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28】 @whigzhou: 旧#饭文#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http://t.cn/zQxHVEY ……常见的乐观说法是，机器在一些岗位上取代人时，因为提高了生产率，将抬高总产出，从而在别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没错，问题是，上述过程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弥补它所消灭的呢？没有任何经济学原理能够保证这一点，具体效…… @慕容飞宇gg:如果过了临界点会发生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去做自耕农…?…另外，如果机器能够自动制造机器…… @whigzhou: 如果他有一块自己动手种就够养活自己的土地，他坐着收租大概也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人将靠劳动力以外的要素的租金生活 @飞洒过:单纯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可以被机器代替，所以人们可能必须更多的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whigzhou: 未来的机器也会从事创造性工作 @abada张宏兵:极多人都失业了，没有收入了，那么开动机器生产的大量产品又卖给谁呢？可能：机器产的东西十分便宜，以至于人每周工作几小时就可买到比以往更高质量的生活。这几小时的服务业工作，机器暂无法替代，例如广告创意、工业或时尚设计、美容 @whigzhou: 失业≠没有收入，可以有非劳动要素的租金收入 @abada张宏兵:可能：机器产的东西十分便宜，以至于人每周工作几小时就可买到比以往更高质量的生活。这几小时的服务业工作，机器暂无法替代，例如广告创意、工业或时尚设计、美容、为人按摩或洗脚，等等等等 @whigzhou: 对，可能永远会有一些消费者介意服务者是否真人，届时洗脚之前会要求先看出生证明？ @西风独步2012:有不动产者生存？人口怎么变化 @whigzhou: 也可以是机器奴隶或谷歌股票啊 @Stimmung:长期来看收入都是地租？房地产才是唯一有前途的行业啊 @whigzhou: 我们图灵教徒认为更可能是算法:) @月光疾风_玄间雷同:因为生产力提高而担心的失业率其实是杞人忧天。生产力不足才是担心的，而担心生产力太高很奇怪 。如果高到很多人不用工作，吃喝不愁，这有什么不好呢？即使就业不充分（这个其实也不一定，人的需求不断变高会不断创造新的行业 @whigzhou: 如果我让你看出我担心了，那是我表情肌没控制好:) @喂羊的月亮熊:我们意面飞天教认为是美食～ @whigzhou: recipe也是算法 @_dailu_:可能我们又到了一个大的转型期，要开始面对少数人工作即可养活全世界、多数人无工可干的社会，这在政治上，可能意味着回到精英政治（相对现在的民主政治），文化上，恐怕就不会再以劳动、自立为荣，而树立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了。 @whigzhou: 嗯，我想的比较近，至少，继续把失业率作为一个重要政策指标是很过时的做法了 @I__人__I:拥有了智能的新物种-AI还会傻傻的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工作吗，到时候大概是人类和AI之间的生存竞争了。给人类看的电影黑客帝国满足人类的意淫，人类救世主拯救人类，现实一点的话我 @whigzhou: 人类的优势是有机会在机器强大到能够无视人类意志之前加以阻止，不过这确实不容易，可能比防止核扩散更难 @衰尾道人秦假仙:劳动产值提高了，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欲望和需求就增多了，文化产业和消费行业会进入更鼎盛的阶段。就业率担忧只看到了增长的物质生产，却没有看到人们也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50年前的人能想象现在软件业的规模吗？ @whigzhou: 问题是多数肉人在未来“文化产业和消费行业”也未必有优势  

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辉格 2013年3月4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变得日益强劲，它正在向产业链的各个角落迅速渗透，从设计、加工、物流，到办公、管理、供应链组织、市场交易、娱乐、社交，乃至研究部门，无孔不入，计算能力和自动化设施正在越来越多的工种和岗位上取代人力。 有人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就业率的回升明显滞后于消费、投资、资产价值和企业盈利等各大指标，原因之一便是企业在危机后的新一轮扩张中，更多的投资于自动化设施而非劳动力，包括制造业向美国的局部回归，也将是一次基于深度自动化的回归。 那么，机器真的会将大批劳动力挤出就业市场吗？对此，常见的乐观说法是，机器在一些岗位上取代人时，因为提高了生产率，将抬高总产出，从而在别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没错，问题是，上述过程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弥补它所消灭的呢？ 没有任何经济学原理能够保证这一点，具体效果将视所在产业和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结构而定，假如机器渗透发生在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由其产出提高所带动的、以及因总收入提高而拉动的其他产业，若劳动密集程度远低于前者，那么总的效果便可能是降低了劳动需求，从而压低工资率或抬高失业率。 也就是说，伴随着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未必惠及每个人，在新的生产函数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某些要素的地位可能下降了，因而将得到更少的报酬；对此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情况下工人会降低工资要价，从而在较低的均衡位置上重新实现充分就业。 问题是，当机器变得足够廉价，乃至雇佣某人的交易和管理费用超出雇佣同等能力机器的成本时，即便工资降到零也没有雇主会雇佣他，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今天的可乐罐装厂大概不会雇佣任何搬运工去替代自动传送带，即便工资为零。 或许有人会说，假如机器果真会让大批工人失业，那么这些失去劳动报酬的人很快就会饿死，于是就业市场又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但实际上当代社会不大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失业者未必是无产者，可能拥有其他要素，而这些要素在新的生产结构中仍得到了雇佣，其次，即便他们得不到任何要素报酬，也可能得到政府或慈善组织的援助而继续生存下去，并处于毫无指望的长期失业状态。 说明机器排挤效果的最有力案例，是马的命运，历史上，马曾被大量雇佣于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但在蒸汽机和铁路发明后，它们很快被排挤出内河与陆地干线运输，内燃机出现后，更被全面排挤出支线与城市运输、农耕和军事领域；这一过程生产率和总收入都有巨大提高，但并未为马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休闲、竞技和博彩业雇佣的马匹或许增加了一些，但与消失的岗位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见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p.12） 当然，马被排挤后并未抬高长期失业率，因为马的数量很快减少了，但被机器排挤的人类却更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并生育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后代，结果，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处于长期失业状态，这个比例将随机器能力提高和成本下降而扩大，并且没有什么原理显示它存在一个上限。 乐观者最后一根稻草是诉诸经验：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渗透已持续了两百多年，每轮浪潮会造成阶段性失业，但此后更繁荣的经济总是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率，在机器化最为深入的美国，失业率并不高，而且多半都能用其他因素来解释。 迄今为止确实如此，但那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尚未越过临界点，当生产模式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劳动还占很高比例，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大部分还未能被机器有效率的替代，机器因推动增长而带来的岗位就可能弥补它所挤掉的，但假如这一比例翻转过来，当生产结构中的大部分岗位，人对机器都已丧失比较优势，情况就不同了。 临界点的位置，取决于人类与机器的能力对比，由于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禀赋在可见未来会有所改变，而机器则在迅猛进步，因而只能相信：临界点迟早会被越过；或许我们正在逼近它，或者全球经济作为整体已经越过了它，只是大规模失业并未均匀分配，而更多的被留在了南欧和非洲？  

苹果和富士康的成功不是他们的罪证 辉格 2012年2月17日 苹果最近厄运连连，而且都与中国有关，一边是iPad商标案败诉，产品被大面积下架，而同时在美国又遭遇了一轮大规模抗议和抵制浪潮，抗议它无情压榨中国工人血汗；对于后者，苹果很快表现出了屈服姿态，宣布邀请公平劳工协会（FLA）开展对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企业劳动状况的调查。 乍看起来，这场抗议显得有些突兀，因为最近并未发生涉及劳动条件的事件，或揭露出什么人所未知的丑陋现象，也没有报道显示这方面状况正在恶化，《纽约时报》上月25日发表的那篇长篇报道（它是抗议的最初导火索），提到的事实多半算不上新闻，连用作篇首引子的富士康成都工厂爆炸案，也是发生在八个月前的旧闻。 不过，有两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场抗议，第一个解释了为何它发生在现在，奥巴马的任期就快结束了，可是，他曾许下无数诺言，也用尽心思、耍尽手腕试图解决的失业问题，却始终不见起色，眼看大选来临，他需要一个替罪羊，他在汇率和劳工条件上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无非是想告诉选民：是他们抢走了你们的饭碗；在这一点上，他和民主党、制造业工会、以及同属左派阵营的劳工维权组织和进步派媒体形成了共鸣。 第二个背景解释了为何苹果被选为目标，iPhone带给苹果的成功太辉煌了，短短几年内让它从一个刚刚摆脱困境而小有起色的企业，变成了全球最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也就难免让它成为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头号目标；其次，iPhone的高利润率确实太令人羡妒了，它以1/3左右的市场占有率，获取了智能手机市场2/3以上的利润，在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里，它甚至仅以8.7%的市场占有率，获取了整个手机市场3/4的利润，如此丰厚的盈利，相对于微薄的代工收入，让苹果成了描绘“血汗压榨者”形象的理想模特。 然而，指责和抗议苹果的人，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道理：你不能用代工成本在产品的整个成本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来评估这个产品的“血汗”程度，否则你会得到荒谬的结果；代工成本比例低，首先是因为苹果的毛利高，手机行业的平均毛利是百分之十几，而iPhone高达60-70%，所以代工成本只占2、3个百分点，低于行业水平，假如苹果将价格降低一半，毛利便与平均水平相当，代工成本比例也就翻了一番，但很明显，这个价格决定与代工厂工人的待遇没有丝毫关系。 假如成本比例是评估血汗的恰当指标，那就意味着，过手材料越昂贵、最终产品越有价值的制造业，就越血汗，而最血汗的劳工大概就是金融交易所的雇员了，交易商从每笔大额交易中获取的佣金常常只有万分之几，而最不血汗的，将是那些手工编织草席的工人，他们的加工费构成了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很难找到比这更荒谬的评估方法了。 实际上，到达代工厂的材料成本已经占了手机成本的一大半，所以尽管代工成本只占4、5个百分点，但绝大多数手机制造商仍只能苦苦挣扎在盈亏点附近，唯独苹果有能力将价格定的这么高，这是因为它拥有一些无可替代的独特资源，包括技术、设计、工艺、口碑和品牌感召力，而这些都是苹果员工数十年心血与汗水换来的，他们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对他们的血汗成果收取租金，你不能仅仅因为他的成功而指责他。 代工成本所占比例低，也是因为代工业的高度发达，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湾代工企业，将大规模制造的效率潜能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项值得赞美的产业成就，它不仅改进了产业效率，也大幅提升了中国大陆的劳工条件，这是不能用成本比例来衡量的；试想，同样一条百人流水线，假如每天过手1000部iPhone，比每天过手500部，在成本结构中的比例可能降低了30%，但每位工人的收入却可能提高了60%。 技术创新、设备改良、流水线设计、工艺和管理改进，专业化和规模化，都可能带来这样的变化，这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你不能仅仅因为代工厂商让每位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制造出了更多产品同时也获得更多收入而指责他，但有些人只顾用简单数字和错误逻辑拼凑修辞效果，这么做只能哗众取宠，对于探察真相没有任何好处。 那些在劳工问题上指责苹果乃至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其他跨国公司的人，或者完全不了解中国劳动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很清楚但故意装聋作哑——这里的劳动条件正在以人类史上罕见的速度迅速改善；已经连续几年，中国境内的企业遭遇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招工困难，短短几年之内，劳动市场已全面转变为卖方市场。 这一变化，既不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或国际劳工组织努力的结果，也不是政府制订更严厉劳动法规的结果，它首先是人口形势扭转的结果：劳动力供给正在以每年一两百万的速度萎缩，其次，也是制造业全球转移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了苹果这样的代工大客户，得益于过去20年大转移过程中所建立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如今虽然劳动成本猛涨，中国在制造业全球分工中仍占有相当优势。 近几年随着富士康实施内迁战略，其工厂所到之处，地区工资水平和工人对雇主的待遇要求，都立即会被抬高，如此立竿见影、实实在在的效果，还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任何劳工组织能够做到，这些，难道不是那些宣称以劳工权益为奋斗目标的组织和抗议者们所乐意看到的结果吗？

衰退期的裁员策略
辉格
2009年1月6日

近日盛传微软和IBM将于本月实施大规模裁员，涉及人数都在一万以上。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大企业裁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或许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裁员安排，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动机，其实十分的不同。

最易于理解的是那些遭受危机直接冲击、业务量大幅下降而导致大量员工空闲的企业，比如海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导致目前集装箱和船舶制造业几乎全面熄火，裁员是必然的；有些企业业务量虽能维持，但利润被大幅压缩，也被迫紧缩成本来维持盈利，而裁员是紧缩成本的常规手段；另一些企业，销售量和利润均能维持，但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信贷条件恶化，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那里，不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的获得运营和投资所需的现金，因而必须为自己储备更多现金，他们也常常借助裁员等成本压缩手段来改善现金流。

上述几种情况是容易看出的，也是被观察者们最多提及的裁员动机，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企业在业务量、利润和现金流方面均无困难，但也会大量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衰退所造成的有利的劳动供需局面，来改善他们的雇员结构，简单说就是，1）抛掉他们早就想抛掉的包袱，2）腾空位置以便伺机吸纳大批优秀员工；关键在于，他们在衰退期做这两件事的代价比在繁荣期低得多，而成功的机会则大得多。

一个好企业，在确保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员工流动性，以便时时淘汰不胜任工作、不适合岗位或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吸纳更优秀、更合适的新人。管理者在寻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时，会考虑更新雇员的成本，无论批量裁员还是个别解聘，都会产生不小的代价：岗位交接带来的学习与磨合成本，遣散费和招聘费用，工会的抵制，公共关系损害，法律义务和政策代价，其它员工的心理影响，对雇主品牌的损害，等等。因为存在这诸多成本，新来者的劳动价值必须比被替换者的高出很多，更新才是值得的。

衰退从两方面改变了成本收益算式，从而将均衡点移向了流动一侧。首先，它大幅提高了新来者和被替换者的价值落差，在裁员浪潮汹涌、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大批平时求之不得的优秀人才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且代价低廉；同时，充足的供给也降低了招聘和猎头费用；企业要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必须事先腾空足够的位置，并做好结构重组和岗位调整的预案，而裁员计划是其中重点。

其次，衰退大幅降低了裁员成本：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和抵制能力；衰退前景会迫使政府放松严苛的劳工法和雇佣管制，以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衰退期内的规模裁员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其公共关系损害和员工心理影响都小于平时，对雇主品牌的影响也较为温和，相反，通过事先腾空位置，当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手时，他们有望成为招聘会上的白马王子，甚至救世主，成为被热烈追捧的对象，这对增进他们的雇主品牌形象极为有利。

上述分析如果成立，将意味着在衰退期内几乎所有具规模的企业都有批量裁员的动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许多企业在裁员之后的几个季度内将重新招聘，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失业率首先将有一个急剧的上升，然后缓慢回落，虽然在两三年内都可能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将利用它度过危机甚至谋得比危机前更好的地位，对此，政府不必加以干涉，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只有保持活力的企业才能带来下一轮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