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为什么会离散？我的结论是因为供给离散化。在商品话的社会中，同类不同质的商品供应并不连续。比如在上海, 不少人下班回家，要么坐公车，只要两块钱但能挤出屎，要么打车，但要40多块，不存在中间状态，想出10块钱舒服点回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商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二分，但也大多类似。供给离散化是因为商家和商品种类是有限的。假设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一一对应地正相关，把所有可能的价格\质量看作一条线，不妨命名为“供应线”， 商家只能在供应线上的几个点供应商品，不妨命名为“供应点”。一旦有商家在该“供应线”上找到一个新的“供应点”，这个新的供应点上的净收益超过某个已存在的供应点，那就是一种创新，新的供应点将淘汰旧的供应点。最终，商家们会找到最优的几个供应点，使得新的供应点无法“入侵”。如果是写论文的话，可以数学建个模找出最佳供应点。现在先不纠结在数学模型的问题上，仅看结论–商品经济的供应点不是连续的。假如不是商品经济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狩猎经济中，供应方和消费方是同一个人。这人每出现一种新的需求，他就可以找相应的“供给”来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认为供给是连续的。供给不离散化，那消费也就不会离散化了。

确实，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消费的离散化，比如商品在技术/工艺上的不可分割性，分割的不经济，交易费用对可分割性的限制，等等，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所有这些供给和交易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离散化，不是我的假说所针对的，那是另一个课题。

我所关注的，是那些消费者主动、刻意造成的离散化，用黑话说，那是群体行为自组织的结果，即，一个群体中消费行为的分布不是杂乱随机的，而是自动汇聚成了若干清晰可辨的条带，条带之间存在着足够宽的空白，所以，即便供给是完全连续的，消费仍将是离散的。

我还没想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假说，所以就用了“消费离散性”这个宽泛的词，其实我的意思要狭窄的多；具体的说，人们标示自己身份和识别他人身份这两种行为的复杂互动，最终形成为数不多的若干种生活方式，个人的具体消费行为/消费量、商品类型/质量/价格，都被组织在这些生活方式之下。

当然，那些自我认定于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实际消费行为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但重要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认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方向明确的动力，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大有帮助，这一帮助不限于消费行为，也适用于储蓄、借贷和就业等等方面，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提示过的。

这一点很像道德规范，尽管每个人的日常实际行为与规范之间的距离千差万别，甚至有些规范实际上很少有人遵守，但人们心目中对规范的理解和认定却大致相仿，所以，即便没人遵守的规范，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它对人们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方向明确的动力，因而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行为。

有意思的是，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离散化的结果，它是对他人行为之期望的离散化，而且也与身份有关，这一离散化的结果，使得三人以上博弈变得简单，这个话题以后再细谈。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交易不发达的社会，消费的离散性反而更突出，传统社会是很僵化的身份等级社会，个人的消费组成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其身份所规定。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至于处于或靠近底层的这部分占人口的比例多少，随社会制度而不同，马尔萨斯为我们描绘了两种可能的图景：一种是扁平化社会，绝大部分人生活中生存线附近，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绝对数量就达到了资源极限，另一种是层次化社会，财产权、身份特权、继承权等制度条件，使得部分人得以远离生存线，从而使得社会形成一种复杂多层的等级结构，此时，人口数量并未达到理论极限。

所以，“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这句话，只能是在“给定社会结构或制度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典型的扁平化社会，所以他说，如果按同等资源供养人口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社会了，这个国家的制度成功的将绝大多数人拉到了生存线上；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还有待考察，但这两幅图景的对比是很有启发的。

但很明显，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种社会是可取的，相反，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财产权得到保障，西方社会才维持了复杂而繁荣的文明结构。

好，现在就容易看出消费离散性假说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的含义了：等级阶梯的存在，激励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较高地位，或者爬升到较高的地位，通过克制生育数量来确保消费水准，从而在整体上，使得人口的极限水平低于没有这种等级阶梯的情况。

注意：这不是让人口脱离了马尔萨斯极限，而是移动了马尔萨斯极限本身，因为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

但是，克制生育数量只是确保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是牺牲数量换质量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手段：一个是嫡庶之分，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子女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

第二个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也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作为主继承人的长子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不低于自己，其他子女则能保障多少就算多少。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将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

所谓消费离散性，我此前的表述是：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无论这种提高是已经发生还是尚在憧憬之中——个人消费并非连续改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中，作阶梯式的跃迁。

但近来在思考就业问题，并意识到它与生活方式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我觉得这个表述不好，过早的引入收入和消费概念，限制了模型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看上去更贴切的是：个人在憧憬和安排未来生活时，是将资产、消费、职业、闲暇，捆在一起考虑的。

对于个人，职业不仅是一种收入来源，也是构成其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并且，职业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因此，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人为了获得维持当前生活方式所需收入，接受一种与该生活方式不兼容的职业，或者，某人从某种职业中获取的收入，使他迁越至另一种更高阶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仍保留该份与新生活方式不兼容的职业。

显然，从经典理论是得不出这样的约束的，而按先前的表述，我的假说也得不出；所以，离散性假说更恰当的表述是：个人总是努力获取所需的能力，以便在一系列生活方式中，使自己尽可能迁越至更高阶的一种，或不跌落到更低阶的一种。（这里暗含了一个假定：全部生活方式构成一个有向集）

民工荒越闹越凶的同时，大学生失业率也在提高，这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方式抱有较高的期待，甚至，大学生的身份让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身在较高阶的生活方式之中，接受一份蓝领工作将是一种“跌落”。

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业的交易员和工程师，宁可忍受一年半载的失业，也不会接受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甘在阶梯上跌落，更是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履历染上污点，因为雇主和邻居一样，习惯于通过在阶梯上所处的位置来评估他人，因此，生活方式，与其说是自己享用的，不如说是给别人看的——当然，我们已被基因组（还有meme组）设计的好像很会享受这些生活方式了。

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那么我们顺便可以对政府就业政策作出一个判断了：失业救济将抬高失业率，且抬高的程度远比经典理论所能预见的更大。

一位曾经富有如今失业的工程师，在被迫接受一份低等职业并接受跌落到低阶生活方式的命运之前，有许多办法可以避免或推迟这一厄运：动用储蓄、借钱、出售并回租不动产、在现有生活方式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缩减消费、偷偷摸摸的在现有生活方式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外缩减消费（现代城市生活使得这种隐瞒比古代更加容易），用山寨货冒充奢侈品，等等。

只有穷尽所有这些手段，仍无法维持时，他才会接受低等工作，显然，失业救济将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因而抬高了失业率。

然而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在许多风险领域，比如彩票、赌马等，穷人具有更高风险偏好。

我觉得，这一现象只有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之下，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在该假说引导下，我们甚至可以精确的预测，一个人究竟穷到何种程度，才会对何种风险拥有较高的偏好。

按离散性假说，决定个人消费行为的动机分为三层：

1）维持现有生活方式；
2）努力提升至更高阶的生活方式；
3）在给定生活方式下，更多更好的消费；

假说认为：其中前两层是根本的、决定性的，第三层是琐碎的、次要的、容易割舍的。

由此不难得出关于风险偏好的若干推论：

1）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只够勉强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毫无结余，则其风险偏好极低；
2）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足以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且结余额有望在可见未来助其升至更高阶生活方式，则其风险偏好居中；
3）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足以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但结余额无望在可见未来助其升至更高阶生活方式，则其在运用该笔结余时的风险偏好很高。

大量低端工薪者恰属第三种情况，他们无论如何省吃俭用，省下的积蓄也不足以让他们住进高档社区、开上宝马、搂上小蜜，而一个头奖却可以立即做到，所以在每周几十块的彩票上，他们的手会很松。

这一解释也对彩票设计指出了原则：彩票价格必须适合低端工薪者的开支结余，头奖金额必须能让他在生活方式上提升至少一级台阶。

小时候经常听我外婆说起，她在运用此类表达方式上颇有些造诣，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和twitter，否则定然follows无数。

这么说吧，作者重新发现了乘法表。费雪的《利息理论》对作者论述的问题都有了更深入全面的分析，而且，时间提前了好几十年。作者不如转而去写一篇《利息理论》的读书笔记。

我当即表示不服：

费雪……指出了不耐水平的不同引出的储蓄含义，在他的理论里，不耐水平是外生的，而我的非连续性假定将几种不耐水平向前推到了一个更深的机制，变成内生的了。风格B可以最好的演示我和费雪的差别：B看上去很耐得住性子，其实B对于下一次迁越比A更不耐，呵呵。

另一位铅笔老师冀志罡的批评听着比较暖洋洋：

用韬光养晦、享乐、冒进来解释行为，已经不是经济学了，属于行为学范畴，几种风格实际是不同的策略选择。

志罡老师说的有道理，但不是唯一可以成立的道理，要看从什么角度：不耐也可叫做时间偏好，而对于经济学家，偏好是外生的，无须考究，从这个角度，我是越出了经济学。

不过我还是想出了办法继续赖在经济学里：我的阐释也可视为一种“物品识别”的尝试，而物品识别是经济学家常干的事情，一条需求曲线所对应的物品究竟为何，常常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需要仔细辨认，张五常在阐述其需求定律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其需求定律的有效性，乃是基于对物品的恰当识别，如果识错了，曲线未必向下，具体可参见《经济解释》第五章“需求定律”第六节“何谓量？”，和第六章“小试牛刀”第五节“多质的需求验证”，分别演示了钻石和苹果的物品识别问题，苹果那个尤其精彩。

消费离散性假说，实际上将消费行为识别成了一个两阶段选择：首先选择生活方式——它本身是一种消费品，然后在此生活方式所框定的范围内选择具体的物品和消费量；进而，该假说指出了，对生活方式的不耐与对具体消费品的不耐是两种不耐，且会以特定方式相互影响——比如在策略B之下，前一个不耐会导致后一个很耐。

————————— 答辩结束，主题开始——————————-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惊喜的发现，消费离散性假说远比我原本想象的更有意思，而且这些意思绝对能够唤起经济学家的热情——它居然可以推出许多关于需求弹性的推论。

通常，我们会用必需品和奢侈品等类别来区分不同弹性的消费品，然而，用弹性所区分出的必需与奢侈，有时跟我们的直觉感受很难协调，比如“面子”，按理说算不上不可或缺之物，但许多人都可以为了面子不要命，弹性小的令人乍舌；现在有了离散性假说的若干推论，此类现象便很好理解（注：这些现象在常识直觉中或许原本就并不难理解，我说的更好理解特指“更好的在经济学框架下理解”）：

1）推论一：同一物品，对于处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同一个人，具有不同的弹性。

2）推论二：处于一种生活方式底部的消费品——意味着失去它们就会堕入另一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即便它在其它不处于该生活方式中的人们看来是奢侈品——，弹性很小，反之，远离底部的消费品弹性很大。

3）推论三：同一物品的上行弹性不等于其下行弹性，也就是说，物品随收入上升（或价格下降）的弹性变动曲线，与物品随收入降低（或价格上升）的弹性变动曲线，未必重合，用俗话说就是：某些物品，他拥有之前不甚在乎，拥有之后却守之如命。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今天又在想这个问题，发现原先的说法有点问题，只考虑到其中一种情况，实际上，从“消费行为在若干非连续状态（我将这些状态称为生活方式）间迁越”这一假定，可以推出三种消费风格，其储蓄含义不同：

A）及时享乐主义：选定一种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生活方式，并在此方式下尽可能多消费；

B）韬光养晦主义：选定一种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生活方式，并在此方式下尽可能少消费，多储蓄，为下一次迁越做尽可能快的准备；

C）冒进主义：选定一种可能的最高阶生活方式，即便为此穷尽一切已有的或预期可获得的资源；

显然，这三种消费风格带来不同的储蓄倾向，对应的储蓄率C<A<B。

这样，那篇文章对中美储蓄率差异的解释便可表述为：中国消费者更多的持有B型消费风格，即他们对本人或其子女的未来生活方式都有较高的期望，并为此而大量储蓄。原文中对应这个意思的文字是：

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

上述澄清虽未推翻但削弱了此文的解释力，因为该解释不再由消费的非连续性直接得出，而加入了额外的假定，原文包含了这个意思，但没表述清楚。

题外话，实际上还可以想象第四种风格：

D）清心寡欲主义：无论收入多少，选定一种尽可能低阶的生活方式，多出的钱自动变为储蓄。

但是，风格D与经济学硬核中的“稀缺性假定”相矛盾（该假定认为，人必有至少部分欲望永难满足），故不予考虑。

补充说明：我用了“阶梯”这个词来表述生活方式之间的高下，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生活方式集合构成一个单向链，其实我觉得，用一个有向网络（directed network）来描述可能更贴切。

今天搜了一下，发现百度上一篇价目表内容较丰，于是逐一浏览来验证我的推断，结果发现，数据与预期符合的很好。

可以看出，在15对10元以下的样本中，无一例外都是软贱硬贵，而且软硬价差绝大多数是5毛，我猜这大致是制造成本之软硬差异；在7对20元以上的样本中，6对是软贵硬贱，只有一个反例，是珍品云烟，另有3对样本比较暧昧，我不确定应将其归入高档还是低档（这3对中，1对软贵硬贱，2对软贱硬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更系统化的验证。

低档烟：

白沙（软盒） 长沙卷烟厂 37.00 4.00
白沙（硬盒） 长沙卷烟厂 42.00 4.50
牡丹（软盒） 上海卷烟厂 31.00 3.50
牡丹（硬盒） 上海卷烟厂 36.00 4.00
桫椤（软盒） 遵义卷烟厂 21.00 2.10
桫椤（硬盒） 遵义卷烟厂 22.00 2.50
小康（软盒） 铜仁卷烟厂 14.00 1.50
小康（硬盒） 铜仁卷烟厂 21.00 2.10
红金（软盒） 青岛卷烟厂 22.00 2.50
红金（硬盒） 青岛卷烟厂 25.00 3.00
红塔山（软） 玉溪卷烟厂 74.00 8.00
红塔山（15毫克） 玉溪卷烟厂 75.00 8.00
红塔山（软世纪） 玉溪卷烟厂 79.00 8.50
红塔山（世纪） 玉溪卷烟厂 83.00 9.00
阿诗玛（软盒） 玉溪卷烟厂 62.00 7.00
阿诗玛（硬盒） 玉溪卷烟厂 65.00 7.00
恭贺新禧（软盒） 玉溪卷烟厂 67.00 7.00
恭贺新禧（硬盒） 玉溪卷烟厂 72.00 7.50
红梅（软盒） 玉溪卷烟厂 39.00 4.00
红梅（硬盒） 玉溪卷烟厂 41.00 4.50
新石林（软盒） 曲靖卷烟厂 38.00 4.00
新石林（硬盒） 曲靖卷烟厂 41.00 4.50
吉庆（软盒） 曲靖卷烟厂 25.00 2.50
吉庆（硬盒） 曲靖卷烟厂 28.00 3.00
三塔（红软盒） 大理卷烟厂 37.00 4.00
三塔（红硬盒） 大理卷烟厂 42.00 4.50
红河（甲软盒） 红河卷烟厂 47.00 5.00
红河（甲硬盒） 红河卷烟厂 51.00 5.50
金桥（软盒） 华美卷烟厂 36.00 4.00
金桥（硬盒） 华美卷烟厂 46.00 5.00

高档烟：

人民大会堂（硬盒） 营口卷烟厂 123.00 13.00
人民大会堂（软盒） 营口卷烟厂 323.00 33.00
中华（硬盒） 上海卷烟厂 400.00 41.00
中华（软盒） 上海卷烟厂 594.00 60.00
玉溪 (硬盒) 玉溪卷烟厂 216.00 22.50
玉溪 (软盒) 玉溪卷烟厂 227.00 24.00
福（硬盒） 曲靖卷烟厂 200.00 21.00
福（软盒） 曲靖卷烟厂 281.00 29.00
国宾（硬盒） 楚雄卷烟厂 97.00 10.00
国宾（软盒） 楚雄卷烟厂 216.00 22.00
小熊猫 (硬盒) 会泽卷烟厂 246.00 25.00
小熊猫（高级精品） 会泽卷烟厂 291.00 29.50

明确的反例：

云烟（珍品） 昆明卷烟厂 281.00 30.00
云烟（软珍品） 昆明卷烟厂 227.00 23.00

比较暧昧的样本：

黄山（红盒） 蚌埠卷烟厂 102.00 11.00
黄山（软红盒） 蚌埠卷烟厂 130.00 14.00
红河（精品88） 红河卷烟厂 108.00 11.00
红河（软盒88） 红河卷烟厂 94.00 10.0
红河（精品99） 红河卷烟厂 140.00 15.00
红河（软盒99） 红河卷烟厂 124.00 13.00

从技术上看，软盒容易压扁弄皱，由于封口撕破后无法关闭，烟还容易撒出来，缺点不少，唯一能想到的优点是，抽掉一半后放在口袋里没那么鼓；而制造成本上，软盒也比硬盒低。

我的解释是：软盒烟卖的贵，正是因为它的那些缺点，使得它可以成为区分身份的有效标识，而高档烟价格中的很大部分（个人认为大致是超出20元的那部分），所对应的商品，就是身份识别符号。

试想，如果你是一个整体干体力活的蓝领工人，或者是整天忙忙碌碌、跑来跑去的白领职员，你不得不随时把烟揣在兜里，你就很难保持烟盒的挺括整洁，你就不得不忍受断裂、压扁、皱巴巴、甚至弄湿的香烟，除了一小撮以这种皱巴巴香烟为情趣的异类分子之外，多数人会将此视为不便且不愿忍受。

我们知道，制造身份符号的要点在于难以模仿，于是，“能保持软盒烟的挺括整洁”便成了身居高位或有闲阶级的标识，尽管这一符号远不如别墅名车那么显著有效，但因为它的廉价和高爆光率，还是颇受青睐。

类似的例子还有高跟鞋、拖地长裙、长指甲、很容易弄脏的白手套、难以维护的丝绸服装……（当然其中多半已经过时了，欢迎提供新例子）

那些兜售奢侈品的商家，绝不会宣传其产品简单易用，易于维护保养，这些优点是留给大众消费品的。

一个稍显复杂、我还不能肯定的例子是素食、节食和瘦身运动，干过体力活或其他辛苦工作的人可能会同意：在一天劳累之后，你是很难抵御一番畅饮和大快朵颐的，控制食欲、清淡饮食、素食、节食，这些对于工作繁忙的人，是很难做到的，相反，职场的压力和烦闷还经常导致贪食多吃，相比之下，不必工作的居家师奶和游手好闲的富家少爷小姐，则有很好的条件修身养性，或许这正在成为一个新符号。

ps. 这是一个心理学解释，不是经济学解释，至少不是主流经济学解释。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并压制了个人消费能力；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可能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这些解释尽管可以成立，但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个人储蓄的决策基础，是其对未来收入流和消费流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伸展到他死后，如果他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这种说法完全不得要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提前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试图改变它是徒劳无益的，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