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0】 @whigzhou: 对比两组数据挺有意思，左图是美国黑人比例最高的前10个城市（city），从84%到56%不等，右图是黑人比例最高的前10个都市区（metropolis），从48%到31%，左图蓝色数字是对应都市区的黑人比例，很明显，在这些城市，白人中产者基本上放弃了内城，这个趋势估计还会延续下去，最终产生一批黑人城市。 @whigzhou: 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犯罪率极高，1/3-1/2的成年黑人男性被关在牢里，民主党长期垄断权力，福利计划一个接一个，政府开支和税率不断上涨，公立学校一团糟，大片街区沦为废墟，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whigzhou: 这是内城/郊区的分化，类似的分化也发生在城市之间，未来也会发生在州与州之间。 @whigzhou: 有些城市通过土地管制、建筑管制和分区规划把房价抬的极高，也起到了挤出贫穷黑人的效果，过去二十年湾区的黑人比例就在下降 @whigzhou: 相对于现代文明生活，黑人确实有些弱点，但要是没有民主党过去半个世纪不遗余力地残害，也不至于落得这个地步 @whigzhou: 残害政策从两个方向同时下手：压制他们人性中所有积极向善的倾向，纵容娇惯他们所有坏的那些方面：用最低工资法剥夺工作机会，用福利救济削弱工作激励和家庭责任，用禁毒法施饵下套，用平权法强化种族身份，总统和司法部长赤膊上阵煽动种族对立……所有你能想到的把他们往坏里带的办法，全用上了 @路人萨维:辉总的意思是太傻了政策形同残害，还是故意的？ @whigzhou: 一开始应该不是故意的，毕竟谁都没有这样的远见，只是民主党惯于玩族裔政治而已，但那么多年过去，效果这么明显，再变本加利的坚持玩，就有点故意了 @whigzhou: 动员少数群体，强化族裔身份，玩族裔政治和裙带政治，是民主党的看家本领，看看坦慕尼协会的历史就很清楚 @whigzhou: 有人可能对60年代民主党180度大转身感到困惑，其实一点不奇怪，他们的族裔/身份政治把戏是一贯的，改变的只是选择哪些族裔/身份群体建立票仓 @whigzhou: 所以无论站在哪一边，他们决不能让黑人这个身份标签消失 @whigzhou: 对黑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挑中时，正是福利主义大跃进之际，结果就被坑惨了 @whigzhou: 当然黑人自身的弱点也起了作用，自律性、延迟满足、责任心方面，比起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都差一些，因而福利主义和娇惯政策负面激励效果也更显著 @沉思之后：黑人自身的问题才是主因吧。即便没有民主党的政策，全世界哪个黑人主导的国家或地区繁荣了呢？反之，北欧以及荷兰福利主义和娇惯政策也不少，但是黑人少，也还在持续繁荣中 @whigzhou: 可是平权运动之前美国黑人的状况要好很多啊，非洲人自己未能建立好国家，不等于他们不能作为少数群体在已经建立的好国家中获得良好发展 @SenatusPopulusqueRomanus: 日耳曼人没有数千年文明史，埃及、巴比伦文明史最长。 @whigzhou: 日耳曼人的文明化进程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年了吧 @whigzhou: 文明化不是全部（在何种文明中被文明化也很重要），但很关键，所有中东来源的移民群体中，波斯裔表现最好，不是没缘由的  

【2016-06-23】 @whigzhou: 【福利主义的最佳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下，贫穷是不被允许的，你会被强制吃好、穿好、住好、受教育、受雇佣，无论你是否喜欢。那些被证明缺乏必要品格与勤劳因而不值得如此对待的人，将被以仁慈的方式处决，但只要你被允许活着，你就必须优裕的活着。——萧伯纳（英国社会主义大本营费边社早期领袖之一） @whigzhou: 这种念头背后的动机显然是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审美需要，和推动废除肉刑的动机类似，别让脏兮兮的穷人在我眼前晃悠，看着烦，正如缺手缺脚的受刑者在眼前晃悠让我心烦意乱一样，不如把他们都吊死，实际上肉刑废除确实导致了死刑数量大幅上升。  

【2015-03-18】 @whigzhou: 由于资源竞争不可避免，福利主义（确保每个共同体成员不受穷）仅兼容于部落主义，而不兼容于普世主义＋开放社会，部落内有可能订立这样一种契约：将成员间资源竞争限制在某种水平之下，并通过某种组织安排将资源压力引向外部，即：为确保每个部落成员不受穷，可以排挤、劫掠、奴役或消灭其他部落。 @whigzhou: 嗯，现代福利主义的根源，是一种部落幻觉。一个想法，不一定错。

让免费午餐回归慈善事业 辉格 2012年11月29日 免费午餐项目从最初广受赞扬到如今四面楚歌的转变，生动的演示了，政府的不恰当介入，会如何毁掉一项善良美好的事业；向贫困地区的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慈善创意，它不仅可以让受助的孩子吃饱肚子，还能吸引他们留在学校，而不至于沦为流浪儿童。 最近毕节惨案也恰好提醒我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由于父母普遍外出打工，这样的流浪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五个孩子若每天能在学校吃到一顿饱饭热饭，很可能就不会逃学离家出走了；流浪不仅给儿童本身带来痛苦和危险，也是在培养未来的反社会者和犯罪者，所以果若有慈善组织能实现这一想法，那将是功德无量的。 但这事不能让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是慈善组织，不具备适合于慈善事业的制度基础、组织条件和激励结构，更不具备从事慈善活动的伦理资格，因为它所拥有的钱和其它资源都不是自愿捐献的，而是凭借国家暴力向纳税人征收得来的，因而政府的介入让自愿捐助变成了强制再分配，丧失了慈善的根本特性，也剥夺了捐助者和受助者本可从中获得的价值满足和道德慰籍。 从效率上看，政府也完全不适合承担这项任务，向上千万贫困学生提供午餐是一项极为庞大复杂而且充满了风险的活动，涉及到饮食习惯、民族和宗教习俗、贫困程度和营养缺乏特征、供应条件、食品安全隐患等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每个地区都大为不同，民间慈善组织会派出大量志愿者现场考察，听取受助者的需求，并在自己的预算约束内选择最适合的方案，事后他们还要向捐款人报告资助效果。 但由中央政府统一拨款经由国有教育行政体系分配落实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缺乏一个现场体验、需求表达和方案对比权衡的过程，也很难顾及上述种种差异，只能用一些武断草率的简单做法；这个组织体系是为其他职能而设计的，无论组织和成员个人都没有理由拥有慈善动机，只是被赋予了一个额外任务，而对其执行结果的唯一约束标准就是有没有把上面拨下来的钱花了出去，并且有合格的供货合同和报销凭证。 如此得到的结果就难免是物非所值并埋下安全隐患，据报道，凤凰县的学生午餐供货合同上除了价格居然没有对食品规格和份量的任何描述，这看起来很荒唐，但仔细想想，假如教育局真要仔细规定午餐的规格和份量，他有什么标准可以依据？他有能力对各相关因素做出充分考虑吗？能够为其中隐藏的风险而承担责任吗？ 当然，设计一份恰当的学生午餐，并找到可靠的供应商，对慈善组织也很不容易，但好在民间慈善组织有很多，其活动是分散和多样化的，假如制度和政策足够开放，慈善产业也将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市场，各组织会探索尝试不同的方案，其成效会得到公众和媒体的评价，效果卓著者会得到更多资助，会被其他组织仿效，和其他产业一样，市场机制将成为大范围搜索和筛选最优方案的途径。 比起公务员考试，慈善事业的志愿性质显然更可能筛选出那些拥有慈善动机的人，而且长期从事慈善活动的志愿者群体会形成自己的职业伦理和专业价值观，交流和积累专业经验，这些宝贵资源是那些被动的接受了一项额外任务的行政机构所不可能拥有的。 160亿拨款听上去是个大数字，但和潜在的私人捐助意愿相比并不算大，实际上，有许多随时愿意捐出上亿善款的国内外亿万富豪，正在为找不到合适的项目而发愁，而多数情况下，找不到是因为制度和政策的限制，特别是对私人开办学校和医院的限制，在现行体制下，他们只有掏钱的份，而没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和管理慈善项目，自行选择执行者并评估其成效，这当然会抑制他们的慈善热情，也让数百万贫困儿童继续陷于凄惨无助的境地。  

（按：这本来应该是两篇文章，但我估计短期内不会再有有偿发表的机会，所以就拼在一起了，不过我在中间做了明确的过渡，大概不至于混淆，另外，因为是饭文，有些地方没说太细，回头我会做些补充） 拒绝动物拥有权利是无可退让的底线 辉格 2012年2月24日 归真堂事件仍在继续发酵，从舆论势头看，即便此事被淡忘，还会有下一件、下下件，这是个正在兴起的潮流，今后若干年的公共议题中我们会看到它的反复出现，所以不妨在此刻多费些口舌，把日后注定会遭遇的交火点提前拿到台面上来。 假如这仅仅是一股价值观潮流，其所宣扬的仍是人类的利益诉求、人类的价值关切——保护物种多样性，是为了人类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生态系统中，保护某些动物免遭虐待，是出于人类恻隐之心，是为了避免人类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那就没什么好紧张的，即便其主张目前看来难以成立，未来或许会成立，毕竟，新的价值观总是在不断涌现，新型权利也时常被确立，一个开放社会理应能够接纳和适应这种变化。 然而动物保护主义（[[animal protectionism]]）的主张却不止于此，许多甚至构成其主力的保护主义者，是要赋予动物以权利，即，承认动物可以成为权利的主体，这就断难接受了，假如这世上有什么事情可以称作“大是大非”的话，这就是，因为它直接从根基上挑战了我们据以评判是非的伦理标准。 实际上，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 movement|theory of animal rights]]）并不是对这一伦理基础的首次挑战，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制度和政策领域日益蔓延的福利主义传统的自然延续；在福利主义看来，个体价值追求的结果是可以用某些客观指标（诸如收入、健康指数、快乐指数、幸福指数之类）来度量的，并且度量结果可以加总为社会总福利，因而这个总福利的高低和增减便可以用来评价一项制度或政策的好坏。 一旦承认了个体价值的客观可度量性，其自然的后果便是对权利概念的歪曲和滥用；在我们古老的伦理观念中，权利从来都是与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判定一项财产转手是自愿交易还是抢劫或偷窃，一次两性交往是约会还是强奸，一次赤手肉搏是拳击比赛还是人身侵犯，辨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否被违背，无疑都是判断的关键。 原本，确立和保护权利是为让权利主体能够按其意愿追求和保有他所珍视的价值，通俗的说，就是“为了他好”，现在既然价值是可客观度量的，福利主义者便可以说：什么才是“对他好”无须询问他自己，也无须由他自己决定，我们只须按照度量结果为他安排那些能让他变得更好的条件即可。 潘朵拉之盒由此打开：为了你的孩子好，我可以强制你把他送进我指定的学校，强制你把指定数量的收入拿来支付孩子学费，为了你好，我可以禁止你不能吃哪些食物，禁止你在哪些劳动条件下工作，强制你拿出指定数量的收入购买医疗和养老保险，也是为了你好，我可以禁止你卖掉你的房子和土地，免得你拿去换酒喝或在赌桌上输个精光。 不仅如此，福利主义者为这些强制行径都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养老权、居住权、公平起跑线权，等等；但在这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利”清单中，权利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却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它的下一个逻辑后果：既然自由意志不再是权利的核心要素，既然福利高低无须由权利主体自己说了算，那为何不会说话也不能表达意志的动物就不能拥有权利呢？确实，这一推导十分自然，实际上，最早提出动物权利观的，恰恰就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的祖师爷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而功利主义正是福利主义的哲学基础。 所以，动物权利论其实是福利主义的一种极端形态，它在常识直觉上就显得极其荒谬，在持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主观价值论立场的人看来，它是在一个极端边界上归谬了福利主义，然而在现实舆论中，荒谬性本身似乎并未能阻止其传播并获得影响力（这一局面也并非没有先例，二十世纪的许多主义都在展示出其荒谬性后继续扩张乃至走向狂热）。 在这场伦理观念的对抗中，个人主义者早已失地无数，如今他们被逼到了底线，再退让下去，个体和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将从伦理话语中被彻底清除掉。 个人主义者之所以执意捍卫他们的伦理立场，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来摆布自己的命运，不想让别人代替他们做价值判断和行动选择，这些事情在他们的道德直觉上便是不可接受的；其次，当他们试图说服别人接受基于他们的伦理观来维护和建设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体系时，自然也会在元伦理的层面上提出一些现实理由，这些理由难免带有某种功利性，这在任何辩护和说服他人的任务中都是难免的，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的伦理体系本身是功利主义的。 关键的不同是，个人主义用来说服他人的功利性理由，所需要的价值共识是最小的，比如哈耶克所提出的，维持多元价值人群的和平共存，确保现有人口规模和繁荣程度的文明得以延续，等等，很难被公然否定；因此，在我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立场之后，再为个人主义从现实功利性上提出一些辩护，或许不是多余的。 我们知道，法律是一些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其意义在于建立某种秩序从而避免丛林状态，就通过规则约束行为这一点而言，它与象棋、桥牌、足球等游戏中的规则很像，人们也经常做这样的类比。 但这里有个关键差别：游戏规则通常由一组禁则（[[regulation]]）组成，所谓禁则就是无条件禁止某种行为，与犯规者的对手是否同意无关，即，这里没有自由意志；而法律规则却不同：除了禁则之外，还有权利（[[rights]]），后者将是否许可某种行为的判断交给了权利主体；如此安排的规则体系有何好处？答案是：它特别适合于两种情况：1）上帝缺位的游戏，2）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 所谓上帝就是那个能预知游戏中所有可能出现情况的规则制定者，假如某些情况无法事先预知，最好交给了解情况的当事某方在情况出现后自己去判断；在竞赛游戏中，由于类似的对局已重复无数次，各种可能情况都已经出现过，所以规则制定者实际上处于上帝的地位，例外是：新游戏流行的最初阶段，当未料到的情况出现时，便需要修改规则。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多数人大概都已相信，没有人能够站在上帝视角上来为生活制定规则——除了那些仍将圣经或可兰经奉为上帝律法的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之外——，因为生活实在太复杂了，可能性和变化也太多了。 即便在竞赛游戏中，也有规则制定者永远无法预知的情况，比如桥牌中的越序出牌（lead out of turn），人们发现，禁止一个已经作出的越序出牌生效，有时反而不利于违规者的对手，而有利与否，取决于事先无法预知的特定局面，所以桥牌规则规定，是否接受一个越序出牌，由违规者的对手凭其自由意志自行决定。 游戏与生活的另一个区别是，几乎所有竞赛游戏都是非胜即负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生活中却充满了通过协调与合作实现共赢的非零和博弈，而引入了自由意志和权利规则的系统，更适合于非零和博弈，因为合作的达成常常需要这种意志表达和同意机制。 实际上，在竞赛游戏中，偶尔也会出现非零和博弈的局面，而凡是出现这种局面的地方，通常就会存在权利规则（而非无条件禁则），比如，象棋中的求和，尽早承认并结束一个已经注定的和棋局面，可以节约双方时间与精力，所以，规则便将是否接受一个和棋请求的判断，交给了博弈者，听任其自由意志作出决定。 只要你相信没有人能够站在上帝的位置上为全人类的生活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由非权利性的无条件禁则所组成，并且相信生活是高度复杂多变的，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情况，也充满了协调与合作的机会，那么，你便可以体会到个人主义的魅力，即便你原本并不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道德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