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在印度，某些行业为高级种姓所禁忌，只有低级种姓或贱民才会从事，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一些这样的行业需求大增、繁荣起来时，可以想象，从事其中的贱民将意外的获得较没有行业禁忌时高出不少的报酬，这高出的部分不妨称之为“贱民红利”。

@whigzhou：当今中国劳动力供给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似乎存在类似的现象：劳动供给萎缩对不同劳动市场的价格影响是不对称的，那些在新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中被视为卑下的工作，劳动价格上升将更为迅猛，比如，目前矿工/建筑工/快递工的工资水平，大概已远远超过所谓白领中的低端水平。

@whigzhou：考虑到造成这一不对称的文化体系不会在短期内逆转，贱民红利在未来十年恐怕还会继续扩大

@whigzhou：而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高额红利的持续存在，最终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2013-07-30】

@whigzhou: “总计工作147天，涂建赚了4万元钱，瘦了24斤。算下来，这个木工的日均收入约272元。” http://t.cn/zQMFKJ4

@局外人c的空间:就我的观察，建筑工地从事基本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工人，几乎没有三十岁以下的，而且，大龄女工增长幅度很大。

@whigzhou: “大龄女工增长幅度很大”——嗯，我也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注意这事的

@局外人c的空间:种姓制度本源于行业保护，主要是手工业行业。现在中国体力劳动价格上涨，是价格回归或者初步富裕社会一定出现的现象。实际上，若论增长幅度，低技能的所谓“平工”增长最大，就是说，辛苦程度越高、越危险，则工资越高

@whigzhou: 嗯，这与机器渗透的特征也有关系，机器替代最多的是中等技能者

@whigzhou: 这是因为，机器最难替代的，反而是那些“是人都会做”的事情，基础认知能力是个大难关，这个了解AI历史的人都知道

@局外人c的空间: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现在的建筑规模的一半，未来就会出现建筑业机械化自动化的发明高峰，将来可能人人戴一个谷歌眼镜来干活，无需图纸。原来很多普工从事的工作，现在很多接近消失，比如人工挖土，捡拾废旧材料等等

@whigzhou: 我觉得更可能消失的是技工而不是普通壮工

@whigzhou: 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将是，技能和知识的分布从施工和制造环节向装备、设计和组织环节转移

@P_Slacker: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调查称：容易相处的员工，薪酬明显低于脾气不太好的员工。

@宮鈴_胡同台妹: 這是要大家脾氣壞一點嗎？

@局外人c的空间 应该的，所谓“二球”，在中国就很占便宜。请教@高利明 @whigzhou

@whigzhou: 这种事情最好做跟踪研究，仅凭几个数字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whigzhou: 可能之一：脾气差的晋升慢，因而比同等职位者年资长，所以工资高；可能之二：脾气差的失业率高，但没失业那些工资也偏高；可能之三：脾气差的闯祸多，同时工资也高，但净收益并不高；可能之四：坏脾气是一种特殊资源，可以帮老板解决某些特定问题，因而获得额外报酬……

@被打飞:最可能的是坏脾气但还能留下来的人要么有啥独门绝技，要么是老板二奶之类的沾亲带故，所以工资高。又没关系又没本事的自然脾气得好点－然后挣得也少。

@whigzhou: 嗯

@高利明:1和2的逻辑是不是有个隐含前提，“脾气差是一种劣势”？如果把脾气差与脾气好都视为竞争策略，选择脾气差这个策略的考量是什么？

@whigzhou: 各种性格类型应该都有策略起源，但错误搭配或情境变迁会让原本适应的策略变成劣势，坏脾气这个归类过于笼统，不同激怒条件和怒后反应组合起来是不同的策略

@whigzhou: 从策略角度看，“怒”本身只是个工具，只有被搭配组合进某个行为序列后才构成策略，用来虚张声势、恫吓、明确边界、报复、执行规则等

@协和章蓉娅：发工资了，拿到工资单一看，欲哭无泪啊!到手工资才2500，一个博士相当于10个250啊!那有人说:你有回扣和别的收入吧？抱歉，我真木有啊!对不起豆豆，麻麻赚钱太少了，本打算给宝宝请月嫂的，还是省了吧!

@whigzhou：价格管制让协和博士拿的比乡镇卫生院的乌花郎中少80%，本来协和门诊费涨10倍大概还会排队

@慕容飞宇gg：怪了，那为啥她不去乡镇卫生院干涅？

@whigzhou：答：全生命期收入曲线

@慕容飞宇gg: 是啊，所以这不能怪罪价格管制吧。

@whigzhou：为啥不能？本来可能一开始就可以比乌花郎中高了嘛

@慕容飞宇gg：不是啊，那只会转化为医院的利润罢了，到不了她手里啊。

@whigzhou：错，单一医院的盈利与工资水平无关，但价格管制压制了所有好医院的盈利能力，因而压低了这些医院潜在雇员的整体工资水平

@慕容飞宇gg: “价格管制压制了所有好医院的盈利能力”，这我同意。但是“因而压低了这些医院潜在雇员的整体工资水平”不太同意。医院的盈利未必会转化为提高工资（也不是绝对不会），毕竟愿意拿低工资去协和的博士太多

@whigzhou：医院之间在雇佣市场上不会竞争吗？其盈利前景对该竞争就没影响啊？

@慕容飞宇gg: 是啊，盈利前景长远来说当然对雇佣有影响，但是不见得会转化为工资啊。医院可以用盈利来做很多事，比如改进设备，增设项目，投入研发，引入牛人等等。这些也对雇佣新人有影响，但不见得提

@whigzhou：:就是说解除餐馆的价格上限不会激励餐馆雇佣更多好厨师咯，好吧。

@慕容飞宇gg: 是啊，盈利前景长远来说当然对雇佣有影响，但是不见得会转化为工资啊。医院可以用盈利来做很多事，比如改进设备，增设项目，投入研发，引入牛人等等。这些也对雇佣新人有影响

@whigzhou：不用“长远”，雇主无须等利润落袋才去雇好医生，盈利前景即是其动手的有效激励

@慕容飞宇gg: 问题是医学博士只相当于这个行业的普通厨师吧。

@whigzhou：协和/清华博士不是吧？况且大把不久前还是卫校的医学院每年还在生产大把医生……

【后记】

其实事情比上述争论所表现出的更复杂，几个要点没有被涉及到，这里补充几点：

1）协和博士不去乡镇卫生院，不仅是全职业生涯总收入的缘故，还有非金钱收入方面的原因，比如：价值观、身份认同、生活方式偏好等等，可以用“体面”一词来概括；

2）核心问题是：价格管制是否会压低资源租金？（高水平医生的报酬是其医术的租金）这问题其实与医院盈利能力没关系，可以简单的这么考虑：医生可以通过缩短每位病人的门诊时间、提高接诊数量，来对抗价格管制，但单位时间内接诊数量是有上限的，因而当价格被压低到某个水平时，医生收入将低于均衡水平。

3）由于价格管制限制了门诊的单项价格，并增加了门诊资源稀缺性，医院将通过在这项变得更稀缺的资源上搭售更多其他收费项目（比如药品、器械、护理、床位等）来寻回因管制而耗散的租金，这一举措将改变医院的资源配置，医生的医术在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份额将减少，所以，即便医院获得的总租金不变，医生分得的部分将减少。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将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相比，垄断企业恰恰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工资，原因是：垄断企业在获得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卖方垄断地位的同时，往往意味着也获得了某些相关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买方垄断地位，而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买方垄断地位来压低工资。

比如，电表修理是门技术活儿，如果电力行业是充分竞争的，那么电表修理工的雇佣市场也将是充分竞争的，一个修理工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企业；相反，如果电力行业由一家企业垄断，那么电表修理工的潜在雇主也就只剩下一个，而修理工却有很多，这大大降低了修理工在雇佣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此处不留爷，便无留爷处了——，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

前几年，何氏家族刚刚结束了其在澳门的赌博业垄断权，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那么可以料想，随着澳门竞争引入赌博业，赌场发牌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可惜我找不到有关数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试试。

分析看上去没错，但供电局和火葬场的高工资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怎么回事？

莫非我们身边的这些垄断企业并不寻求利润最大化？

是的，答案就在这里，垄断利润仅仅为高工资提供了可能性，而提高工资的动力则来自别的某种东西。奥妙在于，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垄断企业都是国企，严格的说，国企不是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

那么，为什么垄断的国企会牺牲部分垄断利润来提高工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仔细看看国企到底是什么？

从物的角度看，国企是被一群人占据的一堆东西，这些人能从他们占据的这些东西里取得收益，收益的大小依各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不同，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成员，没人知道，这样的占据和获益还能持续多久。

从人的角度看，国企是按等级结构组织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等级结构，一方面，他们要利用上面那堆东西去完成上级结构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利用那堆东西自行维持开支和获取报酬。

这样的描述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古代的军队，在现代军事体系和后勤系统发展之前，军队便是如此行事。一支军队同样会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同样受更高的等级结构控制，同样会被赋予一个任务，同样被要求自行利用上级划定的战区资源解决其后勤供应和官兵报酬。注意：战区并非永久性封地，同样，没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呆多久。

有了结构上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就不必为这两种组织（国企和古代军队）拥有相似的激励机制而惊讶了。古代军人沿着内部等级结构而升迁，国企员工也是；古代军官依靠下级的个人忠诚而执行任务，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用战利品犒赏下级来维持这种忠诚，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借助下级拥戴而晋升，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获得战利品就地瓜分，慷慨豪爽，国企经理也是。

改革开放以前，国企们龟缩一隅，死气沉沉，如同在京城闭门操练的御林军，鲜有战利品可分；九十年代改制之际，大批国企奄奄一息，如同在戈壁苟延残喘的驻屯军，粮草堪忧，谈何饷银；如今市面繁荣，垄断国企已将战区瓜分底定，正是论功犒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时光。

Under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