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2021-10-02】
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第一章——
对上层社会繁殖能力的一种评估方法，即通过墓志提供的数字来计算志主的儿子数量，[37]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许多例子中，墓志中只记载存活下来的孩子，那些早夭的则被排除在外。[38]若将目标集中于超过六十岁去世的男性，即可计算他们所拥有的二十岁以上儿子的平均数量。如此，通过对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志进行统计，可知典型的男性精英平均拥有3.3个儿子，其中大部分都能成年。[39]若进一步精确，则其中18%的人有一子，20%的人有二子，16%的人有三子，42%的人有四个及以上的儿子，仅有3%的人没有男性子嗣。[40]有必要指出，在这些例子中的武人——特别是那些高级武将——普遍多子，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家庭策略，即以多产子来补充殁于战事的青年。然而，武人在本书讨论的精英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41]出于估计平均每位男性精英儿子数量，第二种途径涉及志主在其兄弟间的排行，这一细节在墓志中也经常得到体现。在出土于长安和洛阳的30岁及以上男性的墓志中，39.7%的人是长子，22.6%的人是次子，15.4%的人行三，10.5%的人行四。[42]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推断，大约17%的男性精英仅有一子，14%的有二子，15%的有三子，而半数乃至以上的精英则有四个或更多儿子。虽然无法通过这一途径计算平均数，但这一分布比例已经接近于一位男性有三个儿子这一平均数。[43]
唐代士族平均3.3个成年儿子，比英格兰贵族的平均2点几个（见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明显多，大概是多妻制的效果。
相关文章
标签：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