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超市观察了一下各货架的缺货情况，琢磨其中差别时，突然相通了一件事情：厕纸短缺程度比其他商品更厉害，主要是大包装造成的，这背后的数学原理还有点意思。

以我个人经验，一卷厕纸大概可以用一周，甚至更久，女人用的多，算一周两卷，三口之家4.5卷，大包装每包20卷，可以用30天，如此算来，个体消费者的采购间隔介于30-140天之间，有人在网上做了调查，结果见图，每周用1卷者过半，让我取个偏大的数字吧，假设消费者的平均采购间隔60天，那么，一家服务于6000人消费群体的超市，平均每天卖掉100卷，那么在正常时期，他只要维持500卷的库存，便可确保货架上不会出现明显稀疏的景象，但是只要这6000人里有500人在同一天里都去超市，并买了厕纸，货架就空了。

也就是说，触发厕纸恐慌的条件非常低，只要购买行为略微同步化即可，根本不需要特别的囤积意愿，这500个人可能只是觉得各种必需品最好都买一点，对于其他东西，那可能只是几天的量，可是对于厕纸，要么不买，买了就是几个月的量，这一同步效应同样会冲击供应链上游，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厕纸短缺会在何时缓解：至少需要一个加权平均的个体采购周期。

所以，通过大包装人为压低了购买频率的商品可能都会出现类似情况，上游厂商应对这种局面的办法就是临时换成小包装。

想到一个类似案例，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有个水务部门曾察觉到有一阵子每天晚上某个时刻自来水会突然失压，后来发现那是一部热门肥皂剧中间插播广告的时间，千万个马桶一起冲，原本随机分散的事件被同步化了

哈，昨天搜了一下有关厕纸的数据，今天谷歌就给我推送了这篇文章，1973年美国厕纸大恐慌，起自节目主持人的一句笑话，这事情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实际上，因为石油危机，1973年发生了很多短缺恐慌，但厕纸是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持续时间也最久，4个月，详见：The Great Toilet Paper Scare of 1973

除了包装大，也是因为它便宜且保质期长

【2023-08-28】

@何不笑 晚上做饭，发现快没盐了，在超市下单买袋盐，居然显示“售罄”——傻逼是有真实危害的。 ​​​

@whigzhou: 鹽和衛生紙一樣，具備造成搶購性短缺的四大要素：1）消費頻率高且穩定，2）購買頻率低，3）購買決策與時間無關，4）價值低

@whigzhou: 前三點讓廠商可以安全的將整個供應鏈上的庫存水平壓的很低也不會造成缺貨，可是一旦某一事件令第3點不成立，讓大量購買行爲同步化，就突然斷貨了

@Nakedape:保质期长也可能是因素之一

@whigzhou: 這條蘊含在1和2的組合裏，如果保質期短，1和2就不可能同時成立

@whigzhou: 有个问题开始上班后才意识到，就是找个合适的理发时间颇为不易，本市所有理发店周日都不营业，周六仅上午营业，平时一般也只营业到下午六点，如果你五点半去，几乎肯定轮不到了，所以也不难想象，周六上午都非常忙碌，我昨天去了一家，果然，等了两小时才轮上，

不只是理发店，大部分非连锁的零售/服务业都是如此，

这显然是安息日传统的惯性延续，我打听过，几十年前，守安息日远比现在更严格，一到周日什么都买不到，商业娱乐场所就更别提了，当今澳洲人的宗教意识已很淡薄，但这个传统看来依然牢固，至少在我们这种小城市是这样，

昨天我又打听了一下，想弄明白商家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是否完全是自愿的，还是有什么立法或行会管制在起作用，因为我的直觉是，如果没有管制，总会有一两个商家会捕捉其中的商机，需求显然是足够旺盛的，

打听到的结果是，没有管制，都是自愿的，实际上，确实有少数理发师会在周末提供服务，但都不是在街上开店的，而是在facebook上揽客，在自己家里营业的那种，他们被称为private trader，不过，他们的灵活性显然并未影响到理发店的营业习惯，估计是其规模不足以对后者的生意构成明显的冲击，

@whigzhou: 经济领域未来几年的一大主题将是供应链再配置，每个供应来源国将依其可依赖程度被归入从核心到外围的一层层圈带，企业将基于这样的层次划分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的总体可靠性，这种评估可以是自我评估，也可以是投资者、债权人、评级者或监管者实行的外部评估，企业将被鼓励提供这方面的披露，监管者甚至可能强制规定这样的披露，评估的结果自然会引发再配置过程，不是主动调整，就是被动调整，最终结果将是基于上述层次划分重新组合的新全球化体系，

19世纪的全球化体系中，供应链可靠性是由英帝国武力保障的（包括直接的帝国统治和间接的所谓非正式帝国），所以不需要分层处理，

在刚刚终结的上一个全球化体系中，人们一度拥有幻觉，好像这种可靠性会自动自我维持，如今已经梦醒，原来还是要靠武力保障的，但美帝显然并没有意愿提供这样的无边界保障，所以结果只能是，将体系压缩进美帝负有明确义务的那个安全壳内，它仍然足够大，但边界更清晰了，小半个世界会被排除在外，

当然，这条边界并不会防水防漏，流动仍会继续，但人们会对边界之外的部分持一种*有最好没有也死不了的*机会主义态度，注重稳健的企业不会把身价性命押在上面，

@whigzhou: 读到一篇报道，对这里地价之低有了更具体的感受，

本市最近卖掉一块工业用地，97公顷，售价AUD$15M，约等于人民币72M，卖给了一位私人开发商，

这块地紧贴着镇区，离镇中心2.5公里，边上是一条国道高速，隔一条马路就是另一个成熟工业区，土地已经平整清空了，市府和州府承诺投入AUD$10M做基础设施，

地块被分割成了大小不等的44个 lot，所以一个中等大小的 lot 将近2万平米，如果你打算买一个这样的 lot 来开工厂，假设开发商以成本价卖给你，价格只有35万澳元（因为基础设施是市府州府负担的，他不用掏钱），仅相当于本市一套中等偏上住房的价格，就算售价翻一番，也不到100万澳元，

这还是被认为卖的很好的一块，本地报纸是当大喜讯来报道的，本选区议员都急着赶来露脸拍照的那种，

撮合这笔交易的，就是本市常见的几家房地产中介之一，

@whigzhou: 看了一下规划图，发现 lot 划分模式大致是，地块是矩形的，两条边临公路，越是紧临公路的 lot，形状越规整，但面积越小，越远离公路的，我的猜测是，这些 lot 的售价可能都差不多，所以，如果你不介意远离公路几百米，可以以同等价格得到一块大得多的lot，可以大到五六万平米，

给定逐利动机和风险偏好在人群中的分布不变，监管者把一种资产的风险弄低了，就必定会把一部分钱从这种资产推挤到另一种风险更高的资产上，从存款，国债，企业债，股票，期权……一级级撸上去，要是都变得不够刺激了，总归还有赛马，六合彩，GameStop，Tesla 和 Bitcoin了吧？ ​​​​

【2022-02-20】

@whigzhou: 感觉这个话题还可以深入一下

@whigzhou: 许多管制都是针对个人在市场活动中所面临风险的，问题是，管制的目标是什么？

是：
1）让个人免于遭受超出某一程度的风险？

还是：
2）让个人充分知晓他正要冒的风险？

假如当局将目标设定为（1），那么，给定个人风险偏好和逐利动机不变，剔除某类市场活动中的风险，将不可避免的将他们推向有着足够高风险的其他类别的市场活动，

存款保险制度把个人储蓄存款的风险降到很低，相应的，存款利率当然也会降低，于是许多人会转向债券和各种理财产品，

于是当局又开始管制债券和理财产品，以及其他……

顺着这个逻辑，所有市场投资品都会被管起来，

可是金融活动只是个人市场活动的一角，

所有市场化的投资品都被管起来之后，结果这些投资品要么收益太低，要么个人根本不让玩（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业意思就是不让你们个人小毛孩玩），

可是其他冒险逐利的机会多的是，彩票，赌场，赌球，收藏品，xx币，庞氏局，老鼠会，还有各种民间泡沫……

当然这些也都可以被管起来，

可是我总还可以把钱借给表弟去倒腾煤炭生意吧？或者自己撸起袖子上？我总还可以找人打麻将，玩21点吧？如果上述种种都没得玩了，那些更传统的私人投机冒险活动自然会大量增加，

4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80-90年代有个流行词，倒爷，倒腾各种东西，煤炭，钢材，车皮……，后来这个词不流行了，既是因为市场化消除了许多价格差，也是因为市场创造了大批其他冒险逐利的机会，

让我再举个远一点的例子，看看户外运动，每当一种运动变得足够安全之后，就会有一批人离开，去寻找风险更高的运动，

原本登山也算是冒险了，可是随着器具改进，技术和知识的积累，普通的登山变得越来越安全，于是有了攀岩，当攀岩也变得足够安全时，又有了 free solo…

重点是，在监管者眼里，安全问题是关乎某类活动的，金融监管者盯着金融产品，药物监管者盯着药品，所以，当监管者发现自己把一些风险从他关注的那类活动中驱逐出去了，就感觉自己成功了，管制是有效的，可是对于个体，他的选择可不受这种类别限制，某个类别被管起来了，大可以到其他类别试试手气，找找刺激，他眼中或许压根没有这种类别划分的概念，为什么要有呢？毕竟他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所以，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假如监管者果真要把冒险者从危险中拯救出来，那他就不得不同样突破类别限制，把监管不断扩展到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而假如其权力之手的挥舞空间不受限制，那么他很可能真的会这么做，

这将是通往奴役的另一条道路，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即便我们相信管制在帮助个人避免风险上应该扮演某种角色，也应将管制目标限制在第二种，

现代经济中，存量有形资产的灭失成本相对整个经济体量来说是很小的，可以说微不足道，德国日本都被炸成那样了，没几年也就复苏了，所以，存量有形资产作为勒索筹码，至少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非常低，

对个体公司来说，价值略高一点，但也高不到哪儿去，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观察一下历史股价，火灾地震摧毁一家工厂，损失数字看起来不小，但对大公司的股价其实影响不大，所以，在跨国公司决定去留的问题上，存量有形资产作为勒索筹码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真正管用的筹码是未来市场机会，这个筹码一直在起作用，但眼下可见两个苗头，一是筹码份量本身在缩减，二是跨国公司权衡天平的另一头，另一个份量重得多的筹码正在压上来，份量重到几乎无法抗拒——

国会对许多跨国公司脚踩两只船，两头吃好处的 double-dipping 策略越来越不满了（最新例子），很快我们会看到一轮轮被迫站队表态的浪潮，从国防/医疗/能源等安全敏感的产业开始，逐渐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哪边的砝码更重是显而易见的，

事到如今，你想不想脱这钩已经无关紧要了，

听了个对 Derek Sandhaus 的访谈，此君自称是向英语世界认真引介白酒的第一人，其中提到他当初斟酌从哪个牌子入手时，主要考虑因素是价位和香型，定价要在小几十美元，风味要易于识别和接受，最后选了泸州老窖，

貌似他的引介还挺成功的，因为我在本镇 ALDI 货架上见到的唯一一种白酒正是泸州老窖，

不过，在本镇两家中餐馆（其中一家其实是马来西亚中餐馆）的酒柜上，我看到的白酒都是红星二锅头，可能中餐馆的定位更低一些，

《暴力与社会秩序》这书总的来说不怎么样，不过有一点提的很好，（用我术语体系表达）大意是：那些未建立自由秩序的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个根本障碍是，无法容纳创造性毁灭，

因为既有产业持续取得租值的前提是与权力结构捆绑，而这一捆绑赋予了他们压制任何与既有产业模式不相容的创新苗头，因为创新浪潮引发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会消灭其租值基础，大规模改变既得利益分配格局，

在自由社会，这样的改变也常会引发政治冲突，但由于权力结构与租值分布实现了足够高程度的解耦，因而通常都能顺利吸纳这些冲击，实现某种妥协，而不至于让系统垮掉，而在其他社会，创造性毁灭的浪潮要么被压制了，要么只有经历一番血肉横飞甚至改朝换代才完成，

常听到跨国公司高管/大学教授/国际组织官员夸口自己来过十几二十次撅起国吃过多少次火锅就感觉好像很懂撅起国了，非常好笑，

要真想弄懂撅起国，最好的办法是去做点小生意，

有个米国人叫Turner Sparks，在苏州教过一阵英语，2004年时他发现冰激凌市场是个空白，需求很旺盛，但供给有个很大缺口，三十几块的哈根达斯和两三块的麦当劳之间，是一片空白，刚好他有个大学室友，是 Mister Softee 老板家族的子弟，于是通过他获得了授权，开始在苏州做生意，生意火爆，从一部流动货车开始，很快做到了十部车子，

可是，随着生意的发展，他很快体会了被各色人等轮番操的感觉，被员工操，被假冒的竞争对手操，被晨管操，被各种局操，最后被操的完全没了方向，夹着尾巴回米国了，成了一位栋笃笑表演者，不知道是不是被操出了幽默感，

我是从一个 podcast 听到的故事，发现这里有篇文章：How China Drove Out Mister Softee: This is China

@PhilHellene0217 名著误译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AnnSherrard:语言专业都知做笔译多么不划算…现在的市场价就是千字80（水平高另算）一本书翻下来多少钱？查背景知识和校对更增加时间成本。学术译著根本不算成果，哪个老师愿意去做

@同声翻译樱桃羊:同意右边，除了“市场价”的部分。翻译根本不应指定所谓市场价，这也和水平无关。而学术译著如果算成果，市场只会…

@tertio: 原因在于，商家发现翻译质量压根不影响销量，所以何必费那个劲呢

@whigzhou: 格雷欣法则

@whigzhou: 感觉这事情也跟出版商对首印销量的依赖有关系，这使得质量代理甄别机制来不及起作用，如果多数读者在下单之前先看豆瓣评论，情况恐怕会不同

据说BlackRock等大基金正在以非常大的规模将资产从股票和债券转到房地产上，整条街整个小区的收购房产，经常以20%以上的溢价，

基金的这种举动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利率那么低，股市又被抬的那么高，

不过这事情跟去年大量散户入市联系起来看就有点可怕了，这让我怀疑：

1）过去一年的上涨是不是主要由散户推动的？
2）会不会有很多散户把卖房子的钱放进了股市？
3）或者说，有那么多房子被基金收购，是否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散户有那么多闲钱放进了股市？

果真如此的话，下一次股灾的杀伤力就太强了，

很多迹象显示接下去几个季度的通胀数字不会太好看，到时候印钞机被迫停工，泡沫到头，想想都可怕，

绑架赎金的议价向来非常困难，首先因为这是一种双边垄断交易，即交易物的潜在买家和潜在卖家都只有一个，有关双边垄断造成的议价困难，我早先讲过多次（《自私的皮球》第3章），

其次，赎票交易通常是一次性的，没有回头客一说，所以很难形成信任关系，以及对价格范围的共识，

第三，此类交易得不到司法保护，因而双方对其是否能得到履行都没有把握，这种不确定性会鼓励机会主义，这一点会得到报警可能性的强化，但即便在无政府条件下，履约不确定性同样很高，

不过，只要一种交易频繁持续发生，市场总是会发展出解决此类议价困难的机制，

黑海北岸（特别是顿河下游）曾经是斯拉夫世界与突厥世界的交界地，也是哥萨克的发源地，长期处于无镇虎状态，哥萨克以劫掠为主业，许多塔塔尔人也是如此，劫掠对象主要是商品、牲畜和人，掳到的人，若是普通百姓，就直接卖给奴隶贩子了，若是有点地位的，其勒赎价值就可能数倍于奴隶市价，于是就成了绑票，（Brian Boeck: Imperial Boundaries，第3章）

但多数哥萨克不会自己去谈判赎金，而是把人质卖给专业的赎票中介，后者对什么人质值多少钱，怎么谈判，如何可靠履约，都非常有经验，最重要的是，长期做这行当，让他们有机会也有动机建立信誉，所以他们开出的价格也容易被视为市场行价而得到接受，也容易让人相信，只要付了赎金，人质就会安全送回来，

GME这事情，随便说几句吧，

1）逼空（short squeeze）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全程合法合规的逼空，成功的就更少，

2）而那些成功了的（至少看起来成功了的），通常也会被SEC盯上，当然，盯上不一定有什么后果，

3）逼空若是成功了，空头当然是亏了，但参与逼空者未必就赢了，要看谁跑的时间准，跑晚的那些会亏的很惨，

4）你要是赌心重，爱刺激，有信心，那么玩一把也未必不可，可是，把这事情弄的跟阶级斗争似的，好像其中有什么道德分可以赚，或者好像从那里能找到阶级兄弟情谊，那就太好笑了，

5）不光好笑，抱着这种态度去参与的，恐怕会成为死的最惨的那批，

6）当然，嘴上这么说的，未必真是*抱着这种态度*的，喊得响的，可能恰恰是跑的快的，

7）Elon Musk 看起来就是在骟动这种情绪，这并不奇怪，他就这人品，此人的商业诚信，在 SolarCity 这事情上已经展露无疑了，无需多言，

8）卖空机制是一个健康市场非常必要而有益的的组成部分，它对市场的净化功能，比一万个SEC还管用，而且空头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9）特定某次卖空行为当然可以质疑，但攻击整个卖空机制的人，要么是小白，要么居心不良，很可能自己就是骗子，或是跟着骗子赚钱的托，

【2021-02-01】

这轮散户狂热的邪乎劲，感觉就是币圈那股邪乎劲的溢出版，很多人不是炒币也炒出了革命热情嘛，如今泛滥到了证券市场上，

炒家扇乎割命热情（或其他各种邪乎念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怜的只是那些胸膛里*真的*涌动起了革命热情的人，因为这股热情会让他们忘了给脚底抹油， ​​​​

@whigzhou: 竟然还有小将说就算大哥先跑了也无怨无悔，那不就是 groupie 嘛~ ​​​​

在《群居的艺术》第III-3章里，我曾解释了物物交换为何那么困难，因为议价过程实质上是以交易者捉对匹配双方等优曲线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涉及的信息交换量和算法复杂度都远高于钱物交易，而且高效率的集中式竞价几乎不可能进行，除非被纳入竞价的只有两种潜在交易物品，

所以现实中存在的物物交换，通常交易物搭配都是由习俗长期固定的，每次特定交易只是略微改变交换比例，而不是每次重启一个遍历各种可能性的议价过程，

昨天读Roy A. Rappaport《献给祖先的猪》时，发现物物交换的另一类障碍，（Rappaport 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表述和我的很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如果被交换的都是需求价格弹性非常低的必需品，交易就很难持续流畅的进行，因为当一种必需品（比如盐）的供应量越过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会迅速跌到接近于零，于是交易过程便中断了，即便盐的供方对其他物品仍有旺盛需求，而且手里有充足的盐，也不再能换到任何东西，

反过来也是，如果这种必需品的供应量低于某个临界值，价格会暴涨，于是迅速耗尽买方的所有可交换物，结果也是交易中断，

所以，仅由必需品构成的交换系统非常不稳定，很容易因其中任何一种商品的大丰收或大歉收而陷于停顿，一个稳定而可持续的交换系统必须包含足够多的高弹性商品，比如奢侈品，而且最好是不易变质的耐用奢侈品，它们可以起到储备和缓冲的作用，比如，当盐生产者发现供给有些过度价格可能暴跌时，可以停止生产盐，转而用储备的贝壳去换取他们本来用盐换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在一些无货币社会中观察到的交换系统，此类奢侈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特别是各种身体装饰用品，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货币就往往是由这些高弹性交换物中的几种演变而来，

之前在EconTalk听了一个对宗教经济学家 Laurence Iannaccone 的访谈，其中有个观点，认为宗教在美国之所以没有经历像欧洲那种程度的衰退（以信众人数，上教堂频率，捐款等活跃度指标衡量），是因为美国有着远更自由的宗教市场，这一点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以往人们在谈论宗教自由度时，通常只关注消费方的选择自由（即个人选择信不信、信什么，入哪派的自由），在这方面，欧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似乎已没多大差别，可是，假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供方，便可发现差异巨大，在美国，创立新教派或组织新教会，都是完全自由的，而在欧洲，这会面临非常大障碍，有时几乎不可能，究其因，在国家权力退出宗教事务这一点上，美国做的最为彻底，而且从建国起便已实现。

刚刚又想起这个话题，于是查了些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仅以瑞典和德国为例。

在瑞典，直到1860年之前，脱离路德教会都是非法的，1860年后，允许脱离，但只能转入另一个基督教会，这一规定直到1951年才废除，而路德宗的国教地位一直维持到2000，目前，瑞典是全欧宗教活跃度最低的国家。

在战后德国，虽然政府并不限制创立新教会，但他有个奇葩政策：教会税，这是附加在所得税上的一个特别税种（约为所得税的8-9%），不管是不是信徒都得交，收来的钱分配给合格教会，所谓合格就是具有足够规模且历史足够长，这就相当于把宗教市场变成了single payer，既已立足的教会根本不需要操心筹款的事情，这当然极大削弱了宗教市场的竞争和创新，看了下 church tax 这个维基词条，貌似这种情况在欧洲还很流行。

缺乏供方自由的结果是阻断了供方通过竞争和创新不断进化的动力，令其难以适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宗教需求，结果是信众不断流失。

而且这种阻断的效果是非常持久的，即便现在完全放开，供给活跃度也需要好几代人才会提高到新的均衡水平，因为正如Iannaccone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解释的，宗教供给和其他商品很不一样，建立新教派/新教会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因而供方调整有很长的滞后期。

若考虑这一滞后期，便可发现，美国宗教市场还有另一个大优势：他的供给来源从一开始就非常丰富多样，殖民时代各殖民地就分属多个教派，而此后移民浪潮中，移民宗教背景更是无所不包，这一点，加上供方的充分自由，让美国的潜在信徒拥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多样选择，这最生动的体现在四次大觉醒浪潮之中。

由此可见，所谓美国例外，要点其实还是在于自由。

附：Iannaccone 有篇文章介绍了他的宗教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框架，收录于 John Hinnells 的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2009) 第27章，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下。

@如玉我从来不P图: 德国可以不交教堂税的，在市政厅登记人口时候报备无宗教就可以了。年纪大一些的人很多不会退出了，因为以后还要考虑葬礼和教堂墓地的问题。年轻一代退出的很多，我认识的德国人基本没人交教堂税。

@whigzhou: 多谢指正

贡布里希的这段话（《艺术的故事》第8章）让我想了很多：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听（比如10首）老曲子，同时他们也不介意时不时可能有一首新曲子，只要它好听就行，我想说的是，即便这种看起来最不鼓励创新的条件下，现代艺术市场也会远比古代市场更鼓励创新。

在古代，哪怕一千年没有新曲子，要满足100万人每人每年听几次的需求，也需要大批音乐家，因为每次表演只能同时服务于几十最多上百人，于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新的音乐产业，也可以让众多音乐家生存，具体养活多少，取决于表演次/欣赏次之间的比例关系。

可是技术进步会改变这一比例，考虑另一个极端：假如所有人都在spotify上听歌，而且全都满足于相同的10首歌来回放，那么，等这些歌的作者死光之后，音乐市场就再也不需要新的音乐家了，可是有志于靠音乐吃饭的人不甘心啊，所以他们必须写新曲子，努力说服至少一部分听众把他们的新歌加入播放列表。

这两个极端之间，一些早先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改变上述比例关系，比如：扩音器，具有专业音响效果的音乐厅，精确的乐谱记录和复现手段（包括指挥），铁路飞机扩大了音乐家服务半径，等等。

除了音乐，类似的机制或许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存在，不过我还没想清楚。

John Hancock公司的这个寿险产品是我见过最好的健康生活方式督促器，可是有人就不高兴了，说嘎呋闷特该管管了，同是这批人，若是换作没啥鸟用的可乐税或餐桌盐瓶禁止令，大概会拍手叫好，好笑的是，这个博客的名字叫ProMarket，Pro你个头

On September 19, 2018, John Hancock, one of the oldest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the US, made a radical change: it stopped offering life insurance priced by traditional demographics like age, health history, gender, and employment history.

Instead, John Hancock began offering coverage priced according to interactions with policyholders through wearable health devices, smartphone apps, and website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these interactive policies track activity levels, diet, and behaviors like smoking and excessive drinking. Policyholders that engage in healthy behaviors like exercise or prove that they have purchased healthy food receive discounts on their life insurance premiums, gift cards to major retailers, and other perks; those who do not presumably get higher rates and no rewards. According to John Hancock these incentives, along with daily tracking, will encourage policyholders to live longer and have lower hospitalization-related costs.

保险商信息获取和风险甄别的革命性提升，无疑会深刻改变保险业态，但说那会摧毁保险业的存在基础，就有点杞人忧天了，常见的一种担忧是，假如保险商都抢着刮蛋糕上的奶油，剩下的劣质客户的保费就会高到没销路的程度，可问题是，要刮掉多少奶油才会出现这种局面？保险商若是全知上帝，保险业就不复存在，这大概没错，但他们远非全知，他们采集信息的能力确实在迅速提高，但消费者的一种可能反应是提前买，在风险相关信息变得可采集之前就买，有何理由认为这种需求不会有供应商来满足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被刮剩下的蛋糕渣或许单独无法成为有价值的保险开发对象，但仍可能和其他产品组合起来而变得市场可行，比如抽烟喝酒胡吃海喝的没人愿意保，可是早死也有早死的好处啊，和年金结合起来就是个办法，若是再放弃几种续命治疗，好像还挺有吸引力的吧。

https://voxeu.org/article/top-firms-and-decline-local-product-market-concentration

随着排名前几位的大型连锁零售商规模扩张，市场份额提高，零售市场的集中度当然也提高了，但这里提高的是全局市场的集中度，而该指标对于个体消费者是没意义的，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有效购物半径内有多少选择，因而对他们有意义的指标是各局部市场的集中度，研究发现，大型连锁厂商的扩张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局部市场的集中度

原理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结构高度扁平化的大型连锁企业，其每家门店的管理成本远远低于独立企业，因而只须在每个局部市场分到一小块即可实现盈亏平衡，而独立企业需要割到一大块才能生存，因而每个局部市场容纳的门店数增加了。

【2019-03-23】

John Cochrane的解读，和我想法差不多

看眼下大公司政治站队这么积极的势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未来各类消费品市场会不会出现几大品牌分别对应不同党派的局面？雇佣市场的党派分化或许来的更快？ ​​​​

从左派对待NRA合作商的劲头看，他们总有一天也会发动对FoxNews广告客户的抵制行动，然后许多公司被迫站队……若这种情况升级到某个程度，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因为被腾出的市场空间总会吸引其他厂商来占领，沃尔玛和麦当劳估计会选择右边……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无论何种视觉系统都不灵，或，视觉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灵。比如视觉系统的定向性令它无法像听觉或嗅觉系统那样随时接收处理来自任意方向的信号，而且光信号绕开障碍物的能力也极差。

类似的，当有人说市场不灵时，其言下之意可能是：

1）这个市场本来有着某种功能，但这个市场的这一功能此时此地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或表现不佳，一定是某种缺陷、状况或外力导致了其功能障碍，就像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时，或眼球长时间受压迫之后，出现的视觉障碍；

2）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缺乏某些典型市场都有的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希腊的市场相比美国的市场，表现十分不同，就像色盲患者的视觉障碍；

3）相比其他类型的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有着中央银行、价格管制、福利制度或最低工资法的市场，和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相比，表现十分不同，就像人眼和驴眼或鹰眼的不同，脊椎动物眼睛和乌贼眼睛的不同；

4）相比人类组织协调其经济活动的其他系统（比如熟人互惠，效忠/庇护网络，封建系统，行政管制，中央计划），无论何种市场都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就像眼睛的定向性局限和频宽局限。

重要的不是这些可能性是否存在——对应失灵之不同含义的案例，在现实中或许都可以找到——，而是人们在谈论市场失灵时，总是将这些含义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当所描述的情况只能支持一种含义时，谈论者试图传达的，听众所领会到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看到某个经济体的市场某时某刻在某件事情上有某项功能表现不佳，就轻易得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行，得试试其他系统（往往是指政府）”的结论。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谈论眼睛时也这么做，会有多荒唐：因为某人午休打瞌睡时手臂压迫眼球导致20分钟内无法阅读，就说他是个瞎子，发现有些人是色盲，就说人类视觉系统的颜色分辨力实在糟糕，听说存在盲点、视野局限、定向性问题，就宣称视觉比起嗅觉来简直弱爆了。

还有比这些更狂野的用法，有些人在说市场失灵时，首先暗自为它指派了一项来路不明的任务，然后指责它未能完成：市场没能让所有人脱贫致富，让人人变得积极乐观、心想事成、幸福感十足，让坏人从世间消失，再也没有纠纷、冲突、天灾、事故和疾病，创造出零污染没成本且人人喜爱的梦幻能源……可是凭什么市场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呢？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吧，在下文将谈论的一些事情中[1]，对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惊呼者从来没有说清楚，失灵的究竟是某个特定市场，或是某类市场，还是任何或全部市场，更没有讨论过它们各自可能引出的政策含义有何不同。

为何私人企业在某些产业表现如此糟糕？[2]

2011年4月，云南玉溪一家幼儿园，一位儿童因异物阻塞气管窒息，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园主竟伙同雇员偷偷将尸体埋到山上。

此事令舆论一时哗然，如同往常一样，记者们也迅速找出了事件中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

实际上，类似污点在以往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后记】

在上文的情境中，市场确实失败了，它败于政府强制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让它光明正大的发育。一个产业若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就无法指望它会健康发展，因为地下状态妨碍了信息的充分流动，而这正是品质提升所需要的，地下状态也会形成对参与者的逆向淘汰：驱逐良民，吸引恶棍。

娼妓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禁娼制度下的娼业往往被黑帮（还有与之合作的腐败官员）所控制，妓女处境常十分悲惨，有时近乎于奴役状态，然而在娼业合法的经济体中，妓女的处境并不比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差多少，顾客被讹诈勒索的机会也并不更高。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如此肆无忌惮？[3]

2009年初，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2008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同样的危机在2016年以更大规模暴发）。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后记】

市场不是飘在太空中的一团空气，它需要一整套深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财产权要得到保护，契约要能够执行，债务能够追索，责任能够认定，侵权会被矫正，自愿交易不被强行压制，信息被允许传播……这些条件从未完美成立，但有些经济体比另一些要好得多，其市场表现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某些特定市场确实很失败，那是因为它们赖以发育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过于糟糕，这就好比，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硒）会造成视力发育不良，所以某些人确实视觉失灵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视觉比嗅觉弱爆了。

在上文所涉及的场景中，那些发布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厂商，其实很少被起诉和定罪，执法机构所做的，只是在场面变得过于难看时，抡起棍子将整个行业不分良奸痛打一顿，这显然不是市场发育的好环境。

服务业的格雷欣法则[4]

2011年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后记】

有些人将某个产业在某个时期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准下降，或者他苦苦期待的品质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也称为市场失灵，可是，厂商是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真实需求而生产的，假如消费者收入太低，或宁愿将有限预算留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或对某类商品尚缺乏消费经验和鉴别力，尚未养成挑剔口味，那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像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品质列为优先考虑，不愿为之多掏很多钱，为此而痛心疾首，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有时候，某一行业品质普遍下降甚至是市场表现良好的反映，仅仅二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连许多中低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欧洲十日游了，当这一大群低预算、无经验、鉴别力缺乏的消费者迅速涌入该市场时，行业的服务品质当然需要拉低，否则如何能以与其支付愿意相匹配的价格提供服务？

博傻游戏中的失败者[5]

2011年初，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游戏（greater fool），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囤积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后记】

有人好赌，并且赌了，然后输光了，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考虑更纯粹的情形：有人不想活，并为此而行动了——找了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然后死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市场失灵，那只是暗中为市场假设了它本不具备的功能，毕竟没有人宣称“拯救所有不想活的人”是市场之必备功能，市场可以让不想活的人方便的买到价廉物美的绳子，当然，如果他回心转意，也可让他更容易找到一家心理诊所。

市场并不担保所有人都获得成功，相反，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失败者清除出系统，倒是市场的标准功能。

注：

[1] 以下内容摘自我2009-2012年间写的几篇评论文章，稍有改动，原文可在我的博客上找到：https://headsalon.org/

[2] 原文《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977.html

[3] 原文《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470.html

[4] 原文《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616.html

[5] 原文《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7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