到确信那些在家里学到的行为或技能在新的环境设定中也管用。 For a young child, it’s safer to discriminate than to generalise. The child’s mind is not short of storage space. A child can store different rules of behaviour for every setting, and different expectations for every individual he or she encounters. 对于小孩子，区别对待比一般化处理更安全。孩子的意识不缺存储空间。可以为不同环境设定存储不同行为规范，以及为他所与之交往的每个人分别存储各自对对方的期望。 Your goal in No Two Alike was to explain why individuals differ so much, even if they grew up in the same family, right? 您写《没有两个人一样》一书是解释为什么每个人如此不同，即使他们在同一家庭长大，对吗？ Right. I realised a couple of years after The Nurture Assumption was published that I had done only half the job: I had explained only how children get socialised. Socialisation is a process that causes children to become more similar in behaviour to their same-sex peers. And yet, despite being socialised, children continue to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ur. 对。《教养的迷思》出版后过了几年，我发现自己只做了一半工作：我只解释了孩子是如何社会化的。社会化是导致孩子行为处事更像同性同龄人的过程。尽管被社会化，孩子们的个性和社会行为仍然彼此不同。 If anything, the differences widen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I made some ineffectual efforts to deal with that problem in The Nurture Assumption, but I didn’t have a theory to account for it till I wrote the second book. The improved version of the theory presented in No Two Alike explains how children can, at the same time, become more similar to their peers in some ways and more different in other ways. 很可能，个体差异在孩童期和青春期扩大了。在《教养的迷思》中我做了些无效努力面对这个问题，但没有理论可以解释它，直到我写第二本书。《没有两个人一样》提出的改进版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孩子在一些方面与同伴更相似，与此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却变得更为不同。 There was a fair bit of replying to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critics of The Nurture Assumption. Was that one of the aims? 之前你针对《教养的迷思》批评者所提出的观点给出了不少直接回应。那是你的写作目的之一吗？ It was. I was tired of journalists telling me that my theory must be wrong because some expert at some big university had told them that there were plenty of studies that disproved it. I searched diligently for the studies they cited. In some cases they were nowhere to be found; at any rate, they had never been published in a peer-reviewed journal. In other cases a study had been published but the results didn’t do what the experts claimed – they didn’t disprove my theory. In one case, a study they cited actually did the opposite – it supported my theory! 是的。我厌烦了记者告诉我，我的理论肯定错误，因为某些著名大学的某些专家已经告诉他们，有大量研究反驳我的理论。我努力分析他们引用的研究。有些研究什么也没发现；不管怎么说，它们从未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另一些研究，发表的一项实验没获得专家声称的实验结果——并没有反驳我的理论。一个研究援引的一项实验结果实际上恰好相反——它支持我的理论！ That 1995 Psychological Review piece you mentioned won the George A. Miller award for an outstanding article in general psychology. There was a certain irony about that? 你提到的1995年那篇《心理学评论》文章荣获了George A. Miller心理学杰出论文奖。这是某种嘲讽吗？ In 1960 I w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 Harvard. One day I got a letter saying that the Department had decided to kick me out of their PhD programme. They doubted I would ever make a worthwhile contribution to psychology, the letter said, due to my lack of ‘originality and independence’. The letter was signed by the acting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George A. Miller! 1960年，我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说系里已经决定把我排除在博士项目之外。信中说，由于我缺乏‘原创性和独立性’，他们对我做出有价值的心理学贡献表示怀疑。这封信正是由代理系主席George A. Miller签署的！ Sometimes, when life hands you a lemon, you should just bite in. Getting kicked out of Harvard was a devastating blow at the time, but in retrospect, it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Harvard ever did for me. It freed me from the influence of ‘experts’. It kept me from being indoctrinated. Many years later, it enabled me to write The Nurture Assumption. 有时，当生活递给你一个柠檬时，你就应该咬它。当时被踢出哈佛是一个毁灭性打击，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哈佛为我所做过的最好的事情。这让我从‘专家’的影响解脱出来。让我不被灌输。许多年以后，让我写出《教养的迷思》。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Sex on TV: Less impact on teens than you might think 电视上的色情内容: 对青少年的影响比你想象的少 作者:Christopher Ferguson @ 2016-08-02 译者:babyface_claire(@许你疯不许你傻) 校对:鳗鱼禅(@鳗鱼禅) 来源:https://theconversation.com/sex-on-tv-less-impact-on-teens-than-you-might-think-61957 Few people would doubt that sex is ubiquitous in media – whether movies, television, music or books – and that teens today have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all of it. It’s often taken for granted that this easy access to “sexy media” has an influence on teenage sexuality. 性在媒体上无处不在，这个论断少有人质疑。无论电影、电视、音乐或书籍，对当今的青少年而言，有关性的一切信息触手可及，这种便捷史无前例。人们经常理所当然的认为，随处可见的“色情媒体”会对青少年性行为产生影响。 Specifically, the worry is that teens may have sex earlier or engage in higher-risk sexual activities such as having multiple partners or exposing themselves to potential pregnancies or STDs. In 2010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even published a position paper claiming that sexually explicit media could promote risky teen sexual behavior. 具体来说，人们担心的是青少年可能更早发生性行为，或者参与高风险性行为。比如与多位同伴有性行为，或者暴露于怀孕或染上性病的风险中。2010年美国儿科协会甚至发表了一篇意见书，声称色情媒体可能诱发青少年危险性行为。 But government data find that teens are actually waiting longer than in the past to have sex. And teen pregnancy rates are at historic lows.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sexy media has such a pernicious effect even as teen sexuality is becoming healthier? 然而政府数据显示，事实上青少年发生性行为前的等待时间比过去更长。且现时未成年人怀孕率处于历史最低点。色情媒体如此有害，而青少年性行为反而比以往健康，这怎么可能呢？ I’ve spent more than a decade researching how media – like video games or advertising – influences youth behavior. What fascinates me is how society interacts with media, often embracing salacious content while simultaneously blaming it for societal problems, whether real or imagined. 我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研究视频游戏和广告之类的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行为。让我着迷的是，社会如何与媒体相互作用。媒体经常热衷于色情内容，同时却将之归咎于真实或假想中的社会问题。 So my colleagues and I decided to look at the research on sexy media and teenage sexual behavior to see how the strong the link between the two is. 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研究色情媒体和青少年性行为的关系，看看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有多高。 Sexy media doesn’t predict sexual behavior 色情媒体不是性行为的有效预测变量 Despite the common assumptions about sex in the media and its alleged effects on teens, the evidence behind the link is weak. Some studies find evidence for a small effect (perhaps in some circumstances but not others), while others find no evidence for any effect. 尽管人们声称媒体上的性信息会影响青少年，这个受到普遍认同的假设前提并未得到多少证据支持。有些研究发现了微弱效应存在的证据（可能在某些情形下有相关性，其它情形下没有），然而另一些研究没有发现存在任何影响的证据。 One reason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conclusive is that there are practical and ethical limitations to conducting research. We can’t run experiments where teens watch different TV shows and we wait around to see who has sex. This means research often relies on self-reported data. What we do is ask teens to report on their sexual behavior and their media preferences, as well as other variables we might like to control for (such as personality or family environment) and see if correlations exist. 证据可能不够有说服力的原因之一是，开展此类研究有操作上的和伦理上的限制。我们不能在青少年观看不同电视节目的地方进行实验，并且在周围等待，看谁发生了性行为。这意味着研究经常依赖自我报告的数据。我们所做的是，让青少年报告他们的性行为和偏好的媒体，以及我们可能想控制的其它变量（比如性格和家庭环境），来看是否存在相关性。 With this in mind, my colleagues Patrick Markey at Villanova and Danish researcher Rune Nielsen and I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22 studies with over 22,000 participants that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xy media and teenage sexu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lets us look for commonalities in the results, and is something that had not been done previously with this pool of research. 出于这种考虑，我和在维拉诺瓦的同事Patrick Markey，还有丹麦研究员Rune Nielsen进行了一项对22个研究，包含超过2.2万参与者的荟萃分析，来检验色情媒体和青少年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这个荟萃分析让我们寻找已有研究结果中的共性，这批研究此前未做过荟萃分析。 All of the studies in the meta-analysis looked at depictions of sexual situations, nudity, partial nudity or explicit discussions of sex in television shows or movies easily accessible to minors (and thus excluded pornography). 这次荟萃分析里的研究都着眼于电视节目上对行为情景的描述、裸露、部分裸露或者公开讨论的性内容, 或者容易被未成年人接触到的电影 （因此排除了色情文学）。 In particular, we were curious to see whether sexy media predicted teen sexual behavior once other variables had been controlled. For instance, maybe boys tend to watch sexier media and also are more sexually risk-taking. Or perhaps youth who are more liberal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are more open both to sexy media and earlier sexual initiation. Perhaps a difficult family background is the underlying key to understanding any correlation between media use habits and actual sexual behavior. 我们特别好奇的是，一旦其它变量受到控制，色情媒体接触行为能否预测青少年性行为。例如，可能男孩更倾向于观看更色情的媒体内容，并且愿意承担更多的性风险。或者有更自由人格的青少年更易于接受色情媒体和早期性启蒙。也许一个复杂的家庭背景是理解媒体使用习惯和实际性行为相关性背后的关键。 Ultimately, this is what we found. Onc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environment, personality or even gender were controlled, sexy media exposure did not meaningfully correlate with teen sexual behavior. 最后，这是我们的发现。一旦其它因素，比如家庭环境、性格甚至性别都受到控制，色情媒体的曝光与青少年性行为没有显著的相关。 Contrary to common fears, sexy media doesn’t seem to have an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when teens first have sex or start other sexual behaviors. This lack of correlation is a warning sign we might be on the wrong track in trying to blame media for teen sexual risk-taking. 与常见的恐惧相反，色情媒体内容似乎对青少年首次性行为或者进行其它性接触的时间没有任何实际影响。缺乏相关性是一个警告信号，我们将青少年冒险的性行为归咎于媒体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 Why doesn’t media influence teens? 为什么媒体内容影响不了青少年？ There are numerous theories that discuss how individuals and media interact. However, many older media effects theories didn’t consider why people were drawn to media, how they processed it, or what they hoped to get from it. Such theories assumed viewers simply irrationally and purposelessly imitated what they saw. Most of the papers we examined in our meta-analysis were tests of these basic, automatic, media effects theories. 有很多理论讨论个人和媒体如何相互影响。然而，许多早期媒体效应理论没有考虑为什么人们被媒体内容吸引，他们如何处理媒体内容，或者他们想从媒体内容中得到什么。这些理论假设观众只是简单非理性和无目的地模仿他们观看的内容。我们荟萃分析里的大多数论文就是这些基本、自动的媒体效应理论的实验测试。 In the past few years, some scholars (myself included) have specifically called for the retirement of these older media effects theories. This is because the evidence increasingly suggests that fictional media such as feature movies or sitcoms media is too remote to have a clear impact on consumers' behavior, especially compared to families and peers. 过去几年，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号召淘汰这些早期媒体效应理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像故事电影和情景喜剧这样的虚构媒体内容太遥不可及，不足以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清晰明确的影响，尤其是与家庭和同龄人这两个因素相比。 In addition,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young children process fictional media differently from real events. If small children are able to process a difference between fictional events and real events, we can assume that teens don’t really expect media to reflect reality. 此外，新出现的证据表明，年轻的孩子处理虚构媒体的方式不同于真实事件。如果小孩子都能够辨别虚构事件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假设青少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媒体反映了现实。 Our results regarding the limited impact of media also fit with the observations from societal data. Despite a plethora of sexual media available to teens, a crisis of risky teen sexual behavior has not emerged. 我们关于媒体有限影响的研究结果也符合来自社会数据的观察。尽管青少年接触到种类繁多的色情媒体，高风险青少年性行为的危机并没有出现。 We watch what we’re interested in watching 我们观看我们感兴趣的 Newer models of media use suggest that it is the individuals who consume media, not the media itself, who are the driving agents of behavio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users seek out and interpret media according to what they want to get from it, rather than passively imitating it. 较新的媒体使用模型表明，是消费媒体内容的个人而不是媒体本身，驱动了行为。有证据表明，用户根据他们想要从中得到什么来寻找和解读媒体，而不是被动的模仿。 People don’t generally accidentally watch media, sexual or otherwise, but are motivated to do so because of preexisting desires. 人们通常不是偶然地观看媒体、性或者其它，而是被先前存在的欲望驱动。 For instance,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youth seek out media that fit with preexisting motives, called a selection effect, but that media don’t necessarily lead to further problem behaviors. For exampl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ome teens who are already aggressive might be interested in violent video games, but playing such games doesn’t make kids more aggressive. 例如，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青年人寻求适合先前已经存在的动机的媒体，这被称为“选择效应”。但是媒体并不一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行为。比如，研究表明一些本来就已经好斗的青年人可能对暴力视频游戏感兴趣，但玩这样的游戏并没有让孩子更好斗。 That’s a point that sometimes seems ignored when we talk about teens and sex. Interest in sex is a largely biologically motivated process; fictional media really isn’t required. Teens will become interested in sex all on their own. 这就是当我们谈论青少年与性时，有时候会忽略的一点。对性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生物性驱动的过程，虚构媒体并非必需。青少年自发的对性产生兴趣。 Parents have more influence than the media 父母比媒体影响更大 Parents can rest a bit easier since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edia isn’t a primary driver of teen sexuality. 父母们可以松口气了，因为证据表明媒体不是一个青少年性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To the extent media has any impact at all, it is likely only in a vacuum left by adults reluctant to talk to kids about sex, especially the stuff kids really want to know. 即便媒体能施加影响，也只是在一个由成人所留下的真空内起作用，有些成人不愿意跟孩子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尤其是孩子真正想知道的事情，由此便产生了真空。 How do you ask someone out on a date and how do you handle it if they say no? What does sex feel like? When is it OK to have sex? What are the risks and how do you avoid them? In the face of patient, empathic and informative discussions about sex by adults kids trust, the media likely has little influence. 你怎么邀请别人出去约会？如果他们拒绝了，你怎么处理？性爱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可以发生性行为？性行为有什么风险，你怎么避免这些风险？在成人与孩子之间互相信任、耐心、有同理心和有理有据的讨论面前，媒体可能几乎没有影响。 Ultimately, whether media have salacious or more conscientious portrayals of sexuality, we should not expect media to replace conversations with youth by parents, guardians and educators. 最后，无论媒体是否有露骨或更谨慎的性描写，我们都不应期待媒体取代父母、监护人和教育工作者与青少年的谈话。 I’m not suggesting everyone run out and buy “50 Shades of Grey” for their teen, but if teens happen to come across it (and they will),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不是建议每个人都跑出去买《五十度灰》给他们的小孩，但是如果青少年无意中发现这本书（他们肯定会），这不是世界末日。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parents is to talk to their kids. 作为父母，重要的是和他们的孩子谈一谈。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长江日报·读周刊》） 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辉格 2016年12月2日 人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且变化多端，这也体现在我们描绘行为的形容词的丰富性上：羞涩，奔放，畏缩，鲁莽，克制，放纵，粗野，优雅，勤勉，懒散，好斗，随和……这些词汇同时也被用来描绘个体性格，有些甚至用来辨识文化和民族差异，由此可见，尽管人类行为丰富多变，却仍可识别出某些稳定而持久的模式。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经由何种过程，塑造了种种行为模式呢？在以往讨论中，流行着一种将遗传和环境影响对立两分的倾向，仿佛这两种因素是各自独立起作用的，最终结果只是两者的线性叠加，就像调鸡尾酒，人们关注的是各种原料的配比，五勺基因，两勺家庭，两勺学校，再加一勺『文化』，一个活蹦乱跳的文明人就出炉了。 这种将成长中的孩子视为受影响者或加工对象的视角，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成长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更像软件中代码和数据输入的关系，基因编码引导个体从环境中采集数据，以便配置自身的行为算法，把代码和数据放一起搅一搅不可能得到想要的功能，在软件工程中，也没人会谈论代码和数据对算法表现分别有多大比例的影响。 正如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天性经由教养》中所阐明，成长是遗传代码随教养进程依次执行的过程，然而，对于这一过程具体如何展开，迄今只有零散的论述，而缺乏一幅系统化的全景图，幸运的是，心理学家朱迪·哈里斯（[[Judith R.Harris]]）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出的开创性见解，为我们拼凑这样一幅系统流程草图提供了便利。 对于个人，最持久而一致的那些行为特征被称为人格，主流人格心理学识别了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这五个最具一致性的特征，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遗传差异可解释一半以上的人格差异），并且至少从成年后就伴随终身，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也相当连贯。 但人格并不直接对应行为模式，个人在决定如何行事时，还会考虑所在群体的规范，并借助由文化所传承的整套符号，正因此，有着相似人格的两个人，在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中，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行为，比如同样一个外向型高亲和度的人，在向客人表达亲热时，是拥抱、亲吻、抚手，还是捶胸、拍肩、摸头，将随文化而异。 在这方面，儿童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只须借助少量样本，便可构建出一个范本模式，据此判断在何种情景下怎么做才是地道的、妥贴的；而且他们十分清楚不同群体和不同性质的关系中适用不同规范，家人、亲戚、邻里、同学、朋友、陌生人之间的规范学习和范本建模将分别进行，学习结果独立存储，并在相应场景下被激活。 哈里斯指出，这一学习过程主要在年龄相近的同侪群体中自发进行，长辈的做法会被参考，但训导和传授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当孩子们从某些线索发现长辈的做法已过时落伍，会毫不犹豫的弃之不顾，甚至当缺乏可供参照的样本时，他们也会经由群体内协调而创造出一种全新规范，就像他们创造克里奥尔语和尼加拉瓜手语那样。 在规范学习中，并非所有样本都被同等对待，那些看起来更受青睐和尊崇，更具号召力和支配力——总之地位更高——的个体，其行为将被赋予更高权重，而青少年在识别哪些是高地位受尊崇个体方面，有着敏锐直觉（其中受异性青睐程度是关键线索之一，这也是性选择得以发生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协调过程，社会等级结构代复一代自我再生。 识别、追随和效仿群体中的尊贵者，并努力为自己赢得体面和尊贵（因为这会为个体带来切实的利益），是文化进化的一大动力机制，它维持着社会的等级结构和价值阶梯，也推动着风尚潮流的循环轮替，值得一提的是，性选择也在其中发挥了殊为关键的作用，因为识别高地位者的一大线索便是受异性青睐的程度，同时这一青睐也是对追逐地位和追随群体价值取向的重要激励。 习得规范进入群体之后，下一步便是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个体出于自身的人格特质和资源与天赋条件，在群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个体差异也将随此选择而展开，同时其行为方式会在群体规范所给定的框架之下，按照自身地位及与群内他人的关系而调整。 上述『先同化后分化』的两阶段模型，可帮助我们理解青春期躁动这一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青春期躁动表现为跟风盲从，集体狂热，缺乏个性与独立思考，强烈且富有攻击性的团体意识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化群体认同的机制，在部落社会，它常以严酷的成人礼和结伙对外攻击等更正规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 在经历躁动过程的严酷考验之后，个体习得规范并被纳入群体，同时，考验过程中的表现也将决定他未来在群体内的地位，一旦这一过程结束，成员身份确立，各自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躁动与狂热便会消退，规范的强制性和集体义务将逐渐放松，大家分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但躁动中所建立的群体认同、团伙情谊和个人间关系纽带仍将长期存续，并服务于更为功利性的目标。 两阶段模型也可解释一个哈里斯所强调、且常被忽视的现象：尽管人格具有相当高一致性，但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仍可十分不同，不同到像两个人那样，比如一位长兄在家里对弟妹们表现出长子所常有的那种强势和支配性，在学校却可能甘做跟班小弟，一个在办公室里沉默寡言的人在兴趣社团中却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一个父母跟前的乖孩子在街头帮派中也许是个狠角色，哈里斯将此称为人格多面性，或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重人格。 这是因为从先天人格特质到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经过了自我生态定位和个性展现，而这是针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的，当个人进入这些群体时，将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和价值取向与该群体规范和价值阶梯的匹配程度作出定位，从而展现人格的不同侧面：是争当其领导者？努力向上爬的积极分子？寻求庇护的弱势追随者？还是不太情愿的服从者？或三心两意的投机分子？不同定位的行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