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 Lewis Dartnell 的《世界重启》（The Knowledge: How to Rebuild Our World from Scratch），作者给出了一个巨灾之后如何以最快捷的速度重建文明的方案，读序言的时候我挺振奋的，感觉这是个很好的思想实验，沿着它一路想下来，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明历程是如何走过来的，也会对支撑文明的一层层基础元素有更清楚的认识，其实早先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说不定等我老了也会写一本。

而且作者的设定也比较简洁，没有采用其他同类作品中诸如核大战或小行星撞地球之类的起因，而是选择了一场大瘟疫消灭99.99%人口这一设定，这样起始条件就很清楚，避开了各种很可能让讨论无法进行下去的困难。

不幸的是，我最初的好感很快便消失了，从第三章开始，越来越不靠谱，作者脑瓜里确实囤了不少科技知识，所以此书对文科生或许有一些科普价值，可是他对工艺、工业、技术史根本一窍不通，至于社会、经济、组织问题，则压根没有进入他头脑，好像完全不存在，

正因为一窍不通，他推荐的方案极其乐观和冒进，比如食物来源问题，他的方案是农业，而且是非常精细的诺福克四圃制农业，衣物的方案则是羊毛纺织，说到金属加工的时候，竟然一上来就教你怎么制造车床和铣床，而不是锯子和锉刀！我敢打赌，他谈论的那些方法，自己根本没有亲自动手试过，否则怎么会把它们想的那么容易，

最大的毛病是，他完全没考虑时间安排，说了一大堆用这个可以造出那个，却没想过那得花多少劳动时间，这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一个人每天24小时是怎么分配的，完全没有，

别的我就懒得说了，就拿食物这桩头号大事为例，在整个北美大陆只剩下4万多人的情况下，选择农业首先就是个大错误，必须是渔猎采集，因为离开文明条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即便可行也不划算（实际上根本不可行），

还是说一说我的方案吧，灾后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组织一个可靠的团队，这点应该没有分歧，孤身是撑不下去的，然后是准备车辆、枪支弹药和各种给养，灾后几个月内各种物资都会极大丰裕，这些都不成问题，

重要的是第二件事情，（假设你在北美）准备就绪之后，带上队伍直奔西雅图！

为啥是西雅图？因为那里有众多河口，是鲑鱼季节性洄游产卵的地方，历史上，这是整个地球极少数几个可以让狩猎采集者过上定居生活的地方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好的一个），所需要的技术足够简单，都是在石器时代早已验证过的，你只要成功占领了从温哥华到波特兰之间的任何一个河口区，接下去几代人就吃喝不愁了，而且这三个大城市废墟里能够收集到的物资可以让你撑过最初几年的学习期，当然，之后能不能守住它，是另一码事了，考虑不了那么多，

西北海岸还有很多好处，纬度足够高，没有疟疾和各种热带病，同时气候又足够温湿，坚果和水果也很多，另外海岸线足够曲折，有很多港湾，是未来发展贸易的良好条件，

安定下来后，你首先需要学习的技术是：结网，编篓，设置鱼堰，制作鱼叉，捞鱼，熏制鱼干，

在基本食物来源有了保障之后，余下的时间再考虑别的，比如住家附近的园艺农业，饲养猪和鸡，猫狗当然从一开始就需要，养几只山羊可以帮你啃掉周围不想要的草木，再接着可以开始练习狩猎，这很难，起初成功率会很低，头几年别指望靠它吃饱，练习重点可放在河狸、野猪和鹿科动物上，先用枪，逐渐过渡到弩机，梭镖，弓箭，矛，猎网和陷阱，因为弹药最终会耗尽或变质，枪支也会用坏，

话说回来，序言和前两章写的还不错，包括场景设定，各种系统和物资会在多久后瓦解或失效，最值得收集的是哪些物资，哪里可以找到，其中一个我就没想到：乙炔枪（当然还有乙炔瓶和氧气瓶），这是收集金属材料的必备工具，可是，真正的重建工作开始后，就越来越胡扯了。

再说说衣物问题，选择羊毛纺织也是大错特错，就算用羊毛，也不能纺织，而是打毡子，纺织所需要的巨大劳动量根本供应不上，更别提整套机械的维护了，况且哪来那么多羊毛，四圃制根本养不了那么多羊，在人口提高两个数量级之前，必须穿皮毛，而提高两个数量级至少要到第八代，将近两百年后

@O_O远:瘟亿末日，那基本上农田之类都被完好保存了，恢复农业好像还行。毕竟自然没有破坏。纺织有水力应该不需要那么久吧？

@whigzhou: 想的太容易了，别的先不说，种子这一关你就过不去，了解一下当今农民的种子是哪儿来的

第一年，你当然可以从随便一家种子公司的仓库里拿几包种子，假设你幸运的种成功了，把收获的1/5留作种子，心想这么多总够了吧，种下去，日盼夜盼，长不出，傻眼了，这时你才想起这些种系是无法持续繁育的，得找你爷爷辈的老种子，哪儿有啊，种子银行，如果你在北美，可能得跑到科罗拉多去找，可是种子银行里虽然品种极多，可是每个品种量却顶多是以公斤计而不是论吨的，就算你抢到这点种子，这么点量根本不够你练习用的，凭你城里人那细皮嫩肉笨手笨脚，大概率就泡汤了，然后就彻底傻眼了，game over

【2020-12-21】

昨天的话题让我想到了海克尔重演律（Haeckel’s recapitulation theory），重演律的意思是『个体发育史重演种系发生史』，如此表述的强版本重演律已经被生物学家抛弃了，不过，较弱的版本——『进化上较晚出现的特性，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通常也较晚出现』——却得到了较多肯定，而且不止生理特性，类似的现象在心理、行为和文化领域也屡屡被观察到，比如认知技能，社会化，道德心理，都存在重演现象，

依我看，把个体替换为组成社会的群体，重演律在许多方面同样会成立，把一群人扔到一个无人的蛮荒之地，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很可能跟人类曾走过的历程表现出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我说的并不是牛克思那种阶梯式线性进化论（也就是历史决定论），而是一种偏序关系，即，哪些东西不会出现在哪些东西之前，X只有等到ABC都有了之后才可能有，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原则性指导，不排除例外，

一个例子是北美殖民，最早那批清教徒的农耕事业起初是非常失败的，而且失败了好多年，要是光靠种地，早就全饿死了，让他们活下来的是捕鱼，还有收购皮毛卖到欧洲，换来粮食和日用品，

北美由东向西开拓的过程中，处于最前线的，都是狩猎者，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皮毛商，传教士，商贩和店主，土地投机者，而农民则要晚的多，至少要等到商路开通，商贩把东西卖进来之后才可能，否则连个铁匠铺都找不到，没法务农，

上一篇我讲到，食物存储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拓展了生态位，提升了人口密度，降低了游动性，加大了对中心营地的依赖，削弱了基于肉食分享的集体主义，强化了领地性，催生了最初的私人财产权，继而深化了对本地资源（特别是植物和小型动物食源）的开发，而这进一步提升了人口密度，如此循环——循此路径，存储构成了人类最终走向定居文明的关键一环。

然而这些发展远非平滑顺畅，更不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在定居农业出现后的一万多年里，许多族群并未步入这条轨道，比如澳洲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哈扎人和因纽特人，有些走出了一大截，然后就停在那里，比如努米克人，还有些曾经走的很远，却又退了回去，比如美国西南部的一些普韦布洛人（Puebloans）。

这是因为，食物存储（更一般而言，资源存储）对人类心理与行为模式，社会规范与组织，乃至政治结构和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只有当选择压力长时间持续朝这一方向施加，并且至少部分群体产生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种种改变之后，一些社会才最终滑向文明轨道。

抵御诱惑

首先是心理上的，以存储应对季节性波动的策略，要求实践者具有较高的延迟满足能力（delayed gratification），即克制立即满足欲望的冲动，抵御眼前诱惑，忍耐漫长回报期的心理能力，它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明知劳动回报要等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能获得，也愿意在当下辛苦工作，其次，在饥饿或嘴馋时不过早吃掉已经积累的食物储备，或用来保障未来食物供给的其他东西（比如种子、种牛、奶牛、耕牛）。

衡量延迟满足的一个常用指标是未来折现率（discount rate），即为了提前拿到一笔未来（比如一周后的）收入，你愿意接受的最大折扣是多少；尽管影响折现率的因素很多，特别是不确定性：未来收入可能泡汤，许诺可能背弃，我可能没来得及拿到它就死了，或者届时我已不需要或不怎么需要它了（比如我发了笔大财以至让它变得微不足道）……但即便排除所有这些因素，折现率仍然存在显著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黑猩猩或未满四岁的幼儿几乎完全无力抵御眼前诱惑，哪怕只是几分钟，成年人的表现当然好得多，因为我们早已远离了现摘现吃的觅食方式，两性分工，将食物带回营地的需要，食物加工与烹饪，肉食分享机制，以及因烹饪与分享而形成的有固定饭顿（meal）的聚餐模式（家庭聚餐和集体宴飨），都在拉大着食物获取与摄入之间的时空距离。

然而，这些因素所涉及的延迟只有几小时或几天，这对于应付季节性波动的存储策略是远远不够的，为下一季的收获而耕耘土地，为下一季的耕种而除草施肥，为几年后的收获而开垦荒地，为提高未来十几年的工作效率而精心改良一件工具，以及需要在当前投入巨大劳动而成果却只能在未来数十年慢慢收获的挖沟筑坝引水等大工程，都要求着也训练着农耕者的延迟满足能力。

所以和农牧业者相比，狩猎采集者（特别是热带的）在延迟满足上普遍表现较弱，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丛林中的米基亚人（Midea）在狩猎采集之余也种植一些玉米，但他们的种植业极为粗放，烧出一块空地，撒下或埋下一些种子，然后再也不管，直到几个月后回来收获，第二年再种时有些人会把杂草烧掉，另一些连这活儿都省了。

这样产量自然很低，庄稼干死，涝死，被虫吃，被羊吃，被附近农民偷，都司空见惯，研究者发现，只要他们稍稍多投入一点劳动，无论花在除草，犁耕，筑篱，排水，灌溉等任何方面，产量都可成倍提高，超过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狩猎采集的回报，而且他们并不缺乏这些工作所需知识技能，唯一阻止他们加大种植业投入的，就是他们的高折现率：为几个月之后的收获费那么大劲，在他们看来太不划算了。

文化障碍

除了延迟满足的心理禀赋，文化特性也可成为囤积策略的障碍，在哈扎人和昆桑人中，食物分享习俗和平均主义文化使得任何食物囤积都难以发生，昆桑人的营养状况十分窘迫，他们是所有被调查过的人类群体中最瘦的一个，永远都在喊饿，数据也显示他们并未瞎喊：体重指数（BMI）分布低于美国人2.5个标准差，体脂率始终徘徊在生存和生育所需最低限度附近。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个现象：1）和当代温饱国家居民人过中年就发福相反，昆桑妇女一过更年期体脂率就掉的更低（19%以下），2）凡是被发现BMI显著高出平均水平（比如一两个标准差）的个体，都有某种机会获得畜牧产品（主要是牛奶），要么是给邻近畜牧者打工，要么是跟他们有亲属关系，这清楚的揭示了他们始终处于营养匮乏状态——有趣的是，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当初正是在读过有关昆桑人的调查报告后才提出了他的“原始丰裕论”。

可是，他们有着改善其营养状况的明显出路：转向畜牧业；和哈扎人一样，昆桑人几个世纪以来就身处班图族（Bantu）农牧民的包围挤迫之中，并与之频密接触，有充分机会转业，而且他们完全明白畜牧的好处，许多昆桑女孩嫁给了班图牧民，但没有班图女孩嫁给昆桑男人，也有不少昆桑男人替班图人放牧，但向畜牧的转变仅以婚姻、收养、依附等关系在个体层次上零星发生，整个群体的转变很少成功，主要障碍是：在一个食物分享压力极大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社会中，维持必要数量的繁育种畜不被吃掉，实在太难做到了，类似情况也会发生在为种植而必须保留的种子上。

平均主义和蹭讨压力还只是问题之一，食物存储的更多麻烦来自群体外部，食物储备的存在，对偷窃、侵占、抢劫、勒索等行为构成了很大诱惑，假如囤积储备的情况足够普遍，甚至会催生出专门以抢劫勒索他人储备为生的专业团伙，面临这些威胁，如何以成本可行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储备，需要在技术、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结构，乃至制度与法律上发生大量适应性改变，这将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是所有群体找到了解决方案。

在近东、东亚和中美洲等几大农业起源地，在其农业最终走向成熟形态之前，像米基亚人那样三心两意的粗放农业可能持续了三五千年，其间不乏进退反复，而在其他地区，定居农业在尚未成熟之前就被放弃了（当然也有环境变动的因素），或者始终停留在狩猎采集加园艺农业这样的原始状态，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除了偶然性（即众多条件在一时一地的特定搭配），也有一些容易分辨的因素，比如食物类型。

可侵夺性

不同类型食物的保护成本不同，对侵夺者的诱惑强度也不同，人类学家识别出的第一组对比，是种子和块根块茎，前者季节性强且易于存储，后者季节性弱且不易存储，像根茎或香蕉（它是许多热带民族的主食）这样的连续可收获作物，抢劫的诱惑不大，因为每次只能抢到仅供几天消费的库存，其他都还长在土里或树上，得自己动手挖掘采摘。

既如此，还不如在自己地里挖呢，毕竟抢劫的成本也不低，更何况打家劫舍这样的激烈场面中也容不下这种慢活儿，你能想象一群劫掠者趁战斗间隙腾出手去地里挖番薯吗？而且就算真的抢到一大堆扛回家，怎么保存呢？相比之下，种子类作物（特别是谷物）却对侵夺者构成了很大诱惑，收获季过后，一次便可抢到全年的口粮，囤着慢慢吃。

政治学家用“可侵夺性”（appropriability）这个指标来衡量不同食物对侵夺者的诱惑强度，除了谷物，腌肉、奶酪和家畜显然也有着很高的可侵夺性，不难想象，任何将生计建立在高可侵夺性食物之上的群体，必定发展出了某些办法将侵夺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如若不然，他们早就此类食物而另谋他途了。

这些办法可以是技术性的，比如建立隐秘仓窖，这是动物惯用的手段，在有着窖藏习性的动物中，个体之间也常相互偷抢，渡鸦会花很多心思窥探他鸦将食物藏在哪儿，以及防止他鸦窥见自己把食物藏在哪儿，在其他手段不太靠得住的社会（比如许多古代社会），在隐秘位置挖掘地窖以囤积食物也是常见的做法。

防范措施也可以是组织上的，比如建立警戒巡逻机制，新几内亚高地从事园艺农业的达尼人（Dani）会在村庄边缘清理出一条无人区，并设置一串十来米高的瞭望塔，轮流派人警戒，东非的畜牧民族马赛人（Maasai）将部落男性组织成若干年龄组（age set），其中青年组居住在部落领地外围的营地里，承担守卫牧场和反击盗牛团伙的任务（他们也会伺机对其他部落发动盗牛突袭），当然，类似防御措施所保卫的不仅是食物储备，也包括领地权和人身安全。

不过，最重要，对人类命运影响最为深远的防范措施，来自相关文化元素的涌现：承认和尊重财产权的文化气质与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种权利所需要的政治结构与制度安排，诸如与足够强大的职业劫掠团伙达成纳贡-庇护关系，以贡赋换取安全保障，或者基于血缘关系创建紧密合作的家族组织，通过长期联姻结成攻守同盟，以税赋供养武士阶层……正是沿此方向的发展，让长回报周期的迂回生产得以维系，让训练个人抵御眼前诱惑的种种条件持续存在，让高度依赖存储的定居生活得以稳固下来，让社会结构走向复杂化，最终导致文明社会的诞生。

一项基于海量民族志数据的研究发现，农作物的可侵夺性与社会复杂度存在明确的相关性，而对哥伦布大交换之后数百年演变的历时性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发现也呼应了早期学者对热带地区文化普遍欠发达的直觉观察，只是当时人们提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解释。

前载与后载

然而，并非所有季节性强且易于保存的种子类食物都对会文化施加同样的选择压力，如我在前几篇里所谈到，橡实、松子和其他许多坚果都是被广泛利用的易存储食物，许多北美族群甚至以之为主食，而且确实也大量囤积储备，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复杂性，可是，这些坚果却并未像小麦、水稻和玉米等谷物那样，促成其采食者向定居农业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是，坚果和谷物在整个觅食周期上的劳动负担分布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不妨以水稻和松子为例，看看差别在哪里，先考虑采集，水稻觅食流程包括这些环节：收割，捆扎，搬运，脱粒，扬筛，曝晒，包装，储存，（需要吃时）舂捣，扬筛，蒸煮，而松子的流程是：敲落或捡拾松果球，搬运，储存，（需要吃时）脱粒，烘烤松子，扬筛去壳，烘烤松仁，杵捣或研磨，水煮成糊或烘培成饼。

差别在于，水稻的工作大部分发生在储存之前，松子的大部分发生在储存之后，人类学家将前一类称为前载食物（front-loaded food），后一类称为后载食物（back-loaded food），谷物多属前载，坚果都是后载，若考虑人工种植的情况，差距还要成倍拉大，因为谷物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小而矮，而坚果多来自多年生木本植物，植株大，后者不仅种植工作量小，一旦种成，可收获许多年。

这一差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侵夺者，前载食物的价值远超出后载食物，后载食物就算抢到手，其实也没省掉多少麻烦（对于松果球，只省掉了9%工作量，对于橡实，只省掉5%），换言之，同为易保存食物，前载型的可侵夺性远高于后载型，因而两者就食物储备的安全性而施加于文化的选择压力截然不同。

值得玩味的是，决定某种食物前载程度的，不仅是食物本身的特性，也包括处理者的策略选择，松子采集者完全可以把松子加工成糕饼之后再储存，这样不仅节省存储空间，或许还能获得某种规模效益，因为每次只处理几顿或几天的口粮，效率不会太高，可是，除非保障储备安全的文化元素都已到位，没人会这么做，那无异于招引侵夺者，相反，人们会尽可能把食物变成后载型。

多数传统农业社会都会以带壳谷粒的形式保存谷物，但也有例外，吕宋山区的伊戈洛特人（Igorot）收割稻谷的方式就很特别，谷穗是用手掐下来的，连着一截6英寸长的秸秆，掐满一把之后，交给另一人，后者用竹丝将其捆作一扎，每扎直径约一英寸（以秸秆部分计），随后这些稻扎被直接存进仓库，直到吃之前再脱粒和舂捣。

这种做法的效率明显低于先脱粒再储存的常规方法，收割过程中捆扎者与掐穗者的配比约为1:4，这就徒增了25%的收割工作量（虽然常规方法在搬运到脱粒场地之前也会捆扎，但通常都是临时性的大捆，工作量小得多），此外还要加上制备竹丝的工作量，所需仓储空间也数倍于常规方法，唯一的好处是：它降低了稻谷库存的前载率。

这一点对伊戈洛特人可能十分重要，因为尽管他们是定居农耕者，但和其他许多生活在褶皱地带——高加索、比利牛斯、巴尔干、赞米亚（Zomia）、新几内亚高地——的族群一样，直到十分晚近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离开自己村庄就毫无安全保障，他们尤以猎头（head hunting）习俗而闻名，将猎获的人头挂在村口杆子上，以此树立自己的凶悍声誉，吓退潜在的入侵者，不难想象，在如此缺乏安全感的境况下，降低食物储备之可侵夺性的需求有多迫切。

文明试金石

基于前载率和可侵夺性的分析，同样可运用于食物之外的资源，所谓资源诅咒，涉及的都是可侵夺性极高的资源，特别是质量高度标准化的大宗物资，这是因为，发达的现代商品市场已将此类商品变的极度前载，有了标准化合约、第三方仓储和高流动性的大宗现货市场，像石油、棉花和铁矿石这样的商品随时可以脱手，侵夺劫掠者无须再负担位于存储之后那些工作环节，试想，假如存在一个高流动性的松果球市场，那么劫掠松果球就会和劫掠稻米一样诱人。

高度前载化的资源或商品，堪称一块文明的试金石，它考验着一个社会是否已在心理上、文化上和制度上为现代文明生活准备了适宜条件，石油诅咒了委内瑞拉，却并未诅咒美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这块试金石也曾考验过无数社会，那些经受住了历次考验的社会，最终走向了文明，未来，它仍将反复考验迄今还幸存着的社会。

我之所以将存储问题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我看来，文明的全部要义，一言以蔽之，便在于“可积累性”（accumulability），假如每一代人在离世之际除了即将入土的骸骨之外留不下什么东西，那么物质文化便无从增长，假如他们的全部经验与技能都随其肉体而消亡，那么知识积累也无从谈起，假如文化/社会结构总是在周期性动荡中被反复摧毁，而每次重建都无缘从历史记忆中得到任何滋养，那么复杂性提升也难以出现，总之，离开可积累性，所谓文化棘轮（cultural ratchet）就只是在空转。

狩猎采集者迁移营地时，每位成年人携带的物品通常少于10公斤，15-18公斤已是极限，他们不可能积累起多少东西，雪橇、草撬、独木舟让搬运能力有所提高，因而其拥有者的文化也更复杂，但这些工具只适用于部分地区，中心营地的发展提升了积累倾向，但无人留守期间的安全问题使得这一提升极为有限。

只有当人们定居下来，有了定居点这个外部存储器，代复一代的资产积累才得以启动：改变地貌，改造植被，建造永久性居所，作坊，仓库，神庙，排水引水系统，防御设施，道路……所有这些工作，对于一个临时营地都是毫无意义的；定居，而不是动植物驯化，才是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而最初推动这一转折的，正是储存食物（特别是前载食物）的需要所施加的选择压力。

不妨对照游牧民族的历史，蓄养牲畜其实也是一种储备食物的方式，而且牲畜是高度前载化的，相互偷盗牲畜和防范偷盗始终是游牧生活的一大主题，正因此，游牧者的文化与社会复杂度远高于游动性狩猎采集者，借助马匹、骆驼和牛车的驮载与牵引能力，他们积累物质财富的能力也相对较强。

然而，牲畜这一食物储备有个独特之处：它们长着脚，可以自己走路，因而这一储备物并未像谷物那样对定居产生强烈需求，相反，草场的负载能力和冬季转场的需要使得游动放牧更有优势，于是他们始终没有定居下来，长期停留在半开化状态下，并时常成为游荡于定居文明边缘的一股寄生性和破坏性力量，尽管这股力量所引发的反应或许促进了定居文明的某些发展，但那不是他们自身的成就。

或许未来某一天，当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艘千吨级游艇时，可积累性将不再那么依赖定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文化棘轮的持续转动完全归功于定居。

参考资料

Nancy Howell – Life Histories of the Dobe !Kung (2010)
Frank Marlowe – The Hadza (2010)
Douglas J. Kennett & al. –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2006)
Jared Diamond –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2012)
Robert L. Bettinger – Orderly Anarchy (2015)
Joseph L. Lekuton – Facing the Lion (2003)
Albert Jenks – The Bontoc Igorot (1905)
Joseph Henrich – 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 (2015)

Future Discounting in Congo Basin Hunter-Gatherers Declines with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575175/

Hunter-gatherers doomed to fail marshmallow test
https://www.winnipegfreepress.com/opinion/analysis/hunter-gatherers-doomed-to-fail-marshmallow-test-136363738.html

Cereals, appropriability, and hierarchy
http://www.voxeu.org/article/neolithic-roots-economic-institutions

Wikipadia: Delayed gratification
Wikipadia: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whigzhou: 个人主义必定伴随着对抗性，否认对抗、讲究隐忍退让、一团和气、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为此诉诸权威以压制对抗、抹除差异的群体，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是容不下个人主义的，我们不能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否认对抗，而只能在承认对抗的同时设法学会以诚实、体面、守信、有尊严的方式处理对抗。

@whigzhou: 至于从何时开始、在何种程度上将孩子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对待，我的看法是分年龄段逐步推进，并鼓励孩子证明自己已配得上更高一级的对待，最终在某个时刻承认其自由人的地位，至于我家的猫，则注定只能永远处于我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

@rainbowend:把儿童培养成成人的一大目标就是让他像个人一样为自己争取利益表达诉求， 同时也学会有礼貌的沟通达成妥协吧。把这说成对抗性也太怪了

@whigzhou: 把礼貌和对抗对立起来才叫怪，两支球队可以很有礼貌很讲规则很有尊严的进行对抗

@whigzhou: 自由主义者最具误导性的一句格言是，人生而自由，要我说，“人生而为暴徒”更接近真相，自由是已经学会收好爪子的好猫们所创造的俱乐部公共品，加入这个俱乐部的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既要学会收好爪子，否则就是暴徒，又要学会在必要时挥出爪子，否则便是奴隶。

@whigzhou: 文明社会驯服暴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权威主义的压制和惩戒，让暴徒了解不收好爪子的惨痛代价，二是对合作性的社会奖励机制，让暴徒意识到，收好爪子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能带来合作收益，第一种方式导向专制社会，第二种导向自由社会。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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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托派的李二锅 我大清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拿得出手的辉煌盛世，非要抱贼秃驴的大腿说明您大脑该上上油了。

@whigzhou: 所谓盛世不就是把专制推向极致，士大夫人格尊严降至最低嘛，电报出现之前，帝权没法比这更专横了

@whigzhou: 周亡之后，帝国盛世不少，开明时代也不少，但唯一称得上开明盛世的，只有两宋，当然，帝权爱好者最鄙视两宋了

@whigzhou: 推崇汉武、唐宗、朱和尚、满清、蒋氏民国的，都是帝权爱好者，自由爱好者喜欢的都是春秋、窦后、魏晋、两宋、北洋，简单粗暴的划分，但挺有效。

@whigzhou: 许多征服者民族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但也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即便征服者在人口上处于极大劣势，也可能让被征服者接受其语言，比如阿拉伯，区别可能在于文字，以及以文字为载体的经典和成文法。

@人格显示器: 大部分时候文明征服野蛮，会带入先进的文化。而野蛮征服文明则往往被同化。阿拉伯的反例，也许是因为其邪教性质的关系。其手法类似传销

@whigzhou: 不是很同意，阿拉伯征服者虽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的部落社会，但征服团队本身并非草莽，而是一些武装商团，文化素养不算低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本文谈谈第二点。

关于国家起源，传统的解释通常基于剩余和再分配：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带来剩余，而定居又让剩余积累成为可能，此时部落中的大人物便有机会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并利用所控制资源供养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阶层，于是大型永久性建筑、复杂昂贵的工具和武器、文字、艺术等等需要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文明产物便涌现了。

但剩余假说有个根本漏洞：生产率提高未必带来剩余，更可能被人口增长所耗尽，历史上多次生产率跃进仅在起初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随后又因人口扩张而再度去分工和去专业化（也即内卷化（involution））；而反过来，生产率不提高也未必不能创造剩余，一些技术原始的渔猎社会也有大量剩余产品，并促成了奢侈品消费和阶层分化。（我在《专业化的起源：剩余vs占有激励》中更仔细的分析过这一点，可参考）

其实，让控制剩余从而供养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行的，不是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率，而是农业的定居和季节化特征，这两点为有组织的暴力掠夺活动提供了条件；在狩猎采集时代，食物生产的地点和时间皆高度分散和不确定，且收获与消费几乎同步，因而掠夺的收益率并不比自己去打猎高，而定居农业将产出集中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掠夺变得更有利了，而农业村落为了防卫也必须供养职业战士，于是便推动了掠夺团伙和村落争相发展自己的攻防和组织合作联盟的能力，或许最终推动了国家的起源。

可是，掠夺与防卫竞赛只能解释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的能力，却未能说明为何这些能力会被用来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用来生产各种文明产物？

里德利则颇具启发性的将考察国家起源的视角转向了贸易：贸易推动地区间分工，进而推动专业化，让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而商业活动的记账和契约需要促成了文字的起源；这一转向很有意思，似乎可以避开许多困难。

实际上，有许多强烈迹象表明，国家起源很可能与贸易存在密切关系，出现于苏美尔的已知最早城邦，已被确认为一个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所支撑的城市，而已知最早文字的主要用途，正是苏美尔人的商业和金融记账；阿兹特克帝国的经济基础直接建立在对地区间贸易的严密控制和垄断之上，中国第一个拥有文字的王朝殷商，也很可能以工商业而非农业为其权力基础，甚至“商人”这个词也源自该王朝的名号。（限于篇幅和专业能力，我直接陈述这些判断而没有罗列证据，反正不当作定论就是了，下同。）

以农业解释国家起源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农业未必与定居同步发展，早期农民由于缺乏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更可能是游耕的，黄河流域的农业可能直到春秋之前仍采用游耕模式，而城市和城邦则早已出现，这就给国家起源的商业解释留出了空间；实际上，假定早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手工业和商业，与既有考古证据也是相容的。

或许有点违背直觉，早期农业社会比后来更成熟的农业更依赖地区间贸易，因为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控制和适应能力尚未成熟，农业村落的产品结构和产量稳定性都难以独立维持生存所需，需要与外界维持一个较大的贸易量；比如，在学会牧场与耕地恰当搭配轮作之前，可能需要进口肉食，再如石器工具远不如金属工具耐用，需要持续稳定的石器供给，而适合做石器的石料并非随处可得。

像欧洲中世纪早期那种自足程度很高、只须极小贸易量即可自我维持的庄园，其实需要大量农业知识的积累，以及技术与工具的长足进步，才能在谷物、肉食、饲料、纤维、建材、燃料、工具、水源等等资源和产品结构上实现完美搭配，在起源之初是难以做到的，或许，正是农业起源催生了贸易需求，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两者继而又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诞生。

那么，这两种动力中，哪个更关键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将组织和创建国家视为一桩生意，看看何种商业模式更可行；前面提到，农业的定居化和季节性为掠夺和占有提供了激励，但以早期农业的人口密度，要供养一支上百人的队伍，需要控制数百平方公里的领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在当时的武器、交通、通讯和组织手段下，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既然能组织起这样一支队伍，用它来控制若干原料产地、维持几条贸易线路、建立几个手工业和交易中心，倒可能容易一些，因为这些活动在中地理上呈相对集中的点线分布，果若如此，我们不妨设想，早期城邦的创建者，正是这样一些武装贸易组织；并且这一设想与农业解释可以并存：贸易带来的收益为组织提供控制和占有领地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令其不仅能够垄断领地内的大宗贸易，还能向农民征税。

国家的这一起源路径，似乎也得到一些事实的印证，各大文明的国家发展史中，城邦常先于农业领地而出现，而这些城邦的工商业规模，常大得与其人口和领地规模不相称，埃及或许是个例外，那大概是因为其农业因集中于狭长河谷而容易被控制；中古到近代航海殖民者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们首先建立的是卡法、果阿、澳门和香港这样的贸易据点，很久之后力量足够壮大时才寻求进入腹地，由华人武装海商在婆罗洲建立并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兰芳共和国，起初也只是个商业城邦。

话说回来，尽管从贸易角度考察国家起源是有益的，然而里德利看待商人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却过于理想化了，他将商人视为分工与交易的推动者，而将国王视为跟在商人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而实际上，在国家建立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中，平民商人和武装劫掠者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当时的人也不会做这样截然分明的自我定位，这是久已习惯了生活于国家秩序之下的现代人的偏见。

在部落时代，人们对待自己人、与本部落有结盟关系的友邻部落成员、陌生或敌对部落成员的态度完全不同，原则上外人都是敌人，想获得陌生部落的产品时，是对等交易还是暴力抢夺，全看当时的风险、时机和力量对比，因而地区间跨部落的运输和贸易将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保护自己免遭抢劫、被交易对手公平对待、确保契约得到履行，都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正如近古东南亚海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下，商人都依靠自我武装并结成互助联盟，而这些武装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能逐渐从具体的商业经营中脱离出来，而专以提供保护和秩序为其盈利基础，最终发展成为国家。

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商业组织先于暴力组织而发展，并因而认为和平交易是人类更古老更牢固的本性；更可能，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武装组织与商业活动互为支撑、同步发展，直到国家成为一种以领地和税收为基础的普遍秩序提供者，商业才从中脱离而成为平民活动，这也意味着，在交易和掠夺之间，人性并不更偏爱其中任何一种，全看特定制度条件和博弈格局下怎么做更有利，对此过于乐观反倒是危险的。

1）人属确立：前梯格林/拜伯冰期，约200万年，即第四纪更新世（Pleistocene）的开端，图10.2/10.6，旧石器制作、手的进化、脑容量的第一次暴增，人属（Homo）确立；

2）现代智人确立：萨勒/里斯冰期，约25万年前后，图10.2/10.6，语言起源、脑容量第二次暴增，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确立；

3）走出非洲：约6-8万年前，这个时间目前好像还有些争议，按6-8万年前这个偏晚的估计，在威克塞尔/武木冰期（即末次冰期）的前半段，按8-15万年前这个偏早的估计，在艾米间冰期的末段，无论早晚，都在温度下行段，图10.2/10.6；

4）定居农业：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又译幼多瓣木期），约10800-10000年前，第260页，此时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在黎凡特地区（Levant）起源；

5）国家和文字：BC3400，图10.25，这是两河文明（Mesopotamia）与埃及文明王朝时代（Dynastic Egypt）的开始，也是国家和文字的起源时间；

6）希腊和中国的古典黄金时代：BC800-500，图10.25，第一启蒙时代；

7）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AD1300-1850，小冰期（Little Ice Age），图10.25，印刷术、文艺复兴、大航海、启蒙、科学、资本主义；

除了热带干旱区域之外，寒冷对人类通常意味着环境条件恶化和食物短缺，莫非这些都是危机导致突破性发展的案例？还是我的幻觉？