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说了什么？ 辉格 2008年10月27日 上周四，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没能预见到金融危机以今天如此剧烈的程度暴发，并承认他曾给以最大信任的参与者自我约束机制没能预防危机的酝酿和暴发。格老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解读成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理论和所执行政策的“悔悟”，或者说他“认错了”。从类似的报道和评论中，人们似乎可以读出这样几层意思：作为金融系统的首席监管者，格老当初应该认识到却没有认识到或忽视了某些危险信号，他在若干可行的决定中选择了错误的一种，并因而未能避免危机的发展和暴发，所以格老及其所领导的美联储对危机的暴发负有责任，如果他们当初更明智和谨慎一些，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进而，如果由持另一套宏观经济理论的人来领导美联储，并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危机本可以避免。 是不是这样呢？格老的国会证言是否暗示了上述意思？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年3月，格老曾在《金融时报》撰文详细说明了他对本次危机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照阅读该文与他的听证会发言稿，就会发现他的观点根本没变，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许多段落甚至原文照搬，因此，将他的国会证言解读为“幡然悔悟”或“终于认错”是不得要领的。格老的确承认了他做出了错误的预见和判断，也承认了他没能采取恰当措施避免危机，但他并不认为存在另一套更好的理论和模型，能让他或其他监管者做出正确预见，也不认为存在可行的措施来避免危机，换言之，格老承认他不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也是错误，那他的确错了。（讽刺的是，不久之前的确有很多人将格老奉为上帝）。 是的，人不是上帝，人的理性十分有限，美联储委员个个博学多智，但他们的政策和措施也只能依赖于现有的知识系统，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然而经济理论总是滞后于经济实践，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市场先发展出了金融衍生品，才有了经济学家关于衍生品的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管模式，同样，是市场先经历了波动和周期，发生了危机，才有了关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以及相应的货币政策。此次危机之后，人们自然会对先前的理论和模型做出修正，如格老所言，监管政策也须做出调整。但这些都是事后之明，事前，任何理论都无法预见在一个全新的、充斥着衍生品并持续了数十年繁荣的市场中，危机会以何种方式酝酿和蔓延。 监管政策必须调整，但如果将之理解为必须向强化监管的方向调整，则是错误的，如格老所言，随着危机深入，银行和投资者已变得极其谨慎，远比任何可能的监管政策所希望的更加谨慎，此时任何强化监管的措施都没有意义，同时，银行和投资者对于旧理论和模型的反思和怀疑将比经济学家和监管者更加激烈，无须监管者提醒便会远离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那些金融产品。因此，强化监管，对于已被危机所揭示的风险是多余的，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风险，则是无知和无效的，只要继续容许金融创新，那么下一次以全新方式发生的危机仍将无法避免。监管当然能避免危机，但代价只能是扼杀一切创新。次贷危机绝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但没人希望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朝鲜。 和生物系统一样，经济系统是在连续的创新和淘汰浪潮中得以进化和发展的，进化赖以继续的前提是，未来对于创新是开放的。许多生物创新曾在短期造就了物种繁荣，随后当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改变时便不再适应而遭遇灭绝。今天，当我们赞叹自然之神奇和生物之丰富多彩时，或许已经忘了数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上，曾经历过的无数次物种灭绝，99%以上的物种早已不复存在。同样的，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甚至痛批那些创造了衍生品的投行时，可曾记得它们创造了数十年的繁荣？假如上帝当初把那些变异生物个体视为怪物而加以清除，他可以避免生物大灭绝，但他将永远见不到脊椎动物、灵长类，当然，还有我们人类。

（按：假如今天某位对经济学了解不多的美国读者，在报纸上同时看到两篇分别来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奥巴马阵营经济顾问的评论文章，那么，他很可能分不清这两个“奥派”，因为他发现这些人都在用同样的腔调、同一组词汇，激烈的指责过去二十年的货币政策；虽然多半不点名，但谁都清楚，这桩罪案的首犯，就是格林斯潘。 对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格老本人，这都是一个悲剧，奥地利学派在被边缘化几十年之后，危机终于让他们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然而，在对芝加哥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一片指责声中，现实经济政策已全面倒向凯恩斯和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很可能成为未来十年的主导，扬眉吐气之余，奥派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相反，他们看到了奥派与芝派共同痛恨的财政扩张、福利主义、贸易保护，或许，最糟糕的，还有工会势力的复兴。 作为一个阅读者和思考者，我更喜欢奥派，然而作为观察和评论者，我赞扬更多的，是格林斯潘，原因无他，奥派从未有过让我赞扬的机会，在当代政治条件下，他们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实际上，这两个学派的分歧，远没有某些奥派学者在最近的批评中所宣称的那么大，抛开术语体系的差别，根本性分歧并不多；具体到货币问题，弗里德曼从未主张把货币政策用作反周期工具，相反，他明确主张让基础货币量按恒定的比例递增，格老的政策虽然与弗里德曼的建议不同，但不把货币政策当作反周期工具这一点，是一样的，奥派在这方面的指责，有攻击稻草人的嫌疑。 既然奥派和格老同样认为周期不可避免，周期甚至是发展得以进行的方式，那么，又何必为金融危机寻找一个罪魁祸首呢？现在好了，让奥巴马折腾吧，等到他下台的那一天，或许更早，人们会怀念格林斯潘的，包括奥派。） 格林斯潘继续捍卫市场原则 辉格 2008年8月18日 最近，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抨击了美国政府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措施，这是格老近来针对本次危机发表的系列评论中的最新一项，也是罕见的对当局政策的直截了当的批评。或许是格老的漫长任期已让媒体养成了习惯，人们总是试图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揣测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反而忽视了他的评论和建议所立基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理念。在我看来，格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念更有价值。回顾次贷危机暴发以来格老的历次言论，可以发现一条主线，格老对自由市场经济始终充满信心，对政府过度监管总是心怀警惕。 格老反对现行“双美”救助方案，是因为该方案会让政府不必要的长期介入抵押贷款业务，他的建议是将“双美”先国有化再分拆出售。这一建议有两层含义：首先，格老反对为抵押贷款业务提供政府支持，他显然认为像“双美”这种政府资助企业（GSE）本不该存在，政府不应介入这一本应属于私人的领域，而“双美”在政府隐含担保下的大规模低价放贷恰恰是次贷危机的祸根之一，所以，格老主张将“双美”分拆出售，从而让联邦政府一劳永逸的摆脱对房贷的担保责任；其次，政府对GSEs的原有承诺既然已经做出，就该负责到底，而且这种责任应该清晰明确，如此才能维护政府信誉，格老因而建议将GSEs先行国有化。 按以往的经验，每当经济繁荣、市场景气时，我们听到的都是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颂扬之声，可一旦经济陷入危机，对市场的质疑声浪便立刻充斥舆论。虽然经济起起伏伏并不少见，然而历史总是比现状更容易被忽视，每当衰退开始，投资者胆战心惊，对戏剧性事件职业性过敏的媒体乐意描述一个灾难性故事，专以廉价收购陷入绝境企业的残余资产为生的资本食腐者也乐于制造恐慌气氛，以便将腐尸的价格压得更低。而一片哀鸣之中最可怕的声音则来自政客，他们急不可耐的挺身而出，要去抓住那个制造灾难的坏蛋，好让自己成为救世英雄。 这种气氛之下，呼唤政府救市、抓坏蛋、加强监管的声浪是很难抗拒的，然而，格老在喧嚣中勇敢的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告诫人们，“或许我们无法轻易反对或接受房价和股价的变动，但我们能抵御政治绝望者建议遏制竞争市场的叫喊……如今的危险在于，一些饱受通胀激增之苦的政府会试图重新掌控经济事务。如果上述情况普遍出现，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作为长期担任公职的全球经济“首席监管者”，能如此冷静的劝诫政府遏制管制冲动，尤为难能可贵。 格老之所以能如此坚定，是因为他认识到，市场泡沫和经济波动是人类行为和市场机制的本性所决定的，除非连同整个市场一起被扼杀，否则泡沫和周期不可避免。基于这一认识，格老反对将反周期作为监管者的工作目标，而将美联储的职责限制在稳定货币上，即：不要试图抹平周期，货币当局的职责仅仅是在经济动荡中保证货币购买力稳定，同时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格老指出，“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相反，讽刺的是，此次危机的“绝大多数损失”恰恰“都出现在监管最严格的机构——银行”。 自由市场意味着开放，向各种可能性开放（除了暴力和欺诈），既然如此，市场便有出错的可能，市场参与者也便有间歇性集体疯狂的可能，他们应自负其责，并在此过程自我学习；他们不应期待监管者替他们排除一切风险，因为对于开放的未来，监管者和他们一样无知，他们更不应期待救世主搭救他们于水火，否则没人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的经济必须接受监管，那么最好是格林斯潘式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