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邓巴数#5：青春的躁动 辉格 2015年10月7日 当多个群体联合成为更大社会时，总是面临这样一个组织问题：如何将维持秩序和协调集体行动的权力集团的规模限制得足够小，以确保其紧密合作；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介绍了几种方法：1）强化父权和宗族，以将权力限制在长辈手里，2）赋予长支与幼支以不平等地位，从而将权力集中在长支手里，3）通过婚姻关系的内聚化，形成上层姻亲联盟，并垄断权力。 后两种方法都意味着地位分化，然而，只有当权势能够跨代积累时，个体和支系间的权势差异才能固化成阶层，进而形成稳定牢固的权力集团；可继承的财产权恰好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但是，不同类型的财产权有着不同的积累特性，而后者限定了地位分化的可能性，从而将社会大型化引向不同方向。 早期农民的主要财产是土地和牲畜，在旧大陆的多数农业社会，种植和畜牧都以某种比例混合搭配；在跨代传承过程中，土地数量要恒定的多（尽管也会因土壤退化或河流改道等原因而变动），牲畜数量则波动很大，而且出于生产组织的考虑，人们在处置土地产权时，有着普遍的抗分割倾向，即便不得不分也会尽可能推迟，而畜群则很容易分割，事实上也总是一有机会就分割。 例如，蒙古游牧者的多妻家庭，每位妻子和她的孩子们拥有单独的帐幕和自己的畜群，构成独立家户，而约鲁巴宗族社区（规模常达数百人）的土地归宗族集体所有，核心家庭只拥有使用权，成员去世后就被收回重新分配，马里多贡人（[[Dogon]]）的多妻家庭则处于中间状态：土地由家庭集体所有，并由长妻带领诸妻共同耕种，而牲畜则由每位妻子分别拥有，类似情况在非洲农牧混业社会十分常见。 土地和牲畜的差异也体现在分割时机上，畜牧者往往在男孩成年时便分给他几头牲口，作为其建立自己畜群的启动资本，到他结婚时，再分走一群牲畜（否则就无法成家），所以，以畜牧为主业者，家产分割继承是随每个继承人结婚而逐次进行的，最后父母保留的那一份由幼子继承，相比之下，以种植为主业者，通常要等到大家长去世之后，或宗族裂变之际，才一次性分家，在采用长子继承制的社会，甚至在分家时，也只分牲畜（和其他动产）而不分土地。 由于畜产的固有分割倾向，很难跨代积累，每一代的财富差异很快被子女数量所抹平，这样，以牲畜为主要资产的社会就难以形成稳定的阶层分化，因而无法通过上述后两条途径实现大型化，结果，要么停留在碎片化状态（就像中亚游牧民在多数时候那样），要么必须找出其他途径，他们找到的方法之一，是年龄组（[[age set]]）。 年龄组是这样一种制度（本文介绍的是非洲的年龄组，南岛和美洲的年龄组性质有所不同）：所有男性按年龄和资质被分入依次相继的五六个组别，这些组大致可归为四个阶段：未成年、战士、长老、隐退者，其中战士和长老还常分为新晋和资深两组；各组在发型、服饰、文身、彩绘等身体装饰上有着显著区分，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不同任务，有着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义务，遵循不同的社会规范。 每隔若干年（短则六七年，长则十几年），当长老们决定晋升一批新战士时，符合条件者便在经历一系列仪式和品质考验之后，升入上一组；对于个人，最关键的两个环节是经由成年礼而成为战士和从战士晋升为长老，前者意味着被共同体接纳为有用一员，而后者往往与结婚成家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事务决策中拥有发言权。 非洲成年礼的核心是割礼，其过程极为痛苦，远不像现代医学条件下的包皮环切术那么轻松，接受割礼的男孩，不仅不许挣扎、呻吟、眨眼、扭头，还要长时间忍受众人刻意营造的恐怖气氛：在仪式临近前几天，前辈们就不断渲染割礼有多痛苦难熬，施礼当天早晨，男孩被一桶冰水浇头，接着，父辈谆谆教诲割礼有多重要，母亲手执棍子随时准备在他表现出怯懦时给予痛打，兄弟们以几近辱骂呵斥的口吻大声质疑他能否经受住考验，姐妹们则在一旁紧张的走来走去，担心着兄弟的怯懦会影响自己未来嫁个好丈夫。割礼所留下的伤疤，往往要过三四个月才完全愈合。 也有些成年礼不是割礼，但同样痛苦，比如南苏丹努尔人（[[Nuer]]）的额部切割：顺着抬头纹的路线，从左耳到右耳，切出六道深入额骨的切口，切口之深，从遗骸头骨上都能看到。 年龄组普遍存在于非洲的农牧混业社会，从非亚语系的奥罗莫人（[[Oromo]]），到尼罗-撒哈拉语系的马赛人（[[Maasai]]），到尼日尔-刚果语系的祖鲁人（[[Zulu]]），横跨非洲三大语系，如此广泛的流行，表明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具大概颇有成效，才会被众多民族所模仿，那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年龄组在实践中有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区别是对各组成员所施加的约束，强弱十分不同，处于光谱最弱一端的是努尔人，他们的年龄组最松散，大致是一种区分尊卑和声望的标志，功能上有点像军衔，其约束力限于社交和仪式性场合，比如节庆宴会上某人该坐在什么位置，或者两个陌生人相遇时，是该平等相待还是尊卑有别，它带给群体的组织功能是最弱的。 肯尼亚的马赛人则处于光谱另一端，男孩一旦晋升为战士，便离开所在家庭，和同组兄弟集中居住在村外的专属营地里，并开始接受资深战士的训练，担负起保卫社区的责任，包括巡视领地边界，寻找新牧场（特别是在旱季来临之前），击退盗牛团伙，对外发动盗牛突袭，猎杀领地内危及牲畜的食肉动物（主要是狮子——有人因此误以为猎杀狮子是成年礼的一部分，其实那只是新晋战士迅速建立声望的多种方法之一），等等。 年龄组对马赛男性施加的最重要约束是，战士不可以结婚，也被禁止与任何已接受割礼的女孩交往，只有在晋升为长老之后，才能回到原先的家族，并娶妻成家；由于两次新战士招募之间通常相隔15年，而接受成年礼的年龄下限大约14岁，所以，晋升长老时至少已经29岁，运气差的话已接近45岁（13岁时刚好错过一次招募，于是28岁成为战士，43岁熬成长老）。 这显然是一种严酷的老人统治，通过禁止年轻男性结婚，并赋予其最危险的任务，老人们降低了自己面临的资源竞争（包括性资源）；和普通的家长制和宗族老人政治不同的是，通过强化同龄合作，长老组将家长权威集体化了，因而可以更有效的压制年轻人的反抗，而同龄合作的强化，恰恰又得益于同组长老早年在战士组中长达十五年的共同居住和集体行动经历。 长期合作所建立的兄弟情谊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同组伙伴（age mate）被认为应该分享任何东西，甚至是妻子，当伙伴来访时，主人会在晚上让出他的茅屋，让妻子和来访者自己决定是否一起过夜。 可是长老们如何压制晚辈的反抗呢？要知道，刚刚经历了成年礼的新战士，大多处于好斗而危险的青春期，正是制造骚乱和挑战权威最积极的叛逆阶段，青春期躁动带来的高犯罪率也是每个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麻烦，欧美的大量犯罪学研究都显示，在所有社会中，15-19岁总是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年龄段，而且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图1：美国青少年犯罪率，来源：http://www.crimesciencejournal.com/content/4/1/16】 按某些进化心理学理论，青春期躁动并非由性功能发育所附带的有害副产品，而是年轻男性为自己在即将进入的社会竞技场中争得有利地位的一种方式，暴涨的雄性激素只是执行这一心理功能的媒介；这种躁动就像把一群母鸡刚刚放到一起时所引发的频繁啄击一样，等到啄序确立下来，就相安无事了。 支持这一适应性解释的一个证据是，在地位高度平等、没有阶层分化的小型狩猎采集社会，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游团中，青春期躁动的表现要轻微的多，因为既然没有明显地位差别，也就没啥好争的。 那么长老如何避免这一躁动伤及自己呢？答案就隐藏在躁动的性质之中，由于它是一种适应，躁动和所谓“叛逆”的指向并非随机，而是相当有策略的，简单说就是欺软怕硬，这一点从校园团伙和街头帮派中很容易观察到，许多挑衅和惹是生非只是为了测试对方是否好欺负，以便将自己的啄序排到他前面，只有当大量年轻人找不到比自己更软弱的欺负对象时，青春期躁动才会因绝望反扑而伤及当权者。 年龄组和成年礼的要点在于，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震慑性仪式和清晰可见的晋升阶梯，明确告诉其成员：你目前处于啄序的哪个位置，而且不必着急，只要你活得足够久，总有一天会升到高位，同时，它并不试图压制年轻人的躁动，相反它还鼓励和嘉奖这一躁动，并将其引向群体外部，把他们的好斗和不满变成服务于群体利益的战斗力。 实际上，类似的机制普遍存在于各种需要人为排定啄序的组织机构中，大学里老生仪式性欺负新生，军队中老兵考验新兵，秘密会社的残酷入会仪式，监狱里对新来囚犯的虐待，往往都是极具羞辱性和压制性的，排定啄序的用意昭然若揭；极度夸张的闹洞房习俗，或许也是出于类似心理，因为结婚和成年一样，也是社会地位的一次重大晋升。 总结起来，年龄组制度的妙处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些社会面临的几大组织问题： 1）通过深化年龄段之间的垂直不平等，从而在维持个体间和家族支系间平等的条件下，控制了当权集团的规模——这意味着同等规模的当权集团能够管理更大型的社会； 2）通过细分年龄组，并在各组间实行社会分工，从而将每类公共事务上所需要的紧密合作圈子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 3）通过另辟战士营地并建立军事化集体生活，将战士组升级成了真正的战争团队，为其成员日后成为当权长老时保持紧密合作创造了条件； 4）通过强化年龄段之间等级区分和长老权威，将冲突压力引向外部，由于晚辈在家长去世前无望分到大额家产，不得不在群体外部寻找机会，积极发动袭击，特别是盗牛袭击； 5）让年轻组别承担主要战争任务，使得死亡率分布像低年龄段偏移，从而降低每个晋升环节的竞争压力。 基于这些组织优势，许多非洲农牧混业社会建立起了部落和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结构，人数可达数千和数万人，若辅以选举制从而组建更高层次联盟，更可达到数十上百万人的规模。 奥罗莫人于16至19世纪间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嘎达（Gadaa）体制或许展示了它的极限能力，这是个三级共同体，其最高层酋长会议（luba）由各支系选举产生，任期八年——也就是奥罗莫年龄组的间隔年数，在较低层次上，资深长老组直接实施集体统治；有意思的是，奥罗莫人每过八年招募新战士组时，都要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此类战争还专门有个名字叫butta，从1522年到1618年共发动了12场butta。 年龄组所带来的战斗力，从祖鲁王国的崛起中也可窥见一斑，祖鲁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Impi的前身便是战士组，受所在部落长老和酋长的支配，服务于部落利益，后来，得益于其前辈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在数十个部落组成的联盟中所建立的霸权，祖鲁王国的创建者沙卡（[[Shaka]]）在持续不断的征战中逐渐强化了对这些战士组的控制，最终通过打散部落编制而消除了其部落身份，成为直接服务于祖鲁国王的国家军队。 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年龄组的痕迹甚至在罗马军团中也可看到，罗马军团（早期）的步兵基本作战单位是一个四排阵列，每排由一个120人小队构成20×6的小矩阵，这四排由前至后分别由少年兵（velites）、青年兵（hastati）、壮年兵（principie）和老兵（triarii）组成；如此排阵的结果，无疑也是越年轻的士兵死亡率越高（少年兵或许是例外，他们虽然冲在最前面，但以投掷标枪为主，并不近身接战）。 或许并非巧合的是，罗马（至少在早期）也是实行民主选举的平等社会，而且，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晚期，古拉丁人仍以畜牧为主业，以季节性移牧（[[transhumance]]）方式过着半定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