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些恶政是某一小撮心怀鬼胎一意孤行，那么我要说，这个绝对不是，这项恶政确实是芸芸大众激情万丈声嘶力竭挣来的，他们值得拥有这个结果。

保障房的租值将如何耗散？
辉格
2011年3月11日

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看来已铁打不动，五年规划是3600万套，今年的计划是1000万套系统；这一事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意味深远：首先，现有住宅市场的一半将直接重归计划体制，而另一半将因等待保障房分配的漫长队伍而大幅萎缩，最终退缩于高端市场；其次，近年来已逐渐松动的城乡分割和户籍壁垒将重新竖立，农民将再次被排斥于计划性财富分配的盛宴之外；最后，支撑数亿人口当前生活与消费规划的家庭资产结构，和支撑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财政结构，以及以之为基础的金融资产，将被全面重新估值。

如此剧烈变动的最终结果还难以看清，不过我们倒是可以设想一下住宅分配体系本身将会呈现何种新面貌，或者说，即将参与保障房建设和分配的企业与个人，会面临何种竞争格局，他们有望从中获得什么？由于旧式的全民计划配给体系已不复存在，而住建部也并未统一规定保障房的分配标准，这一格局当前的权力分布和组织结构下重新构造，它在各省也会十分不同。

过去几年的商品房销量，体现了高价格下的需求量，而保障房价格低得多，因而潜在需求必定大大超出供给量；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将由什么样的规则和机制，决定谁将成为数量有限保障房的众多申请者中的幸运儿？按历史经验，当一种商品的价格被人为限制在市场水平之下时，其差价通常不会全部变成买家的实际收益，相反，它更可能以排队、争夺、走后门和分配系统的成本等各种形式无谓的消失而未被任何人获得，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租值耗散。

当然，某些条件下可以避免租值耗散，假如有待分配的保障房是已经存在的，而分配所依据的是一些简单清晰而没有争议的规则，并且分配过程在短时间内迅速执行，那么，差价收益确实可以落入得房者的手中；另外，也存在一些部分避免租值耗散的可能，比如腐败，原本会耗散的租金以贿赂的形式部分转变为分配执行者的收益。

但实际上，3600万套保障房还没盖出来，而其销售价格已先于其生产而被确定，于是就有一种可能：这些房产的质量将向同价位的商品房质量靠拢，极端情况下，两者将无差别；这样一来，与市场化条件下唯一的差别就是，原本可以开发更高品质房产的土地，被用来开发低品质房产了，即，土地租值部分的耗散了；不过，现行政策大概将阻止这种极端情况出现，而阻止它所需要的质量管制体系本身将成为租值耗散的一部分。

可以预料，某些简单明了的标准将被用于筛选申请者，比如户籍标准已经出现在每个已出台的城市分配方案中；但户籍只能剔除农民（它不能剔除流动人口，因为外出者显然不会白白放弃其在户籍所在地拥有的机会），剩下两亿多城市家庭显然需要更严格的筛选标准；或许按身份证末四位号码抽签是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但其它可能的标准，比如已经被采用的年收入、现有房产面积和家庭财产，全都不符合简单且无争议的条件；我们并非人人都有的一张年度所得税单，也没有立即可用的家庭财产清单，更不存在官员财产公布制度，所有基于收入和财产的筛选标准都将经历复杂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因而申请和审批机制不可避免的是复杂、迟缓且不透明的。

迟缓和不透明将给各利益相关者的争夺留出时间和空间，假如争夺过程没有及时导致一个透明化的标准产生，它将一直持续直至租值耗尽，即达到这样的状态：那些最费劲的获得保障房的边际买家，他们付出的总代价将不低于在市场上购买同等房产的价格；而此时，那些比他们更轻松获得保障房的人，所得到的，其实是帮助他们参与这场争夺的那些资源的租金。

那么，哪些资源可以提供这种帮助呢？尽管全民计划体制已不存在，但它的历史仍可以给我们许多提示；根本上讲，计划性分配问题就是个组织问题，个人在其中的竞争地位，取决于他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他是这个结构的组成部分，还是游离在外？是否处于或靠近支配性位置？是支撑结构的承重墙还是填充材料？

很明显，与整个国家体系紧密结合乃至构成其组成部分那些“正式单位”，诸如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学校，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单位原本就有这一套在其内部分配非市场利益的有效机制，也有着对即将建立的分配机制施加影响的足够畅通的压力渠道；可以预期，像清华大学为教师分配几千套住房这样的方案，在未来几年将大量涌现；在政策压力之下，向单位福利性分房体系回归，将是地方政府完成政策任务的简易途径。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每年这个时候，春运和火车票难买的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铁道部年复一年的承诺将解决买票困境，但承诺的一再重复证明了他们并未找出方案，数千万旅客的无数时间、精力和过年好心情，仍被无谓的耗散在嘈杂拥挤、风雪严寒和乏味绝望的排队之中，而观察家们，也仍在为该不该放开车票价格而争执不下。

作为躲过市场化改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铁老大和油老虎、电老虎一样，因其行政性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对称市场地位，而广受消费者诟病，而在这些垄断国企中，铁路最完整的保留了计划体制；理想情况下，通过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造引入竞争机制，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如同其他行业改革一样，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过，放开票价限制即可避免排队带来的无谓损耗，如他们所指出，价格限制虽然部分剥夺了铁路的垄断租金，但被剥夺的租金却并未被消费者所获得，而是耗散在漫长艰辛的排队中了，这是双输的局面；放开价格唯一损害的是黄牛的利益，但黄牛利益原本就没有法律保障，也没人主张要保护黄牛权利。

这一论证完全正确，问题是，开放价格所避免的无谓损失，全都变成了国企的垄断租金，消费者不用再排队，但支付了高票价，并未由此获益，如此，公众为何要支持这一政策呢？我们知道，设立公共企业的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而是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所以，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每一分垄断租金，在道义上都是不可取的，只要存在可行的途径，自然应返还给消费者或纳税人。

首先，可以剥离铁路的分销权，并将一级市场的票价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将每个车次的车票按冻结价格分配给数十家民营票务公司，由后者以自主定价在二级市场上销售；分销权的剥离消除了铁路通过价格策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从而部分剥夺了垄断租金；这类似于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尽管土地一级市场仍是供方垄断的，但二级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相对于产销一体垄断的计划体制显然是个进步。

但是分销权的剥离只能部分地消除垄断租金，大部分租金将以一二级市场差价的形式落入分销商的口袋，这显然会让民众感觉不公平（尽管比由铁路一家拿走要公平的多）；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剩余的租金取出来返还给民众，这就涉及到分销权如何分配了。

最直观的办法是凭身份证全民抽签，抽中者可自由转让，不过这一做法太过娱乐性，政治上很难获得公众赞同；另一个办法是拍卖分销权，将垄断租金转为拍卖所得，并通过抵免税收返还给纳税人，但这一方案所依赖的税收透明性和立法约束，目前还不存在，因而难以让公众相信，剥夺下来的租金果真被返还了。

更省力也更容易被接受的方案，是让分销商以提供服务优惠的方式自动把租金吐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获得分销权的机会和提供服务优惠的激励之间建立关系；比如，可以采用这样的分配机制：各大航空公司和公路/水路客运公司，或他们所组成的联合体，凡上年度客运总人次超出规定限额者，可按其客运量获得相应份额的分销权。

这样，分销商虽可从火车票差价中获得垄断租金，但他们为了获得分销权，将竞相压低其他客运方式的价格；最终，由于铁路以外的客运业是充分竞争的，在均衡点上，垄断租金将以改善客运服务或价格优惠的形式完全返还给消费者；实际上，这一方案通过激励关联，将铁路以外客运业的竞争性传导进了铁路客运。

政府投入巨资修建铁路并限制车票价格，想必不是仅仅为了帮助那些偏爱坐火车的人，而是为了整体上改善全体民众的出行条件；但以目前的制度安排，对铁路的巨额补贴并未能全部转变为民众的出行便利，而多半浪费在排队的艰辛之中了；上述方案，可以把对铁路的财政补贴均匀分摊到了各种交通工具上，不仅消除了排队，也会将客流更均衡的引导至各种出行方式中。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做避免租值耗散的同时，剥夺国企的垄断利润。

所谓租值耗散，是指某人原本可获得的资源租金，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获得，而同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获益，即，有人付出了代价（排队），但这一代价并未以对价支付给任何人，经济学家将这种代价叫做“无谓成本”；按定义，这是帕累托退化，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无效率，因而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火车票限价剥夺了铁道部在自由定价条件下本可获得的部分垄断租金，但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因为低票价的好处被限价所带来的排队成本抵消了。

所以，取消限价即可避免租值耗散，因而是帕累托改进。（当然，仅当不考虑黄牛时，放开价格才是常规定义的帕累托改进，因为放开价格至少减损了黄牛们的利益，但是，一般认为，黄牛并不拥有倒卖车票的合法权利，其利益不值得考虑，因而，按我的修正定义，考虑黄牛存在的情况下，放开价格也是帕累托改进。）

问题是，若简单开放价格，如此避免的租值耗散，全部转变成了铁道部的垄断利润，有朋友问，这有啥不好吗？当然，我不主张反垄断，也不主张剥夺垄断利润，更不觉得价格歧视和剥夺消费者剩余是什么坏事（参见《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我唯一反对的垄断是基于行政权力的垄断。

我承认，在这里我引入了自己的价值观，未加说明，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读者大概都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即：国企赚钱让我不爽，若这份钱假如它不赚就能让我和与我处境相同者获益的话，那么它赚这份钱就更让我不爽，用姜文句式说就是：不让它赚到这样的钱对我很重要。

这样，题目的就有了另一个目标：如何剥夺国企利润并让消费者因此获益，因而问题可以转变为：如何将那些正在耗散的租值打捞出来并分给消费者？

昨天我提出了一个方案，之所以认为该方案优于简单开放价格，是因为它可以剥夺铁道部实施价格歧视的能力，从而部分剥夺它的垄断租金，当然，仍有部分租金以零售权拍卖所得的形式落到了政府手里，所以，我又附近了一个摸奖条款。

刚刚又想了想，可以再改进一下，不妨把摸奖移到零售权分配环节，直接按身份证号摇奖，或者随体育/福利彩票配奖，每个中奖者获得比如1%的零售权，为预防漏领，可以多摇两倍名额做候补。

哈哈，这个方案不仅在技术上很好，而且很有娱乐性，全民同乐，可给过年增添节日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