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判准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家们的一项天才发明，它提供了一种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对多人社会中的行为进行优劣评判的客观方法，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分析成为可能，不仅可能，还被建构成了一套复杂庞大而自洽的“理论”，成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关于这一点，我近期会另写一篇来讨论。）

按主观价值论，现实中发生的任一事件，究竟是让这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这样看来，似乎不可能存在一个客观的评价方法，但帕累托说：未必，至少对某些事件，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若一件事情至少让一个人觉得他自己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而未让任何人觉得他自己的状况恶化了，那么便可判定：这件事情改善了整个世界的状况。

可见，帕累托实际上是尝试在保留每个人的主观价值的同时，找出一种至少能运用于某些事件的客观价值标准，可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一判准其实没什么用处，因为现实社会中几乎找不出符合判准的事件，许多看起来貌似符合也被许多人认为符合的事情，一经推敲就露馅了，比如：

1）许多人曾以为自愿交易是帕累托改进，但实际上许多交易切切实实的让旁人感觉不爽，比如性交易，不爽就是状况恶化的另一种说法；

2）更一般的，任何交易都或多或少的会影响某些商品的价格，只有在所谓“完全竞争”模型（即，买家和卖家都无穷多，单笔买卖数量都无穷小）下，单次交易才不影响价格，但“完全竞争”模型在逻辑上就是无法成立的，顶多在个别交易领域近似的有效，所以，在N人世界（N>2）里，任何交易实际上都不是帕累托改进；

3）这样一来，貌似只剩下那些类似天下掉馅饼的事情，才是帕累托改进了：被馅饼砸到头的人改进了，别人没恶化；

4）可问题比这还严重，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只要存在一个这样的人（无论逻辑还是经验都无法让我们排除这种可能性），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帕累托改进了，除非每块掉下来的馅饼只被一个人看到并拣走，并且他只能搂着馅饼偷着乐，不能对别人说，免得恶化“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的处境；

这就清楚了，帕累托判准仅当社会退化为N个孤立的鲁滨逊世界时，才是有意义的，这N个世界之间，既没有行为上的互动（比如交易），也不存在让两个人同时有机会捡到同一块馅饼的中间地带，甚至相互看不见；由此便可断定，对于任何以N人世界（N>2）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科，帕累托判准毫无意义。

但是，放弃已经建立在帕累托判准之上的整套精妙理论，又十分可惜，于是，我尝试对它进行修补，把它变为形式上等价的另一个版本（这里所谓“形式上等价”可这么理解：比如两个函数，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参数和返回值类型，形式等价的好处是可以单独替换一个函数的同时保留整个系统）：

若一件事情至少让一个人觉得他自己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而未让任何人觉得他自己的状况恶化了，或者，基于社会的权利分布状态，这一恶化是可以被预期到的，那么便可判定，这件事情改善了整个世界的状况。

这样的修正可以保住政治经济学，但引出了新问题：需要建立另一套函数库——也就是法学——来判定权利分布；然而，法学家/法经济学家在这么做时就会发现，在许多时候，他们也需要一个判准来判定某项改变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法官的判断不同于人们在生活中的日常判断，后者只须从个人价值观出发做直观判断即可，而法官的判断要体现出所谓“公正性”，而对于“什么是公正”的回答，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即，当法官做判断时，他实际上暂时压制了他那个和所有人一样拥有一套独特价值观的“自我”，而假想出一个虚拟人，然后假想把自己的大脑临时借给那个虚拟人，它拥有某套知识系统，看到如此这般个案事实，将会如何判断。

所谓法学，就是要赋予这个虚拟人以特定的知识系统，并指望它是一台图灵机，在输入个案事实之后，将输出法学家所期望的判决结果，至于现实中的法官多大程度上掌握这套知识系统，多大程度上屏蔽个人价值观，多大程度上接近一台图灵机，多大程度上能准确输入个案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法学（至少法理学/法经济学）所探究范围之内。

当这台图灵机运行时，至少在一些环节上，他需要一个判准来做取舍，比如：

1）法律得以实施的途径，无非是为权利遭受侵犯者提供司法救济，而救济的手段就是矫正，所以当司法结论得出之后，需要确定矫正方案，比如对侵权者施加某些惩罚，或强制侵权者向被侵权者支付赔偿，于是，惩罚的方式/强度和赔偿的金额，便需要某个标准来确定；

2）当社会发生某种变动时，早先已经确立的多种权利，可能变得不再相容，因而必须做出取舍，比如，以前两个村子A和B，裸奔权在A村得到确立，而“免于目睹裸奔”的权利在B村得以确立，现在因为两村各自的扩大，加上楼层加高因而视野范围加大，现在A村的人在A村里裸奔也能被B村人轻易看见，实际上A/B两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村子；此时，同时对两村拥有司法管辖权的法官，必须对在两种权利间作出取舍，显然，他需要一个判准；

3）在上一篇里，我将法律推导分解为9个环节，其中大部分环节都会引入新的事实命题，这就意味着，当某些事实状态发生变化之后，一些既已确立的法理原则/权利类别/具体权利之间，都难免会出现类似于（2）的冲突，此时，一个判准就是必须的。

但是，这个虚拟人显然不能引用前述（即便是修正过的）帕累托判准（我不是说递归设计一定不能用，而是这里找不出如何让此等递归终止的条件），法学家需要为他另找一条，结果，卡尔多-希克斯判准就被找了出来，它是这样的：若一件事情至少改善了一个人的状况，并且，其改善的程度足以补偿全部其他人因此事而导致的状况恶化，那么便可判定，这件事情改善了整个世界的状况。

问题是，什么叫“足以补偿”？如果是指受损者愿意接受这样的补偿而忍受那样的恶化，那么，这个“足以”就只能通过交易来观察到（关于这一点的更多讨论，参见《举例详解交易与价值度量的关系》和《自我服务为何不可估价？》），但这样的话，若交易发生了，就根本不存在损害，也就无须补偿了，若交易未发生，是否“足以”就无从判断，因此，这里的“足以”一定不是基于主观价值论的“足以”，而只能基于某种客观价值。

此时，就必须引入第二个虚拟人，即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来估算这一客观价值，这有两层含义：首先，他是中立的，即1）被判定的事件不影响他的利益，2）当事各方的没有共同利益，现实中可能找不出这样的人，但可以虚拟的假想一个；其次，他应具有恰当把握公正感的能力，即，他作出的判断，将是最大程度的能够安抚当事各方和所在社会的其它成员，令其产生最少的不公正感。

显然，要构造出这样一个虚拟人，需要引入一组只有心理学才能提供的事实命题，因而，这一构造也将是更困难的，是法学本身注定无法完成的，好在，法律实践中已经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替代品，那就是法官这个肉人和陪审团这个由好多肉人组成的判别器。

引入卡尔多-希克斯判准，实际上是在权利问题上——即当多人社会中人与人的行为发生冲突，需要判断公正性时——，搁置主观价值论，而采用客观价值评估法，与修正帕累托判准结合起来，它们构造了这样一个伦理框架：当行为之间发生冲突，因而需要划定行为边界时，必须采用某种客观标准，而一旦边界划定，每个人在其边界之内追求各自的价值，非如此，我们无法判定：斯大林的世界是否比华盛顿的世界更美好，因为将前者变为后者，至少可能减损一个人的福利——比如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