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几周前读了Judea Pearl 的《为什么》，这书的导言和前几章很有欺骗性，让人感觉作者像个神棍，我差点就放弃了，幸亏现在年纪大了比较有耐心，而且刚好人在外面，iPad里也没有更好选择，就捏着鼻子读了下去，结果发现其实是本很不错的书，介绍的东西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他说的其实是这么个东西（这是我的解读，其他读者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这也得怪作者，他的表达方式确实很有问题）：

1）一项科学研究大概有这样几个步骤构成：提出一个（或一组）因果假设，采集实验或观察数据，用数学工具处理数据，分析检验处理结果是否支持假设，

2）问题是，在早先（大概二三十年前吧），数据处理部分与其他步骤在数学上是脱节的，它们没有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数学程序中，这是因为处理数据所用的经典统计学，系统性的排除了因果关系这个概念，

3）正因此，因果分析只存在于研究的非数学部分，通常是用自然语言表达的，未数学化的，这也意味着，提出假设这一步，并不能直接的导出对后续步骤的严格指引：该采集何种数据，该如何处理，该如何以处理结果验证假设，

4）这种脱节也意味着，没有明确的方法来识别和认定诸如共因关系和中介因子等在因果分析中极为关键的因素，

5）并不是说，科学研究因为这种脱节就没法做了，统计学毕竟只是研究者所用的数据工具之一，虽然各部分可能是脱节的，但人类理性能力可以把他们接合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分析”，

6）问题是，这样的话，科学探索就没法自动化（因为各步骤没有被纳入统一的数学模型），而这正是强人工智能所需要的，一个真正的智能系统应该能自行探索世界，提出假设，采集数据，验证假设，并据此调整信念，而这一连串步骤须在一个统一的数学框架指导下持续迭代，唯如此，其对世界的认识才能在没有人工输入的情况下持续改进，

7）解决方案就是把因果关系以严格的数学语言（比如因果图）表示出来，并且置入用于处理数据、检验假设的数学模型中，比如把一般的贝叶斯网络换成因果贝叶斯网络（非因果的贝叶斯网络中，节点只表示状态，连接是无方向的，而在因果贝叶斯网络中，节点可以表示行动（或干预，或Pearl的do算子），连接是有向的），

Pearl自称，在促成上述转变的发展中，他和他的学生们做出了大量关键贡献，这我并不怀疑，但他的叙述方式总让人感觉这个转变被他说的比实际更具革命性，说的好像在此之前的研究者要么不关心因果关系，要么根本不知道怎么分析因果关系，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只是早先没有办法把因果分析放进标准的统计工具包里而已，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特长、技术，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气质，一旦确立，与之不合者便不为其所容，于是一个学派便固化了下来，革新力量只能来自外部。

【2020-10-11】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个学科之可用材料的性质，可能也对研究者的认知倾向构成了一种选择机制，进而对其理论的可能性构成了局限，比如，一个愿意把瓦特和博尔顿留下的两万多封信从头到底读一遍，或者把某个时代的小说全部读一遍，或者把各民族神话故事全部撸一遍，的人，其认知结构必定有些相当特别之处，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最终得出的理论，将只可能是如此这般的，而非如彼那般的。

这也是人工智能将给一些学科带来割命性改变的理由之一。

【2021-07-15】

@whigzhou: 职业特性对从业者可能也有着类似的选择效应，比如，至少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教师工作的特性，吸引了某些特定的人从事教师职业，而这一筛选机制决定了这些人做不好教育工作，至少做不好某些重要的教育工作，

@whigzhou: 理论上完全可能：做的好某类事情的人，都不会喜欢做这类事情

@茶博未:学校、家长、学生不掌握按质量付钱的能力，于是格雷欣法则就适用了

@whigzhou: 格雷欣法则是一方面，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些职业本身的特性，注定会让有能力做好它的那些人远离它

【2023-11-26】

@whigzhou: 感觉历史学大概会是受此轮AI突破影响很最大的学科之一，个体裸智力大约在20岁前后达到巅峰，可是像历史学这样需要大量知识积累的学科，以往在40岁之前几乎不可能做好准备，等储备足够了，荷尔蒙和智力都已经严重下降了

@whigzhou: 其他社会学科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类似冲击，期待~

@whigzhou: 在许多社会学科，比如历史学，较高层次上的研究，需要大量下层研究结果做支撑，而下层研究往往由枯燥乏味而艰辛的材料阅读、爬梳、汇编工作构成，这种工作，只有当你熬成博导，手下有了一大批研究生给你打杂做苦力之后，才可能展开，可是已经熬成博导的人，智力与荷尔蒙都早已过了巅峰期，没有太多创造力了，此其一，

其二，也更重要的是，熬成博导过程的枯燥乏味艰辛，很可能已经把最有才华的人过滤掉了，早早就打消了进入该学科的念头，因为他们的才华让他们可以在其他学科不必经过漫长的苦力阶段即可开始高层次研究，因为这些学科的高层研究不需要那么漫长和海量的积累，不需要大批苦力为他打杂，

不久的未来，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将可以让AI给他打杂，很早便可开始较高层次的研究，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许多研究不再需要资金雄厚的机构支持，绅士科学家的时代将会复临

发现 Russell Roberts 的访谈真会掐时机，在弗里德曼死前两个多月采访了他，还是两个多小时的长篇访谈，科斯死前一年多又采访了他，两个老家伙都当时快说不动话了，

不知道下一个被他采访死的会是谁，Thomas Sowell?

听了科斯的访谈，发现张五常好多牛逼哄哄的话，其实都是在学科斯的舌，比如对博弈论的鄙视和攻击，科斯那辈人这么想可以理解，属于代沟问题，你一小后生也跟着起哄，就只能算无知了，

科斯对博弈论的攻击，看来只是他整体上反理论化倾向的一种表现，这种倾向里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针对的一些具体现象也确实毛病不小，问题是科斯无法把这一倾向以某种自洽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只能停留于一种好恶情绪，当然，科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表达，因为那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化，甚至比他反对的那种理论化更理论化，也就是哲学思考，

听了他的一些具体抱怨后，我琢磨着，他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让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自下而上的理论化，毕竟这是我刚刚发明的一对术语，

比如你研究了一家牙膏制造商，从中得到一些有关牙膏生产（或分销/定价/成本结构……）洞见，你想，或许这些道理也可适用于其他牙膏制造商，于是你把更多牙膏制造商纳入你的研究，然后，你最初那些见解中，有些得到了保留，有些被排除了，有些可能被修正了，但只要其中一部分得到了保留，你就完成了对这些见解的一次*一般化*，得到了一些比这些原始见解更一般的*理论*，

此类过程可以反复迭代，你可以把研究扩大到日化品制造业，然后整个制造业，或整个化工产业，或所以营利性私人企业……

对这样的理论化，我想科斯是不会反对的，

他反对的其实是一种相反的过程，先发明一套概念和理论，然后用它去解释现实，当然在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将它具体化，于是便在理论内核外面衍生出一层又一层外围理论来解决使用内核理论时碰到的各种困难，这样的过程就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化，

历史上，最典型的自上而下理论化就是牛顿体系的构建和扩展，

无需多言，这两种方向的理论化都是有价值的，恐怕科斯也无法反对牛顿体系创立的价值，

当然，他是在社会科学语境中谈这些事情的，

可是社会科学中的自上而下革命同样富有成果，边际分析，均衡，价格理论，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都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科斯本人的最大贡献当然也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概念横空出世全面刷新了整个经济学学科，还部分刷新了政治学和法学，

可是他对此好像并不开心，他的一句名言是（大意）：科斯定理不是我发明的，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访谈中，他对受他启发而试图将他的见解理论化的那些努力显然十分不以为然，

可见哲学家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宁静投资-秦:是归纳和演绎吗？

@whigzhou: 和归纳/演绎没关系，自下而上就是奉行*最小程度一般化*原则，其最初洞见可能来自单一案例，而非归纳得来，然后小心翼翼的加以推广，每步推广的幅度不超出其能实际获取材料的范围

@whigzhou: 科斯反复宣扬的所谓真实世界经济学，大意便是如此，我也是听了这个访谈以后才弄明白

@whigzhou: 听了个podcast，是Russell Roberts请Pete Boettke谈奥派经济学，谈到奥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守时，两人就兴奋的不得了，沆瀣一气的大肆攻击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偏离者，其中Roberts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翻译个大概：你不能说国会决定如何如何，国会没能力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一位位议员，集体决定只是从众多个体行动中涌现了出来而已。

直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把国会换作公司他们会怎么说。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奥派和libertarians里确实很多，这是个老话题了，不过既然提起，不妨再啰嗦几句。

倒不是我不喜欢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我还经常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我也同意，大量谬误都是因偏离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导致的（所以你要想找一些攻击对象是很容易的），可是在我看来，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一个随时提醒自己需要警惕的忠告，而不是这样一条禁律：禁止将人类个体以外的实体当作行动主体（agent）来谈论。

依我看，一个实体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何种情境下）被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关键要看其行为是否表现的好像是在追求某些持久的目标，换句话说，假设它在追求某些持久目标，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描述和理解其行为。

设想一个池塘，水面上漂着一些落叶，将它们视为行动主体，对我们理解这些树叶的漂浮走向有任何帮助吗？好像没有。

再设想池塘里有一艘自动小艇，它被设计成一部落叶清扫机，会自动驶向离它最近的一片落叶，并将其拾进船舱，然后寻找下一片，那么，作为不知情观察者，将它视为行动主体，对理解其行为有帮助吗？当然有，否则你怎么解释它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而且运动方向和风向/水流（或任何其他外部可见条件）都没有可辨认的关系？

公司呢？当然也是，不把它们当行动主体，你几乎无法谈论与之有关的任何市场现象。

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对行动主体的错误认定，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的把种族，民族，国家，城市，社区，身份群体……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并且得出许多荒谬的说法，可那是因为，他们通常既没有论证这些实体在追求哪些持久的目标，也没有说明它们是通过何种机制而获得集体行动能力的，在特定情形下，选择与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不弄清这些事情，胡说八道当然就难以避免了。

回到国会这个例子，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确实很难说一个国会在持久的追求某些目标，众多短暂目标很快会因换届而抛弃或遗忘，可是在国际事务中，却常常能够辨认出一些持久目标，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比如二战中的几大交战国，难道你能说它们没有可辨认的目标？或者说，假定它们在追求某些目标，难道对你理解它们的战争行动没有帮助？

当然，有着如此众多被称为国家的实体，其中每个在何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行动主体，是大不相同的，把索马里/阿富汗/利比亚当行动主体，就没多大意义，好在我不是本质主义者，从最合格的行动主体，到完全谈不上的行动主体，可以有大量中间形态。

对于公司/国会/军队这种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实体，有人可能会以其中每个个体有着不同利益和目标，并且在行动时经常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冲突，而否认其主体资格，这种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以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否认人类个体的主体资格，人类头脑中其实也存在着大量分立模块，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理由，意识的关注点，决定的形成，意志的表达，都是这些模块竞争的结果（所谓斟酌便是此类竞争的过程），和国会或公司董事会里争吵不休最终形成决议的方式颇为相似，但是，只要它们拥有某种决策机制，能够在具体事情上做出决定，并且这些决定大致指向着某些持久稳定的目标，那么，假定它们具有主体性，就是有意义的。

@whigzhou: 以统计学方法为主导的研究有个问题是，容易让人忽视一些有着根本重要性但又缺乏统计差异的因素，比如身高，在一个儿童营养条件普遍得到保障的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得出『营养不是影响身高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并且这一结论可能在很多年中都经受住了考验，直到有一天，某一人群经历了一次严重营养不良……

@whigzhou: 在可控实验中，此类问题可以通过对营养条件这一参数施加干预而得以避免，但社会科学领域常常不具备对参数进行任意干预的条件，只能用统计学方法来模拟可控实验，可是当某些变量的采样值缺乏多样性时，这一模拟便无法进行，于是便留下了盲点。

@whigzhou: 近年来有很多针对国别的政治学研究，量化了很多指标，统计学工具也用的挺熟练，但我总有种感觉，一些基本背景条件似乎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比如拿破仑战争之后各国政治的一个基本背景是英帝或美帝的存在，这一条件如此普遍而牢固乃至观察不到差异，一旦消除，会动摇多少结论呢？

@whigzhou: 让问题变得更棘手的是那些存在足够大差异但『边际影响率从某个阈值开始骤减』的变量，比如钙摄入量与身高的关系，在『从零到适宜值』这个区间，钙摄入对身高影响显著，而从适宜值往上，边际影响率急减，几乎没影响，此时更容易得出错误结论。

@慕容飞宇gg: 是。类似的各种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比较也存在类似问题，现有的结论都只适用于现在90%的学生上公立学校的基本背景。对李伯儒主导的学界来说这个基本背景是理所当然的。

@whigzhou: 嗯

@whigzhou: 我们经常听到诸如『某一特性差异60%归因于基因，40%归于环境』之类的说法，仿佛这一归因比例是某个固有值似的，而实际上，这些比例当然高度依赖于目标人群的生存条件，你把一个群体的铅污染全部消除，智力的环境影响『比重』立马就降低了。

@whigzhou: Taleb的《黑天鹅》想要谈论的就是这个主题，可是他太笨了，写了厚厚一本看起来很哲学的砖头书，结果也没说清楚。

@格林黑风:请问如何看待“科学界主流意见”？在温室气体事件中丁院士反驳“科学界有主流意见吗？”在转基因事件中某科学家告诉代表科学界主流告诉崔永元转基因无害（然后崔代表传媒界主流质疑这个结论

@whigzhou: 主流意见是指占多数的一群人就某问题所表达出的共同信念，是可以在经验上检查的，因而是有意义的

@whigzhou: 诉诸主流意见是一种合理的论证方式，但这种论证不是逻辑推导，实际上我们平常见到（包括在学术著作里看到）的绝大多数论证都不是逻辑推导，而是一种“说服你相信”的论证，由于有N种理由可以让你相信一件事，所以论证也可以从N个方面入手，因为某个意见是主流而相信它，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whigzhou: 我们常听到对各种所谓“逻辑谬误”的批评，比如这份清单里的 http://t.cn/R2WYSVv 问题是其中罗列的许多方法，其使用者根本无意做逻辑推导，称之为逻辑谬误是不得要领的。当然这不是说它们都是无可指摘的，而是说不能先假定它们是逻辑推导而指摘。

@whigzhou: 比如我自己，假如我对某一问题除一般流行报道之外毫无所知，就会选择相信主流意见，但假如我恰好了解一位我相当信任的学者对此事的看法，而且对他在该领域的判断力有信心，就可能不顾主流意见而相信他，或者假如我恰好在这个问题上花过很多功夫，仔细检查了各方意见及其论证过程，就可能坚持自己的看法

@whigzhou: 啃完半只烤鸭，再说说论证这件事。让我们考虑那些最困难的论证，说它最困难是因为你的听众压根不接受你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用库恩的话说就是你的范式），在他们看来你用的词汇都是无意义的、你举证的方法也不对，最重要的是，你根本没抓住问题的重点！我想说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论证也可以展开。

@whigzhou: 此时，论证的首要任务是让对方接受你的范式，也就是引导他完成范式转换，用心理学术语说，就是格式塔转换。怎么引导呢？考虑一下立体图（stereogram）和歧义图（ambiguous images）的情况就明白了（不了解这两个概念的朋友可以上维基查一下这两个词条）。

@whigzhou: 设想你的一位朋友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立体图，现在你试图说服他相信眼前这幅图里有一匹马，你会怎么做？很明显，你会做出一连串指示：把画举到和眉毛一样高，让眼睛距离它15cm，慢慢眯起眼睛，假如还没看出来，微微转动一下脖子……

@whigzhou: 假如他试了半分钟还没看出来，然后说你在胡扯，你会怎么办？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叫来另外几个人，当他们都宣布看出来了，你就有了一个主流意见，显然，这个主流意见的存在会说服他继续使劲看，而不是简单认为你在胡扯

@whigzhou: 我通过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在开始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常见的那种常规论证之前，需要一些基本前提（在我们的例子里，他至少得具有正常的人类视觉）和预备性论证，这些工作与逻辑完全无关，是一种达成合作的方式，他要么已经接受了你的范式，要么愿意配合你的一系列指示，去尝试转换到这一范式。

@whigzhou: 当然，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著作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个层次上的论证，那是因为每个既已确立的学科，在范式上早已经达成共识，不需要说服谁相信“这幅画里有一匹马”，需要说服的是对一些具体细节的共识，比如“这幅画里有一匹怀孕三个月的母马在向南奔跑”

@whigzhou: 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在范式上的共识很少很弱，因而大量的论证只能停留在这一层次上，通过种种努力，引导对方作出格式塔转换

@whigzhou: 这种努力有意义吗？当然有，想想你第一次看出立体图时的兴奋，就能体会到它的意义

@whigzhou: #读史笔记#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http://t.cn/RhaF5zX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

@whigzhou: 最后两节有点突兀，其实我想说的是（篇幅不够没说清楚）：人们对证据强度的要求，是“他们需要一个判断的迫切性”与“证据之可获得性”之间的权衡，考古学家常依据一块头盖骨、几颗牙齿、几块石头就对远古人类的生活做许多猜测，但没有人指责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迫切希望了解远古生活，而证据又太少

@whigzhou: 这一原则不仅在科学领域成立，在社交、商业和司法领域也成立，比如我要与某人做生意，必须对其诚信有一个判断，但可用信息太少，此时任何微弱线索都会被我利用，这么做是理性的

@whigzhou: 司法也是如此，假设我们必须有一个程序来了断血仇循环（这可能意味着纠纷双方中有一方必须去死），此时任何有助于判断过错的证据都会被利用，因为即便没有任何可用信息，还是有人得去死，再微弱的证据，总比由神裁法掷骰子决定谁去死，要好一点

@whigzhou: 所以，对韦德“缺乏过硬证据”的指责，需要这样一个前提才能成立：你们不应该对制度差异的遗传基础这个问题这么好奇，等证据明确点再说不迟。嗯，这么说是可以的，可是别人对此问题的好奇心有多强，你说了不算，也管不大着，对吧

@whigzhou: 科学与应用 http://t.cn/zWVIgd2 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个问题，大意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legalwolf: 预测不是经济学的任务

@whigzhou: 预测与解释是一码事，拒绝预测也就拒绝解释，任何解释都包含某种一般原理，而一般性即意味着它适用于符合某种相似性的未知事实，除非你否认该一般原理的时间一致性，未知事实当然包括未来事实

@whigzhou: 许多人反感经济学做预测，其实针对的是某些人草率的去预测那些涉及复杂性远远其理论能力的事情，好比仅凭中学水平的牛顿力学去预测飓风走向，当然没戏，但你不能因此说：预测不是物理学的任务

@abada张宏兵: 预言其可预言的，不预言其不可预言的，乃科学也。经济学至少可预言计划经济国家必然穷困衰落，不改革就破产。

@abada张宏兵: 所谓科学就是从大量不可预言的事物中挑选出个别可预言的事物。(假设大部分事情不可预言。）

@whigzhou: 对，那天会后我在饭桌上也是这么说的

@居貲: 不过社会科学有个和自然科学很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多预测本身是可以影响被预测的现象的，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比如指数化年金就加强了通胀预期

@whigzhou: 自我实现预言的特别在于构造了一种自反馈回路，而存在类似反馈回路的系统并不少见，自然科学同样会遇到

@whigzhou: 当时有同学质疑经济学家考虑的因素不全面，我说：伽利略更不全面，都没考虑两个铁球之一可能会被飞鸟撞上

@gd的皮皮虾：理论要有解释力和预见力，比如最近大家讨论的希格斯粒子，标准模型预见了他的存在，实验也基本证明了他的存在。反过来说经济学，解释力都不够强，更别说预见力。主要是经济学的约束条件还是没法更客观，比如对人性的假设，又说人是理性的，有说是半理性的。

@whigzhou: 把你这几句中的“希格斯子”换成“通货膨胀”有何不同？

@gd的皮皮虾: 回复@abada张宏兵:你能找到完全没有管制的经济体吗？你能证明无政府的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吗？

@whigzhou: 你见过任何“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吗？你能证明光速是最快的吗？

@居貲: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研究方法就是对具体进行“抽象”，把影响因素一个个抽掉，直到系统变得可理解为止。实践方法是让具体尽量符合抽象，把事情尽量控制在可理解范围内。

@whigzhou: 是的。不仅是抽象，还有简化

@前去报道：预测和解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把这枚硬币翻过来,往往也并不简单.预测,常常伴随着五常所说的对约束条件的抽象,简化和选择, 这也是需要高度洞察力的艺术活. 此外, 好的解释需要从具体到抽象,固然是大师的干活,从一般性理论到具体预测,是个从抽象中感知具体的功夫,绝大部分人对此毫无感觉.

@whigzhou: 两者难度也是一样的，同样需要“约束条件的抽象,简化和选择”，需要洞察力，之所以某些解释看起来似乎容易些，是因为有人预先已经把它提炼成“案例”了

@whigzhou: 不过，假如拿无条件预测与解释相比，前者难度确实大很多，因为解释任务已经给定了大量条件，但预测也可以是条件预测，那就没有难度上区别了

@IvanZhai 推特：@Vela1680 问题就严重在，现在生育率就达到2，也需要20多年才能形成生产力，晚了！哈哈 这会不光是TG，全体支那人都把自己玩进去了。@whigzhou @学经济家 怎么看？

@whigzhou: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见 http://t.cn/hbPeNK http://t.cn/aBt4ML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为啥很多人楞不明白

@jwyxr 如果抛去对自由的信仰不谈，在人力资源减少的时候，是不是正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好时候呢？

@whigzhou: 人口压力对创新和繁荣的抑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1）劳动边际产出递减导致去专业化和去分工（即内卷化），2）压垮私人产权制度，假如人口逆转是从接近于这种局面的状态（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中）开始的，就会有利于创新，但中国计划生育开始前，我看并非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IvanZhai @whigzhou 随便联想：10-15年后，长江以南会出现不少菲律宾和印尼的工人或家佣，长江以北可能会是朝鲜人

@whigzhou: 我觉得生育不放开的话，移民更不大可能放开，假如生育放开了，境内还是会有几个地区恢复高生育率并有能力输出人口的，至于移民，越南/缅甸人可能比菲律宾人更有优势

@IvanZhai 前天刚跟朋友说，基本不相信任何超过6个月的预测——虽然当时特指的是投资市场，但还是要自我纠正（或者说强调）一下：看人口数据，可以预测一些10年、20年的事情

@whigzhou: 可预测性跟因果关系复杂度有关，跟时间长度未必有关，许多事情长时段上的可理解性和可预见性反而好

@whigzhou: 比如天气，以月为单位的季节波动很好预测，但以天或小时为单位的天气预报则很不可靠

@trustno1v2: 我个人认为,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时间段上的预测，实际上是在谈论不同的问题

@whigzhou: 嗯，有些是这样，比如天气，但有些不是，比如：你很难预测某甲三天后在哪里，但很容易预见他70年后躺在坟墓里

@whigzhou: 不好说，可以肯定的只是人力资源会增值，非人力资产会贬值，生态压力会减轻，至于是否有利创新和效率提升，不好判断，历史上，过高的人口压力确实会抑制创新，但当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皆不同

……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

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中……，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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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其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啥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8]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9]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10]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的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力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的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断难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节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它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总算喷完了，累死了，以后再也不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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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ἰκονομί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2]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3]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也叫边沁主义（Benthamism），经穆勒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4]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5]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是由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学者于18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带领的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6]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7]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8]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No.905）和“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No.1163）。

[9]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10]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我不太确定她说的“自由信仰”是指什么，本来想等她澄清后再回答，不过临睡前转念一想，其实无论她指的是什么，我都很愿意回答，而且我觉得最好连同她没指的那些可能性一起回答，所以还是决定答完再睡，免得影响明天上午的回笼觉。

要说自由主义先得说说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有两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价值观个人主义，先说第一个，它的意思是：将且仅将个人视为行动主体（或决策中心、或合格参与者、或成本/收益计算主体，等等，术语体系不同，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

与此相对的是方法论结构主义，意思是由群体所组成的有机结构才是合格的主体，因而才是分析的对象，离开结构，个人和个体行为无法得到理解。

以前，我是坚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现在，我大概可以被称为多层次结构主义者，不过，我仍然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结构层次，所以大概还可以算是（请原谅这种粗俗的比例描述法，我想不出更好的直观方法）60%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80%的方法论基因主义者（其中的3/4即60%由个人所代理），5%的方法论meme主义者，和20%的方法论超有机体主义者（其中1/4即5%基于meme构造），上述比例只是示例性的，具体比例要按分析的时间尺度来调整。

第二个，价值观个人主义，说的是，个人不应为其他层次上的结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

但我必须马上强调，我不是自找麻烦的个人主义者，或者叫自我攻击型个人主义者，或者用更时髦的说法叫解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喜欢从个人身上挖掘所谓“被基因奴役”或“文化和传统加诸我们的枷锁”之类的东西，挖掘深入骨髓，号称要摆脱所有这些枷锁，找出“真正的人性和自我”，这是幼稚而可笑的，人性就是洋葱，一层层剥完了就啥都没有了。

和他们不同，我坦然接受历史、文化和生活史所加诸我的一切，只要这些让我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即可——不妨称之为“洋葱个人主义”，对我而言，个人主义不过就是：在没有这感觉的时候，受潮流的裹挟而成为集体运动波浪中的一缕波纹，我既本能的、也有意识的抵制这种裹挟。

好，再说自由主义，这个比较容易：

自由主义是关于制度的主义，但我发现，人们在说自由主义时，实际上涉及三层意思，而每个人所用的只是其中一条或两条：

1）我喜欢自由制度本身；

2）我认为，自由制度将导致某种社会状态，而其它制度将导致另一些社会状态，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前者；

3）我相信，假如他们能看到（2）中所说的两种状态，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前一种是更好的。

至于我，我同时持有上述三条信念，应该算是自由主义者吧。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我都挺喜欢的，特别是在04年之前，制度是我愿意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引入是很大的突破，不过，相对于我的期望，它们是不能让我满意的，只能满足我的一小部分解释需要，大致上，他们只能在大的制度框架下解释“小制度”，比如合约安排、交易方式、产权边界和执行机制，等等，但依我看，他们对于“大制度”（比如习惯法、宪政结构、产权起源）和大跨度的经济史，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上述局限其实在张五常身上就表现的很清楚，他把交易费用概念扩大为制度成本，试图以此获得对大制度的解释能力，可是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反而变成虚谈了，无所不包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度量的，因为坏的制度所带来的最巨大的“成本”是让大部分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交易根本没有发生，成本度量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你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评论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许多年前在万科论坛上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了怀疑。

实际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基本上都需要以存在一个大致上有效的市场为前提，即，存在基本的产权制度和自由交易条件，若没有一组相关市价做参照，成本/收益的度量就不可能，相比之下，博弈论的分析起点条件就没这么高。

其次，即便在小制度上，交易费用分析的局限也很大，它无法考虑文化和组织因素，而我认为，这两个因素在制度进化（无论大小）中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同样，相比之下，进化博弈和策略均衡方法可以把这些——本能、文化、信息、互惠、合作、组织、信念、规范——全都纳入分析，两种方法论的前景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从05年之后，我的兴趣就完全转向了另一边，自我感觉收获很大，欣慰的是，最近发现新制度学派里面的人也开始了这样的范式转变，比如Jack J. Vromen在《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合我胃口的纲领，你提到的那几位学者，多半都被在这纲领里安排了相应的位置，不妨看看。（这本书95年写的，中译本03年就出了，不过我去年底才看到）

另外，之前提到过（还有这里）的Avner Greif，也是在方法论上让我眼睛一亮的制度研究者。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和清理过程十分困难曲折，花了好多年（中间得到大诗指点，虽三言两语，却受益终生，在此聊记感激），不是典型，大概也不值得模仿。

多数朋友大概不会有兴趣从休谟甚或柏拉图开始到6、70年代的哲学家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离开某些背景的话我又想不出该如何说明库恩和拉卡托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直接去看科学方法论上的长足进展所结出的一些果实，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体会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价值所在。

以前称赞过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用一专章（第一卷第一章）交代自己的方法论，他的方法论功底确实不错，在汉语作家里不多见，不过这里推荐的他，这是因为他在此章里的方法论交待是“点状”的，他罗列了一些常见的方法论陷阱和自己的处理方式，但没有提供一个可以结构性的框架，可以直接模仿着做。

下面是个人阅读经历中留下印象较深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David Buss的《进化心理学》第二章，他用了36页篇幅来说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结构非常清晰，此书后面谈到的每个理论和假说，都可以在他的四层次框架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参照该框架，假如你要提出质疑，就很清楚要从哪个层次的哪个方向质疑，推翻某个理论/假说将动摇哪些建立在它上面的东西，同样，某个替代方案的提出者将面临何种重建义务，即，假如你不想让位于被替代者上面的结构全部垮下来，你的替代方案需要具备些什么？

第二个是Philip Chase的The Emergence of Culture第二章，Buss那本是为整个一门学科写的教科书，而Chase这本书关于一个特定研究课题（文化起源时间的推测）的考古学专著，所以不会像前者那样弄一个完整的多层次大框架，但他的方法论交待同样很有学习价值，他用了40页篇幅（全书正文才182页），从“文化”概念的回顾厘清、文化的若干识别性元素的界定、这些元素的形式化，到这些元素所预示的考古学实证含义的逻辑演绎，最后得出计算起源时间的具体方法，层层推进，逻辑井然，堪称典范，我打赌，你在现有任何汉语作家的专著里都见不到近似水平的方法论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