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已经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 辉格 2011年12月5日 继哥本哈根的不欢而散和坎昆的避重就轻之后，德班气候大会看来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进展了；会程已过大半，各大国之间仍继续互踢皮球，原本最积极的欧洲也因债务危机缠身而缺乏冲劲，甚至连环保组织似乎也正在丧失前些年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舆论号召力，所以，尽管议程仍在僵局中挣扎，失望的人们却不再那么激愤了。 对于中国民众，这样的僵局倒未尝不是好事，相对于成功的气候谈判所可能加诸于我们的巨大负担而言，每年花费的那点会务开支就显得不值一提了；毕竟，无论暖化派拿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早已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在承受了30年强制性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之后，世界因此而少了4、5亿人口，而我们则无可挽回的失去了无数原本可以享受到的天伦之乐和兄弟亲情。 对于气候与环境，更重要的是，由于城市所吸纳的人口规模不会与人口基数成比例，因而这原本会出生的4、5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将以对生态最具破坏性的方式生活于农村；这个数字，加上我们的人均排放量不到美国的1/4，再要将强制性的减排负担加到这不久前刚刚吃上肉、谋得温饱的十几亿人头上，而不给予足额补偿，当然是不公正的。 议程的延宕，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更为从容的审视一下，从暖化理论的浮现、到减排运动的兴起、再到政府间谈判的推动，这整个发展过程的每个环节，是否具备充足的理由；任何严重到需要全球范围的政府间谈判来谋求向全人类施加某种强制性措施的事情，自然应该接受最严格的审视，以让人们确信这不是一场庸人大扰。 在大众舆论中我们常看到的是，从暖化现实的认知直接跳到对强制减排的赞同，似乎这其中的逻辑是当然无疑的，但仔细检查你会发现，这根逻辑链条其实很长，且每个环节都引入了辅助假定，若其中任何一个假定不成立都会让结论垮掉。 完整链条是：存在一个暖化趋势；它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该趋势将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其程度将达到在整体上危及人类文明以现有水平存续所必需的生态条件；不存在与上述暖化趋势并行的其它气候趋势，比如足以压倒暖化的冷化趋势，或使人为暖化显得无足轻重的更大规模自然暖化趋势；人类在技术和资源上有能力逆转上述暖化；人类具备相应的政治和组织能力来建立并实施逆转暖化所需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安排和措施不会造成比暖化本身更大的危害。 遗憾的是，上述链条中只有第一个环节有过充分考察且达成了广泛共识，第二环节有很多研究但共识只是部分的，而其他环节则缺乏充分的讨论，多半被直接忽略了，但它们能否成立却是十分可疑的，有些甚至存在明确的反证。 重要的是，人类对气候变迁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处于经验积累的初级阶段，科学界迄今没有一个模型能够解释过去200万年的历次冰期/间冰期轮替是如何产生的，更遑论能精确拟合历次波动的周期、波幅和曲线细节，没人能可信的预言：下一次冰期何时来临，当前间冰期的气温上限将是多少，达到上限的速度有多快，等等。 所以，即便人为暖化趋势确实存在，也完全有可能，未来将有一个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暖化趋势，其效果远超过人为暖化，使得减排努力失去意义，如果暖化后果果真是暖化派所预言的文明灭绝，那人类除了等死还能做什么呢？相反，未来也完全可能有一个自然冷化趋势，那减排就更无必要；总之，现有暖化理论只论证了人类活动对气候有所影响，但并未论证这种影响足以在自然波动面前显得举足轻重，而能够支持强制减排的充分理由，是后一种。 从暖化到减排的链条中，最脆弱一环是暖化对文明的整体影响，因为减排所需的协议谈判、制度创建和强制行动是全球性和跨政府的，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利维坦的创建当然需要一个充足的整体性理由，即，暖化会在整体上危机人类文明的存续，或至少大幅恶化其生存处境，暖化派似乎确是这么暗示的，但他们罗列的明确前景，却都是局部性的，比如海平面上升导致少数岛屿和近岸城市淹没、具备地区干旱化等等。 然而，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数亿年前的极端暖期之外，温暖总是比寒冷更适合生命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特别是在人类存续的两个关键时期——晚更新世和全新世——中，温暖期总是比寒冷期更适合生存，也更繁荣；人类过去45万年中经历了四次间冰期，气温上限都远高于现在，也高于暖化派所担心的未来百年气温上限，而这段时间正是智人物种得以进化和发达的关键期；在定居农业和文明社会出现的近一万多年中，人类同样经历了多次温度高于现在的暖期，而这些暖期中，文明都比相邻的冷期更繁荣。 假如暖化只是会危及部分近岸地区和遇暖干旱地区，而同时却有望将面积数倍于此的沙漠、荒原、冻土和冰川地区变成绿洲的话，那它就不足以成为全球联合强制减排的充分理由；毕竟，海面只会在百年跨度上以极慢的速度上升，那里的居民、社区和城市有充裕的时间和充足的信息对之作出反应，或者移民，或者抬高堤坝，而这些个体和分散的反应不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利维坦来组织实施。

减排不能先拿穷人开刀 辉格 2011年3月30日 日前，前世行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兰德博士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提出了他的阻止全球暖化新方案，通过对畜牧业征收重税，将畜产品消费降低25%，从而减少40%的谷物产量；之所以以畜牧业为目标，据他说，是因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总人为排放量的51%，尽管在2008年一份由他撰写的报告里，整个土地利用（畜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排放份额还不足20%，而能源生产的份额则超出50%。 古德兰的建议可谓荒谬绝伦，即便他突然颠倒过来的数据是靠得住的，放着其它减排手段不用，却要首先拿穷人的饭碗开刀，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中国的大部分穷人在最近十几年才刚刚吃上肉，中国和印度还有数以亿计的穷人至今还没吃上肉，现在有人却要求政府用税收将肉奶价格抬高到让他们吃不起。 姑且不论暖化是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危机，或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排放是不是其主因，即便我们假设人们已就此达成共识，也还远远轮不到减排运动来动穷人饭碗的脑筋；就在我们眼前，摆着一个成熟、廉价、安全、清洁的减排手段：核电，它的技术早在50年代就已成熟，也早已完成商业化，其安全性也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然而，正是那些呼天抢地要控制排放和阻止暖化的绿色和平和绿党们，始终在用一切可能手段阻止核电发展。 许多人误以为核电建设投资过大，发电成本高于化石燃料，事实完全相反，核电成本一点也不高，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批核电厂就实现了盈利，而当时与其竞争的原油价格不到3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相当于今天的十几美元；自那时以来，反应堆已发展到第三代，浓缩和反应技术都已有长足进步，原料利用率大幅提高，而同时，原油价格则已涨到100美元。 确实，投资核电的成本和风险很高，但并不是高在建设和生产成本上，相反，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是法律、政治、行政管制和公共关系成本，一个核电项目从选址、评估、审批到开工，投资者除了要满足繁杂和严苛的行政管制要求，等待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层层审批，还不得不与耗费大量精力进行游说和政治斗争，以克服来自利益集团、政治派系和环保组织的竭力阻挠。 在此过程中，项目随时可能在任何环节被无限期叫停，前期投入只好泡汤，所以，当小布什政府开始重启核电政策时，投资者响应寥寥，政府只好提供大额补贴，而补贴的用途正是为项目前期风险购买保险；核电所面临的种种阻力、风险和成本，都来自民众对核放射的恐惧，而这些恐惧，很大程度上是环保组织造谣、蛊惑和煽动的结果，他们完全无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核电在安全和环境上的杰出表现。 结果是，美国核电发展在三哩岛事故后停顿了三十年，以至于美国电力仍有45%来自煤炭，23%来自天然气，尽管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实际伤害；有人说，核电虽说平时安全清洁，但一出事可不得了，然而最近的日本大地震恰好提供了反证，福岛案例表明，即便在如此小概率的极端事件中，即便运营商处置并不完美，核电仍未造成实际伤害，而与此同时，煤矿却正在以每年数千条的速度，稳定而可靠的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反核电者唯一拿得出手的案例是切尔诺贝利，但那是在一个惯于草菅人命的制度下、以今天任何头脑健全的核电厂商都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建造的反应堆，但即便如此，整个前苏联核工业所害死的人，也远不及其煤炭石油工业所埋葬的冤魂。 或许有人会说，尽管对核电的恐惧缺乏科学和事实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反对者基于非理性的担忧而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是的，这也正是我多次表达的观点，但首先，反对者需要证明其诉求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而游行和抗议不是有效的证据，抗议活动算不上成本，相反常常是收益，它能给抗议者带来快感，而统计证据却表明，核电站的建立并不会对其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带来负面影响，反而还可能提高房价。 其次，假如你只是在维护一项既有的权利，那你的确无须为此提供科学和理性基础，无须说明你为何非要坚持这项权利，所以，假如反核电者只是反对在他家附近修建核电站，那么担忧本身就是充足的反对理由，但问题是，反核电者的主张远不止与此，他们在全世界阻挠核电的同时，要求将其他严酷的排放限制强加给别人，要削夺他人的既有权利，这样，他们便负上了举证责任，而这些证据当然应在法庭上接受理性的检验；他们不能一方面顽固坚持对核电毫无理性的阻挠，同时却要求穷人停止吃肉，这是断难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