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 【物价飞涨！#美国火鸡培根涨价30%# #美国一个苹果卖9元#】

@InquilineX: 美国的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都是中国的6倍左右，所以要把美国商品的名义价格除以6得到的价格和国内同类商品比才有意义，比如原博说的一个苹果9元，那就相当于国内卖1.5元一个。

@whigzhou: 照你这么说，莫非收入增长的全部意义在且仅在于抵消价格提升？

@tertio:这个说的是心理感受吧，不涉及别的

@whigzhou: *所以要……才有意义*，这是在否定其他任何可能意义，而不是在强调某种特定意义

@whigzhou: 即便是专门考虑对物价变动的主观感受，*收入比例法*也是很糟糕的方法，一种消费品涨价可能造成的主观冲击，可以有更贴切的指标，比如：

1）相对变动幅度，假如苹果价格短期内突然涨五倍，让你感觉*变得太贵了*是很自然的，

2）更贴切的，是对预算结构的冲击，

除了基于近期价格记忆的变动冲击之外，消费品涨价的主观感受其实还可以归结为对预算结构的冲击，也就是涨价造成的对预算中其他部分的挤压效果，要评估这种冲击的程度，你必须考虑当前预算结构的特性，

比如，皆以收入中位个体为例，A国人年入500，B国人100，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消费品价格也要高5倍才能人A国人产生同样的*太贵*感受，因为两国的恩格尔系数不同，假设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2和0.4，那么其食品预算分别为100和40，比例比收入比小了一半，

而且食品里面的细分结构也会不同，较富裕者可能会把更大部分分配在上馆子、酒类、较昂贵的海鲜和有机食品，等等，这样，留给超市大路货的预算差距就更小了，

这个问题问得我有点脸红，我所凭借的，确实只是直觉，但直觉又怎么会基数化的呢？实际上，我得承认，我是暗自“估算”了一下的，可所用的算法十分山寨，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但既然问到这儿了，为诚实计，只好摊牌：

对于物价上涨的过程，我的看法是：一般地说，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增加，物价上涨，这是没错的，但其间的过程未必是平滑的，正如某种液体到某个温度要沸腾，但具体气泡的生成机理还颇有些复杂，并非凭空而发，处处一样。

充分竞争条件下，即便成本压力巨大，每个商家都不愿率先涨价，都希望别人先动，自己在跟进之前捞点好处，结果会形成一个滞后期，如果通胀很温和，滞后期可能很长，这时，大家都会憋到一个确信所有同行会同时调价的时刻，有这么巧的事吗？有的，比如重要节日，比如季节性商品的新上市季，商品或材料的型号款式升级换代，等等——我把这些时机叫做节骨眼。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些节骨眼，便为我们这些视统计局如粪土的草民提供了一个观察物价形势的良好机会，以节骨眼为参照系，可以粗略的识别出几种基本通胀形势：

1）若在所有节骨眼前后，价格都持平（这意味着节前的涨价在节后全部跌回），甚至下降，可断定发生了通缩（因为如果节骨眼不涨，平时就会因相互压价而下降）；

2）在温和通胀中，部分或全部节骨眼被用来涨价，但平时价格持平或有所下降；

3）在高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够用，平时也要涨几次价；

4）在恶性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存在，价格以固定加速度或固定指数连续平滑上涨。

我的本次判断便是沿上述思路，首先，观察到的涨价发生在春节前很久，我认为无关于任何节骨眼（如果我错了，很可能就错在这里），因而，我认定当下处于第三种形势，而这种形势的通胀率是两位数，其次，既然等不到春节就涨了，估计春节期间会再涨一次，我把估计数字乘2，得出了上面的数字。

上述理论未经任何实证检验，山寨得令人发指，估算数字也粗糙随意的令人发指，但我暂时已满足于此状态。

所谓转折性事件，无非两种：

1）大幅度收紧银根以收回货币，估计他们不敢；

2）迅速开放几个大产业来吸纳货币，估计他们不愿意，即使愿意刚刚被抢过一遍的投资者也未必敢。

注：我所使用的通胀率是以消费物价定义的，我知道许多人不同意这一定义，但词汇之争是最无聊的，我没任何兴趣参与。

还是延续那个关于肥皂的例子吧：

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在产能转移和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制造消费品所需原料的以美元计的价格上涨了，那么同样是肥皂，它们在中国的命运如何？

假设一块肥皂，全球化之前，在中国制造成本10元，其中原料5元，折旧3元，劳动2元。现在把大量制造业产能移到中国，劳动需求大增，提高了工资水平；与此同时，原料的美元价也提高了。此时，如果继续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一块肥皂的原料成本将和其美元价同步上涨至5*1.67=8.35元，劳动成本上涨至（比如）3元，结果肥皂在中国的人民币零售价上涨43.5%，这一机制适用于所有消费品，因而结果就是中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大幅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相反，如果放任人民币升值，虽然原材料的美元价涨了，但其人民币价格仍可保持相对稳定。

这一分析的关键在于指出了全球化和产能转移对于中美两国消费品成本结构的不同影响，如果这两种影响之间是由一个刚性的汇率杠杆连接在一起，那么西方的CPI稳定政策将在东方撬起消费品物价。当然，实际的物价波动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但基本动力我相信就在这里。

虽然逻辑并不复杂，许多朋友仍表示难以理解，还是举个例子吧：

假设一块肥皂，在美国制造成本10元，其中原料2元，折旧3元，劳动5元。现在把生产外包到中国，劳动成本降至1元，总成本变成6元，假设零售价与成本同步变动，则降价40%，但美联储的政策是维持消费品价格稳定，怎么办？增加货币供给。结果，肥皂成本仍维持在10元，但其构成变为：原料3.33元，折旧5元，劳动1.67元。——瞧！原料价格上涨了67%。

2）关于价格与需求的关系

有朋友问：石油价格几个月内从147跌到50，难道需求一下子减少这么多？怎么可能？

这是对需求与价格之间关系的误解，需求和价格同方向变动，但并不是同比例的线性变动，价格下跌10%，对应的需求下降多少，要看需求价格弹性，对于某些商品，比如粮食等必需品，弹性很小，稍有短缺，价格便暴涨，但即使暴涨了，需求下降也不多。

全球化与币值失衡
辉格
2008年6月17日

越南危机和新一轮油价上涨再次将通货膨胀问题推入舞台中心，成为国民经济的焦点问题。那么，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浪潮和通货膨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有人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只要央行拧紧货币龙头，就不会发生通胀。这么说完全正确，但用处不大，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货币龙头很难拧紧，而另一些时候则毫不费力？探明通货膨胀的动力学机制，对于我们理解通胀的发生条件和做出适当的应对，将有所助益。

我认为，近年来的全球性的、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陈旧的汇率政策所共同导致的币值扭曲，这种扭曲通常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压低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这一方面导致国内比正常币值下更多的本币供应，另一方面造成投机者对本币升值的预期，从而诱使大量外资流入，同时，其外汇储备政策和储备持有方式也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流动性泛滥并最终诱发通货膨胀。

对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结果是其总产出中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的消费品组合，其总成本下降了，而其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也下降了。（为了说明方便，下面以美国和中国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持物价稳定，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联储必须通过增加货币量让美元贬值，否则物价水平将因成本下降而下降。由于货币政策盯住的是最终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因为初级品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比例较低（这正是它被叫做初级品的原因）。

对于新兴经济体，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制造业产能扩张，同时伴随着国内的大规模工业化。由于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原本就很低廉，因而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美国那样的成本水平和结构的变化，相反，在农村隐性失业消除之后，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总产出的成本构成中劳动成本的比例可能还有所上升。此时，如果这些国家执行与美国相同的货币政策，即维持最终消费品价格稳定，就会让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大致上都是跟住美元，往往刻意压制本币的升值倾向。阻止本币升值或升值不到位的效果相当于部分地放任本币跟着美元贬值，但同时最终消费品的成本又没有像美国那样下降，结果就是国内通货膨胀。

这样，两种成本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的不同变化，当遭遇到陈旧僵化的汇率政策时，便为通货膨胀准备好了动力源。就像一块翘翘板，美国那一头的成本下降要求美联储压下美元，因为中间的连结是刚性的，于是在另一头撬起了中国的物价水平。对升值的压制还造成一种尴尬的循环：美联储试图将美元贬值，这一努力部分地被人民币跟着贬值所抵消，于是联储继续努力压低美元。

推动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汇储备，按现行的做法，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把每一张美元复制了两份，一份兑换成本币支付给出口商，另一份由央行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流回美国，其结果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凭空多出了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而同时，对人民币升值的人为压制制造了投机商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将这些多出来的货币中很大一部分又以各种名义和渠道吸引回国内市场，造成国内流动性更加泛滥。至此，通胀所需的动力和弹药皆已具备，最后，初级产品的紧缺只不过点燃了导火索。

商品价格，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中的一大景观。对此大致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涨的消费需求，由此大幅拉高了商品需求，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降低了下游产品成本，结果，相对缺乏短期供给弹性的初级产品价格便迅速上涨。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联储不恰当的货币政策（比如长期双赤字和低利率）导致美元过度疲软，令资产持有者丧失了对美元的信心，同时又没有能代替美元的储备货币，于是，用索罗斯的话说，“索性逃离一切货币”，把实物资产尤其是大宗初级产品当作避风港，导致后者价格猛涨。

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都可以成立，所以对错只能由事实来检验，而在涉及商品价格的庞杂纷乱的事实中，我认为黄金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几千年来，人类对黄金的价值已建立了极为牢固的信念，黄金也最普遍的被用作价值的尺度和货币的本位物，历史上，每当人们对货币系统的信心发生动摇时，首先想到的避风港总是黄金。相对于其他资产，黄金在货币崩溃条件下具有最佳的流动性。所以，如果初级产品价格猛涨是因为对货币丧失信心，那么，价格涨幅最大的就应该是黄金。因此，我把“黄金价格涨幅是否大于其他初级产品”认定为检验上述两个观点的判决性证据。

于是，我检查了大致从1999年开始的这一轮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晚了几年）的有关数据，粗略地说，这段时间中，按美元计价，黄金上涨了不到2倍，原油涨了5倍，铁矿石4倍多，铜4倍，粮食3倍多。显著的差异和一边倒的结果足以令我判别，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价格上涨不是因为货币恐慌，而是因为短缺，是需求拉动了价格。

对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声讨由来已久，对美国霸权心怀不满的媒体也乐意传播此类观点。依我看，美元体系尽管不算完美，但依然稳健，远没到穷途末路。索罗斯在他上月出版的新书中，声称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元体系制造了战后“60年大泡沫”，而现在这一泡沫正在破裂。

像索罗斯这样以市场扭曲为牟利机会的大投机家，时而从他口中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对此我们不必太诧异。危言耸听有时能引起一阵恐慌性举动，造成短暂的市场扭曲，而这正是投机者的机会所在。如果能更上一层楼，让国会议员也跟着恐慌，脚忙手乱之下出台一些除了扭曲市场没有任何效果的干预和管制措施，那就会制造出更多投机的机会。

实际上，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或许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用同样的原材料，现在比过去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最终消费品了。自从与黄金脱钩，美元变成fiat money之后，美联储根据若干经济指数来调节货币供给，其直接目标只有两个：让经济有足够流动性，物价平稳。后一目标要求货币政策盯住物价指数，而该指数的设计所针对的是最终消费价格，所以，当生产成本降低时，货币政策保持了最终消费品价格平稳，结果自然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事实正是如此，过去十几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和供应链革命取得成果，美国的消费品成本一直在持续快速降低，而因为美元盯住的是消费品价格，所以相对地，初级产品的美元价格便快速上涨。如果这一观察更接近事实，那我们就不必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过于担忧，只要适当的货币政策能保证消费价格平稳，更不必为担心美元崩溃而惊慌失措，去排队把金条扛回家。

从去年底开始，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新劳动法颁布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股寒流袭击了中国制造业，先是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大批工厂减产、亏损、撤离、甚至破产。我注意到，在这股寒流中，虽然大企业也受到影响，但陷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的，主要是中小企业。据《中国经营报》13日报道，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面临停工或倒闭，其中打火机企业已经倒闭了八成，用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周德文会长的话来说，“船太小经不起风浪”。相比之下，大企业则没有出现类似局面，制造业龙头老大富士康甚至还在继续扩大产能。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价格波动，小企业就显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小企业现金流不足？但他们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样较小。缺少银行信用支持？但在当前紧缩政策下，大企业面临同样问题。这些或许是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小企业，特别是国内的小企业，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议价机制和对冲工具，这使得他们在价格波动大浪中地位非常脆弱。

大型制造企业为了确保稳定供应和降低风险，通常会就其关键原材料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约，这么做也有助于供求双方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十几年来的供应链革命进一步密切了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大企业的供应部门还常常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头寸交易，以求最大程度降低价格风险。

但小企业很少能这么做，一是因为小企业的产品销量更难预期，产量也就无法事先计划，第二也更重的原因是小企业数量太多，供应商不可能和他们逐个议价。签订长期供货合约无门，小企业就只能到期货市场上去对冲风险，但在这方面，他们同样面临困难。首先是国内期货市场尚不成熟，商品种类和合约类型都不够丰富；其次，进行期货交易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和习惯都有待培养；最后，早些年的动荡、丑闻和政策干预给期货市场留下了坏名声，让多数诚实守本中小经营者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当原材料价格迅猛上涨时，上述差异便立刻表现出来。由于价格波浪在沿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存在时间延迟和弹性阻力，即制造商无法通过制成品的提价将材料成本增量立即和完全地转嫁给下游，这样，长期供货合约就为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这种合约通常可以保护在他们几个月到一年内免受价格冲击，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压住产成品价格来逼死小企业。而小企业由于缺乏价格避险手段，只能忍受现货市场上已经暴涨了的材料价格，当成本压力超过极限时，便只能停产或者倒闭。

一轮冲击波过后，将有大批小企业被击垮，而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可能是价格波动被证明是短期的，大企业也利用缓冲期熬了过来，另一种可能是价格上涨长期化，而此时已被大量击垮的小企业留下的供给缺口让大企业可以从容调整产成品价格来弥补前期亏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从去年危机开始以来，富士康高管几次接受采访时所表露的自信，或许还有几分得意。

中小企业历来被视为创造力、经营灵活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他们在这一轮价格波动中的遭遇是不幸的。对此，政府能做点什么吗？基于上述认识，答案是明显的。首先，应该允许小企业更自由的参与和组织行业协会，小企业无力单独和供应商长期议价，但协会可以提供某种服务于小企业的集体议价机制；其次，要进一步放松对期货市场的管制，允许更多商品种类进入，允许合约创新；最后，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只有充分市场化的银行才能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让后者获得更多其原本有能力获得的流动资金和信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