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无论何种视觉系统都不灵，或，视觉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灵。比如视觉系统的定向性令它无法像听觉或嗅觉系统那样随时接收处理来自任意方向的信号，而且光信号绕开障碍物的能力也极差。

类似的，当有人说市场不灵时，其言下之意可能是：

1）这个市场本来有着某种功能，但这个市场的这一功能此时此地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或表现不佳，一定是某种缺陷、状况或外力导致了其功能障碍，就像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时，或眼球长时间受压迫之后，出现的视觉障碍；

2）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缺乏某些典型市场都有的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希腊的市场相比美国的市场，表现十分不同，就像色盲患者的视觉障碍；

3）相比其他类型的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有着中央银行、价格管制、福利制度或最低工资法的市场，和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相比，表现十分不同，就像人眼和驴眼或鹰眼的不同，脊椎动物眼睛和乌贼眼睛的不同；

4）相比人类组织协调其经济活动的其他系统（比如熟人互惠，效忠/庇护网络，封建系统，行政管制，中央计划），无论何种市场都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就像眼睛的定向性局限和频宽局限。

重要的不是这些可能性是否存在——对应失灵之不同含义的案例，在现实中或许都可以找到——，而是人们在谈论市场失灵时，总是将这些含义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当所描述的情况只能支持一种含义时，谈论者试图传达的，听众所领会到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看到某个经济体的市场某时某刻在某件事情上有某项功能表现不佳，就轻易得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行，得试试其他系统（往往是指政府）”的结论。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谈论眼睛时也这么做，会有多荒唐：因为某人午休打瞌睡时手臂压迫眼球导致20分钟内无法阅读，就说他是个瞎子，发现有些人是色盲，就说人类视觉系统的颜色分辨力实在糟糕，听说存在盲点、视野局限、定向性问题，就宣称视觉比起嗅觉来简直弱爆了。

还有比这些更狂野的用法，有些人在说市场失灵时，首先暗自为它指派了一项来路不明的任务，然后指责它未能完成：市场没能让所有人脱贫致富，让人人变得积极乐观、心想事成、幸福感十足，让坏人从世间消失，再也没有纠纷、冲突、天灾、事故和疾病，创造出零污染没成本且人人喜爱的梦幻能源……可是凭什么市场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呢？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吧，在下文将谈论的一些事情中[1]，对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惊呼者从来没有说清楚，失灵的究竟是某个特定市场，或是某类市场，还是任何或全部市场，更没有讨论过它们各自可能引出的政策含义有何不同。

为何私人企业在某些产业表现如此糟糕？[2]

2011年4月，云南玉溪一家幼儿园，一位儿童因异物阻塞气管窒息，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园主竟伙同雇员偷偷将尸体埋到山上。

此事令舆论一时哗然，如同往常一样，记者们也迅速找出了事件中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

实际上，类似污点在以往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后记】

在上文的情境中，市场确实失败了，它败于政府强制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让它光明正大的发育。一个产业若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就无法指望它会健康发展，因为地下状态妨碍了信息的充分流动，而这正是品质提升所需要的，地下状态也会形成对参与者的逆向淘汰：驱逐良民，吸引恶棍。

娼妓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禁娼制度下的娼业往往被黑帮（还有与之合作的腐败官员）所控制，妓女处境常十分悲惨，有时近乎于奴役状态，然而在娼业合法的经济体中，妓女的处境并不比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差多少，顾客被讹诈勒索的机会也并不更高。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如此肆无忌惮？[3]

2009年初，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2008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同样的危机在2016年以更大规模暴发）。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后记】

市场不是飘在太空中的一团空气，它需要一整套深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财产权要得到保护，契约要能够执行，债务能够追索，责任能够认定，侵权会被矫正，自愿交易不被强行压制，信息被允许传播……这些条件从未完美成立，但有些经济体比另一些要好得多，其市场表现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某些特定市场确实很失败，那是因为它们赖以发育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过于糟糕，这就好比，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硒）会造成视力发育不良，所以某些人确实视觉失灵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视觉比嗅觉弱爆了。

在上文所涉及的场景中，那些发布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厂商，其实很少被起诉和定罪，执法机构所做的，只是在场面变得过于难看时，抡起棍子将整个行业不分良奸痛打一顿，这显然不是市场发育的好环境。

服务业的格雷欣法则[4]

2011年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后记】

有些人将某个产业在某个时期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准下降，或者他苦苦期待的品质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也称为市场失灵，可是，厂商是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真实需求而生产的，假如消费者收入太低，或宁愿将有限预算留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或对某类商品尚缺乏消费经验和鉴别力，尚未养成挑剔口味，那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像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品质列为优先考虑，不愿为之多掏很多钱，为此而痛心疾首，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有时候，某一行业品质普遍下降甚至是市场表现良好的反映，仅仅二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连许多中低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欧洲十日游了，当这一大群低预算、无经验、鉴别力缺乏的消费者迅速涌入该市场时，行业的服务品质当然需要拉低，否则如何能以与其支付愿意相匹配的价格提供服务？

博傻游戏中的失败者[5]

2011年初，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游戏（greater fool），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囤积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后记】

有人好赌，并且赌了，然后输光了，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考虑更纯粹的情形：有人不想活，并为此而行动了——找了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然后死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市场失灵，那只是暗中为市场假设了它本不具备的功能，毕竟没有人宣称“拯救所有不想活的人”是市场之必备功能，市场可以让不想活的人方便的买到价廉物美的绳子，当然，如果他回心转意，也可让他更容易找到一家心理诊所。

市场并不担保所有人都获得成功，相反，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失败者清除出系统，倒是市场的标准功能。

注：

[1] 以下内容摘自我2009-2012年间写的几篇评论文章，稍有改动，原文可在我的博客上找到：https://headsalon.org/

[2] 原文《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977.html

[3] 原文《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470.html

[4] 原文《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616.html

[5] 原文《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702.html

显示一位思考者向布道者或按摩师转变的两个迹象：1）对自己观点或叙述中的潜在弱点和明显反驳缺乏起码的敏感，2）对正在加以辩驳的对方观点缺乏起码的耐心为之寻找可能的合理化版本。

这两种倾向的结果分别是：1）缺乏自我反思，2）总是挑选最虚弱对手的观点的最荒谬版本。

不过里德利列举的一些材料还是很有意思，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给我的书单里又添加了十几本书。

建立与维护自己的声望（prestige）是人类行为的一大动机，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动机是许多消费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它构成了某些门类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基础，而且看来有着牢固的心理基础和古老的渊源。

考古学家发现，用于此类目的的物品——被称为声望品（prestige goods）——在远古人类遗存中占了很大比例，是识别社会复杂程度的重要线索；对声望品的追逐也是推动早期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主要动力，甚至像青铜器制造这样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最初也是由声望追逐者的需求所促成。

当然，拥有声望品更多的是对既已建立的声望的展示，而非声望本身，这一展示所传达的信息大约包括：我具备不俗的才智与鉴别力，据此取得了相当成就，过着一份体面生活，赢得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不乏仰慕与追随者，我对他们慷慨大方，乐于出手相助，总之，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交往对象。

高声望者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禀赋，更重要的是（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正是后者赋予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吸引力，也让他们愿意投入资源去经营和维护社会关系，因为首先，社交魅力本身对倾向于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构成一种比较优势，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越用越多的东西：今天你动用关系资源帮助了我，我就成了你的互惠网络的一部分，日后你又可以利用这份新增资源办成其他事情。

假如你和很多人建立这样的关系，并且频繁动用这些关系帮助他人，从而成为所在社会的互惠网络的一个中心节点，便可为自己赢得巨大声望；在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看来，如此建立的声望是早期社会政治权力的几大来源之一，也是推动社会从游团向部落继而向酋邦发展的关键组织元素；在诸如社区牧师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至今仍可看到部落中凭借声望而取得权力的『大人物（big man）』的影子。

不过，和其他依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的东西一样，声望的建立也面临着启动障碍：经营社会关系的成本很高，需要经常设宴请客，需要大宅子招待客人，奢华体面的服饰、器具和摆设，频繁送礼，有时还要收留孤弱或供养门客，虽然社会资本最终会带来回报，但在突破盈亏平衡点之前，需要大量前期投入。

问题是，在高度均等化的简单社会中，谁有这样的资源呢？而且，在社会资本经历长久积累终于产生价值之前，谁愿意为这样不确定的远期回报作持续投入呢？所以在有些学者看来，基于声望的权力只有在社会地位已经发生相当程度的分化之后才可能出现，而不是最初引发社会分化的先行元素。

然而，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克（Joseph Henrich）在其新书《人类的成功秘诀》（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中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强烈的学习需求为声望建设提供了启动机制，因而声望在人类数百万年文化进化历程的早期便已开始起作用。

由于进化路径的特殊性，我们的绝大部分生活技能需要后天习得，而且与这些技能相关的知识多半是无法言传的know-how，需要在直接的观察、模仿和实践中学会，于是我们发展出了许多心理机制帮助我们高效学习，比如强烈的模仿倾向，领会他人意图从而更有效的模仿，以及挑选最佳模仿对象的能力。

在判断身边的人中谁最值得学习时，我们会利用多种线索：直接观察他运用某种技能时的表现，他以往取得的成就，以及能够证明这些成就的器物或信息；我们也会利用二阶线索：他的言行举止是否得到他人的关注？其见解和意见是否被众人听取？有多少人向他请教或求助？

亨里克指出，即便是蹒跚学步的幼儿，也天生的对这些线索极为敏感，甚至年龄越小对二阶线索的反应越强烈，因为小孩尚缺乏直接评判技能高下所需要的经验（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年轻人更热衷于追星）；而同时，这些线索与构成声望的那些元素高度重合；或许正是生活技能，以及让某些人善于且乐于为后生言传身教的那些个人禀赋，为建立声望提供了启动资本。

学习者和他们的家长乐意为这些楷模提供各种互惠性报酬作为学费，比如帮助做家务、照看孩子，充当无偿或低报酬的助手（学徒制的先驱），为宴席提供食物或劳力赞助，在纠纷冲突中站在他一边，在择偶与结亲时给予优先考虑或优惠条件，等等；这些回报进而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社会关系，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无论声望机制是否果真如亨里克所认为那样发端于学习需求（比如，不妨考虑，语言才华和社交技能也完全可能为建立声誉提供启动资本），声誉既经建立，确实可以带来政治权力，个人一旦占据互惠网络中心节点的位置，便会自动吸引更多追随者和拥护者，因为接近中心节点是这些追随者建立自身社会资本的捷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心节点的地位。

对声望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没有世袭制的国家，一些政治家族也可能长期兴旺，而另一些裙带网又因某个中心人物的垮台而树倒猢狲散？为何从几位贵妇的客厅里会涌出一轮轮社会运动甚至革命浪潮？为何学术权威越老越受其门徒推崇，即便其理论早已过时？为何一位气功大师身边会浮动着那么多巨商大贾的身影，即便他们看起来不太像是真信那套拙劣把戏？

中国民间信仰以其神仙繁多而著称，宋代仅湖州一地的寺观祠庙里供奉的神祗，有史料可查者即有92个，扣除名号重复者，还有50多个，粗略估算，全国各地的神祗数量大约介于乡镇数和村庄数之间，看来古代中国人『积极造神，见神即拜』的名声并非虚浪。

如此多神仙得到敬拜，还要归功于神仙来源的多样化，和大众在神仙制造方式上的创造性；早期神祗来源大致和其他文化相仿，比如司掌某种自然力的自然神，或者被认定为某一族群共同祖先的始祖神，然而自中古以降，一种新型神祗开始大量涌现。

这些新神都是不久前还生活于人世的真实人物，因某种显赫成就或奇特经历而被认为拥有神力；认定神力的入门标准很低——担任过高官，参加过某次战役，遭受过冤屈，或者离奇死亡——总之，任何在大众眼里有点特别的地方都可以让他们获得候选资格，但真正确立其神灵地位的，是『灵验』事迹，即有人在向他祈求佑助时得偿所愿。

在《变迁之神》一书中，人类学家韩森考察了此类神祗的兴起，发现其数量在宋代经历了爆发性增长，而之所以神界能容得下如此规模的神口增长，是因为他们都是地方性的，其神力作用半径不过数十里，各地若想有神可求，就得自己造一个，而同时，造神逻辑本身确保了新神的供给：灵验的随机性意味着总是不断会有旧神失宠，新神崛起。

有趣的是，帝国朝廷对这场民间造神运动颇为热心，从11世纪初起，宋廷便挑选一些信众认可度较高的地方神祗予以官方承认，编入祀典，许多还授予官爵名号，拨给公款用于立碑修庙；一旦某神获得这样的官方地位，地方官便有责任定期组织祭祀敬拜活动，甚至提供财政和劳役支持。

韩森注意到，从1075年起，为地方神仙封授官爵的做法大面积铺开，并在此后成为政府的一项常规职能，其规模甚大，每年封授数十位神仙，每次封授都要经历一个繁杂的流程，涉及尚书省、礼部和太常寺的众多衙门，还有地方政府的两轮灵验性查证，那么，朝廷为何要花费大量行政与财政资源来做这样一件看起来没有实际功效的事情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最好将它和帝国的另一项重要制度——科举——对照着看；表面上，科举只是为帝国选拔官员的（它也确实有这功能），但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全民提供一部开放、全面覆盖且贯通到底的社会上升阶梯，而在此之前，上升通道往往为数十个门阀豪族所垄断，其他人只能凭借战功、偶然的恩宠、内乱造成的重新洗牌等非经常性机会来谋求晋身。

科举的这一功能对赢取精英阶层的广泛效忠从而强化帝国权力起着极为根本的作用，它让人口中最富有、最有才智、最有野心的那些人将其视为实现抱负的好机会，而假如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很可能去支持其他潜在的权力中心，或者以官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式施展抱负，因而对帝国权力构成威胁。

科举也是推行官方价值体系和历史叙事的工具，求取功名者心甘情愿接受和传播官方说辞，而一旦取得功名便成为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有足够动机去维护它，并将其渗透植入到他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家族传统和地方文化中。

虽然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年男性参与科举，取得功名者更少，但无论是巩固还是颠覆帝国权力基础，这都是最有能量的一群人，而且，科举功名带来的权力、财富、士绅特权，甚至仅仅是读写能力，都会将他们置于家族和地方社区的领袖地位，因而笼络他们就笼络了他们所在的家族和地方。

从唐代起，帝国通过封授土司对未归化地区实施羁縻政策，科举与士绅特权的结合，其实就是对政治结构中帝权难以直接通达的部分实施羁縻，通过士绅羁縻家族与地方，类似的，为地方神仙封授官爵，则是对民间信仰与崇拜活动的羁縻。

之所以神仙也需要羁縻，是因为，对于世俗权力，神是个危险的存在，每个神灵名下都可能凝聚起一套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乃至行动纲领，其中每一样都可能与官方版本相冲突，都有潜力在权力竞争中成为敌方的动员与组织基础，特别是当它们被一个独立的僧侣团体所控制时，就更危险了。

凭借封授制度，朝廷有机会对神祗进行筛选、约束、引导、改造和控制，很明显，他们会竭力排除最危险的那些神，比如有着另一套行为准则的道德神，或一神教中极具动员力的排他性神，或有着现成经典因而其合法性可能被僧侣组织掌握的神，还有附带着行动纲领的弥赛亚，而最合他们胃口的，将是那些不具有全国性动员能力的地方神，以及能够提供现世佑助却又毫无道德要求的功利神，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后两种恰是此后中国最流行的神灵。

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辉格
2016年12月2日

人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且变化多端，这也体现在我们描绘行为的形容词的丰富性上：羞涩，奔放，畏缩，鲁莽，克制，放纵，粗野，优雅，勤勉，懒散，好斗，随和……这些词汇同时也被用来描绘个体性格，有些甚至用来辨识文化和民族差异，由此可见，尽管人类行为丰富多变，却仍可识别出某些稳定而持久的模式。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经由何种过程，塑造了种种行为模式呢？在以往讨论中，流行着一种将遗传和环境影响对立两分的倾向，仿佛这两种因素是各自独立起作用的，最终结果只是两者的线性叠加，就像调鸡尾酒，人们关注的是各种原料的配比，五勺基因，两勺家庭，两勺学校，再加一勺『文化』，一个活蹦乱跳的文明人就出炉了。

这种将成长中的孩子视为受影响者或加工对象的视角，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成长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更像软件中代码和数据输入的关系，基因编码引导个体从环境中采集数据，以便配置自身的行为算法，把代码和数据放一起搅一搅不可能得到想要的功能，在软件工程中，也没人会谈论代码和数据对算法表现分别有多大比例的影响。

正如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天性经由教养》中所阐明，成长是遗传代码随教养进程依次执行的过程，然而，对于这一过程具体如何展开，迄今只有零散的论述，而缺乏一幅系统化的全景图，幸运的是，心理学家朱迪·哈里斯（Judith R.Harris）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出的开创性见解，为我们拼凑这样一幅系统流程草图提供了便利。

对于个人，最持久而一致的那些行为特征被称为人格，主流人格心理学识别了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这五个最具一致性的特征，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遗传差异可解释一半以上的人格差异），并且至少从成年后就伴随终身，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也相当连贯。

但人格并不直接对应行为模式，个人在决定如何行事时，还会考虑所在群体的规范，并借助由文化所传承的整套符号，正因此，有着相似人格的两个人，在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中，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行为，比如同样一个外向型高亲和度的人，在向客人表达亲热时，是拥抱、亲吻、抚手，还是捶胸、拍肩、摸头，将随文化而异。

在这方面，儿童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只须借助少量样本，便可构建出一个范本模式，据此判断在何种情景下怎么做才是地道的、妥贴的；而且他们十分清楚不同群体和不同性质的关系中适用不同规范，家人、亲戚、邻里、同学、朋友、陌生人之间的规范学习和范本建模将分别进行，学习结果独立存储，并在相应场景下被激活。

哈里斯指出，这一学习过程主要在年龄相近的同侪群体中自发进行，长辈的做法会被参考，但训导和传授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当孩子们从某些线索发现长辈的做法已过时落伍，会毫不犹豫的弃之不顾，甚至当缺乏可供参照的样本时，他们也会经由群体内协调而创造出一种全新规范，就像他们创造克里奥尔语和尼加拉瓜手语那样。

在规范学习中，并非所有样本都被同等对待，那些看起来更受青睐和尊崇，更具号召力和支配力——总之地位更高——的个体，其行为将被赋予更高权重，而青少年在识别哪些是高地位受尊崇个体方面，有着敏锐直觉（其中受异性青睐程度是关键线索之一，这也是性选择得以发生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协调过程，社会等级结构代复一代自我再生。

识别、追随和效仿群体中的尊贵者，并努力为自己赢得体面和尊贵（因为这会为个体带来切实的利益），是文化进化的一大动力机制，它维持着社会的等级结构和价值阶梯，也推动着风尚潮流的循环轮替，值得一提的是，性选择也在其中发挥了殊为关键的作用，因为识别高地位者的一大线索便是受异性青睐的程度，同时这一青睐也是对追逐地位和追随群体价值取向的重要激励。

习得规范进入群体之后，下一步便是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个体出于自身的人格特质和资源与天赋条件，在群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个体差异也将随此选择而展开，同时其行为方式会在群体规范所给定的框架之下，按照自身地位及与群内他人的关系而调整。

上述『先同化后分化』的两阶段模型，可帮助我们理解青春期躁动这一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青春期躁动表现为跟风盲从，集体狂热，缺乏个性与独立思考，强烈且富有攻击性的团体意识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化群体认同的机制，在部落社会，它常以严酷的成人礼和结伙对外攻击等更正规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

在经历躁动过程的严酷考验之后，个体习得规范并被纳入群体，同时，考验过程中的表现也将决定他未来在群体内的地位，一旦这一过程结束，成员身份确立，各自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躁动与狂热便会消退，规范的强制性和集体义务将逐渐放松，大家分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但躁动中所建立的群体认同、团伙情谊和个人间关系纽带仍将长期存续，并服务于更为功利性的目标。

两阶段模型也可解释一个哈里斯所强调、且常被忽视的现象：尽管人格具有相当高一致性，但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仍可十分不同，不同到像两个人那样，比如一位长兄在家里对弟妹们表现出长子所常有的那种强势和支配性，在学校却可能甘做跟班小弟，一个在办公室里沉默寡言的人在兴趣社团中却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一个父母跟前的乖孩子在街头帮派中也许是个狠角色，哈里斯将此称为人格多面性，或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重人格。

这是因为从先天人格特质到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经过了自我生态定位和个性展现，而这是针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的，当个人进入这些群体时，将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和价值取向与该群体规范和价值阶梯的匹配程度作出定位，从而展现人格的不同侧面：是争当其领导者？努力向上爬的积极分子？寻求庇护的弱势追随者？还是不太情愿的服从者？或三心两意的投机分子？不同定位的行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狄宇宙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中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列出的事实很明显，但之前好像没见过讨论，

1）秦赵燕三国在战国后期对北方非华夏的游牧或畜牧民族发动了大型征伐，将控制线向北推进了数百公里，
2）秦赵燕的长城远非农耕与草原的生态边界，而是大幅远离这条边界，深入草原，特别是赵长城，
3）所以长城并非防御性策略的结果，而是扩张政策的结果，
4）秦统一后延续了这一扩张政策，但随后局面发生了逆转，
5）秦汉之际和汉前期是一个华夏大幅退缩的阶段，
6）武帝发动的大型战争是对此退缩的反弹，其对非华夏区的征伐规模此后任何华夏政权再也没达到过。

说几点我的看法：

1）统一集权帝国抵御游牧入侵的能力不如割据状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敢把重兵放在远离权力中心的边境上，蒙恬是第一个例子，
2）统一集权帝国对进攻性政策的意愿也弱于割据的边缘国，因为和亲纳贡政策对它来说相对成本更低，而边地的相对价值也更低，
3）汉武的成就看来是个特例，这一特例之所以出现，有两个较明显的原因：A）帝国历史不长，人口压力尚轻，因而可动员资源较多，B）伴随大型帝国的和平化时间较短，战士禀赋尚未大幅削弱，
4）唐帝国勉强维持了那么久而没被冲垮，是因为它的集权程度不太高，后期近乎于割据状态，
5）明帝国看起来是个反例，可能的解释是：A）小冰期游牧势力大幅退缩，B）迁都北京+大运河部分解决了（1）所提到的难题

@黄章晋ster: 处于割据对立时，很容易形成普鲁士林立的情形，一旦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帝国，大约百年后就进入无人知兵、柔弱不武的军力下滑通道。

@whigzhou: 对

@黄章晋ster:一个超大帝国保持稳定，只能依靠一个庞大的具有相同信仰的文官和精英建立统一认同才能做到，而这个组织系统和它的价值观必然是排斥职业军人的。这样的帝国几亿人和几千万并无区别。但在一个军事贵族集团统治的农业社会，有五百万人就足够对付铁木真了。

@whigzhou: 贵帝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打压尚武文化的历史，到最后军户甚至都变成贱籍了

虽然不算多，我也读过一些经典（比如商务汉译名著里那些），多半是在学生时代，那时候年幼无知，在寻求知识和探索世界方面完全没摸着门道，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能找到的好书实在太少，就被裹挟哄骗着相信了那些经典是人类智慧的最佳代表。

可是翻来翻去，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经典有什么高明之处，多半要么语义含混不清，要么逻辑跳跃，充斥无端断言，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催眠没有别的作用。

好在我还没傻到自欺欺人的程度，所以大约到大学五年级时，我对读书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后七八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直到2000年左右，网上能下载到很多电子书之后，再后来有了网络书店，才大开眼界，重新点燃了我的读书热情。

多年后回想起来，大学时代少数几本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书，都是地摊上偶尔淘到的小册子，比如弗雷泽《魔鬼的律师》，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还有边疆派历史学家特纳的一本（书名忘了），看起来都是无望进入经典书单的。（刚想到一个例外：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非地摊大册子。）

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段曲折经历，我和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一样，特别讨厌某些书蠹子喜欢举着动辄上百本的经典书单砸人的做派，我怀疑真有不少年轻人被他们砸晕了头，和我当年一样从此对读书丧失兴趣（当然，在阅读选择如此丰富的今天，被砸晕也得怪他们自己）。

实际上，某些圈子可能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将新人砸晕的方法，以此为圈子设立进入门槛，作为维护其排他性的手段（有了排他性才可能享受到租值），这跟他们用一套黑话将外人弄迷糊有着类似效果；当你悬梁锥股多年终于啃下这堆砖头（或至少学会其中说话腔调）之后，可以跟着圈子在大学里混吃混喝了，自然不会再轻易贬低砖头的价值，承认自己冒着傻泡浪费了几年生命，于是你成了经典地位的又一位坚定维护者。

自然科学界就很少有人建议新人去阅读牛顿或爱因斯坦的原著，这个行当多少需要些硬功夫，这就构成了一个自然门槛，不像社会科学界和人文学界那么鱼龙混杂，充斥欺世盗名者和混吃混喝的平庸无知之辈，只能人为构造一些常见于民间社团的崇拜偶像、残酷入会仪式和黑话切口来建立门槛。[1]

黄章晋老师希望我评述几本曾经坑到我的经典，这是个挺让我尴尬的任务，因为一本书既然读不下去，自然很难留下多少印象，况且时隔多年，早就忘的一干二净，最多能报出作者和书名（被我扫进废纸篓的作者倒是随口就能报出不少：卢梭、洛克、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萨特、福柯、汤因比、福山、米塞斯、罗斯巴德、彭慕兰（及整个加州学派）……）

所以我只能挑几本出于不同原因恰好认真下过些功夫，结果却很失望的经典。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宣称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分析人类政体和制度，这一愿景很吸引我，而且他的文字很清晰，语义直白，用词精确而一致，不像其他许多经典那样给我制造阅读障碍，所以这本书我是认真读完的。

但孟德斯鸠充其量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像博物学家那样对政体和其他一些制度元素做了分类和定义，描述了各自特性，并界定了包括气候、土壤、风俗、教育、民族性和人口在内的一大组变量，然后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听上去很好，问题是他建立因果关系的尝试极为草率，全书充斥着毫无依据的经验判断，下判断的数量和速度简直就像鲟鱼产卵；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他想一口气建成一个大体系，可掌握的材料又少得可怜，只能用一串串的妄断来填满他的庞大结构，以期获得体系的完备性；实际上这也是启蒙作家中普遍存在的流行病：在手里没货的情况下强行构建宏大体系。

启蒙作家多半重思辨而轻实证，这当然主要归咎于时代的局限，那时可供分析的经验材料还太少，只能以思辨为主；所以在阅读启蒙作家时，我倒宁愿他们专注于思辨而少做经验判断，其实，假如你有着良好的洞察力、语言习惯和逻辑能力，从一些弱而安全的前提出发，思辨工作也完全可以带来极好的洞见和高质量的分析，霍布斯、休谟、哈耶克，便是杰出的例子。

但孟德斯鸠走的是另一个方向，贪多求快下了一窝窝蛋，结果全都孵不出，都变成了毛鸡蛋。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本书之所以那么烂，是因为福山追随了一种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糟糕哲学传统，那就是历史决定论，大意是（歪曲和脑补是难免的，某些脑筋混乱的家伙说的话，若不加歪曲和脑补，你是无法以可理解的形式加以转述的）：

存在一种人的本质（姑且称为人性），现世之人所拥有的是该本质的非完美版本，但人性有着走向完美的内在倾向，因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人性和社会将逐渐趋向于其完美形态，在经历若干特定阶段之后，最终双双达至其终极理想状态，于是历史便终结了。

在不同版本的历史决定论中，这个有着自我完善倾向的人性也可以换成其他东西（比如民族、文明、社会或人类整体）的本质，但无论如何，历史进程的方向和过程都是由这个本质的固有内在倾向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且可以预知的，当个人自觉的顺应并参与这一进程时，他便是“自由”的。

对种种历史决定论，波普曾有全面评述，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挑书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作者的哲学背景，满嘴黑格尔萨特福柯拉康德里达齐泽克的人，绕着走是最简便的选择，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浪费自己生命。

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弗雷泽和马文·哈里斯老早就激发了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不过那时找不到什么可读的东西，直到互联网发达之后，才读到马林诺夫斯基、布朗和普里查德等人的著作，一时兴奋不已，但这一欣快感很快消退了，因为当我顺着年代次序读到更晚近的人类学著作时，一股股夹杂着酸臭的傻气扑面而来，我每每被这些作品的主题吸引，却又屡屡被其臭气熏倒。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人类学曾经历了一次全面退化，一条隐约可见的分界线大概出现在二战前后；早期人类学家以法学家居多，后来是经济学家，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兴起之初，其先驱是一批科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都是物理学家，帕森斯和塞利格曼都是医学家，弗思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打算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的。

可是这个学科一旦建立起来，在大学有了独立科系，开始招收未经系统化科学训练的本科生，便很快吸引来大批文青，结果，该学科在方法论、研究态度、材料质量和写作风格上，皆与科学标准渐行渐远，最终退化成了一门“人文学科”；米德恰好处于这一退化过程的转折点，她是博厄斯的学生，但完全没有继承博厄斯的科学态度；有关《萨摩亚人的成年》如何不靠谱，人类学家托马斯·弗里曼在半个世纪后花了数倍于原著的篇幅详加阐述，不重复了。

上述退化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是进化论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被全面清除出了这个学科，而且没有任何份量相当的理论内核来取代它们，结果该学科在方法论上丧失了灵魂；直到70年代新达尔文主义兴起，进化论重新回归社会科学领域，上述趋势才逐渐开始扭转，拿破仑·沙尼翁是其中先驱，但他在美国人类学会所遭受的蛮横排挤，见证了这一扭转过程何等艰难。

所以在人类学这个领域，我的选书原则是：只读1945年之前的，或1995年之后的。

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

这个案例有点特别，不像前面几位，罗斯巴德我在读他书之前就知道是不靠谱的，因为此前读到过他一些相当离谱的文章和片段引述，不仅内容离谱，其行文风格也是我非常讨厌的革命宣传论战腔，但讽刺的是，这是仅有的一本我花了整整一个月功夫中英文对照细读，然后用了十万字篇幅逐段评论的书。

作出这一举动，是因为我震惊于罗斯巴德这么一个颠三倒四狗屁不通荒诞无稽的作者，竟然在某些圈子中受到如此热烈追捧，要是这些圈子跟我不沾边那倒也算了，可恰恰其中许多是与我在观点、立场或诉求上多有相合、常相互视为同道的朋友，这就实难蛋定了，于是急火攻心，痰血上涌，做下这件我这辈子最愚蠢的事情之一。

罗斯巴德脑筋如何混乱，具体可以看我博客，这里只举一个最单纯的例子：一方面，他认为立约者的未来选择不应被契约所约束（除非契约仅涉及有形商品的直接交付），因为基于自我所有权的绝对性，人的自由意志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被任何东西所约束，即便是被他自己在早先时刻所表达的意志所约束，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债权人可以正当地将未能偿还债务的人强制为自己的债务奴隶。

问题是：一）自我所有权的绝对性，怎么一碰上债务就立马不管用了？既然可以不管用，为啥碰上契约就必须仍然管用呢？二）你煞费苦心要避免契约对未来意志的约束，可是既然可以有债务奴隶，那么只要在契约中规定一笔不可能偿付得起的违约金（违约金条款是罗斯巴德所认可的），立约者的未来意志不是同样可以被其当前意志所约束吗？有债务奴隶这个大漏洞开着，还有什么意志不能被约束的？你裤子都没穿还把领带打这么严整到底想干啥？
随口喷几句，不一定对，不欢迎指正，也谢绝讨论，谁又能指望一个珍惜生命的人会花功夫认真讨论诸如“你所鄙弃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鄙弃”之类的无聊问题呢？

—————————–
[1] 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第三章里分析了此类残酷入会仪式的组织功能。

Pinker对Fodor的批评有个致命的漏洞，尽管Fodor的理论（按Pinker的表述，我不确定是否准确）无疑是荒唐的，而且Pinker的替代观点也很可能是对的（但依我看其有效性最多适用于动词，而不大可能适用于名词），但他的论证逻辑有缺陷。

Pinker将Fodor的Extreme Nativism归结为（或许只是个稻草人）：
1）简单动词（相对于复合动词）是原子化的，不可还原的；这意味着——
2）所有简单动词都有着与之一一对应的神经结构；
3）因为这些神经结构是不可还原的，因而也是先天的；

而Pinker的批评逻辑是：
1）简单动词的语法特性可以被归结为一组比它们更基础的、数量也少得多的概念；
2）因而简单动词是可还原的；
3）因而每个简单动词不必对应一个先天神经结构；

“五六千个简单动词都每个对应着一个先天神经结构”——这显然是太过疯狂的假定，问题是——
1）动词的语法特性（乃至一部分语义特性）可以被还原为更基础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语义上也可以被彻底还原到这些基础概念，完全有可能，它们的部分语义成分就是无法还原的——或者说，任何此类还原努力总是信息有损的，其完整语义只能由其与其他词汇之间的全部关系来表达——这便意味着它们是原子的；
2）原子性或不可还原性，只要求它们每个都对应一个独特的神经结构，那不必是先天的；
3）这一独特神经结构中，可以包括Pinker所指出的那些语法特性，即，它们与一组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但同样也可以包括它们与其他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而非语法关系）；
4）只要去掉先天性这一要求，Fodor的理论就看不出任何荒谬之处，完全可能成立。

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

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

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

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

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

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

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

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

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

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2）早先我以为这是因为边缘诸侯与蛮族冲突频繁，所以既然能幸存下来，必有其军事优势，且较高战争强度下，君权会较为集中和强大；

3）仔细考虑之后，感觉另一种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边缘位置让争雄者在变化多端的联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邻国越少，处境越有利；

4）因为邻国越少，需要防御的方向越少，因而本土越安全，越可以从容选择联盟对象，控制扩张节奏，即便国力削弱期间，也更容易自保；

5）由于邻国总是比非邻国更多纠纷摩擦，而且依附强邻有被吞并的危险，因而远交近攻总是优选策略；

6）当大家都选择远交近攻时，邻国多便意味着敌人多；

7）组建军事联盟的春秋诸霸，即便在其霸业巅峰期，也很少去主动攻击其远方的主要对手，比如齐桓晋文/惠称霸时，就很少主动去打楚国，展示霸权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用来压服联盟成员的背叛和违规行为的，特别是惩罚那些倒向敌方阵营的成员；这是因为，打击远方敌人成本太高，却不能带来实际利益，而打压联盟内弱小成员，则可以经常能得到实实在在且能够控制消化的利益（纳贿夺邑牵牛割禾之类）；

8）当霸主们都采用这种“安内先于攘外”的策略时，夹在中间的国家最吃瘪，往往左右不是人，最典型的是郑国，还有许陈等小国，两大阵营冲突时，盟主往往避开头号对手的锋芒，专拿投靠对方的小国揍一顿了事，这样既避免了过高代价，也捍卫了盟主权威；

9）春秋早期，虢国和郑国都是头号强国，但就因为夹在中间，前后左右不是人，结果一个很快被灭，一个虽强大威猛了很久，最终却未能成霸；齐楚、晋楚争霸期间，郑国夹在中间反复挨揍，却很少得到友邦支持，如此境地，不衰弱也难；

10）春秋经验，壮大和称霸的前提，四个方向上至少两个方向没有邻国，最好三个方向上都没有，满足后一条件的，只有分裂之前的晋，和后来崛起的秦，前者称霸时间最长，后者最终成为通吃赢家；

【附春秋列国图】

2）当时的晋国就是个大流氓，曲沃篡晋的历史污点不说，对内诛杀公族，对外吞灭小国，都是毫不手软的，藐视王廷也毫无顾忌；

3）相比之下，齐虽也吞灭小国，但直接灭掉的，主要是周文明圈之外的异族小国，同族小国以压服、纳为附庸为主，而且在有侵吞机会时也常能克制私利；

4）晋献第一轮大吞小国（耿霍虞芮）之际，正是齐桓霸业鼎盛之时，却丝毫没有障碍，盖因山西之事于齐并无直接利益，且由齐入晋干预代价过高，齐之消极乃在预料之中；

5）唯一关切晋之并吞行径的，是王室和周边小国，而其中唯一挺身而出替王室进行干预的是虢国（实际上虢国是周室渐衰之后周王权威的唯一忠诚捍卫者，可能比王室本身还起劲），但虢国的干预全靠自身实力，没有联盟支持，反倒有郑国这样的宿敌需要戒备，最终没能顶住晋之扩张势头，反遭灭国下场，为后世留下一个反面教材，此后受欺小国都学乖了；

6）晋的扩张吞并从西边开始，顺河曲推进，避免一开始就与齐接触，战略上很对头，若开始就往山东取邢卫方向，齐就会插手。

2）“最接近”的意思不是“很接近”，其实还挺远，只不过其他时候距离更远，而且（粗线条看）越来越远，而最关键的欠缺，在于司法；

3）那时候，权力是分立的，竞争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预期，垄断权力的念头尚不现实，持续冲突中的妥协共存是普遍预期，日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赢家通吃、你死我活、斩尽杀绝、输家绝无生路这样的情形尚未成为惯例，因而不在博弈参与方的预期之列；

4）所以冲突各方还有一些底线，输家一般有处可逃，庇护权通常也得到承认，失势或失败宗族的权利通常仍得到保留和继承，灭门或灭国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常常得到恢复；

5）此种预期下，弱者联合抵御强者、以远交抗衡近敌之类策略占上风，而投靠最强者（尤其是邻近最强者）则非明智策略，相反，在你死我活预期下，及时认清形势投靠最强者才是避免最坏结果的最佳策略，正是后种策略的流行，在此后历史上反复将胜者推上权力极峰；

6）对建立政治秩序所需规范已有相当共识和不少表述，因而这些规范也获得了某种道德地位，并已成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7）甚至规范的执行机制也开始出现，齐桓霸权及其主导下的会盟惯例，尽管主要是利益导向的军事联盟，但多少也起着执行和强化规范、维持秩序的作用，因为盟主往往是这一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维持秩序总的来说对他有好处；

8）但依靠霸权执行规范是很不可靠的，首先盟主自己要足够清白，要有长远远光，还要足够公正、无私和积极，这些条件即便一时凑巧齐备，也不可能长期满足：盟主自己屁股不干净，就会破坏规则，盟主在某项纠纷中有重要利益，就很难保持公正，相反若毫无私利，则很难保证积极参与；

9）靠霸权执行规范的问题，美国和北约已经表现的很清楚：一项纠纷得到充分关注和公正处理的可能性，高度依赖于盟主的国内政策和议题重心，一旦纠纷远离其政治视野，或被国内政治议题扭曲，或干脆其国内转向孤立主义，或者国内起危机冲突无暇他顾，执行机制就失效了；

10）执行机制要常规化，必须有某种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个法庭对纠纷和非法行为作出权威裁决，这是最起码的，至于裁决的执行，可以由当事方自力执行，或由盟主召集力量执行；

11）仅仅依靠当事方对规范的自我解释并据此进行自力救济所带来的问题，诺齐克和我对诺齐克的评论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无须重复，齐桓之后的历史是很好的例证；

2）将该词义置于封建制背景中，就很好理解：县起初就是“悬于君权而待封之地”，即被临时置于君权管辖之下，可资未来分封的土地；

3）同为君权所控制的土地，县不同于君主之私人采邑，后者已纳入王室之私人财政系统，用于供养王家，而前者被置于国家行政系统，用于行政目的；

4）此类土地的来源，不外乎：新征服而尚未分封的土地，从绝嗣或因重罪而被灭宗的附庸那里收回的封地，攻灭他国（比如楚灭陈）所获领地，从他国夺取的城邑；

5）春秋中期以降，诸侯间战争蜂起，同时诸侯向周边旷野和土著区扩张，县之来源剧增；

6）诸侯为扩张君权，倾向于将县长期留置于君权之手，导致县的数量增长；

7）留于君手的县，被用作配合君权施政和作战的激励工具，奖赏给卿大夫作为其临时采邑；

8）作为临时采邑转交给卿大夫的县，期限随君主意志、君权与卿权对比而异，或随时收回，或一世而止，或世袭几代，但在未经正式分封之前，君主至少在名义上通常也在实际上保留着收回与转交之权利；

9）那些在扩张君权上最为成功的诸侯，最终将县变成了由凭君主意志任免的官僚管理的君主直辖行政单元。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

6）作为士之一派，法家在推动各诸侯扩张君权上起了关键作用，施行了一系列改革；

7）法家改革中最根本的两项是：改庄园制为自耕农，改领地制为郡县制，前者为集权君主建立了财政基础，后者废除了封建关系，创建了集权式行政体系；

8）边缘诸侯，特别是华夏成分较少的楚与秦，较少宗族和封建包袱，更易于推行法家改革；

9）儒家中一些人似乎曾努力基于其新伦理而构建一种国际法，并依靠大国实力维持某种国际秩序，以期在王室衰微的条件下用国际法权威代替周王权威，继续维持封建体系，不至陷于混战或走向集权，有点像美国和北约试图达到的状态，但这一努力（假如有的话，这一点我还很不确定）显然未能成功；

10）由于对任何国际法既缺乏认同，也没有执行机制（以霸权维持秩序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君权扩张和兼并的限度就只剩下军事和行政方面的技术限制了，而事实证明集权帝国能够建成。

2）结果翻译过来变成了他“否认西周实行封建制”，其实他的观点与认为西周实行封建制的中国史学者没有什么重要差别；

3）他承认先秦制度与秦之后的帝国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拒绝将前者称为封建制，可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名称，只好还是用“封建制”，只不过加个引号；

4）我开始就知道他否定“西周封建论”，所以原本期望他会说出些让我吃惊的新东西，但读过他两本书后，没有发现期待中的任何新奇论点或证据；

5）周式封建与日耳曼封建确实有重大区别；

6）但我认为用一个更一般的概念涵盖这两种制度（和其他相似制度）是必要且正当的，因为它们有足够多共同点，且鲜明区别于官僚集权帝国，为此我们需要找个词来表示这一概念，而最恰当的仍然只能是“封建”和英文的feudal；

7）所以我觉得李峰这么做与其说是在澄清概念，更像是在制造混乱。

整体上看，人类几乎无所不吃，但具体到每个族群就不是了，在一地被奉为美味珍馐的东西，在别处却被认为难吃、可怕、恶心，或者不该吃，从皮蛋、猪脑、臭豆腐、鱼腥草，到蚱蜢、蝇蛆、毛鸡蛋、猫胎盘、肠胃内容物，都曾是惊恐和嘲讽的对象，有关狗肉该不该吃的争议，更是经年持久不熄。

族群间食谱构成和食物偏好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人类的散布广度，从赤道到北极、从雨林到沙漠，迥异的生态位，有着不同的食物来源；但生态位只是个背景约束，即便像人类这样高度杂食性的动物，也并非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个群体的现实食谱选择，是在食物分布、能量营养需求、消化能力和获取与加工效率之间进行策略权衡的结果。

生物学家有一套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M）来解释动物种群的取食策略和食谱广度，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食物搜寻与处理所消耗时间的比值，处理（包括捕捉、屠宰、加工和消化）相对于搜寻越耗时，就越倾向于专食，相反则越倾向于杂食；杂食或专食倾向反过来会影响消化系统和取食技术，从而在食物与觅食策略之间构成互反馈和协同进化。

假如再考虑营养均衡，问题就变得更复杂，由于人类刚刚经历了农业所带来的食谱大转变，消化系统还来不及做出适应性调整，营养均衡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动物蛋白的缺乏；在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看来，许多饮食习俗、食物禁忌，乃至献祭制度和战争形态，都与各社会解决蛋白质匮乏问题的方式有关。

不过，无论是最优觅食还是营养均衡，都难以解释为何某些取食策略会演变成食物禁忌，作为策略，不吃某些东西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技术和消化能力等等资源，专注于吃另一些东西，而作为一种文化偏见或禁忌，不吃某些东西不仅仅是说它们不好吃、不值得花功夫去弄来吃，更是说：这么吃在文化上是低下粗鄙的，甚至在伦理上是错误的。

实际上，和文身、发式、服饰、口音、节庆、神话等等文化符号一样，饮食也是构建文化共同体的一个工具，用于在族群内部强化认同，在族群之间划清界线；建立共同体的过程中，认同和鄙视向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对于那些不在本民族优选食谱之列的食物，仅仅忽略是不够的，还要鄙视、刻意强调、拉开距离以远离模糊地带，乃至设立禁忌。

小型熟人社会中，分辨亲疏敌友只须凭借对亲身经历和相互关系的个人记忆即可，而在规模更大的社会，共同体的合作纽带便要依靠各种文化符号、集体记忆和组织工具来维持，所以随着大型社会的发展，这些元素就被创造了出来；和口音一样，饮食习惯成年之后往往很难改变，正因其难以伪装，故而很适合用作陌生人之间的认同符号。

当华夏认同形成时，服务于华夷之辨的符号也诞生了，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便诉诸了发式和服饰两种符号，若在“被发左衽”后面再加上“茹毛饮血”，夫子大概也不会反对；东晋衣冠南渡之后，南北文化开始分异，这自然也体现在饮食方面，从那时起，南人北人在饮食问题上相互比照取笑鄙视的事情，便屡见不鲜。

俞为洁的《中国食料史》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生动事例：南齐士族王肃叛逃北魏之后，饮食习惯一时难改，“不食羊肉酪浆，常饭鲫鱼羹”，酷爱喝茶（当时茶刚刚开始在士族豪门中流行，尚未普及），常一饮一斗，受北人嘲笑，得了个“漏壶”绰号，后来在宫廷御宴中，却喝了许多酪浆，魏帝讶问“茗饮何如酪浆？”，肃答“茗不中，与酪作奴”，如此自贬自辱，显然只是为了融入他并不适应的北人文化。

另一个故事有关食蛙习俗，秦汉时南北皆不忌食蛙，魏晋后北人渐弃，南人却益发喜爱，常为北人所笑，且屡有禁令，理由是青蛙食虫有利庄稼，该文化冲突在宋室南渡时达到高峰，南渡者力劝高宗严令禁止，这回的理由是青蛙酷似人形，那当然只是个借口。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世人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有少数学者走得更远，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主要理由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族群间经历了数万年地理隔绝，各自适应所在生态位，特别是农业起源以来，部分族群采用了与以往狩猎采集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建立了城市和国家；长期生活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下，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影响着不同族群接受特定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个体在现代市场社会获得成就的潜力。

韦德的书一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被戴上种族主义帽子，144位学者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联名信加以批判，较为中肯的评论者则指出，韦德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在种族差异这样的敏感话题上轻易发表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韦德确实没有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但公允的讲，他的分析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绝非无端猜测，就好比一桩杀人案，尽管没找到指纹、凶器、血迹，但有关动机、作案条件、可疑举动的种种迹象，却强烈指向某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原则下，这样的嫌疑当然不足以定罪，正如韦德的观点远远够不上科学定论，但科学探索没必要遵循刑事定罪那样的严格标准。

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世界，当已知事实无法解答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时，便会凭推测从已确立的零散事实中描绘出完整故事，科学研究由同样的好奇心所推动，科学家也会做出同样没有多少把握的推测，考古学家从一块头骨、几颗牙齿，推测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从难以追溯的微弱线索中，生物学家也在推测生命最初起源的可能途径。

不同的是，科学推测是在更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更好的理论框架、更严密的逻辑、更好的统计学工具等等一整套装备支持下，在对已知事实和竞争观点更全面把握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从这些方面看，韦德的装备是完全合格的，不逊色于任何科学作家。

许多商家会采用一些具有博彩性质的营销手段，比如随机附送的赠品、刮刮卡、现场抽奖、积分抽奖，等等；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尽管奖品有时非常诱人，但那并不是消费者的主要目标，而是一种额外附带的或然幸运（往往概率很小），它主要不是用来说服消费者购买他原本不想买的东西，而是诱使他放弃同类商品的其他品牌，或者提前做出购买决定。

但还有另一种博彩式营销，奖品本身就是交易的核心内容，消费者就是冲着它去的，只是成交不是直接支付现金，而是押注对赌，买家押现金，卖家押商品（或服务），而赔率则视所押现金与商品标价的比值而定；或许这种方式的赌博性质过于明显，在多数现代社会都被禁止了，但在某些古代社会却颇为盛行。

在《宋代市民生活》一书中，历史学家伊永文介绍了宋代的“关扑”习俗，便是上述第二类博彩营销；关扑在两宋极为流行，不亚于今天的麻将，许多商家都允许买家选择以对赌代替现金支付，广大消费者们也乐此不疲。

具体玩法是：当买家看中一件商品，并选择以关扑交易，商家便开出一个与商品标价相当的押注额和赢取条件，规定赢取条件的最常见方式是抛掷一组铜钱所得到的特定组合（也可以是转盘飞镖的特定区域），铜钱抛掷结果正面曰“字”，背面曰“纯”，同时抛掷一组铜钱全为背面则曰“浑纯”，六枚皆纯曰“六纯”，十枚皆纯曰“十纯”，依此类推；若买家赢了，就取回押注并免费获得商品，否则押注归卖家。

通常，赢取条件会以“若干纯”来规定，设“若干”为N，则赢取概率为2的N次方（2^N），对应的等价押注额应为商品价的1/（2^N-1），也就是说，当条件为“单纯”（即只抛一枚铜钱）时，等价押注额即为商品价，条件为“二纯”、“三纯”、“六纯”时，等价押注额分别应为商品价的1/3、1/7和1/63，依此类推。

不过，好赌者往往会高估赢取概率，或有着超出常规水平的风险偏好，因而容易接受比等价条件更高的押注额或概率更小的赢取条件，所以不难想象，采用关扑的商家，不仅赚取了商品本身的利润，也会从关扑中获得额外收益。

但这只是关扑带给商家的次要好处，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关扑的主要功能，是引诱消费者去尝试赢得他原本不会购买的商品；因为有些商品过于昂贵，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预算，穷人甚至压根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但是假如能以一笔小钱换来一次开洋荤的机会，即便概率不大，可能也会被认为值得一试。

比如一壶上等美酒价值千钱，对穷人来说太奢侈了，没关系，你只须掏9文钱，以“七纯”为条件关扑，便有1/128的机会白喝；这样一来，只要比率足够大，没有什么奢侈富贵梦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不乏有人以大比率的关扑赢得宝马香车、良田豪宅，甚至歌伎美女；此种以小博大的关扑，尽管赢取概率很低，但并不比当今买彩票赢大奖的机会更小。

关扑的存在，显然可以为商家争取到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消费群体，对于穷人，这也是尝试奢侈消费的一种机会，或者说是由众人出资帮助其中一个幸运儿实现奢侈梦或富贵梦的方式，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社会等级之间隔阂；它特别适合于那些让低收入者欣羡不已，心向往之却力不从心的消费品，还有那些足以让地位低微者沿社会阶梯跃上一级的大宗资产，而容易被它打动的，也无非是当今热衷于彩票、整天做着大奖梦的那些人。

随着80后一代逐渐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有关教育的反思和讨论也热烈起来，越来越多人对旧的教育方式表示不满，努力探索自己的方式，这些反思和探索，也推动了近年来的新教育实践，不过，尽管新一代对旧教育表现出颇为一致的反感，但对于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却充满着争议。

争议焦点之一是，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严厉甚至惩罚性的方式，有些家长主张完全的宽容和接纳，反对惩罚，对责骂和体罚更是深恶痛绝，而另一些则认为有必要施加一些约束和规则，为此有时不得不使用较严厉的管束措施，甚至某些惩罚手段，也许还包括体罚。

实际上，近代以来当人们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多自觉之后，这样的争论始终存在，德国首相俾斯麦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严厉与宽松会在代与代之间交替，在严厉父母的棍棒下长大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痛苦经历，会格外宽松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认识到过于宽松也有其负面作用，转而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也许表明了，无论哪种倾向，过于极端可能都有问题。

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丛林里做鸟类田野调查时，对当地土著的生活有过数十年的第一手观察，在前年出版的《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一书中，他从这些观察中选择了9个主题，并结合其他39个小型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学资料，展示了这些社会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作者希望它们对生活在现代大社会的人们能有所借鉴和启示。

主题之一便是如何对待孩子，戴蒙德发现，不同社会的做法千差万别，中非的阿卡（Aka）族俾格米人采取完全放任主义，从不打骂孩子，也不约束或干预孩子的活动，数月婴儿摆弄利刃，几岁孩子去野兽出没的丛林中玩耍，都不会有人管，新几内亚的伊努（Enu）族人，会看着孩子将手伸进火堆而无动于衷，结果人人身上都有几个儿时留下的烧伤疤痕。

在另一个极端，巴拉圭的阿契（Aché）族印第安人严格限制孩子行动，5岁之前很少离开母亲身体一米以上，加纳的塔伦西人（Tallensi）会毫不迟疑的责罚犯错的孩子，常见方式是鞭打，而且社区内每个成年人都觉得有责任矫正所见到的不当行为，无论犯错者是不是自己孩子。

大致上，规模小、结构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对待孩子最宽松，而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的农牧社会则管教更严厉，其中以畜牧者为最；更细致的比较可以发现影响管教宽严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是环境中常见危险的性质，像草原狩猎者面临的狮子鬣狗毒蛇之类危险，特征很明显，一旦出现成年人会作出强烈反应，因而孩子很容易学会。

亚马逊丛林中则充斥着难以识别却随时可能触及的有毒动植物，而且这种危险很少留给个体通过探索试错进行自我学习的机会，一旦犯错往往非死即残，不像玩弄刀具和火堆，后果虽痛苦，却顶多留下几个伤疤。

其次是有没有贵重财产可被破坏，狩猎采集者财产极少，仅限于可随身携带的物品，孩子玩火可能烧掉的，只是一间原本就会定期抛弃的简易茅屋，而农民孩子却可能因玩火而烧掉贵重的住宅或谷仓，或者因疏忽而放跑牲口，从而危及全家生计乃至性命。

第三个因素是孩子所承担的任务和相应责任，传统社会都会让稍大的孩子参与一些生产活动，既可减轻家长负担，也可为今后独立生活训练技能，通常这样的工作是辅助性的，并不独立承担责任，但也有例外，特别是畜牧业者，经常让孩子独立照看和放牧牲口，而更常见的，是让大孩子照顾弟妹。

一旦赋予孩子重大责任，就不可避免会在他们失职时施以惩诫，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虎妈们对孩子抱有高而不切实际的期望，为此制订严格的培养计划，一旦孩子表现不合期望，便施以重罚，许多悲剧正是这样酿成。

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结构，越是大型、结构关系复杂、等级分化度高的社会，个人受其约束的社会规范就越繁杂，需要习得的社会技能也越多，为此家长需要种种方法让孩子意识到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或不受赞许的，即便它与危险或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社会规范背后的逻辑往往并不那么显白，家长自己也未必领悟。

传统经验中或许没有多少可以照搬的做法，但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极端放任主义的家长，确实可以做到完全的宽容和接纳，但为了避免伤害，就要为孩子创造一个消除了全部危险的温室，也不让孩子承担任何任务和责任，但这样孩子或许就失去了许多自我探索和试错，学会独自面对危险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生活技能和学会承担责任的机会。

这几年，洗脑一词颇为流行，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从最初的集中营式强迫思想改造，扩大到了各种传教活动、营销培训、广告宣传，乃至心理教程、拓展训练和学校教育，最近的招远惨案又将这一话题翻了出来，并且被与邪教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无节制的扩大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不仅模糊了其功能界定，也在消解着它原本十分明确的道德含义；上述种种活动，确实都利用了人类某些共同心理机制，对目标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行了操纵，可是，许多历来被视为良性的教育和传播活动，不是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吗？

这样一来，我们要么放弃对洗脑的道德贬责，要么剥离这一概念的功能含义而让它退化成一句骂人话：假如我不喜欢你传播的观念，就说你是在洗脑，若相反，则说你是在教育。

在《自由的进化》一书中，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C.Dennett）用一个专节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洗脑和普通的宣传教育是可以在功能上加以区分的，区分标准是：这种活动是否削弱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他——领会自己的处境，评估各种选择，斟酌其可能后果，在相互冲突的欲望、需要、关切与规范之间进行权衡，最终作出抉择——的能力。

作为一项心理功能（或能力）的自由意志，并非如绝对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有些人缺乏主见，容易轻信，因而较易受人影响，被人摆布，另一些则比较独立自主，善于怀疑和反思，头脑开放，能够接受不同来源的信息，权衡不同观点，但即便是最独立的人，也会受他人影响，也免不了在某些场合场景下被人煽惑。

尽管每个人的自主能力有所不同，而且这一能力是随个体成长而逐渐成熟完善的，但是，任何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有着起码的自由意志，也正因此，社会才要求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与法律责任，这也意味着，针对成年人的洗脑其实并不会那么容易而常见，因为常人珍爱自由意志决不亚于手足，要他们自愿放弃（部分）自由意志就像让他们自愿剁手。

许多所谓的洗脑活动，比如传销培训，确实汇集了一批轻信的狂热分子，但这未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控制手段有多高明，或许只是因为这些人原本就缺乏判断力，加上知识贫乏信息闭塞，因而容易被蛊惑，而传销过程只是将他们筛选了出来。

甚至传销参与者未必真的相信他们所接受并转而向他人兜售的那套说辞，尽管他们常表现的如痴如醉，但这很可能只是常见的自欺伎俩：为了更有效的哄骗别人，最好先把自己哄信了；但这种“相信”是浅层的，内心深处他们可能明白这只是获取利益的手段，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经过权衡之后作出的自主选择，他们并未丧失自由意志。

经验表明，要对健康成年人进行长时间思想控制（而不只是一次性欺骗），不借助暴力强制手段，是很难做到的；思想控制的关键，首先是信息剥夺，让被控制者得不到其他来源的信息，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意见，这样就没有机会进行比较和甄别，也难以进行质疑和反思。

人类对信息非常饥渴，一旦信息匮乏就会失去安全感，会想尽办法搜罗信息，身处荒凉地区的居民都非常好客，总是希望客人能讲述任何有关外部世界的事情，所以当来源受限时，他们会不顾一切都接受任何能得到的信息。

另一个关键是社会关系剥夺，人类对社会交往同样饥渴，社会隔绝会让他产生更严重的不安全感，此时洗脑者只须略施恩惠，即可诱发出被洗者的情感依附倾向，这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生原理，更何况，与普通绑匪相比，洗脑者为实现精神控制会表现得更加和蔼亲切，张开双臂欢迎被洗者投怀送抱，因社会剥夺而处于极度交往饥渴状态的人很难拒绝。

很明显，和诱发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仿，实施这种程度的控制，必须借助强制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最初介绍洗脑现象时，举的例子正是发生在信息和社会交往皆受严密控制的某战俘营里，这些战俘所接受的信息和每日活动，都经过事先精心安排，他们无疑处于最高强度的人身强制之下。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为洗脑而专门引入一个新的伦理或法律概念，因为实施洗脑所需要的人身强制原本就受既有法律规范约束以及相应的罪名，而洗脑在道德上的负面性质，也已因其暴力强制属性而确定，无须另外划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