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金銀貨幣的一個問題是，會不斷有貨幣從流通系統中漏出去，特別是在那些處於流通體系邊緣的地方，也就是體系雖覆蓋到但流通又不太活躍的地區，獲得貨幣的人常常把它們儅寶貝，儅炫耀品或傳家寶，穿個孔挂脖子上，縫在衣服上儅勛章，敲成薄片裝飾這裝飾那，做成擺闊用的厚重金器，藏在罐子裏，撒在水塘裏儅祭品，埋到墳裏……總之拿它做啥的都有，就是不把它儅錢花，

所以那些挖到大量羅馬硬幣的地方，往往地處帝國邊緣，像不列顛，達西亞，甚至更遠的印度，而像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周邊的帝國腹地，反而很少挖到硬幣窖藏，

早些年看到數字，黃金消費量最大且遙遙領先的，是印度，估計都戴手上或套脖子上了，不知道最近的數據咋樣，

這些金銀用法，有些可以說是儲蓄，但絕大多數不是，更像是消費與投資兼具，因爲耐用品和傳家寶的投資成分很高，置辦一件重器，可以在很長未來中產生消費流，

這不免讓人想起當代有些神似的另一種情況，

當代世界貨幣體系，其内核是少數幾個信用極其牢固的幣種，即所謂硬通貨，在這個體系覆蓋到但信用機制又發育不足的地方，硬通貨會從那裏漏出去，變成國際儲備，與之相應的，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

一個成熟而活躍的貨幣經濟傾向於把脖子上和墳墓裏的黃金吸進流通系統，反之則傾向於讓它們沉澱下來，

類似的，一個成熟而健康信用機制傾向於把儲蓄吸出來，反之則傾向於讓貨幣沉澱為儲備和儲蓄，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pandemic 曾经引起很多商品的短缺，可出人意料的是，它还造成了一次严重的硬币短缺，去年夏天开始，很多米国商家发现自己没有硬币用来找零了，去银行也换不到足够硬币，因为短缺是普遍的，不少商家脑筋还挺机灵，知道有个地方能换到硬币：投币洗衣店，于是大家都拿着纸币去机器上兑换，然后洗衣店们就不干了，派保安守着兑换机，只许真正的顾客换，可饶是如此，他们的硬币也很快耗尽了，因为来洗衣服的顾客中，自带硬币的比例似乎明显降低了，

这里有篇报道：
richmondfed.org/publications/research/econ_focus/2020/q4/federal_reserve

问题是，pandemic 让很多人改用非接触式支付工具，或者干脆网上购物了，照理说硬币需求会降低才对，为何会紧缺呢？

上面这篇文章给出的解释是，虽然需求降低，但硬币的流通速度也大幅降低了（大概降低了一半），所以大量硬币滞留在某些环节，用于交易的总量就不够了，

很有道理，可是，流通速度为啥会降低，而且降低的程度足够高，高到滞留量超出需求减少量呢？文章只提到一个切题的因素：平时那些收到大量硬币店家会定期去银行存入硬币，pandemic 迫使许多银行减少了人对人服务，其中包括存硬币服务，因而很多硬币滞留在这些店家，

我对这个解释不够满意，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这事情跟消费者单次购物额度的变化有关系，

美元硬币有6种，面额分别为：0.01，0.05，0.10，0.25，0.5，1.0，
纸币则有：1，2，5，10，20，50，100，

我的假设是，当具体一次购物的金额小于某个值X时，消费者更倾向于用硬币支付，大于X时，更倾向于纸币支付，我觉得X大概是2，但到底是2还是5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存在这么一个沿某个值而分水的倾向上的差异，

果若如此，硬币短缺就好解释了：pandemic 让单次购物金额的分布向上移动了一点，只要一点点，比如分布曲线向右移动几块甚至几毛，就意味着用纸币支付而获得硬币找零的交易频率会显著高出常规水平，而只用硬币支付的交易频率则显著低于常规水平，这就足以大幅改变硬币的供需平衡，令其远远偏离平常水平，造成短缺，

通俗的说，pandemic 期间，更多消费者用纸币支付，同时获得硬币找零，而因为他们减少了可能花出这些硬币的小额消费，导致硬币大量滞留在他们手中，

【2021-02-25】

刚才又想起这事情，或许学校关门，以及面向小孩的那些店铺和食品车的停业，起了不小作用，小孩的pocket money里面硬币的比例恐怕不低，这可能也是他们父母把积累的找零硬币花掉一个重要途径？

随手搜到一份commbank有关澳洲小孩零花钱的数据，其中几条挺有意思，
commbank.com.au/personal/infographics/the-saving-and-spending-habits-of-aussie-children.pdf

1）平均6岁开始得到零花钱，
2）平均每周10块，看来1或2块是挺普遍的数字，澳元纸币最小面额5块，所以无疑是硬币了，
3）71%孩子的（至少部分）零花钱不是白拿的，得做家务，
4）63.999999%的孩子有储钱罐，
5）除了日常发放和节日礼物之外，小孩零花钱的最大来源是换牙慰问金，或叫牙仙金（tooth fairy）

哦，漏了一条，零花钱最频繁的去向是：食物，零食，棒棒糖，（这三个分类怎么听上去好像是一套俄罗斯套娃呢？）

在《群居的艺术》第III-3章里，我曾解释了物物交换为何那么困难，因为议价过程实质上是以交易者捉对匹配双方等优曲线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涉及的信息交换量和算法复杂度都远高于钱物交易，而且高效率的集中式竞价几乎不可能进行，除非被纳入竞价的只有两种潜在交易物品，

所以现实中存在的物物交换，通常交易物搭配都是由习俗长期固定的，每次特定交易只是略微改变交换比例，而不是每次重启一个遍历各种可能性的议价过程，

昨天读Roy A. Rappaport《献给祖先的猪》时，发现物物交换的另一类障碍，（Rappaport 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表述和我的很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如果被交换的都是需求价格弹性非常低的必需品，交易就很难持续流畅的进行，因为当一种必需品（比如盐）的供应量越过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会迅速跌到接近于零，于是交易过程便中断了，即便盐的供方对其他物品仍有旺盛需求，而且手里有充足的盐，也不再能换到任何东西，

反过来也是，如果这种必需品的供应量低于某个临界值，价格会暴涨，于是迅速耗尽买方的所有可交换物，结果也是交易中断，

所以，仅由必需品构成的交换系统非常不稳定，很容易因其中任何一种商品的大丰收或大歉收而陷于停顿，一个稳定而可持续的交换系统必须包含足够多的高弹性商品，比如奢侈品，而且最好是不易变质的耐用奢侈品，它们可以起到储备和缓冲的作用，比如，当盐生产者发现供给有些过度价格可能暴跌时，可以停止生产盐，转而用储备的贝壳去换取他们本来用盐换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在一些无货币社会中观察到的交换系统，此类奢侈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特别是各种身体装饰用品，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货币就往往是由这些高弹性交换物中的几种演变而来，

前两天读了伯南克的《大萧条》，是部论文集，写得很好，清楚明了，是我这外行在这一主题上读到过最有说服力的东西，留下的疑点也最少，总结几点我的理解：

1）大萧条的首要原因是一战结束后恢复金本位的过程导致的严重货币收缩，

2）战前也是金本位，即1870-1914之间的所谓古典金本位，并未导致像大萧条那样的收缩，那是因为英镑地位非常牢固，即公众和全球金融界对英镑的信心很强，而英格兰银行也知道大家对它信心很强，所以它实际上把黄金储备拉的非常低，同时各国银行也敢于大量以英镑代替黄金为储备，结果是，虽然是金本位，但黄金存量对货币供给实际上并未构成太大障碍，

3）另外，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把黄金储备压的那么低，是因为它是一家私人企业（不像美联储），有盈利动机，因而只要可能，就会尽量降低黄金储备，因为黄金储备是没有收益的，而持有其他资产多少有点收益，

4）一战后重建起来的金本位则大不一样，由于世人对英镑和大英不再那么有信心，所以尽管外币仍被部分用作储备，但各国央行的首选和主要储备变成了黄金，而且都执行了很高的最低准备率（比如美国的40%），于是黄金存量就成了瓶颈，

5）各国央行对国际间黄金流动做出的反应不对称，流出国为维持准备率而缩减基础货币，流入国却并不相应增加货币供给，而是听任其变成超额储备，于是加剧了货币收缩，

6）上述不对称所造成的收缩效应，在银行体系的安全性面临风吹草动时会突然加剧，因为出现麻烦的那些国家的央行为了稳固储备以增强公众对本币及本国银行体系的信心，会设法（比如通过提升利率）吸引黄金流入，而这种举动将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形成对黄金的争夺，这将构成一种急剧加速货币收缩的正反馈，

7）第6点和第2、3点其实有相通之处，正因为此时各国央行都已不再有昔日大英曾拥有的那种自信和他信，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稳固信心，

8）大萧条实际上分两个相当不同的阶段，1929-31年的衰退，本来到31年已经有复苏迹象，但此时衰退变成金融危机，银行大批破产（或陷于流动性困境），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完全借不到钱，继而破产或缩减产出，

9）从衰退变成银行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绝大多数借贷契约是不与通胀率挂钩的，因而通货紧缩产生了再分配效应，即，紧缩之后，价格下跌，债务人欠的钱变得更值钱了，需要用更多产出去偿还，结果很多就还不起了，于是（加上衰退本身的影响）大批违约，导致银行破产，

10）对于金本位的作用，一个很强的证据是国际比较：坚守金本位越严格、守得越久，萧条持续也越久，反之，越早退出金本位的国家，也越早开始复苏，各国大致分三批退出，英国31年，美国33年，法国36年，最早退出的那批实际上并未出现明显的第二阶段危机，

哦，忘了一点，是有关基础理论的：企业在银行眼中的信用是一种高度特化的资产，是基于大量（哈耶克所称）局部知识的，所以当一家银行破产时，其贷款客户无法转而从其他银行获得同等条件同等数量的贷款，因而银行大批破产会直接导致货币收缩（伯南克本人没用我的术语，但意思差不多）

@felicia111:我自己觉得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当时杠杆用到了极致，有多繁荣，就有多萧条。

@whigzhou: 这个说法伯南克讨论了并且排除了

@felicia111:1929年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货币角度看，金本位，限制了货币供应，货币供应少了，为什么物价没有下跌呢？为什么二十年代，在29年以前，同样金本位，却是极度繁荣？

@whigzhou: 1）直到1925-30年间各国才陆续完成金本位的重建，2）货币缩减到衰退也需要时间，3）价格跌了，而且跌幅很大

@利维坦B:美联储前主席说大萧条源于“恢复黄金平价”；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大萧条源于美联储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放任银行破产，严重打击人们的信心。 该相信谁？

@whigzhou: 伯南克和弗里德曼的主要分歧就体现在原帖第6-7点

@whigzhou: 弗说，联储犯下大错，没有努力扩张货币压低利率，反而做了相反举动，伯说，没错，可那不是因为联储太笨，而是金本位的内在逻辑要求他不得不这么做，只要想坚守金本位，就不可能做得更好，压低利率只能让黄金流出，储备耗尽

@whigzhou: 换句话说，金本位下，实际上不存在最终贷款人，所以一旦市场信心开始动摇，所有人——包括央行——都被迫加入了对黄金的挤兑

@whigzhou: 当前各国（特别是欧日）央行往系统里拼命灌钱、毫无节制抬高杠杆的劲头实在有点疯狂了吧，照这么买下去，流通中的企业债全进央行了，日本央行甚至直接买股票，到明年大企业都变国企了，想想不久前他们还在痛责私人银行家头脑发热，事实证明，论无视风险制造泡沫的胆量，有谁比得过政府呢？ ​​​​

@whigzhou: 安倍经济学应该算是新凯恩斯主义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实验了吧，几年后看结果吧，呵呵

@whigzhou: 不过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找出各种说辞来证明实验条件还是很不理想～

@证券狂人_GOP: 安倍不是努力地给企业减税、减少财政赤字吗？日元如此巨大贬值cpi依旧疲软，说明日元在安倍上台前的确有高估，这些不是都在证明安倍在做正确的事啊？

@whigzhou: 减税是对的，市场开放也有一些，但安倍的核心武器是用大规模公共开支向系统灌入大量货币，依我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whigzhou: 宽松货币我完全同意，但通过政府灌钱达到宽松效果，有害无益，无奈结构改革效果太慢，政客都喜欢任期内可以见效的方法

@证券狂人_GOP:果然真是大规模开飞机撒钞票的话，应该会有通胀啊，可目前cpi依旧在0附近徘徊，好像有些奇怪啊？

@whigzhou: 因为它会挤出私人开支啊，只要银行和个人仍然是财务负责的，并且看不到这些公共开支提升收入的前景，灌进去的钱就不会变成消费，反而扭曲银行的正常信贷机制

@whigzhou: 大规模公共开支不光扭曲信贷，还扭曲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抬高私人部门的要素成本，效果类似于4万亿对私人部门的挤压

@周克成: 分享了@人文经济学会 的文章 通货紧缩是大好事，作者：陈兴杰，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现今反对通货膨胀的人们，无论主张恒量货币、金本位，甚至弗里德曼式的“温和通胀”，都会遭遇主流经济学的通缩恐吓。通货紧缩是这样一种理论，市场上的货币数量要随经济发展而增

@tertio: 通胀有两种：一是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乐观导致的信用膨胀，好事。二是人为扩张信用干扰市场，坏事。通缩也有两种，一是对未来悲观导致信用萎缩，不好但最好放任之。二是人为干扰，这个好像少见。不论怎样通缩都是坏事。

@whigzhou: 人为制造的通缩也不少见，弗里德曼举过固定汇率双本位的例子

@whigzhou: 其实任何干扰现有货币系统，使之机能失调或效率下降的举措，都会造成通缩，我以前说过，恶性通胀之所以那么可怕，其实也是因为它是一种特殊且暴烈的通缩，因为它把货币变成了废纸，效果相当于市场上突然没货币了

货币是市场得以运行的核心要素，财产权和契约制度为市场演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假如将制度比作孕育生命的恰当温度、空气和重力，那么货币就是水；在第一部分里，我谈到了价格信号的重要性，而货币正是价格信号得以表达的载体。

假如没有货币，价格便只能以两两比值的方式表达，而离开了货币这一媒介，交易只能在恰好双方都需要对方的物品时才能发生，而历史表明，这种物物交换的种类和规模都极为有限；正是货币媒介使得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成为可能，而这种类型的交易才是市场经济区别于小型熟人社会的互惠和人格化交易的关键特征[1]。

讽刺的是，货币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也是最被鄙视、怨恨和诅咒的发明，被文人雅士所不齿，羞于提及和谈论，甚至被视为罪恶的根源，而这一切，恰是因为它把价值抽象和量化了，把交易非人格化了。

当你提着一篮鸡蛋去邻居家，报答他帮你收割稻谷时，你很了解割稻的辛苦和他家孩子吃鸡蛋时的开心，而他同样很清楚错过收割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你又是如何攒下这一篮鸡蛋的。

但是，当你花50块钱从市场上买来一件衣服时，你完全无须了解它是如何从棉花地、纺织厂、缝纫间一步步走过来，也不必关心卖家拿了这50块钱会怎么花，一切人际交往中的温情被剥离了，这就难怪怀旧人士会如此嫉恨货币和市场交易，在人性和文化的漫长进化史上，它是如此陌生和格格不入。

但它又是如此有威力，将分工体系推向今日这般复杂而精致，维持了遍及全球的巨额贸易，最终让经济能够供养千百倍于部落时代的人口；也因为其巨大威力，它的一点点缺陷和紊乱，常带给人类难以想象的灾难[2]，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学会如何与之相处。

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货币作为商品的对价，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也愿意接受它，能够产生这种信任的东西并不多；在近代银行业兴起之前，流通的主要是自然货币，所谓“自然”是指，取得上述信任地位是由于物品本身的特性，而与任何个人无关。

后来，银行家创造了信用货币，其不同之处在于，信任地位的取得是基于人们对银行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既来自银行长期经营所积累下来的信誉，也来自银行对自然货币的充足储备；进而，当银行之间就币值单位达成标准，建立清算和通兑关系，他们的命运和信誉也经由千丝万缕的借贷和契约关系捆绑在一起时，人们对信用货币的信心也逐渐从特定银行转移到整个银行体系上来了。

信用货币的好处在于其数量的伸缩性，一种商品得以成为自然货币，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其数量变化很小，这对于长期停滞的经济是优点，它不适合快速增长的经济，虽然静态的看，货币数量与经济规模是无关的，问题是，币值上升的过程会鼓励货币囤积，而囤积进一步抬高币值，这一正反馈机制将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信用系统创造货币的能力，突破了自然货币的数量限制，使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同时，银行间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货币信用变得更可靠；然而，信用系统的这一优势同时也是其危险所在，它是一个倍增器，会放大人们的乐观和恐慌情绪，从而给经济带来剧烈的动荡。

当某些新资源或创新展现出美好前景时，信用系统让乐观的冒险家和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贷款，相反，当预期落空、希望破灭时，银行家争相收紧信贷以减少损失和稳固储备，因而加速恐慌情绪蔓延，并导致信用进一步紧缩，最终整个经济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衰退和停滞；自从现代金融业诞生以来，这样的周期性悲喜剧就一直在反复上演。

本章几篇只是个人点滴之见，难以全窥货币和金融这一博大领域之奥妙，我不惜笔墨的用了其中三篇来尝试阐明衍生品的价值所在，实因深感金融问题之艰深和远离直觉，充满了误解和错谬，故不如抓住一点说个透彻，但愿你不会感觉太啰嗦。

———————-

[1]我在第九章里曾详细阐述了这一看法。

[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通俗作品《货币的祸害》（1994）中为我们讲述了历史上许多因货币系统的差错而导致的巨大灾难。

近来，随着美国股市连创历史新高，金融业界谈论泡沫的声音又多了起来，除了鲁比尼和罗杰斯之类多年来喋喋不休的末日论者之外，像法兴和瑞士联合这样的大型机构也开始发出警告，最近，前国会议员、里根政府的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和麦肯锡则明确表示，当前美国股市不存在泡沫。

从某些迹象看，泡沫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市场流动性充裕，大量热钱在四处寻找机会，在任何看起来像是个机会的地方，他们都当仁不让的掀起了一个个投机热潮，从黄金、农地、团购，到艺术品，当然，还有比特币和其他去中心化电子货币所引发的最新投机狂热。

但另一方面，通常指示经济过热的那些指标，却并未表现出多少热度，石油矿产等初级品价格平稳，要素租金没有涨，基础设施没有出现高压迹象，波罗的海指数也处于历史低位；股市虽屡创新高，但这与美国企业的优异表现基本相称，也与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步，尽管失业率仍然高企，但股市与企业表现的关系更直接。

其实，和此前的末日论和黄金热一样，这些泡沫论与其说是对现状的判断，不如说是对货币政策的不满，实际上，从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这些人一直在预言恶性通货膨胀，但四五年过去了，通胀根本没有发生，更别说恶性了。

可是，当初的预言者没有一个承认错误，他们要么装聋作哑，要么辩解说，不能（像官方统计部门那样）只用CPI衡量通胀水平，虽然消费品价格没涨，但通胀也可以表现为要素和资产价格上涨，而资产泡沫便是通胀表现之一。

问题是，假如生产率没变，作为生产要素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很快会推动消费品成本上升，继而价格上涨，尽管上涨幅度可能小于前者；所以，资产价格大涨的同时消费品价格没涨，要么是因为生产率大幅提高了，要么是价格大涨的那些资产根本不是生产要素。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味着同样多的要素能比以前产出更多的消费品，因而这些要素资产相对于消费品的价值提高了，换句话说，按既有货币单位衡量，生活成本不变的同时，财富增加了，怎么看这都不是坏事；而另一方面，货币体系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保持了消费物价稳定，这也正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宗旨所在，当前事态只不过表明它成功的执行了其政策。

不过，这更像是金融危机前十几年而不是近几年所发生的情况，那十几年，得益于全球性要素再配置、产业链重组和技术进步，资源类要素价格大涨的同时，美国的消费物价非但没上升，反而还有所下降；而危机后几年，尽管生产率仍在提高，要素价格也有所回升，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所以，实际情况看上去更像是第二种：确实有一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了，但那主要不是要素类资产，即可以作为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而是储蓄性的和投机性的资产，比如起初的黄金和艺术品，以及最近的比特币，当然还有股票；和生产要素不同，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不会推动生产成本上升。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那么确实可以说，存在资产泡沫，但那主要是非要素资产的泡沫，这种泡沫不会从成本一侧推动通胀，但它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而从需求侧拉动通胀，因为资产价格上升让其主人感觉更富有了，因而可能更多的消费和投资，但这只是可能，实际情况表明，这并未发生。

这或许是因为，从这些资产泡沫中获益的人原本就很富有，其消费对财富已失去弹性，账面财富增加已不能影响其消费水平；同时，由于流动性原本就很充裕，财富增加也不能影响其投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此前没有做更多投资，只是因为没有看到好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因为缺钱，而这一状态也正是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结果；这样，财富效应无论在消费和投资方面都无法起效。

上述图景，与对货币体系的传统理解是格格不入的，传统上，通常认为央行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消费和投资扩张，最终推动物价上涨，但最近这个经济周期的经验揭示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两种条件下，一种是，扩张的货币直接由政府花出去，即在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执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种是，货币不足是经济体系的常态。

在财政开支得到有效约束的国家，第一个条件已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第二个条件，看来已经被高度发展了的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和日臻成熟的货币政策所消除；回顾的看，传统经济体系中，货币永远是不足的，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提高有效货币量，都会促进投资和消费（恶性通胀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有效货币量，因为它促使人们逃离货币）。

然而在当代，银行业所建立的信用机制，已经能为任何规模、以任何速度增长的经济创造出足够多的货币，而同时，事实也表明，无论流动性多充裕，利率多低，假如看不到盈利前景，企业家也不会做更多的投资，同样，假如看不到未来收入改善的前景，消费者也不会更多的贷款消费，即便他们想，银行也不会贷给他们。

这样，除非央行通过法定储备率和杠杆率来勒紧货币，否则货币量（或更一般地说，流动性）不再是投资和消费的瓶颈，瓶颈只是看待机会和未来的乐观程度；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央行便可以在经济低谷期放手实施宽松政策，从而确保消费和投资不会因为货币不足而得到抑制，因为只要财政开支得到约束，只要普遍乐观氛围尚未形成，货币再宽松，流动性再多，也不会变成投资和消费，进而推动通胀。

唯一的副作用是产生一些资产泡沫，但如上面所分析，只要财富效应不起作用（它需要乐观氛围才能起作用），资产泡沫就不会转变成通胀，不妨听任其自生自灭，直到财富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因资产价格上升而导致抵押贷款规模扩张），再放弃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不迟；这一策略，正是美联储特别是伯南克从大萧条中学到的最宝贵经验，也正是对该策略的坚定执行，避免了这次金融危机变成另一次大萧条。

三月中旬以来，比特币汇率一路攀升，从40多美元一度涨至220多，后又迅速跌到60多，其间交易量也迅速放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吸引来的关注和评论更是达到空前热度；有些忠实粉丝甚至开始乐观的宣称，这是比特币走出黑客小圈子，开始被接受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真正货币的一个好兆头。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比特币在这段热闹行情中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价格暴涨暴跌，囤积倾向，吸引短期投资者快进快出，市场参与者中投资与投机者远远多于实际使用者——都在表明它是一种收藏品而不是货币，因为货币的根本特征是人们对其价值的预期一致且随时间而稳定，因而也是最不容易成为投机对象的那些东西，而收藏品则相反。

所以这波热潮，看来只是扩大了比特币作为一种收藏品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吸引了更多淘金者、藏家和炒家的参与，或许有望从一种小众收藏变成更大众化的收藏，但这对它成为货币没什么帮助，反倒揭示了它不具备这一潜力。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其实在它的最初设计中早已埋下：其总量从一开始就在生成机制上被限定了，并且这限度是摆明的，因而一旦使用量开始增加，便会立即产生短缺预期，继而导致囤积倾向，并加速价格上涨，当这一趋势开始显露时，投机者便大批进入，从而带来价格剧烈波动，这是一种新收藏品首次被投机者盯上时的典型表现，而与一种商品开始获得货币地位的过程毫无相似之处。

可以说，作为开发新型货币的诸多尝试之一，比特币是个非常糟糕的例子，它基于陈旧过时而且错误的货币观念；实际上，它在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黄金的东西，但货币功能比黄金更差，黄金虽也曾因数量不足而带来通货紧缩问题，但其数量上限和稀缺状况至少没那么确切可知，因而不会让囤积成为明确有利可图的行为（如果它果真已是货币的话）。

更重要的是，类似金银这样的自然货币，早已不再能为高度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提供恰当的货币基础了，自从近代银行业和信用货币发展以来，金银虽还在很长时间内起着价值参照物和储备物的作用，但货币的基础已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信用之上，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根本上是一个信用发现、评估和定价的过程，而不是像比特币设计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制造稀罕值钱物品”的过程。

货币代表了一种使用稀缺资源的能力，而通过信用发现而创造货币这一机制的妙处在于，它在为个人使用资源的当前能力和他为社会提供稀缺资源的未来潜力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匹配：某人有多大可能在未来向社会提供多少资源，满足他人的多少需求，信用系统就为他创造相应数量的货币，供他在当前使用，这或者可让他提前享受他有资格享受的消费，或者可让他为社会创造资源的潜力变为现实（后一点是信用货币对市场繁荣的最重要贡献）。

因为这种匹配关系，信用系统总是趋向于能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创造恰当数量的货币，所谓“恰当数量”意味着，资源使用能力的总和与产品创造能力的总和是相称的，这样就避免了自然货币的数量不足或过多的古老问题，因为自然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另一些与经济活动和信用无关的因素，没有理由恰好与经济活动水平所对应的合理货币量相匹配。

所以假如我们想要在现有法定货币之外创造一种新型自由货币，考虑重点应放在如何设计一种信用发现、评估、表征、簿记、验证等环节上，而不是去寻找一种“稀罕值钱物品”，因为这样的物品从来不缺少，比如开采任何一种稀有金属，并由做市商为其创造流动性，其实都可以起到类似作用。

比特币唯一独特之处，是提供了一种匿名在线支付手段，可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它本身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或者说作为货币的性能很差，将为交易者带来高额交易费用和汇兑风险，因而只有那些有着强烈匿名需求而宁愿负担这些成本的人，才会去使用它，这让它注定被局限于一些很特殊的领域。

两周前，美联储推出了总额400亿美元的第三期量化宽松措施（QE3），与规模高达2万亿和6000亿的QE1和QE2相比，这算是超级迷你版了；在一些人看来，联储仍在一意孤行死不悔改的推行其大印钞票的通货膨胀政策，而在另一些（多半也是更接近和了解资本市场的）人看来，与当前经济的萎靡程度相比，这个规模还太小，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期待不久之后会追加一个QE3.5。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不着边际，那些指责美联储货币政策，多年来每每大呼恶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人，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年美国消费物价始终很平稳，他们一次次预言的恶性通胀并未到来，连温和通胀都没有，难道这个铁一般的事实还不足以让他们稍稍反思一下，看看自己究竟哪里弄错了？

另一方面，那些指望QE能够推动经济走出萧条的人，其愿望也是虚幻的，这种期待建立在对货币机制的错误理解之上；08年末09年初，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QE曾在缓解一级市场流动性冻结、阻止恐慌蔓延上起了作用，但在恐慌过去之后，它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充其量只能缓解一些局部的流动性紧张，对经济的整体复苏没多大用处。

量化宽松是伯南克从日本央行那里学来并加以常规化运用的新型货币干预工具，以弥补传统工具的不足，以前央行要影响货币供给，主要是按其所设定的基准利率在一级市场上买卖短期债券，而基准利率的变化将影响银行向企业和消费者贷款的终端利率，可是当基准利率降到很低时，这个联动关系就丧失了，银行不会因为能廉价获得现金而以更低的利率向企业和消费者放出更多贷款，这时利率杠杆便脱臼了。

此时，央行要想为经济体注入更多流动性，就只能绕开货币市场的利率机制而直接去买卖非货币资产，也就是把银行甚至企业所持有的部分低流动性资产直接替换成现金，这就像当心脏失灵时直接向具体部位的小血管输氧；这么做时，央行其实是在执行原本由商业银行实现的功能，因而该做法之必要性，建立在银行系统已经丧失其流动性配置功能这个假定之上，这一点在恐慌和冻结期是成立的，但现在早已不成立了。

指望QE能带来复苏，前提是企业和消费者缺现金，所以才不积极投资和消费，但事实上美国企业现在根本不缺现金，尤其是大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已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或许创业者、小企业和消费者可能缺现金，但无论怎么输血也不可能直接输到他们那里，他们的贷款只能来自银行，而假如银行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就不会增加贷款。

实际上，即便企业与消费者现金充沛，也未必会扩大投资和消费，假如企业对市场前景不乐观，消费者对就业和收入前景不乐观，他们就宁愿把现金存着，或者投入到黄金、国债、股票等高流动性资产上，而不是投入到消费和生产活动中，所以QE的唯一作用是对资产价格有些支撑，这或许避免了萧条螺旋式的掉入更深的低谷，但也仅此而已。

然而，在能让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前景产生信心的几乎所有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黯淡，管制大刀频频高举，政府干预之手正无孔不入的伸向每个角落，老龄化，福利包袱日益沉重，财政危机带来增税压力，不仅世贸谈判陷于僵局，既有的自由贸易原则也屡遭破坏，欧盟烂摊子迄今看不到出路，作为一大增长源的中国因制度倒退和人口趋势扭转而急剧失速，暖化党和环保分子正不遗余力的将社会拉回石器时代……

更重要的是，全球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正加速向福利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三十年的自由、开放、全球化时代看来已告终结；甚至，随着主导大国的退缩，支撑这个时代的国际秩序也已岌岌可危，果若如此，那么风向的再次扭转就不是几次选举换届就能实现的；或许，人们只能耐心等待国家主义者把社会和经济毁坏到实在无以为继和难以被容忍之后，才有望看到新一轮繁荣。

@王弼正: 不过很悲催的事儿是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觉得，是因为英格兰银行作为官方保证的债券机构发行了大量的战争债券，增加了流动性，使得英格兰成为金融中心的

@fufuji97 陈志武老师大概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越敢借债的国家越副，存钱的国家往往穷了，观点实在是有问题

@whigzhou: 这点上我倒是偏向陈志武

@whigzhou: 英格兰银行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它建立的信誉，同时也是因为它能够把信誉变成流动性，提供了一个创造货币的机制，而流动性缺乏是前现代经济的一大障碍

@whigzhou: 这个帖子里讨论过 http://t.cn/zOjbEfx

@whigzhou: 金融现象高度反直觉，很容易想错想歪

@王弼正: 而且很难想象，打法国的战争债券怎么会对英格兰的金融有好处。因为未来肯定是要增加税收的。

@whigzhou: 起作用的是以可流通债券这种举债形式，创造了证券市场，并为市场增加了流动性，跟它的用途没啥关系，汉密尔顿的第一美国银行的作用类似

@fufuji97: 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否认现在的欧债危机是错的，借钱买福利跟借钱打仗一样，问题在于将来的财富增长能不能弥补，英国的发展归功于私有产权制度、全球化自由贸易、技术产业化

@whigzhou: 发债的金融作用和拿钱去干什么是两码事，后者可能错，但那是另一个问题；金融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借钱绝非中性

@fufuji97: 回复@whigzhou:过于强调国家的作用了，而忽视了民间金融需求以及财富积累所导致的金融中心地位

@whigzhou: 怎么看出过于强调的？这不是正在谈论英格兰银行这个具体案例嘛，私人之间的借贷和票据可以有同样的金融价值，我并未判断哪个作用更大

@王弼正: 美国法律之下，美联储可以购买任何资产。选择美国国债是因为它具有很好的保值性和流动性，的确是没错的。但是算的上是一件好事儿吗？怀疑中。。。比如金本位下。因为开采黄金的成本可以简单计算出来。但是发行国债

@whigzhou: 与没有债券比是好事，与私人债券比当然不是好事，所以我主张私有化美联储

@Victor_Tianlong: 英格兰银行是威廉玛丽从荷兰带来的 本来就是为战争筹款用 靠此在18世纪建立霸权 民间借贷那时候和英格兰银行没什么关系

@whigzhou: 是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既然要谈英格兰银行这个案例，就只能评价国债了，但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国债有何私债所没有的特殊价值

@王弼正: 这个。。。美联储已经是私有化的了吧。英格兰银行也是私人银行。。。所以。。。

@whigzhou: 怎么算得上？除非国会撤回对其委员的任命权，并废除对其职责所施加的各种条例

【后记】@fufuji97同学很典型的表现了右派/奥派朋友中的常见的另一种政治正确倾向。

近年来，时而会有一些人士呼吁央行发行500或1000元的大面额纸币，比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就长期坚持这项建议，最近，这一呼声又在舆论中出现，并且得到了政协委员的提案支持，宗立成委员为此提出了三条理由：便于携带、节约流通环节的时间、节约纸张；不过，与去年一月马德伦副行长一样，胡晓炼副行长在日前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声明近期不会发行大面额纸币。

这一选择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下，确实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理由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有人说，自从1988年发行百元纸币以来，收入和物价都已上涨了很多倍，纸币面额应顺应这一变化；可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两点：首先，当初发行百元纸币时，并不仅仅是要适应当时的支付需要，它已经考虑了未来的需要，很可能，百元币在起初的使用频率是不经济的，如今的频率才合适。

其次，在1988年，我们的支付手段还非常单一，很少有人拥有银行卡，也很少有商家接受它，更没有网络支付，而现在，我们有了纸币之外的大量替代手段，特别是对于大额支付，这些新型手段远比纸钞更方便也更安全；所以，纸币的最大面额，无须与收入和物价水平同步，只须与现实中频繁发生的交易的支付规模同步即可，因而在特定技术条件下何种面额是恰当的，需要由经验来回答。

然而各国的经验却显示，我们不需要500或1000这么大面额的纸钞，相反，经验表明，目前支付技术条件下，约当于人均GDP千分之二的最大面额已足敷使用，而超出人均GDP千分之十的面额则是大而无当的，在各大主要货币中，只有欧元有500元大钞，美元和英镑都只有百元钞，日元最大面额一万，近似于百元美钞。

一个更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港元，按上述GDP标准，港币的最大面额500元就够了，实际上，港元早就有了千元大钞，可是，有大量证据显示，千元港钞的发行是个很大的失败；和所有大面额纸币一样，千元港钞从诞生之初起，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伪造，面额越大，伪造的收益率便越高，而纸币克服伪造问题的终极手段是规模优势，用巨大的规模一方面摊薄自己的印制成本，一方面稀释伪币，使得实际流通中的伪钞比例降低到普通交易者能够接受的程度。

所以，当纸币因面额过大而缺少足够的流通量因而无法将伪钞稀释到足够低水平时，它就会丧失交易者的信任，而同时增加了自己的单位印制成本，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失败退出流通；实际上，过去十几年千元港钞正是处于这种尴尬境地，许多市民和商家都拒绝接受它，大部分柜员机也不提供千元钞，其发行量始终处于低水平并有萎缩趋势，发钞行也逐步在用500元钞取代它。

除了伪造，大额纸币的另一个问题是找零困难，试想，为了达到与以往同样的找零满足率，比如至少能应付连续三笔最大钞支付，商家需要在钱柜里至少保留20多张百元钞，而以前则只需要保留百元以下的零钞，这样一来，便大幅增加了社会的现钞持有量；同时，大额纸币的出现相当于扩大了每个钱包的容量，降低了携带单位纸币的成本，这同样会增加社会总现钞量。

而过度的现钞持有和流通是不应被鼓励的，现钞面额和现钞量的增长，激励了伪造和偷窃，加重了找零负担，也增加了纸币灭失和污损的风险与争议，从发钞者的角度看，帮助使用者避免这些风险，同时确保所发行纸币的信誉，是值得赞赏的，即便这会让一些人继续忍受偶尔才有的大额携带与支付上的不便，也无可厚非。

况且，这些不便会引导人们更多的去使用更安全便利的支付手段，并进而迫使商家更广泛的提供这些手段；可喜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大批商家已经对这样的需求做出了反应，倒是那些对市场需求向来反应迟钝的国企和政府机构，已成为制造这些不便的主要来源，比如国营加油站迟迟不接受银行卡支付，尽管如今的油价已让每次加油的支付额高达三四百甚至过千，还有各种公共事业、行政收费和罚款，也很少有支持现钞以外支付手段的，即便有，也常常因限于指定银行而带来比现钞更大的不便。

@whigzhou: 纸币防伪/伪造斗争实际上比拼的是规模优势，对印刷技术的垄断总是靠不住的，但借助规模摊薄印刷工艺的固定成本则可能建立起门槛，但这需要印刷技术的持续升级来维持，而这一点在工业革命前是靠不住的

@whigzhou: 所以，纸币发行者必须取得相对于潜在伪造者若干数量级的规模优势，才可能发行，在古代，除了少数帝国政府和教会，没有组织能够长时间维持这种优势

@whigzhou: 在银行同业组织取得压倒性规模，并约束其成员不相互伪造之前，可以流通的只能是基于私钥保护的票据

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对此bear表示不解，我解释一下（没系统学过货币理论，以下纯属个人理解）：

其实，现代信用系统下，任何借贷行为都是在创造货币，比如，你向我借了1万，假定你信用完全可靠，而我的准备率为零，那就凭空创造了1万货币，因为我除了给你写一张1万银票之外，啥也不用做，你拿着银票去花就行了。

你可能会问，我的银子没增加，却凭空给你开了张银票，你花出去后别人拿来兑现怎么办？答案是：我把你的借据给他，他可以拿走马上卖掉，或者我去卖掉再把现银给他。我们不是假定了你信用完全可靠嘛？所以，接受你的借据和拿现银是一样的。

你可能又问，虽然说起来借据和现银一样，但他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就是不接受，怎么办？问得好，所以有准备率一说嘛，上述说法假定了准备率为零。

当然，实际上你的信用未必完全可靠，而我的准备率也不是零，所以，实际增加的货币量小于1万，我会在总放贷额与“资产”额之间维持某种比例关系，这些资产中，物理上的银子只是一小部分（假如该货币系统有本位物的话），其相对数量构成了准备率，其余由各种借据组成，包括你的借据，这些借据有不同的信用可靠度，对应不同资产等级，它们的加权总和与贷款总额之间的比例构成了所谓杠杆率。

上述准备率和杠杆率所容许的范围之内，任何借贷都增加了货币量，增加的程度取决于借据的信用可靠度所对应的杠杆率，在自由私人银行制度下，准备率和杠杆率是策略选择结果，而在美元体系中，它们是政策选择结果，但无论如何，在它们的限制之内，发生的事情性质是一样的。

因为美国国债的信用非常好，可以对应很高的杠杆率（即，人们接受它作为现银替代品的程度非常高），因而增加国债近乎于发行同等数量货币，比如，发1亿国债，财政部手里多了1亿现银可花，买国债的银行手里的1亿现银换成了1亿国债，由于后者近似于现金，因而总货币量多出了将近1亿。

抽象的说，信用体系下，货币创造的过程，就是有偿付能力的人将其潜在的借贷能力（信用）变成实际借钱行为的过程，或者说将资产资本化、金融化、货币化的过程，银行家的功能就是识别和量化信用，这一过程面临大量信息和交易费用上的障碍，因而在传统社会，货币通常都是不足的。

注：许多年前 @学经济家 学总就给我提过“货币就是借据”这一想法，我基本赞同，不过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个分歧：学总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一点有待他确认）货币从一开始就是借据，即，货币起源于借贷，而我认为最初的货币有着另一种发生机制，直到近代银行发明信用货币之后，货币才成为借据，而之前的货币源自交易，而这些“原始”货币是信用货币发展的基础。

近日传闻Facebook正计划将其Credits虚拟货币系统扩展到移动平台，此前，该系统在历经两年的α和β测试之后，于本月初进入正式运营状态，所有Facebook平台的应用开发商已被要求一律采用Credits币进行虚拟商品交易，此前应用厂商各自使用的虚拟币在结算时需要预先兑换为Credits币。

此次Credits向移动平台扩展的努力，实际上是浏览器模式和应用（Apps）模式之间的一次较量，和桌面领域不同，在移动终端上，多数facebook用户并非通过浏览器访问，而是通过各自移动应用商店（如苹果的AppStore和谷歌的Andoid Market）中下载的应用程序，这样，一来应用的发行将受制于这些移动平台运营商的筛选政策（苹果在这方面的严苛、暧昧和徇私尤其臭名昭著），二来应用开发商将额外负担一笔高昂的销售佣金；所以，为摆脱这些限制和成本，Facebook积极鼓动开发商转向移动浏览器，开发基于HTML5的移动应用。

不同于Bitcoin这种通用网络硬币，Credits和Q币与各种游戏币一样，是比较“传统”的虚拟货币，属局限于特定应用场合的内部流通代币，不过，假如应用范围能扩展的足够大，使用人数足够多，代币就能发展为真正的货币；这种虚拟货币的出现，对网络虚拟经济中的商业模式创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堪称一部发动机。

虚拟经济中的一大问题是，许多应用很受欢迎却难以建立盈利模式，要说服用户为虚拟商品掏出真金白银很不容易，而他们也早已习惯了免费应用，面对众多竞争者，谁也不敢率先收费，有些网站虽已建立广泛的用户基础，也有了颇高的用户依赖度，但仍不敢轻易收费，也不知道该如何定价。

虚拟货币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路径，由于虚拟货币是凭空创造的，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而可以向每个注册用户限额免费发放，这样，虚拟厂商可以在不增加用户负担的条件下，完成从免费向收费模式的过渡，然后，随着虚拟商品不断增加，那些使用强度高、且喜欢尝试各种新东西的用户，将发现赠送的代币不够用了，于是心甘情愿掏钱换代币。

重要的是，这一过渡与直接把免费应用改为收费，给用户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假如他满足于以前使用的基本功能，赠送的代币是够用的，而掏钱只是因为自己抵御不住不断涌现的新功能的诱惑，相反，突然对他已经习惯免费使用的功能收费，给用户的感觉是你从他手里拿走了一件东西，会让他产生被愚弄和抛弃的感觉，甚至会将他激怒；所以，限额赠送代币是从免费向收费平滑过渡的可取途径，让他们逐渐养成付费使用的习惯。

其次，虚拟货币也是有效的价格发现手段，收费的一大障碍是定价困难，定高了吓退客户，定低了以后很难纠正，而免费赠送的代币既不增加用户负担，也不与自己的成本无关，因而厂商有着充分的定价自由度，只须遵循赠送额能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原则即可，然后等待用户之间发生交易，或让有机会直接感知用户需求的终端零售商去兜售代币卡，市场价格便形成了，当然，为此得向用户提供代币交易的方便手段。

由于代币制造没有成本，而且大量代币是免费赠送的，这让厂商有了很大的空间来随时尝试和调整各种价格策略，而在实体经济中，价格策略性命攸关，难以经受频繁更动；比如，可以提高一项基础服务的定价而同时按差额赠送代币，在不提高用户负担的情况下改变服务间的比价，从而调整原本不合理的激励结构，或者，向具有某些行为特征的用户（比如一些关键传播节点）直接赠送代币，这些，在实体经济中都是无法或难以做到的。

虚拟货币的使用甚至赋予了其发行者实施某种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因为代币与实体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它可以用来抵御外部经济的货币波动，比如，金融危机之后，消费者普遍捂紧钱包，收缩开支，花在购买游戏装备上的预算也被砍了，此时，运营商可以向市场投放更多代币卡来拉低汇率，以此来维持游戏装备产业的市面繁荣，让交易不至于大幅萎缩，尽管这样会让游戏厂商以实体货币计算的单位毛利下降，但这一结果相比交易量全面萎缩、整个产业停滞甚至瓦解，要容易接受的多。

从字面上看，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意思只是以黄金作为交易的价值度量基准，即价格的单位，假如仅仅停留于此，金本位便不会带来数量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但在对货币系统的讨论和实践中，“本位”实际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采用某种本位即意味着，银行对其发行的纸币（或其它信用凭据）承担兑现义务，即，当你拿着纸币走进银行并提出兑现要求，银行有法定责任当即交付纸币面额所对应数量的本位物，所以本位货币也叫可兑现货币（convertible money）。

而正是对特定单一物质的即时兑现责任，造成了本位货币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银行为了确保履行兑现责任，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本位物储备，而这种物质的数量，不可能那么巧，刚好满足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储蓄和投资需求。

许多人似乎不假思索的认定，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当然不可分割的：假如解除兑现义务，如何保证银行不滥发纸币？如何保证纸币面额所对应的购买力具有稳定性？

但实际上，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可分的，比如，你拿着面额1盎司黄金的纸币来要求兑现，而我恰好没这么多黄金，但有很多白银，假如当前市场金银比价是35:1，于是我给你35盎司白银；假如法律允许银行如此履行纸币兑现责任，我看不出会对货币的信用和币值稳定带来何种伤害。

当然，这一兑现方式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用于兑现的候选商品（这里是白银）必须有普遍认可的市价可循，这意味着它具有相当规模的交易量和足够高的流动性，这在古代或许有点困难，但在当今的发达市场环境下，满足这一条件的商品很多。

现在考虑一种更加灵活的兑现责任：银行不承担任何直接的商品即时交付责任，但他保证，用这张纸币随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规定数量的一组商品；这样的货币不妨称为有锚货币（anchored money），它承诺能买到的那个商品组合，就是该货币的锚。

实际上，美元大致上就是这样一种货币，假如Fed的货币政策严格锁定CPI，并且CPI的商品篮子是明确而稳定的，那么Fed就是在以锚定方式履行兑现责任；所欠缺的只是，这一责任还有待被法律明确固定下来。

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对此，老盾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格雷欣法则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格雷欣法则指在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条件下，金银有一定的兑换比率，当金银的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一致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金属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金属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形成良币退藏，劣币充斥的现象。……

也就是说，这个法则并没有什么信息不对称、辨析商品质量有难度等问题，它讲的是人们知道货币的优劣，并且有意识地利用政府干预。……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也说到，格雷欣法则已自述其前提是政府干预。……劣币驱逐良币是政府干预才出现的结果。这一点，张五常、周其仁都有文章说过。……

幸亏老盾提醒，我才注意到对格雷欣法则的这种表述，这与我此前所理解的确实完全不同，经过一番查找，我发现wikipedia的Gresham’s Law词条中许多部分都采用了这一表述，而它们的文献来源，似乎都可追溯到佐治亚大学教授、卡托研究所经济学家George Selgin的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但以我的观感，这显然不是对格雷欣法则的唯一表述，也不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表述，恰好，Selgin文章的参考文献里有一篇著名货币学家Robert Mundell对格雷欣法则的述评：Uses and Abuses of Gresham’s Law in the History of Money(1998)，其对有关思想史的回顾比Selgin更显详尽，而Mundell认为，对格雷欣法则的恰当表述是：”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if they exchange for the same price.”，或者，在他看来更准确的形式：”cheap money drives out dear, if they exchange for the same price.”。

好，现在让我们看看分歧在哪里。

我/Mundell和老盾/Selgin都会同意，格雷欣法则的下列表述是完全错误的，却又是广泛传播的：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我们也都会同意，下列表述是正确的：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if they exchange for the same price.

但老盾/Selgin认为，exchange for the same price只会发生在政府强制交易者按货币面值接受支付的情况下，而我不这么认为，假如我理解正确，Mundell也不这么认为。

老盾说，硬币优劣是一目了然的，不存在什么信息障碍；嗯，假如不考虑成色，只考虑表面磨损度和重量，这个说法姑且可以接受，问题是，某项质量差异对交易者不造成影响，未必是因为他们感知不到这一差异，也可能是因为将这一考虑纳入交易决定是得不偿失的，对硬币的挑剔会让他丧失许多交易机会，丧失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让我们考虑一个更纯粹的例子，各位可能都听说过监狱里的故事，在那里香烟常被用作货币，许多香烟在长期流通之后早已发霉变质，完全丧失了其原本作为香烟的价值，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作为货币的价值，可以想象，事态完全可能发展到：即便烟丝已经掉光，只剩下卷烟纸，甚至只剩下商标，它的货币价值依然不变；当然，当交易量高涨、货币不足时，会有些新香烟进入流通，但总的趋势是，留在货币系统里的，总是那些最不适合抽的香烟，这是劣币逐良币的完美案例。（不过很抱歉，我想不起这个故事的出处了）

不过香烟案例牵扯到它本身随时间流逝而自动霉变的情况，那么，我们不妨设想，假如监狱里流行的货币是调羹，它不会变质，但质量有差异，假设狱友们时不时会从探访者那里得到些调羹，优劣不一，而其中部分会成为货币，那么，这样的货币系统一旦形成之后，哪些调羹将留在货币系统里？当某狱友需要用调羹去买东西时，他会挑哪些？从香烟案例的情况看，大概是最不适合用来喝汤的那些。

还记得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里说的那个“石币”故事吗？已经沉入深海，再也没人找得到的石币，依然按原先的价值被交易，这是劣的不能再劣的硬币了吧？但很明显，无论监狱还是石币部落，都没有铸币法。

在我看来，维持交易价值不变的情况下，硬币的劣质化，其实就是货币的符号化过程；试想，假如充当货币的不是贵金属铸币，而是形状重量随机的贵金属块，就不会出现劣币逐良币的情况（这里姑且不考虑成色，只考虑份量），因为交易者会随时带把称来称金子，但是，这种货币显然远不如铸币方便。

从贵金属块到贵金属铸币的演变就是符号化，它启动了货币的材料价值逐渐与其交易价值脱离的过程；符号化的过程完全可能是自发的，尽管君主/政府的铸币会让这样的过程较容易启动，但私人的铸币活动（其他符号化尝试）不绝于史，远非限于政府，而且，以古代政府的控制能力，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对流通在外的货币在交易中如何被使用具有值得考虑的强制能力，那么，除了符号化带来的便利，又如何解释在私人交易中，卖家会接受较次的硬币呢？

实际上，作为符号，在能够防伪和控制数量的前提下，材料价值越低，其货币功能越好，因为这样它就越不会可能避免因材料市场价的一时暴涨而被融化退出流通的风险，所以，一旦银行系统创造出稳定可靠的信用货币，铸币就很快会退出流通。

正是在此意义上，Mundell说，格雷欣法则的说法应该倒过来：是强货币/好货币在驱逐弱货币/坏货币；遗憾的是，Selgin在引用这段话时，显然曲解了Mundell的意思，他把Mundell的“强”解释成了“更多保留其贵金属价值”，而实际上，Mundell的好或强的意思白纸黑字清清楚楚：“because it was more effici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ffecting transactions at the least cost”，这一点，从文章第5节对纸币替代金属铸币的评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词义分歧是琐碎的，词源学分析既繁琐又乏味，用“格雷欣法则”来指称何种状况并不重要，只要事先说清楚就行，所以，老盾/Selgin用它来说明“法定复本位下的劣币逐良币”现象，我完全没意见，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而Selgin的分析也很正确，固定兑换率的法定复本位是糟糕的制度安排（顺便说一句，我也赞同Selgin的自由货币制度）。

差别在于，我同时也认为，即便没有法定货币，货币的符号化过程也会出现。

上周初，就在G20峰会之前，世行总裁佐利克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正在为国际金融体系寻找出路的各国政府，考虑建立某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储备和汇率机制，再次将金本位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提上了台面；本周，周其仁教授也发表专栏文章，认为当前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时候从货币政策深入到货币制度了，同时他似乎也认为，金本位即便在政治上不可行，至少在学理上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然而在我看来，金本位制度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它是一种有着强烈内在紧缩倾向的货币系统，而在实践上，它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在古代，地区间高度隔绝，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贸易对产出的比例极低，人们尚能忍受贵金属货币的弊端，而在高度流动性、深度分工、贸易量极高的现代社会，强行重返金本位将让经济水平倒退几个时代；历史上，凡是商业迅速繁荣的时期，都伴随着人们摆脱金属货币的强烈冲动，而无法摆脱的那些金属残余，总是梦魇般的给经济带来剧烈动荡。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布雷顿体系是“真正的金本位”，其实它顶多只能算是1/4金本位的：首先，各国货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是可以定期调整的，尽管调整幅度受限，但远非固定的，其次，美国央行对普通持币者并不承担按规定比例兑换黄金的义务，它只对体系内各国央行承担此义务，而这些国家（尤其是德日）在战后对美国俯首帖耳，不会违背其意志而要求兑现黄金，所以，当不太听话的法国大笔兑现黄金以图建立独立储备时，系统便立刻崩溃了。

所以，若布雷顿果然是真正的金本位，它将在战后导致一次灾难性的全球通货紧缩，而要避免紧缩，即便以当时美国倾球之国力，其黄金储备也决不可能撑到1971年；幸亏布雷顿不是真的金本位，即便如此，它与黄金的牵扯仍给战后世界经济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

黄金作为货币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存量增长过慢，即便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开采技术，把矿井挖到近四千米深，年产量也只有两千多吨，存量年增长率不足1.5%；况且，历史上人们还执着不倦的把黄金埋入地下、藏进洞穴和带进坟墓，令其从货币系统中消失。

几乎恒定的总量让金本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份额本位”，即，只要你坚定的持有世界总量1%的黄金，无须做任何事，那么无论产出量如何变化，你永远都拥有世界财富的1%；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经济中，这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样的货币将是绝对“稳定”的。

但它显然难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如果你的钱既不用于生产性投资，又不促进流通，也不借给别人去做这些事，而仅仅是简单的持有它，就能让你毫无风险的分享增长的果实，这不是一种良性的激励机制，它会鼓励人们囤积货币，造成投资和流通领域货币短缺，也就是常说的通货紧缩。

黄金的份额本位特征，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地租的效果，而且是无级差的地租；在后发国家市场化和经济起飞的阶段，地租屡屡成为被民众诟病的对象，认为它是鼓励不劳而获、供养寄生虫的不良激励；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乔治主义运动中，以剥夺地租和均分地权为宗旨的土地改革，曾一度广泛流行于全球各地。

不过，由于土地固有的稀缺性，地租不可能被制度所消除，而其空间上的排他性、牢固深远的历史基础，也使得剥夺地权在法理和道义上皆缺乏正当性；而且，因为租价级差的存在，地租实际上也有非常好的激励作用，它鼓励地主改进社区治理、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如此他才能获得更高等级的地租收入。

但是，金本位制度却会通过法律无端创造出一个无级差地租，它丢失了级差地租的良性激励，却发扬光大了地租最坏的一面；它倾向于把每个人改造成拽紧钱袋的消极食利者，每当增长苗头显露时，收租食利策略的优势便会提升，由此带来的通货紧缩和高利率将打击投资者，压制创新和增长，从而将经济维持在停滞的均衡上，在这样的均衡上，币值倒的确会是很稳定的。

在历史上，人类遭受的通货紧缩之苦远远多于通货膨胀，通胀扰乱了人们对交换比例的预期，而通缩则不仅扰乱预期，严重时还导致货币枯竭，让交换根本无法继续，因而其伤害是更大的；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货膨胀事件，造成灾难性伤害的，其实也是因为恶性膨胀的官方货币首先清除了私人储备，继而又被拒绝使用而退出流通，而最终造成的通货紧缩。

历代金融家都在挖空心思的创造信用货币，以图摆脱黄金的桎梏，然而这样的努力终究会受到市场或法律的储备率要求的限制，货币一天不与黄金彻底脱钩，人们就要多忍受一天它对贸易与投资的干扰，并提心吊胆的等待它带来的下一个通货紧缩噩梦。

金本位的意思是，你拿着纸币（或其他已到期银行票据，比如活期储蓄本）走进银行，便可要求银行按面额所规定的数量兑换给你黄金；而以CPI为锚的意思是，对于给定的商品组合，银行承诺，任何时候你拿着纸币走进你身边的市场，都可以按面额所规定的份数买到上述商品组合。

很明显，这两种承诺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仅有的差别是：

1）金本位的商品组合里只有一种商品：黄金，而CPI的组合里可以有多种；

2）在兑现责任的履行上，法定货币同时免除了储户和银行的两项对称义务：储户不必拿着纸币走进银行，银行不必直接向储户交付本位物，而只须确保市场上能买到面额所规定的本位物。

所以，如果你反对以CPI为锚的货币，而同时主张金本位，就有义务说明，为何只有黄金才适合进入作为本位的商品组合？或者，为何免除兑现责任中的直接交付义务是不好的安排？

关于第一点，我常听到米罗派的人说，锚住CPI只能保证消费品价格稳定，不能保证资本品价格稳定，而资本品价格波动同样会通过扭曲储蓄和投资行为而扰乱市场，可是，无论理论还是历史皆已证明，金本位既不能保证CPI稳定，又不能保证PPI稳定，也不能保证同时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综合价格指数稳定，为何金本位是更可取的呢？

顺便说明一下，我也反对法定货币，但那不是因为它以CPI为锚，或以任何其他东西为锚，仅仅因为它是法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