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从博弈论角度理解法律》中从“信念”角度对法律给出了一个定义之后，zhangiii就曾问道：那么“道德和法律有什么区别呢？”，我的回答是：与法律一样，道德也是博弈者关于他人对自己行为将如何作出反应的信念，而两者的区别在于：

它们所包含的信念对成本预期的影响不同，道德信念是相信某种行为将导致其他博弈者今后对行为人“另眼相看”——这也是一种惩罚，不过是消极的，而法律信念则是相信某种行为将导致博弈对手的“矫正行动”，可能是报复，也可能是寻求司法救济。

与我不同，小橘子将道德界定为“流行的价值观”，我不喜欢这个定义，因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分布状态与它的秩序和制度之间，并没有确切的对应关系，所以这样定义的道德概念对于制度分析并没有太大用处。

的确，人们常常误以为价值观分布状态与制度之间存在确切的甚至线性的对应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在《理想与路径》一文中已经讨论过，举个简单例子，我并不相信诸如“让更多人接受宪政思想就能让社会更接近宪政制度”这种看法。

制度如何演变是个发生学问题，它可以也经常完全背离价值观分布，一个被绝大多数人讨厌的均衡/道德规范/制度，不仅可能，也很常见，而且完全可以在没有外力强制的情况下长期自发的存在，占座传统或许就是个例子，为更清楚的说明这一点，我举了裹脚这个例子：

我暂时仍坚持我对道德的定义，因为用这个定义让分析变得更简单。

该定义与我对法律的定义很相似，要点都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他人对自己行为之反应的假定（即所谓信念），而不是对自己的规定或约束，因而，它们都可以无关乎自己的价值观，甚至也无关乎他人的价值观，因为他们不必假定对方的反应是基于价值观作出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法律信念是相信违反规则的结果会得到矫正，违反者会得到惩罚，而道德信念是相信违反规则的人会被另眼相看（这意味着他会被排除出未来的某些交易）。

所以，理论上完全可能存在一些“坏的均衡”，即，某个信念支撑了某种道德，而该信念与所有人的价值观相悖，但基于该信念的均衡却真实存在，即，按该信念所做的预期都没有落空。

现实中，这样的“僵局”/“坏均衡”/“低水平均衡”，是可以观察到的；比如裹脚和女性割礼，很可能，每个母亲在给自己女儿裹脚时，在内心都是痛恨这一传统的，她或许会想，要是所有婆家都不在乎大脚媳妇，那该多好啊，而同时，那些要求小脚媳妇的婆家，在内心或许也未必喜欢这种传统，他们或许会想，又不是我喜欢小脚，我也是没办法，要是大家都不取笑大脚媳妇，那我自然不会坚持，难道我当初被裹脚时就不痛不恨吗？难道我为女儿裹脚时就不心疼吗？……然而事实上，婆婆们依然要求小脚媳妇，母亲们依然在给女儿裹脚……当然，裹脚习俗最初发端时，或许是有某种制度价值的，但此时已纯粹是个僵局了。

不过，进化过程的确可能赋予个人一些价值倾向，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那些长期牢固存在的道德信念，因为这或许是种优势，让个人更容易应对社会关系问题，但这些应该是极少数，只有那些支撑了极长期均衡的道德信念才可能获得相应的遗传基础。

一些后续评论：

cx zhang：

这样的“僵局”/“坏均衡”/“低水平均衡”是否可以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如不发生什么革命）自发地被打破。如果一个家庭开始拒绝给自己的女儿缠脚，同时表示愿意迎娶大脚媳妇。这样很明显能带来一些收益，如不缠脚的女儿或媳妇能够干更多的活什么的。

就是说在这些坏均衡中是否能出现一个好的变异并扩散？我觉得有可能。

Whig：

嗯，这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当这个挑战者在其他条件上有很大优势的话，挑战就很可能成功，比如他是个大富豪，宣布绝不给自己女儿们裹脚，爱娶不娶，也绝不接受裹脚的媳妇，爱嫁不嫁，他的其他条件让他完全有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代价，并可能由此创造新的风尚。

实际上，新的习俗往往是上层社会创造的，因为他们在某方面的巨大优势，常可以让他们在其他方面所受的约束大为松弛，从而令变革成为可能。

cx zhang：

恩，这个有点意思，自上而下；而从底层发起的农民起义建立政权后，我感觉，很大程度是对前朝的模仿，特别是太平天国。

胡天翼：

这个问题早就困扰我了。

辉格老师最后提得改进方案在实践中基本没有用。可以占座的地方太多了：自习室，教室，食堂……分配的“占座点”数根本没法算。

虽然我不太待在学校，但也知道占座最激烈的地方应该是自习室，特别是有空调，且安静的图书馆自习室。有一段时间我也假惺惺地早上去那里读书，去的很早，七点图书馆一开门就去了，里面是没多少人，但大部分位置都被书占着，看着很恼火。

当时我就盘算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没想出来，因为我发现占座已经成为一种新规则，所有人都默认在这个规则下抢座。我一个人如果强出头打破规则反而会冒风险，在格外需要安静的自习室，与他人争座位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假惺惺地去图书馆了，直到有一次再去逛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占座的现象减少很多。原因很简单：管理员出手了。管理员把桌上那些过夜占座的书全收了，这种规则一下子就被扭转回来。

小橘子：

我的经历和胡天翼非常类似。图书馆也是占座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但是我的同学，比胡天翼的同学更执着。不管是图书馆还是自习教室，每天晚上管理学都会把书收走。所以隔夜占座是没有的，但早上占座下午再去，或者给半天后才来的同伴占座的现象，非常普遍。图书馆里有贴标示：“离开座位半小时者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其他读者有权使用。”但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坐有书占着的座位。真正起过效果的方法是，图书馆管理员先把无人座位上的书整理好，半小时后把这些没被动过的书放到窗台上。这个方法一时效果显著，但逐渐大家又有了对策。因为管理员来收书的密度并不大，有些为同伴占座的同学，等书收走后，马上又把书从窗台上拿到空座上。

我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改变现状，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文化。

制度这条途径，非常简单，增加图书馆管理员收书的密度，例如每小时检查一次，将有效遏制占座。起效快，但成本大。

文化这条途径，改变同学们不愿使用已占座位的心理，营造占座无用的氛围。我设想的方法是，在门口贴出标示：“您有权使用无人的座位，即使该座位上有物品。您可将物品移至存物台。如果您短暂离开座位，请留下纸条说明离开时间，半小时内您有权保留座位。”这样，看到没有留纸条的占座座位，同学就可以大方使用了。每半小时留一次纸条，这给为同伴占座的同学增加了成本，相信给同伴占座也会受到压制。

文化这条途径，是否有用，现在不敢断言，我有兴趣试一下。另外，也可以问问国外的同学，他们是否存在占座现象，如果不存在，是否有哪些制度措施制止这种现象。如果不存在任何制度，且自习座位资源紧张，那么可见文化有差异。

Whig：

哦，看来情况跟我们那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占座通常限于教室的前几排，占座的目的是要个好位置，而不是要个位置，位置总是够的。

那时候没空调，这可能是关键差别。

不过技术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自习室和阅览室的座位都可以用点数竞购嘛，竞购结果以电子票的形式发到订座者的手机上，校园各处可以放几个打印座位票的机器，发生争议时，座位票可与手机中的电子票相互验证。

Yufei Huang：

我今早想过也许是文化的差异，在澳洲，临近考试期间，图书馆、各种学生活动中心的座位也会非常紧张，但没有占位的现象。为了保证有位置，只有自己早起，用自己的屁股占位，没见过用书包或者书占位的，好像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制度影响了文化，还是文化影响了制度？中国人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下，也不会占位了，我听过几次中国学生之间拒绝对方帮忙占位的请求。

冀志罡：

这其实是个道德问题。所以这种现象在中国远比在其他地方普遍。

我念书的时候，完全无视这种占座。办法也简单，直接把书拿到前台。后来其他人也这么干。没有人敢争执，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理。

Whig：

你的意思是，中国人更遵守道德，还是相反？从你这句话里，还真看不出来。

我倒觉得，占座风俗或许已经构成了某种道德规则，只是我自己不赞同这种道德，所以，在条件合适时，我可能会去尝试挑战这种道德，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由于我意识到这种道德的真实存在，我会有感觉到并承认自己有点“出格”。

呵呵，这话说起来确实有点绕口，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bear：

我觉得是中国人更善于和乐于钻道德的空子。推想用书占座的来源，其实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屁股占座有一个漏洞–屎尿。上厕所的时候怎么保留座位呢？在座位上留本书标识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否则每上一次厕所就要找一次座位，尿尿成本太高了。于是留书占座的制度就形成了。

这和中国人更喜欢插队之类的是一个道理。资源的紧缺和分配不均衡，导致中国人守秩序的机会成本更高，钻空子的收益更大。

Whig：

嗯，上厕所可以很好解释其发端，但好像不能为何它会成为一个均衡。

不守秩序的习性好像解释不了占座传统，因为该传统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如果中国人果真那么不守秩序，为何都不果断把书扔开呢？

我倒觉得这可能跟中国人比西方人有更严重的从众倾向有关系，怕挑头，即，他们更愿意服从那些在特定临时情境下看上去像是秩序的均衡状态，而不愿去尝试推动那些按某些广受认可的原则可以推知但实际上还未达致的秩序，这意味着，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其实人人都讨厌的秩序，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该秩序会持续下去。

这一点在另一件事上也有体现，比如有人在大街上被受伤倒地，在中国他被漠视的机会很可能会高于在西方，但这未必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怕挑头，一旦有人先出手，其实热心人多的是。

不过这些都还是很没信心的猜测。

cx zhang：

有没有台湾，日本或韩国大学占座的一些事实？

Whig：

嗯，期待比较研究。

另外，我猜，如果你去做一个问卷调查，很可能绝大部分学生都会说，不喜欢占座风俗。

冀志罡：

呵呵，道不道德是一目了然的。

我不觉得这里有传统，也不觉得跟尿尿有关。短暂的离开，甚至中间较长时间的离开，一般不会影响座位——无理占座还是真在自习，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今天的中国人很愿意为了一丁点好处，例如不管有用没用在图书馆占个座先，而损害其他人，并且丝毫不觉得内疚。据我观察，大多数人，对于旁人的侧目也丝毫不以为意。中国人是彻底地原子式个人主义者。

bear：

我不太喜欢冀老师把问题归结于中国人道德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外国人在中国也一样会学中国人的做法。可见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国的文化，或者说是中国的自发秩序。举个更常见的例子–插队。一个法国留学归来的朋友曾经对我感慨过，在法国，即使队伍中都是中国人，所有人都会指责插队者，而回到中国，要是指责插队到到你前面的人，其他人反而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劝你算了。插队的收益和成本一目了然，在不同的博弈环境中选择不同的策略，相当符合理论预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种博弈环境是怎么形成的？还有怎样才能改变它？

小橘子：

我对道德的定义是：流行的价值观。遵守既定秩序，这往往是一种道德，但是遵守损人利己的秩序，有矛盾的两条道德在里面。以我的判断，坐到被占座位上的同学，正义感应该压过愧疚感一些。换句话说，不愿意使用被占座位，主要不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不想惹麻烦。如果这样的心理是流行的，那么这种心理可称为文化。（对词语做不规范的定义，我是张嘴就来滴，呵呵）

感谢前面yufei huang提供的澳洲同学的例子，探究占座现象的原因，我想文化是一个主因。这里体现的中国文化，可以总结为：避免与人直接冲突的文化。也就是说，比起损害公共利益来，大家更不愿意损害明确的、小范围的对象的利益。这和中国的人情世故、重关系、轻规则的文化是一致的。更远一点，和含蓄、克己、谦让的文化，也是相关联的。

占座现象，是由两方面共同作用形成的，一方面是占的同学好意思，一方面是无座的同学不好意思。如果从占的同学好意思这个角度看，就会得出中国人更无耻的结论。我更喜欢从无座同学不好意思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使用被占座位，使得占座者几乎不用承担与人争执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占用座位的收益，占座的成本小，收益大，久而久之，占用座位这种做法就流行了。

回顾澳洲同学不愿意替人占座的心理，是他们比较高尚，还是考虑到占座可能遭遇争执，也可能遭遇被无视，而选择不去做呢？是本能反感还是理性选择，暂时无法区别，很可能两者皆有。

如果认为澳洲同学的不好意思是出于本能，也就是他们避免损害公共利益的道德强一些，那么可以说在这个占座问题中，中国人的占座者的低道德因素，和无座者的避免冲突文化因素（以下简称忍让因素），都是起作用的，甚至有可能前者起主要作用。

在一起事件中，低道德因素和忍让因素，可以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因素。但是，放到较长时间尺度来看，低道德可能是由忍让诱发的。（但是低道德似乎不能诱发忍让。 ）

为什么中国人形成了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较弱的道德？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忍让文化，使破坏公共利益的成本，与欧美文化环境相比，较小。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这种弱道德就不再是单次行动的理性选择，而内化成价值观了。

继续追问，忍让文化是怎么来的？历史发展中可能有一些偶然，使后人难以确知。不过这个问题，一种思路至少可以切入，那就是进化博弈论。

举一个例子。美国南部文化，与北部相比，更不宽容一些，即人们的报复性强一些。同时，为了避免冒犯别人造成冲突，他们也更注重礼节。对这种文化差异的一种解释是，南部与北部相比，缺少外在权威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司法体系在南部较落后，因此，人们必须更具有报复性和礼节，来自己维护行为规范。而在北部，由于司法体系发达，忍让的人也不会吃亏，因此报复性的进化优势，比南部弱得多。

按照进化博弈论的结论，以牙还牙策略，有利于好人策略，不利于坏人策略，相当于扮演了警察角色。在美国南北部的例子中，外部权威充当了警察角色。中国的忍让文化，有可能来自于早期的严厉的部落等级，也有可能来自于后来严厉的家族等级。这些等级制，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充当了警察角色。

jialong314：

用书占位置例子有点像现在知识产权，过于多的预先“占座”抢注专利权而又不使用。虽然让一部分勤于“占座”的同学到课的积极性很高，但却打击了后来者的积极性。

辉格：

同意，很像专利权，但不像其他知识产权。

汤文清：

辉格老师，先谢谢您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想提这个问题，是想起了前一阵罗老师苦于楼下歌手，您给出的有关建议。在我看来占座和歌手唱歌的有感觉上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在公共地上，都是每天进行有规律的活动（每天上课上自习）。跟圈公地又有点像，因为看到贴条的那位让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出现刻字占座这种事，那就变的很荒谬了。

辉格：

两种情况很不一样，在座位上放本书不是有效“占有”，与站在现场演奏相比，其自我执行的排他性要差得多，这意味着：后来者把一本书挪走，和把一个正在演奏的人挤走，其造成的冲突强度是很不同的，前者几乎没什么冲突；时效取得是以有效占有为前提的，比如对于土地，你用石灰在土地上画个圈，然后在若干天后对后来者主张所有权，这恐怕得不到支持，相比之下，如果你扎道篱笆，你的主张就显得合理了一些……如果你再养两条狗在那儿，如果你在那里耕种，如果你在上面盖了房子，如果你把家搬了进去……

当然，对占有的有效性程度的判断依据，不仅是占有措施的强度，还与资源的稀缺程度（或者说竞争的拥挤程度）有关，在稀缺性极小的情况下，或许画个圈插面旗就够了，而随着稀缺性提高，认定权利所需的占有强度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汤文清：

把家搬进去的话……确实有人在自习室占座宛如把家搬进去一样。空调自习教室里有的占座位上有一垒一垒的书，以及书包，卫生纸，零食，水壶，茶叶罐药瓶等等会用到的东西，虽然如此这些主儿并不常来，不过这样的座位因为东西太多即使空着也不会有来上自习人想去做，所以这样的教室一般东西非常多但很人不多，造成空调教室一种资源的浪费吧。另一种宛如家一般的是考研自习室，是普通教室在最高层，那里占座的布置基本上和上述别无二致，不同点是人每天都会来而且时间长（基本上坐一天）。我的一位同学为了激励自己去上自习还放了好几盆盆栽，种了风信子还养了两只小乌龟放在那……也就是说想要长期占座上自习的同学确实考虑到了有效占有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两种前一种空调自习室的有效性有待商榷（因为我最近没去观察所以不排除我那位同学的做法刺激了底线）因为生活迹象明显但其人很少去（也有生活迹象明显经常去的）。考研自习室的有效占有和时效都很强。其实这两个例子和我想要问的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您这么一说想起来其实还有这两种。

辉格：

嗯，这就颇有点入侵的味道了，我觉得，面对这种局面，利益受损者和他们的受托管理人仍不予阻止，那就只能说他们太过懦弱（对受损者）或太过失职（对受托者）了，如果他们长期听任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而丧失自己对这些公共空间的用益权，而让入侵者长期得逞，那是他们活该，若这些入侵者果真能将此状态维持数年，届时我会支持他们的权利。

汤文清：

不过还好他们最多只能持续一到两个月，因为隔不久空调教室就会有宣讲会\考试等，届时管理人员会把桌上的东西都清理到教室一角（当然有时候顽强者会后马上复位）。考研自习室的话，到考研前几天大家就都撤干净了。要真有持续几年占座然后宣布权利（座位所有权？）的家伙出现那可真是壮哉。想问辉格老师，如果学校教学楼拆除的话是不是也要这个占座者签字同意呢？

辉格：

如果其占有强度和历史果真达到了构成权利的程度，当然需要征得同意，否则就是侵权了。

您对占座的有效性如何看待？大学里占座很普遍啊，先开始是一次性的，比如拿一本书放桌上听课后就拿走了。后来是一本书一直放在桌子上，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一直占这学期的课，一般课本上有个字条写：本人xxx占星期三第三节课：一类是占自习室，在桌上扔本书，不过这主儿一般不怎么勤，所以自习室一般满桌子书但没几个人，空调教室尤甚，经常有同学因为做了有书的空位子而引起争执：你虽然占了但是你没来啊。最近更甚者，用胶带贴纸在桌上说占座（长期），觉得更甚是连物的放置都省略了。

我认为用象征性物品占座不构成一项权利，因为，依我的体会，占座者不能合理的做如下期待：抢走他所占座位的人将得到惩罚，或者该结果将得到矫正——在我们能够想象的各种情形中，这样的预期恐怕连占座者们自己也不会认为是靠得住的。

占座者顶多能做这样的期待：抢走他象征性占据的座位这样的行为，会被许多旁观者视为是粗鲁无礼的，而做出此等行为的人将遭受鄙视；这一区别意味着，在某些亚文化的道德环境中，占座或许可以得到道德的支持，但即便如此，它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所以，如果我是法官，我会拒绝受理占座纠纷。

如果我处于需要对此作出道德评判的境地，我大概也会反对占座规则而不支持对抢座者的谴责（我尤其反对将占座规则延伸至节目/演讲开始之后）；不过在细细自省之后，感觉好像当初对占座行为也没产生明显的反感，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占座者多半是女生，而照顾一下女生我又觉得是应该的，如果能排除这个因素，我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反对。

反对占座规则，是因为我觉得，对于解决座位分配和排队问题，象征性占座规则并不是好方案，至少不比屁股规则更好；象征性占座的问题在于：占座行为只能体现占座者获得好座位的意愿，却无法体现他愿意为之付出多少代价，由于缺乏成本约束，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而屁股占座解决了激励问题，但引入了新问题：租值耗散，屁股占座者确实付出了与其意愿相称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没有作为对价支付给任何人，而只是耗散在屁股下面了。

可能的改进方案是：学期初给每个学生分配若干占座点，女生/近视/身材矮者可加分，他们可以用这些点值去校园网上竞购每堂课/演讲/节目的座位，如果交易费用不太高的话，或许比屁股规则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