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第一章——

对上层社会繁殖能力的一种评估方法，即通过墓志提供的数字来计算志主的儿子数量，[37]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许多例子中，墓志中只记载存活下来的孩子，那些早夭的则被排除在外。[38]若将目标集中于超过六十岁去世的男性，即可计算他们所拥有的二十岁以上儿子的平均数量。如此，通过对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志进行统计，可知典型的男性精英平均拥有3.3个儿子，其中大部分都能成年。[39]若进一步精确，则其中18%的人有一子，20%的人有二子，16%的人有三子，42%的人有四个及以上的儿子，仅有3%的人没有男性子嗣。[40]有必要指出，在这些例子中的武人——特别是那些高级武将——普遍多子，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家庭策略，即以多产子来补充殁于战事的青年。然而，武人在本书讨论的精英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41]出于估计平均每位男性精英儿子数量，第二种途径涉及志主在其兄弟间的排行，这一细节在墓志中也经常得到体现。在出土于长安和洛阳的30岁及以上男性的墓志中，39.7%的人是长子，22.6%的人是次子，15.4%的人行三，10.5%的人行四。[42]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推断，大约17%的男性精英仅有一子，14%的有二子，15%的有三子，而半数乃至以上的精英则有四个或更多儿子。虽然无法通过这一途径计算平均数，但这一分布比例已经接近于一位男性有三个儿子这一平均数。[43]

唐代士族平均3.3个成年儿子，比英格兰贵族的平均2点几个（见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明显多，大概是多妻制的效果。

进化生物学中对子女性别偏好有个理论，叫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大意是，资源条件越优厚，越偏爱雄性后代，这是特里弗斯从他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曾详细介绍过，而且举了很多支持该假说的经验证据，

刚刚又听到几个例子，

1）911后的几个月中，美国男婴流产率显著提高，出生男女比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一效应逐月减弱，直到第8个月才完全消除，

2）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的出生男女比明显下降，

3）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斯洛文尼亚的出生男女比也明显下降，

4）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也出现类似情况，

@赵昱鲲: 除了营养水平外，与心理自信是否也有关系？我们家兄弟三人生了5个男孩1个女孩，但是我们家并不富，只是给孩子的心理支持很好。

@whigzhou: 有可能，关键是未来母亲是否产生*好日子要来了*的感知，至于何种线索会产生这种感知，可能性很多，依我看情感支持完全合格

@Helen干杯:关于保守派以高生育率取胜, 恐怕难。现在生育率高的时移民,且移民多为民主党所虏。

@whigzhou: 亚裔移民生育率很低，比白人低，第二代更低，拉丁移民第一代生育率很高（但也没摩门教徒高），第二代就高得不多了

@whigzhou: 不同种族背景移民前三代生育率：http://t.cn/RqFqmHV

@whigzhou: 当前亚裔移民年度增量已超过拉丁裔，墨西哥移民已开始净流出，若边境控制收紧，还会继续降低，所以移民生育率高这个判断已不再成立

@whigzhou: 半只烤鸭下肚，再说说刚才那个生育率的问题。

1）要区分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前者是行为倾向，后者是行为表现，

2）所谓行为倾向就是将外部条件映射为实际行为的函数，

3）两个在某件事上有着不同行为倾向的人，对应两个行为函数，

4）这两个函数在某个区间可以是重合的，

5）这意味着，拥有不同生育意愿的人，在区间A有着相同生育率，在区间B则不同

6）决定生育率的行为函数有着众多参数，姑且只考虑其中三个：A）收入，B）迫使个人生儿育女的社会压力，C）与生养儿女竞争时间（特别是女性时间）和金钱的各种其他活动的机会（或曰诱惑），

7）现代化和城市化尽管提高了收入，但也大幅降低了不生育带来的成本B，并大幅提高了生育带来的成本C，

8）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对成本B更敏感，对成本C更不敏感，

9）所以，即便两种生育函数在传统条件下接近重合，可是当B和C大幅改变时，其行为表现上的差距就拉开了

10）同性恋的情况与之相似（可能表现得更纯粹更极端），在传统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下，同性恋尽管缺乏意愿，实际上多数也会结婚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函数和其他人的函数在传统区间取值很接近甚至大致重合，但在现代区间就形同天壤了，

11）那些不肯生或生的很少的人，绝大多数并非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一方面促使其生育的社会压力消失了，同时自己又经不住各种与孩子抢时间的现代诱惑，结果她们便转向各种帮助其释放母爱的廉价替代品，于是便有了猫狗党和圣母婊。

【2018-2-15】

昨天发现这一逻辑在经济学里已经有了名字，叫动机挤出（motivation crowding）或过度正当化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只是还没人将它运用于生育率问题，目前的应用场景也都不涉及遗传改变，实际上，这是考察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很好切入点。

鲍德温效应和动机挤出是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两种很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的效应，前者由文化条件对遗传特征作同向拉动，后者作替代。

@whigzhou: 去年我在谈论当代低生育率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猜想：传统文化对婚育行为所创造的强大约束，或许弱化了部分人类的本能生育倾向，结果是，即便这方面本能已有所削弱的个体，也并不比其他人少生育，于是，当文化约束在现代迅速解除时，生育率便急剧下降。（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需求侧，成本侧还有诸多原因，对后者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分析，我就不啰嗦了）

@whigzhou: 最初产生这个念头是在若干年前考虑文化宽容对同性恋的影响时，今天又想了一下，发现这其实可以推广为一个更一般的原理，不妨将其称为『寄居蟹效应』（典出自《群居的艺术》第二部分导言）：文化铠甲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但也替代从而削弱了我们的某些本能，就像寄居蟹丧失了部分甲壳。

@whigzhou: 最著名的例子是骨骼纤细化，工具和火的控制部分取代并弱化了我们的牙齿、咬肌、口轮匝肌和颚骨……

@whigzhou: 文化进化一定也在我们生理和心理系统的许多方面留下了痕迹，而且不同群体所走过的不同文化经历留下的痕迹将有所不同，我相信沿此方向的探索会有不少发现，近视眼会不会是个候选？

许多社会都存在着父母对子女性别的歧视，汉民族成员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更不会陌生，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养育资源的分配上，更会以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的极端方式发生，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之下，则表现为大规模的选择性堕胎。

在前现代社会，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许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在102到108之间，这样到达婚龄时男孩数量就和女孩相当或者略少，但选择性堕胎会大幅改变出生性别比，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别比是120，最高的江西省达到138，苏北一些县市更高达170多。

类似情况在较轻程度上也存在于印度；但同时，也有些社会的子女性别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国西南的许多藏族和彝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常规水平，类似情况在非洲和欧洲某些地区也有发现，当然，这些不是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爱，甚至未必意识到，而是生理系统对环境条件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子女性别偏好呢？仅仅是所谓文化差异（这个词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来一股脑收纳各种“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的群体差异”的方便箩筐）？让我还是先回到生物学起点，看看进化理论能对此说些什么。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会偏爱女儿，因为男性传给女儿的是X染色体，传给儿子的是Y，而Y染色体比X短很多，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4%（按碱基对算）或3.2%（按基因数算），所以生女儿更合算；不过还没有经验证据说明这种偏向确实存在，假如真的存在，那一定是Y之外染色体上的基因实现的，而且Y染色体上可能会发展出对抗它的机制。

进化生物学在子代性别偏好上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是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它是在1973年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正在读博士的计算机科学家丹·威拉德（Dan Willard）在既缺乏经验证据也不清楚微观机制的情况下，完全从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

该假说认为，在父母能够帮助子女增进繁殖机会的条件下，那些资源条件优厚的父母，将偏爱雄性后代，理由我在前面文章里已介绍过：受雌性生育数量限制，投资于女儿的边际繁殖收益会很快下降，而儿子因为可以同时利用许多雌性的生育能力，可以更充分的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繁殖收益。

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对人类社会的适用性，已得到了多项经验研究的支持；人类学家威廉·艾恩斯（William Irons）在研究了土库曼约穆特（Yomut）部的婚育资料后发现，土库曼各部流行一种基于部落等级的嫁娶模式，女性要么嫁给本部落男性，要么嫁往更高等级部落。

在所研究时段，约穆特部处于该体系顶端，只有外娶没有外嫁，部分富裕男性娶多妻，导致男性的总和生育数（10.6）比女性（7.74）多出2.86，结果该部的性别比远远偏离正常水平，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60岁以上老人的性别比仍高达137（考虑到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便在中国该数字也低于100）。

类似情况在文化迥异的西方同样存在，伊莉莎·卡梅隆（Elissa Cameron）等人在2009年根据福布斯排行数据研究发现：美国亿万富翁的子女中儿子占60%（相当于性别比150），其中财产系继承而来的男富翁，和嫁给男富翁的女人，该比例更高达65%（性别比186）。

人类学家李·克朗克（Lee Cronk）的研究则从另一个方向支持了上述假说；肯尼亚的穆科戈多（Mukogodo）族早先以狩猎采集为生，上世纪初逐渐转向畜牧，并开始与相邻畜牧部落通婚，但他们的畜产远少于后者，而按畜牧部落的习俗，娶妻彩礼都以畜产支付（穆科戈多的旧习俗是用蜂蜜），于是该部落在婚姻市场上陷入了特别困窘的地位。

结果，该部落父母逐渐对女儿产生强烈偏爱，精细的量化观察发现，三岁前孩子中女孩得到的照顾和哺喂都远多于男孩：平均照看距离短77%，搂抱时间长82%，喂奶时间长56%，身高体重低于正常水平的幅度也小了一半多，偏心的后果是，男孩存活率远低于女孩，1986年时四岁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少了1/3。

塔马斯·伯瑞斯科（Tamas Bereczkei）1997年对匈牙利吉普赛人的研究发现，这一在欧洲长期处于近乎贱民地位的族群，也严重偏爱女儿，性别比低至89，前一胎是女孩时的堕胎率比前一胎是男孩时高一倍多，女孩哺乳时间比男孩长一半，上学时间长一年；从繁殖收益看，这一偏爱相当理性：每个女儿给父母带来的孙辈数是3.53个，而每个儿子带来的只有2.75个。

支持特－威假说的另一项证据是，女性受孕和怀孕期间的营养水平对出生性别比有显著影响，因为母亲营养水平是预测家庭资源条件是否优越的一个有用信号（尽管未必可靠），这一点最初在多种动物中得到证实，近年来多项针对贫困地区人类群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外对饥荒期间流产现象的研究也发现，男婴的流产率明显高于女婴。

其实，特－威假说还可以更精致化，高地位家庭中，夫妻双方偏爱儿子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理论上妻子的偏爱程度应高于丈夫（尽管尚没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推断），因为妻子自身和女儿都直接受限于生育瓶颈，要获得大量孙辈，唯有指望通过儿子的多妻策略来充分利用优越的家庭资源，而丈夫却可以通过（在婚内或婚外）寻找更多配偶来达到同样目的。

比如，家庭资源足以养活100个孙辈，一位妻子即便生下8个女儿，每个女儿又生下8个孙辈，也只有64个孙辈，但只要有一个儿子并多娶些媳妇，以同样生育率便可轻易达到目标，我们不妨将儿子通过多妻而产生的这一作用称为“儿子乘数效应”。

除了偏爱程度更高，妻子还面临时间上的急迫性：由于丈夫也偏爱儿子（虽程度较低），需要儿子来继承自己的高地位，所以假如某位妻子迟迟没有儿子，丈夫就更可能寻求其他机会。

假如我们将社会结构和继承制度上的差异也考虑进来，情况将变得更复杂；不难理解，家庭资源越庞大，寿命越长，父系继承越可靠，继承权越偏向男性，儿子乘数效应就越显著，妻子对儿子的偏好也就越强烈和急切。

与长子继承制和单妻制相比，诸子分产制与多妻制结合时，儿子偏爱会更强烈，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将儿子乘数效应集中在长子身上，所以随着已有儿子数的增加，夫妻对儿子的偏爱就会不断降低，而在分产制下，即便丈夫已有多个儿子，还没有儿子或只有一个儿子（很可能夭折）的妻子仍会强烈偏爱儿子。

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会进一步强化分产制的上述效应，因为在多代同堂家庭中，当辈份最高的父系家长仍然在世并控制着未分配家产时，每个男性子嗣都有望分到其中一份，所以在分家开始之前，兄弟们甚至堂兄弟们，都在竞相通过多生儿子来扩大自己这一支的份额，而在长子继承制下，这样的竞争预先就被排除了。

而在共享族产的宗族中，在族产权益中所占份额（比如对族产用途的表决权、族产用益权或族产收益的分配权），将由各支系的规模决定，而在父系宗族中，支系规模就是成年男性数量，各支系的香火旺盛程度，意味着祠堂里的牌位数、长老中的代表数，也就是宗族这个松散合伙企业中的股份比例。

类似原理在家族之外的社区利益竞争中同样适用：在父系家族组织盛行的情况下，对社区事务的发言权、对公共资源的竞争、纠纷冲突中的优势，都高度依赖于家族中的男性数量，特别是在法律保障薄弱、财产权缺乏制度性保护、侵夺强占频繁的社会，缺少男性的家族将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因而多生儿子的动机会变得十分强烈。

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不经意间，我已对汉族的重男轻女传统给出了一个解释，传统汉族社会同时具备了上面提到的强化儿子偏爱的全部制度元素：多妻制、诸子分产制、偏向男性的继承权、父系大家庭、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缺乏法治和对财产权的制度保障、权利需要由家族凭自身实力来捍卫。

这种情况下，对男孩的偏好已不再只是为了获得儿子乘数效应所带来的遗传收益，而是为了增强父系家族组织的实力，以便在宗族和社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为家族和自身获取最佳资源条件，当这一需要足够强烈时，即便资源优越或高地位这一前提消失，儿子偏爱仍会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地区，即便穷人也偏爱儿子。

宗族制度对子女性别歧视的影响，也得到了中国地区性别比差异的印证，按第五次普查数据，那些广东、广西、温州、福建、江西、湖南等近古以来宗族制度发达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都大幅高于平均水平；苏南苏北的出生性别比形成鲜明对照，而据社会学家韩海浪的研究，宗族组织在苏北相当发达，而在苏南则近乎绝迹。

这样，最初由高地位男性组织起来用于谋取繁殖收益的父系家族，一旦发达并流行起来，便演变成了家族各支系间和不同家族间竞争资源的工具，这一竞争模式继而推动了更大规模的宗族组织的发展，最终将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全部卷入其中（除了少数游离在此结构之外的边缘个体，或处于贱民地位的少数群体），并让置身其中的成员无论贫富都接受了重男轻女观念。

相比之下，在中世纪西欧，参与社会竞争的组织，主要通过非血缘的领主附庸间封建契约关系而建立，财产和权利也得到了更多制度性保障，这一保障随着近代宪政与司法体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可靠，同时，教会、行会和各种非血缘利益集团的存在，也让人们在谋取和保护利益时更少依赖父系血缘组织，因而不像宗族社会那样迫切需要男性家族成员提供战斗力。

@whigzhou: 写了《A Farewell to Alms》的读书笔记 http://t.cn/zY6mOem

@whigzhou: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whigzhou: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婚内生育率和溺婴了。

@赵昱鲲:这样下来西北欧女性应该进化得比东亚快，比如会比东亚女性天生更倾向于嫁出去或被娶，但是从日韩与欧美的比较看并非如此（当然可能是强大的文化作用，但从我的个人印象看欧裔美国人vs东亚裔美国人也非如此）

@whigzhou: 原帖说的是工业革命前的情况，后来变化很大了

@赵昱鲲:另外，印象中东亚生育率不比西北欧差啊？

@whigzhou: 嗯，我之前的印象也是如此，但统计显示中日的婚内生育率（5.1）只有西北欧水平（8.3）的一半，西北欧中最高的是法国（9.1），18世纪婚内生育率接近生理极限水平（相当于当代Hutterites的水平10.6）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维度上的细分还有待考察，但主要的数据都已摆在那里。

所以根本的争议只会发生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当我们从经验得出某些理论判断，并运用于比三十年更遥远的未来，或比个别国家更普遍的人类社会时，就需要重新检查我们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链条，而不能仅凭已有的数据了。

许多人以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为依据，断言这将成为未来各国普遍趋势，因而乐观的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将在一百亿附近得到遏制，这种看法尽管十分流行，但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适当时间尺度上的历史经验支持，因为目前的低生育现象最多只持续了两代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图景】

让我们暂且忘记种种复杂因素，先回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起点吧；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而生物之成为生物的根本在于，它们会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人要生育、人口会增长，相反，只有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止增长才是需要解释的，那么，为何有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发生了逆转，当代低生育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马尔萨斯看来，限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是可获取的生存资料（主要是食物）数量，该数量由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决定，它规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在达到极限之前，人口会一直增长；每当人口接近极限时，就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抑制，饥荒、瘟疫、战争等被动方式，或独身、晚婚、出家、溺婴等主动方式，这方面的现代改变是有了可靠避孕法，因而温和而人道的主动抑制可更多的代替痛苦惨烈的被动抑制。

当人类直接从环境获取食物时，极限水平直接由可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比如弓箭让人类能够猎取大型动物，船舶让人类发现新大陆；在发明了农业和工业之后，人类通过生产过程间接获取食物，从而引入了生产率这个新变量；历史上，每次栖息地扩张和技术进步都将人口极限拉上一个台阶，导致一个持续增长期，然后又在新的极限上达到均衡并停滞下来。

影响人口极限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假如少数权贵占有大量资源，并将其投入于非食物生产，那么同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能供养的人口便低于其最大潜力，所以，同等条件下，资源分配更均匀的社会人口极限更高，马尔萨斯观察到，结构更为扁平的中国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拥有更密集的人口。

社会结构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人口水平，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贵阶层为维持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生育率限制在远低于其供养能力的水平，而且通过示范和模仿，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会瀑布式的逐级向下渗透，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从而拉低总的生育率。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有些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只是利用了富余劳动力和无关食物生产的资源，而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劳动生产率也已降至极限，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仅当奢侈品生产挤压食物生产，或用食物出口从其他社会换取奢侈品时，社会结构才会影响人口极限。

【告别了马尔萨斯，但问题仍在】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幅图景还大致适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极大改变，以至于许多人宣称，马尔萨斯理论早已破产，至少过时了，经济学家如此宣称，主要理由是马尔萨斯的边际产出递减律是错误的，确实，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正如工业革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当创新和技术进步快速接连发生时，边际产出完全可能持续递增，从而让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

然而，简单的拒斥马尔萨斯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约束，假如技术进步果真放任人口按极限速率增长，即便不考虑生态均衡，不出五百年，地球的全部碳元素就都用于制造人体和食物了，就算届时人类已突破太空移民障碍，也终究会耗尽宇宙全部物质，所以无论如何人口必定会受到遏制，而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人口也已经发生了逆转。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以何种机制导致了人口逆转，这一机制是会长期持续，抑或只是局部或阶段性的？

【城市化改变了什么？】

最显著的事实是，生育率总是随城市化而迅速下降，都市化程度越高，降得越厉害；但这很难算得上一种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人口转变的微观机制，为何人们一进入城市就不愿早生和多生孩子了？

或许我们可以像加里·贝克尔那样用成本收益结构来分析生育决定，生育的代价首先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放弃自己的闲暇、消费、职业收入和事业追求，其次，假如已经有了孩子，再生一个就需要将有限资源（包括金钱、照顾和关爱）分摊到更多孩子身上，因而降低每个的养育质量。

现代城市在两方面都有大幅改变，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多职业机会，因而提高了其时间和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这些职业大多需要离家连续工作，相反，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农业中，农活可自行灵活安排，容易与育儿任务协调在一起，富裕家庭的妇女更完全脱离生产，专心育儿，甚至雇佣保姆和奶妈来提高育儿能力。

农村妇女常被严格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城市妇女更加独立自主，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更多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因而更难以忍受被育儿责任束缚在家务之中；同时，城市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状况的期望也更高，因而给自己施加了更高的育儿标准：更精心的照顾，更好的奶粉、衣服和玩具，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使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传统家庭那么多的孩子。

【缘何舍生育而求生活质量？】

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因为经济学将偏好视为给定的，然而从我们最初设定的生物学视角看，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为何城市妇女更偏爱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偏爱更高的抚养标准？为何同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若这些行为模式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遗传收益，其存在基础又是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人的本能，直觉上这似乎可以接受，但生物学上却难以成立，假如一种本能带不来遗传收益，反而会降低遗传收益（即让拥有它的个人比没有它时留下更少的后代），那这种本能就很奇怪，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要么它曾经具有遗传价值，要么是另一种具有遗传价值的特征的副产品，要么是某种特定文化机制的产物。

前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带来些提示，富贵阶层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将大量资源投入于维持一种奢侈昂贵的生活方式，这么做虽拉低了其婚内生育率，但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儿子们更早也更容易娶到妻子，以及更多的私生子；这些补偿优势一两代内或许不明显，但重要的是它能长期维持家族地位，从而让小幅优势积累放大。

这一点可以对照西欧封建社会和阿拉伯游牧社会来看，西欧贵族生的少，但贵族地位和财产权可靠，且延续时间长，许多家族可追溯数百上千年而香火不绝，而阿拉伯游牧部落酋长生育率极高，但游牧社会缺乏契约和产权制度，势力更替频繁，家族地位很难长期延续，因而以低生育换取长期积累性优势不是好策略。

【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

饭文#96: 人口争议的误区 （2009-03-25）

关于马尔萨斯，答1133（2009-04-09）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2010-12-01）

饭文#V1: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2011-10-20）

饭文#V2: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2011-10-21）

捐精冠军与后方兄弟（2012-04-23）

[饭文]人口的未来（2012-12-18）

@whigzhou: 许多被认为是“文化特性”的东西，背后都是人口压力等经济因素在支撑着，比如西欧人的晚婚晚育、青少年离家独立谋生，一到美洲人口压力一解除就全变了，早婚早到16/17岁，狂生孩子，没结婚的孩子也不离家谋生了，在家帮父母种地放牛，劳动力奇缺啊

@sw小橘子: 那中国为啥也早婚、狂生孩子、不离家谋生？

@whigzhou: 不同财产权/继承制度下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嘛，早生孩子、赖在家里，可以确保占到一份家产，狂生孩子这条不成立，人口压力很大时就都开始避孕/主动流产/溺婴了

@甜蜜温柔小可爱: 如果在財產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社會里，狂生孩子主要是男孩子，對一個家庭獲取社會資源至關重要。這也是爲什麽家族勢力在中國盛行。

@whigzhou: 对。这原理对大家庭内，家族内，同地区家族间，都适用

@sw小橘子: 回复@whigzhou:早婚育是兄弟堂兄弟竞争的结果？

@whigzhou: 对啊，尽早生出儿子对确保你在大家庭内的地位很重要，另外早婚也是同龄人竞争的结果，在条件有利时尽早确定一桩婚姻是好的策略，低就风险可以用纳妾来弥补

@甜蜜温柔小可爱: 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推論，所謂現代社會個體人的疏離感，是否就是部份源自財產權獨立而產生的人格獨立？

@whigzhou: 是的，除了财产权保障，还有契约执行保障，可以让个人摆脱对传统熟人圈互惠网络和人格化交易的依赖，简单说，现代人可以靠一份家当和一技之长在陌生社会活得很好，古人则不行

【后记】

这几天在读Gregory Clark的A Farewell to Alms，有段笔记刚好与此话题相关：

章节名：4
页码：第89页 2013-02-16 02:39:23

西北欧的生育模式是高婚内生育率+高女性单身率+晚婚，而东亚则是低婚内生育率+低女性单身率+早婚，结果两者总和生育率相当。
这一模式差异似乎源自婚姻制度，在东方多妻制下，（加上高女婴溺杀率），女性供给严重不足，因而需要抢先娶妻，导致早婚，但这样一来，想控制生育数量，就不能靠晚婚，而只能靠降低婚内生育率和溺婴了。

@GK同人于野 此书说人类婚外情现象数据实在不好统计，科学家不得不转而研究鸟的婚外情。但有一个人类的统计很有意思：西藏有两个丈夫的女性，生的孩子比一般女人少。而摩门教一夫多妻家庭，老婆越多的男人，他平均每个老婆生的孩子数也越多。我猜可以用中国后宫政治解释：生孩子是女人争宠的手段和排解寂寞的方式。

@-Lucifier-: ”后宫政治博弈“只说明了一夫多妻的富有家庭中女性的竞争策略是多生孩子、多分资源；一妻多夫家庭中女性生的孩子比一般女人要少，也需要一个策略解释：以资源获取的角度去考察，随着孩子的增多，丈夫们的亲代投资可能有变，如选择最像自己的那个孩子集中、大量投资→分散投资于西藏女性而言未必有利。

@whigzhou: 藏人多夫家庭生育较少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比单夫家庭更穷，因为多夫正是穷的结果

@-Lucifier-: 这确实更有可能。共妻不利于男性，两个男人还愿意，说明他们真穷到某个地步了。

@whigzhou: 多夫安排是为让弟弟们留下来帮助大哥谋生，在大哥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弟弟们基本没有性机会，通常还未发育成熟，假如老二与大哥年龄过于接近，常会被送去寺院做喇嘛——这是听邓巴说的

@恶人谷江小鱼: 这不是解释，除非“富人比穷人会多生孩子”是公理

@whigzhou: 未必需要是公理，只须局部成立即可

@whigzhou: 案例 http://t.cn/zW6PFXm

@小野猪君: 不明白多夫女人为什么会生的少？是同房机会就少吗？

@whigzhou: 多夫与少生是贫穷的共同结果，不是因为多夫才少生

@小野猪君 可少生是能控制的吗？他们也不会采取什么手段去少生

@whigzhou: 传统社会也有许多办法主动节育，比如禁欲、延长哺乳期、土法堕胎、溺婴（若未被发现，统计上就是少生了）

@whigzhou: 延长哺乳期是最常见的办法，较严重的营养不良也会降低生育率，另外，各类非常规床上活动，可能都是为了节育同时满足性欲而发明的

@冷酷的Noah: 博主都研究姿势了？雷人

@whigzhou: 我说的不是姿势，是拓扑结构

@小小nopainkiller 是一些什么原因使得文革10年中人口爆炸式增长？人口控制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为何我们是在文革后由胡耀邦提出并具体落实的？为何之前毛没有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之前10年有无鼓励生育的政策证据?

@whigzhou: 1）化肥/农药/疫苗/抗生素/铁路，2）胡之前早就开始2胎政策了，3）工分制

@小小nopainkiller: 这个解释就更为合理些了，计生委确实是早就有，不过好像是80年代初才由胡牵头开始狠抓的？之前没有这么严格是不是因为形式动荡？

@whigzhou: 不知道

@tcya24 想起王小波的《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马尔萨斯极限是在给定制度下，外国这样的内卷化也跟中国一样明显吗，如果不是，我们不同的约束条件主要是什么，文化？

@whigzhou: 有例外，但很普遍，英格兰是个突出的例外，黑死病到工业革命人口没怎么增长，原因未有定论，跟制度不大可能没关系

@whigzhou: 比如财产权的稳固程度、婚姻制、继承制、教会占有土地的数量，大概都是有关系的。

@小小nopainkiller 经过各种讨论，对十年间的生育率，或许可以归功于：1刘邓路线下人民公社已经生变，比如工分制以及更宽松的个人经济活动；2遍及城乡的基本医疗体系，尤其对于农村的卫生健康有极大帮助；3即便当时的政治动荡极端，但经济方面中央政府的失灵还是造成了下面各种活跃的阳奉阴违；4传统关灯之后的观念

@whigzhou: 这十年没啥特殊的，民国期间早就增长很快了，铁路和疫苗消除了大饥荒大瘟疫，补回晚清损失又另增了1亿多，战后又加上化肥农药抗生素，关灯说更是胡扯

@whigzhou: 顺便说一下，铁路修通之后的大饥荒都是人为制造的

@小小nopainkiller: 民国期间又没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忽视这死了几千万人会改变人的预期这个因素呢？在人吃人以及城里人都啃树皮之后，总不会人们还惦记着多生几个娃接着受苦吧？我指的特殊就是在考虑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后。

@whigzhou: 高死亡率一般会鼓励多生啊，巨灾过去之后都是出生高峰嘛

@whigzhou: 科学家捐精20年有600名后代 http://t.cn/zOCv3Oc 奥地利生物学家贝拓德·威斯纳于上世纪40年代在伦敦开设人工受孕诊所，该诊所号称使用一些高智商朋友捐献的精子，但实际上约有600多人是威斯纳的“捐精后代”。威斯纳在开办诊所20多年来，协助不育妇女诞下1500多个婴儿，他本人则在1972年逝世

@whigzhou: 这才是屌丝的逆袭！http://t.cn/zO0YRm1 Ed Houben, now aged 42, launched his business after becoming frustrated with his sexless life and had fathered 82 children in just nine years – 45 girls, 35 boys and two…

@whigzhou: 更多细节，人类进化方向越来越奇幻莫测啦 http://t.cn/zOWjdFI

@喂羊的月亮熊: 米兰昆德拉有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叫自私的皮球？

@whigzhou: 呵呵，昆德拉的书倒没读过，这种情况或许可以叫“士兵的后方兄弟们”，只是战场有所不同了而已

@whigzhou: 关于现代战争，常被社会学家忽略的事实是：战后婴儿潮多半是后方兄弟们的婴儿潮，社会学家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常以为当代精英在主导未来文化，而忘了下一代多半是精英背后的后方兄弟们生下的

@whigzhou: 我隐约感觉到，若考虑了这一点，某些看似莫名其妙的文化潮流变迁和价值风向摇摆，可能并非纯属偶然

@whigzhou: 近代之前，价值观流动表现出比较清晰的自上而下的瀑布式，此后，这种单一的方向性恐怕已不存在了

@whigzhou: #饭文#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http://t.cn/SPtkBm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

@whigzhou: 性选择所提供的文化动力，像一部龙卷风吊车，将社会吊离了马尔萨斯极限，但不会离的太远，因为一旦离开太远，玩的太嗨，后方兄弟们便机会大增，在下一代或下几代改变文化面貌，并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龙卷风，正是基于这一图景，我认为当今的城市低生育文化只是阶段性的，并非不可逆转

@dingxx: 历史研究和记载，好像总有类似“后方兄弟们”这样的盲点，正如艺术史往往写成艺术精品史，可以试想一种后果——如果百年后 人们认为王家卫和许鞍华就是香港电影的缩影，那该是多么大的误会啊

@whigzhou: 是哦，所以垃圾考古学更可靠，有必要在垃圾焚烧厂的传送带上装个照相机…

@李子暘：前几天听说一个在外地发展的朋友回京正忙着办社保，大惊，见面以后赶紧劝其停止做傻事，别再继续傻交钱，哪想到他所谓的办，是想把钱都提出来，从此放弃社保。呵呵，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sw小橘子: 把孩子看成投资品的父母是可怜可恨可鄙的人。

@whigzhou: 你这是铜臭过敏症发作，不是非要把孩子当肉畜养才叫投资，只要在近期增加了负担，而有望在远期收获快乐的，就可以叫投资

@sw小橘子: ……至于投资，并不是我理解得狭隘，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回报，以回报为目的生孩子的父母，在我看来都是可鄙的。

@whigzhou: 你无非是说，生孩子不能有动机，不能有权衡，甚至不能是一个决定，只能是一次意外，才是在道德上合理的，是这样吗？

@sw小橘子: 不是。生孩子是为了拥有成为一名父亲或母亲的幸福快乐。生孩子抚养孩子本身就是幸福快乐的来源。就如同助人是为了助人本身的快乐，不是为了被助者的感恩。

@我的susan说: 回复@吳瓊涯:赡养不是法定义务么，法院怎么判就怎么处置

@吳瓊涯: 回复@我的susan说:如果不能论证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相关的法律就是恶法。

@whigzhou: 这关乎习俗和价值观，有些人反倒觉得长幼间没有法定义务约束下的相互帮助才更能体现亲情

@吳瓊涯: 我的问题是“当子女拒绝赡养父母时如何处置”，也就是说，有否强制措施保证子女赡养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习俗没有什么制约力。

@whigzhou: 哦，我是针对“恶法”一说，恶不恶看法不同，关乎习俗

【后记】

1）无论从父母还是孩子的角度，按小橘子的价值观，生孩子都是一种投资（按其他价值观倒未必）：从父母角度，他们放弃了大量闲暇和资源，而在之后收获了身为父母的快乐，从孩子角度，父母放弃了大量闲暇和资源，让他们得以存在并享受生命。

2）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只要将分析限制在权利边界之内（即不去触碰权利边界该划在哪里的问题），经济学确实是价值中性的，擅自给经济学概念赋予价值含义是不可取的。

@whigzhou：#读史笔记#贫穷远非溺婴的唯一原因，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宋代宗室生育性别比（第四代为9.5:5.5）和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2.5）这两个数字中（来源：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whigzhou：#读史笔记#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最上面这条线是清皇室的数字）（来源：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whigzhou：我曾经提出一个关于生育策略的猜测：富贵阶层的生男偏好更强烈，收入稍高于温饱线的穷人更偏好女孩，上述两个皇室数字或许支持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