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老公是德国人，50年代离开德国到澳洲，当时21岁，所以离开前顶多也就工作了小几年，此后一直在澳洲生活工作，最近有人告诉他老婆，你可以去德国领养老金啊，因为那人自己也是德国移民，已经领过了，有经验，于是我朋友就把资料寄过去了，果然领到了，不多，每个月180多欧元，但怎么也算个惊喜，于是大家都赞叹，德国的养老金制度可真不错啊，

照这个替代方案，Obamacare被保留了一大半，去掉的主要是当初引发各州诉讼、涉嫌违宪的条款，保留的是迫使许多保险公司退出的负面激励条款，和最初的声势相比，这是很糟糕的结果。

这个『Obamacare Lite』（不是我取的名字）在有些方面好像比原版更糟，所以（1）福利果子派出去就是很难收回来，无论是真果子还是假果子，2）对本届国会共和党的预期需要调低一点了。

1）纳税额与投票权的分离是近代政治堕落的基础动力之一，

2）没有堕落的更彻底是因为庞大中产阶级的存在，

3）福利制度在不断放大食税阶层，

4）离开其社会结构基础，三权分立并不能自我维持，最高法院的刹车皮并非永远指望得上，

5）州权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坏，但效果也颇为有限，

6）未来政治对立将更多表现为州际差异，

7）所以问题之一是保守派是否能赢得足够多的州从而控制参议院，而这取决于人口分布，食税人口向大城市化聚集或许是好事，

8）总有一天众议院也会拿参院开刀，就像当初下院对上院动手一样，

9）未来保守州会更强硬的抗拒联邦权力，

10）当这种抗拒达到禁止联邦官员入境执法的程度时，分裂便开始了

11）宗教是抵抗国家权力越来越深介入私人生活的另一把保护伞，宗教自由也是近年来能够帮助个人避免政府管制/干预的少数几条还在起效的宪法原则之一，但自由派正在不遗余力地摧毁这把保护伞，

12）好消息是，这一对抗将让更多基督教派站到自由一边，或许libertarians也不得不创个教派才能在法庭赢得对抗国家干预的豁免权

13）从百年以上的长期看，保守派终将凭借生育率而取胜，问题是在此之前文明崩坏到何种程度，制度重建会有多艰难

14）另一个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文明世界还足够大，一处之崩坏会让其他几处觉醒，从人口/社会结构看，比如澳洲在被食税者彻底绑架之前觉醒的机会比较大

15）第三个好消息是，欧洲在不久之后便会经历一次大觉醒，至少其中一些国家会，最快可能会在下届选举中就会表现出来

16）福利制度是食税阶层的创造，而最低工资和智能机器将是其放大器，后两项都正在大跃进之中，未来福利负担的膨胀将非常惊人

17）随着州际差异扩大，财富创造者逃离福利州，福利州财政崩溃，福利负担大规模向联邦政府转移，联邦增税不可避免，此时州与联邦的对抗将迅速加剧，到时候假如保守派能够长期控制参院，自由派可能会推动一场分州运动，比如把加州分成两个，旧金山和洛杉矶各归一州，这样他们在参院就多出两席，无论如何，一场大型宪法对抗不可避免，分州之争也是一种可能方式

@黄章晋ster:如果洲际差异足够大，我想保守派的洲未必有足够大的动力去与联邦权力对抗，至少我目前想不出来，难道会为类似同性恋婚姻这样的事情发生冲突吗？如果不涉及到广泛的经济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whigzhou: 仅仅出于抗拒联邦税的理由也可以让这事情发生

@Helen干杯:第7条不是很明白。大城市多聚集福利人口多倾向所谓自由主义者, 从德州情况看,其城市增长快,流入人口多,我觉得有生之年会看到德州从红州变蓝州的。老师为什么说福利人口向城市聚集对保守派是好事?

@whigzhou: 我说的是只有少数一些州才有的超级大都市，向那里聚集占的州就少了嘛

@Helen干杯:目前, 有意加无意, 主动加被动, 北美欧洲都在进行各种风格的种族和文化的融合。福利制度不是这个社会大实验的产品,但其存在至少在欧洲减少了融合过程可能引起的不适症状。如果因”觉醒”而停止, 也会对融合过程有负面影响。甚为遗憾。

@whigzhou: 福利制度不可能有助于种族/文化融合

@whigzhou: 内战后美国的种族融合一直在加速，直到六十年代平权法案和福利大扩张才嘎然而止，参见索维尔的两篇书评：《拜托，别再帮助我们了》 《自由派带给黑人的福利》，还有这篇：《为何伊朗移民成于美国却败于瑞典》

@卫东屯的Porco:纳税额和投票权挂钩不会催生新独裁吗？

@whigzhou: 从1295年模范国会直到1918年，选举权一直和纳税义务关联着，选出了几个独裁者？不负责任的选民才最喜欢独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查韦斯无一不是在暴民无产者欢呼拥戴之下上台的

@書筆雅歌:糠港不就是如此，糠港不能有普选的理论依据找到了。

@whigzhou: 举香港为例实在是太恭维我了，当前香港迫切需要普选权是因为她正在一步步落入熊猫的魔爪，直选是抵抗熊猫的最后防线，不是因为原有的选举制不好，要不然她一个半世纪的自由繁荣是怎么来的？

@whigzhou: 【给大家支个招】支持普选权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军事动员能力，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随着选举权扩展，欧洲各国动员能力越来越强，到二战时已经能把一大半适龄男性拉上战场，所以一旦一个大国开始推行普选，其他只好跟进

@whigzhou: 这一点从德国近代史可以看得最清楚，从普鲁士到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普选权/福利制度/动员能力/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全民战争，妖魔鬼怪相伴而生，普选权和福利制度是俾斯麦改革的两大重点

@whigzhou: 但这个理由现在已经不成立了，战争越来越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蚯蚓爱钩钩:问题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剥夺一部分人的选举权呢？除了咱……

@whigzhou: 嗯嗯没办法，或许未来逃到火星上建新国家时可以考虑一下，反正这事情不归我管～

@蚯蚓爱钩钩:如果是为了防止民众的狂热无知，那么只能说没有根本解决方案。不可能有一个完全避免民众犯错而又不造成灾难的方案，如果民众必然犯错，在制度上能做到的只有设法拖延等待民众清醒。

@whigzhou: 对啊，没有什么根本解决方案，也不需要

@whigzhou: 最近现金福利这话题蛮热烈的，就是用直接按人头发钱代替其他所有福利制度，这事@tertio 十年前就跟我讨论过，他把这方案称为公民年金，并认为这是所有福利制度里最好的，我同意这比其他福利制度都好得多得多，但我仍坚称，马尔萨斯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方案同样注定难以长久维系。

@whigzhou: 今天再讨论这话题的话，我会补充一句：将年金方案用于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而其中有些效果远远不是福利主义者原本想要的那种。

@whigzhou: 这里有一份相关文章汇集

@学经济家: 慈善倒是更适合搞P2P、PPP的（绕开衙门一刀切）

@whigzhou: 有啊，最右帖子里提到有个叫GiveDirectly的机构正在非洲做按人头发钱实验，据说规模挺大，6000人每人每天1美元，等着看结果呢

（我觉得这事情还是用对话体更容易表达清楚）

M：就像你在那篇文章里说的，随着机器智能与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到某个点之后，人类（或者可以更安全的说，大部分人类）的劳动在经济体系中将变得没有雇佣价值，那时候失业率岂不是会很高？

W：嗯，好像是这样。

M：这些失业者没有了收入，但手里仍然握着选票，所以到时候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W：那倒不一定，失业者没有了工资收入，但可以有其他收入，只要他还拥有一些在当前经济体中租得出去的要素便可，或者更简单的说，只要他持有一份（比如）谷歌的股票便可。

M：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多数失业者恰好都持有足以维生的股权或其他资产，要点在于，劳动力要素是每个人生出来就自动拥有的，但其他资产则有很大偶然性，重要的是没有什么机制确保每个人自动带着它。

W：嗯，有道理，不过其实劳动力资本也不是人人自动带着的，比如很多类型的残疾人可能生来就不自动带着在市场上租得出去的人力资本，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未来社会能够应付（比如）80%的残疾人比例吗？对此，历史经验确实无法告诉我们什么。

M：所以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半数以上的人失业且无产，因而大规模福利制度不可避免，对吧？

W：但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假设80%的人失业了，但这些失业者还拥有一些土地（先别管这土地是怎么来的），这些土地和他们的劳动力一样，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已经没有出租价值，那么，这些人能否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经济体系（姑且称为系统B）呢？

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采用18世纪的技术和生产模式，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能维持一个自足的经济体，尽管因为效率太低，系统B的产品在那个主流经济体（姑且称为系统A）中完全没有销路，但只要系统A的人不把阳光遮起来，系统B便可以存在，就像18世纪的世界（或者14世纪的美洲经济体）可以存在一样。

M：嗯，而且留在系统A里的人总会有一些慈善家，只要他们向系统B捐赠一些现代玩意，系统B的日子就会比18世纪的好得多。

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恰好有这块土地呢？

W：或许系统A的人会大发善心，向系统B捐赠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玩去，毕竟，这么做的代价要比一套巨型福利制度低多了，而且，现在不是也有自然保护区吗，他们难道不想保留几个文化公园？

M：要是他们不发善心呢？这不仍是诉诸偶然性吗？和假设他们恰好拥有其他值钱要素有何不同？

W：但是考虑到国家边界的存在，就没那么偶然了。当系统A的自动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渐排除人类劳动力时，被排除者并非均匀分布于各国，考虑到人力禀赋、资源禀赋和制度条件的巨大差异，总会有一些国家被完全排除出系统A，于是它们便组成了系统B。

M：所以世界经济体在未来将发生两极分化，最终变成两个孤立的体系？

W：看起来是这样，当然两个系统之间还是会有一些贸易，但贸易量微不足道，不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系统A基本上用不着系统B的任何资源，而系统B基本上买不起系统A的任何东西。

M：那留在系统A里的失业人口呢？不是仍然要福利制度养活？

W：好像也不一定，理论上，若没有福利制度，这些失业者的较优选择是移民到系统B，当然搬家也有成本，所以系统A为了避免福利制度造成的代价，可以为他们支付船票和安家费。

M：嗯……不过以我对现实政治的经验，搬家的恐怕不是他们。

W：对！留在系统A里的显然将是少数派，而且他们是最有能力迁移的。

M：嗯嗯，实际上系统A的运行大概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实在不行漂在公海上都可以。

W：对，所以他们未必需要拼选票，只要有处可逃就行。

M：这一点又如何保证？

W：依我看，只要仍然存在众多分立国家即可，那些坚持福利制度的国家，似乎更可能最终留在系统B里，所以千万别有全球统一政府。

M：就是说，就算美国再好，也不能只剩一个美国？

W：没错。

作者：Thomas Sowell @ 2014-11
译者：Luis Rightcon(@Rightcon)
来源：National Review，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392842/legacy-liberalism-thomas-sowell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ing blacks in America owe more to the Great Society than to slavery.
美国黑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要归结于“大社会”的理念，而不是奴隶制


Supreme Court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said there were “phrases that serve as an excuse for not thinking.” One of these phrases that substitute for thought today is one that depict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blacks in America as “a legacy of slavery.”

最高法院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说，使用某些习语是“停止思考的借口”。当今的一个代替思考的此类习语，就是将美国黑人眼下面临的问题描述为“奴隶制的遗毒”。

New York Times writer Nicholas Kristof asserts that there is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centuries of racial subjugation still shape inequ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he mentions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slavery.” But before we become overwhelmed, that evidence should be checked out.

《纽约时报》作者Nicholas Kristof 断言：“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奴役依旧塑造着21世纪的不平等”，他也提到了“徘徊不散的奴隶制影响”。但在我们被这些证据“压倒”之前，应对它们进行仔细的检验。

The evidence offered by Mr. Kristof in the November 16 issue of the New York Times seems considerably short of overwhelming, to put it charitably. He cites a study showing that “counties in America that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slaves in 1860 are still more unequal today.” Has he never heard statisticians’ repeated warnings that correlation is not causation?

Kristof先生在11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提供的证据看起来——说得好听一点——相当的缺乏“压倒性”。他引用了一项研究指出“美国那些在1860年保有更多奴隶人口的县今天仍然（比其他地方）更不平等。”他难道没有听过统计学家一直重复的关于相关性并非因果性的警告么？

The South long remained a region that blacks fled by the millions — for very good reasons. But, in more recent years, the net migration of blacks has bee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No doubt they have good reasons for that as well.

历史上数百万黑人一直在逃离美国的南部各州，他们有很充足的理由。但是，在近些年里，黑人净流动的方向是从北向南的。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也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

Bu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blacks today are unaware of the history of slavery or of the Jim Crow era in the South. Indeed, there are black “leaders” who seem to talk about nothing else. Yet blacks who are moving back to the South seem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han with the past.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当今黑人会不知道有关黑奴的历史，或是Jim Crow时期的南部【译注：Jim Crow时期系指1876-1965年，其间美国南方各州陆续制订种族隔离法，这些法律被统称为Jim Crow法】。的确，有很多黑人“领袖”每天谈论的都是以上这些黑历史。然而朝南方移居的黑人们看起来更关心现在和未来，而不是过去。

Kristof’s other “overwhelming” evidence of the current effects of past slavery is that blacks do not have as much income as whites. But Puerto Ricans do not have as much income as Japanese Americans. Mexican Americans do not have as much income as Cuban Americans. All sorts of people do not have as much income as all sorts of other people, not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most of these people were never enslaved.

Kristof关于过去奴隶制对现代影响的另外一个“压倒性”的证据是黑人的收入比白人要少。但是波多黎各人的收入也比不上日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收入也比不上古巴裔美国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全世界任何一种人都和另一种人的收入不一样。而这些人里的绝大多数都不曾被奴役。

If we wanted to be serious about evidence, we might compare where blacks stood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end of slavery with where they stood after 30 years of the liberal welfare state. In other words, we could compare hard evidence on “the legacy of slavery” with hard evidence on the legacy of liberals.

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对待证据，我们应该将生活在奴隶制结束100年后的黑人与在自由派的福利国家生活了30年之后的黑人做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奴隶制的遗毒”和自由派的遗产。

Despite the grand myth that black economic progress began or accelerated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Civil Rights laws and “War on Poverty” programs of the 1960s, the cold fact is that the poverty rate among blacks fell from 87 percent in 1940 to 47 percent by 1960. This was before any of those programs began.

尽管盛行的谬见声称，在19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和“对贫困宣战”项目实行后，黑人在经济地位上才开始进步或是开始加速进步。冰冷的事实却是黑人的贫困率从1940年的87%下降到了1960年的47%。而这是在任何相关法案或项目实行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

Over the next 20 years, the poverty rate among blacks fell another 18 percentage points, compared to the 40-point drop in the previous 20 years. This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a previous economic trend, at a slower rate of progress, not the economic grand deliverance proclaimed by liberals and self-serving black “leaders.”

在之后的20年里，黑人贫困率又下降了18%。相对应的，之前的20年里的降幅是40个百分点。这只是一个之前经济趋势的延续，只是进度放缓了，而并非自由派和自谋私利的黑人“领袖”所宣称的伟大经济援救的成效。

Ending the Jim Crow laws was a landmark achievement. But, despite the great proliferation of black political and other “leaders” that resulted from the laws and policies of the 1960s, nothing comparable happened economically. And there were serious retrogressions socially.

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但是， 196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除了导致政治上或是其他方面的黑人“领袖”数量激增之外，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与之相称的成就，而在社会问题上则有严重的倒退。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f the supposed “legacy of slavery” found most black children being raised in two-parent families in 1960. But thirty years after the liberal welfare state found the great majority of black children being raised by a single parent.

在1960年代，生活在近百年的所谓“奴隶制遗毒”影响下的绝大多数黑人儿童是由双亲家庭抚养长大的。然而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建成30年之后，我们发现大多数黑人儿童是由单亲家庭抚养长大的。

The murder rate among blacks in 1960 was one-half of what it became 20 years later, after a legacy of liberals’ law-enforcement policies. Public-housing projec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ere clean, safe places, where people slept outside on hot summer nights, when they were too poor to afford air conditioning. That was before admissions standards for public-housing projects were lowered or abandoned, in the euphoria of liberal non-judgmental notions. And it was before the toxic message of victimhood was spread by liberals. We all know what hell holes public housing has become in our times. The same toxic message produced similar social results among lower-income people in England, despite an absence of a “legacy of slavery” there.

自由派的执法政策留下的遗产是，1980年代的黑人谋杀率提高到了20年前的两倍。公共住房项目在20世纪前半叶是干净而安全的地方，是人们在炎热夏夜无法负担空调费用时在外的居所。那时候公共住房项目对于住户的接纳标准还未被昏了头的自由派出于“不评判”的理念而降低或完全废除。而且当时自由派所鼓吹的有关黑人受害者身份的有毒思想还未被广泛传播。我们都清楚公共住房项目在我们的时代里成了怎样的黑暗地狱。同样的有毒思想在低收入的英国人身上也体现出了同样的社会效应，尽管在那里没有任何“奴隶制的遗毒”。

If we are to go by evidence of social retrogression, liberals have wreaked more havoc on blacks than the supposed “legacy of slavery” they talk about. Liberals should heed the title of Jason Riley’s insightful new book, Please Stop Helping Us.

如果我们追寻社会倒退的证据，就会发现，自由派给黑人造成的破坏要比他们口中所谓的“奴隶制遗毒”严重的多。自由派应当听听Jason Riley在他富有洞察力的新书的标题中提出的建议，《不要再帮助我们了》。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whigzhou: 福利制度最危险之处在于，它让一个人可以不必理解当地文化、不必尊重当地习俗、不必融入当地社会、不必遵守当地规范，也可以在那里活下去，而且活得很舒坦，活得理直气壮……人们迟早会看清这一点，问题是什么时候看清，是在Caliphate of Europe建成之前还是之后。

@勘書春雨靜:不能苟同。我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只要不偷不抢凭什么就一定要融入当地文化、遵守当地规范？（除非是法律规范）圣诞节时别人安圣诞树我坐家里听音乐不可以吗？

@whigzhou: 比如一位巴布亚土著到了伦敦不学英语，光着身子套着丁丁鞘四处走怎么找工作养活自己呢？

@whigzhou: 当然如果你有钱或者有什么特别值钱的独门绝技，那是大可以不鸟别人而活得很好，我也没说非要你融入啊，你有本身不融入当然没问题，我说的是福利制度让许多原本必须融入才能呆下去的人不必融入也可以呆下去

@whigzhou: 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从所在社会习得了多少文化元素，因为一项文化元素被习得的标志正是被实践者熟视无睹，只有多看异种文化多照镜子，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包裹了太多文化

@whigzhou: 现代市场制度降低了个人与特定群体文化之间的耦合度，从而让个人变得更为独立和自主，但并不意味着个人不再需要接受或兼容于任何文化系统，相反，市场制度的存在依赖于一整套文化元素，而个人在市场中的立足和发展也需要安装一套用于访问这一文化的客户端，

@whigzhou: 在《兰德热潮与个人主义》 里，我曾提到这一点，在新书《沐猿而冠》里，我会花很多篇幅细谈这个问题

@科学探索 【狗是怎么被驯服的】研究称狼和狗的关键性区别，是长达几个世纪食用人类食品，导致狗狗具备了消化淀粉的基因，它们也因此能够依靠人类的剩饭剩菜繁衍下来，狗狗喜欢吃人类的食品的事实，支持了狗狗在人类定居点周围徘徊，食用人类的剩饭剩菜导致它们自我驯化的观点。http://t.cn/zYGu9IN

@whigzhou: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也指出了一个容易观察到却未引起重视的狗/狼差异：在许多野生种群中，公狼会与母狼结成配偶，并帮助照顾幼崽，而公狗则完全不顾幼崽，这其实也预示了（至少某些）人类的未来，福利制度豢养之下，男人不会照顾幼崽，而狗的经验表明，这一变化不需要太长时间

@徐瑾微博:狼的大脑比狗重得多，一说狗的心理年龄比较类似幼年

@whigzhou: 嗯，宠物的几大要素，对主人的依赖、可爱、活泼、好奇和学习能力、可塑性，都与幼态保持有关，简单说，他们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幼年状态，并将主人视为母亲

@-Lucifier-:如果这类变化真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深入到遗传层面，那么有理由相信，还有其他人类的心智结构或行为策略，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进化出来的，非洲大草原心智结构论就得修正了

@whigzhou: 会有修正，但更多的是补充，其实进化心理学迄今解释的东西并不多，大部分领域都还留白着

近来，舆论对医疗保障问题的焦点，从之前的基本医疗服务普遍保障，转移到了大病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性负担，动辄数十万的高昂医疗费让原本安康的家庭一夜间陷入绝境的报道不绝于耳，《柳叶刀》三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了这一负担正在迅速加重；对此，有许多声音呼吁政府为大病医疗提供救助，4月18日的国务院通知，也已将8类大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另有12类将开始试点。

然而，指望社会保障来解决大病医疗负担问题是不可行的，将大病保障纳入社保体系，不仅会拖垮财政，也会让该体系整个破产；这是因为，医疗需求不是一种给定数量的需求，满足了就完了，它会随供给增加而自动膨胀，对现有需求的满足会自动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而且数量更多、代价更昂贵，而医疗成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伦理规则一旦建立，这些爆炸式增长的新需求将不断被推进社保体系，永无止境，最终让系统崩溃。

从生物学角度看，今天的普遍长寿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我们的身体不是按如此长的寿命来设计的，基因组在设计我们的身体时，“考虑”的目标使用年限不过五六十岁，从基因组的视角看，长寿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优先目标，它的终极目标是总的长期繁殖率，假如为延长老一代寿命所投入资源的繁殖收益低于在后代身上的投资收益率，那就不值得了。

可是，基因组又为我们设计了强烈的求生本能，几乎人人都希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看似与上述投资策略矛盾，实则不然，因为在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多数人在身体设计年限之前早就死了，很少人能活过这个年限，因而无条件求生本能并无不妥；只有到了现代富裕社会，这一矛盾才暴露出来：求生欲望推动人们承担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去修补人体这部并非为长寿而设计的机器。

修补要得以实行，需要医疗技术的配合，在古代，得了病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多少有可观察效果的手段，即便像帝王般举倾国之力寻找不老药、炼仙丹，也没能将寿命延长多少，有钱人只好将努力方向转向地下，营造地宫，以期在那里延续自己的生命，当时人们面临的是一条医疗投入的边际寿命产出率近乎于零的曲线，那就索性不投入了。

现代医疗技术改变了这条曲线，现在你只要愿意且能够投入，延续生命的潜力几乎是无穷的，特别是有了器官移植、人工器官和未来的干细胞组织培养技术之后，身体各器官正逐个成为可以替换成新的了，这样一来，在实现全民永生之前，就看不到边际寿命曲线会再次下降到接近零水平的前景，而只要该曲线不降到足够低，医疗便是个自我加速膨胀的无底洞。

每次医疗技术创新，都开辟了通过修补身体来延长生命的新可能性，从而创造之前所没有的医疗需求，每当一项新医疗技术满足了某种既有的医疗需求，便将生命在更需要修补的状态下又延长了一段，于是创造出比它所满足的更多的医疗需求，只要求生本能不变，这一自我膨胀过程必将把个人收入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转移到医疗上来。

唯一能控制这一加速膨胀过程的，是偏好和预算约束：实在没钱了，负担不起进一步修补了，这是把命看的比什么都重的人，而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有比将老弱生命延长几年更重要的事情，把钱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人们在此问题上看法差距甚远，有人宁可年轻时潇洒痛快，或者把资源更多的投入下一代，有人则宁可辛苦节俭一辈子，把积蓄都留在养老看病上，正如古代没有医疗可买时，也有人把一辈子积蓄都留作棺材寿衣钱，花在葬礼上，甚至带进坟墓。

假如这些都是个人自愿选择，那就各得其所，并无怨天尤人之理，可是若将这些医疗需求纳入由纳税人赞助的社保体系，就全然不同了，问题从个人偏好变成了公共选择：值得投入多少资源去修补残躯延长生命？为何不把钱省下来投入到儿童教育上？将生命延长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当？身体衰败到何种程度才不值得救治？这些问题都将由政府来决定，无论专断的还是投票决定——那将是何等荒谬的情景？

当人们被迫承担起决定是否延续他人生命的道德责任时，出于常人的良心，没人会愿意去按下那个死亡按钮，况且，延续生命的代价与这个决定的关系并不直接而清晰，个人分担的部分小而不确定，所以公共选择的结果总是倾向于尽可能的延续，就像当决定父亲命运的责任落到儿子头上时，即便父亲原本不想拖累家人，儿子也极少会选择放弃，因此，个人医疗决定的公共化必定会让医疗需求膨胀全面失控。

问题是，这个死亡按钮本不应该存在，这是人为制造的道德困境，无端增加了社会纷争和价值冲突，并将财政与经济拖入绝境，而最终当面临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按下死亡按钮时，又迫使当事者泯灭自己的良心，并背上道德恶名；你很难找出另一件事情，能在和平条件下以如此可预见的方式同时造成财政破产、经济崩溃、社会冲突和道德全面沦丧这几大恶果了。

今年的国际劳工大会即将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一大议题是青年失业危机，所以此前一周，部分与会者已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青年就业论坛专门讨论这一危机；按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的看法，青年失业率高企是因为政策对青年人的忽视，而忽视又是因为政策制定过程缺乏青年人的参与。

如此看待政策与其社会效果之间关系的方式实在幼稚，仿佛只要政府里增加几个女议员女部长，女性状况就会改善了，照此逻辑，婴儿和动物的状况恐怕就永难指望因政策而改善了；其实，青年就业问题从来未被忽视，在问题最严重的几个欧洲国家，多年来它一直是竞选和政策辩论的重要话题，也出台了大量针对性的法规，只是这些法规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可以预料的是，只要试图解决问题的政策路线仍走在目前主导欧洲政治的福利主义轨道上，未来青年失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这一危机正是社会保障、劳工保护和就业促进这三大福利政策交配繁殖出的恶果：社会福利首先降低了就业的必要性，最低工资法继而将低生产率劳工排除出就业市场，最后，职业保障法的种种严苛规定让企业不敢雇人，宁可用机器代替或将业务外包到其他国家。

这些政策提高了整体失业率水平，同时因为其结构性特征，失业后果大部分落在了青年头上，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平时就在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萧条期则更高，当衰退导致失业加剧时，青年失业率常翻倍上涨，远高于总体上涨速度。

原因不难寻找，首先，最低工资法剥夺的是低生产率劳工的就业机会，而青年由于缺乏职业经验，劳动生产率往往不如中年人，同时他们因跳槽、婚假、产假而带给雇主的负担也较高，所以当雇主因最低工资法而放弃部分雇佣时，年轻人会被优先考虑。

其次，因为劳动法极大的限制了雇主解雇员工的能力，并提高了解雇的成本，这样当企业需要裁员时，首选途径便是退休等自然减员方式，同时在雇佣新人上变得极其谨慎，因为一旦与某人签订长期雇佣协议，就很难再摆脱他，于是排在年龄队伍后面的青年自然就被挡在了就业市场外面。

上述政策效果在西班牙表现的最清楚，福利和劳动政策的结果让该国失业率在80年代达到20%，政府也意识到严厉的劳动法规让企业不敢轻易雇佣员工，但他们不是纠正之前的错误，而是制订新法规来“鼓励”企业雇佣年轻人，比如允许在签订长期雇佣协议之前经历一个长达三年的试用期。

该法规在起初效果似乎很好，几年内将失业率降低了4、5个百分点，但很快人们发现，新增雇员都是临时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企业普遍用临时工替换长期雇员，试用期满就换人；到本世纪初，临时工已占西班牙劳动市场1/3，试用期满后获得长期合同的比例只有6%，20岁以下劳动者80%是临时工，甚至30岁员工的临时工比例也高达1/3。

如今，西班牙失业率再次逼近25%，青年失业率已过50%；一番折腾下来，这些法规最显著的效果就是让就业市场发生了两级分化：获得长期职位成为一道极难逾越的门槛，一旦越过就体面光鲜、终身无忧，但大部分年轻人都要在门槛外苦苦等待拼搏煎熬多年，禀赋稍差者便陷于绝望，许多人因此索性绝了上进念头，干脆安心打临工或吃福利。

青年期正是个人为自己寻找竞争舞台和社会位置、形成自我人格的时期，将青年排斥在职业市场之外，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机会，也人为制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假如年轻人无法在职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会从其他地方找，比如街头帮派、足球流氓、黑社会、甚至恐怖组织；讽刺的是，这些结果居然是宣称以公共福利和社会稳定为宗旨的法规与政策一手制造的，更讽刺的是，一些后发国家正在将它们当作先进经验学习效仿。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全面扩大了雇主对女性雇员的特别责任，特别是与生育和哺乳有关的责任，包括延长产假、新设流产产假、承担产检和流产费用、提供哺乳条件等等，并对违规行为规定了更加具体而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为天然的承担了生育和哺乳的任务，加上与此有关的生理条件，女性在职业市场上先天的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独立维持生计，正因为此，人类自古以来便采用了男女配偶分工合作的核心家庭模式，女性用她们宝贵的生育能力换取男性的保护和帮助，这一合作模式不仅构成了我们古老婚姻与家庭的基础，更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奠定了基调。

现代化过程中，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这一方面因为奶粉、洗衣机、幼儿园等现代育儿商品和服务降低了育儿成本和幼儿对母亲的依赖，同时，生产率的提高也让许多女性的劳动价值大大高出了育儿成本，因而购买这些育儿商品以腾出时间去工作，就变得越来越合算了。

不过，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育儿需要所带来的两性职业价值差异便不会消失，两性分工因而仍将存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在工作挣钱养家方面，丈夫比妻子负有更多的责任；这也意味着，男性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仍将是女性择偶的重要考虑。

然而，上述规定却意在将原本由丈夫所承担的责任，强行转嫁到雇主头上，如此转嫁从道义上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丈夫承担此一责任，是因为这是古老婚姻契约的核心内容，可谓天经地义；假如人们非要从与女性具有某种关系的人中挑出一个来接替丈夫的责任，为何偏偏选中雇主呢？为何不是她的父母、亲戚、或邻居？或者她的开户银行？或她每天去的那家超市？或给她接生的那家医院？难道雇佣关系就那么特别吗？那么雇佣女律师的当事人是否也要负担她的带薪产假？

以带薪产假为代表的、由雇主承担的“生育福利”，其实是一种实物薪酬，即便没有政府规定，有些企业也会实行，因为经验表明，如果恰当选择的话，用实物和福利部分取代现金报酬，会收到更好的激励效果，所以许多企业都会为员工提供旅游、体检、生日蛋糕、年货、聚餐、球票戏票等福利和实物报酬，这些实物往往比现金更能给员工留下深刻印象，感觉到雇主的关心和慷慨。

可实物薪酬的选择是有讲究的，占总薪酬的比例不能太高以至显著降低现金报酬水平，同时要让大部分员工觉得物有所值，而生育福利未必符合这些条件；有三种企业大概会愿意提供生育福利，一种是其女性员工生育的可能性很小，这样雇主用很小的代价即可换来一个好名声，另一种是其女性员工绝大部分会在雇佣期内生育，这样生育福利就相当于人人用得着的购物券，对现金有很好的替代性，第三种是薪酬水平很高，且其中大部分是产假中无须支付的绩效工资或奖金。

不符合这些条件的雇主将倾向于不提供带薪产假，因为他们为相同劳动愿意支付的总报酬是给定的，提供带薪产假即意味着降低了那些不生育女性雇员的报酬，从而削弱他们招募优秀女性雇员的能力，除非他们能事先甄别哪些雇员将在雇佣期内生育，并对她们支付不同的薪酬。

甄别方法之一是先筛选出那些不大可能再生育的女性，在计划生育制度下这倒是可以做到，要求应聘者出示户口本即可，她们将获得常规薪酬，可是在剩下的可能生育的女性中，哪些会在雇佣期内生育仍难确定，而且按现行劳动法，这一点显然也无法在雇佣契约中加以约束；这样，雇主就只能拉低这些“风险雇员”的平均工资来平摊生育福利成本了。

可是，拉低平均薪酬也是有限度的，首先，在许多低端行业，工资水平原本就接近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再拉低就违规了，此时雇主只好完全规避风险雇员，其次，那些不想生育但又被一起拉低工资的女性风险雇员，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为更低的工资工作，索性退出职业市场，这两种情况都会将部分女性排除出就业市场。

最近，一群动物保护者又完成了一项震惊世人的壮举，经过极具效率的侦查、联络、召集和跟踪，在高速公路上成功拦截了一辆长途贩运犬只的大货车，并在长时间僵持和谈判之后，以大约200元一条的价格买下了这500多条狗；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声势浩大、众目睽睽的行动，居然躲过了交警的处罚，足见其组织能量之大。

喜爱动物，特别是喜爱猫狗马兔猴等其形象已深植于我们文化的动物，是许多甚或多数人都会有的情感，也因此，许多人会在家里豢养宠物，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成为上面看到的那种动物保护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对动物的喜爱更加强烈，实际上，驱动他们去拦截运犬车的，是另一种十分不同的情感；这一判断或许有违直觉，但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两者的差别。

我们普通人爱狗，爱的是特定而具体的狗，它有一个名字，它和我在一起是出于特殊的机缘，我们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关系和经历，提起它时，我想到的是它在某片林子里撒欢的样子，和它舔我手掌时的感觉；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而专属的，这种爱是专爱，或者偏爱，我会爱自己的、朋友的、甚至邻居的狗，而一条陌生而讨厌的狗来纠缠和当道时，我会一脚踹开。

然而，动物保护者的爱，已从专爱演变成了对狗这个类别和整体的爱，那是一种抽象和泛化了的博爱；专爱者会因自己的狗痛的嗷嗷直叫而心生怜悯与痛苦，而博爱者则无须这样的感官刺激，他们只需要想象世上还有任何一条狗在受苦挨饿，便足以激发起悲悯之情，佛教徒说的大慈大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许多人都觉得宰杀猫狗的场面是残酷的，心生厌恶，不忍目睹，避之唯恐不及，对肮脏邋遢、浑身是病、常常肢体残缺的流浪狗，也是如此，但博爱者却会四处寻找这样的场面并施加干预，显然，他们的抽象情感已强烈到足以压倒具体的情感了，这也印证了这两种情感是如何的不同。

情感从具体到抽象，在有些人看来，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发展，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从佛教的大慈大悲，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到近代慈善运动，乃至现代福利主义；但依我看，这是个很大的跳跃，不仅两者引出的行动十分不同，其现实意义更是有着根本的差别；博爱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们的宣扬者们，却总是用生动具体的场面，来说服人们接受抽象而飘渺的情感，这样做其实是在误导。

关爱和帮助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个体，和帮助一个整体，是两码事，你可以帮助某支球队提高成绩，但不可能帮助所有球队同时提高成绩，因为正如韩乔生定律所指出，踢球是一种零和博弈，有人赢得多必定有人输得多；当然，生活并不总是零和游戏，但只要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总会存在，帮助某些人就会伤害另一些。

要在整体上改善动物的处境，只有两个手段：将资源从其他用途上转移给它们，或者通过改进市场分工与合作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这些都不是对改善个体处境手段的简单复制；然而，动物保护者通常认识不到这一差异，他们常以为，只要像对待自家宠物那样对待每一只猫狗，世界便美好了。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多一份猫狗粮，就少一份禽畜饲料，多一群猫，就少一大批野鸟，而即便付出了这些代价，猫狗作为整体的处境却未见改善，很可能还恶化了，如今泛滥于城市和社区的流浪猫狗，不是吃狗肉者吃出来的，而是动物保护者喂出来的，这些爱心人士付出的热心和精力，并不能改善猫狗的处境，而只会增加其数量。

无论你有多少爱心，都无法抗拒马尔萨斯原理，最终，当你再也照顾不了那么多流浪猫，而你的邻居们也无法再忍受猫狗充斥的家园时，你就只能承受眼看它们挨饿的痛苦了，或者，你只能推动动物保护团体对全体猫狗实施计划生育，而此时，你就不再是宠物爱好者，而变成猫狗们手握生杀大权的上帝了。

在人类社会，一场由类似的博爱情怀所驱动的福利主义实验也正在许多国家展开，而流浪猫的例子告诉我们，在马尔萨斯原理的作用下，福利主义长期发展的现实后果，必定要求一个掌管资源分配大权并实施计划生育的中央权威。

近日，秦晖教授在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专访时，再次阐述了他十年来不断鼓吹的“共同底线”理论，所谓共同底线的意思是：右派要自由，左派要社会福利，尽管理论上两者存在冲突，可既然中国的现实是，自由比左派视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还少，而社会福利比右派的典范美国还少，所以现阶段左右双方很容易找到一条共同底线。

用秦晖的话说：“我们的福利不能低到连美国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自由也不能低到连瑞典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因而在到达共同底线之前，左右不妨各自争取福利和自由，即他常说的“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争议大可留给未来。

对于制度变革的方向和公共政策的重点，从新世纪初起，学界和舆论便开始了分化和对立，伴随着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转向，从最低工资、新劳动法、工会地位、医疗体制、个人所得税和保障房，争议也日趋激烈。

共同底线理论看似中肯平执，实则不得要领，制度变革不是做算术，从左到右画出坐标系，选定区间直奔而去，制度建设也不是调鸡尾酒，自由是苏打水，福利是蜂蜜，反正眼下两样都不够，就别争多争少，都往里加就是了。

相反，制度演变是一件高度路径依赖的事情，假如非要找个简单类比，它倒更像做菜，炖排骨早加盐和晚加盐效果截然不同，炒完菜撒点葱花和把葱花与主料一起炒根本就是两码事，同样，在不同的法治和宪政条件下引入福利制度，后果也将完全不同。

在大部分资源被权力所控制，且这一权力不受宪法制约之时，对社会福利的集体呼唤、对再分配的舆论压力，只会转变为权力集中和垄断更多资源的动力，为打击和排挤脆弱的私人资本创造舆论合法性，而被集中起来的资源却绝不会落到这些呼唤者们希望帮助的穷人手里，这些，正是在过去几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

退一万步，就算这些福利果真到了穷人手里，他们果真有了医疗保障，果真住进了保障房，这一结果是健康而可取的吗？它会铺出一条通往现代法治社会的康庄大道吗？不，这只会把我们在制度困境中锁的更深；如此得来的福利，并非贫穷阶层经由社会议价机制竞争到的结果，更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它只是来自权力的、随时可以撤回的赏赐，而它的获益者，势将成为拱卫现有体制、阻挠未来变革的组织力量。

帝国宫廷里的太监宫女、罗马贵族家庭的专业奴隶，都曾享有很好的福利，然而，吃香喝辣的太监还是太监，穿金戴银的奴隶仍是奴隶，来自赏赐而非制度地位的福利永远不会带给他们自由，只能让他们更死心塌地甘愿为奴；在市场制度远未建成之际，引入福利制度的效果，就是把大量人口和资源重新推入计划性分配体系。

目前的状况下，假如福利主义和市场主义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制约权力和推动法治，实际上，这一共识的空间极为广阔，生活中触目可及的几乎每一件损害穷人福利的事情，也同时都映衬着市场制度的残缺。

假如穷人不再因身份而被随意驱逐、监禁和遣送，欠薪和工伤案件被公正受理，小本经营不再受困于繁杂手续和沉重税费，摊位不再被城管随意掀翻，房屋不会被强拆，被欺诈和侵夺时有地方申冤，蔬菜不因高昂的垄断油价和买路费烂在地里，土地和房产有机会成为金融资本，有更多的私人资本来竞争购买他们的劳动，任何一项变化都将大幅改善他们的处境，而这些也正是市场制度建设的要义。

三十年来，正是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在不断改善穷人的福利，不是通过福利赏赐，而是还给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变革远未完成，许多权利还缺乏制度保障，多数资源仍被少数权贵所掌握，但现在，这一进程正在逆转，而推动这一逆转的各股力量中，有着福利主义者的一份功劳。

福利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福利，在有了法治和宪政的社会，它是麻醉剂，用来安抚贫富差距给穷人带来的不公感、给富人带来的负罪感和给利益集团带来的再分配冲动，是富裕社会在一定限度内能够负担的奢侈品，而在尚无法治和宪政的社会，它是毒药，将资源竞争从市场交易引向政治斗争，将稚嫩脆弱的市场制度扼杀于摇篮，它也是胶水，用来强固权力和基于权力的分配机制。

就我所见，这些猫看上去都非常相似，除了年龄和毛色，而毛色似乎只有三种，很明显，它们在血缘上非常接近。

当我看到这幅景象时，大脑里立刻闪过了Wall-E里那艘太空船上那些白白胖胖的地球移民，

随后，又闪过了方力钧画中的那些光头……

在享受了片刻美妙的科幻感觉之后，我对陪我一起漫步校园的zhangiii说，这可是一次难得的福利主义实验，我猜，不久之后这些猫就要面临计划生育政策了，呵呵，zhangiii说，说不定已经开始了呢……

我们都好奇，如此有潜力的题材，为何至今没有八卦记者来挖掘一下呢？

按二：很像听听laoyao对本文的意见，我写它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着他的积极心理学，呵呵。

收入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辉格
2010年6月12日

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山雨欲来之势，从参与其事的部门和机构中所传出的信息也显示，政府的某种矫正方案很可能在年内推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信息让我们判断，将有哪些手段会被用来矫正收入差距，因此对未来的方案也无从评估，不过，仅从把收入差距本身视为症结所在这一点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摸清脉象，更未摸到门道。

当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异常严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反映了其背后的诸多制度弊端和不公正；如果说这是一种危险，那也是导致它的那些因素所带来的危险，即便这些因素并未导致贫富差距，也同样危险，或者，其导致的差距被再分配政策强行扭转了，危险也会同样存在，相反，若这些因素被消除了，即便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也不会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威胁，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通常认为，通过赋予个人以满足各种需要所需的购买力，财富可以带给人适意、快乐和幸福，这是没错的，但是财富给人幸福的方式，是动态和相对的，即，满足感并非来自你拥有某种东西这一事实，而是来自你从不拥有到拥有这一变化，或你意识到身边其他人不拥有而你却拥有这一事实：一个刚刚做砸一笔生意的亿万富翁，未必会比一个刚刚挣到50块工钱的搬运工更快乐。

所以，我们无从知道，更高的财富水平，或者更小的贫富差距，是否会让一个社会更和谐；缩小贫富差距，或许减少了穷困者的痛苦和焦虑，但也降低了较富裕者的快乐和适意；我们只能知道，财富增长的过程可以带来更多快乐；而且，即便我们能够消除由差距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是否值得这么做呢？

如同快乐和满足感一样，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为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它确保了我们以生存和繁衍为目标的行为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焦虑机制被设计的很灵活，其阈值会随条件的改变而升降，要消除它们，需要抹除一切细微的差距和波动，到那时，或许每个人都会过的像唐氏综合征患者那样无欲无求、天真快乐了，但这果真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吗？那时候，支撑我们每日劳作、求知、逐利、争胜、探索、创造的动力还存在吗？整个文明还能维续吗？

作为个人，喜欢宁静淡泊，讨厌紧张、焦虑和富于挑战性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社会整体，任何人是否有权主张它该变得更紧张或者更宁静？谈论总体的幸福水平是无意义的，因为快乐属于个人，不可加总和平均；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焦虑会导致和平合法的努力和竞争，而何种焦虑将导致破坏性甚至反社会的行为？

显然，如果引起我焦虑的种种差距，多数是由个性、天赋、机遇、努力和声誉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将更可能激励我去挖掘天赋、培养能力、寻找机遇、努力工作和建立声誉，相反，如果我所目睹的种种差距，多半来自特权、舞弊、欺诈、暴力侵占、杀人越货、欺行霸市和政治谋略，那么，我当然更可能努力投身于此道；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个法治良好、权利有保障、机会开放的社会，贫富差距不会危及社会秩序；在个人消费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远不如基尼系数所显示的那么大，富人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投资和社会性消费（比如慈善和学术赞助）上，而这些活动多少都能惠及穷人；即便从福利均等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让更多的人来控制这笔投资，除非再分配的程度达到能削减资本家个人消费的程度；实际上，从诺贝尔、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到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只有很小部分变成了其个人和家族的消费。

相反，在一个缺乏法治、机会依赖于特权、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富人们要么及时行乐，在失去权势之前尽快享用财富，要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块资源，去保护财产免受侵夺，去谋求和维持其特权地位，去到种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合纵连横中争得有利位置，而从所有这些开销中，善良的穷人是分不到好处的。

问题是：如果带来了真正社会福利的福利主义需要反对，那么，没带来任何社会福利的福利主义就无须或无可反对吗？

确实，在这个国家丝毫见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可是——

福利主义名义下的大规模抢劫，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开始了，

剥夺最底层工人工作机会的新劳动法，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实施了，

社保和医保帐户下的掠夺，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开始了，

全民医疗名义下的垄断恶医，已经夺去了无数生命，

全民义务教育名义下的意识形态填鸭，已经戕害了无数儿童、少年和青年，

在福利主义名义下，本届政府已经完成了增税、财政扩张和国进民退的政策大转折，

在亲民和关注弱势的名义下，他们已经获得了热情歌颂，

……

不仅批评者这么说，甚至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自己也这么认为，并因此而在道德上缺乏自信，比如小布什初次竞选时把自己的政策描绘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似乎暗示保守派天然的比自由派（即美国左派，请原谅术语上的混乱，没办法）缺乏同情心。

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富于同情心，一样关心教育、医疗和贫困，一样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他可能自己掏钱行善，也可能创建和组织NGO去行善，也可能劝导甚至跪求别人行善，他唯一反对的是：抢别人的钱去行善。他们主张，这些善行应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愿决定，由施善者自己付出热情、精力和代价去做，而不是强求他人付出代价而为自己博得善名，更不能借助暴力和政府强制把这些代价转嫁给他人，简单的说：不可以劫富济贫。

相反，由于福利主义者主张让他人承受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善名，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上可疑的境地，更严重的是，由政府用税收来兴办社会福利的做法，破坏了慈善这一古老事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基础，福利主义者们无法推却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因此，缺乏道德自信的本应是他们。

这里面的道理与逼捐十分相似，如果你反对逼捐，那就更应该反对政府福利；去年大地震后，一时逼捐成风，为此我写过一篇《逼捐毒化慈善环境》，分析了逼捐的几大危害，包括：逼捐模糊了捐助者是否心甘情愿这一信息，从而剥夺了他们本应获得的慰籍、荣誉和善名，而在另一边，逼捐将受助者陷于不义，同时又消灭了他们的感恩之情。

政府福利与逼捐类似，逼迫纳税人掏钱施善于穷人和弱者，更有甚者，逼捐还只是用嘴催逼，而政府福利则是借助国家暴力机器强夺，在道德上更加恶劣。

与个人直接向穷人施善相比，政府征税转施的结果，直接剥夺了施善者本应获得的慰籍和荣誉，相反，那些倡导和实施此事的福利主义者和政府官僚，自己没有付出代价（除了口水），却不仅获得了美名和感激，还得到了职位、工资和政治资本，于是，慈善的激励机制完全被扭曲了：获得激励者没有付出代价，付出代价者却籍籍无名；这是对慈善事业的釜底抽薪。

在受助者那边，情况一样糟糕，如果善行由个人或NGO直接向受助者施予，受助者得到的是一份来源明确的恩惠，有一个具体的恩人，当他感恩时（如果他懂得感恩的话），他知道该向谁感恩，当他要报恩时，也是如此；这种感恩和报恩的人类本性，是激励和维持慈善事业的重要基础，许多人在致富之后热衷行善，便是因为他们早先在困境中获得过帮助。

又一次，政府福利破坏了这一基础，由政府转施的恩惠缺乏一个具体明确的施恩者，感恩与报恩失去了对象，并且，政府福利的享用者通常压根不认为这是一种恩惠，而视之为理所当然，根本没有感恩可言；是的，在福利社会，恩惠、恩人、报恩，这些都已成为古代词汇，或者已经变成传销家嘴里一个空洞而不知所谓的口头禅，这真是个悲剧。

即便是那些将政府福利视为恩惠的受助者，也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了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实施者，通常用选票作为回报，而实际上，真正的施恩者是纳税人，和激励机制一样，报答机制也被扭曲了，结果，受助者一方面被陷于分赃之不义，而同时，他们被浪得善名的伪善政客揽为其博取权势的政治工具，他们的道德处境也十分不妙。

福利主义就是这样在破坏着慈善事业的道德基础，它既是反慈善的，也是反道德的，而可悲的是，它的主张者们却总是自认为也常常被认为占据着道德高地。

美国国会休会期将于本周结束，在等待议员们审议诸多法案中，头等重大的无疑是三份医改法案，在即将到来的会期中，它们将继续占据会场和舆论的焦点；看看他们在争论些什么，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以及问题背后的原理，对于正在开展医疗改革的国内相关各方，或许有所启示。

奥巴马医改试图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负担过重，其次是覆盖不充分；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与OECD平均水平相比，相对于GDP水平，美国每年负担了6500亿的超额医疗开支，其中82%是门诊和药费开支，这是需方补贴政策导致需求膨胀的结果；而剩余18%中的绝大部分（14%），则是医院和保险部门的运营费用，据分析，这部分费用如此之高，是因为美国医保支付方构成复杂，而保单品种和结构又过于繁杂；医院为应付各家保险商五花八门的保单，需要付出大量管理费用，而保险商在产品设计、营销和理赔上的运营复杂度和成本则更是高得出奇。

奥巴马方案的一大卖点，是推动保单的简化和标准化，并建立交易所实现保险集中交易，以此降低运营成本，然后用省下的钱来负担为实现全面覆盖而增加的开支。标准化和集中交易无疑能降低交易成本，但由政府通过强行规定保单内容来实现标准化，并未抓住问题的要害；目前的保单种类之所以如此庞杂，需求差异和保险商的市场细分只是次要原因，确实，因为人们对待健康风险和寿命长短的偏好不同，或者在健康与声色口腹奋斗冒险之间的价值取向不同，对保险产品也就有不同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可尽管需求有别，保险商却有足够的激励简化产品：保险的商业模式原本就建立在风险分摊和统计规律之上，而海量客户群是其成立的前提，因而，市场机制下的双向选择过程，会自动淘汰那些覆盖面过于狭窄的产品，标准化将是市场演化的自然结果。

实际上，产品繁杂化是政府过度管制的结果，管制阻挠了市场选择机制发挥作用；医保历来是吸引管制最多的行业，除了卫生部门，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和平权法都对医保产品施加了严苛的管制，除了联邦政府，各州也都有自己的医保法规；保险商为了满足50个州千差万别的管制要求，被迫为各州客户设计不同的产品种类，产品复杂度被平白提高了两个数量级，达到几千甚至上万个品种；可见，标准化的合理途径是解除各州的过度管制，然而奥巴马方案却与之背道而驰，他的办法是通过拔高联邦管制标准来实现向上一致化，通过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规定，为进入交易所的保单设置最低可接受标准，并禁止保险商基于年龄和地区以外的因素对客户实施区别定价。

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实现标准化，却大大压缩了个人的选择空间，那些依靠生活方式自律或放弃某些治疗而享受廉价医保的人，将被迫与他人共同负担日益高涨的成本；尽管奥巴马反复强调个人选择权会得到保留，但这完全是句空话，美国由私人购买的医保，由受益人直接向保险商支付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是由雇主支付，而按新法案规定，这些雇主在几年宽限期过后，必须进交易所交易，而在交易所销售的保单，又必须符合最低可接受标准，所以，只有当你在雇主按法律规定额度替你买的保险之外，自己再掏钱另买保险，你才能充分享受个人选择权；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次医改的主要诉求，便会明白对于奥巴马的目标而言，压缩个人选择是必须的。

美国自由派对医疗系统的诟病，集中在4500万没有参加医保的人，这些人不买医保，一方面是因为收入低，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保险商的风险控制策略下，他们得到的折扣往往较少，于是更加削弱了其购买意愿；保险商在识别风险时，只能借助那些容易获取的外部统计相关特征，而低收入往往与较高的犯罪率、意外伤害、不良生活习惯和发病率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甚至肥胖也与贫困高度相关；市场机制自然会把贫富阶层细分为不同的部分，所以，为了让穷人买得起医保从而实现全覆盖，必须把收入和风险各异的客户拉入同一个风险池，摊薄风险成本从而拉低价格，否则，要么穷人买不起，要么政府因过度补贴而破产。

由此可见，奥巴马医改的确是在向欧洲式平等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向发展，也就难怪会遭遇保守派如此激烈的抗议；反对者除了主张捍卫个人选择权之外，也指出，用来支持平等分配的事实被夸大了：4500万人无医保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医疗，实际上，除了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之外，大量民间慈善组织和教会医院在为穷人提供免费和廉价医疗，许多人远离医保系统是因为感觉它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大改善；哈佛健康经济学家Katherine Baick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提高覆盖率并非改善穷人医疗处境的良策，而成本分摊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而高覆盖率导致的需求刺激将恶化财政负担。

美国社会围绕医改法案的争论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各方关注和参与的热情不亚于大选；根据公共意见战略（POS）上周发布的调查结果，法案的支持和反对者各为25%和37%，与94年克林顿医改相比，支持和反对率都上升了2个百分点，可见这次人们表达立场的欲望更强烈；医改也给奥巴马带来了他上台后最大的反对和抗议声浪，支持率降至最低点，如果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扛不住民意压力，奥巴马将遭遇与15年前一样的失败，那曾是克林顿总统生涯的最大败绩，而当时民主党同样控制着国会两院；面临政治险境的奥巴马已开始表现出焦躁，他抱怨媒体偏离主题，还罕见的宣称为了医改成功甘愿只做一届总统。

就在这场争论日趋激烈之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扔下了一颗炸弹，她把法案中一项允许政府支持的医保用于支付临终意愿咨询服务的规定，解读成了最终导向由政府指定的死亡小组来裁定是否听任某些病人不治而亡的可怕结果；死亡小组这一简练鲜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成为热议话题，并在各种针对医改的基础会议上占据了焦点位置；佩林成功运用了一度成为奥巴马竞选利器的网络新媒体，她的文章发表于自己的facebook，然后又通过twitter迅猛扩散，在医改反对者尤其是保守派选民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怒火，对奥巴马政策的种种不满，很可能因这一浪潮而得以聚集和展示。

从字面上看，佩林无疑是曲解了法案的意思，所谓临终意愿咨询，是为医保客户解释未来可能面临的临终医疗的代价、效果和治疗中的痛苦，以便客户斟酌是否接受那些代价高、效果差而又痛苦的治疗，斟酌之后，他可以在医保合约上签字放弃这些治疗；咨询服务提供的只是信息和建议，决定还是由客户自己做，况且是否接受咨询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这里谈不上什么死亡小组；但是，如果我们从奥巴马医改的整体内容和主要指向来看，死亡小组这个字眼，尽管十分夸张，却准确的抓住了政府在健康和生命问题上，深度介入和干预了个人价值判断这一实质要害。

医改争议的背景是，美国人医疗开支的高得离谱，总额占GDP的16%，达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且仍在以高出GDP2.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联邦医保计划（Medicare）的无准备负债高达36万亿美元，在许多州，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开支占据了州税收收入的3/4，而雇主和个人支付的保险费，常常花掉一个中等家庭收入的1/4；这样的系统显然难以为继，因此任何改革计划成立的首要前提是能够控制医疗开支。

同样由政府提供医疗福利，美国开支却比欧洲高得多，原因是，美国采用的是需方补贴：穷人看不起病或买不起医疗保险，政府掏钱替你买单或给予补贴，美国政府大约负担了43%的医疗开支，法规还要求雇主为雇员购买医保，并为个人医保开支提供税务减免，这三方面措施大大提高了医疗需求，而对供给方则不予控制，相反，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每年300亿预算创造了大量新型医疗供给；而欧洲国家则通过公立医院系统，包办了医疗供给，医疗服务由计划系统平等分配给国民，所以，尽管医疗服务近乎免费，但开支是可控的，其典型的结果是英国诊所里漫长的令人绝望的排队。

美国的系统尽管代价高昂，但因为供需双方都得到了额外激励，国民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美国人更频繁的看门诊，更多使用新药和新技术；医疗消费的独特之处在于，消费本身会自动创造出新的需求，当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不断延长寿命的时候，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也随之而急剧增长，随着寿命从65岁延长到75、85、95岁，每位美国老人的医疗开支分别为30万、40万、55万和81万美元；多花数十万美元来多活几年，是否值得？这纯属个人价值判断，你可以把毕生节俭下的储蓄用来维持最后几年甚至几个月的生存，也可以趁年轻尽情享受，生了大病就潇洒一蹬脚，旁人无从置喙。

然而奥巴马方案正是要在这方面替个人做判断，通过严格限制保单设计，禁止保险商对客户区别定价，推行社区统一价，个人按自我价值取向而选择适合自己保单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将被剥夺；那些情愿放弃昂贵的老年慢性病和临终治疗的人，那些拥有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人，原本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日常医疗保障，而新法案将把他们强行拉入标准化保单和统一定价的行列，因为没有这些低成本客户，全覆盖的医保系统将无法负担留下的高成本客户；而同时，即便拉进低成本客户，政府还是必须对永无止境的医疗需求做出限制，否则，随着日益昂贵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医保仍难免被拖垮。

这样，一方面必须压制需求，一方面又必须惩罚低需求者，至于什么才是对待健康和生命的“恰当”方式，政府会告诉你；由此，政府将不可避免的背上这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称之为死亡小组并不为过。

首先要澄清，破坏环境的行为之所以需要受到限制，是因为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他人生存条件的破坏，这里的关键是：一些人的行为伤害到了其他一些人的利益，如果某人去破坏一个遥远星球上的环境，法律大概不会阻止。

一旦涉及到行为加害于他人的情况，这就成了权利问题：一个人，在何种情境下，可以做什么？或者反过来：一个人，可以在何种情境下，合法的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

对于权利，如果再加上一条：一个人，可以在某种情境下合法的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他是否可以在收取对价之后解除这一限制？如果可以，这种权利就是财产权，简称产权。

这样，环境问题的要害在于权利或者产权的缺失，而环境保护法实际上就是在拟制一种新型的财产权，而科学在其中的作用是：为这种拟制提供证据，证明某些行为的确会加害于他人。具体而言，如同其他产权，关于环境的产权可有两种类型：合法的加害权，合法的免于受害权。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环境法，应为界定这些产权提供原则，而不是简单的禁止某些行为。而这样的良法，通常不会来自行政和立法部门，而是来自诉讼、作证和裁决过程。

再看计划生育，任何人生下孩子这一行为本身，不会对他人构成伤害（除非她闯入别人家里去生，而这只是简单的民事侵权）；你大概想说：多一个孩子，这世界就多一张嘴，要多消耗一份资源。然而，如果所有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些成本全部会落到生育者自己头上，如果有慈善者愿意代为抚养，那也是他自愿，不构成侵权，只有在一个福利社会中，这些成本才会被迫由纳税人分担，所以，只有福利制度，才会将个人生育行为与侵犯他人利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而福利制度，正是我反对的。

不仅是生育问题，福利制度会把大量原本属于纯粹个人选择的事情变成公共问题，比如：该给孩子教什么？不该教什么？学校里该不该提到上帝？该不该讲进化论？什么病该花大钱抢救？什么病该放弃？退休年龄该是多少？

正是个人选择的公共化，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生育问题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