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爱化妆爱打扮，这现象我以前讨论过，属于逆向性选择，和雄性鸟类爱装扮身体差不多，但奢侈品消费是另一码事，以高出数十倍的价格，购买实用功效相差无几的衣服首饰、化妆品、手袋，仅仅用装扮需求是无法解释的，这里面显然有着与男性购买豪华跑车类似的炫耀因素。

问题是，用炫耀需求来解释女性的奢侈消费，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因为：

1）炫耀的目的通常是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财富，最终证明自己对潜在配偶和子女的保护和抚养能力，但在性竞争中（正如Bill所指出），一般是男性才有更强烈的需要去证明这些东西，而女性被更多关注的，是其生育能力、遗传禀赋、哺乳能力、对孩子的爱心等等各种衡量好母亲的指标，显示财富和地位看上去并不能帮她在性竞争中获得优势；

2）更奇怪的是，依我观察，在当今的女性时尚追逐战（或者叫比美大赛）中，男性似乎已丧失了评价者的地位，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花样，好像只有女人自己才看得懂，至少在我这个男人眼里完全是一头雾水，相信许多男人都有同感，这就诡异了，本来女人打扮是给男人看的，可现在时尚却貌似变成了女人们自我评价、自娱自乐的封闭游戏，不再顾及男人的看法，这是为什么？

这确是个困难的问题，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解释是，女性奢侈消费是一种“代理消费”，就是说，她们是替丈夫（对未婚女性则是父亲）挣面子的，这当然能解释许多情况，也绕过了上述两个困难，但要说所有（或大部分）女性奢侈消费都是代理消费，却难以让人信服。

我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起初只有装饰需求，但装饰是有成本的，随着女性之间的装饰竞赛逐步升级，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某些女性为了及早决出胜负，采用了吓阻策略，一下子就用上成本极高的装饰品，借此告诉竞争者：这场游戏很昂贵，我看咱们就别慢慢耗了，看看我们的财力差距，劝你还是尽早退出、另择佳婿算了，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所以，女人的炫耀多半是炫给其他女人看的。

Bill不同意我的解释，其实我对此也不是很有信心，关键在于，女性的装饰竞争中，可以影响男性选择的装饰手段的开发空间是否足够大，而财力对此有多大帮助？假如空间不大，或即便手段用尽也花费不多，那么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就难以持续展开（过不了几轮就熄火了），而这样的轮番升级前景又是吓阻战略的前提。

假如我们回到古代，情况可能更有利于我的解释，那时候，制造和维持各种“丽质”的成本都不低：要维持皮肤细嫩、指甲随时干净、飘逸的长发、好看的发型、身上头发里没虱子，都很不容易，甚至经常洗发洗澡都很难办到，每个环节都要花大价钱，包括雇佣侍女，这种情况下，军备竞赛是容易升级的，空间也不小。

不过总的说来，我对这一解释仍不太满意，所以，今天又重新考虑了一下，并发现，如果把凡勃伦的代理假说结合进来，好像会更有说服力：替丈夫挣面子，其实可以提前开始，从尚不知未来丈夫在哪里的时候就开始，即，从一开始就努力把自己装扮成那种男人娶了会倍有面子的女人（注意，这与“生育力强且适合做母亲的女人”这一最初的竞争焦点是很不一样的），这样一来，大家闺秀、淑女、才女、品位女，等等因素便顺理成章进入了性竞争的战场之中。

有了这个起点，军备竞赛的升级空间便大大扩展了，吓阻策略也就有了运用条件（其实只要升级空间足够大，极贵的奢侈品也可解释，吓阻策略不是必须的，但该策略能解释升级阶梯中的巨大成本鸿沟）。

代理（包括提前代理）假说的妙处在于，它解除了男性作为性选择中的直接评价者的任务，把他们变成了间接评价者，其实这一现象在其他领域也可观察到，比如科学界基本上是同行评价的封闭圈子，和女性时尚圈一样（我觉得），谁是大牛自己人说了算，但这并不妨碍社会选择机制仍对科学研究起着作用，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可以不懂科学，但可以让科学界自己挑出几个牛人来，然后加以奖励，那些被代理的丈夫和未来丈夫们，其实和这些委员处于类似的境地。

……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

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中……，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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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