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和伊丽莎白这段姻缘，有个重要背景，就是一战造成的欧洲王族圈大撕裂，一战前，欧洲各国打来打去，但并不影响王室间持续通婚，一战中，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彻底压倒上层的传统婚姻纽带，迫使各王族成员不得不站队表态，

英国王室自汉诺威朝以来就有很深的德意志渊源，为了表态只好将族姓从萨克森-科堡-哥塔改为温莎，

菲利普的爷爷乔治当初被挑出来做希腊国王，是因为当时丹麦足够弱小，由他接位可以避免吞并之嫌，符合1832年《伦敦协议》不许任何强国王族获取希腊王位的原则，而且乔治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很适合平衡需要，

一战中，希腊王族也被迫站队，当时希腊民众强烈亲英（实际上他们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就一直亲英，当时选定乔治之前，希腊民众在公投中95%投给了维多利亚的儿子阿尔伯特），可是乔治的继任者君士坦丁是个亲德分子，但也不敢公开得罪英国，所以选择中立，结果希腊两派就打翻了，

这次站队错误给了希腊沉重打击，在紧接着一战的希土战争中，希腊既没得到英国的实质性支持，也没在国内建立团结一致的力量，惨败之后，王室遭驱逐，菲利普一家便在其中，

可是撕裂并未结束，随着英德关系再次紧张，欧洲王族很快面临另一轮站队，菲利普的四个姐姐全部站到了德方，嫁给了德国贵族，只有菲利普跟着他母亲站到了英国一方，

而他母亲的立场正是上一轮站队的结果，他外公路易是黑森的公子，因为继位无望而跑到英国，加入皇家海军，并且一路腾达，一直做到第一海军大臣，一战期间，也是为了断绝德意志渊源，把族姓从巴登堡改成了蒙巴顿，他儿子路易·蒙巴顿，就是后来的印度末代总督，战后也曾出任第一海军大臣，和帝国参谋总长，

就是在二战前的风云时刻，菲利普步外公和舅舅的后尘，加入了皇家海军，并且采用了蒙巴顿这个娘家姓氏，

就在同一年，乔治六世夫妇前往皇家海军学院巡视，菲利普的舅舅路易·蒙巴顿（当时也在海军服役，而且是宫廷红人）承机让正好在海军学院受训的菲利普陪同公主，这才有了13岁纯情少女向18岁大表哥求爱的千古佳话

@whigzhou: 近代的民族主义热潮，或许也是一种密涅瓦现象（指一种东西在其临近衰亡之前突然兴旺发达了一阵），从制度上看，构成其基础的诸文化元素，与现代性是不相容的，但从传播和组织的角度看，现代化为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机会，使得民族国家的创建成为可能，或者在它失败的地方造成持续动荡。

@whigzhou: 所以我们看到（也可预料到），在宪政发展滞后于技术/经济现代化、因而其制度无法容纳纳现代化所带来的高流动性的地方，民族主义早晚会膨胀为一头巨兽，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让所在国家陷于动荡，或给其邻居带来危害。

@Kyo先生和他的胡子:求“minerva现象”详解

@whigzhou: 可以看看Tyler Cowen的《创造性破坏》，他分析过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几种密涅瓦现象

@whigzhou: Cowen说的密涅瓦，原理是这样的：比如一种地方性艺术，因现代化而暴露于外部世界并广受青睐，从而得以繁荣，但这种接触同时破坏了其存在基础，结果热了一阵就很快衰败

@whigzhou: 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古镇热，古镇因现代化带来的旅游热潮而广受追捧，但现代化同时也消灭了其存在基础，结果沦为花瓶

@whigzhou: 我印象中，80年代曾有一波相当强劲的评弹复兴浪潮（估计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戏曲），大概是得益于收音机的普及，但这浪潮很快就过去了，再没有回潮

@史学理论陈新 此文可收藏，谢@姜鹏_复旦 兄推荐：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t.cn/zl9CeyT

@洪浩_kaoputive: 转发微博

@whigzhou: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史盲

@whigzhou: 莎士比亚的剧社开始叫Lord Chamberlain’s Men，女王驾崩后改叫King’s Men

@whigzhou: 起初没叫Queen’s Men只是因为听起来不好听，呵呵

@whigzhou: 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另一大标志Great Bible就更不用说了，王权手造

@whigzhou: #饭文#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http://t.cn/h46YAn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

@平沙_Cong: 辉格总这篇有托利党人的味道啊，我喜欢！

@whigzhou: 拥护立宪君主是我们柏克党人的光荣传统，详见《法国革命论》

@詹万承:疑问：如果君主制真能遏制民族主义情绪，那日本又怎么解释？

@whigzhou: 君主制不是遏制民族主义，而是接管了它，把它政权那里引开；日本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确实被从政府那里引开了，但政府却没控制住军队，军队裹挟君主扛起了民族主义大旗

@whigzhou: 日本的对外战争是军队甩开政府自己打起来的，然后才把政府拖了进来

@whigzhou: 明治后日本宪政结构的致命缺陷是：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但军方却能倒阁

@abada张宏兵: 但是美国独立不就是对英国的政变吗？

@whigzhou: 不是，政变是本国军队（或其一部分）颠覆本国政府，大陆军队是另起炉灶的，算是造反

@whigzhou: 我用政变为例，是想说明：有君主分走部分合法性资源，强人就难以获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所需要的价值感召力，并垄断全部合法性资源，这一点当然不只体现在军队上

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辉格
2012年6月6日

继去年的王长孙大婚之后，英国民众又迎来了女王继位60周年钻石大典，各英联邦国家也都遥望同庆，平时隐居深宫的王室一时间频频亮相前台，举世瞩目，风光无限；世人在看热闹之余，也难免提起君主制这个老话题；诚然，多数英国人和英联邦国民都希望延续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君主制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有何作用，却很少说的清楚。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就像一件古董，既然大家喜欢观赏而又无害，何必丢弃它？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而仅仅是一种装饰？

假如人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近现代史上那些特别激进、顽劣乃至暴虐的军事独裁者，很少能容忍自己头上有一个君主，哪怕这个君主毫无实权，相反，在西北欧那些保留了传统立宪君主的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甚至没出现过丝毫政变的苗头，这又是为什么？

从形式和条文看，现代军队的指挥体系和规章制度都大同小异，可为何一位英国将军压根不会动武力干政的念头，而他的葡萄牙、希腊和泰国同行们却时常会动这样的念头？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看清价值观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权力来自武力，这没错，但常被忽视的是，权力更来自组织，仅凭个人武力，哪怕手持最强悍的枪炮，恐怕连一个村庄都控制不了。

国家机器只是个比喻，每个部件都是由活人而非机械所组成，每个上级指令必须获得各级人员的配合才能被执行，因而，高级将领在采取法外行动之前，必须确信能获得下级军官压倒性多数的配合；可是下级军官为何要配合你呢？假如他持有捍卫现有制度的坚定信仰，并视之为其人格与名誉的基石，就可能宁死不屈，即便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也要评估你成功的可能性，而这又要看他相信你能赢得多少支持配合者。

所以，最终决定事态的，是对现行制度和行动目标的众多个人信念在整个组织结构中的分布状态，一项行动若要指望成功，至少要有把握打通关键几条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链路，命令在通过每条链路的各环节时都能获得充分配合，这一要求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军队中，是颇为严苛的，所以，除非组织里充斥着见风使舵、信奉成王败寇的机会主义者，即便由最高级将领发动，法外行动的成功率也将会很低，这样就没人会动念头。

而正是在信念与价值观的集体分布上，君主制或许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因为立宪君主制分离了民族价值与政府职能这两大国家元素的载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一方面得益于交通、通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组织力，同时也充分挖掘利用了源自部落时代的对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情感，通过国民教育、历史与经典编纂、英雄与传说的塑造渲染、民族语言的统一等等建构手段，创造了民族这一维系现代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现代国家在拆除地区性贸易壁垒、提供普遍法律保障、创造流动性大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其成功也强化了文化认同，特别是像英国这样成功的国家，其制度保障之下的个人自由、贸易繁荣、生活富裕都有目共睹，人民因此而爱屋及乌的心生民族自豪和爱国热情，当在情理之中。

然而，民族主义也是头极度危险的猛兽，特别是当它与权力机器紧密结合时，其单一化特征与宪政与法治所需的多元权力制衡结构格格不入，当执政者同时成为民族命运的指引者与守护神，成为民族导师和民族光荣的象征，对其权力的种种制约便可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之下完全失效。

幸运的是，英国的君主制分离了两大元素，荣耀归于国王，唾沫归于首相，民族热情与爱国主义无碍于对政府的批评、对政策的反思和对权力的抗衡，首相们永远只能甘居于大管家的身份，没有扮演导师与舵手的机会。

诚然，国王已很久没有实际运用其权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王座没有功能，或许他的存在本身就消除了其行使权力的必要性，一项制度构件的真实功能，有时需要在边界事件而非常规状态中考察，世人不了解君主制在宪政结构中的价值，或许只是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边界事件，毕竟，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从未有过任何政变苗头。

虚无主义（nihilism）和泛灵论（animism，也叫万物有灵论）在气质上是如此截然相对，一个天真烂漫兴致勃勃的把什么东西都看作有生命的，简直就是可爱多，另一个则总在一旁鄙视的哼哼，这些都是假的，幻象而已，根本不存在，活像看穿一切的世故老朽，随时准备扫每个人的兴。

可实际上，这对活宝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的意思是，任何存在物都有一个不可分割、不可异动的“本质”，这是它得以作为其所属种类而存在的基础，丧失了本质，它就不再是这种东西了，并且，同一种类存在物的本质们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它们被归为一类的原因所在，不同的只是“表面”特性。

听起来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吧，比如我屁股下的这把椅子，本质主义者看来，它“里面”存在着某个东西，姑且叫它“椅性”，这是它之成为椅子的基础，我砍掉它一条腿，它还是椅子，因为它并未丧失椅性，只是有点“缺陷”而已，我再敲掉它靠背上的一根木条，它也还是椅子；或许有人会不知好歹的问：那要敲掉多少它才会丧失椅性啊？或者：椅性到底躲在它的哪条腿里啊？但本质主义者是不屑于回答如此庸俗的问题的，呵呵。

泛灵论是本质主义的一个实例化：所有存在物都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叫“灵魂”（soul或spirit），各种灵魂虽有所不同，但都和人的灵魂一样，会思考、有欲望和喜好、会感受痛苦与喜悦，并控制着其所在存在物的行动。

一个稍高级的泛灵论版本是多神教（polytheism，比如希腊多神教），他们认为，同一种类存在物的灵魂不仅相同，还是从同一个灵魂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并且，尽管这些灵魂脱离了母体，却仍受母体的控制（每个希腊神就是这样一个母体）；更高级的版本是一神教（monotheism），他们认为这样的母体有且只有一个，但灵魂子体在分离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质，因而构成不同的种类。

虚无主义否认许多被提及的存在物的实在性，而他们否认的方式和我对付椅子的方式一样：把椅子腿一条条砍下来，边砍边问：椅性呢？在这条里吗？还是这条？嗯？究竟在哪条？说！说不出来吧？所以嘛，根本没有什么椅性！根本不存在椅子这种东西！

显然，虚无主义判别实在性的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只不过他们否认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被提及的东西的实在性而已，而其中有些虚无主义者使用的还是泛灵论版本的本质主义，即，他们否认某种实在性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中的灵魂。

比如民族问题，那些滥用民族概念的人，不仅认为民族是存在的，而且民族还会像个人那样成长、发育和思考，可以拥有自己的光荣和梦想，可以感受到痛苦和自豪，总之，它有灵魂，这些人不妨称之为泛灵论民族主义者，而民族虚无主义者则认为民族根本不存在，理由是民族既不能思考，也感受不到痛苦，更无法拥有梦想，那些以为它能这么做的历史叙事都是虚构的，是胡说八道。

两种说法都很荒谬，当然，他们不会表述的看起来这么荒谬，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但那只是因为没有深挖下去，比如，虚无主义的一句名言是“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假如挖下去就会问：那为何不说，根本没有人，只有一个个细胞呢？或，根本没有细胞，只有一个个分子呢？

归根结蒂，他们顽固的相信，相对于其他结构层次，个人这个结构层次有着哲学上的特殊地位，可以否认社会的实在性而不能否认个体的实在性，说到底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

抛弃本质主义即可避免这两种荒谬处境：是否存在某个叫“人性”或“民族性”的东西并不重要，对于怀疑论者来说，承认某种实在性仅仅意味着，他认为引入这个概念可以让他更好的在某个结构层次上观察和谈论世界，比如“民族”，这个概念可以让他更好的理解，为何某一时刻一大群人会同时涌向一个征兵站？或冲向一挺重机枪？或在脸上和屁股上都刷上三色图案？假如对此有所助益，那就够了。

就方法论而言，识别或界定什么椅性、人性、民族性之类的东西是无聊的，重要的是语义约束，即，某个概念是否可以置入某种句子结构的某个语法位上？比如是否可以成为某些谓词的主语？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没糊涂到把民族用作“思考”或“拉屎”的主语，那就够了。

这恐怕是近几届来最惨烈的一场决赛了，对于两支如此战绩辉煌如此渴望胜利而又屡屡被阻于祁山之下的队伍，这种惨烈是可以想象的；荷兰队卖命般的奔跑、拼抢中的急躁、甚至罕见的粗野，无不透露出他们那强烈的渴望，而下半场两张可疑的黄牌和对进球的越位争议，更为最后的失败增添了几分悲情。

就在西班牙战胜德国之后，大家都为世界杯的冠军俱乐部即将迎来一名新成员而欢呼，不过，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细节：西班牙与荷兰，真是一对有意思的老冤家；每当英格兰与阿根廷遭遇时，大家都会想起那场战争，并热衷于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这对冤家之间的新仇旧恨；其实，发生在福克兰的，只是一场无关国运存亡的小冲突，而对于荷兰来说，四百多年前与西班牙之间的漫长冲突，可谓是他的立国之本，可以说，荷兰这个国家就是被西班牙给逼出来的。

无论是复数形式的“低地国”还是“联合省”，听起来都不像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名字，而中文的“荷兰”更是张冠李戴（Holland只是联合七省中的一个）；低地七省之所以能联合起来而逐渐发展为一个国家，是这些地方当初为了抵抗西班牙腓力二世的专制王权对市镇自治权的侵蚀，和这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对低地新教徒的迫害；在联合之后，各省各市镇仍保留了完全自治，把他们继续联合在一起的，仅仅是对南方天主教专制君主的恐惧。

所以，在暧昧不明的民族符号和权力薄弱的中央政府之下，荷兰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培育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更没有爱国主义，也很少出现上个世纪曾肆虐欧洲的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几百年来，在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商业与思想自由、文化与宗教宽容、价值多元化等方面，荷兰都已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这一传统表现在足球运动上，是较多的个性与才华，而较少的团结与纪律，争吵和内斗也几乎成为荷兰队的传统；集体主义的缺乏似乎也体现在俱乐部的经营策略上，皇马巴萨国米AC们，个个都不惜代价打造一方豪门，手笔之大常令人乍舌，花冤枉钱不算，弄不好常把自己变成巨星坟场；相反，阿贾克斯等荷兰俱乐部则素以巨星摇篮著称，养肥了就卖，很实用主义，不去赌那口气。

西班牙则代表着欧洲的另一种文化，即所谓的拉丁文化，其特点，好听的说法是，激情奔放、狂野性感，难听的说法则是，不讲规则，由着性子来；政治上，拉丁文化圈的国家，总是在右翼威权和左翼民粹之间来回折腾，双方都不讲规则，不守规矩，经常是一方上台就把前任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推倒重来，为了保住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一遍遍修改宪法。

这种文化也深深影响了足球，拉美足球素以粗野混乱闻名，不仅踢法粗野，球赛也常常演变成群架、骚乱、甚至枪战，球员裁判球迷在场上挨打甚至丧命，都不算稀罕；这一状况，直到近几十年足球市场全球化之后，才有所改观，比如乌拉圭队，以前也是以粗野凶悍著称，但这次杯赛上，他们却踢得很干净，原因无外乎他的多数球员都在欧洲踢球。

照理说，像足球这种高度依赖于规则和裁判机制的竞技项目，怎么会在一个缺乏规则文化的社会中发展起来？而同时，足球是一项团体竞技，又常常和爱国激情联系在一起，那么，像荷兰这种缺乏集体精神和爱国热情的地方，为何足球运动也很繁荣？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躲在荷兰西班牙这对古老冤家后面的幽灵，那就是英格兰；正当荷兰为保卫自由与信仰而抵抗西班牙时，英格兰国内也正为宗教之争而冲突不断，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之后，他的改革成果并不巩固，儿子爱德华六世年幼短命，女儿血腥玛丽和她丈夫腓力二世（即镇压荷兰那位）同为狂热天主教徒，复辟天主教并严厉镇压新教徒。

幸运的是，当荷兰人抵抗腓力二世时，英格兰王冠已戴到玛丽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头上，她是新教徒，并出兵力挺荷兰，联合省甚至一度想让她兼任荷兰女王[1]；英格兰这一站队行动激怒了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举着教皇圣战大旗要灭了英格兰，结果无敌舰队全军覆没，这是拉丁帝国衰弱而英帝国崛起的分水岭，而荷兰也从此依靠海上力量得以幸存。

上述种种恩怨曲折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英格兰国内各派通过漫长的较量和妥协，以及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最终建立了一种维持力量均衡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化结构，也就是宪政；荷兰的自由更多的依赖于因缘际会所造就的事实上的力量均衡，而英格兰则发展出了维持制衡结构的制度体系，来保存和扩张自由，显然，这种自由更坚固，也更可移植。[2]

上述发展能在英格兰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悠久的普通法体系所培育出的法治精神，在文化上，它表现为人们在各种活动、交往和组织中，都习惯于按规则办事，并且善于通过谈判和妥协，在没有规则或规则不明的地方，发现、阐明或创造出规则来，而正是这一文化，使得英格兰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发源地，包括足球。

纵观当前世界所流行的种种竞技项目，尽管其原始形态可能起源于各种古老的地方文化，但它们被改造为现代竞技项目的过程，几乎全部发生于英语国家，也就是那些直接继承了英国法治传统的国家；通过制订比赛规则、裁判程序和仲裁机制，以及相应的标识和符号系统，传统娱乐和竞技项目被现代化了。

17世纪初开始，在英格兰科茨沃兹，一位律师推动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科茨沃德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起源；到19世纪上叶，桑德赫斯特军校、皇家什鲁斯伯里学院、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会、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纷纷开始举办运动会；1850年，萨罗普郡的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开班了奥林匹克班并逐渐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协会；1880年，三位牛津学生创建了业余运动协会（AAA），并开始组织年度全国运动会，不久，在美国和法国，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一系列发展最终导致了18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旦规则体系运作良好，竞技性和公正性有了保障，分歧与胜负不会导致为冲突与斗殴，运动项目就容易传播到全世界而同时保持其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组织大规模比赛的必要条件；今天，当我们享受精彩激烈的竞技项目时，不应忘记这是规则文化和绅士风度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在为我们提供一个释放激情与冲动、展现狂野与性感的机会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传播着遵守规则、相互尊重和保持风度的文化。

———————
[1] 有趣的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丽莎白派去的这支援军，好像一直留在荷兰帮助维持，百年后威廉就靠它入侵不列颠完成光荣革命，当初伊丽莎白拒绝了荷兰王冠，而这个荷兰人却戴上了英格兰王冠。

[2] 自由制度的内生性，使得英国人把对这套制度以及孕育它的文化的爱，与对民族国家的情感，混同在了一起，这种混同也以类似的形式体现在现代美国保守主义中；在英美，爱国主义常常与个人主义和小政府主张共存于保守主义中，而在世界其它地方，爱国主义常常是集体主义和左派国家主义的特征；这也是为何非英美的自由主义者难以理解保守主义，难以理解他们既崇尚个人主义，又为民族而自豪，既竭力限制政府，又积极为国家挺身而战，包括英格兰球员的高度荣誉感和球迷对国家队的狂热支持。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

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

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

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的训练计划，更多的实战配合经验，更从容的状态调整空间，而国家队中，除了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顶级豪门之外，很难组建和调整得像冠军杯参赛队那么全面、均衡而专业。

但两者在吸引观众的表现上却恰好相反，06年德国世界杯平均每场收视人数达到5亿，而同期冠军杯即便重大比赛收视人数也不过一两千万，差了一个数量级；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号召力，如同奥运会一样，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号，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场盛宴，人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国旗颜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脸庞、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在每一种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压倒性因素，这背后必定有着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一基础，大概源自于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团伙和部落对抗；在那个漫长的时代，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部落常由拥有血缘关系的数十上百个家庭组成，其中成年男性组成团伙出门打猎或掳掠其他部落，构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因而对于男性来说，在团伙中成为好战友，甚至好首领，便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分得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掳得的女人）；为此，他们发展出了许多适应性能力：勇敢、忠诚、服从、坚忍、领会、沟通、组织、计划、指挥等等，而其中一项独特的能力在日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识别敌友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

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的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的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但愿如此吧，阿门。

民族品牌比民族债权人更无辜？
辉格
2009年7月3日

据近日传出的消息，雀巢可能接手陷入困境的太子奶集团，这家企业由于盲目扩张和过度借贷，在去年遭受三聚氰胺事件打击之后，资金链断裂，一度处于停产状态，后被当地政府以租赁方式接管；如果与雀巢的交易能够达成，不仅株洲地方政府将从这个烂摊子脱身，三家外资投行股东得以全身而退，各家贷款银行和众多被拖欠了大量货款和集资款的经销商和供应商，也有望收回眼看着就要打水漂的欠款，而地方政府也保住了一个重要税源和数千就业机会，可谓皆大欢喜；唯一不满意的当事者，是当初放手豪赌，至今不甘认输的大股东李途纯，他表示坚决抵制雀巢收购，并理直气壮的扛出了保护民族品牌这面大旗；他的主张，得到了“品牌专家”王永的支持和同声响应，也被报道该事件的一些媒体所赞同。

李途纯声称雀巢对太子奶早有图谋，并暗示三家投行与雀巢配合作局，而实际上从事情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三家投行压根没有预料到也不想要现在的结果，这笔投资对于他们是一次巨大的失败，甚至可以说辱没了其专业声誉；在融资协议的对赌条款（VAM）中，规定了30%的业绩增长线，低于该线投行可获得控股权；这意味着投行尽管对李途纯的业绩保证有疑虑，但至少认为控股权是有价值的；而事实上，他们在VAM被触发、受让李的全部股权、并接管企业后，才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个烂摊子，弃之唯恐不及，于是，在株洲政府决定介入救助之后，投行立刻将刚刚获得的股权重新还给李途纯；如果他们是与雀巢配合作局，当时直接卖给雀巢岂不省事？

近年来，经济民族主义这面大旗，已俨然成为一贴就灵的万能膏药，从娃哈哈-达能纠纷、凯雷并购徐工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屡试不爽，成了国内企业和商人争取自身利益的杀手锏；可是我们只要稍许冷静想一想便会发现，把民族主义引入具体的经营和交易活动中，会引出何等可笑的结果；企业的每一项经营、借贷和股权变动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企业本身的利益，也影响着他的大小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和保险承保人的利益，这些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你将国内企业及其本国籍大股东的利益视为民族利益，那么其他本国相关者的利益何尝不是民族利益？

几代爱国青年，都曾为传说中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愤怒，正如美国民权运动者曾为餐馆门口“本店不为有色人种服务”的告示而切齿；他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以民族利益为借口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实给消费者带去的是相同的效果；区别在于，在个人种族歧视案例中，歧视者凭借私人财产权和个人选择权拒绝为某些民族的人提供服务，而贸易保护则是凭借政府权力，阻止本民族消费者享用其他民族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问题是，保护民族品牌这一理由，可否被用来限制民族消费者的选择机会、甚至任由他们遭受本民族厂商的商品侵权？

类似的，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可否听任民族银行承担额外风险？听任民族工人接受较低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听任民族经销商和民族供应商被拖欠更多货款？听任民族股民接受更多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或许有人会设计一个公式，像环保专家计算碳足迹那样计算各项经济行为的“民族利益含量”，然而哈耶克在六十多年前便已指出，诸如此类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由庞大而复杂的合作与交易网络所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一个商品、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的开放市场中，你注定无法辨别一项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或损害了民族利益。

市场经济的好处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秩序，在此之下，人们不必就集体利益和价值观达成一致看法，便可经由和平的合作和交易而谋求各自认为值得谋求的利益；或许你认为你正在为增进民族、地方、团体或国家利益而努力，但那也仅是以你的方式追求你所认定的集体利益，别人或许不同意你的认定，或许不赞成你的方法，或许更看重其他价值，在市场秩序下，人们大可各求所需，相安无事，但如果你借民族利益之名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迎合你的诉求，进而借民族口号所带来的正当性求诸政府权力来满足你的要求，那就越过了自愿和公正的界线，破坏市场秩序之时，将陷公众之民族热情于不义；珍视民族价值的人们，切不可受此蛊惑，用民族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一个民族赌徒的恣意冒险。

伤害感情不犯法
辉格
2009年3月3日

厦门前收藏家蔡铭超先生刚刚完成了一件举世无双的惊人之举，在一次拍卖会上竞拍成功后，公开宣布拒绝付款。通过这一行动，蔡先生已经将自己开出除了国际收藏界，或许也开除出了国内收藏界，如果诚信在国内这个新兴行业已经取得其应有地位的话。在收藏业，诚信是最重要的资源，对于藏品真伪的鉴定，历来十分困难且代价高昂，即便顶级专家有时也难免走眼，交易得以进行，端赖于交易各方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经长期交往和反复交易而建立起的个人信誉。现在，蔡先生靠十几年经营和几桩知名大买卖而建立起的信誉，已付之一炬；而据传闻，正是凭借这一信誉，他才被佳士得接纳为VIP客户，从而免除了竞拍保证金。

当然这是蔡先生的个人选择，他如何挥霍自己的资产，旁人无所置喙；我感兴趣的是，他付出这么高代价，买到了什么？从他的声明看，他希望换得的结果是阻止兽首拍卖，而这也正是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APACE）在法国提起诉讼、在国内唤起公众关注和抗议的目的所在。他们之所以要追求这一结果，据称是因为这一拍卖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伤害感情并不等于违法，很多合法行为都可能伤害他人的感情，比如你的邻居整天在你眼前炫耀你极度渴望却又买不起的商品。

蔡先生、APACE及其拥护者的诉求，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一件物品，虽然历史上曾被劫掠，但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和平持有，而且是私人持有，其物权已经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民法体系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被突破，那么，现存的几乎全部年代久远的物品和不动产的所有权都将被重新判定，不仅绝大多数博物馆都要关门，而且全部土地都要在整理家谱以后重新分配，大概不会有法官愿意为这样的前景打开门户。

APACE大概也清楚他们不大可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想要的结果，他们宣称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并通过行动和宣传来唤起公众的关注，进而对政府施加影响，希望政府反过来又向拍卖行或潜在的捐助者施压，最终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一策略很可能获得成功，然而正是这一策略，实际上真正达到了伤害许多中国人感情的效果。显然，人不可能被他不知道的事情所伤害感情，如果没有APACE的大力宣传，兽首拍卖原本不会引起公众关注，这从上一次拍卖只卖出1500美元就可以看出；而这一次，从众多网民的群情激昂和蔡先生的奋不顾身看来，他们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

历史上的侵略和征服所留下的痛苦记忆，并不是通过补偿和清算来消除的，而是靠时间流逝和世代更替而逐渐淡忘的，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找到合作互利的方式，在交往合作中各自得到收益，切身体会到和平与合作的价值，慢慢学会相互尊重和体谅，逐渐遗忘了过去的仇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侵入中原和南方农耕社会的历史，其间不乏暴行和惨剧，更少不了土地和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这些入侵的财产后果从未被清算。今天，任何稍有理智者，断不会去细翻这些老账，更不会用这些老账来动手清算。

假设今天有位爱新觉罗后人拿出一个传家宝去拍卖，或许会有一些人会感到受伤，但他若果真到媒体上去向今天的扬州人大力宣传：那是扬州十日期间多尔衮佩刀上的镶玉，那么，究竟是谁在伤害这些扬州人的感情？当然，他有言论自由，正如我所说，伤害感情未必犯法，但他要是同时还宣称他是在反对伤害人民的感情，那就很荒谬了。

收藏界对于文物价值自有一套评价体系，遵从职业道德的从业者，不应将此掺杂于民族情绪，更不应利用文物中潜在的文化符号到公众舆论中来揭民族伤疤，这样做是会伤害公众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