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斗气，筹码几何？ 辉格 2009年1月13日 新年伊始，因为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谈判破裂，俄罗斯关闭了通向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阀门，这一行动，切断了乌克兰75%、欧盟20%、德国46%、法国32%、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近100%的天然气供应，同时也中断了俄罗斯56%的天然气出口。这一严重局面，恰逢欧洲多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立即引起了受影响国家的强烈反应，欧盟迅速组织代表团前往两国寻求解决方案，而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已被迫重新启用不久前应欧盟要求而关闭的老式核电站。 俄乌天然气僵局的根源，在于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俄乌关系恶化，使得双方在外交事务和价格谈判中丧失信任和诚意，而依赖于管道系统的天然气交易的独特性，恰恰特别需要这种信任和诚意。同时，乌克兰内部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两派之间的府院之争，导致乌政府丧失一致的行动能力和作为谈判对手的可信度，从而进一步恶化了谈判局面。 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的乌克兰，急于融入欧洲并加入北约，这一努力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乌克兰的地位十分重要，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将乌克兰列为第一优先序列的战略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美国远东战略布局中的韩国。因而可以预料，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入北约，将被美国列为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甚至不排除在遭到老欧洲阻挠的情况下，美国会用类似澳新美条约的小联盟来达成同等结果。 然而乌克兰的离弃却是俄罗斯所难以接受的，尤其对于志在复兴帝国、梦想成为彼得第二的普京来说，更是如此。失去乌克兰的仆从，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失去对一千万俄罗斯族人口的间接统治，失去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在历史情感上，意味着失去东斯拉夫人的国家起源地，无论对于民族主义者还是帝国梦想怀抱者，这些都是十分痛苦的结果。可以预期，在阻挠乌克兰加入北约或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问题上，普京政府会全力以赴，并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正是战略上的水火不容，使得天然气交易这种需要充分信任的价格谈判难以进行。与石油不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管道输送几乎是天然气交易唯一成本可行的方式；然而，管道一旦建成便无法改变路线，巨额建设费用已变为沉没成本，所以，在决定投资一条管线的那一时刻，实际上供需双方都为未来多年的交易对象和条件——供方的市场范围和需方的供应来源——作出了重大决定，而一旦管道建成，交易对象便被锁定在很窄的范围内，形成一种很大程度的双边垄断格局，类似于古代交战双方交换王子人质形成的相互绑架关系。 双边垄断格局下的价格谈判历来是个大难题（用数学家的话说，不存在均衡解），无论是完全垄断还是寡头垄断，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的困局，和国内刚刚破裂的煤企与电业的煤炭价格谈判中，不难看出。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交易各方凭借各自稳定的市场地位，长期合作关系中形成的信任关系，以及历年反复谈判中获得的对对方策略、底线、风格、甚至谈判用语的熟悉和领悟能力；最后，谈判要成功，还需要双方都确信这不是最后一次交易，否则，各方便有足够动机在最后的晚餐里勒索一把。 本次俄乌谈判，俄方起初开价210美元/千立方，还算优惠，但乌方咬住201美元不松，结果普京一怒之下抬价到450，即欧洲市场价，摆明了要撕票；显然，双方都缺乏诚意，信任已完全丧失，否则，9美元的差价不至于导致谈判迅速破裂，即便是要求欧盟为总额不过5亿美元的差价买单，也未必做不到，但双方压根就没做类似尝试。 俄方的强硬，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要惩罚尤先科的亲美反俄；二是知道欧盟一着急必定会干预，届时如果乌克兰不妥协，就破坏了它与欧盟的关系；三是绕过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达德国的北溪线管道开工在望，三四年后将可投入使用，而直达东南欧的南线也在筹划中，未来乌克兰的中转地位将被架空，所以，普京似乎不太担心与乌方撕破脸皮。而在乌方看来，既然我的中转垄断地位几年后就要丧失，何不趁这最后机会好好敲上一笔？况且对手是我原本就要竭力摆脱的俄国？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争斗，称之为双方撕票并不为过。对于乌方，或许它能暂时勒索到一笔（买单者大概会是欧盟），但这场风波无疑将加速北溪南溪两线的审批和建设进度，未来将失去大半中转收益和价格优惠；对于俄方，断气造成的恐慌和冻死数百人的惨痛经历，无疑将更加激起欧盟对能源依赖的警惕，其结果将是加速筹划中从中亚引气的纳布科线的建设，扩大从北非经地中海管道的输气量，甚至逆转德国的反核电政策，并重启其他欧洲国家的核电建设，所有这些，都将降低俄罗斯能源的市场份额和议价能力。油价暴跌之后，天然气因其交易对象受限而免于在短期内同步暴跌，而对于俄国，西欧市场又是利润最丰厚的一块，每年700多亿的天然气收入是其在当前危机中最可依靠的收入来源，如果因欧洲供气更多元化而被迫降价，那将是雪上加霜。

衰退期的裁员策略
辉格
2009年1月6日

近日盛传微软和IBM将于本月实施大规模裁员，涉及人数都在一万以上。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大企业裁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或许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裁员安排，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动机，其实十分的不同。

最易于理解的是那些遭受危机直接冲击、业务量大幅下降而导致大量员工空闲的企业，比如海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导致目前集装箱和船舶制造业几乎全面熄火，裁员是必然的；有些企业业务量虽能维持，但利润被大幅压缩，也被迫紧缩成本来维持盈利，而裁员是紧缩成本的常规手段；另一些企业，销售量和利润均能维持，但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信贷条件恶化，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那里，不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的获得运营和投资所需的现金，因而必须为自己储备更多现金，他们也常常借助裁员等成本压缩手段来改善现金流。

上述几种情况是容易看出的，也是被观察者们最多提及的裁员动机，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企业在业务量、利润和现金流方面均无困难，但也会大量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衰退所造成的有利的劳动供需局面，来改善他们的雇员结构，简单说就是，1）抛掉他们早就想抛掉的包袱，2）腾空位置以便伺机吸纳大批优秀员工；关键在于，他们在衰退期做这两件事的代价比在繁荣期低得多，而成功的机会则大得多。

一个好企业，在确保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员工流动性，以便时时淘汰不胜任工作、不适合岗位或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吸纳更优秀、更合适的新人。管理者在寻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时，会考虑更新雇员的成本，无论批量裁员还是个别解聘，都会产生不小的代价：岗位交接带来的学习与磨合成本，遣散费和招聘费用，工会的抵制，公共关系损害，法律义务和政策代价，其它员工的心理影响，对雇主品牌的损害，等等。因为存在这诸多成本，新来者的劳动价值必须比被替换者的高出很多，更新才是值得的。

衰退从两方面改变了成本收益算式，从而将均衡点移向了流动一侧。首先，它大幅提高了新来者和被替换者的价值落差，在裁员浪潮汹涌、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大批平时求之不得的优秀人才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且代价低廉；同时，充足的供给也降低了招聘和猎头费用；企业要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必须事先腾空足够的位置，并做好结构重组和岗位调整的预案，而裁员计划是其中重点。

其次，衰退大幅降低了裁员成本：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和抵制能力；衰退前景会迫使政府放松严苛的劳工法和雇佣管制，以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衰退期内的规模裁员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其公共关系损害和员工心理影响都小于平时，对雇主品牌的影响也较为温和，相反，通过事先腾空位置，当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手时，他们有望成为招聘会上的白马王子，甚至救世主，成为被热烈追捧的对象，这对增进他们的雇主品牌形象极为有利。

上述分析如果成立，将意味着在衰退期内几乎所有具规模的企业都有批量裁员的动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许多企业在裁员之后的几个季度内将重新招聘，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失业率首先将有一个急剧的上升，然后缓慢回落，虽然在两三年内都可能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将利用它度过危机甚至谋得比危机前更好的地位，对此，政府不必加以干涉，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只有保持活力的企业才能带来下一轮繁荣。

滚滚素最胖滴在评论我的关于复仇的话题时，暗示我没看过《合作的进化》就胡乱引用，并歪曲原意，这是个严重的指控，不得不回应一下。

我读过的书不算多，但只要是明确的引用，一定是读过的，如果是转引，会有说明，如果是不确定出处的模糊印象，会用“我记得……”之类的前缀加以区分，与此相反的做法都为我所不齿。

金枪鱼说以色列报复比例常超过1:1，我的理解是指杀伤对手的数量，的确，以色列报复行动的杀伤数量大大超过死于恐怖活动的以色列人的数量。基于这一理解，我用“罪罚比例”来加以说明。

但这个比例与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博弈策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tit for tat是指这样一个策略：在与对手的多次遭遇中，按如下原则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如果是和该对手第一次遭遇，则合作；如果和该对手此前遭遇过，则采取该对手上次遭遇时所采取的同样行动，即：如果对手上次合作，则合作，对手上次背叛，则背叛。

如果金枪鱼说的1:1是指tit for tat，那么超过1:1意味着以色列针对每次恐怖攻击将实施多次报复，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报复行动次数远少于恐怖攻击。

PS3和吉列刀片的故事 辉格 2008年3月9日 据新浪科技8日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坎纳用16台索尼PS3游戏机、一个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和Linux操作系统，搭建了一个超级计算网格，用于模拟“两个黑洞碰撞时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特性”，据称计算能力相当于400个IBM蓝基因节点。这是继斯坦福与索尼合作通过分布式计算软件利用游戏机闲置时间进行蛋白质折叠研究的Folding@Home项目之后，又一个将PS3用于科学计算的尝试。 科学家看上PS3是情理中事，因为PS3所用的Cell处理器正是针对高密度计算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网格所设计，其每Gflops（十亿次浮点运算）成本仅为4美元，是常见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零头。对于牵头开发Cell的IBM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免费广告，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战略产品，Cell在游戏机的应用只是小试牛刀和跨越量产门槛的垫脚石，对高密度存在巨大需求的科研和商业应用才是Cell施展身手和赢取丰厚利润的地方，而坎纳的故事恰好展示了Cell在这方面的强大能力。 然而，对于PS3的制造商索尼来说，除了在媒体上赢得一次出风头的机会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实际上，索尼为这笔买卖至少赔上了五千美元，或者说，这位科学家钻了索尼和IBM定价策略的空子。据业内人士仔细估算，不计研发和营销费用，每台PS3仅制造成本约800美元，而零售价是399美元，其中的蓝光驱动器如果拆下来单卖至少可以卖到200多美元。同时，为了鼓励达到Cell量产的目的，IBM从Cell 给PS3的供货中也赚不到一分钱，很可能还会倒贴，因为每片Cell的成本大约150到230美元。 索尼之所以愿意如此贴本销售PS3，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并指望着从此后的游戏软件销售中大笔赚钱。这种玩法，已经成为游戏机产业的通则，任天堂和微软也都这么玩。这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耐用品，然后通过大量销售必须与之搭配使用的消耗品来盈利的定价模式，并非游戏产业所首创，也不是惠普的发明（他在打印机上也用此手法），为管理学家所关注的最早案例是吉列刀片，吉列以55美分的价格销售成本2.5美元的刀架，而把成本1美分的刀片卖到5美分，这一商业创新曾创造了一个奇迹，帮助吉列几乎垄断剃须刀市场数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吉列式组合定价策略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这一组合中的耐用品和消耗品必须符合“只能搭配使用”的条件，这引出了两个含义：首先，该耐用品的价格不应低到足以诱使买家将其大量用于其它用途；其次，对该消耗品的仿制得到有效限制。 对于第二个条件，商家经常通过设计独特的接口并借助专利权加以保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常常在那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遭遇困境。在国内，你可以买到与吉列刀架“兼容”的刀片，价格比吉列的1/3左右，我不知道这是否侵犯了吉列的专利权。更加明显的情况是在打印机市场，兼容硒鼓、墨盒的销售很大，这大概限制了惠普佳能等品牌打印机在中国市场无法把打印机价格降得很低。而吉列定价模式在中国大陆受阻的最显著例子就数游戏机了，因为游戏软件盗版横行，各大游戏机厂商索性都彻底放弃了这个巨大市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为每年走私进入大陆的上百万台游戏机而损失巨额补贴。 吉列模式因上述第一个条件而受到打击的情况并不多见，可以说PS3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当然，科学家的数量比游戏玩家少得多，这一点补贴大概还不足以引起索尼的担忧，而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足以补偿区区几千美元，但假设一批发烧友买来PS3，拆下蓝光驱动器卖掉（此时他的成本已降到100多美元），然后用VMWare的虚拟软件虚拟成x86 PC，这样他只花了约1000元人民币就获得了一台拥有顶级CPU和显卡的高性能PC，对于这样的家伙，或许索尼会留点心，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