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粹再多说几句，

1）和其他各种民粹不一样，民粹不是有关立场或主张的，而是有关途径和方式的，

2）现代民主政治中，要推进一个议程或纲领，仅仅赢得轩菊、获取泉力，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懂得如何操纵一系列制度装置，来实现你的目标，

3）首先你得知道，在宪法约束下，你可能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哪件事通过那条路径（法案，行政令，职位任命……）才可能做，有哪些装置可以用，通过哪些杠杆操纵它们，

4）其次，得有人帮你把纲领和大目标变成一系列可操作的备选方案，供你挑选，因为现代政府事务已变得如此复杂，你不可能像当年杰克逊那样带上一批亲信撸起袖子就动手了，那样除了破坏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且这种破坏是盲目和不确定的，并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定点爆破），

5）如果事情是通过法案推动的，你必须为你的众多计划安排优先顺序，并为此集结政治资源，来谋得足够多支持票，因为大量支持都是要用好处去交换的（其中当然难免猪肉桶），而用来交换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计划不得不放弃，总之，必须有几根国会老油条帮你穿越这个迷雾重重的立法丛林，

6）无论选择哪条施政途径，事情最终都要由官僚机构来实现，为了做成事情，你（或者你的顾问）必须了解官僚机构是如何运行的，操纵哪些杠杆才能把它拧到你的方向上来，哪怕你的目标是要削弱 deep state，要drain the swamp，也必须（甚至更加需要）了解这些，否则怎么办？把所有联邦部门炸掉？像川毛这样的，动了 deep state 哪怕一根毫毛吗？抽掉了 swamp 里哪怕一滴水吗？根本没有，除了往里吐了几口唾沫之外，毛发无损，

7）考虑到上述复杂性，你必须依靠一些有经验的建制机构帮你拟定备选方案，他们知道哪些路根本走不通，哪些行动可能会导致你不想看到的严重后果，

8）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他们知道何种方案可能为你留下持久遗产，也就是不会被下任彻底推翻，这需要方案与本国的长期政策传统具有最低限度的连续性和兼容性，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对这个传统有着清楚的认识，若不然，等你下台之后，你的全部痕迹可能都会被迅速抹掉，

9）任何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中，有关这些事情如何展开，早已形成了一套装置、规范和传统，民粹的关键特征就是不顾上述种种约束，试图抛开这套东西，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结果通常是目标丝毫没达成，却带来大破坏，有时是灾难性的破坏，

10）可是也正因为他们不顾这些约束，所以牛皮可以吹的很大，很有扇动力，既然你完全不考虑成本/技术/工艺约束，卫星上天当然就是小菜一碟了，这是另一种 unconstrained vision,

11）虽然扇动力大，但一个足够开放，足够有弹性的建制体系，通常都能将局部掀起的民粹风潮吸纳进去，比如一位民粹可能当选了议员，可是一旦进了国会，他要么像 Ron Paul 那样甘心长期坐冷板凳，否则，要想推进自己的议题，就必须学会掌握上面这套政治机器，遵守其中的游戏规则，如此一来，他就成了建制的一员，

12）美国的政治传统非常平民主义，所以容易产生小民粹，但他的建制体系也非常开放，很容易吸纳这些小民粹，这一点从政治家来源多样化程度中可以看出，不妨对照法国，Sciences Po和 ENA 两所学校几乎包揽了全部政治家，

13）这种吸纳能力让美国不容易产生大民粹，川毛是个例外，如果他首先当选了议员或州长，就会要么被驯化，要么停在那里，麻烦在于他直接跳进了白宫，虽然建制派已经使出了浑身招数努力约束住他，但也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他越不关心的事情上越成功）

【2021-01-10】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川毛的崛起是因为米国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甚至严重到了命悬一线的程度，而建制体系已经僵化，或被精英绑架，无法容纳变革动力，也不能指望它改善局面，总之，系统内已经无解，所以哪怕民粹很危险，也值得冒一次险，

实情根本不是这样，70年代的情况比现在糟糕的多，那时候建制派对泉力的控制也要强的多，如今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所谓*第四权力*有多强大，还有工会，更不要说司法系统，偏离宪法的距离比当今远的太多，

如果你今天觉得系统内无解，那么回到70年代，你的答案就只有一个：革命！

可事实上，里根和金里奇的改革都有显著成效，当然，在unconstrained vision中，任何此类系统内变革注定只是不够痛快的、令人失望的修修补补，可是我们保守派向来就主张修修补补，而不是革命，我们不兜售痛快，

当今的建制体系并未失去容纳变革所需要的弹性和开放性，相反，它比50年前更具弹性，

可是既然如此，川毛是怎么跳进白宫的？

答案只有一个：网红经济

如果说建制体系出了什么大问题的话，那就是没能防住网红经济的冲击。

@whigzhou: 铁取代青铜可能从两方面削弱了对长距离贸易的需求：1）铁矿分布广泛，2）青铜的两种主原料铜和锡很少共存一地，而冶铁只须一种矿物。这一削弱，加上铁器的廉价易得，或许部分解释了青铜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崩溃，因为铁器普及让旧精英阶层对矿产地和贸易路线的控制变得一文不值，也不再能独占武器优势。 ​​​​

@太文公_96861: 廉价技术普及进而贵族精英阶层遭受打击。步兵取代骑士好像也这样。是不是伴随着政治平民化的过程？然后海上民族入侵了。

@whigzhou: 对。有人确实认为希腊民主和铁代铜有关系，无论这一点是否成立，对大规模步兵的需求与政治平民化的关系是明确的

@whigzhou: 在考虑人工智能的制度后果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普选权和福利制度曾经是换取大规模动员能力的代价

1）大众从来不是政治角斗场的主动力量，

2）有时他们确实会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被一部分精英动员起来，用作棍子去打另一部分精英或大众，

3）充当棍子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拿他们当棍子使的人当然也会把他们往死里操：看看烟草税、可乐税、最低工资法、禁毒禁娼、欧洲油价电价、医药管制、土地规划……

4）所以围绕福利制度、累进税、普选权等等的制度之争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那从来都是不同精英团体之间的斗争，各自努力将社会竞争规则朝自己希望的方向改变，

5）在实行自由规则的社会，穷人/弱者/笨蛋往往也会失败，但那是有尊严的失败，而在福利制度下，穷人/弱者/笨蛋还是会失败，但那将是被骗走了尊严的、堕落的、污秽的失败，就像The Wire里那个拖着鼻涕的线人

@振华-Citywanderer:土地规划?何解

@whigzhou: 没有土地规划时，穷人可以住偏一点、差一点、挤一点的房子，甚至拖车，有了土地规划，穷人睡在公园椅子上

@whigzhou: 很多人说有了普选权就不可能收人头税了，蠢，换个名字而已，德国电价中的70%不是人头税是啥？

日前，自民党领袖副首相克莱格在下院宣布，将于明年5月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将下院选举制度，由目前的简单多数制改为即时决胜制（IRV）；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尽管公投前景未明，而且目前支持率领先的保守党坚决反对，但由于该投票法将带给选民更充分更精确的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而消除其在简单多数制下常常面临的纠结与两难困境，因而广受选民喜爱，它此前所面临的障碍主要来自现有党派格局及其所控制的立法部门，以及法院的宪法审查机制，而一旦进入公决程序，恐怕已难以阻挡。

所谓即时决胜，就是用一次性的复选排序式投票，来模拟那种逐步缩短候选名单的多轮投票；在理想的多轮投票模型中，尚无人过半数时，每次只应淘汰得票率最低的一名候选人，否则便可能违背该投票法的设计初衷；比如有8名候选人，若第一轮投票淘汰最后两名，而投票给第8名的选民，原本可能准备在第8名被淘汰时投给第7名的，加上第7名自己所得选票，可能大大超过第6名，那么，为何淘汰第7名而保留第6名呢？

可是如果采用理想多轮投票，选举所用时间和金钱成本可能高的无法接受，根本不可能用于大型选举，所以，除了一些封闭性团体之外，大多数多轮投票都限于两轮；但IRV解决了成本问题，从而使最理想的多轮投票在技术和成本上成为可行，实际上，它要求选民一次性表达如下意愿：我最想选谁，如果他被淘汰，我会转而选谁，如果他又被淘汰……——可以一直这么如果下去直到选民从候选名单中再也找不出次优选择了。

理论上，如果选民的意愿是稳定的，IRV便完全等价于多轮投票，可实际上，许多选民是摇摆的，在两轮投票之间，被淘汰者可建议支持者改投某人，幸存者可作出新的许诺来吸引被淘汰者的支持群体，也可用许诺换取其他幸存者放弃，而选民在看到得票形势、听到新的许诺之后，也可能改变主意；而在IRV中，选民必须事先拿定所有主意，实际效果是很不同的。

IRV最明显的后果，是消除了“被战友击败”的现象，在简单多数制下，当有三名以上候选人时，候选人常常被与其政策主张接近的对手所击败，因为后者更容易拉走自己的基本面选民，分割原本稳固的票仓，而直接对立的那个对手则从中渔利，比如1992年佩罗对共和党，2000年宋楚瑜对国民党，都起了这样的作用；而IRV于上世纪初在澳洲被首度引入政治选举，就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国家党为防止新崛起的农村党分裂保守派票仓，而让工党渔利。

正是因为对“被战友击败”的顾忌，使得选民即便很认同也不大会把票投给小党派，而宁愿选择较有希望胜出的而最不讨厌的大党，尽管这么做让他们很纠结；同时，各大党的内部派系尽管吵得不可开交，却不会轻易另立山头，因为这么做自己很难胜出，反倒帮了魔鬼，结果，简单多数制通常都会导致两党格局。

可以预期，IRV将会让大党更容易分裂，但这种分裂不会导致比例代表制下那种小党林立的格局，而更可能以加速大党演变的形式出现，基本格局仍是大党主导，因为IRV下最终胜出者仍将是那些基础广泛、立场较为中庸的大党；差别在于，今后派系从大党中分裂出来时将更少顾忌，新立小党即便无望胜出，也可在IRV中清晰展示其民意基础，从而激励其继续存在。

比如现在美国的茶党运动，若在IRV下，佩林就很可能从共和党中拉出一大批人，成为真正的参选政党，而不只是共和党的外围运动；结果将是大党的派系分化和势力重组将更加公开化，速度也会更快，最终或许会形成两大阵营分别一个大党加若干小党这样的格局；而对于选民，由于解决了“大党都不喜欢，小党反正没戏”这个问题，参与热情和投票率将会提高。

近百年来，IRV已在澳洲扎下了根，并在澳洲政治文化圈内得以推广，但在大洋洲以外，它很少进入全国性选举，倒是在非政治组织的选举中被广泛采纳，它也被作为排序式投票法的一个范例而为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所推荐。

在提倡者看来，IRV的价值在于能更加准确的反映民意，不过其实它并未解决阿罗悖论（它在逻辑上就是无法解决的）；实际上，定期选举的制度价值，并不在于准确反映民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平更换政府的制度化机制，有了它，当一个政府民怨沸腾，或丧失权力基础之后，也不至于导致战争和动乱，愤怒和失望的人们至少可以等待下一次大选。

泰国深陷街头政治泥潭
辉格
2010年4月14日

泰国旷日持久的政治僵局，在本月10日发生导致21死800多伤的暴力冲突之后，开始显露了转机：12日，选举委员会判定执政的民主党非法收取政治献金事实成立，决定向宪法法院提交案件并建议解散该党；随后，陆军司令阿努蓬建议解散下院提前大选；原本基础脆弱的阿批实政府，看来已撑不下去了。

这一结果，并非泰国五年来政治乱局的终结和走向政治稳定的出路，相反，它将是通往更多或许也更严重的动荡的道路上的又一个台阶；如同06和08年的两次政权更迭一样，这次变故仍是对街头抗议的正面响应，尽管这些更迭都以政治腐败为名被披上了司法的外衣，尽管军队的态度都在关键时刻一锤而定音，但难以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对街头政治的奖励，差别只是，上两次奖励的是黄衫军，而这次则是红衫军。

正是前两次奖励，使得红衫军这次有如此的热情、决心和耐久力来组织一次次的马拉松式抗议，而他们的收获，将在未来激励更多的组织和党派从街头寻求他们的政治果实；司法系统会继续屈服于街头压力而做出政治性裁决，而军队为了化解街头僵局也将被迫屡屡在镇压和顺应之间做出选择，它将把泰国越来越深的拖入动荡的泥潭。

1997年的新宪法被认为是泰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它把选举制度从此前的复数选区制改为了80%单数选区加20%比例代表的混合制；复数选区制让小党派有很多生存机会，因而泰国长期以来像意大利一样党派林立，内阁更迭如走马灯，其间更夹杂着频繁的政变来突破僵局。

他信领悟到了新选举制的含义并做出迅捷反应，98年组建泰爱泰党，并在2001年的新宪法下首次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这是泰国现代史上首次一个党派近乎赢得简单多数，在吸纳和联合三个小党之后，他信掌握了2/3多数并组建了史上第一个完成任期的内阁；4年后，他更以3/4的多数赢得第二次大选。

空前的选举成功给了他信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和执行力来推行他的政策，而企业家天赋也为他的工作注入了活力和效率；他信赢得选票的方法简单而干脆：向最大的人口集团派发看得见摸得着的果子，给农民低息贷款和3年还贷延期，给每个村庄一百万铢发展基金，30铢看一次病的全民医保，公立学校管理权下放给村庄。

这些方法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泰国农民迅速成为他信死党，从他们在他信下台后所表现历久不衰的拥戴、忠诚和执着中可以看出，福利政策的果子一旦派出，是多么难以收回，福利主义大门的背后，是一条有进无退的单行道。

尽管他信的政策常被评论家称为民粹主义，但其实他并不是民粹主义者，而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派果行动只是建立牢固票仓的手段，而不是基于某种社会主义理念；在不直接涉及农民利益的经济政策上，他信其实非常自由主义，他大力推进国企私有化，热情推动自由贸易，任内完成了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学校下放和教师脱离公务员体系也是市场取向的改革。

派果子的功效，每个政治家都心知肚明，但他们往往会被赤字、债务和纳税人的抵制捆住手脚，他信的幸运在于，98年金融危机后强劲的恢复性增长、旺盛的出口需求和充裕的国际流动性，让他避免了财政困难。

他信利用修宪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机会完成建仓，这一惊人成就难免招来各派传统势力的嫉恨：压倒性多数提供了牢固的执政基础，使得国王和军队的传统干预权丧失了合法性，面临退出多元权力结构的危险；抢先派果用掉了大量财政资源，提高了选民的要价门槛，同时却使其他党派未来的福利许诺难以获得财政支持，可以想象在野党们是何等恼怒和尴尬。

表面上，扳倒他信、沙玛和颂猜的，即将扳倒阿批实的，都是腐败和舞弊指控，然而，这些倒阁努力的成功，并非在法庭上通过诉讼而赢得，每次都是街头或军事压力已大山压顶，法庭才顺水推舟；这清楚的表明，泰国的各方政治力量，尚未学会通过法律途径、按某种稳定的规则解决问题，或者说，那里并不存在足以取信各方的程序化解决机制；结果是，选民总是等不及下次选举便急于更换政府，而反对党总是等不及法庭判决便急于拉人下马。

泰国的经历，给了我们关于宪政的许多启示：宪政需要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但仅此并不足以确保宪政建立，如果各方力量在互动中不能遵守规则，混战仍难以避免；良好的选举制度可以消除党派结构的散乱飘浮，却未必能避免轮番推倒重来的拉美式动荡；如果政府被用作财富重新分配和派果子的工具，会凭空制造出顽固的群体对立和相应的政治动荡，这是党派制衡本身所无法避免的，必须由独立的宪法性约束机制来加以避免，而后者才是宪政得以建立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