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前几天跟 @tertio 聊起内需和消费占GDP比例的话题，讲到了一个我之前没表达过的看法，就是许多真正高层次的消费活动，其出现依赖于某些制度和文化条件，而许多社会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因为以前没讲过，我就在这里整理和扩展一下，

概言之，消费升级与扩张的潜力，取决于价值阶梯的纵深度，和等级阶梯的丰满度，后者决定了参与高层次消费的人口比例（这个好理解，不展开了），而前者决定了新型消费涌现的潜力，以及这些消费的吸金能力，

一个人由穷变富之后，其消费升级的最低级方式是数量扩张，本来每周吃一顿肉，现在每天吃三顿肉，这种扩张的潜力非常有限，过不了一个数量级，一些以胖为美的社会大概就停留在这种水平，

略高级一点的，是原本就有的消费内容的精致化，开始讲究质量，品位，豪华，与必需品拉开档次，然后是开发与基本生存需求无关的新型消费，视听，阅读，娱乐，旅游……

这个方向的发展需要文化积累，其潜力是由价值阶梯的纵深度支撑的，而价值阶梯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不会一蹴而就，多数品味和精致需要老钱慢慢养，暴发户无缘习得，而老钱能持续养出新东西，需要等级结构的稳定性，这就是为何无论从哪里开始沿价值阶梯往上爬，最后都会爬到英伦贵族那里去，毕竟人家的阶梯已经稳定存在千年了，

有关价值阶梯的构建和发育，可参见《第三牧场》第13章，

但这些其实还是花不掉多少钱，真正的百亿千亿级富豪，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消费类型，才可能把大部分钱花掉，但这些新类型的开发需要远更严格的制度与文化条件，即便发达国家中满足这些条件的也不多，

看看镀金时代的顶级富豪是怎么散尽家财的就明白了，安德鲁·卡内基，捐建了2500家图书馆，可以说一手创建了米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还有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四个博物馆，一个音乐厅，还有海牙国际法庭的场地……

洛克菲勒，除了三四所大学之外，几乎一手创立了米国的现代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

要把千亿万亿级富豪的钱花掉，需要的是这种级别的消费类型，而没有制度保障，没有文化价值体系的长期积淀，既没人愿意掏这钱，也没人敢办这种事情，没人会相信能办得成，即便一时办得成，也无法指望其遗产能长久存续，

@whigzhou: 對當代東亞的超低生育率，我曾想到過一種可能的解釋，認爲那可能是寄居蟹效應的一種表現，意思是，歷史上東亞文化高度鼓勵生育，而這種文化的持久作用部分替代了個人的生育本能，讓那些本能上生育傾向不强的人事實上也留下了足夠多的後代（如若沒有這樣的文化壓力，這些人留下的後代原本會少得多），結果是，當迅猛的文化變遷突然解除了這一外部壓力之後，生育率便急劇降低。

最近我開始考慮另一種可能的解釋（與第一種并不互斥）：社會的價值多樣化程度低，會放大中產焦慮對生育率的影響。

在《第三牧場》第16章裏，我解釋了中產焦慮會如何壓低生育率，但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多樣化程度高，那這一影響就不會那麽普遍而全面，雖然總體上生育率走低，但生很多的個體仍然隨處可見，在許多偏離主流文化的小群體，那或許還是多數，可是，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高度傾向於向單一價值觀看齊，而被看齊的又是一種會帶來高額育兒成本的價值觀，那麽中產焦慮的影響就會強的多，直覺上，東亞社會大多符合這一條件。

這種解釋很容易驗證，只需比較生育數的基尼係數即可，如果該解釋成立，東亞的生育數基尼係數會明顯低於歐美，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驗證一下。

我越来越觉得，当代许多重大问题都起因于个体文化视野的扩展，这拓宽了人们对个人可能取得何种生活成就的想象空间，将许多普通人原本无从知晓甚至难以想象的可能性纳入了其中，因而大幅拉长了价值坐标系，

同时，由于个人在为自己生活设定目标，采取行动，评估成就，最终就实际状况产生满足或失望时，是基于自身成就在坐标系中相对位置而非绝对值，结果，原先那些让普通人备感满足甚至足以称羡的成就——比如一份堪以自立的工作，嫁个靠得住的男人，生养几个孩子，把他们喂饱穿暖，完成初等教育……——突然变得不值一提了，

这大概解释了，为何当代年轻人在享受着远比前辈更优越的条件的同时，却体验着更多的失望和挫败感，

在传统社会，个体能够清晰感受到的成就范围，只有整个价值阶梯上的一小截，对于那些与自身社会距离过于遥远的人，他们究竟是如何生活的，在追求些什么，为此做了何种努力，为何事而骄傲或沮丧，为何事而欣喜或失望，充其量都只有一点点遥远朦胧的认识，而如今，大众传媒将这些全都淋漓尽致的展示在他们眼前，强度甚至称得上试听轰炸，

而且这种视野拓展基本上是单向的，都是朝上拓展，很少人有兴趣向下探个究竟，正因此，那些没挤进Top1%的Top10%们才会整天哭穷

@洋泾浜888:那些没挤进…的，如果是财富欲望，在我看来，他的眼界也就停留物欲或支配他人及让他人仰望的境地

@whigzhou: 财富只是一个方便的例子，不仅仅是财富，比如工作成就感也是，以前镇上谁要是会修个收音机电视机，就算得上是个能人了，如今视野里技术奇才一大把

@whigzhou: 再比如运动，电视时代之前，你要是在镇上球队表现出色，也是个备受瞩目的地方明星，如今全世界球迷眼睛都盯着那几个国际巨星

最近王室惨遭 Woke，这事我本来兴趣不大，可是看到一些共和分子又趁机煽风点火，鼓动废君，忍不住说几句，

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像当今英王这样毫无实权的立宪君主，不过是个装饰物，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功能，存废无关紧要，

这么想是不对的，之前我讲过，有些制度元素的功能，只有在某些临界条件下才表现出来，平时没有机会起作用（因而人们也没机会观察到），只是因为宪政足够牢固，因而系统状态总是被小心翼翼的控制在远离临界条件的区间内，也就不需要它们起作用，

依我看，王座就是这样一种元素，

和美国不同，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其宪政得以维持，全赖各方对传统和惯例的尊重，这种共同尊重构成了一种被称为 fairplay 或绅士政治的文化，

问题是，没有任何自然律能保证这种文化一直存续下去，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哪些条件在维系着它，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拿掉其中任何一个显著部分，都会让它衰败，

我们尤其有理由担心，王座正是这样一种敏感部件，因为权力舞台上的参与者之所以愿意fairplay，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被同侪和大众认可为合格的绅士，这些有关*如何行事才能赢得声望与地位*的信念，并不是人类固有的，而是一个特殊的价值体系，该体系是在长期的地位竞争中经由逐级向上模仿而形成，而王室恰处于这一价值阶梯的顶端，有关何为体面何为尊贵的观念从那里涓涓而出，向下渗透，

立宪君主尤其适合扮演这一角色，因为他们超脱了现实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而后者常会陷入多少有些肮脏势利的游戏，

在此意义上，君王即便不行使任何权力，不强求任何人遵循某种规范，仅仅她置身现场这一事实，她所散发出的威仪和优雅，本身即可影响舞台上表演者的行为，促使他们表现的绅士一点，

通俗的说，王座是用来镇场子的，其在场可以镇住可能会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些妄人与妄行，而有这效果，是因为有关何为优雅何为体面，她久已成为广受认可的参照标准，（为理解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件类似的事情，当年制宪会议上，华盛顿作为主席坐在那里，并不发表意见，也不干预议程，但他的主持起了关键作用：迫使与会者认真对待此事，努力相互说服妥协，以得出某个结果，而避免谈崩散伙），

维系价值阶梯，镇场子，这些是王座的日常功能，而当临界状况出现时，它或许还会发挥出更显著的功能，在英国，这样的临界事件已经几百年没有过了，不过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例子，川毛下台前的表现，已经非常接近于临界事件，在最后几周，特别是在召见Sidney Powell等4人开会时，相当认真的考虑了军管选项，

当然，如我之前说过的，基于我对大法官和将军们的道德感和荣誉感的信心，我相当肯定的相信，他实际上做不到，可是，我的这种信心是基于对美国权力精英的当前道德状况的了解，假如三十年后，这一状况大幅恶化，届时再出现一个川毛，那就很难说了，

那么，设想在这样一种时刻，王座的存在会有影响吗？依我看，会有很大影响，我相信，假如未来某天英国面临这种状况，英王若有足够勇气，会表态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很可能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毕竟，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剥夺了英王自大宪章以来曾行使过的任何权力，哪怕实际上已很久没有行使，而没有行使只是因为fairplay的绅士政治仍然维系着，而既然这一游戏规则被打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SoIzhenitsyn:看到博主也在我大土澳，想问一个问题：1999年澳洲曾经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王室，最终共和公投失败。假如目前的英女王逝世后澳洲再举行公投，共和派能否成功？

@whigzhou: 如果此事发生在未来10年以内，我会赌共和派输，再远就不好说了

@FT中文网 【为何希拉里赢了直接选票却输了白宫？】让希拉里败选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国父们的政治发明，旨在避免多数人暴政，让小州也能发声。此次“黑天鹅”大选后，它会改革吗？

@黄章晋ster:常态下，现代社会的整体演进显然利于民主党，因为共情、信任范围等表现都是代际增长的，这些变化都利于建立大政府和福利社会。只是，人类历史中并不能提供信任迅速扩大的足够经验。

@whigzhou: 教官你一下错了两点：1）普遍信任从婴儿潮一代开始连续下降了几代，2）普遍信任是保守派特征

@whigzhou: 自由派拥有的是虚幻而廉价的博爱，而不是普遍信任，前者对应绿色和平，大赦国际，慈爱大政府，后者对应诚信正直，邻里互助，社区自治

@whigzhou: 前者对个人德行要求很低，只需要一点点情怀，口水，最多加一张小额支票，后者要求个人时时恪守道德，亲力亲为，守望互助

@赵昱鲲:Trump的政策肯定比希拉里好，但他在美国人心目中一直是物质至上的象征，。，关键是美国人明明知道川普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把他选了上去，这个一方面说明建制派是何等不可救药，但另一方面说实话我觉得是美国大众德性的下降。

@whigzhou: 旧的德性已随伟大一代而逝去，但愿新的德性还在襁褓中活着～

@人格显示器:川普的德性是罗马人的德性，罗马人不怜悯敌人，分得清内外，有常识

@whigzhou: 笑话，他哪有一点点罗马气味？罗马人勇敢，尚武，追逐荣耀，将罗马大道和文明秩序推至世界尽头，所到之处落地生根，川普退缩，自闭，怨天尤人，舔普京屁沟，哭喊着要把美国力量的精锐先锋逼回来，这还好意思提罗马？

@whigzhou: 对这次大选，其实自从Cruz输掉以后，我就不怎么关心了， 在我眼里，川普就是一坨屎，希拉里 则是一颗毒药，毒药害处较明确，屎主要是恶心，后果则不明朗，我倒还不至于像老摇那样被恶心到去吃毒药，但让我舔屎也是不可能的，好在我手里没票，无须作此困难抉择，但假如我有，大概会像犹他州的众多铁杆保守派一样，投给第三人，看看落基山东麓各深红州的数字，不难发现许多传统保守派有着和我相似的感受。

@whigzhou: 没有什么不言而喻的、先验的、普适的、永恒的、自动确立的价值，即所谓普世价值，只有从某些特定社会开始的，在某些特殊文化背景在孕育的，经由某条特定历史路径而被特定共同体接受的，并且仍然需要特定文化条件支撑的特殊价值。

@whigzhou: 当然，幸运的话，你可以努力推行你所珍爱的那套特殊价值，帮助它取得主导地位，令其普及于世，但这不是普世主义者说的普世价值。

@不知说些啥168: 人不能吃人肉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当然不是，除非你把以往众多食人族统统开除人籍

@whigzhou: 人文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者曾（自觉或不自觉的）将普适价值论用作推行其特殊价值的策略工具，以为将其宣扬为普世价值，会为自己的推行措施赋予合法性和说服力，有时确有如此效果，但更多时候那只会带来失败，因为要让人相信普世价值，必须对人性和文化持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假定。

@whigzhou: 反殖民主义，威尔逊主义，联合国，非洲悲剧，阿拉伯之春，都是这一虚幻假定的产物，在天真民主派看来，只要拿掉坏蛋和暴君，移除障碍，热爱普世价值的人民便会自动建立美好家园

@whigzhou: 普世主义祸害极深，其内在困境在当前西方的共同体危机中已暴露无遗

@絮落红尘: 但一旦论点提出就自然有普世化倾向，否则说什么都加上一句所说不具有普遍性，这不是等于说了废话…

@whigzhou: 既然是默认前提，都可以省略，比如我是『狗肉好吃』当然默认是指『我觉得狗肉好吃』而不是『你们都该觉得狗肉好吃，不觉得不是人』

@疯旗Virus: 那你们是如何判断一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又是如何使一个族群接受的呢？

@whigzhou: 特殊价值论不是价值虚无论，作为个体，你当然会持有某种特殊价值观，可以让你基于此而做判断

@构成单恋寂: 价值相对算不算一种普世价值

@whigzhou: 现实中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自我否定主义，特殊主义者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相对主义者也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抛弃、否定、贬低自己所在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白左中，相对主义表现为反西方、反现代、反文明

@只配叫猪_: 加了这么多规定，还是一般所言的普世价值吗。各种特殊价值之间有没有交集呢，这个交集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据我所知，没多少人如此理解普世价值

@只配叫猪_: 两种特殊价值的群体间是否可能订立契约，订约的共同理念基础是否是普世价值？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契约可以扩大共同体，推行某种特殊价值，但此类努力从未达到过近乎于普世的程度，远远没有

@只配叫猪_: 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历史或许表现出了某种趋势，但不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而『不言而喻、先验、自动确立』要求或暗示着这种必然性

@只配叫猪_:殖民和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whigzhou: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所珍爱价值是普世的，那就可以指望其他共同体一有机会便欣然接受它，反之，我们只能努力让自己的共同体处于支配地位，才能确保我们的价值观得以盛行，至少安全存在下去

@只配叫猪_:我指的是双方订约所需的共同理念基础，至少守诺是双方都要认可的

@whigzhou: 契约关系的维持需要一大套价值观的保障，这组价值本身就是非常特殊的，远远没有接近过普世的程度

@whigzhou: 通俗的说，我们特殊主义者不自作多情，我们热爱自由，但不一厢情愿的以为别人也都热爱自由，所以为了确保自由，我们需要谋求或维持自由共同体的强大

@whigzhou: 你们不妨暂时离开你们通过自我选择而为自己构建的信息环境，随便找些小区居民问问，有几个把个人自由放在其价值序列靠前位置的？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几个把个人自由视为重要价值的？

@窝头没吃饱:辉格老师觉得自然法是不存在的吗？

@whigzhou: 是的，洛克意义上的自然法不存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然法（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存在，两者的区分见旧文《（自然法vs实证法）vs（先验vs经验）》，另外还可参见我的《罗斯巴德批判》前两篇

@人造史诗:《独立宣言》第一句就是普世价值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

@whigzhou: 像独立宣言这样的政治文件，不能指望他的严谨性，无论是道德哲学的，法学的，还是历史学的

@whigzhou: 序言里刚说完不言而喻，对国王的指控清单倒数第二条却是：他竭力招引印第安野蛮人（进犯我们边境），众所周知，这些印第安人的战争法则便是不分年龄性别状况的无差别屠戮

@whigzhou: 在国父们心目中，这个不言而喻对印第安野蛮人显然不成立

@whigzhou: 实际上，占据独立宣言大部分篇幅的对国王控诉绝大多数是胡扯，仅仅是宣传需要

@王蓬朋: 否则你无法解释作为奋斗的人的存在理由。独立宣言即使是一份政治宣传文件，即使没有学术性的严谨，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人人生而平等，民主自由本来就是普世的，即使世界范围内无法实现但是其作为最完美的价值观，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whigzhou: 为何特殊价值就不值得为之奋斗？

@xqmxqm:因为丧失了统战全天下的幻觉，发现一切得靠自己打出来，自然就容易缩（当然对基于宗教理由主张普世价值的人窝从来是尊重的

@whigzhou: 没错，普世主义往往就是用来给自己壮胆的，在实践中，基督徒在多数历史阶段其实并不奉行普世主义，口头上有，行动上没有

@whigzhou: 宗教改革后普世主义一度复兴，但经历连绵宗教战争后幸存下来的，行动上都放弃了普世主义

@whigzhou: 北美清教精神明显是特殊主义，旧大陆已堕落无可救药，转而寻求自我拯救，回到了早期基督徒『福音专属于一小撮上帝选民』的态度

@隐藏的火星人:有可能的普世主义的行动吗

@whigzhou: 有啊，很多，为阿拉伯之春欢呼，欧洲多元主义政策，默奶奶张开怀抱大迎难民

@意识形象:总有几个的公约数吧?自由?温饱?安全?这些总没人反对吧？

@whigzhou: 吃饱穿暖健康长寿男欢女爱儿孙绕膝，这些几近于生物本能的价值确实相当程度上是共通的，但人们谈论『普世价值』是通常不是指这些，而是关乎道德的那些，也就是鲁滨逊世界或伊甸园里没有的那些

@意识形象:我喜欢吃饱所以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吃饱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我的最小公约数可以成为道德(道德并非虚无缥缈的其实也是资源分配方式的一种)的基石。实际上事实应该就是这样。

@whigzhou: 要是你喜欢一妻三妾并且相信至少一半男人都喜欢那怎么办？责令上帝改变出生性别比？

@whigzhou: 『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1960年的河南人揭竿而起了？1933年的乌克兰人呢？

@whigzhou: 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一次大型揭竿而起发生在1381年，不是因为没吃饱，恰好相反，揭竿者是近代之前吃得最饱的农民，黑死病刚刚消灭了英格兰近一半人口，幸存农民条件大幅改善

@希波克拉底门徒 今天听说一个朋友要退党，我问他有没有读过圣经，他说没有，我说去信这个的人大多数没完整读完圣经。我最后跟他讲：我尊重你，尊重你的信仰自由权利，但不会尊重基督教信仰。我替你最后选择基督教信仰感到惋惜。希望你在选择一种信仰前，先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真实面貌，完全不了解就去信，跟不知道对方性格、历史就去领结婚证有什么区别？over

@黄章晋ster: 宗教提供的价值体系的非理性化，恰恰是一个社会道德伦理体系能相对稳定的保证。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是可以讨论的，是服从理性的，它必然是不稳定甚至是无从建立的，它必然很快会讨论人肉是否好吃这样的话题。我们反对器官人肉的自由买卖，其实是自觉使用了宗教提供的绝对伦理。

@黄章晋ster：从社会功能而言，除了为一个社会提供稳定的价值锚链，它还早就衍生出为社会提供反哺和救济功能，社区的化精神纽带功能，跨阶层交流沟通的调适功能……这些社会功能，都是世俗政府无法有效提供的，而西方社会提供类似功能的非宗教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宗教组织启发的产物。

@黄章晋ster：我们不用去做历史表现的对照，仅从将来的可能性而言，在彼岸建立天国的信仰和在现世建立人间天国的社会，必然是前者造成灾难的可能性更小。

@黄章晋ster：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世界，只有崇拜英雄、强者、理性的价值取向，并无同情弱者之类的价值取向，虽然多数人有共情同理心，但不意味着它能上升为稳固的群居规则，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虽然中国两千年来儒表法里，但儒家伦理若不成意识形态，以韩非子价值观造就的社会必然是斗兽场。

@whigzhou: 前面几点我都没意见，这条不同意

@whigzhou: 需要注意到，所有文明都经历了一个残忍行为逐渐减少的过程，特别是人牲和肉刑的普遍消亡，这个过程发生的很早，宗教在其中似乎并未扮演关键角色

@whigzhou: 去残忍化的过程可能是社会大型化及和平秩序长期持续的自然后果，宗教或意识形态未必是前导因素

@whigzhou: 类似对战场（和角斗场）上的失败者缺乏同情的残酷文化在罗马存续得较久，可能和他的普遍兵役义务有关，当军事职业与其他职业分化更明确，壁垒更森严之后，军事阶层之外的文化就会改变

@whigzhou: 另一方面，就『同情弱者』的经济方面而言，罗马帝国向其公民大派面包可是福利国家的先驱

@baidu冷兵器吧: 希腊和基督教前罗马世界有着长期的慈善行为和组织，这不可能是没有同情价值观的社会

@whigzhou: 对，以后世标准，罗马人表现得缺乏同情心的方面主要是针对战斗中的失败者，依我看这是尚武精神与普遍兵役的结果

@whigzhou: 说起同情心，想到个事情，轿子从北宋开始流行，起初士大夫都鄙视坐轿子的，认为太残忍（也太娘炮），程颐还说『吾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但此后轿子地位不断提升，到清代已是官绅富家主要交通工具，是个官没有不坐的，毫无压力，原因显然不是儒家意识形态衰弱，而是人口压力提高，人力益发便宜了。

@whigzhou: 明廷已重新控制北方，清廷更控制了草原，所以这事情不能以缺驴马解释，只能说人比驴便宜。

@whigzhou: P：男孩把自己当女孩算不算病，只有TA自己说了算，C：嗯，上学好不好也是这道理，宣扬义务教育的大人自己有病，P：错，不上学怎么知道自己的权利？C：哦，原来还是得大人告诉他，好吧，那做家庭妇女好不好，总得由妇女自己说了算吧？她们好像都是大人，P：你个仇女份子强奸犯！fuk u～C：逃～

@whigzhou: 好吧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多的问题开始，假设你生了个女儿，长着一对狼耳朵，一个小手术即可轻易将其改成普通形状，那么你是赶紧做这手术呢，还是等她长大，有了自己的成熟审美观之后，让她自己决定此事呢？换我肯定选择赶紧做，我认为这一选择正当且合理，而且家长完全有权利为孩子做此类选择。

@whigzhou: 当然你可以告诉我，审美观纯粹只是种社会建构，认为狼耳朵丑只是种社会偏见，拥有狼耳朵的女孩照样可以很美丽很阳光很幸福。——这些话可能都没错，然后呢？咖啡品味难道不是社会建构？不喝咖啡不喜欢咖啡的人一样可以很有品位很幸福，所以我就别喝了？为啥啊？

@whigzhou: 认为人类社会比老鼠社会更高级更文明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当然是，所以咱们就散伙好了？

@whigzhou: 好现在把狼耳朵换成性错位，你发现9岁的儿子老把自己当女孩，此时你听说一个为期数月的疗法可以矫正，你会把孩子送去治疗吗？

@whigzhou: 换作我，答案很明确：不会，但这不是因为我认为家长没权利这么做，认为这事情应该让孩子自己决定，或等他长大了再决定，而是因为我相信这种治疗不太可能有效果，反而造成更大伤害，相反，假如我觉得这种矫正像矫正狼耳朵那么容易，我会毫无迟疑的把孩子送去

@whigzhou: 所以我不会谴责那些将性错位孩子送去矫治的家长，因为我很清楚，他们和我有着大不相同的知识背景和信息条件，尽管他们做了一个在我看来不明智的决定，但他们的理由可能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whigzhou: 个人有权利基于自己并不完美的知识背景和信息条件做决定（包括替他们的未成年孩子做决定），那些认为应由具备（自认为）更佳知识条件的专家替这些家长做决定的人，就是在（有意或无意的）赞同极权主义

@抑多巴胺酶:那辉总对强制接种疫苗兹茨不兹茨呀？

@whigzhou: 不支持，除非对方能证明不接种的情况已经对公共健康安全构成了威胁

@whigzhou: 就是说，强制接种的理由不能是“为接种的孩子好”，这个好不好应该完全留给家长决定，而必须是“为所有可能被传染的人好”，这才算个公共事务

@ppbluetree:疯了吧？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之类的国家因为疫苗接种比例不够95%的阀值，已经导致消失了很多年的流行病再度出现啊，已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了啊！这事最好是强制，不强制大家都想做那5%去搭顺风车。

@whigzhou: 确实疯了，除非太阳比月亮大～

@rjxghg:兔唇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whigzhou: 一开始我也想以兔唇为例来着，不过马上意识到那会很快卷入“兔唇是否影响嘴唇之生理功能正常工作”之类的争吵，还是狼耳朵比较纯粹

今年春节，有关过年恐惧症的讨论突然间热闹了起来，恐惧的对象，都是我们耳熟能详、也大都亲身经历过的现象：父母逼婚，七姨八姑张罗相亲，长辈催问事业前景，指点进阶之道，亲戚邻居对收入与房车的殷殷关切，同学聚会中的炫富耀权，发小重逢时的尴尬……总之，都是价值观分异所造成的文化冲突。

这些抱怨多来自身在大城市而老家则在小城市或乡村的年轻人，作为一个70后，类似的声音已听得不少，也有很多切身体会，今年突然变成一个热议话题，大概是因为85后一代已到了成家立业生孩子的年纪，他们与上一代的价值观差距比之前的更大，他们是第一批完全没有在计划体制下生活过的人，在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恰好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那一轮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

他们更珍视个人独立和自主，更难以忍受父母的摆布和亲属的压力，更愿意按自己的个性与喜好选择职业和发展社会关系，而不是被动接受家族、同乡、同学等被命运所赋予的关系，也更难以接受传统的评价标准。这些差异，对于选择去大城市生活的人尤为突出，因为这一选择本身表明他们比留在老家的同龄人更向往独立和自由。

然而，价值观和文化差异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差异之所以带来恐惧，并不是因为差异太大，或许恰好相反，是因为差异还没大到将双方彻底割断；害怕逼婚，或许是因为自己在择偶问题上确实遇到了障碍，对自己的信念和立场也没有十足的信心，害怕自己或许真的会屈服于催逼，或经不起相亲机会的诱惑。

同样，害怕家人亲戚为自己的事业前景而张罗操办，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上并不顺利，对自己能否自立于社会有一些迷茫和怀疑，在自己想要什么和要做什么的问题上尚没有明确和坚定的信念，尽管知道自己对啃老或接受长辈的安排和铺路心有鄙视，但在内心深处，仍免不了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选择这条轻松的捷径。

相反，假如我们果真对自己的独立、对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有能力在选定道路上走下去确信无疑，那么，对节日回家期间所遭遇的种种，倒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对那些自己并不需要的关怀和帮助，大可礼貌而不失坚定的加以谢绝，而不至于影响自己的情绪进而演变为冲突。

一旦你明确而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化隔阂并不会妨碍像过节回家这样的短暂相处，恐惧来自被影响与改变的可能性，而这只有在足够靠近而且差距不那么大时才会发生；当你面对一种老旧陈腐的文化，同时完全确信自己不会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反倒会感受到某种类似于异国情调的东西，甚或产生怀旧的美感。

同样，当你在同学发小聚会上面对那些粗鄙不堪的炫富耀权举动时，假如你完全确信自己不会为他们的价值观所动，也根本不在乎他们对你的评价，甚至觉得被他们夸奖是件可笑而尴尬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坦然的以一位人类学家的姿态，把这种聚会看作一次文化观察的机会了，即便你对人类学没兴趣，至少也可以一位游客的姿态观赏一番奇风异俗。

确实，对于游客和人类学家，天壤之隔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是好奇而不是恐惧和冲突，真正带来冲突的，反倒是那些大小适中的差异，它们足够显著而可以在群体之间被用来区分你我，却又足够细微而让双方仍然能够相互理解、沟通和影响；所以，就文化冲突而言，内斗永远比外斗更激烈更凶悍。

冲突不断的伊斯兰世界，尽管各派打的旗号都是反美反以色列，但他们杀死的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即便他们恨之入骨的犹太人，其实也是他们的闪族兄弟；类似现象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也不难发现，社会主义者最痛恨的，往往是另一批社会主义者，比如纳粹眼中的社会党和布尔什维克，被一个独裁者视为头号敌人的，往往是有着类似政治观念的另一个独裁者。

社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几年前就开始显露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17.6%在毕业后两个月时仍未找到工作，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这一情况看来至少还要维持三四年，直到毕业生开始下降才有望缓解。

这一困难，与总的就业状况是背道而驰的，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从五六年前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供给下降的阶段，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萎缩尤为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面积用工荒，蓝领工人工资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外移。

大学生与总体就业状况的反差，也体现在上述报告的另一项数据中：高级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两个月后没找到工作的只有8.1%，不到大学生的一半；这一反差实际上表明了，在大学生的职业期望和当前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巨大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很大程度上正是现有教育体系所造成的，教育经历一方面让学生对自我身份定位和未来职业生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同时也没有帮助他们获得当前市场真正需要工作技能。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有关工资水平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蓝领岗位的工资已经大幅超出白领岗位，但多数大学生仍宁愿拿着两千多的月薪，忍受高昂的物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挤在大城市的群租房甚至地下室里，也不愿接受一份月薪五六千或者更高的蓝领工作，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已经成为一名白领。

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个认知，除非这个地位已低得无法再低，他都会希望他人认可其地位，并竭力避免从这地位跌落，当跌落前景出现时，如何避免它就成了头等优先的大事，重要性甚至超过生命，许多人在破产、失业、事业失败、罪行丑闻败露后自杀，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不保。

那么，为何普通高等教育会让学生对白领地位形成自我认知，而职业技术教育则很少有这样的效果呢？或许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价值观和科举传统有关，士大夫历来是蔑视技术专长和专业价值的，而科举制不仅与这种价值观完全配合，还搭建了一部反专业化的社会地位爬升阶梯，这部阶梯在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流动结构中取得了压倒性影响力。

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高，即便最贫困阶层的青年也有机会向上爬，但他们借以向上爬升的通道，（至少在和平年代）只有科举一途（尽管在某些时代做太监也是条上升出路，但与科举相比，这条通道毕竟太狭窄），而凭借各种专业技术能力向上爬升的空间极为有限，许多王朝甚至通过将许多技术性职业列入贱籍而刻意堵死这些通道。

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氛围，在其中，像厨师、木匠、技工、家政、护理这样的技术性职业，尽管收入可以很高，但在流行价值观中却被视为是卑下而缺乏吸引力的，不是一条可借以向上爬升的适当阶梯；而与之相应的后果是，在这些职业圈子的内部，也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丰厚的专业价值观，让从业者从中获得价值满足和自豪感，并以此吸引年轻入行者。

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从事某项专业、拥有相应技能、用这些技能作出好东西——这些活动本身带给从业者金钱和实物报酬之外的满足，这种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专业化分工的稳定存在，需要专业圈子内对产品和技能进行持续的比较、评价和讲述，通过师徒传承关系而形成传统和流派，这种文化要发育得比较丰厚，还需要一部分从业者成为专业的评论、研究和传播者。

比如餐饮行业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仅需要专业厨师，还要美食评论家去评论和传播他们的作品，要有历史学家去追溯烹饪技术的发展沿革和传承关系，要有食品和营养专家去研究各种食材，要有行业组织和专业刊物为知识和传统的积累提供交流和组织平台。

然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着排斥专业价值观的传统，或许是因为历史上就缺乏发育成熟的专业价值观，或许是因为缺乏专业领域发展自身组织和文化传统所需要的恰当制度环境，此类价值观的缺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这一点，在诸如维基词条编辑和开源代码贡献这样没有金钱回报的活动中，表现的最清楚。

很明显，职业学校和大学原本都可以参与这些发展过程，但实际上，国内的职业学校大都停留在技能培训，而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而普通高校则多半对这些领域不屑一顾，视之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杂学，难入象牙之塔的奇技淫巧，在前些年的学校合并升级改造浪潮中，许多学校甚至迫不及待的摆脱这些成分而把自己标榜成所谓综合性大学。

由政府设计和经营的公立教育与科研产业，实际上构造了一个由普通教育、大学教职、院士、核心期刊、诺贝尔奖等元素构成的现代科举系统，以及相应的价值观，白领成了现代士大夫，那些宁可受穷也不愿放下架子从事蓝领职业的人，则成了现代范进，这个系统在未来将继续源源不断的创造失业。

对于现代范进们，更为不幸的是，当前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在消灭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在市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许多产业已经和正在经历扁平化改造，比如在新型连锁企业对传统零售服务业、电子商务对实体零售店的替代过程中，企业层级结构变得高度扁平，大量中间层级被取消，而正是这些中间层级提供了大量白领岗位。

兰德热潮与个人主义
辉格
2012年8月27日

近几年，一股安·兰德（Ayn Rand）热潮在国内年轻人之间悄然涌动，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广受热捧，仅在文艺小清新汇集的豆瓣上，便显示有8183人想读，2187人读过，1912人评价过，总评分高达9.3/10，若加上英文版，这些数字还要扩大12%【注：目前上述数字已分别升至：9334人想读，2486人读过，2160人评价过】；不少自由派学者也非常推崇这本书，认为兰德和她所塑造的主人公很好的体现了个人主义精神。

不仅如此，许多推崇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人还认为，兰德——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一个吹鼓手，是对抗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面旗帜，这一认识似乎也暗示了，兰德思想与精神的传播发扬，将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维护，有助于解除加诸个人自由之上的种种枷锁。

可是，假如我们仔细检查兰德思想和市场制度的起源与基础，便不难发现，两者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兰德所奉行的，确实是一种个人主义，但那是一种非合作性的、独行侠式的个人主义，对于合作、互惠、利他、协调、组织、社会规范等等一切将众多个人聚合成一个社会的那些元素，兰德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与抵触，认为这些要么与个人意志背道而驰，理应抛弃，要么是加诸其上的束缚，理应打破。

然而，市场制度如同其他社会结构一样，不正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若将它们统统消灭，连社会结构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谈何制度？在没有任何制度和秩序的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自由何存？至于市场，更是一种需要特殊制度保障的分工与合作体系，若没有分工与合作，那既不需要市场，也不可能建立市场。

这种将个人自由与人的社会性和超越个体的文化结构完全对立起来的倾向，倒是并不少见，只不过兰德表现的特别极端；在社会学领域，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也长期争执不下；撒切尔的一句名言生动概括了这一倾向：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但是，假如你对人类有过深入的了解，便会发现，这种对立是虚妄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它建立在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误解之上。

生物学家已发现，将基因视为利益主体，可以更好的理解生物行为，从这角度看，生物个体只是基因们合作建造的、用来散布它们自己的工具，比如雄蜘蛛为了获得交配机会以便散布它所携带的基因，不惜冒被交配对方吃掉的危险；那么能不能说：根本没有个体，只有一个个基因呢？显然不能，因为基因利益的实现，全靠个体这个工具的功能有效发挥，为此，同一基因组中的基因们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类似的，人类个体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也达成了各种合作互惠关系，建造了各种组织、规范、习俗和制度，个体利益要借助这些关系和结构来实现，离开它们，连生存都堪忧，更不可能追求情感、艺术和学问等较高层次的目标；从家庭、部落、村镇、城市、国家，人类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迄今最繁荣、同时又最能让个体在其中自由追求自身目标的结构，便是法律保障下的市场社会。

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拥有了自我意识和强大的理性能力，能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作出反思，因而可以不再盲目听从由基因（还有meme）为我们设定的某项偏好与功能而行动；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后的兴奋，常常冲昏人们的头脑，以至错误的以为人可以摆脱基因和文化“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包袱”和“枷锁”。

在好莱坞文艺片中，我们常听到“寻找真正的人性与自我”的俗套故事，据说，这个“自我”总是被包裹在外来束缚之下，迷失在文化染缸之中：你喜欢牛仔裤，那只是流行时尚让你觉得喜欢，并不是你“本性上真的”喜欢，你拼命挣钱，那是被流行成功标准和攀比文化裹挟了，你乐衷购物，是受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你以为如此行事很有尊严很体面，那是社会伦理强加给你的，甚至，你以为自己是个男人，是个异性恋，那也是因为从小就被当作男孩对待，是教育赋予了你一个性别身份。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个人的偏好、习惯和价值观，确实很多是由社会赋予的，传统、风尚和规范，经由教养过程被潜移默化的植入了我们头脑中，变成了我们的习性和观念；问题是，我们能彻底摆脱它们吗？将这些“外来束缚”层层剥掉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自我吗？可是，把文化元素全部去掉之后，不是只有生物本能了吗？难道真正的人性就是无文化的动物性？

就算生物本能才是真正人性，那不也是为基因利益服务的吗？自我又在哪里？只是基因的奴隶？那么，连生物本能也剥掉会如何？依我看，那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在二元论者看来，还剩下个笛卡尔幽灵，可是这么一个光秃秃的幽灵实在很单调乏味，恐怕完全满足不了那些文艺片所带给你的浪漫期待。

问题是，你为何非要剥掉它们呢？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你，是它们让你成为了现在这个你，当你试图驱逐其中一些时，其实是你的一部分在驱逐另一部分；当然，有时候你需要这样的驱逐，当构成你的元素组合让你痛苦、纠结、迷茫时，驱逐其中一些会变得更协调，你会感觉更好，而人类的理性和反思能力恰好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不仅人性和偏好的很大部分是由文化所塑造的，我们追求目标的行动也几乎总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展开，因为合作与组织已将人类的能力提到了远远超出个体潜能的水平，因而如今绝大多数值得追求的目标，值得过的生活，都已无法由孤立的个人完成；随便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要从市场买入材料，进入或开办企业，与同事和上下游合作，或者组织发起一场活动。

比如《源泉》主角的建筑师工作，就涉及无数合作，要倾听客户的需求，要考虑结构工程师的建议，请预算师帮你做成本测算，等等；像洛克这样完全无视他人看法和感受，缺乏合作与妥协精神的人，在市场社会无疑会四处碰壁，最终往往做不成任何事情。

更糟糕的是，他还漠视基本的社会规范，仅仅因为自己的设计意图没实现，就炸毁了私人财产，他甚至还强奸了弗兰肯，并且对这些恶行都拒不认罪，也毫无悔意，再看看他与身边人的关系吧：要么是猥琐自卑的小丑，要么是丧失自我的盲目崇拜者，要么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没有一个是平等相处、合作互惠的关系。

市场的运行需要一整套规则来维持，遵守游戏规则也是市场参与者最重要的美德，标榜为资本主义旗手的兰德竟然颂扬如此漠视和践踏基本规范的行为，而且居然广受同样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读者热捧，真是咄咄怪事；要知道，洛克是被作为一个完美理想人物、一个神话般的英雄来塑造的，所以这些恶习是无法用“凡人都有缺陷”来解释的。

兰德对自由的理解，是各种误解中最粗俗浅薄的一种，她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任性放纵、恣意妄为、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实际上，自由制度的敌人们，最喜欢将自由曲解和污蔑为这个样子，对此，曾在专制国家生活过的人再熟悉不过了，它的唯一效果就是让善良的人们对自由产生错误的恐惧。

与此相应的，兰德独行侠式个人主义也无益于人们争取和维护自由；诚然，由于现代市场提供了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和分工机制，因而附带的为不擅处理社会关系的独行侠们创造了更好的生存空间，因为在发达市场社会中，你只要会有一项专长、一门手艺，很少与人打交道也不难活下来，甚至轻度的自闭症患者也能活得很好，但这只是市场的副产品，市场制度的根基绝非建立在独行侠精神之上，正如一家成功企业可以为自闭者提供职位，但一群自闭者绝不可能组成一家企业。

幸好，我们还有另一种个人主义可供选择：它承认人的社会性，也坦然承认并接受文化对人性的塑造，它仅仅主张：个人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所认定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可能是文化所赋予的，只要这个赋予过程是自愿的，尽管对目标的追求需要在组织和社会结构中进行，只要其间不涉及强制，不要求个人为集体而牺牲，那么个人便是自由的，正如哈耶克所阐述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自由是且只是免于强制。

@春夏秋冬er @whigzhou 辉总对不同学科之间有时会互相鄙视的现象怎么看？你有瞧不太上的学科，或者说是对某学科有偏见吗？

@whigzhou: 我用“专业价值观”来解释这种现象，专业价值观是工具价值终极化的一种，它既让从业者降低对其专业工作的货币报酬的要求，也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了价值隔阂，表现为相互鄙视

@whigzhou: 这方面我自己好像也未能免俗，不过我对学科一般没什么歧视，只对某些学科的从业者有所歧视。

@whigzhou: 比如历史专业者通常对阅读量、记忆力、语言文字能力、材料把握的全面精准等等赋予特殊价值地位，因而对戴蒙德之类跨界进入其领域的异类分子会特别鄙视，而实际上跨界者往往带来一些史学界几辈子也摸不着的洞见。

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辉格
2012年6月6日

继去年的王长孙大婚之后，英国民众又迎来了女王继位60周年钻石大典，各英联邦国家也都遥望同庆，平时隐居深宫的王室一时间频频亮相前台，举世瞩目，风光无限；世人在看热闹之余，也难免提起君主制这个老话题；诚然，多数英国人和英联邦国民都希望延续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君主制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有何作用，却很少说的清楚。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就像一件古董，既然大家喜欢观赏而又无害，何必丢弃它？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而仅仅是一种装饰？

假如人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近现代史上那些特别激进、顽劣乃至暴虐的军事独裁者，很少能容忍自己头上有一个君主，哪怕这个君主毫无实权，相反，在西北欧那些保留了传统立宪君主的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甚至没出现过丝毫政变的苗头，这又是为什么？

从形式和条文看，现代军队的指挥体系和规章制度都大同小异，可为何一位英国将军压根不会动武力干政的念头，而他的葡萄牙、希腊和泰国同行们却时常会动这样的念头？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看清价值观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权力来自武力，这没错，但常被忽视的是，权力更来自组织，仅凭个人武力，哪怕手持最强悍的枪炮，恐怕连一个村庄都控制不了。

国家机器只是个比喻，每个部件都是由活人而非机械所组成，每个上级指令必须获得各级人员的配合才能被执行，因而，高级将领在采取法外行动之前，必须确信能获得下级军官压倒性多数的配合；可是下级军官为何要配合你呢？假如他持有捍卫现有制度的坚定信仰，并视之为其人格与名誉的基石，就可能宁死不屈，即便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也要评估你成功的可能性，而这又要看他相信你能赢得多少支持配合者。

所以，最终决定事态的，是对现行制度和行动目标的众多个人信念在整个组织结构中的分布状态，一项行动若要指望成功，至少要有把握打通关键几条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链路，命令在通过每条链路的各环节时都能获得充分配合，这一要求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军队中，是颇为严苛的，所以，除非组织里充斥着见风使舵、信奉成王败寇的机会主义者，即便由最高级将领发动，法外行动的成功率也将会很低，这样就没人会动念头。

而正是在信念与价值观的集体分布上，君主制或许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因为立宪君主制分离了民族价值与政府职能这两大国家元素的载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一方面得益于交通、通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组织力，同时也充分挖掘利用了源自部落时代的对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情感，通过国民教育、历史与经典编纂、英雄与传说的塑造渲染、民族语言的统一等等建构手段，创造了民族这一维系现代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现代国家在拆除地区性贸易壁垒、提供普遍法律保障、创造流动性大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其成功也强化了文化认同，特别是像英国这样成功的国家，其制度保障之下的个人自由、贸易繁荣、生活富裕都有目共睹，人民因此而爱屋及乌的心生民族自豪和爱国热情，当在情理之中。

然而，民族主义也是头极度危险的猛兽，特别是当它与权力机器紧密结合时，其单一化特征与宪政与法治所需的多元权力制衡结构格格不入，当执政者同时成为民族命运的指引者与守护神，成为民族导师和民族光荣的象征，对其权力的种种制约便可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之下完全失效。

幸运的是，英国的君主制分离了两大元素，荣耀归于国王，唾沫归于首相，民族热情与爱国主义无碍于对政府的批评、对政策的反思和对权力的抗衡，首相们永远只能甘居于大管家的身份，没有扮演导师与舵手的机会。

诚然，国王已很久没有实际运用其权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王座没有功能，或许他的存在本身就消除了其行使权力的必要性，一项制度构件的真实功能，有时需要在边界事件而非常规状态中考察，世人不了解君主制在宪政结构中的价值，或许只是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边界事件，毕竟，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从未有过任何政变苗头。

@whigzhou: 科学家捐精20年有600名后代 http://t.cn/zOCv3Oc 奥地利生物学家贝拓德·威斯纳于上世纪40年代在伦敦开设人工受孕诊所，该诊所号称使用一些高智商朋友捐献的精子，但实际上约有600多人是威斯纳的“捐精后代”。威斯纳在开办诊所20多年来，协助不育妇女诞下1500多个婴儿，他本人则在1972年逝世

@whigzhou: 这才是屌丝的逆袭！http://t.cn/zO0YRm1 Ed Houben, now aged 42, launched his business after becoming frustrated with his sexless life and had fathered 82 children in just nine years – 45 girls, 35 boys and two…

@whigzhou: 更多细节，人类进化方向越来越奇幻莫测啦 http://t.cn/zOWjdFI

@喂羊的月亮熊: 米兰昆德拉有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叫自私的皮球？

@whigzhou: 呵呵，昆德拉的书倒没读过，这种情况或许可以叫“士兵的后方兄弟们”，只是战场有所不同了而已

@whigzhou: 关于现代战争，常被社会学家忽略的事实是：战后婴儿潮多半是后方兄弟们的婴儿潮，社会学家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常以为当代精英在主导未来文化，而忘了下一代多半是精英背后的后方兄弟们生下的

@whigzhou: 我隐约感觉到，若考虑了这一点，某些看似莫名其妙的文化潮流变迁和价值风向摇摆，可能并非纯属偶然

@whigzhou: 近代之前，价值观流动表现出比较清晰的自上而下的瀑布式，此后，这种单一的方向性恐怕已不存在了

@whigzhou: #饭文#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http://t.cn/SPtkBm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

@whigzhou: 性选择所提供的文化动力，像一部龙卷风吊车，将社会吊离了马尔萨斯极限，但不会离的太远，因为一旦离开太远，玩的太嗨，后方兄弟们便机会大增，在下一代或下几代改变文化面貌，并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龙卷风，正是基于这一图景，我认为当今的城市低生育文化只是阶段性的，并非不可逆转

@dingxx: 历史研究和记载，好像总有类似“后方兄弟们”这样的盲点，正如艺术史往往写成艺术精品史，可以试想一种后果——如果百年后 人们认为王家卫和许鞍华就是香港电影的缩影，那该是多么大的误会啊

@whigzhou: 是哦，所以垃圾考古学更可靠，有必要在垃圾焚烧厂的传送带上装个照相机…

为何他们选择离去？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近年来中国富人日益强烈的移民倾向已是显明的事实，去年招行与贝恩的报告，最近中行与胡润的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对于富人们为何出走，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因为税负过高，或投资环境太糟糕，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个人发展机会，或者更好的生活条件、更清洁优雅的环境、更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或者只是更有吸引力的文化，等等。

自然，每个选择出走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由，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从种种理由背后隐约体味出一些共同倾向，他们或多或少的，或自觉或无意识的，都在向往着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知道，在温饱线之下，每个人的需求都差不多，而在此之上，个人的价值追求便开始急剧多样化，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或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更多元的价值，人们便会向外寻找发展空间。

在观察这一点时，我们不必过于严格的区分生意、工作和生活，对于早已远离温饱线、拥有了所谓财务自由、无须再为钱而劳碌的富裕人群，投资、生意和职业其实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消费了，它本身带来的乐趣或许比它带来的金钱更重要（当然对某些人来说，金钱积累本身就是乐趣所在）；因而，在观察他们的行动和选择时，这种种方面的倾向，皆可视为其价值追求的一部分。

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是一堆价值的随机杂凑，相反，它是以非常精巧的结构有机组织在一起的，而其中的核心是人格，即，我认为或希望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旁人眼里又是什么样的人？其次，要为自己选择或构造将一个生活于其中文化小环境、交往圈子，以及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日常的种种消费（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那些之外），多半不过是附着在这一结构上的功能组件或装饰物。

然而我们的企业家却发现，要在这个社会获得成功，甚至仅仅是让企业生存下去，让养活着一帮兄弟的生意维持下去，让家人和孩子的境况不至于一落千丈，常常不得不让自己拥有一个十分卑污的人格，或至少一个高度分裂的人格，而其中一个是十分卑污的。

对于那些前途高度依赖于权力、因而经常需要取悦于权贵的企业家，这是容易体会的，但情况比这更糟，由于权力垄断了大部分核心资源，国企占了大半份额，权力渗入市场每个角落，这样一个产业环境所筛选出来的成功企业，多半继承了权术游戏中的种种污浊不堪的游戏规则和交往规范，因而即便那些为洁身自好而刻意远离权力的企业家，最终也将发现自己不得不滚打在这样一个污泥坑中。

当然，可以相信，不乏有人喜欢这样的污泥坑，不觉得打滚于其中会显得很卑污，乃至乐在其中而留连忘返，但无疑也有很多且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新生一代，在见识过另一种社会，见识过那里的男女们独立、自信、阳光、有尊严的人格，见识过让这种令人艳羡的人格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之后，会顾影自怜，会心有不甘，更会不忍眼看自己的孩子被迫继续滚打在这样的泥坑之中。

如果你不能改变这局面，何不离它而去？当然还有一个选择是退缩和出世，你可以把自我缩的很小，将欲望和希冀降至最低，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可以在三寸之地上保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但很明显，只有一小撮人会甘心于此，那些仍怀抱梦想，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将何以自处？

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当渴望尊严、怀抱梦想、且有能力追逐梦想的人纷纷加速离去，这个社会的未来将会如何？这是不是另一种空心化？在民国的第一波城市化中，农村已经历过一次空心化，乡村精英的离去导致了传统社区和地方秩序的瓦解，并直接助长了此后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最终让拳头逻辑主导了政治进程。

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社会中，我们正在沦为另一个空心化的农村吗？一个钢筋混凝土版本的破落农村？它所吸引过来的老外和海归们，是那些更偏爱或适应这个烂泥坑的人吗？比如唐骏们？这里将变成厚黑成功学施展拳脚的舞台吗？或者已经是了？只剩一小撮隐士在角落里冷眼旁观？公知们对韩寒的无耻集体吹捧是厚黑术的最新式表演吗？200多位“海内外学者”联手围殴一个弱女子呢？

我不知道。这些谜题的答案，只能等待未来一二十年里由社会自己慢慢揭晓。

富二代不愿接班不是坏事
辉格
2012年3月16日

上海交大余明阳教授组织的一次大范围调查显示，在国内各行业表现杰出的各大家族企业中，比例高达82%的创始人子女表示不愿意接班，而其中有些已经接了班的，也表达了被动和不情愿的态度；对这种情况，有评论者表示很担忧，交大企业发展研究院王方华院长甚至呼吁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要“有所作为”。

这种担忧纯属庸人自扰，从报道中富二代们所提及的不愿接班的诸多理由看，不过是表明了他们比上一代人接受过更多教育、拥有更多彩的经历和更开阔的眼界、更多元的价值观、更丰富多彩的生活乐趣和事业抱负，更强烈的按自己的兴趣和理想选择生活方式和事业方向的意愿，并且，父辈创造的财富让他们有了更多机会和能力去实现这些追求，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也正是财富的价值所在。

诚然，家族企业的创始人们，有很多理由希望他们的子女接班，首先是缺乏可靠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这并不是说国内缺少能干和聪明的职业经理人，能干的人多得是，缺的是职业道德，在一个像唐骏这样的大忽悠能被当作英雄、偶像和导师来追捧的环境中，你是很难指望什么职业道德的。

可是，让子女接班未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特别是当他们因为不喜欢这份事业而不愿意接班时，可能会让事情更糟糕，因为他们可能会更随意的将重要职责托付给比你现在能找到的职业经理人更无能也更缺德的人；恰当的办法是建立制度，把会计和审计工作独立出来，不要让CEO插手这些岗位的选聘、提升和报酬确定，甚至不要让他们看到审计报告，要知道，即便未来职业经理人市场成熟了，这样的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道德素养不错的人有时也会经不起诱惑。

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那最好趁早把企业卖掉，能上市更好；不过这就涉及到企业家们希望子女接班的第二个理由了，有些人会将他长期奋斗拼搏所建立的企业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价格多高都不肯卖，或至少绝不肯在市场的可能估价下卖，因为这份事业本身（而不仅是它带来的金钱财富）已成了他的主要价值追求，放弃它会让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至少是其中主要的一项意义）。

可是，人终有一死，你最终不得不撒手这项事业，假如它在你子女眼中没有你所赋予它的独特价值，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能代替你延续这项事业呢？假如你希望你所珍爱的事业被延续，难道不是应该找一个和你一样珍视它的人吗？假如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又不愿意失去对企业的掌控，因而听任企业在你病老之后一夜分崩，为你陪葬，而不留分毫给子女，这当然也无可指责，只要你确实权衡过这一结果。

不过这又关系到希望子女接班的另一种动机了，那是一种或明或暗的帝王情结，国内许多企业家都有这一情结，这清楚的表现在大量的仿宫殿建筑、他们案头的帝王权术畅销书和他们对某些帝王的普遍推崇，甚至他们的举止打扮和说话腔调上；对于他们，商场搏杀中的获胜快感和对企业团队的操纵感，正是他们赋予事业的超越于财富本身的独特价值。

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本能普遍而牢固，而权力竞技场是人们施展其抱负、智慧和技能的古老舞台，这些活动本身常常被赋予了比其所指向的目标更高的价值；确实，有许多企业家将其事业视为权力竞技场，无论是外部商战还是内部的公司政治，而我们知道，权力欲从来是跟继承权联系在一起的，从生物学角度看，没有继承权，权力欲这种本能就不会出现。

这是因为，假如没有继承权，权力虽能让拥有它的男性获得更多的生殖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拥有更多配偶和性机会），却很少会增加其配偶的生殖机会，因为一个女人无论多有权多有钱，能生育的孩子都是有限的，最多因营养医疗等条件改善而稍有获益，这样，权力欲就不会成为女性选择男性的重要指标，而缺少了性选择这个高效进化加速器，像权力欲这么强烈、牢固而普遍的本能，就不大可能在现代智人短短几十万年的进化史中出现。

有了继承权就不同了，成为帝王配偶虽不会让女性多生下几个孩子，却很可能让她拥有比普通女性多得多的孙子，只要她的某个儿子取得了继承权；所以，权力欲和希望并努力让儿子继承权力的倾向这两种本能总是相伴随的，否则就不会受女性偏爱而得以扩散传播。

这大概也是为何企业家总是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即便儿子不喜欢或不适合，也要努力让他喜欢，让他变得适合；可是，这又何必呢？人类毕竟是理性动物，能够自我反思并为自己选择目标，他们为何非要按基因的利益行事呢？既然下一代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而你的财富又能帮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价值，何乐而不为？

作为一种新兴的价值观潮流，近年来动物保护主义在国内的影响日益增长，从吃狗肉习俗、流浪猫狗的境遇、到最近的熊胆问题，一个个热点被激活，善待动物的理念也随之而得以广泛传播；这一过程中，它难免会与既有的价值观、习俗乃至权益发生冲突，贩运肉犬的车辆遭遇拦截已屡见不鲜，而这次，归真堂又成为众矢之的。

在一个开放社会，价值多元化和价值之间的对立冲突本是常态，自然不必为此惊慌，不过，多元价值得以和平共存于一个社会，价值冲突不至于变成相互侵犯和强制，需要有一些规则来划定行为的边界，这些边界就是所谓的权利，因而，当我们需要回答由某种价值主张所引出的具体行为是否合理或合法时，首要的问题便是：对立双方在这件事情上各自拥有何种权利？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围绕动物权利的争议似乎并未得以澄清；在支持归真堂的意见中，有一种认为，基于私人财产权的免受侵犯的原则，外人无权干涉取胆行为；这种意见并不切题，因为并没有人否认那些胆熊是归真堂的财产，遭到反对的只是胆熊主人对待它们的方式。

这就涉及到了财产权的基本含义，财产权是一种排他权，它赋予了你按你的意志排除他人某些行为的能力，你拥有一头熊的意思是，你可以阻止他人对这头熊做任何事，而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对这头熊做任何事，因为其他人也可能在这件事上拥有权利；比如我拥有一支香烟，我就能阻止他人在未经我允许时对它做任何事，但我并不能在任何场合点燃它，后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阻止别人在他附近点燃香烟。

类似的，大概没人会反对，我完完全全拥有自己的肉体，我也拥有我的阳台，但我或许不能在阳台上裸露自己的肉体，后者取决于我的邻居们是否拥有阻止别人在他视野内裸身的权利；所以，笼统的援引财产权保护原则，对论证并没有帮助，真正的问题是反对取胆者是否有权阻止胆熊主人们这么做。

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主张者有义务证明：人们（包括取胆者自己）大都相信这样的行为会被阻止，而实际上它们通常也都被有效阻止了；依我看，这样的权利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尚不存在，实际上，任何新兴价值观所主张的权利是注定得不到经验支持的，熊胆制品需求的广泛存在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大量消费者并不十分介意取胆方式。

但这并不是说持有新兴价值观的人只能放弃他们的主张，通过价值观的宣扬和传播，通过发动拒绝购买与合作等非强制性运动，他们完全可能在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将这种价值观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减少到微小程度，逼迫到边缘化的、自惭形秽的、见不得人的境地，那时候，他们便可骄傲的宣称，这种新型权利已经牢固确立了。

当然，他们也可能求助于拥有压倒性暴力的立法与行政机构，来强制推行其权利主张，或许有些权利经过长期强制可以确立，但这种方式违背了自由、开放和宽容等广受推崇的更基本层次上的伦理原则，况且常常并不成功。

然而，目前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所选择的，是一条根本上错误的道路：他们试图将非人类的动物确立为权利的主体，这就挑战了现有伦理体系的基础：只有人才是权利的合格主体；如此主张者或许并未理解到，该主张意味着我们的伦理体系同时需要承认动物拥有自由意志，从而有能力做出意思表达、订立契约、进行交易、并承担责任。

如上所述，权利意味着主体可以凭其自由意志决定是否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假如“阻止取胆”不是人的而是熊的权利，那便意味着：首先，熊的意志是可以被了解的，其次，假如我理解了熊的意志表达，我就能够在求得他的同意之后取它的胆，正如我在求得旁人同意之后可以在他身边抽烟一样。

尽管主张“动物权利”者未必理解了这层含义，但他们的论证方式却已经滑入了这样的轨道：阻止取胆是因为熊会感到痛苦，而不是因为旁观的人会感到痛苦；这种论证不仅本身很荒谬，也无益于推动其主张，比如取胆者可能会这么回答：熊知道走进这个笼子会被取胆，但他为了吃到我手里这盆食物，还是进来了，这是笔公平交易。

权利主体就是手握“是否阻止他人特定行为”的开关的那个人，这一原则在我们的伦理体系中具有根本重要性；在关于权利的种种说辞中，最蛊惑人心的一种便是：一方面宣称某个对象拥有某种权利，而同时却把上述开关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类似于房产公司告诉你：这套房子是你的，但钥匙必须拿在我手里，谁能进出由我说了算。

动物保护主义者需要认识到，这是一条死胡同，要推动他们的主张，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明确承认所谓“动物权利”实际上是人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权利。

不妨将价值观视为一种计算装置，它接受某些输入，这些输入描述了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然后它输出一个值域为{好,坏}确定结果，这个结果就叫“价值”，当然价值不必是二值的，其值域也可以是某个有序集，这里姑且简化为二值的。

类似的，科学理论也是一种计算装置，它接受关于世界状态的某些输入，获得关于世界另一些状态的输出；区别在于，科学理论的输出接受事实检验，它（事实判断）会被用来与给定度量方法所获得的结果（经验事实）做比较，从而被判定为真或假，而价值观的输出不存在真假之分，因而无须接受事实检验，这个区别就是常说的“休谟之叉”（Hume’s Fork）（注：对休谟之叉一词的含义有几种认定，这里取其一种，并且我以前和今后都只取这一种）。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小橘子好像一直没从这个混淆里绕出来）：尽管价值观这一计算装置的输出是无所谓真假的，但任何计算装置的逻辑结构如何，本身都是一个事实，因而对此所做的陈述都存在真假之分。（这个区分很微妙，所以容易被混淆，比如，当有人给我一个苹果，我说“好吃”或“我喜欢”，此时我做出的是一个价值判断，但假如你问我“你喜欢苹果吗？”或“你喜欢苹果还是香蕉？”我回答“我喜欢苹果”，此时，我做出的就是事实判断，我在陈述一个有关我的价值观的事实命题。）

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构造一个有最大机会输出真结果的计算装置，为此，科学家需要针对其输出与经验事实不吻合的地方，对装置进行修正，甚至推倒重来，那么当我们研究被认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社会规范——比如道德和法律——时，我们在做什么？

我的回答是：和科学研究一样，我们构造一个计算装置来模拟假定中的现实道德规范，然后比较它的输出是否与现实中人们针对相同输入所做出的价值判断相一致，并针对不一致的地方对计算装置进行修正，甚至推倒重来；道德研究与科学研究的这种相似性并不奇怪，因为既然其研究对象都是某种计算装置存在与否、结构如何这样的事实问题，自然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但这种相似性并未改变这一点：价值观这种计算装置的输出并不表征任何现实状态（除该输出本身之外），它仅仅输出了一个可以识别的东西，而科学理论却必须输出表征了某些现实状态的东西。

另一个更容易混淆的地方是：当我们依据一个从现实中识别出来的道德/法律规范，针对特定事件作出道德/法律判断时，我们到底是不是还在做价值判断？或者仅仅是在做事实判断？

我的回答是：我们先针对道德/法律规范这个计算装置做了一番事实判断，最后操纵这个（我们认定它存在且如此这般工作的）装置输出了一个价值判断，因而一个道德/法律结论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

我承认，理解这一点有些困难，因为它与纯粹个人的价值判断有所不同，当我对着苹果说“好吃”时，这个价值判断是直接作出的，无须依赖其他准备工作，这是因为，输出该判断的那个计算装置，事先已经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而我在道德/法律判断时，则是在操纵一个或许事先并不存在于我头脑之中的计算装置，这个装置可能是一套专用软件，运行在一台电脑上，或者等价的，以口头/文字命题的形式存在于某个知识体系中。

当然，在我对这套规范进行研究、获得认知（其间将经历一系列事实判断）之后，该装置就会被装载进我的头脑，但这未必意味着它就自动成了我的价值观组合的一部分，也可能我只是将自己大脑的一部分计算能力分配给它，让它在里面运行而已，当我这么做时，我就进入了我称之为该社会规范“代言角色”的状态，即，我让它在自己大脑里运行起来，赋予它所需输入，获得其输出结果，最后将结果陈述出来。

当法官或试图以公正面貌出现的道德评论者对特定事件进行评判时，就是这么做的，此时他们所输出的，并不是基于个人价值观的判断，而是在头脑里运行一个被认定实际存在于社会的规范所得出的结果。

之所以这么做是可能的，是因为运行规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计算装置，假如我们愿意，完全可以让它运行在一台电脑上（当然，现实中公众可能不能接受一位电脑法官，但那只表明存在一个不接受电脑法官的规范，而不是因为规范无法运行在电脑上）。

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假如某社会的道德/法律规范复杂到某个程度，任何个人的大脑都没有能力单独运行它，而必须由某个超个人装置来运行，那么，这一规范便可能在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全面理解的情况下却真实存在且有效运行中，我觉得英美的法庭或许已经或正在演变成一种这样的装置。

作为个人，对特定行为（A），既可以基于个人价值观作出直接判断（Vp），也可以将自己代入某个社会规范（N）的代言人角色，作出“按某某规范的”判断（Vn），这样，便出现下面几种可能：

1）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也是好的；并且，我赞同N；（赞同的意思是可以将其纳入个人价值观集合）

2）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也是好的；但我不赞同N，即Vp=Vn只是在此案例上的巧合；

3）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是坏的；可是，我赞同N，所以一定是我哪里搞错了（人脑计算错误是可能的）；

4）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是坏的；但我不赞同N；

5）我觉得A是好的；我认为N根本不存在，无论它会把A判定为好或坏；但假如N存在，我赞同；

6）我觉得A是好的；我认为N根本不存在，无论它会把A判定为好或坏；但假如N存在，我不赞同；

……

要正确区分这6种（或更多）情况确实不容易，每项区别中都已栽进了无数跟头……

最近经常谈论伦理问题，也经常因为用词问题而带来交流障碍，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一贯坚持某种清晰而确切的含义，这里先简单清理一下，表明了我到目前为止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以及使用这些概念时试图传达的含义，当然，我是希望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用法能稳定下来，但实际上能否做到，还不能肯定。

另外，我也承认，用词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某种用词方式背后必定有一些理论预设，因而获得认同也意味着需要对话者接受或至少听取这些理论预设，而这是未必能成功的。

1）任何价值观最终都由个人持有，任何价值判断都由个人作出；

2）但个人的价值观是一个多元素集合，其中每个元素（即每项价值观）对特定事件的判断可以不同，因而最终个人面对特定事件的价值观感可能是冲突的；

3）在个人的价值组合中，其中一些是纯个人的，即可以在鲁滨逊世界存在，我通常用“偏好”一词指称它；

4）另一些则只能存在于某个社会化的价值体系中，也就是文化系统中（当然文化系统不止于此），因为它们既产生于人际互动，其价值判断的对象也是人际互动，我通常用“社会价值倾向”或“XX主义”来指称这些价值体系；

5）上述社会化价值体系中，有些在某个社会获得了社会规范的地位（这本身是个事实判断），即，该社会多数成员都相信它会得到遵循，这里，“遵循”的意思是：当某项行为被该价值体系判定为恶时，行为主体会感受到其他社会成员都对他的行为作出了负面价值评判，他进而可能遭受更多社会关系损失，而且这一切在他实施该行为之前就是可以预期到的；一旦某个价值体系获得这种地位，我便称之为道德；

6）在这些道德体系中，有些获得了某种司法机制的执行（这也是个事实判断），我称之为法律；（这里回答了：我为何说特定案件的最终司法结论是个价值命题，因为它是一个价值体系的运算结果）

7）生活于某个社会的特定个人，未必将“在该社会取得了道德地位的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价值观”纳入他自己的个人价值组合中，此时，他在价值观上是反社会的，但仅此而已，假如不表现在行动上，他可以相容于该社会；

8）我很少使用“良知”一词是因为，我不太确定人们用它来指称上述各种价值观中的哪一种？它显然不是鲁滨逊价值观，但也不总是道德或法律，或许，它指的是某种“主义”，已经或尚未取得道德的地位；

9）假如一种“良知”并未取得道德地位，那么我认为，依据它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便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代表了个人的、或某个拥有共同价值的群体的价值取向，当然，这些个人和群体经过持续的努力，或许有朝一日会让该价值体系取得道德或法律的地位。

10）那么，作为一个既愿意维护道德和法律，又持有某种未获得道德地位的价值取向，并希望推动它，的个人，是否会处于无所适从的处境呢？我看不必，个人无时无处不在面临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任何基于某一价值观的选择，都以搁置另一些价值观为代价，当我从某套价值体系出发判定某种行为为恶，并不意味着我不会为了对我个人更重要的价值而去做它。

@洪国荃：有朋友问我对芙蓉的评价：我从不骂芙蓉，她只是在北京打拼的女孩子，以名誉做成本，以挨骂为代价，演绎百姓的另类生存方式，她没偷没抢，没有伤害其他人，没有道德败坏，每逢有地震等灾难事件，她总会尽其所能献爱心，可以对她的出名方式有异议，但没有辱骂她的权利。

@tertio: 问题是，如果大多数人都像你这样，那芙蓉还能火起来，到处拿出场费么？

@whigzhou: 是啊，那样的话，名誉就不是成本，代价里也没了挨骂一项，生存方式也不再另类了

@whigzhou: 许多人将宽容误解为抛弃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甚至接受其价值观，这种理解确实很让人抓狂

@小野猪君: 没看懂这句“许多人将宽容误解为抛弃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宽容为啥还是抛弃了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应该是接受了自己与之相对立的价值观吧？

@whigzhou: 甲持有价值观A，乙持有价值观B，A与B对立，许多人将“乙应宽容对待甲”理解为“乙应放弃B”甚或“乙应接受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