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做各种事情——思考、说话、工作、解决问题、与人交往，或安排生活——的方式，常常会形成固定的模式，并随世代交替而一代代传下去；这些固定套路，在个人叫习惯，在群体叫习俗，在技艺叫门道，在器物或艺术叫风格，在语言叫口音或腔调，在思想叫流派，笼统的，都被称为传统，它们构成了文化的主要内容。 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得益于我们在行动时所固有的保守倾向，尽管人类已经是头脑最开放，心思最活络，最具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动物，却仍无法摆脱这一倾向，因为保守性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每一代相当精确的复制上一代，生命的有序结构才得以维持，过高变异率会摧毁任何结构；这一点对文化同样成立，尽管两者所能容忍的临界变异率可能十分不同。 保守性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我们在做多数事情时，面临的选择实在太多，而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可行的，随机改变而得到可行方案的希望极小，获得改进的机会则更为渺茫，所以一旦你有幸找到一种可行方法，最合理的做法就是牢牢记住它并不断加以重复，不要轻易试探其他可能性，除非错误代价很小。 比如种稻，假设播种时间、育秧天数和灌溉次数分别有20种、10种和3种选择，每次灌溉的时间有5种选择，那么种植者一共就有4万多种选择组合，其中或许只有几百种能带来正常收获；此时假如你已找到一种可行组合，尽管可以指望还存在可成倍提高产量的其他组合，试探仍是不合算的：以万分之几的几率获得数倍产量，代价是以99%的几率丧失整季收获；更何况像水稻种植这样的事情，可选参数实际上比这多得多，其组合将是天文数字。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因探索而得益的机会这么小，那么诸如种植水稻的正确方法之类知识最初是怎么获得的？难道不是探索的结果吗？答案之一是达尔文式的：探索的代价确实很高，经常是丢失生命或繁殖机会，但有时生物必须承担这种代价去解决面临的问题，那些没找到解决方案的个体都没留下后代，而我们的历代祖先有幸都找到了，这正是我们存在于世的前提。 其二，获取和背离一种方法的代价是不对称的，因为方法的发现可能改变了成本收益曲线，当我们祖先最初探索谷物种植方法时，以狩猎采集为生，利用闲暇尝试种植，权当消遣，成败无关痛痒，可一旦找到好方法后，谷物便会养活更多人口，越来越多人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不适宜狩猎采集但适宜种植的地方也有了居民，此时种植失败便是灾难了。 其三，许多创新不是有意探索的结果，而是无心之获，可能是一时疏忽差错，或意外干扰，或模仿学习中的误解，或不具备照搬条件时的姑且凑合，这些偏离的后果多半是中性或恶性的，所以生活总是充满失败、灾难、死亡和灭绝，但也有个别偏离得到了好结果，于是有了改良和进步。 保守倾向的另一个理由是，一种方法的长期沿袭，会降低继续使用它的成本，而提高更换它的代价，因为随着该方法的持续反复使用，围绕它的知识、工具、技能、设施等等资源会积累并特化，同一条路走多了，会被踩的更平，沿路陷阱和危险会被发现并记住，重要路标被识别和命名，歇脚点被开辟和修缮，通往它的分支小路也纷纷被踩了出来，此时，弃之另辟它途的机会成本，就比当初选另一条路要高得多，于是路径选择便被锁入在了传统之中。 保守性也引出了我们的另一种倾向——将某些已知可行的方法、策略或原则视为无须考虑而应加以遵行的，是无须其它理由支持而本身有其价值的：起初用果木烤鸭、用橡木制酒桶，只是因为它们方便合用，因循日久，果木烤制和橡木桶储装本身被赋予了价值；如此将工具价值当作终极价值对待，就指导行为的效果而言，起初是完全等价的，可是当情况变化，比如发现了被证明更好的方法时，这种将手段价值化的保守倾向，有时会成为改进的障碍。 不过，此类妨碍与另一种情况常纠缠在一起，颇难区分：策略的价值化，也是防止疏忽大意、偷工减料、欺诈蒙骗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二阶策略；特别是当我们旨在保守的，是一种与人合作交往（而非独自做事）的策略时，往往会面临牺牲长期利益而谋取短期利益的诱惑，而策略的价值化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这种诱惑：假如我将诚实守信本身视为值得追求的价值，是我人格中值得珍视的部分，而不只是追求长期利益的手段，我就能更好的抵御机会主义。 除了我们固守已知可行方法的保守倾向之外，传统之牢固性还得到了另一种力量的强化，经济学家称之为网络效应，意思是，有些做事方法，只有当别人也采用它时，才是可行的或有优势的，而且采用者越多，优势越大，许多事情都是如此，比如消费规模不足以支撑全日制零售业的地方，商家必须决定哪些日子出摊，某一选择采纳者越多，效果就越好。 此类抉择被称为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经验表明，当存在这样的协调需要时，无须中央权威统一指挥，只须借助一些细微线索，或者最初的微小差异，参与者通常很快便可自发达成一致，比如某座庙每月初一十五香客较多，且庙前空地适合摆摊，一些商户便选择这两天在庙前出摊，于是吸引一些买家在这两天去庙里，然后更多商户发现该选择的好处……集日便产生了。 像集日之类由协调博弈而产生的一致选择，被称为聚点（[[focal point]]）[1]，大量习俗和传统皆由这一机制所生成；聚点一旦形成，其地位就会被上面提到的资源特化所加强，起初难分伯仲的其他选项，被迅速排除于考虑之外，此时改变就很难发生了，因为要改就得大家一起改，要让系统从一个聚点转到另一个聚点，后者需要在其他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来弥补其在网络效应和特化资源上的不足。 传统之牢固性，也因其系统性而难以撼动，各种习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依赖而构成一个体系，因为对于个人，每项选择都限制了他在其他事情上的选择余地，选择一个职业，很大程度上就限定了居住位置、交往圈子、作息安排，甚至娱乐内容、穿着风格和说话腔调也被限定了。 同样，对于群体，每项习俗的存在都将改变其他习俗出现的可能，在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和单亲家庭普遍的地方，不大会有大额彩礼和贞操习俗，缺乏贞操习俗的地方，就不会有缠足或蒙面头巾之类的习俗，在婆婆权威牢固或有着其他闺禁习俗的地方，就不会有女性割礼这么残酷的贞操控制方式。 文化系统的这一紧密耦合特征，在传统乡村社会比在现代城市社会更为显著，它将指导生活各个侧面的诸多传统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很难取此而舍彼，即便是那些最有能力把握自己命运的人，而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几种一揽子套餐中做出选择。 --------------------------------- [1]聚点又称谢林点（Schelling point），由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于1960年在《冲突的策略》一书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